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國際化的利與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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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國際化的利與弊范文第1篇
經濟學家普遍認為的一種觀點是人民幣國際化是指人民幣能夠跨越國界，在境外流通，成為國際上普遍認可的計價、結算及儲備貨幣的過程。人民幣國際化的含義包括三個方面：第一，是人民幣現金在境外享有一定的流通度；第二是以人民幣計價的金融產品成為國際各主要金融機構包括中央銀行的投資工具；第三是國際貿易中以人民幣結算的交易要達到一定的比重。這是衡量貨幣包括人民幣國際化的通用標準，其中最主要的是后兩點。
二、人民幣國際化的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香港先行先試
2004年，香港銀行獲準試辦個人人民幣存款、兌換、匯款和信用卡業務；
2005年，準許包括零售、飲食及運輸在內的7個行業開設人民幣存款戶口；
2006年，準許香港居民開設人民幣支票戶口；
2007年，內地金融機構獲準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券；
第二階段：大陸試水人民幣國際化
2007年6月，首只人民幣債券在登陸香港，此后內地多家銀行先后多次在香港推行兩年或三年期的人民幣債券，總額超過200億元人民幣。
2008年12月，國務院決定將對廣東和長江三角洲地區與港澳地區、廣西和云南與亞細安的貨物貿易進行人民幣結算試點；此外，中國已與包括蒙古，越南，緬甸等在內的周邊八國簽訂了自主選擇雙邊貨幣結算協議，人民幣區域化的進程大步加快。
2009年7月，六部門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管理辦法，我國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正式啟動。
2010年6月，六部門《關于擴大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有關問題的通知》，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地區范圍將擴大至沿海到內地20個省區市，境外結算地擴至所有國家和地區。
2011年8月，人民銀行明確表示，河北、山西等11個省的企業可以開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至此，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境內地域范圍擴大至全國。
2012年11月，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正式在南非起步，我國和南非之間的貿易都是直接將法蘭特兌換成人民幣來結算。
第三階段，全面開放階段
2013年，中國（上海）自由貿易區將打開人民幣國際化的大門，人民幣國際化將進入全面的、新的歷史發展階段。
三、人民幣的國際化是中國經濟強盛的必然的貨幣反映
一國貨幣能否成為世界貨幣，最終起決定作用的是該國的綜合經濟實力。著名國際經濟學家羅伯特·蒙代爾說，關鍵貨幣是由最強大的經濟體提供的，這是具有歷史傳統的事實。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美元已不再和黃金掛鉤，但美國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黃金儲備國家，美國現在仍然是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強勢美元”在短時間內不會改變。歐元也經歷了“退出歐元區”的信任危機，但歐元卻因歐洲經濟重大轉折而趨穩，現在乃至將來很長時間，歐元仍然將是世界第二大儲備和交易貨幣。
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將奠定人民幣國際化的根基，中國經濟國際化是人民幣國際化的貨幣反映。以人民幣標價的跨境人民幣業務規模不斷增長，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的統計，2012年我國非銀行部門跨境人民幣收付總額較上年增長了約1倍，較2008年增長了80多倍，占整體跨境資本流動的12%，已成為內地第二大對外結算貨幣。未來，人民幣會在世界貨幣舞臺登場，并逐漸走強，國際三大貨幣雛形已經越來越清晰，未來將是美、歐、中三大強勢貨幣。
四、人民幣國際化的利弊分析
中國目前乃至將來很長時間都將處于發展中大國地位，因此，實現了人民幣國際化，不僅可以減少中國因使用外幣引起的財富流失，而且將為中國利用資金開辟一條新的渠道。但人民幣國際化幣國際化是一把“雙刃劍”。
（一）人民幣國際化帶來的紅利
一是提升中國國際地位，增強中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人民幣國際化有助于我國搶占世界經濟的制高點，并從中得到諸多實際利益，還將對中國未來經濟形態和世界經濟競爭格局產生積極影響。人民幣實現國際化后，中國就擁有了一種世界貨幣的發行和調節權，對全球經濟活動的影響和發言權也將隨之增加。
二是人民幣國際化有利于國際體系的穩定與公正。1997年香港金融危機、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以美元為主的國際貨幣體系是一個極大的不穩定因素，國際貨幣體系的不穩定會導致套利的發生及大量的貨幣間對沖風險成本產生，上個世紀提出的“特里芬”難題至今未解。人民幣國際化有利于各國儲存在幣種上進行風險分散，是維護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和公正的力量。
