現代漢語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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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漢語論文范文第1篇
饒勤在首都師范大學學報上發表《現代漢語擬聲詞研究綜述》一文，以《馬氏文通》為始將發表的有關現代漢語擬聲詞的著作論文進行概述。論文將這些擬聲詞研究分為三個階段：1898～1949年、1950～1990年及1990年以后，認為前兩階段“擬聲詞經歷了從附屬于其他詞類到獨立列為一類的過程”，第三階段以熙《潮陽話和北京話重疊式象聲詞的構造》、孟琮《北京話的擬聲詞》和馬慶株《擬聲詞研究》等三篇論文為代表，開拓了將漢語擬聲詞放在語音系統中進行分析的視角。
綜述中圍繞擬聲詞的詞性及其句法功能的問題，認為擬聲詞的詞性問題直接關系到對擬聲詞語法功能的認識。但事實上現代漢語擬聲詞的討論不僅局限于此。正如漢語方言的研究，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將方言系屬問題作為爭論的焦點，這種一開始就確立了某種方言系屬權威性的作法，會導致其后的調查研究局限在某個框架內，從而限制方言研究的靈活性。真正有價值的研究應將精力放在漢語各方言特別是一些瀕臨消失或者具有混和性質的方言特點的探討上，構建新理論。擬聲詞研究也應如此，詞性問題固然重要，但擬聲詞特殊性質的討論更有意義，因此探討擬聲詞應從多方面角度進行。
就普通話擬聲詞自身結構特點的研究，目前探討的范圍主要有四方面：（1）詞性問題；（2）構詞方式；（3）語音形式結構；（4）修辭功能。而漢語方言擬聲詞的研究多有異同。
二、現代漢語方言擬聲詞的研究
1.現代漢語方言擬聲詞研究的總況。方言擬聲詞研究從80年代才剛起步，至近幾年才逐漸展開，但發表的文章并不多。由李榮主編的《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系列共收集了全國四十多個方言點的詞匯，其中也包括擬聲詞的材料，但并無專門的著作文章對這些方言的擬聲詞進行分析探討。
更多的文章將擬聲詞作為一種構詞法平面描寫，如《獲嘉方言的表音字詞頭》《歙縣方言的AAB、BBA式結構》《略論廈門話的構詞手段和方法》《閩中、閩北方言的分音詞》《聞喜方言中的“圪”與“古”》《夏縣話里“圪”的用法》《大同方言中的“圪”“忽”“達”綴詞語的附加意義》《武寧話的重疊式》《宜都話的兩種狀態形容詞》《宜昌話“AA神”式論析》《汩羅長樂話中的“AA哩”重疊式》等。這些論文僅介紹某一方言擬聲詞的構詞形式，并未對該方言擬聲詞的整體特點深入探討，因此也只能作為一種方言調查材料。
專門對方言擬聲詞進行理論探討的文章是從《潮陽話和北京話重疊式象聲詞的構造》和《北京話的擬聲詞》兩篇相呼應的文章開始。但這些研究并未被馬上繼承，直至《吳語擬聲詞的狀態標記“叫”》《潮陽方言的象聲詞》以及中國社科院王曉君的博士論文《漢語方言擬聲詞調查與研究》等文章的出現，使語言學界才真正開始關注漢語方言擬聲詞的研究。
2.現代漢語方言擬聲詞研究的具體方面。（1）構詞法描寫。與普通話擬聲詞研究相似，大多數方言擬聲詞的研究都局限于特殊構詞法的描寫及語法功能的簡單介紹：
例如山西大同方言中以“圪”為前綴的“圪A”和“圪A圪A”兩種構詞法；聞喜方言以“古”作為詞綴的“古A”“古里古A”“古古AA”等結構。吉林方言的“一AA”式和“一AB”兩種格式中各字的聲調是固定，為“一35A51A0”“一35A51B0”。安徽歙縣方言主要結構為“擬聲詞A＋動詞性B/形容詞性B”的“AAB”式和“動詞性B/形容詞性B＋擬聲詞A”的“BAA”式。江西武寧方言為AA式、ABAB式和AABB式，僅作狀語和定語。湖北宜昌方言的結構為雙音擬聲詞加后綴“神”，主要充當補語和謂語；宜都方言也有“AAs?圮n”式的重疊式擬聲詞。湖南汩羅長樂方言主要以“哩”為后綴，結構為“AA哩”，語音為“中重輕”的格式。廈門方言的結構則分“一字格”“二字格”“三字格”及“四字格”，等等。
這類文章對擬聲詞的討論較拘泥，僅從字面構詞的特點進行描寫，未對這些擬聲詞具體特點進行研究，因此無法揭示出該方言擬聲詞在詞法和語法的特殊功能。
（2）詞匯化。隨著詞匯化語法化在語言學界的興起，方言擬聲詞的研究也開始關注詞匯化。在調查中發現某個方言中存在著幾種不盡相同的擬聲詞格式，或者幾個方言中存在著相似或相異的擬聲詞格式，若將這些格式對比分析，往往可能發現不同擬聲詞之間親疏關系，從而可揭示出某類擬聲詞形成的歷史過程及其所屬的階段特征。這樣，一些論文開始從這種動態研究的角度對擬聲詞構詞特點進行解釋。
江西贛語新余方言介紹了三種格式：重疊式、A沙式和AA叫式。文章指出AA叫式擬聲詞與普通話不同在于，“叫”在新余話中已語法化為一個詞綴。通過對比贛語吳語中AA叫式擬聲詞在語法語義上的差異，試圖解決“AA叫”式語法化的歷史過程。
北部吳語嘉善方言中的擬聲詞的狀態標記是“-叫”，文中指出雙音節擬聲詞與“叫一記”在組合的過程中日趨緊密詞，并發生詞匯化，“一”語音弱化讀輕聲，所有后附于擬聲詞的“叫”都可以用“叫一記”來替換，而語義沒有變化。所以，文章認為，“叫”已經語法化為一個狀語標記，而“叫一記”則在使用中詞匯化，也開始逐漸接近于一個狀態標記。這些論述揭示出吳語中這兩種擬聲詞所形成的不同階段和相互關系。
（3）語音層面分析。擬聲詞最初表達的是要摹擬自然界某種聲音的某些屬性，本質上與聲音密切相關。因此，人們開始關注各方言擬聲詞在語音和韻律上的獨特之處，這把對擬聲詞的認識推進了一步：河南獲嘉方言中的擬聲詞的詞頭是一種表音字，擬聲詞若以這類詞頭為第一音節的時候，第二個音節的聲母和韻母就會受到嚴格限制，但文中對這種限制并未進一步討論。閩中閩北方言的擬聲詞中存在著一種分音詞，將一個音節分成聲母韻母兩個部分，“這兩個部分又各自擴充為一個獨立的音節，第一個音節與原單音詞雙聲疊韻，第二個音節與原單音詞疊韻。聲母固定為1，并且新的兩個音節均與原單音節詞同調”。
