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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股票送轉;財務效應;信號傳遞假說
中圖分類號:F83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一、引言
股利政策是公司治理的三大政策之一,是現代公司治理的核心內容。它決定了留存在公司用于擴大再生產的資金與向投資者分配的資金的數額和比例,關系到投資者的切身利益以及企業的長遠發展。因此,不論股東、管理者或者債權人都十分重視公司的股利政策。股票送轉作為重要的股利分配方式,越來越受到了上市公司的青睞。
股票送轉通常包含送股和轉增兩個內容,分別指上市公司以股票作為股利和將資本公積或者盈余公積轉換為股本無償送給原有股東。其中,公積金轉增股本與國外的股票拆分類似。股票送轉對所有者權益進行了賬面調整,無論作為歷史經營業績的有利信號還是作為增加市場供給的有效手段,其對上市公司未來一段時間內的投融資活動都將產生重要影響,這一影響在長期內主要反映在財務績效上。本文基于信號傳遞假說,將股票送轉的財務效應界定為股票送轉對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成長能力、資產管理能力與短期償債能力的影響。
目前雖然已有文獻就公司股票送轉與其經營業績、成長能力、資產管理能力與短期償債能力之間的關系進行過研究,但是主要集中在現金股利的發放動因、影響因素與市場反應上,局限于這些財務能力對公司是否進行股票送轉以及股票送轉水平的影響。然而,探討上市公司實施股票送轉對其財務績效的影響,可以深入認識股票送轉對企業各個層面的影響。同時,財務目標能否實現對于公司的生存與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財務指標是否處于一個合理的水平也是判定公司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是否良好的標準之一,因此公司的財務能力一直都是股東、債權人、管理者等利益相關者關注的重點。研究股票送轉對公司財務指標實現程度即其財務能力的影響,能夠為管理者合理制定股利政策提供一定的參考,也有利于促進公司的健康成長。
二、相關文獻綜述
股票送轉是所有者權益內部各個項目結構的調整,僅改變了公司股票的價格與流通在外的普通股數目,并不涉及到公司所有者權益總額的改變和現金的流出,也不會對上市公司價值與財務業績造成影響,理論上股票送轉不是公司股利分配的最優方式。然而現實中,上市公司往往傾向于派發股票股利或者利用公積金轉增股本。這種實際與理論的沖突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他們對上市公司股票送轉的動機以及市場反應等進行了廣泛的研究。然而,目前有關上市公司股票送轉財務效應的文獻大多是從信號傳遞假說出發,僅僅研究了股票送轉對公司盈利能力的影響。
一些學者基于信號傳遞假說研究發現,公司進行股票送轉意味著未來有較好的財務業績。Yagüe, Sala和Fuentes的研究結果表明在上市公司宣告公積金轉增時,投資者會向上修正股票價格并提高對公司未來業績的預期[1]。Lukose和Sapar也發現,與不支付股票股利的公司相比,支付股票股利的公司的股票收益和經營業績更好,這一結論與信號傳遞假說一致[2]。Huang, You和Lin研究了送轉比與業績增長之間的關系,發現只有在股票股利和現金股利相結合的方式下送轉比與支付股利后的業績增長之間才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3]。國內方面,林海[4]及劉文軍和趙亞娟[5]的實證分析均支持股票送轉提高了上市公司未來的經營業績的觀點。
也有學者認為,上市公司進行股票送轉不能有效提高公司業績。Araujo, Moreira和Tsuchida分析了信號傳遞假說的局限性,發現股票送轉既可能對收益造成正面影響,也可能造成負面影響[6]。閻大穎[7]以及閻大穎和竇森[8]考察了中國上市公司首次股票送轉后的公司業績,發現首次進行股票送轉的公司在股票送轉前后短期內業績相對較好并產生積極的市場效應。但是從長期來看,盈利能力與增長能力均明顯下降。同時,閻大穎和竇森也發現公司實施股票送轉后資產流動性得到顯著改善[7, 8]。