三是促進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加強我國在世界貿易中的地位，減少匯價風險，促進中國國際貿易和投資的發展，促進我國巨大的對外投資熱情，有利于緩解中國自然資源短缺、市場供應過剩的問題，使我國獲得海外投資利益。
（二）人民幣國際化面臨的挑戰
一是對中國經濟金融穩定產生一定影響。根據“蒙代爾不可能三角”，資本流動、貨幣政策獨立和匯率穩定只可擇其二，因此，人民幣國際化將增加中國的匯率浮動、或減少貨幣政策的靈活度，并使中國金融體系面臨資本流動的沖擊。
二是增加宏觀調控的難度。人民幣國際化后，國際金融市場上將流通一定量的人民幣，其在國際間的流動可能會削弱中央銀行對國內人民幣的控制能力，影響國內宏觀調控政策實施的效果。
三是加大人民幣現金管理和監測的難度。人民幣國際化后，由于對境外人民幣現金需求和流通的監測難度較大，將會加大中央銀行對人民幣現金管理的難度。一旦國外貨幣需求的偏好發生變化，將會導致國內貨幣供需發生波動。從而導致匯率的波動。
五、中國人民幣國際化的發展方向
中國應做到趨利避害：盡管一國貨幣國際化會給該國帶來種種消極影響，但長遠看，國際化帶來的利益整體上遠遠大于成本。
一是協調發展人民幣在岸金融市場與人民幣離岸金融市場。離岸金融市場是金融國際化的產物，我們要進一步發揮離岸市場在人民幣國際化中的作用，對跨境資本流動要有一定的容忍度，通過鼓勵人民幣通過離岸市場在第三方之間使用，以減少離岸市場對在岸市場的沖擊。在積極發展離岸市場的同時，加快發展在案市場，通過進一步放松限制，吸引更多符合條件的境外機構到內地發行人民幣債券。
二是進一步加大改革開放的力度，加強與全球金融中心和業務聯系。改革開放后，我們以前所未有的姿態向世界開放，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在世界范圍內優化了資源配置，找準了自己在世界經濟中的位置。隨著中國（上海）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上海將成為我國對外開放的有一個橋頭堡，上海將成為中國配置世界資源的一個中心，而人民幣將充分發揮其價值尺度、流動手段、儲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貨幣的職能。
人民幣國際化的利與弊范文第2篇
目前，對于人民幣離岸中心的選址問題有很多爭論，呼聲最高的是香港、新加坡和倫敦這三個城市。那么，哪個城市更適合建立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建立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對于人民幣國際化有哪些推動作用？建立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還存在哪些問題？就這些問題，《新財經》記者專訪了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瑞穗證券亞洲公司董事總經理、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金融學教授孫立堅。
離岸之爭，協作多于競爭
《新財經》：目前，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有三個備選城市――香港、新加坡、倫敦，請談談這三個地方各自的優勢和劣勢？
魯政委： 香港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同時，香港還有一批熟悉內地語言、政治、經濟狀況及東西方資本市場的金融專業人士。但香港的創新能力受到很大制約，主觀能動性不強，這是最主要的問題。
新加坡有相當部分金融專業人士懂中文和英文，熟悉中國和西方市場狀況。作為亞洲的金融中心，新加坡成功運作了亞洲其他國家的金融產品，很多亞洲國家的國債期貨、跨國交易、NDF（無本金交割遠期）也在新加坡交易。新加坡有更強的創新舉動，不太在意中國政府的態度。這一特點可能對發展人民幣離岸市場更有優勢。但是，如果中國政府刻意在香港和新加坡之間做出平衡的話，新加坡可能會受到影響。
倫敦是全球的金融中心，這對于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的建立是好事。但倫敦沒有很多對中國市場熟悉的金融專業人士，而且，人民幣結算還沒有運用到歐洲市場。站在客戶的角度，要考慮有沒有人去倫敦進行人民幣交易，與其這樣，還不如將離岸金融中心放在新加坡或香港。
孫立堅： 香港一直在做離岸貿易的結算業務，人民幣結算業務量較大，很多海外業務都通過香港“中轉”，內地與香港的貿易一直非常密切，沒有語言障礙。人民幣國際化對香港來說，是水到渠成的事，所以，香港的積極性一直最高。香港希望將業務與人民幣國際化配套起來，中央政府也對香港開放特權，這是香港的先天優勢。
新加坡在亞洲地區是一個金融城，投資理財金融產品比較豐富，衍生品也很多。新加坡也積極邀請華爾街的金融人士幫著打理金融業務，引進對沖基金，新加坡的特點是財富管理和升值，有點像華爾街模式。但新加坡的基本面稍遠了些，內地和香港已經開展了“一條龍”的貿易和結算業務，而新加坡只能效仿香港模式。金融服務是需要網絡的，新加坡在人民幣業務網絡上沒有香港那么廣，“人脈”關系也相對缺乏。
倫敦是優質品牌，是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信譽高是它的優勢，貨幣都愿意到一個信譽高的地方集中交易。盡管它不做人民幣業務，但擁有很成熟的國際網絡人脈。倫敦主要是靠金融打造的城市，金融服務很到位，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律健全性上都比香港和新加坡要好。但倫敦缺少實業，它可以將財富有效地配置，但“以錢養錢”容易出現泡沫。倫敦沒有強大的實業經濟作后盾，作為人民幣離岸中心還是很困難。