馬慶株以北京話擬聲詞為案例，利用數量統計的方法，從音素的角度切入，把擬聲詞看成一個語音單位，根據北京話擬聲詞的發音機制，分析了各擬聲詞聲母韻母各自的特點。研究發現這些擬聲詞的聲母多以塞音邊音塞擦音充當，韻母多為無韻尾，有韻尾則多以ng尾為主的客觀情況，并通過對不同音節中各相應的語素進行對比，總結了不同音節聲母和韻母的特點及各自之間的相互關系。同時，文章從音素的角度看待重疊，得出變韻重疊（語素重疊）和變聲重疊（音節重疊），這些變形重疊后的完全再重疊就發展至文字形式上的擬聲詞重疊。
張盛裕對粵東閩語潮陽方言擬聲詞的研究同樣以音素為單位。他指出除了無固定格式的純粹模擬聲音的結構外，潮陽話主要有①A下叫，②AA叫，③IA叫，④IA1A2叫四種格式。其中，后三種格式在語音上各有規律，除去詞綴“叫”，擬聲詞每個音節的聲韻調有固定的音變規律，并重點論述④式擬聲詞的語音結構中聲母與韻母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文章也運用統計學方法，對調查到的所有擬聲詞的聲韻調出現的頻率進行統計比較，并聯系人類發音機制特點進行解釋。
王曉君通過170多個詞條將調查所得的53個方言點的材料進行分析，從聲韻調三個方面，對漢語方言的一般擬聲詞、摹擬動物叫聲的擬聲詞和使喚動物聲的語音使用做了較為詳細的描寫，總結出一些具有普遍意義的語音規律。此外，論文將擬聲詞的音節分為主音節和次音節（包括襯飾音節、衍生音節、前綴音節和后綴音節等），并運用主音節和次音節的概念分析了漢語擬聲詞的韻律構造。
以上的文章都運用了統計學方法對擬聲詞聲韻調等各個音素進行了頻率統計分析，這是以往擬聲詞研究中所不曾運用的方法。擬聲詞一般是用來模擬自然界的聲音，人類選擇以哪種語音表示哪種自然界事物的聲音通常也帶有隨意性。但是語言又是約定俗成的，在任意選擇語音的同時，又受到人類自身的認知及所處的語言環境文化背景的制約，具有某些優選的規律性，顯示出語言的排除機制。用統計數據分析的方法事實上是將擬聲詞的研究與普通語言學研究結合起來，從方言中一些現象總結人類對語言的選擇方式和接受程度。
三、研究方法的總結
現代漢語方言擬聲詞的研究起步較晚，這與方言調查的開展有很大關系。在很長一段時間現代漢語方言擬聲詞研究只重視語法結構描寫以及在普通話擬聲詞的研究模式下進行兩者對比，并沒有立足方言自身內部特點的探討。此外，對擬聲詞在語法修辭上描寫也過于籠統。事實上，方言擬聲詞的研究應有自身的特色，可從多角度展開探討。
1.歷時研究。由于擬聲詞是用自己的方言去模擬某種聲音，這種模擬必然帶上主觀性。這種主觀性，從音素到音節到字詞，都受到形成該方言的社會心理文化意識影響，因此，不同的方言都可能具有不同的格式。然而，語言的接觸語言的滲透使得一些方言帶上相似的語言現象，系屬相近或同屬一方言的方言小片中的許多語言現象都具有相同的特點。將這些特點系連在一起，則可能為某種語言現象展示了一個歷時的動態過程。王福堂①從方言語音演變中得出：“多數方言中音變過程完成后，原來的具體情況已經不復可知。需要借鑒其他方言的情況才有可能對音變過程的某些階段加以復原”。方言擬聲詞的研究同樣具有歷史性。例如吳語、贛語、閩語中都存在著以“叫”為后綴的擬聲詞結構，但在語法上又有差異性。從歷史移民的考證中，古代時就存在著一批移民從長江中下游區遷往江西最后再遷至閩地的歷史情況。擬聲詞在某些方面的一些相似的特點，是同源的關系，還是僅為偶合，這需要結合文化歷史的進一步證明。可見，將不同方言中擬聲詞的結構特征串連起來，能為歷史語言學的研究提供語言事實材料。
從歷史層次上分析，突破了擬聲詞僅關注平面研究，從而把擬聲詞的研究引進歷史變化發展的動態立體研究中，對于認識漢語擬聲詞的特點有著重要的意義。
2.語音韻律研究。國外擬聲詞的研究一般從音素入手，而現代漢語普通話擬聲詞的研究更多的是注重字詞組合上的結構。漢字是一種方塊文字，這讓漢語研究者通常關注以字為單位符號的漢語，著眼于字面上的漢語，忽視語音層次上更具有變化意義的語言價值。與其他詞類相比，擬聲詞之所以具有特殊性，就是因為它是以聲音作為產生載體和條件，因此對語音深入探討才是真正認識擬聲詞特點的研究。
石毓智②以廣泛存在于各方言的擬聲詞、聯綿詞和分音詞為基本材料，提出大音節結構這種韻律單位，認為在這個結構中，音節與音節間相應的位置上的音素有著相互制約的關系。他從普通話擬聲詞中歸納出五條音節配合規律，然后從歷史材料及閩語吳語等方言材料中印證了這些原則。這種從音系學和韻律的角度探討了擬聲詞及其相關的問題，為進一步認識漢語方言擬聲詞的共性及擬聲詞的本質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
由最小的語音單位分析至詞組合層級分析法，事實上與國外語言學研究方法接軌。擬聲詞的研究，無論是普通話還是漢語方言，都應跳出字詞上的局限，將語音引入，結合詞法語法進行研究。
3.類型學研究。漢語從古代開始就存在著各種方言，千年來各方言自身變化不斷，同時又相互影響相互滲透，類型各異。漢語方言的豐富性，不僅數量上而且類型上也為漢語的研究提供大量了的語言材料。從類型學的角度研究擬聲詞，是對漢語擬聲詞認識的總結。
方言擬聲詞的調查研究目前尚未深入展開，但已初步總結出一些類型，包括：各種沒有固定格式的純粹模擬聲音的結構、重疊式（常式和變式；單音節、雙音節和多音節）、詞綴式（前綴、后綴和鑲嵌詞綴等）、分音詞等。可見，除了字詞上的格式外，我們更應將語音和詞匯化引入，從微觀的動態中進行研究。
隨著方言擬聲詞調查的廣泛展開和深入探討，不同類型的擬聲詞結構將被逐漸揭示出來，這就為語言類型比較的提供了大量的材料，這種類型學的研究角度研究應該成為方言擬聲詞研究的重要方向。這對進一步揭示和認識漢語擬聲詞的特點，具有重要的價值。
［論文關鍵詞］方言；擬聲詞；構詞法；詞匯化；語音韻律。
［論文內容摘要］本文從現代漢語方言擬聲詞研究的三大方面：構詞法、詞匯化及語音韻律對近幾十年漢語方言擬聲詞研究進行歸納與評述，揭示歷史研究、語音研究及類型學研究對方言擬聲詞研究的重要性。
注釋：
①王福堂：《漢語方言語音的演變和層次》第21頁，語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②石毓智：“論漢語的大音節結構”，載《中國語文》199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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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漢語論文范文第2篇
