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后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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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后的變化范文第1篇

延吉市進學小學六年七班 李俐杭

光陰似箭，歲月如梭，轉眼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了，祖國正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正如這首耳熟能詳的《越來越好》中唱到的：

“房子大了，電話小了感覺越來越好

假期多了，收入高了工作越來越好

商品精了，價格活了心情越來越好

道路寬了，心氣順了，越來越好

幸福的笑容天天掛眉梢………?！背浞煮w現了改革開放30年來人們生活所發生的巨大變化。

作為一名在校的小學生，雖然才伴著共和國走過了十三個春夏秋冬，但我始終享受著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種種變化的累累碩果。卻沒有經歷過祖國的滄桑巨變。

父母是70年代出生的是沐浴著改革的春風成長的。聽媽媽講那時她們家是菜農，住的是200元錢買的泥草房全家六口人睡在一鋪大炕上，每天晚上沒有電視看，幾個孩子就趴在被窩里聽收音機里講小說，小說過后睡不著，就望者天棚上糊的報紙找字玩。那時每天飯桌上吃的總是大餅子，玉米馇子，大蔥，大醬，白菜，土豆，孩子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零食，偶爾幫姥姥干活才能獎勵一根3分錢的冰棍。改革開放后，生產隊實行了，兼產承包責任制，人們勞作的積極性被充分調動起來，于是通過姥姥姥爺的辛勤勞作成了改革開放后的第一批“萬元戶”八二年終于蓋起了三間大瓦房，打了家具，買上了日本進口17寸電視機，“白蘭”牌單筒洗衣機，雙卡錄音機。那年過年，買了20多元的鞭炮，振響了整條街。從此大人孩子在也不穿補丁的衣服了。正像歌中唱到的 “我們唱著東方紅，當家作主站起來，我們講著春天的故事， 改革開放富起來……”

改革開放后的變化范文第2篇

關鍵詞: 改革開放 女性婚戀觀 變化原因

改革開放的標志是1978年的召開,隨即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開始了大刀闊斧的改革,而西方文化在向我國滲透的過程中,或多或少地影響了人們的婚戀價值觀。

一、改革開放背景綜述

改革開放,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國開始實行的改革經濟政策、對外開放的政策,是中國的一項基本國策。改革開放是強國之路,是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強大動力。

(一)改革開放前

改革開放前,我國的經濟體制是政府主導的計劃經濟,發展方式主要是粗放型,科學技術的落后使我們在發展經濟道路上可謂舉步維艱。

而閉關政策的實施使中國豐厚且博大精深的文化,處于“孤芳自賞”的境遇。因此,我們的文化思想以固有的傳統為主,中西碰撞的部分及其稀少。改革開放之前,人們尤其是女性對恪守婦道比較重視,觀在其思想領域占據很重要的地位。

(二)改革開放后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經濟體制開始轉型,由以政府主導的計劃經濟向以市場調節為主的市場經濟轉變,在一定程度上對我國經濟的發展起到了推動的作用,同時也為中國與世界各個民族和國家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一個國際化的平臺,使中國文化走向世界成為可能。

伴隨著西方各個因素的滲透,改革開放后的中國呈現出一個新面貌。價值觀上體現比較明顯的是人們在婚戀觀上的變化,尤其是擇偶標準的轉變。

二、婚戀觀的變化

婚戀觀是人們對待戀愛、婚姻和家庭的根本看法和態度。

(一)關注點的轉移

自古以來,中國有以“志同道合”為準的擇偶觀,女性在選擇戀愛乃至結婚對象時,可能更多地結合自己的學歷、價值觀來選擇。

而如今,在市場經濟體制運行下的中國,經濟的重要性越來越被推到重要的地位,有的甚至將其看做是擇偶的唯一標準,于是裸的物質女、拜金女開始出現在我們的視野當中。即使在改革開放之前,人們也會把經濟一項列入備考選項之中,但表達的方式更多的是委婉。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當今諸多女性不僅以直白的方式將自己的物質至上表露出來,而且以此為榮。

(二)性觀念的轉變

性觀念,是對性所持有的一種態度、觀念和認知。

在中國傳統道德論中,極其強調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把性看做是“萬惡之源”,是骯臟、丑陋的,在婚姻中的意義僅僅是傳宗接代。而時至如今,人們性觀念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1]。