《新財經》：從政策推動和市場需求等方面來看，香港、新加坡、倫敦這三個城市哪一個更適合做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
魯政委： 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的建立是市場競爭的結果，最終的目的并不是要將某個城市培育成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而是在這個過程中讓人民幣國際化取得進展。
政策的推動可能會對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的建立在某個時點走得更快或更慢一些有影響，但并不能決定最后的結果。就像英國的“歐洲美元市場”出現時，美國試圖去遏制這種趨勢，但是它還是形成了一樣。
目前，人民幣貿易結算還在香港，從這點來看，香港是最適合做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的城市。但我們擔心香港“太聽話”，在創新問題上“縮手縮腳”。香港應該更多去迎合市場的需求，平衡市場需求與中央政府政策導向之間的關系。不能因為“聽話”而壓抑市場需求，也不能單純追求市場而不顧政府的政策。香港可能還做不到這一點。
沈建光： 現在要考慮的是設立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的目標是什么？其實，最終目的是實現人民幣可兌換，離岸金融市場只是一個中間步驟。中國的目標很明確，不是讓香港成為離岸金融中心，而是希望人民幣廣泛地在全球使用。
離岸金融中心是人民幣對外流通的一個支撐點，沒有離岸中心就不會有人民幣在海外的廣泛流通。人民幣的流通需要有市場和落腳點。這三個城市之間有競爭，也有協作。在股票市場方面香港遠遠超過新加坡，紅籌股也是最先在香港發行，香港的“人緣”等各方面有得天獨厚的優勢。目前，人民幣已占香港銀行儲蓄額的10%，還可以通過貿易結算和ODI、FDI進行海外投資。這樣看，香港是最適合做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的。
香港與其他城市相互之間的配合，是一種互補關系。如果香港成為離岸金融中心，倫敦和新加坡也可以獲利。
不能靠升值實現人民幣國際化
《新財經》：很多觀點認為，設立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的前提是人民幣升值，但人民幣持續升值就會有風險，如何把握并控制好這種風險？
魯政委： 從來沒有哪一種貨幣能夠持續升值。如果依靠升值這個“棒棒糖”，人民幣國際化必然是“短命”的。人民幣持續升值的話，對于持有貨幣的另外一方是不公平的，一個不公平的市場不可能發展起來。
沈建光： 人民幣國際化，采用浮動匯率政策已成必然趨勢。在此情況下，對于人民幣升值利與弊的討論，意義十分有限。沒有考慮到關鍵問題，人民幣匯率應該是浮動的，是要讓市場發揮作用的。該升值的時候就升值，該貶值的時候就貶值。對待人民幣升值問題，應該考慮出口企業的承受能力，適時增加人民幣匯率的靈活性，建立成熟的浮動匯率制度。
孫立堅： 不能通過人民幣升值來實現人民幣國際化，這是“日本病”。人民幣持續升值，大家就都想擁有人民幣資產，不去做人民幣的商品交易。資產越來越多，實體經濟卻被打入冷宮，這樣會被送上“金融泡沫”的斷頭臺。
現在不少人主張靠人民幣升值來對沖輸入性通脹的做法，就是自我膨脹心態的表現。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的背后有多少是來自真實需求？很大一部分是流動性泛濫導致的金融投機行為。如果人民幣一味升值讓金融投機資本漲價，很容易出現2007年2月在越南發生的金融危機。所以，一定要弄清楚人民幣國際化和人民幣投機這兩者的區別。
《新財經》：人民幣走向國際化后，對國內市場的影響會不會很大？
魯政委： 對國內市場的沖擊取決于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情況。如果人民幣成為自由流通的貨幣，那就基本上沒什么影響。如果人民幣依然維持目前的狀態，對國內市場造成的壓力就會非常大。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方向應該是自由兌換。一個貨幣成為國際性貨幣時，這個國家的貿易就可以更加健康地發展。
沈建光： 人民幣匯率相對固定的情況下，國內市場競爭環境、經營環境都會受到較大的影響和沖擊。有些挑戰并不是因為人民幣國際化帶來的，中國已經到了該對利率進行市場化改革的時候。
國內很多金融產品還沒有創新，這是最好的發展機遇期。特別對于沿海地區來說，金融服務業有迫切提升的需要。在城市化進程中，對沿海金融的發展不光是自身需求，也為工業投資提供了很好的服務。
人民幣“回流”是關鍵
《新財經》：要建立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目前還存在哪些問題？應該怎樣解決？
魯政委： 人民幣的流通性是當下急需解決的問題。不少經濟體雖具備較大的貿易和經濟規模，其貨幣最終卻未能成為國際貨幣。主要原因是金融市場發展不足，令國外居民雖渴望分享該國的成長紅利卻苦于無門。所以，在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建立的過程中，我們要加快國內金融市場的發展，建立足夠的市場吸納人民幣“回流”。缺乏一個具備相當深度和規模的金融市場支撐的貨幣，無論其所代表的經濟體如何有活力，該貨幣最終都很難成為主要的國際貨幣。
沈建光： 現在的問題是人民幣如何去豐富它的產品（債券、股票），讓人民幣回流到中國。還應該加大人民幣的貸款額，讓更多的人使用人民幣交易。
建立人民幣離岸中心就是要不停地增加人民幣的量和份額，先將它作為一個流通貨幣，更廣泛地使用。目前，人民幣流通只是剛剛起步階段。最主要的還是將人民幣管制更加開放，匯率更加浮動，兩者相互促進。