論文摘要：用計算機來處理漢語信息包括“字處理”、“詞處理”和“句處理”三個階段。“句處理”是實現自然語言的處理與理解這一關鍵性的技術難關。其中遇到的問題比較多：詞性的判斷；短語、句子的結構分析；歧義現象分析等等，最根本的方法是語言學家盡可能地把語言中的這些現象通過歸納、分析、總結出規律，再用形式化的方式描述出來，以便利于計算機處理。
用計算機來處理漢語信息，就是漢語信息處理，又稱中文信息處理。中文信息處理包括“字處理”、“詞處理”和“句處理”。“字處理”、“詞處理”分別與漢字和詞匯有關，在此主要談談“句處理”。
句處理的主要內容是，怎樣使計算機理解自然語言(如現代漢語)的句子的意思，又怎樣使計算機生成符合自然語言規則的句子。“句處理”所需要的語言知識，將是一種涉及到語音、語義、語法、語用等諸方面的綜合性知識。目前。大家都深感現有的關于漢語的知識遠遠不能滿足中文句處理的需要。單就句法方面的情況說。在中文信息處理過程中將會不斷遇到我們想象不到的問題，許多問題在人看來還是比較容易解決的，但計算機就解決不了。也有一些問題，本身在學術界就有不同的觀點，那么，就給中文信息處理增加了更大的困難。
用計算機來處理中文信息，遇到了很多困難，從現代漢語語法的角度來看，主要有以下一些問題：
一、詞性的判斷
由于漢語缺乏形態。漢語的詞性判斷主要是根據詞的語法功能，不同的詞，詞性意義可能不同，同一個詞出現在不同的地方，詞性意義也可能不同，漢語中，大多數詞有固定的詞性，但有些詞的用法比較特殊。例如：
1.他花了十塊錢買了一盆花。
2.你用那個鎖把門鎖上。
3.他比雷鋒還雷鋒。
這三個句子中分別有兩個“花”、“鎖”、“雷鋒”。但它們只是音同、形同，詞性和意義都不同。句子1中的第一個“花”是動詞，“花費”的意思，第二個“花”是名詞，“植物”的意思。句子2中的第一個“鎖”是名詞，即“鎖子”的意思，第二個“鎖”是動詞，是“鎖住”的意思。句子3中第一個“雷鋒”是名詞，表示人名，第二個“雷鋒”是形容詞，表示“雷鋒的精神、品質等”。具有一定語言知識的人大體上都能分清它們的區別。從傳統語言教學的角度來講，句子1中的兩個“花”是詞形、讀音相同，但詞性和意思都不一樣，且兩個“花”的意思之間沒有聯系，所以屬于同音詞。句子2中的兩個“鎖”，也是詞形、讀音相同，詞性和意思都不一樣，但兩個“鎖”意思間有聯系，所以屬于兼類詞。句子3中的兩個“雷鋒”詞形、讀音相同，詞性和意思都不一樣，意思也有聯系，但第二個“雷鋒”屬于詞類活用。ⅲ從教學的角度看，這種分類比較細致，便于人們的理解和掌握，但是，從中文信息處理的角度來看，這種分法太細，不便于計算機掌握。
目前，在中文信息處理中，是這樣來定義兼類詞的：亢世勇認為“兼類詞有廣義兼類詞和狹義兼類詞。廣義兼類詞就是中文信息處理中所說的現代漢語的同形詞，對于計算機而言，只要詞形相同，不管讀音是否相同、意義是否相通，是同形異音詞、同形同音詞，還是一詞多義、一詞多種用法，都是相同的，都要從多個當中選一個。狹義的兼類詞就是指一般的現代漢語著作定義的，‘同形同音、意義上有一定的聯系，且具有兩類或兩類以上詞的語法功能的詞”’。陸儉明認為，兼類詞是“指同字形、同音而意義不同或詞性不同的詞”。如果按這種定義理解，以上三個句子中的兩個“花”、“鎖”、“雷鋒”都可以稱之為兼類詞。因為，中文信息處理的目的是讓計算機能根據具體環境判斷出詞的詞性，從而準確理解其中的含義就可以了。盡管如此，但是，漢語詞類是多功能的，一類詞不需要發生詞形變化就可以充當不同的句子成分，不同類的詞可以充當相同的句子成分，這樣就給兼類詞區分帶來了更多的麻煩。因而，兼類詞的選擇是計算機詞性自動標注的一個“瓶頸”。盡管信息處理專家運用了規則排歧、統計概率排歧或者兩者結合起來等多種方法進行排歧，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種方法、一種系統能夠徹底解決這個問題。
二、短語、句子的結構分析
由于漢語缺乏形態。所以。語序和虛詞成了漢語中表示語法的主要手段。有些短語、句子的結構不好理解，需要形式和意義結合起來分析。例如：
a組：a。陜西+甘肅+寧夏 (“陜西+甘肅+寧夏”三者為聯合關系)
b.中國+(北京+陜西)(“中國”與“北京陜西”是偏正關系.“北京”與“陜西”是聯合關系)
c.中國(陜西(西安))(“中國”與“陜西西安”是偏正關系，“陜西”與“西安”也是偏正關系)這一組中的abe三個短語對人來說，都很容易分清楚，但計算機目前還很難區分,要讓計算機分辨清楚，就得把三個處所名詞組合在一起構成a類、b類、e類不同關系的條件與規則研究清楚，并將這些條件與規則加以形式化輸入到計算機內。
b組：開始討論(述賓關系)分析研究(聯合關系)研究結束(主謂關系)
取下來(述補關系) 看完再說(連謂關系) 叫他回來(兼語關系)
生產管理(定中關系) 諷刺說(狀中關系) 介紹寫(不構成合法的句法關系)
這組是現代漢語里“動詞性詞語+動詞性詞語”構成的種種不同的結構關系，對人來說，通過講解大致可以分辨，可是讓計算機要分清楚，就非常難，因為我們至今還沒有總結出“動詞性詞語+動詞性詞語”構成各種不同句法關系的具體規則。換句話說，“動詞性詞語+動詞性詞語”在什么條件下一定構成合法的什么句法關系，能構成什么樣不同的句法關系，我們至今還說不清楚。
c組：天氣好——好天氣(主謂——偏正)很好——好得很(偏正——述補)
來人了。——人來了。(述賓——主謂)
一張票三元錢。——三元錢一張票。(主謂——主謂)這一組都是由于語序的不同而形成的結構和意義都不同的短語和句子。這些結構對人而言，稍加學習就可以理解，但這些給計算機理解意思增加了難度。需要人們把這些語序的變化形成的不同的結構概括出規律來，再用形式化的方式描述出來。輸入到計算機里。
三、歧義現象
現代漢語短語結構的歧義是進行漢語句法分析的一大障礙。“句處理”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排歧問題，計算機面對的歧義，不只是我們人所能感覺到的諸如下面這樣一些句子的歧義現象：