1.價值觀念趨于主體化

主體化,是指改革開放以前,人們把性話題看做是十分骯臟、卑劣的話題,可謂“談性色變”,認為在公眾場合討論性話題是惡劣的。

但隨著改革開放步伐的加快,人們對性的認識發生了潛移默化的變化,更加傾向于關注個人的感受和尊重其隱私,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到私人隱私的重要。這可謂是一種質的飛躍。

2.追求目標日益多元化

在改革開放之前,傳統的包辦婚姻,主要是家長制在婚戀中占有較大的比例,人們婚戀的途徑相對來說比較單一。

改革開放后,隨著人們思想的開放和認識的加深,更多的年輕男女開始追逐自由的戀愛方式(如相親節目的平臺,網絡媒介、聯誼活動,等等),根據自己的標準和意愿來選擇理想的伴侶。因此,從追求途徑、目標方面來講,是越來越多元化。

3.年代認知差異顯著化

經濟的步伐在加快,社會的變化也從未止步,因而人們的思想在不斷發生變化。

一代人與一代人問題的認知及態度是不完全一樣的,在性話題上,“70后”和“80后”乃至“90后”肯定存在很大的差異,這主要是由不同的時代背景決定的。

(三)擇偶觀的差異

擇偶觀,主要包括擇偶標準和擇偶方式,直接體現在婚姻價值觀中。

有學者對北京、上海、天津、成都、南京五個城市的4000多對夫妻調查發現,早前的包辦婚姻已經在現如今社會不再占有重要的地位,人們更追求自由戀愛的方式。其中,在對農村的調查中發現,長輩做主從1966年的67.2%降低到1996年的43.2%,而自主追求戀愛由1966年以前的32.8%提高到1996年得56.8%[2]。

由此可見,當代中國青年的擇偶方式已經由封閉式逐漸向開放式轉變,擇偶日益多樣化、自主化。

(四)結婚目的轉變

在改革開放以前,女性幾乎是家庭主婦,相夫教子,經濟不夠獨立,結婚的目的就是找個伴侶來依靠,并為此傳宗接代。

伴隨著社會風氣的轉化,以及人們思想觀念的創新,更多的女性走出家庭,走向職場,擁有自己的經濟地位,于是諸多的女強人出現。這時候,更多的女性認為結婚不僅是為了生兒育女,更是一種生活方式的轉變。

并且,現代女性的婚育觀更趨向于晚婚、晚育。根據學者對北京、上海等十省市的數據顯示,“70后”女性結婚的平均年齡是22.8歲,“80后”的平均年齡是27歲,由此可看出女性觀念的變化,這也是當今大量剩女出現的原因之一。

三、婚戀觀變化的原因

(一)社會因素

改革開放后的變化范文第3篇

【關鍵詞】改革開放 琵琶藝術 發展研究

藝術是與整個時代和社會緊密聯系在一起的。1978年的改革開放，無疑是現代中國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黨的確立了改革開放的發展方針后，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在短時間內就獲得了巨大的成就，一批批經濟特區紛紛建成，香港和澳門先后回歸祖國，并于新世紀初順利加入了世貿組織，整個中國正在民族復興的偉大征程中快速而扎實地前進著。而整個社會環境的變化，必然會帶動人文環境的變化。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使中國和其他國家有了更為密切的接觸，包含文學、音樂、美術、舞蹈等多種藝術形式，都迎來了全新的變化，體現在創作觀念、創作技法、表現形式、藝術批評等多個方面，呈現出了一種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新局面。

一、琵琶創作

改革開放后，創作者們重新獲得了創作自由，以百倍的熱情重新投身于創作中，一時間，佳作如雨后春筍般層出不窮。如劉德海的人生樂哲三篇、王正平的《琵琶行》、朱毅和文博的《春雨》、任鴻翔的《渭水情》、趙季平的《祝?！贰⑻平ㄆ降摹洞呵铩返?，不論是在形式還是內容上，都有著個性化的藝術風格。其中，成就最大的當屬劉德海。作為當代琵琶大師之一，劉德海廣泛活躍于琵琶創作、演奏和教學等多個領域。先后出版了《劉德海中外琵琶曲集》《劉德海傳統琵琶曲集》《劉德海琵琶作品集》等，既包含《瀏陽河》《游擊隊歌》《故鄉的太陽》等中國改編作品，也包含《人生篇》《田園篇》和《宗教篇》等新作，為中國當代琵琶創作的繁榮做出了重要的貢獻。而且除了在創作之外，改革開放后關于琵琶的理論研究，也呈現出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如韓淑德、張之年的《中國琵琶史稿》，是中國第一部研究琵琶歷史的專著。而隨著對《敦煌樂譜》研究的不斷深入，還形成了古譜學這一新興的學科。這些全方位的理論研究，無疑為琵琶創作和演奏提供了堅實的理論保障。