還有學者將股利支付水平增加、減少或者不變三種情況進行對比分析,發現上市公司提高股利支付水平能夠向投資者傳遞利好消息,公司收益會有所改善,降低股利支付水平將起著相反的作用。Jagannathan, Stephens和Weisbach發現提高股利的公司會有更高的經營收入和非經營收入,而股利下降會使企業的績效下降,因此公司一般會避免降低股利[9]。Harada和Nguyen研究了股利調整、經營業績和長期股票收益之間的關系,發現股票股利水平增加能夠引起公司未來收益增長[10]。Lie采用季度數據,發現樣本公司股利增加或者停止支付股利后,收益并沒有顯著的變化。研究還表明在相關季度數據公告時的市場反應反映了企業未來業績,市場對于減少或停止支付紅利的預期是悲觀的[11]。
綜上所述可以發現,目前有關股票送轉財務效應的研究比較單一,往往只關注其對公司盈利能力的影響,僅有少數學者考察了股票送轉對公司資產流動性的影響。因此,本文擬從相關理論出發,深入探討股票送轉對公司財務績效可能造成的影響,全面分析股票送轉的財務效應。
司馬遷在開篇的敘述中述及:黃帝是趁神農氏衰敝而興起的。一般以神農和炎帝為同一個人的不同稱號,可是,戰國已有不同說法,《國語·晉語四》首稱“炎帝”。《逸周書·嘗麥解》、《尸子·重治》、《莊子·盜跖》、《商君書·畫策》、《韓非子·五蠹》均稱“神農氏”。《易傳·系辭下》第二章所列的順序是伏羲氏、神農氏、黃帝等,所謂“包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呂氏春秋》中炎帝、神農開始混用。但《管子》中有這樣的話:“管仲日:‘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慮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皆受命然后得封禪”’(《管子·封禪》),明顯透露出神農和炎帝代表著不同的兩家。也許神農和炎帝本來代表時間上有前后的歷史時期,甚或形態上有一定差異的原始文明,而未必是同一個傳說人物,但是因為這兩個部族在社會狀況、精神和生活等方面又有共同性,或者因為部族間存在特殊的血親關聯,所以二者被納入同樣的族系。
今天的人們一般是炎黃連稱,但是實際上炎黃不僅意味著兩個半神半人的傳說人物,炎黃還代表著原始社會不同階段或不同形貌的人格化。值得引為注意的是:我們一般的炎黃連稱,關注的焦點是炎黃的一體性、共通性,時代久遠,他們都是中華民族文明的開山者,對中華文明肇始之功難分伯仲,在大的生產、生活方式和神靈信仰方面有相似性、互補性,連稱是無可厚非的。但是由于這樣的原因,對他們之間的區別——這牽涉到他們所代表的時代內涵的差異——因而沒有給予盡可能的辨析,不免會造成我們對原始社會演變過程及意義看法上的缺陷。實際上根據后世文獻載傳資料和考古發現,他們的差異也是斑斑可見的。
從《太史公書》看,炎帝在中華歷史大舞臺上一上場就是個悲劇性人物。我們說炎帝是悲劇性人物,并沒有貶義,相反,炎帝正是以悲劇性面貌出現而體現出其崇高和悲壯之美。神農氏統治后期,“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于是軒轅乃習用干戈……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史記·五帝本紀》)。這里說神農氏“世衰”,是什么意思?為什么衰敗下來?黃帝又強盛在什么方面?為什么原因?這中間正可以看出原始社會末期劇烈遞變的信息,應該加以追問。
怎么看神農時代及其文明形貌?從后世對其功績的歌頌中可見一斑。鄭樵在《通志》中對炎帝列有400字的正傳,炎帝有七大名號,即神農氏、烈山氏、連山氏、伊耆氏、大庭氏、魁隗氏、人皇,七號基本上是其各種功德的濃縮。他還是在歷史上第一個獲得帝號的人,比如炎帝、赤帝,有時與神農合稱,叫做炎帝神農氏、赤帝神農氏。“神農氏”,標榜的是功業,說明他是遠古農耕文明的開創者,“神農作,樹五谷淇山之陽,九州島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管子·輕重戊》);“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日農,能殖百谷”(《禮記·祭法》);“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知也;湯武致強而征諸侯,服其力也。今世巧而民,方仿湯武之時,而行神農之事,以隨世禁,故千乘惑亂”(《商君書·算地》)。他還發明或改進農具,“包羲氏沒,神農氏作,靳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系辭下》第二章)。