(1)他正在輸血。(他正給病人輸血。／他病了，正輸血。)
(2)看望的是病人。(你看望的那個人是病人。/看望你的那個人是病人。)
(3)我們急需進口產品。(我們急需進口的產品。/我們急需從國外進口產品。)
某些在人看來不存在歧義的句子計算機會認為有歧義.例如：
(4)a他被警察叫去罰了一百塊錢。
b他被警察叫去寫了一份檢查。例(4)a句和b句，在人的眼里結構是不一樣的。a句“被警察”這個介詞結構一直管到底。全句意思是“他被警察叫去，他被警察罰了一百塊錢”：而b句“被警察”這個介詞結構只 管到“叫去”，管不著“寫了一份檢查”。可是，計算機分辨不清楚。要讓計算機分辨清楚，我們就得將“pp+vpi+vp2”(pp代表介詞結構，vp1和vp2分別代表緊挨著的不同的動詞性詞語)這種結構中的pp對后面動詞性詞語管轄的范圍及其條件與規則進行充分、準確的描寫，并加以形式化，“交給”計算機。而這一類現象與規則我們過去根本就沒有考慮過，更不用說研究了。
其實以上所舉的例子都存在歧義問題，因此，也可以這么說，“句處理”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排歧問題。
中文信息“句處理”的研究工作，上個世紀80年代就開始了，最早進行“句處理”研究工作就是基于規則展開的，但上個世紀90年代初，基于規則的“句處理”研究工作遇到了重重困難與難關，主要是語言學家所提供的語言規則遠遠不能滿足信息處理的需要。目前，為了解決好中文信息處理中的“句處理”難題，出現了一個競相研究、競相發展的局面。對于句處理，提出的各種策略和途徑，歸納起來。主要有基于規則和基于統計這兩種策略。基于規則的研究者，一般求諸專家的理性知識，由人來對語言知識進行抽象：基于統計者，一般求助于計算機對大規模語料庫真實文本的統計分析，由計算機來抽象出語言知識。各種策略和途徑，目前，我們還很難說哪一種是唯一正確的。各種策略和途徑，表面看不同，其實，最終都需要依賴可靠的漢語知識來驅動計算機正確處理自然語言(漢語)。因此，“無論是比較傳統的基于規則的處理策略，還是90年代以來方興未艾的基于統計的方法，在對語言知識的需求這一點上實際上都是共同的。所不同者，走規則路線的研究者一般求諸專家的理性知識，由人來對語言知識進行抽象(比如以帶有合一條件的規則形式給出)。而走統計路線的研究者一般求助于計算機對大規模的語料庫的統計分析，由計算機來抽象出語言知識(比如以一定的數據結構記錄的統計結果等)。兩種路線孰優孰劣，不能籠統判斷，只能跟具體的應用目標結合起來，由實踐結果來評價。”目前，越來越多的學者提倡把兩種方法結合起來使用。因此，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會攻克難關，實現計算機對自然語言的處理與理解的目標，使中文信息處理技術處于世界領先地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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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漢語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詞：同義詞 界定 近義詞 區分
多年來，現代漢語中的同義詞現象一直是語言學界的研究熱點，作為漢語詞匯中普遍存在的現象之一，其研究涉及到很多方面，諸如詞義、語用等。目前，學界對同義詞的研究已經取得了許多成果，但是，在什么情況下兩個詞或多個詞可以被稱為同義詞這一點上卻莫衷一是，沒有得出一致的、公認的說法。同義詞和近義詞有何關系？同義詞就是近義詞嗎？如何區分二者也逐漸成為學界討論的焦點。同義詞是衡量一種語言發達與否的重要標志之一，我們應當予以重視。
一、幾種流行觀點
“概念相同說”認為，同義詞是指兩個詞或幾個詞具有相同的概念，在這一前提下各個詞之間存在一些細微的差別。這里所說的“概念”指的是事物客觀存在的本質特征。
“義位相同說”把義位相同或相近的詞看作同義詞。20世紀80年代，國內語言學界引進了“義素分析法”，“義位相同說”便應運而生。支持此觀點的錢乃榮（1995）認為：“詞的同義關系就是義位之間一種重要的類聚關系。”[1]
“意義相同說”認為，意義完全相同的兩個詞或多個詞可以構成同義關系，稱為同義詞，比如“母親、媽媽、娘”等這樣的一類詞。這種觀點實際上是把等義詞當作了同義詞。
“意義相同、相近說”認為，同義詞就是意義相同或相近的詞。支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最多，如在黃伯榮、廖序東《現代漢語》（2011）以及《現代漢語詞典》（第6版）中都是以此來給同義詞下定義的。“意義相同、相近說”不僅關注互為同義關系的詞之間的相同之處，還分析其不同之處。
以上四種說法是當今學界較為流行的觀點，但沒有達成統一的認識。
二、劉叔新的觀點
實際上，在同一個詞匯系統中，完全相同、沒有一絲差別的詞是極少的。我們所說的同義詞是指那些大同而又小異的詞。劉叔新在界定同義詞時首先提出了三點注意事項：
第一，“屬于同義關系的詞匯單位不僅僅是詞，還可以是固定語。”[2]（P279-280）比如“馬虎”和“粗心大意”、“寬容”和“寬宏大量”等，盡管它們不屬于同一詞匯單位，但不影響其構成同義關系。因此，在確定兩個或多個詞是否構成同義關系時，不要被其形式所束縛。
第二，強調同義詞的共時語言環境，“同義詞語只能是同一的語言符號系統內共時的事實”[3]（P279-280），也就是說，必須在一個穩定的語言狀態中研究同義詞。因此，我們不能拿兩個分屬于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的詞來分析它們是否具有同義關系，比如古代漢語中的“走”不能和現代漢語中的“跑”形成同義關系。同樣地，我們也不能對兩個不同語言中表示同樣含義的詞進行比較，因為兩者完全沒有可比性，譬如漢語“日歷”不能與英語“calendar”形成同義關系。