二、琵琶作品風格

改革開放后，中國的社會環境和人文環境都發生了巨變，由此也帶來了琵琶創作風格的變化?？v觀這一時期的作品，主要表現出豐富性、民族性和哲理性三個特點。

首先，是豐富性。因為創作環境的寬松，使創作者有了更大的創作自由，所以該時期的作品在內容和形式上都是較為豐富的。以創作內容為例，就是十分多樣化的。如任鴻翔創作的《渭水情》，表現的是對養育自己的三秦故土的熱戀;而朱毅和文博創作的《春雨》，則描繪出了春雨江南的美妙畫卷;劉德海的人生樂哲三篇，表現的則是自己對藝術和人生的思考。由此可以看出，創作者的視角是十分多元化的，也正是因為這種視角的多元化，才為技法和風格的多元化打下了基礎。

其次，是民族性。改革開放后，中國和世界的接觸日益密切，特別是進入21世紀后，世界文化又呈現出了明顯的多元化發展趨勢。很多創作者都紛紛認識到，對于一門民族藝術的發展而言，最關鍵之處就在于對其民族特征的彰顯，并將這一理念體現在了創作中。比如對傳統文學作品的改編與融合。中國傳統音樂素來具有文學性的特點，琵琶藝術也不例外。改革開放后，很多創作者都嘗試對這一傳統的回歸。他們選擇以文學作品為基本素材，作品的藝術形象都是文學中描繪的人物和故事，具有鮮明的文學風格。如吳厚元創作的《琵琶行》，就是根據唐代大詩人白居易的同名詩歌改變而作。原詩歌描繪的是一個女演奏琵琶的情形，所以將其改編為琵琶作品可謂是再合適不過。耳邊傳來樂曲時，眼前就浮現出了江中女子撫琴演奏的情形。此外，還有趙季平創作的《祝?！贰⑻平ㄆ絼撟鞯摹洞呵铩返?，都屬于該類題材的作品。又比如對民族民間音樂的引用和借鑒。中國地域遼闊，民族眾多，民族民間音樂文化十分發達，可謂是琵琶創作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素材源泉。比如任鴻翔創作的《渭水情》，其原始素材來源于秦腔中的《永壽庵》，并在創作中大量運用了秦腔歡音和苦音的手法，使作品表現出了濃郁的西北風情。又如劉德海創作的《春蠶》，其原始素材來源于新疆維吾爾族四首木卡姆，分別是“牧羊曲”“艾介姆”“你的天上有沒有月亮”以及“自由的生活”，呈現出了鮮明的西域風格。此外還有張玉欽的《豫調》、曲文軍的《秦川抒懷》、陳鋼的《陽光照耀著塔什庫爾干》等，都是飽含民族風情的佳作，無不體現出了當代琵琶創作者所特有的民族責任感。

最后，是哲理性。改革開放后，伴隨著琵琶創作的整體繁榮，一些創作者也對創作深度的問題進行了思考，除了獲得形式美感之外，作品的內在哲理性也成為創作者的一個重要追求。很多作品都建立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在尊重一般音樂創作基本規律的前提下，追求中國藝術創作的最高境界――意境。比如劉德海創作的《滴水觀音》，整個曲風十分雅致和飄逸，仿佛讓人置身于仙境。陳怡創作的《點》，則取材于書法藝術，通過對書法藝術中線條變化的描繪，將人們帶入了一個點、線、面紛繁交織的情境中。而任鴻翔創作的《雁》，則采用了借物喻人的手法，表面上描繪的是大雁，實則表現的是人類對于美好品德的追求。所以說，改革開放后的琵琶創作，表現出了多元化的全新風格，可謂是琵琶創作歷史上的又一次質的飛躍。 （轉第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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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琵琶演奏技法