孫立堅： 我不太贊成這么快建立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因為匯率還沒有市場化就加快人民幣離岸業務，這會增加別人的投機機會。市場一旦放開的話，國家監管很難到位。現在的問題是利率、匯率沒有市場化，還做不到讓人民幣最大限度在市場上流通。不要把人民幣需求的增加混淆為國際化的需求。人民幣是不是國際化就看它是否在流通。
人民幣國際化的利與弊范文第3篇
關鍵詞：人民幣升值；影響；貨幣政策
中圖分類號：F820.1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18-0049-02
人民幣升值用通俗的話講就是人民幣的購買力增強了，同等數量的人民幣在國際市場上能買到更多單位的商品，人民幣升值或貶值是由匯率反映出來的。
一、人民幣升值的原因
1.外部原因。人民幣升值首先是來自美國的壓力。美國政府認為，中美長期的貿易順差以及中國實行盯住美元的匯率政策，使美元貶值的貿易作用得不到發揮，反而使中國產品更具有競爭力，因此迫切要求人民幣升值。其次是來自日本的壓力。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進入了漫長的蕭條期，物美價廉的中國產品在日本市場所占的份額不斷提高，日本政府認為中國商品低價向國外銷售，不僅使日本的經常項目處于逆差狀態，也給日本國內市場帶來了通貨緊縮的威脅。因此，日本極力想通過人民幣升值改變其國內經濟持續不景氣和國際競爭力下降的狀態。最后是來自歐盟的壓力。美元兌歐元的持續貶值使得與其掛鉤的人民幣對歐元也相對貶值，近年中歐貿易持續增長，人民幣對歐元的貶值導致歐盟企業對中國商品的成本上升，企業出現虧損，于是加拿大、歐盟等國家和地區紛紛要求人民幣升值以承擔美元貶值的部分后果。
2.內部原因。首先，中國資本項目和經常項目“雙順差”導致的巨額外匯儲備是人民幣升值最主要的內部原因。其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中國經濟增長率遠高于同期世界各國經濟增長率，這奠定了人民幣匯率上升的經濟基礎，促進了人民幣的升值。最后，中美利差的倒掛也進一步促使人民幣升值。
二、人民幣升值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的機遇
1.有利于增強人民幣的支付能力。人民幣支付能力的增強可以減輕中國償還外債的壓力，提高中國企業海外并購能力，降低中國進口商品的成本，使得中國企業在國外并購的時候會變得更富競爭力。 此外，國民出國學習、培訓和旅游探親的機會也因此而受益。
2.有利于中國的產業結構升級。人民幣的升值，將導致流向出口部門即勞動密集型部門的資金向資本密集型部門流入，使中國的產業結構向有利的方向調整，最終資本會轉向投資國內市場，當貨幣升值后，資本就會尋找高科技高附加值的產業進行投資，使這些產業有更多的資金進行技術創新改革，增加其國際市場競爭力，以高科技高附加值的產品進軍國際市場。
3.有利于實現人民幣的國際化，提高中國經濟的國際地位。一國貨幣幣值的升貶與其綜合國力的興衰密切關聯。因此，人民幣升值是中國經濟綜合實力強、經濟形勢好的信號，有利于增強國內外投資者的信心以及改變他們對政府行動和經濟運行的預期，增強投資者的投資意愿，為人民幣成為區域化、國際化貨幣創造有利條件。
三、人民幣升值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的挑戰
1.出口將受限，減少國民收入，增加就業壓力。人民幣升值后，中國出口廠商的生產成本會相應的提高。在國際市場產品價格不變的情況下，出口的利潤將下降，不但會影響到出口廠商的積極性，也會削弱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從而使一國的國民收入減少。
2.迎合投機資本預期，制造資產泡沫，同時可能引發部分國際游資外逃。人民幣升值帶來更大的升值預期，會減少外商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吸引更多的非直接短期資本的流入，增加對地產、股市等投資和投機，制造資產泡沫，甚至將制造虛假繁榮，誤導經濟向非理性方向的發展。
3.使巨額外匯儲備面臨縮水的可能。充足的外匯儲備是中國經濟實力不斷增強，對外開放水平日益提高的重要標志，也是我們促進國內經濟發展，參與對外經濟活動的有力保證。然而，人民幣升值將使中國巨額外匯儲備面臨縮水的可能。
4.使中國經濟進一步與國際接軌，給中國各級政府帶來巨大挑戰。人民幣升值的國際背景是中國與世界經濟、政治的一體化，這種一體化要求中國政府實現從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變。同時匯率形成機制必須是合理的，有利于中國金融穩定，人民幣升值要在人民幣經常項目放開，實現完全可自由兌換，走向國際化硬通貨的大前提下逐步實施。
四、人民幣升值對貨幣政策的影響
1.國際“熱錢”大量快速流入，沖擊中國貨幣政策。中國國際收支2002年不僅出現“雙順差”，且總體順差增長強勢。第一，經常項目下經常轉移大幅增加；第二，其他投資項目下的貿易信貸差額從多年的凈流出轉為凈流入；第三，外商直接投資中資本金的匯入增長迅猛，高于外商直接投資平均增長速度；第四，銀行結售匯順差全面大幅度增長，其中含有大量的無實際交易背景的結匯行為。致使央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主動性受到沖擊，基礎貨幣投放渠道與貨幣供給結構發生改變。 轉貼于
2.提高存貸利率的兩難處境。存款利率的提高使得人民幣對美元的利差進一步拉大，加快國外熱錢流入，人民幣升值壓力增大，對外匯貸款需求進一步加大，影響銀行的資產負債結構。人民幣升值對貨幣政策的影響即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的沖突使得提高存款利率的效用大打折扣。如果對存款利率不做調整，則會使得通脹加劇。在資本成本較低的時，且這種資金成本扭曲持續下去，并輔之以政府部門的投資沖動，將加劇部門行業低效率盲目投資和重復建設，最終導致銀行不良貸款率的上升，并形成缺乏有效需求的生產能力過剩。