第三，“言語中含個人引申或比喻的主觀意義的詞語，不能看作語言中的同義詞語”[4]，即詞語在交際使用中所產生的臨時的意義不能當作詞本身所具有的含義，更不能用此臨時含義去和其他詞作比較。比如“她今天打扮得很女人”，其中的“女人”一~在這里有了形容詞“嫵媚”的意思，但我們不能把“女人”和“嫵媚”看成同義詞，因為詞語在言語交際中臨時產生的意義不屬于詞本身所帶有的理性義。
在上述三個前提條件下，劉叔新在確定標準時脫離了詞匯意義的束縛，借用了一對邏輯概念――外延和內涵進行表述。外延在這里指的是詞的所指，內涵指的是詞所指事物的特有屬性。劉叔新在《漢語描寫詞匯學》一書中指出：“確定不同的詞語互有同義關系，依據的是它們指同樣的事物對象。不同的詞語，只要各自的意義（當然是一個意義）所反映的對象的外延一致，就互為同義詞語。在筆者看來，這樣下定義無疑是清晰明了的。互為同義關系的兩個詞或幾個詞只是在內涵上有很細小的差別，而不在外延上。這些差別有的可能是對個別特點有所強調或不強調，對某些不重要的特點加以反映或不反映，帶有或不帶有某種感彩。”[5]（P280）也就是說，不論被討論的兩個或多個詞所反映的概念如何、義位怎樣、意義多么相近，只要它們的所指不同，就不能構成同義關系，例如“本領”和“本事”都有“能力”義，但是“本領”更多地帶有書面語色彩，“本事”則帶有口語色彩。語體色彩方面的不同，即內涵的不同不會帶來這兩個詞所指的不同，也就是說如果兩個詞所指的是相同的對象，就可以認為這兩個詞能確定為同義關系。再比如“鼓勵”和“鼓舞”，都有“激發，勉勵”義，不同的是“鼓勵”的動作行為主體在多數情況下是由人來充當的，而“鼓舞”的動作主體一般是物，這種搭配對象上的差異也不會改變兩個詞的外延，因此二者可以被稱為同義詞。
需要說明的是，許多著作把一些不具有同義關系的詞當作同義詞。就“鼓勵”和“慫恿”來說，大多數教材把它們看作同義詞，都是“勸某人做某事”的意思，二者的不同在于其色彩義，“鼓勵”為褒義，“慫恿”為貶義。但經過細細思量，會發現把這兩個詞的意義都看作“勸某人做某事”過于籠統，忽略了詞中一些本該突出的意義。在這一點上，劉叔新強調，要把詞的主要理性意義相同作為界定標準，也就是要有相同的所指。如果詞和詞之間沒有相同的所指，那么其主要理性意義必然不會相同，這樣一來必定不能構成同義關系。“鼓勵”的意思是“激勵某人做好事”；“慫恿”的意思是“鼓動別人做壞事”，將二者的主要理性意義列出，就不難發現兩個詞的所指是相反的，顯然構不成同義關系，實際上是反義關系。
張旭指出，“出現這一分歧的根本原因是沒有從理論上劃清理性義和色彩義的界限”[6]（P212）。實際上，“鼓勵”和“慫恿”并不僅是褒貶色彩的對立，它們的理性意義本身就已經體現出了很明顯的肯定或者否定的意思，也就是說它們的理性意義和色彩意義的聯系十分緊密，達到了密不可分的程度，詞的理性意義包含了人們對于所指對象的感情傾向，不應把這種傾向當作附屬于理性意義的色彩義，應把其看做是主要理性意義的對立。可見，“鼓勵”和“慫恿”兩個詞的所指不同，不能看作同義詞。
清楚劃分理性義和色彩義在同義詞的確定上有重要意義。對此，劉叔新把理性意義分成了兩類：主要理性意義和次要理性意義。主要理性意義就是我們反復強調的“詞的所指”，譬如“快餐”指“能夠迅速提供給顧客食用的飯食”，如果把“迅速”這個義素去掉，“快餐”的理性意義就變了，這說明“迅速”這個義素是“快餐”一詞主要理性意義中的一部分，不能看作次要的含義，更不能當作表達色彩看待。次要理性意義是指詞語所指對象的不重要、不至于引起詞語意義所反映對象的外延的變化的特點。劉叔新把這些次要的理性意義成分稱為“意味”，即詞語本身帶有的一些含糊的意思，需要人們細細體會。譬如“成果”和“后果”都有“結果”的意思，但它們帶有的“意味”s有些許的不同，“成果”有“好結果”的意味，“后果”有“壞結果”的意味，這些處于次要地位的“意味”對于詞的主要理性意義幾乎沒有影響。至于那些不能獨立存在的、只能附著在詞語理性意義上的成分，叫作色彩。色彩屬于感性義素，它們對詞語的所指沒有決定性影響。
對于理性義和色彩義的區分，我們需要仔細對待。類似于“鼓勵”和“慫恿”這樣色彩義和理性義相互滲透的詞還有很多，比如“贊美”“果斷”“草率”“勾結”等。再如“小孩”和“兒童”是一對同義詞，兩個詞的區別僅僅在于“小孩”帶有口語色彩，“兒童”帶有書面語色彩，語體色彩所造成的不同不至于影響詞的主要理性意義，兩個詞都表示“年齡小的未成年人”義，因此可以看作同義詞。
三、同義詞和近義詞
明確界定同義詞的基本原則之后，我們就不難區分同義詞和近義詞了。詞與詞之間的“異”實際上可以分為兩種情形：一種是在保持主要理性意義相同的前提下存在細微差別；另一種為只是單純的意義相近。我們切不可簡單地認為意義相近就必定是同義詞，實際上，“相近”是分指兩種事物，只不過這兩種事物十分類似，而“相同”才是指同一事物。例如：古代漢語中有“園”和“圃”兩個詞，“園”指果園，“圃”指“菜園”，兩個詞所指不同，自然不能劃歸為同義詞；“難受”和“難過”從意義上看都是指不好受，但這兩個詞有很大差別，“難受”一般指身體不舒服，渾身不得勁；“難過”則指心情上的不高興、不舒服。這兩個詞所指的是兩種不同的事物，因而不能構成一對同義詞。語文教學中，常常簡單地把意義相同或相近看作是同義詞的判定標準，實際上其辨析的大多是近義詞而不是同義詞。
至此，我們可以給近義詞下一個定義：“近義詞所指為兩種或多種不同而相近的事物”[7]（P212），也就是說，如果兩個或多個詞分指幾種相近的事物，那么這樣的詞就構成近義詞。如果說同義詞是對于同一事物表達手段豐富的一種表現，那么近義詞則是“人們認識上對詞所指的對象相互接近的一種反映”[8]（P217）。
四、結語
綜上所述，界定同義詞的首要標準是有相同的所指，只要詞語意義所反映的對象的外延一致，我們就稱之為同義詞。同義詞與近義詞的根本差別也在于此：處于同義關系的詞的所指對象相同，處于近義關系的詞的所指對象相近而不相同。對于那些理性義和色彩義聯系十分緊密的詞，要把色彩義當作主要理性意義的一部分來看待。確定詞與詞之間的關系時，最根本的是要看其主要理性意義是否一致。
注釋：
[1]錢乃榮.漢語語言學[M].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5.