伴隨著琵琶創作的繁榮，琵琶演奏技法也有了全新的突破，以劉德海為代表的演奏家在演奏技法上進行了一系列創新，使其能夠更好地滿足當代作品的表現需要，并帶給觀眾以全新的審美感受。

首先，是劉德海的創新。作為當代琵琶演奏的集大成者，劉德海的一系列技術創新，無疑將當代琵琶演奏帶入了一個全新的境界。如其獨創的反正彈技法，就是一項關鍵的創新。在實際的演奏中，劉德海感受到了傳統反正彈技法的不足，遂對其進行了革新。傳統琵琶演奏技法中，右手大指向外挑與食指向外彈同時發雙音為“分摭”，“摭”為反，“分”為正，實際上就是反正彈。而劉德海在此基礎上，對吉他演奏手法進行了借鑒，在吉他演奏中，每一個手指都可以以不同的形式進行搭配和組合，從而對和弦進行分解彈奏。所以劉德海創造性的將分摭分開，讓大指或食指反彈加正彈連續發音，這樣一來，就大大豐富了手指組合的形式，使音樂表現得到了增強。在其《天鵝》《老童》等多首作品中，都對該技法進行了大量的運用，獲得了與眾不同的演奏效果。

其次，是吳厚元的創新。吳厚元也是在技法革新上做出重要貢獻的音樂家，其通過對技法的巧妙設計，使作品和琵琶的音樂表現力得到了最大化的發揮。比如在他的《琵琶行》中，演奏技法是十分豐富的，運用了大量雙手技法，且這些技法的運用都給人以恰到好處之感，而不會有炫技的感覺。如樂曲的結束部分就采用了一唱三嘆般的旋律和細碎的、微弱的輪指，表現出了“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的詩境、情境和意境。而且該作品還有一個創新之處在于，其對琵琶的模仿能力進行了挖掘。比如在樂曲的開始部分，出現了大量的滑音、泛音、刮奏等技巧，試圖用琵琶演奏出古琴的音色，以此來獲得一種古樸、蕭瑟的氛圍，表現出一種思古之幽情。可見其對琵琶的形制、技法體系、音樂表現力了解之透徹。可以說，演奏技法上的突破和創作的豐富，兩者是互為影響的，也正是在這種影響和互動之下，才推動了當代琵琶藝術的整體發展。

綜上所述，琵琶是一門古老的民族器樂藝術，能夠流傳到今天，本身就是其藝術生命力的有力體現。自上個世紀的改革開放之后，這門古老的藝術則又一次煥發了青春，讓每一個喜歡和從事琵琶藝術的人都感到欣慰和自豪。通過對其研究，所獲得的啟示和借鑒也是十分豐富的，包含時代、社會和藝術發展的關系、創作和演奏風格的形成，以及該以何種方式傳承和發展這門藝術等，這也是當代琵琶藝術工作者所應該深入思考的問題。也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夠起到拋磚引玉之用，以引起更廣泛的思考、關注和討論。

參考文獻：

[1]朱蘇華.論琵琶的發展歷程及其文化內涵[J].藝術百家，2006（1）.

[2]張靜波.琵琶與中國文化[J].民族藝術，2005（2）.

改革開放后的變化范文第4篇

關鍵詞：經濟周期理論，發展，特點

我國長期以來，人們對社會主義經濟周期問題一直諱莫如深。直到改革開放后這一課題才得以展開，我國經濟周期的討論才熱烈地開展起來。改革開放，尤其是1985年以來，我國學者對經濟周期理論的研究興趣大增，取得了很多成果。

1984年和1985年，我國經濟超高速增長之后，開始出現滑坡，烏家培和劉樹成等人最早把社會主義經濟增長有沒有周期波動作為一個重要課題提了出來。劉樹成首先論證了中國的經濟周期。同時，杜輝也發表了論證前蘇聯社會經濟增長的長波運動和短波運動的論文。宮著銘第一個運用經濟計量方法，為我國建立了一個供給模型，測算了波動指數，較為系統地論證了我國的經濟波動。這場始于1985年的理論大突破，為我國經濟周期理論的研究打開了一扇大門。