3.基礎貨幣供應大增使得經濟過熱，通脹加劇。由于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和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中國出現了“雙順差”，導致國家外匯供給極大增長，使得因外匯占款引起的基礎貨幣供應極大增加。基礎貨幣大增使得商業銀行流動性充足，其釋放貸款的能力加強，不僅會進一步促使實體經濟的加速發展，使得中國經濟進入“過熱”，也會造成通脹的加劇，對貨幣政策實施增加了難度。為了抑制人民幣升值預期，央行必須干預外匯市場，投放更多基礎貨幣。兩難境地使貨幣政策的沖突越發加劇。
五、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的協調
如何采取有效措施緩解目前的人民幣升值壓力，實施有效的貨幣政策，使匯率政策和貨幣政策相協調，為中國匯率改革營造一個寬松平和的外部環境，可考慮從以下幾點著手：
1.要堅持人民幣匯率小幅度漸進升值方向。要堅決頂住外界要求人民幣加快升值的壓力，堅持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目標，堅持人民幣小幅度漸進升值的方向；同時要積極采取建立人民幣浮動區間調節機制等應對措施，增強各項措施的透明度，穩定市場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加強對國際資本流入流出監督。
2.繼續深化匯率市場改革。人民幣升值體現出來的是一種升值趨勢而非升值壓力，這就需建立符合市場機制的匯率制度，使匯率能真實反映外匯供給狀況。可以從改革結售匯制度、推進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兌換改革、逐步擴大匯率浮動區間增強匯率彈性、加強國際游資監管力度和外匯風險管理來減少人民幣升值壓力。
3.增強貨幣政策的有效性。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依賴于具體的經濟金融結構和特定的經濟金融環境。央行需采取多種措施加大公開市場操作與其他貨幣政策工具的協調配合，增強公開市場引導信貸和利率調控能力，有效調節銀行體系流動性，促進貨幣市場利率平穩運行，發揮對市場預期的引導作用。貨幣政策目標的實現，需要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
4.資本不完全流動下重視匯率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目前在中國資本項目不完全管制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下，中國的貨幣政策是有效的，但是資本流動的規模和頻率越來越大，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和獨立性受到了挑戰。資本項目的逐步放開，人民幣升值的速度明顯加快，使得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與貨幣制度有效性之間協調和選擇成為緊迫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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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國際化的利與弊范文第4篇
香港高校的特有優勢
香港有16所可頒授學位的高等教育院校，其中8所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分別是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嶺南大學、香港教育學院，我們稱其為“公立大學”。其余8所可頒授學位的高等教育院校分別是香港演藝學院、香港公開大學、香港樹仁大學、珠海學院、恒生管理學院、東華學院、明愛專上學院、明德學院。
香港特區政府歷來重視高等教育，制定法令規范政府給大學的撥款。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親自擔任各個大學的校監。各大學享有“高度自治”權，特區政府只“給錢”，不“干預”學校辦學，這就使得香港大學得以面向世界辦學，造就了其特有的優勢：一是資金渠道廣，經費充足。香港一所大學每年的經費約50億港幣（相當于40億元人民幣），是內地普通高校的十幾倍。二是教師隊伍力量雄厚，人才濟濟，擁有一批世界一流的教授。三是科學研究與教學設備精良，數量充足，科研與教學條件世界一流。四是國際化程度高，香港的大學教師和主要部門負責人面向世界范圍招聘，要求必須具有在發達國家受過高等教育或工作的背景。五是培養方案與國際接軌，包括培養目標、專業結構、課程體系和培養模式等都按國際標準制訂。六是使用國際知名大學的原版教材，部分專業還到發達國家和地區進行教學與實踐活動。