[2][3][4][5]劉叔新.漢語描寫詞匯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0：279-280.
[6][7]張旭.漢語語言學問題[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212.
現代漢語論文范文第4篇
東亞文學與世界文學?東亞文明與文化共同體
單看這一議題，就可以理解作家們在思考“為什么寫作”這一問題時的現實環境。近代以來，由于西方經濟發展上的優勢，西方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顯出強態。隨著新世紀的到來，世界在向著多極化發展。東亞的作家也希望通過寫作發出自己更響亮的聲音，與西方進行平等的對話，進而為世界和人類的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
中國作家鐵凝說，文學應該是有光亮的，如燈，照亮人性之美。其實若把文學簡單分為兩類，只有好的和不好的。而所有好的文學不論是從一個島、一座山、一個村子、一個小鎮、一個人、一群人或者一座城市、一個國家出發，都可以超越民族、地域、歷史、文化和時間而抵達人心。東方和西方的概念是一種二元對立的思維，當今世界實際上是多元的。恰恰是對一小部分東西方文學經典的接觸，使我感到沒有簡單的東和西的對立，所有的人類在許多方面如此相像。不論東方與東方之間還是東方與西方之間，不論我們的文化傳統有多少不同，我們的外表有多大差異，我們仍然有可能互相理解，并互相欣賞彼此間文化的差異。中國作家莫言也表達了同樣的感受，認為真正優秀的文學作品，是可以超越民族和國界的。
中國作家王宏甲認為，過去的500年來，西方的迅猛發展及其形成的西方文明體系對全球的征服性滲透，已使世界不同文化源流的人們在不同程度上采用西方文明觀來評述文明。我們正處在一個需要重新認識文明的時代，首先應當確認世界上存在著不同的文明源流和不同的文明觀。而東亞國家的文明具有同源性。東亞各國應該在充分珍視自身文明淵源的基礎上加強溝通，互相學習，形成相得益彰的文化共同體。
韓國作家崔允說，全球化已經浸透在我們的生活里，包括文學。在20世紀中期以前，還屬西方文學單方流入亞洲。這樣一來，文學領域的片面全球化要早于經濟領域。如今，亞洲文學也逐漸被翻譯成各國語，當然還存有一些質量上的不均衡。我對如今朝著多中心流動著的全球化頗感興趣，特別對東北亞及其文學抱有期待。具有共通文化的亞洲，必定要肩負重任。亞洲文學也要擁抱世界。
日本作家中澤惠也在發言中表示出對世界文化相互融合的關注。她說，文學構成了文化的一部分，并且文學這一領域受到了文化的明顯影響。盡管世界走向如此的趨勢，但絕不會是同一種色調。毋寧說通過這樣的相互混雜，有可能滋生出具有獨特色彩和形態的文化。
中國作家孫甘露曾被評論界稱為“先鋒小說”的代表性人物，從其作品中可見到不少西方現代派文學的影響。孫甘露否認了指引其寫作的立場、觀點、方法是由于西方的現代主義運動，而是自己經驗到的漢語在當下的處境。他說，人們缺少的可能不是生活經驗，而是一種對文體的理解。相似的生活在不同的文體形式下，折射出的藝術之光是不一樣的。一個作家不能照一種方式重復下去，這樣的寫作沒有多少意義。漢語寫作的面貌也是可以改變的。誤讀也是文化傳播的一部分，而誤讀中常常包含了有意思的信息。
中國評論家季紅真認為，世界文學的實踐要早于“世界文學”的理念，只是從模糊到清晰、由狹窄到越來越寬廣而已。在這個逐步擴大持續數百年文化交流的大潮中，世界文學的萌芽成長迅速。而20世紀的世界文學，更是充滿了人類交往中的文化融合。歸根結底，文學本來就是全人類的精神財富，各民族文學的差異，在語言的形式里蘊涵了獨特的人文思想。盡管誤讀是不可避免的，翻譯中會有流失，但面對人類共同的危機，有差異的思想提供著不同的拯救可能。在世界文學的時代，各民族各國度的差異給人類提供了博大的精神情感家園。
韓國作家鄭玄宗談到，隨著社會的發展，與水質和空氣的污染一樣，由噪音引起的精神污染也日益嚴重。這是產業化、城市化、機械化所附帶的不可避免的生存條件。人類似乎在采取“以噪音對付噪音”式的生存戰略。無論是歐美文學還是東方文學，都該對此作出反省。文學語言如果不甘心成為為噪音添油加醋的工作，就要求寫作的人心靜如水，能很好地反映事物的動靜，能跟隨著想像力，發出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生動而又意味深長的聲音。這正是文學永恒不變的責任。
故鄉、國家、地域共同體、世界
常言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東亞作家應該寫什么？當然是用具有民族性、地域性的書寫，表達人類共同的理想信念，也為世界文壇的百花園增添亮麗的景色。而作為書寫者，故鄉是內心中最難忘的場景，最真實地傳達出民族性和地域性。在論壇上，各國的作家講起了一個個與故鄉、與自己成長相關并伴隨自己創作理念始終的故事，讓人回味不已。
韓國作家黃皙映誕生在洲時期的中國長春，光復后回到故國平壤，卻又因戰爭來到分裂后韓國首爾的永登浦。他說：“在地圖上，我并不想指定我的故鄉，但是，我不會忘記自己是使用母語來寫作的一名作家。”
日本作家津島佑子出生在東京、成長在東京、生活在東京，但總覺得“東京”、“日本”不過是存在于自己身外的“地名”而已。這樣想來，“故鄉”也許可以換言為童年時期的記憶。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她也意識到了自己的身體和“故鄉”之間的聯系。她說，文學為什么是我們始終追求的呢？我想無論“母國”、“故鄉”有多么了不起，人們作為生命的個體仍然面臨著無法解決的孤獨，而我們只能是和這些個體相伴而生。當我們意識到這樣的生命個體，當我們意識到童年的記憶在蘇醒，這時，我們就要從個體的生命中拋開“日本”、“東京”，這樣才會在“孤獨”中產生出獨特的釋放感，這時我們才會給予他們理解。人原本是具有靈活適應力的生物。這種適應力必定是伴隨著個體的孤獨，并且受到由此產生的想像力的支撐。
中國作家蘇童說，在我的字典里，故鄉常常是被縮小的，有時候僅僅縮小成一條狹窄的街道，有時候故鄉是被壓扁的，它是一片一片記憶的碎片，閃爍著寒冷或者溫暖的光芒。每個人都有故鄉，而我最強烈的感受是，我的故鄉一直在藏匿、在躲閃甚至在融化，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系列的問號，什么是故鄉？故鄉在哪里？問號始終打開著，這么多年了，我還在想像故鄉，發現故鄉。