我國經濟周期的劃分

研究經濟周期，首先要明確我國從建國到現在經歷了幾個經濟周期。在這個問題上，學者們的劃分基本上是相同的。

施發啟(2000)用轉折點檢驗和自相關系數檢驗的方法對經過平滑的數據進行統計檢驗，得出的結果證明了我國經濟增長率確實存在周期性波動，而且周期長度主要為四到五年。根據從波谷到波谷可以將我國GDP增長率劃分為九個周期：1953—1957年，1958—1961年，1962—1968年，1969—1972年，1973—1976年，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

劉樹成(2000)的劃分除了最后一個周期是1991—1998年外，其余的與施發啟完全相同。

劉恒和陳述云(2003)完全采納了上述對我國經濟周期的劃分。

有一些學者對我國改革開放之后的經濟周期進行了劃分。惠琦娜(1998)認為，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歷了四個經濟周期：1976—1981年，1981—1986年，1986—1990年，1990—1996年。黃桂田(1999)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歷了4次經濟周期：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和1991—1999年。

由此可見，學者們對建國后經濟周期的劃分問題已經達成了共識。

我國經濟周期波動的特點

周期長度極不規則，但是有逐漸變長的趨勢；周期發生頻率高。我國經濟周期的長度長短不一，長的達9年(1991—1998年)，短的只有4年(1958—1961年，1973—1976年)，平均長度5.2年，離差為1.7年。改革開放前，我國1955—1976年按照“谷—谷”法劃分的5輪經濟周期的平均波長為4.2年，改革開放后，我國4輪經濟周期的平均波長約為6年。

波動幅度較大，經濟周期呈現收斂趨勢。振幅最大的達到48.6%，最小的也有6.4%，平均振幅15.0%，離差為13.7%。

劉恒、陳述云(2003)認為，我國1953—1976年的5輪周期波動中，有3輪為古典型周期，即在周期的谷底，國民經濟的主要指標為負增長。從1977年到現在的4輪周期波動中，年度GDP增長率都沒有出現絕對下降，而僅僅表現為增長率的下降。這說明，在改革開放以前，我國的經濟周期是在相當顯著的波動過程中展開的，1978年前的波動標準差達到10.48個百分點；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經濟周期的波動性開始變得平緩起來，1978年后的波動標準差為3.01個百分點。我國經濟周期已經由改革開放前的古典型轉變為改革開放后的增長型，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增強，其原因可以歸結為以國有企業預算約束硬化和稀缺資源在國有與非國有部門之間的優化配置為主要內容的微觀經濟主體的市場化進程，在市場化的過程中，我國經濟波動的微觀基礎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這在削弱轉軌型波動的同時使成熟的市場經濟波動逐步表現出來。

從經濟周期波動的波形看，我國經濟周期實現了由非對稱性周期向對稱性周期轉變。1996年之前，我國已經實現的經濟周期大都是非對稱性的，即經濟周期中呈現出經濟增長率的緩升陡降或者陡升緩降的非對稱過程。這些非對稱性表明經濟增長速度沒有接近或者沒有穩定在自然增長率水平附近，經濟增長率變化的突發性較多，即出現過經濟增長的“”和“急剎車”等奇異行為。我國經濟實現“軟著陸”以后，在1996年至2002年的經濟周期當中，經濟增長率基本保持水平的態勢，這意味著經濟周期的對稱性正在逐步恢復，預示著未來經濟周期將以穩定的增長速度進行對稱性波動。

我國經濟越來越受國際經濟的影響。實行改革開放后，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經濟波動與世界經濟波動的相關性日益顯現。張兵(2006)以我國經濟周期的劃分為標準，通過計算皮爾遜相關系數和斯皮爾曼相關系數的方法，說明了中美兩國1981—1986年、1986—1990年、1990—1995年以及2001—2005年的經濟周期波動具有較強的同步性。中美經濟出現同步性的原因是中國日益融入世界經濟。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表明，兩國之間日益緊密的貿易和直接投資聯系是同步性的基本傳導機制。秦宛順、靳云匯和卜永祥(2002)采用HP濾波的方法對不變價格水平的美國、日本和我國季度GDP進行處理，計算了中美和中日周期波動之間的相關系數，得出的結果表明，中美經濟周期的聯系為弱相關關系，中日經濟周期的關系為負相關。但是任志祥和宋玉華(2004)認為，由于我國經濟的開放度較低、匯率機制實質上是固定匯率、資本帳戶實行管制再加上中國經濟發展主要依靠內需拉動、在世界經濟中所占的份額相對較小等因素，中國經濟周期與一些發達國家(如日本、美國)經濟周期的相關性仍然較弱。中美經濟并不存在周期性的衰退和復蘇的同步性。