內地高中畢業生入讀香港高校具有六個方面的優勢：一是香港的高校具有世界水平。除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綜合實力處于世界一流以外，其他大學也都有獨特的亮點，如香港城市大學的工學研究實力雄厚，工程技術與電腦科學走在國際前沿，香港理工大學在土木工程、建造及建筑技術、地區空間資訊科學三個領域的科研表現全球一流。二是香港高校的學歷在內地及國際上都能得到廣泛認可。受歷史背景與國際商貿中心的影響，港校在英文教學及西方文化教學方面有著天然的優勢，港校畢業的學位證書含金量和國際認可度高，有利于學生開拓就業領域和繼續深造。三是香港教育有利于開闊學生的國際視野，培養學生的開放性思維。有內地學者這樣評價道：“香港是中國教育離世界最近的地方。”在港校就讀，會有更多作為交換生出國學習的機會，也更便于學生留學深造。四是香港高校提供高額的獎學金。港校對于內地優秀的學生給出的全額獎學金每年約為10多萬人民幣。雖然高昂的學費和生活費會讓不少考生望而卻步，而高額的獎學金和較為完善的獎助體系則可以減輕考生和家長的顧慮。五是畢業生就業率高。一份關于香港高校畢業生的就業調查顯示，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理工大學的就業率是98%，香港大學的就業率是99%。畢業生的就業面也很廣，既可以選擇到國外就業，也可以選擇繼續留港或回內地大中城市就業。六是內地學生在香港讀書、生活工作七年可申請香港永久居留權。內地學生在香港讀了4年大學后，有1年的時間可以留在香港找工作，只要繼續在港工作3年就可以向香港特區政府提出申請，獲得永久居留權。
香港高校如何向內地招生
目前，香港高校面向內地高中畢業生招收全日制本科生的院校有12所，分別是：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嶺南大學、香港教育學院、香港公開大學、香港演藝學院、香港樹仁大學、珠海學院。招生范圍已覆蓋到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招生專業涵蓋了人文、理科、工科、商科等4個專業大類。其招生的方式主要有兩種：
一是納入統招，在提前批錄取。目前，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城市大學在統招之列，他們把招生指標投放到各省（市），納入各省（市）的招生體系。考生在填報志愿時，在提前批次填報即可，不須另外向大學申請報名，不需要參加面試，兩校將依據考生的高考成績擇優錄取。考生在填報兩校的同時，亦可填報其他本科一批的內地重點高校。若考生未被兩校錄取，也不影響內地本科一批的錄取。
二是實行自主招生。除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城市大學以外的10所院校主要實行自主招生。這些高校一般是在高考當年的1月份左右開通招生網站，隨后開始接受內地考生在網站上報名和申請。高考成績公布后，這些高校都會組織面試，然后根據考生的高考成績和面試成績擇優錄取，一般在每年7月7日前結束錄取工作。
香港的高校在內地招生時原則上要求考生的高考分數達到或超過考生所屬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第二批本科錄取控制分數線，但從近年來的錄取情況看，實際上各高校參照申請者內地高考成績擇優錄取，錄取分數絕大部分要超過一本線，香港大學的錄取分數甚至超過北大、清華的錄取線。此外，香港大部分高校還以面試的形式，考察考生的綜合能力。港校面試主要以英語交談為主，部分面試或輔以普通話與考生交談。面試題的內容可謂五花八門，有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話題，如“中國工業化發展的利與弊”“對香港電影事業和唱片事業的看法”等，也有一些敏感話題，如“你怎么看待同性戀”等問題。
內地學生赴港求學不簡單
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香港高校雖然有眾多優勢，但畢竟無論在制度、文化、語言方面，還是在生活及消費方面，香港與內地都有很大的差異。一些在內地成績拔尖的學生真正入讀香港高校后，也面臨著各種各樣的生活困惑和學習壓力，絕非當初想象的“天之驕子”那般榮耀和輕松。因此，考生報考前需要慎重考慮以下幾個問題：
一是學費生活費支出負擔重。相對于內地大學一年5000元左右的費用，香港高校的學費是內地高校的十到二十倍。前些年香港的大學對內地學生收取的學費維持在每年7萬元左右，但隨著近幾年物價上漲，香港的學費也呈逐年上漲趨勢。據統計，在香港一年的學費加生活費可達10萬元至20萬元人民幣。如2013年，香港大學的學費為每年13.5萬港幣（約10.8萬元人民幣），香港中文大學為每年12萬港幣（約9.6萬元人民幣），香港科技大學為每年12萬港幣（約9.6萬元人民幣），香港樹仁大學為每年5.5萬港幣（約4.4萬元人民幣）。住宿費和生活費另計，每年約需5萬元人民幣。當然，隨著近年來全國各大名校招生競爭日益激烈，香港各大高校也針對內地優秀考生專門設立了各類獎學金、助學金，以吸引內地優秀學生報考。如香港科技大學2013年專門為內地考生設立了全額獎學金，并制定了學費全免、部分學費豁免及給予少量生活費津貼等優惠政策。雖然香港高校對優秀的學生給予了高昂的全額獎學金，但能夠獲得全額獎學金的學生畢竟只是少數。
二是學習、精神壓力大。2007年9月，一名來自內地湖南的優秀學生尹日強因無法忍受港校求學壓力而選擇逃避失蹤，這件事牽動了香港、深圳、長沙三地的媒體和警察的心。尹日強在失蹤15天后才悄然回到長沙。這起逃學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當前赴港讀書的內地學子的特殊困惑。香港高校學風嚴謹、競爭激烈，對學生自主學習的要求高，學業壓力幾乎是每個內地生在港求學的共同難題。實際上每年都有因為學習能力不夠被港校勸退的肄業學生，其中不乏內地學生。所以，相對于內地高校，學生只要考入大學輕松學習就可以畢業的情況來說，來香港讀大學則要做好繼續發奮讀書的準備。
三是要適應環境和語言。語言不通和文化背景的迥異，讓不少曾經自視較高的內地生都有過一種沉重的孤獨感。尤其是來自內地省份的學生，由于兩地的語言和文化差異，除了上課以外，本港和內地的學生較少往來，導致他們人際交往的圈子很窄。加上內地學生大多是獨生子女，依賴性強，自主生活能力相對較弱。與之相反，香港的學校從小學開始就非常注重培養學生的自主生活能力，到了大學階段，更加注重給予學生發展的空間，沒有固定的班主任和班集體，一個學生隨時可以在求學過程中申請到國外做交換生，或者申請休學去國外從事社會實踐活動。內地學生到了香港讀書后，從日常生活到學習乃至社會實踐，很多事情都必須學會自己處理，但一些內地生到了香港的大學后會不知所措，不習慣這種比較自由的學習環境，一些學生反而會因此而迷失，特別是性格內向的學生。因此，來港讀書的學生還要具備較強的獨立自主生活的能力。