中國作家孫惠芬說，在剛剛開始寫作的時候，從沒用心想過“歷史”這個詞跟文學的關系。以后在閱讀學習中，發現那些大寫的歷史知識總是好像被自己身體里的一道屏障天然排斥著，而自己的心思被牽引去的地方卻是屋檐下的鳥去了哪里？母親苞米地里的草有沒有拔完？在孫惠芬那里，身邊的現實總能成為躲避歷史閱讀的避難所。她說，所謂身邊的現實，其實也是由時間流轉做成的現實，時間轉瞬即逝，過去了就成為歷史。只不過它們不在典籍里，而在自己出生成長的這片土地上，在自己觸手可及的生活中。所經歷的鄉村生活，既是現實又是歷史，卻不是書本里的歷史，它經歷了時間的穿梭、過濾和積淀，而成了身邊的現實。所經驗的現實，是城市文明的不斷發展、變化，給鄉下人帶來了無窮盡的夢想與現實之間的困擾、困惑。實際上，夢想與現實，既是鄉下人的困惑，也是城里人的困惑，它其實是人類共同面臨的精神困境。她說：“不斷地在人的精神困境中探索生存的奧秘、人性的奧秘，揭示人性困惑和迷茫歷史，是我創作永遠的動力所在。”
日本作家星野智幸出生在美國，雖然三歲前就回到了日本，但擁有雙重國籍，其后又有在墨西哥留學的經歷。他說，文學不是要強調與地區社會發生密切聯系的“家”的概念，它要接受成長在這一文化下的和與這一文化相背離的人的歷史，文學要呈現那片土地上生活著的人與土地之間形成了怎樣的關系，又形成了怎樣的共同體。它不是傳統的地區主義的，也不是個人等同于國民的現代主義，而是要表現自立的人們是如何共處于同一個場所的。
中國作家韓石山說，中國有句俗話，叫“一方水土一方人”。這個“一方”，小一點兒說就是你出生的縣和村，大一點兒說就是你所在的這個國家以及這個國家所在的州。一個人出生在哪里，是不能由自己選擇的。而一個地方與別的地方既然有富饒與貧瘠的差別、文明與蠻荒的分判，那么這出生也就多多少少帶上了幸與不幸的色彩。一個作家在他的一生中，能時時感受到他的國家的劫難與繁榮，能時時感受到他的人民的沉寂與奮起，與之同呼吸共命運，能說不是一種絕大的幸運嗎？
韓國作家申京淑覺得，現在東亞國家的作家們能坐在一起，就是一個奇跡。她說，我們能走得這么近，是得益于文學。在燦爛的文學作品世界里，沒有韓國、中國、日本之分。雖然我們使用的語言不同，但是不管讀者身處何方，只要能接觸到好的文學作品，就會打動讀者，使他們萌發新的思想，渴望自由，挑戰禁忌，鄙視權力，讓廢墟重獲生機，和消滅萬物的時間對峙，與虛無展開激烈的戰斗。文學作品使我們豐富的回憶駐足長留，將來也必定會用更多的方式繼續描繪這幅壯偉宏圖。
文學的未來
在談及面向未來，我們應該怎么進行寫作這一話題時，許多作家不約而同地都說到了信息時代互聯網對文學創作的影響以及如何加以應對。
日本作家松浦理英子說，縱觀社會，IT并沒有使人的心靈發生激變。過去也不乏喜愛寫作的人，而網絡的發達使寫作者人數爆炸般劇增。寫文章變成了日常生活，與可以匿名發表的網絡空間有很大關系。網絡空間任何人都可以適應，每個人都可以有多重身份，很多人在網絡上編織虛虛實實的故事。這樣一來，如今觸發寫作動機的人，寫作時不再那樣樸素，具有多元視點和多元意識。我們作為專業作家不能只是擔憂，應該面對現實，向前開拓道路。我希望，能將新時代的新潮流、我所相信的文學主流、我覺得有趣且喜歡的東西，都能吸收到自己的創作中來，極大地豐富我的小說。從這個意義上講，不是過去，也不是未來，永遠只是現在。
韓國作家吳貞姬談到，上世紀90年代，網絡開始普及，多媒體開始激活，文學的生產者與享有者極其自然地發生了巨大的交替，敘述方法變了，視角變了，創作技法也變了。文學產生于所處時代的風貌，但是無論時代風貌和活著的方式怎樣變遷，人間的愛恨情仇與生老病死的本質是不會變的。只要這個本質尚存，文學創作就脫離不開真正的價值追求和人生的意味以及人生的凈化這一古典命題。欣賞過去年代的作品，我們從古時的時代風貌中仍會感到極大的親和力與感染力，這正是因為文學可以跨越時間與空間的距離，疏通人與人的隔閡。對我而言，未來的文學即是我的人生閱歷與精神世界所向往的地方，也是我的過去的總和。
中國評論家李敬澤認為，通向未來的最便捷的途徑是回顧過去，未來不會復制過去，但對過去的理解將深刻地影響我們面向未來時的選擇和行動。上世紀末，新的社會條件和傳播條件使得漢語中各種公共語言領域迅速發育；與此同時，網絡帶來了又一場大規模的語言解放。這可能是中國文學幾千年來面臨的最大變局。在此前提下，我們才有可能正視文學面臨的挑戰，才能重新出發去探索它的未來：它在這個時代的可能性、它在我們語言生活中的功能和邊界。也許惟一明確的是，每一個作家都必須獨自確立他的語言策略，或者反過來說，在無數正在書寫和言說的民眾之中，那些有能力令我們屏息靜聽的人，就是未來的作家。
中國作家許龍錫說，不能因為書籍滯銷而怪罪于網絡，更不能因為文學的危機而加以擴大化。就像發明印刷術以后口頭文學轉變為活字媒體文學那樣，眼下只是有部分活字媒體文學正在轉移為數字文學而已。文學是強調敘事結構的藝術，即使活字媒體逐漸萎縮，也會有在新的數字環境中創作出來的文學作品延續其生命力的。由數字技術創作的文學作品，雖然沒有了書籍的實物性，但是依然保存了半永久性，而且費用低廉，誰都能輕易接受。通過數字文學作品，反而能達到文學的大眾化，也能成為擴展文學領域的機會。
韓國作家羅喜德也沒有對互聯網給文學的影響顯出什么擔心，她說，超文本改變了傳統的作家與讀者的概念，正在摸索著兩者間新的溝通方式。對作家而言，比起無限下載的電子媒介，印刷媒介更能給他們帶來一定的經濟效益，也可以保護他們的著作權。作家們追求精神上的探索，但在技術面上仍舊相當保守，所以，肯將自己的力量投入到新媒介的作家其實并不多。事實表明，網絡上流通的超文本的想像力、結構、文章表述力等都要相差于以印刷媒介流通的小說。所以，倘若不能超越技術的新奇性而提供審美體驗，超文本將失去它的美學特點，難以維系持續的創作與溝通。就目前而言，超文本對傳統的文學還不能構成威脅。無論是再新穎的媒介，它的養分仍然取之于傳統的文學，兩者將維系著共存關系。
日本作家綿矢梨沙算是“80后”，她上高中步入文壇時正逢互聯網的發展壯大，第一部作品出版以后就收到了電子書籍的訂單，后來又收到面向網絡的PDA電子書籍的訂單。隨著時間的推移，她的幾乎所有的作品最終都轉化成電子書籍的形式出版了。她說，在網絡電子書籍之后，又出現了專供手機閱讀的電子書籍，使作者和讀者之間的距離進一步縮短了。但是，現在還不能想像大量的讀者在手機上閱讀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普魯斯特的作品。手機上的故事是在非特定多數人群的真情實感的基礎上創作出來的，由此也涌現出了專門為手機寫小說的作者，從這些情況來看，互聯網已經找到了和自身相匹配的獨特的書籍形式。由于任何一方在網絡上都可以平等的傳輸信息，也許今后的網絡文學將和固有的文學分庭抗禮。文學也將隨著媒體一起走向多樣化。