“烈山氏”,隱含神農氏用火燒荒墾殖,反映了原始人刀耕火種的農耕方式。炎帝稱呼中的炎字透示炎帝與火有關,《左傳》有:“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管子·輕重戊》說炎帝用火煮熟食物,使人民吃了不生病。這些可能就是說炎帝“以火承德,故稱炎帝”(《漢書·律歷志》)的真正由來。炎帝的另一個重要貢獻體現在對草藥的發明利用上,《淮南子》說他“嘗百草之滋味,一日遇七十毒”。馴化野生植物、刀耕火種、農具的發明改進、火食和草藥等幾大發明對原始文明的發展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主要是依靠這些,當時的農業生產力得以提高,因病減員得到控制,直接導致人口的繁榮,這在原始社會意味著其部族必然會強大,也意味著其向心力和威望的提高。
中國上古開拓時代主導者的地位得以成立,都要靠自己或先人實際有利于人民的功業,正如《管子·形勢解》說的:“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貴顯,而子孫被其澤……神農教耕生谷,以致民利;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致民利;湯武征伐無道,誅殺暴亂,以致民利。故明王之動作雖異,其利民同也。故日:萬事之任也,異起而同歸,古今一也”。神農氏成為盟主,固然靠的是以農耕利民的生存之道,后世對此可以說形成了共識,這或者可以稱之為民族“集體記憶”。
神農時代在農業上有劃時代的成就,所以歷史上有神農之教、神農之言、神農之道等說法,可是就政教制度而論,可能還處于自然化與人工化的門檻。《莊子·讓王》稱:“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于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于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于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眾,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今天下圈,周德衰,其并乎周以涂吾身也,不如避之,以絮吾行”’。這折射出神農氏的政治是以自耕和自治為特色,而伯夷、叔齊看來信奉神農之道。《孟子·滕文公上》的相關章句也可以見證神農氏之教的特質。楚國“為神農之言者許行”到弱小的滕國鼓吹自食其力、自耕而食、自織而衣,應該有一定的歷史淵源。孟子與相信許行的陳相展開對話,利用勞動分工的理論駁斥自耕而食、自織而衣、以物易物的農家言論,反而透顯出神農氏教導的思想底蘊。《淮南子·主術訓》說神農氏據有天下是“養民以公”,同樣反映了古人對神農屬于典型的原始黃金時代的認識。
我們再看看黃帝部落崛起的方式和原因。商鞅稱,“神農之世,男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農既沒,以強勝弱,以眾暴寡。故黃帝作為君臣上下之義,父子兄弟之禮,夫婦妃匹之合;內行刀鋸,外用甲兵,故時變也。由此觀之,神農非高于黃帝也,然其名尊者,以適于時也”(《商君書·畫策》)。商鞅敏銳地看到炎黃傳說中潛在的意義,他指出這其中的變化是“時變”,即重大的時代變遷。他有關神農和黃帝時代性的對比也告訴我們:神農依靠的是自然農業,未曾在刑法、政治和軍事上及時發展;而黃帝則在政治、禮儀和軍事上作出了創舉。因此,神農氏和軒轅氏之間存在著很大的變遷。神農氏還處在自然自發的自治之中,契合于后世道家信奉的自然無為之道;而黃帝部族開始走出自然,進入人工社會的建構。
《莊子·盜跖》篇借盜跖的口說:“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后,以強陵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這里說神農氏時代比較淳樸簡單,黃帝取代神農過程中,先和炎帝“戰于阪泉之野”(《列子·黃帝》),接著又和蚩尤部落進行過惡戰,血流成河,這些在歷史上都不是獨家孤說,應該是可信的傳說。《莊子·在宥》篇指責“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于是乎股無肢,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這說明黃帝時代在仁義法度上有進展,這些都是超越自然化的人工社會理念。《易傳·系辭下》第二章說“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歷史上多家稱黃帝發明衣服制度,看來不是空穴來風。可見,黃帝部落的崛起主要是在神農氏農耕發展的基礎上開創了新的社會性建構因素,主要是政治、倫理制度和兵器軍事方面的。