我國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

(一)投資波動

梁軍(2000)認為，從宏觀經濟學的角度看，一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受到投資、消費和出口的影響。在這三個因素中，投資又是最直接的因素。在我國，投資是國家控制社會的經濟資源、指揮經濟活動的最重要手段。比如，1977年，投資增速開始回升，達到4.65%，1978年達到21.96%，有力地拉動了當年的經濟增長，形成了一個經濟周期的起點。隨后，投資增速下降，1979年和1980年只有4.58%和6.65%，到了1981年跌入谷底，投資出現負增長。1982年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高達26.64%，經濟增長加快，投資增速其后逐年回落，1983年是12.62%，直到1985年出現投資高峰，經濟回升，投資增速高達39.39%。

劉金全(2003)利用我國1992年第一季度到2001年第四季度數據，研究了我國投資波動性與經濟周期之間的關聯性，得到三個基本結論：在水平值和波動成分上，經濟增長率與投資率和投資增長率之間沒有顯著的格蘭杰影響關系，但是它們的趨勢成分之間存在顯著的雙向格蘭杰影響關系，這意味著投資和產出之間仍然存在長期的均衡聯系，投資波動是誘導經濟周期的重要原因；投資率和投資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之間的關系存在方向上的差別，存量水平上的投資率增加并未顯著地促進經濟增長，現階段實際產出中的投資品成分也未明顯膨脹；流量成分的投資需求增加作為GDP的統計成分形成了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投資需求仍然是擴張總需求的主要對象；投資波動具有一定程度的增長率“減損效應”和“溢出效應”，最優投資路徑應該具有一定的光滑性。如果頻繁地擴張投資或者抑制投資，都會具有一定的社會成本。

李延軍、金浩、王競和高素英(2003)定性和定量地分析了經濟波動的成因，認為從總體經濟的構成來看，第二產業主要是工業波動是造成經濟波動的主導力量，從社會需求來看，最終需求的增長以投資拉動為主，因此投資波動是引起經濟波動的最重要因素。

(二)制度沖擊

胡鞍鋼(1994)利用二階自回歸動態方程模擬政治動員的沖擊影響，其結論認為，黨代會具有很強的政治動員作用，經濟的擴張與歷次黨代會具有一一對應的關系，與人代會也具有一定的對應關系。

杜婷、龐龍和楊燦(2006)運用經濟計量方法對制度沖擊改變我國經濟周期特征進行了檢驗，并通過市場化程度、非國有化水平和開放度三個制度沖擊變量檢驗了其與我國經濟周期波動的相關性，其結論證明在我國受政治背景的影響而出臺的重大的經濟制度改革對經濟的發展影響巨大而深遠，制度變動沖擊對經濟的周期變動的方向及程度起到了較大的決定作用。

(三)總需求沖擊

施發啟(2000)認為，在改革開放前后我國經濟波動的原因相同。改革開放前，由于物質產品短缺，我國經濟增長波動主要取決于總需求的波動。總需求由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構成。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一直實行高積累低消費的政策，因此總需求的波動主要取決于投資需求的波動。改革開放后，雖然我國經濟運行機制發生了重大變化，但是經濟周期波動的主要原因仍然是總需求波動，即總需求擴張導致經濟增長加速，但是瓶頸產業和高通貨膨脹的約束又使得經濟被迫調整，經濟增長回落。引起需求擴張的主要原因是經濟發展水平低和工業化階段還未完成，并且需求擴張呈現明顯的階段特征。

(四)我國經濟周期的特征事實

簡澤(2006)考察了1952—1999年我國經濟周期性波動的統計規律性，概括出我國經濟的周期性波動的特征事實：我國經濟波動具有持續性，只是到了2—3年后才表現出回歸趨勢的傾向；所有的變量都呈現出顯著的周期性波動，但波動程度存在差異，消費、資本存量、就業和一般物價水平的波動小于產出波動，而投資、政府收入、政府支出、進口、出口和貨幣供應量的波動遠遠高于產出波動；總需求的組成部分、就業和全要素生產率與產出共變，并表現出強烈的順周期性，資本存量領先于產出的變動，而是工資則滯后于產出的波動；貨幣供應量和一般價格水平是反周期的。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經濟周期波動的特征事實與其基本相似，只是我國周期波動的幅度大大高于西方發達國家。