優良的辦學條件，先進的教育教學理念，寬廣的國際視野，豐厚的獎學金……香港高校的確是培養人才的搖籃，但是內地學生和家長在選擇香港高校前，必須面對高昂的學費和沉重的學業壓力等諸多現實，慎重權衡自身實際情況，不可盲從赴港求學的熱潮。
人民幣國際化的利與弊范文第5篇
關鍵詞：金融；金融自由化；金融開放
中圖分類號：F83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26-0195-02
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金融自由化浪潮席卷全球，成為西方發達國家金融創新的主流。隨著金融市場化與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以金融自由化為主要手段的金融改革步伐必將加快。在全球金融自由化和中國已經加入WTO的情況下，中國如何把握住機會，加快金融改革開放，融入國際社會主流，是一個亟待解決的重大課題。
一、金融自由化及其利弊紛爭
“金融自由化”理論是美國經濟學家羅納德·麥金農（R.J.Mckinnon）和愛德華·肖（E.S.Show）在20世紀70年代，針對當時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金融市場不完全、資本市場嚴重扭曲和患有政府對金融的“干預綜合癥”，影響經濟發展的狀況首次提出的。他們嚴密地論證了金融深化與儲蓄、就業與經濟增長的正向關系，深刻地指出“金融抑制”的危害，認為發展中國家經濟欠發達是因為存在著金融抑制現象，因此主張發展中國家以金融自由化的方式實現金融深化，促進經濟增長。
金融自由化在不同的時期，其內涵不盡相同。但從各國的實踐看，金融自由化具體表現為以下四個方面。一是價格自由化，即取消對利率、匯率的限制，同時放寬本國資本和金融機構進入外國市場的限制，充分發揮公開市場操作、央行再貼現和法定儲備率要求等貨幣政策工具的市場調節作用。二是業務自由化，即允許各類金融機構從事交叉業務，進行公平競爭，即所謂混業經營。三是金融市場自由化，即放松各類金融機構進入金融市場的限制，完善金融市場的融資工具和技術，完善金融市場的管理。四是資本流動自由化，即放寬外國資本、外國金融機構進入本國金融市場的限制，同時也放寬本國資本和金融機構進入外國市場的限制。
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反對者也不在少數，主要觀點是：（1）有效市場規范在資本自由流動的情況下容易扭曲。依據次佳理論，消除一種扭曲而其他扭曲依然存在的情況下，不見得會使福利增加。（2）金融市場及其交易的信息不對稱。特別是有些國家還存在公司管理薄弱和法律對財產權保護水平低下，所以，沒有理由認為金融自由化會改善福利。（3）金融發展重點在于國內金融部門的發展，資本自由化允許公司去國外融資，引起市場的分散化，減少了國內市場的流動性，阻礙了國內市場的發展。（4）金融自由化與宏觀經濟的不穩定息息相關。比如，20世紀70年代拉美國家實行的金融改革旨在結束金融抑制，從而引起了以銀行破產、大量政府干預、私人部門的國有化和國內儲蓄存款降低為特征的金融危機。因此，金融自由化毫無價值，與金融自由化相關的危機正在降低經濟體制發展的水平。
以上兩派的分歧不在于該不該推行金融自由化，而在于推行金融自由化的條件是否具備。也就是說，是否具備金融自由化的條件是金融自由化能否取得成功的關鍵。金融自由化的條件直接影響金融自由化的順序、速度及金融自由化的效應。
二、中國金融自由化進程及進一步深化金融開放的戰略措施
中國的金融自由化進程應該是從1992年正式開始的。在利率自由化方面，1993年，《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若干問題的決定》和《國務院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最先明確了利率市場化改革的基本思路。
在金融業務與機構準入自由化方面，中國人民銀行在1999年8月頒布了《證券公司進入銀行間同業市場管理規定》和《基金管理公司進入銀行間同業市場管理規定》；2001年7月，人民銀行實施《商業銀行中間業務暫行規定》，明確商業銀行在經過人民銀行批準以后，可開辦證券業務、金融衍生業務、投資基金托管、財務顧問等投資銀行業務以及保險業務。
在資本賬戶自由化方面，中國在1994年成功實現了匯率并軌。1996年12月1日，中國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第八條款的有關義務，實現人民幣經常項目可自由兌換。
中國作為正在向市場經濟轉軌的發展中國家，市場機制和法制都還很不完善，金融市場還沒有形成充分的深度和廣度，因而，金融自由化改革應當充分權衡制度改革所帶來的數量與質量、速度與效益、收益與風險之間的交替關系。
在進一步深化金融開放的過程，要著力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消除金融隱患，打好金融自由化的基礎
用發展眼光看，中國推進金融自由化改革已不可逆轉，因為這是中國經濟金融融入國際經濟社會主流的必然選擇。從金融角度審視，當前中國必須從基礎做起，消除金融隱患，為金融自由化奠定基礎。主要應解決好以下三個問題。
1.盡快徹底清理和有效處置不良信貸資產。因為這對于金融機構能否安全自由化以及自由化后能否在金融市場中站住腳并展開公平競爭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否則自由化就會帶來嚴重的后果，不利于金融穩定。進一步健全相關法律法規，為資產證券化提供法律支持，針對不良資產處置過程中涉及的法律問題出臺特別的司法制度，在債權維護和追索方面做出一定程度的特殊法律保護，解除《商業銀行法》、《公司法》、《擔保法》等法律規章中對不良資產治理的制約。