綜上所述,炎黃部落其實是有分別的,可以說炎帝神農氏依靠的主要是自然化的農耕,而黃帝在政治軍事上超過了炎帝部落。所以,從一方面看,炎帝衰敝是歷史的必然。然而,從另一方面看,歷史的必然趨勢不等于歷史可以隔斷過去。這符合歷史進退得失的辯證法。實際上,炎黃兩個部落也象征著中國上古完整歷史中前后并列或相隨的不同階段,即自然化程度較高的階段和走出自然化的門檻。若論得失,他們都有經驗教訓。神農氏得在合乎自然農業和自發自治,失在沒有及時發展生產、制度和軍事實力等。黃帝可能在延續炎帝農業文明基礎上及時開創了社會變革,在這里,后人和前人的社會拉開了距離,而在漫長的原始社會,這一般是通過人和自然的距離、關系反映出來的,即黃帝文明在人為、人工上有大的進展。“祀”和“戎”在古中國特別受看重,其實“戎”是更重要的因素。在遠古歷史上戰爭一般是歷史前進和改變的最大動力,黃帝多次發動的劇烈戰爭,在促進歷史積極變革的同時,對生命和自然生態以及相關的信念當然也是莫大的破壞。
后世思想史的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這一點,黃帝和戰國最顯赫的黃老道家是合流的,更多地受到黃老道家,也就是政治化道家的弘揚,以后逐漸得到儒家的青睞。炎帝則更多地成為莊子代表的道家以及農家學派標榜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先驅。
1、炎黃子孫的由來: 炎指炎帝,以姜水成(今寶雞市境內),黃指黃帝,以姬水炎黃二帝為中華始祖。傳說他們出自同一個部落,后來成為兩個敵對的部落的首領。
2、兩個部落展開阪泉之戰,黃帝打敗了,兩個部落漸漸融合成華夏族,華夏族在漢朝以后稱為漢人,唐朝以后又稱為唐人。
3、炎帝和黃帝也是中國文化、技術的始祖,傳說他們以及他們的臣子、后代創造了上古幾乎所有重要的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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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我們覺得可能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這些內容的本身是一段遠古傳說,是一代一代傳承下來的對遠古歷史的認識。沒有學生心目中那種嚴格的“證據”;二是剛剛進入初中的學生,他們的抽象理解能力沒有達到必要的高度,求知欲強而對神話傳說意義的認識還不夠,甚至在對傳統文化的認同心理方面還有待進一步培育。產生以上的疑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第三可能也因為教材編寫的原因。從教材對黃帝事跡的文字敘述看是沒有什么問題的,可能是因為篇幅制約,或考慮到初中生接受能力以及知識點不宜過多等問題吧,有些給人一種不太確定的感覺。加之“動腦筋”中有關問題的設置,目的是引導學生朝著歷史方法性方向思考的,如果教師不注意正確引導或者不作處理,學生會因為認定它“不科學”,而妄自菲薄的。
通過新課程教學中的嘗試,我們覺得,歷史教師在講解這段內容的時候,有必要注意以下幾點:
一、照應本課主題,突出黃帝是“中華之祖”的一個代表
本課一開始就涉及到三個人物:炎帝、黃帝、蚩尤。然而學生在這里容易產生誤解,有的以為黃帝是“華夏之祖”,就是唯一的祖先;或者認為既然是“華夏之祖”,就是漢族的祖先了。教師應當在講解“炎黃戰蚩尤”的時候解決好這些問題。
我們有的老師在這里作了些看似“加負”的補充:
通過這部分內容的學習我們知道了黃帝是那個時代的英雄,他聯合炎帝部落,平定了蚩尤的擾亂,統一了遠古三大部落,成為中華民族第一個共主。一個人,一個家庭都會有自己的祖先,我們中華民族將黃帝作為代表,作為華夏始祖,是在中華民族的漫漫歷史長河中形成的。