呂光明和齊鷹飛(2006)采集了23個主要宏觀經濟變量數據，運用CF濾波，分解得到他們的周期性成分，得出了中國經濟周期波動的特征事實。資本形成、財政支出、進口、出口、價格水平和M0的波動性大于總產出的波動性；從業人數、全要數生產率、消費、國內貿易、通貨膨脹率和名義工資總額等的波動性小于總產出的波動性；勞動生產率的波動性與總產出的波動性大致相同。從業人數、全要素生產率、勞動生產率、消費、資本形成、財政支出、進口、出口、國內貿易、名義工資總額、價格水平、通貨膨脹率M1是順周期的；M0和價格水平是逆周期的。

改革開放后的變化范文第5篇

第一，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人的價值觀和社會心態變得越來越理智而成熟，他們的社會心理承受力將進一步提高。社會心理承受力是一個復雜的、多維度的社會心理結構系統，是因改革開放而生的一個社會心理學研究領域，甚至這一概念本身就產生于改革開放后的1980年代。因為改革開放，因為經濟體制變革和社會轉型，導致了社會利益格局的重組和利益關系的變化，以及利益分配方式的改變；也因為改革開放，新的社會或利益階層出現了，不同階層間的矛盾和沖突產生了；還因為改革開放，我們原有的社會體制、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的弊端暴露出來，各種腐敗現象和犯罪行為也大為上升；這一切都使傳統的價值觀和社會心態受到沖擊，導致了人們的精神震蕩和心理失衡，所以自1978－1989年間的改革初期人們的社會心理發生了劇烈的動蕩。但是，自1992年后，盡管改革的深度和廣度遠遠超過前10年，尤其是隨著市場經濟的推進，勞動人事制度、工資制度、住房制度和醫療保障制度都發生了巨大的改革或變化，這些改革或變化在造福一大批人的同時也影響到一部分人的生活，但整個社會卻并未因此出現危機的征兆。這說明人們對改革進程不再抱以盲目的樂觀態度，問題意識已經成為人們的普遍素養，并且學會了參照不同的國家、不同的角度來全面地看待問題。盡管在目前的大轉型時期中國社會的相對穩定與政府對各種現實社會問題的解決能力提高有關，也與中國人的人際關系網絡能夠提供一定限度的心理舒緩和社會支持有關，但中國人社會心理承受力的提高同樣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第二，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人的價值觀和社會心態變得越來越開放和多元，他們對各種外來文化和其他亞文化的接受能力也不斷提高。中國人對外來文化的價值觀和社會心態，經歷了一個復雜的轉折過程。和1840年的被動開放不同，1978年的改革開放之后，中國人對外來文化的接受程度十分高漲，但這種積極的接受態度在1999年美國攻擊中國使館以及日本首相三番五次參拜靖國神社后曾出現了短暫的變化，但最近幾年隨著“奧運會”的來臨和召開，中國人對本民族的文化認同和對外民族的文化接受形成了相映成輝的局面。

第三，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人的價值觀和社會心態變得越來越主動和積極，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增長、中國在世界主流國家中的地位不斷提高，他們對國家的未來也越來越充滿信心。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的社會結構也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一個擁有數億人口的龐大的中產階級正在形成和壯大。

第四，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尤其是隨著中國一步步融入全球經濟和社會體制之中，中國人的價值觀和社會心態變得越來越具有世界意識，他們精神生活的全球化特征日漸明顯，風險意識、環保意識、誠信意識、平等意識、公共服務意識及對他文化的寬容意識逐漸養成。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方面，外來文化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將會更為普遍；另一方面，中國人的民族認同及因這種認同而生的民族文化的復興也會日益昌盛?？梢韵嘈?，不但中國人民對幸福生活的渴求，而且全球化的不可逆轉的趨勢，都使得中國社會不可能重新走向閉關鎖國的回頭路。在未來中華民族實現自己渴望已久的偉大復興的過程中，中國人的價值觀和社會心態也一定會更為自信而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