現代漢語論文范文第5篇
一、明確課程定位
國務院于2014年5月了《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指出，引導普通本科高等學校轉型發展。采取試點推動、示范引領等方式，引導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學校向應用技術類型高等學校轉型，重點舉辦本科職業教育。獨立學院轉設為獨立設置高等學校時，鼓勵其定位為應用技術類型高等學校。在此背景下，適應實際用人單位的需求，努力培養面向基層、面向生產第一線的應用型人才，成為應用型院校的教育取向。據此，漢語言專業教師通過教學要培養學生幾個方面的能力：一是實踐能力；二是職業能力；三是就業能力。培養學生這三個方面的能力，成為教學的主要目標，研究探討現代漢語教學改革與創新，就必須把著眼點放在這個目標上。漢語言專業在理工院校中大都屬于新辦專業，因此，理工科院校的漢語言專業應根據理工科院校的人才培養優勢和人才培養特點，在自身專業特色的基礎上，以“應用”理念為核心，創造性地開展應用型人才培養。漢語言教學內容要與社會需求相適應，一定要突出應用性，培養出既具有扎實的漢語言專業基礎知識和廣博的文化知識，又能夠運用專業知識在各個相關領域從事實際工作的應用型漢語言專業人才。 本文由wWW. DyLw.NeT提供，第一 論 文 網專業寫作教育教學論文和畢業論文以及服務，歡迎光臨DyLW.neT
二、更新教學內容
現代漢語教學內容的更新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整合課程內容，二是更新知識板塊。首先，整合課程內容。教學內容的更新關鍵在于教材的處理。現代漢語有五部分各自獨立的內容，這部分內容如語音、文字、詞匯、語法以及修辭又分別與漢語言專業的普通話、文字學、語言學概論、修辭學等課程內容交叉。因此，在教學中，要梳理整合與這些相關課程的知識內容，既要把握現代漢語課程的重點難點，為學習相關知識打好基礎，又要對現代漢語知識內容做必要的刪減，避免在學科知識上不必要的重復。其次，知識板塊的更新。這是教學內容更新的另一個方面，注意新語料的吸收和使用。理論知識是死的，但語言材料是活的，現實生活中有很多鮮活生動的語言材料，都可以用到教學中來，培養學生對各種語言事實的敏銳語感和濃厚興趣。同時，教師也可以適當地把新的學術研究成果吸收進來，延展現代漢語教學內容的寬度和深度，從而進一步完善了課程理論體系。另外，教材建設要不斷充實、更新。在教材的選擇上，根據不同專業、不同層次，選擇相應的教材。側重選擇國家級規劃教材和精品教材。多年來，各高校主要選用由著名學者黃伯榮、廖序東主編的得到公認的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現代漢語》為基本教材，同時，還應編寫現代漢語輔助教材作為知識內容的補充和更新。
三、改革教學模式
改革現代漢語教學模式就是要使教育教學符合漢語言專業人才培養方案，符合社會需求的實際。現代漢語理論知識既具有嚴密的系統性，又有很強的實踐性。教學中教師在系統地講授理論知識的同時，更應該注重學生的語言實踐，其中教學方法和模式至關重要。因此，理論課程教學模式要設計，實踐課程教學模式更需要設計。為了進一步滿足不同層次學習者的需求，強化學習者的自主學習、獨立思考、實踐創新以及終身學習等能力的培養。在現代漢語教學過程中，需要打破以教師講授為主、學生被動接受的教學思路，采用自主學習、創新學習和教師指導教與學結合的模式，有的學校采用“自學—提疑—討論—講授—總結”五步教學法，這種教學法既關注了學生的主體性，又關注了學生的差異性。這種以學習者為中心、以教師為主導的教學理念，提升了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以及終身學習的意識與習慣，這種教學方法體系和教學模式值得探討和學習借鑒。另外，現代化教學手段的運用，也是教學模式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應用互聯網、多媒體等各種現代教學工具和手段，強化了學生在線學習方法與觀念，是真正實現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有效教學方法。
四、重視語言應用
漢語言專業培養文秘及教育方向應用人才，漢語言專業人才培養方案中明確指出，本專業旨在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具備比較系統、扎實的漢語語言學等方面基礎知識以及較高的語言實際運用能力，能在文化、教育、宣傳、出版等領域，主要是政府機關、企事業單位及學校等部門，從事與漢語言文字相關工作的高素質應用型人才。學生畢業后要勝任就業崗位，就必須具備一定的現代漢語理論知識和一定的語言文字運用能力。漢語言專業是應用型本科院校的新興專業，因此，更要突出教學的實踐性。在現代漢語教學中，一方面，在課程上將理論知識與實踐應用相結合，堅持理論講授與實踐課程同步，邊學習邊應用，從而使學生在掌握扎實理論知識的同時，逐步提高自己的實踐應用能力。上課時，教師使用第一手語料，關注和提供社會上那些鮮活的語言事實，例如，網絡新詞語、外來詞、字母詞、歧義短語、方言語音、詞匯對比、不規范字等，這些知識讓學生查資料歸納整理，從而提高學生對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的認識，提高 本文由wWW. DyLw.NeT提供，第一 論 文 網專業寫作教育教學論文和畢業論文以及服務，歡迎光臨DyLW.neT語言文字實際運用能力和對社會語言現象的觀察能力。另一方面，在現代漢語教學中，要將虛擬性的實踐課程轉變為實際的實踐課程，現代漢語教學面向社會、面向時代、面向應用，這是現代漢語教學改革的總原則。針對現代漢語課程社會實踐應用性強的特點，要求學生就當今語言應用實際進行語言 文字情況調查研究，例如漢語現狀調研、推普調研、漢語應用情況調研、實習頂崗調研等等。只有實踐鍛煉，才能真正提高從事語言文字應用工作的能力。
參考文獻：
[1]國發〔2014〕19號文件，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201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