但是,一般人把黃帝僅僅看作漢族人的祖先,這是片面的,甚至是錯誤的。華夏族是漢族的前身,但不是全部。今天的漢族實際上包含了華夏、蠻、夷等中國境內大多數原始部落的血統和文化,是一個有別于任何部族的龐大融合體。在這個意義上說,不僅炎帝和黃帝是漢族的祖先之一,蠻、夷諸部族的祖先也應是漢族祖先之一。同樣,后代那些分別源于蠻、夷等原始部族的少數民族,也與漢族有共同的祖先。另外,亦有少數華夏族的后裔由于種種歷史原因遷徙到邊遠地區而成為少數民族,直接或間接承認炎帝或黃帝為他們的祖先。
我們今天這個大家庭,包括漢族在內的國內56個兄弟民族都是在漢、唐、宋甚至更晚的時期形成的,距離炎黃時代有三四千年之遙。由于遷徙、雜居、通婚等原因,子孫繁衍,支系無譜,很難在血統方面準確判別幾千年前的某部族首領是某民族的祖先。與其把炎帝、黃帝或其它某個原始時代的英雄人物看作是某族的祖先,不如把他們看作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更科學、更符合歷史實際。
通過以上老師介紹,可以消除學生在本課學習中的誤區,引導學生確立正確的民族意識。也為今后學習有關民族問題的歷史內容做鋪墊。
二、引入時代觀念,從三個文明理解“人文初祖”
尊稱黃帝為“人文初祖”,是就文化創造、文明初創說的。什么是文化或文明,真正定義起很難。我們查閱了有關傳說中黃帝的“事跡”內容,發現從分類角度進行歸納,有助于學生理解這一概念。今天,我們講“三個文明”,包括了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我們引導學生也通過今天對文明的內涵的認識,從三個方面讓學生找找看,傳說中黃帝及其周圍的人有哪些貢獻?學生們非常踴躍。
然而,教材在對傳說故事的取舍上,沒有選入政治(制度)文明方面的。我們覺得這是個遺憾。于是,我們給學生補充講解了一些查閱的資料,說明黃帝還創立了別尊卑,定禮樂,創官制、財產、嫁娶和喪葬等制度,在制度文化方面把我們的先民帶入了文明的門檻。
從這個教學環節,我們感覺到:學生動手,活躍了課堂氛圍;資料充實,拓展了學生的視野;歸納整理,培養了學生的學習方法。
三、利用教材小字,體會“傳說”與“史實”
《黃帝──“人文初祖”》這一目小字內容很重要。我們認為,正是它聯系著正文和“動腦筋”,成為引導學生體會“傳說”與“史實”區別與聯系必不可少的內容。
在學生閱讀過這段小字后,教師可問:為什么我們遠古的歷史會留下許許多多的傳說?傳說會是真的嗎?我們怎么才能證實傳說是否可信呢?
學生的答案是非常多的,他們充分發揮著自己的想象力。不管是請學生發言還是組織學生討論,最后,還需要教師引導學生,結合他們的思考,介紹怎樣區別“傳說”與“史實”這一方法性問題。如有的教師是這樣總結的:
“傳說”與“史實”的最終區別在于有沒有實物證據,比如小字中的考古發現,就有力地證明在那個時代,我們中華民族已經有了這些文明成就。結合一些歷史文獻的記載,還能夠互為印證。這樣,“傳說”盡管不會每個細節都令人信服,也能從“史實”的角度確定當時人們已經能夠這么做了。
在這本書中,最吸引我的是“神農嘗百草”。它的故事情節令人緊張。它在講炎帝為了人民能夠擺脫病痛,不怕危險、艱難的事。
傳說炎帝成了部落首領后,他忠心耿耿,積極為人民做好事。他發現,人們因為沒有固定的飲食,什么都吃,連一些有毒的東西都吃了。所以,吃了以后,人們就開始生病。這個問題可讓炎帝急壞了。一天,他在踱步的時候,想出了一個好辦法,那就是親自去嘗一嘗,看看哪個有毒,哪個沒毒。讀到這,我想:萬一他也中毒了怎么辦?他想到這些了嗎?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繼續往下讀。正好,書上解開了我心中的謎團:他雖然想到了這一點,但是,為了人民的安危,他必須這么做。我自豪地想:原來,中華民族還有這樣為了人民,而犧牲自己的偉大的人啊!
炎帝出發了,他開始嘗百草了。有一次,他竟中了70多次毒,而他卻毫不在乎。只要不死,他就會繼續走,繼續嘗。不過,有一次,炎帝嘗到了一種含有劇毒的“斷腸草”。終于,腸子爛了,停止了呼吸。但是,炎帝造福了后代,發明了五谷,他這種“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很值得我們學習。
當我面對困難時,我會退縮;當我身處在茫茫世界中,我會感到孤獨;當我面對社會中的茫茫人海時,我會感到無助……可是炎帝不會,他一定會勇往直前。
在我讀這篇文章之前,我連發個本,撿個筆都不愿意。同學們都不愿意托我辦事。讀完之后,我深有感觸。以后,我經常幫助有困難的同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