2.盡快對國有商業銀行進行產權改革，實行股份制改造。（1）股份制改造工作必須規范、徹底，不留尾巴。在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上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商業化轉換。（2）建立多元化的產權主體，規范和完善銀行法人治理結構。在產權主體上，要建立“國家、法人、個人、外資”共同投資的多元化的產權關系，注重引進優質資產、技術、信息和先進的銀行管理經驗；在股權結構上，要兼顧國家控股與股權結構合理化的目標，在條件具備時，國家要逐步減持國家股比重，或相對控股，或作為戰略投資者參與銀行的經營管理；在法人治理結構上，國家要加強作為國家資本代表的董事、監事的人格化塑造，防止“內部人控制”。（3）要積極創造條件使國有商業銀行在中長期目標內成為公眾上市銀行，實現銀行的資本、收益、風險和監督社會化，樹立中國銀行業的整體形象。
3.采取“消腫”的手段，建立嚴格的市場退出機制，淘汰經營狀況不佳的金融機構，尤其要對國有銀行中業務量小、虧損面大、存在價值不大的分支機構進行撤并。只有以上基礎工作搞好了，中國金融自由化才有可靠的基礎保障。
（二）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發揮利率優化配置資源的作用
從利率市場化與資源配置效率的理論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處在完全競爭市場上的利率市場化對資源配置是完全有效的。目前，中國利率市場化改革的工作著力點應放在這樣幾個方面：（1）建立金融市場競爭和風險管理機制，把提高商業銀行效率作為重點。利率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地位加強了，基準利率對市場才能起到有效的傳導作用。（2）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加快建立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使企業成為對利率變動反應靈敏的市場主體。（3）強化中央銀行干預經濟并進行宏觀調控的獨立職能。（4）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市場利率體系。選擇同業拆借利率作為基準利率，最終建立以中央銀行基準利率為基礎，以貨幣市場利率為中介由市場供求關系決定金融機構存、貸款利率的市場體系。（5）發揮非正式金融和民間金融組織作用，加強市場信用體系建設，減少信息不對稱。
（三）繼續推進資本流動自由化改革，實現與國際資本市場的接軌
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資本市場領域中的國際化、自由化趨勢日益明顯。對中國而言，當前推進資本流動自由化改革，重點應該放在資本市場最核心部分——證券市場對外開放和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兩個方面。
中國證券市場對外開放是在加入WTO后進行的更大范圍、更高水平和更深層次的金融開放格局的一部分，它要求我們在開放的思想觀念上由過去中國單方面自主開放（即按自己的時間表安排對外開放）轉向按世貿組織要求和與經濟全球化相一致的同步開放。要盡快改變中國證券市場封閉、保守性質，努力規范各個市場主體的入市行為。在此基礎上采取三步走的策略，開放國內證券市場：第一步為開放外資以收益憑證方式間接參與市場；第二步為開放國外機構直接投資股市；第三步為全面開放證券市場，允許區域外機構及個人直接投資股市，公開發行股票上市，并將從資本引進為主轉向資本引進與資本輸出并立的雙向絡局。
（四）加強金融監管，保證金融自由化的順利推進
金融自由化并不否認金融監管，而且還要加強金融監管。怎樣做到既加強金融監管又不至于使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成果付諸東流，是一個令各國監管當局大傷腦筋的問題。對于中國而言，在推進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同時，金融監管改革的努力方向在于：（1）金融監管非行政化。金融監管的手段必須是以法律為基礎的間接手段，在日常監管中基本取消行政命令式的監管辦法，只在金融市場失敗時政府方可走上前臺直接干預。（2）金融監管功能化。所謂功能型監管是指在一個統一的監管機構內，由專業分工的管理專家和相應的管理程序對金融機構的不同業務進行監管。它可以克服多個監管機構所造成的重復和交叉的管理，用統一的尺度來管理各類金融機構，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3）金融監管綜合化。因為銀行、證券和保險三者之間在運營上存在較大的差別，具有統一性、能被各方面接受并有意義的新的監管工具的開發仍然面臨很多困難。我們要完善人民銀行、證監會、保監會三大監管機構之間的協調機制。要加強高層定期會晤制度，建立監管機構之間信息交流和共享機制，對金融集團和混合業務實施聯合監管。（4）金融監管的國際協作化。金融監管體系的國際協作是對金融全球化進程的反應。隨著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快速發展，在國家之間相互轉移、擴散的趨勢不斷增強，加強金融監管的國際合作和協調已顯得越來越重要，應加強與國際監管組織和外國監管當局的合作，從一國監管向跨境監管轉變。
歸根到底，金融自由化應當是資金融通效率和金融監管高效穩健的有機結合，偏頗其中任何一方都將不利于金融自由化的順利發展，從而阻礙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
參考文獻：
[1] 韓婧妍.淺析“金融自由化”下的中國金融改革[J].大眾商貿，20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