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態貿易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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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貿易理論范文第1篇
關鍵詞：比較優勢；要素稟賦；二元結構；劉易斯轉折點
在亞當?斯密提出基于勞動價值論的比較優勢思想以后，國際貿易理論便沿著此邏輯主線不斷發展衍進。從古典貿易理論到新貿易理論，直至當前新新貿易理論，諸貿易理論在不斷放寬前人假設的基礎上，取得了一次次在實踐解釋上的突破。盡管國際貿易理論在實踐中推陳出新，但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解釋力并未減弱。面對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外資大量向東南亞轉移以及其他各類新型國際貿易現象，本文提出“比較優勢二元結構”的觀點，嘗試在比較優勢理論框架下，解釋部分中國貿易現象。
所謂“比較優勢二元結構”即在承認傳統比較優勢理論基礎上，拓寬一國在多國貿易中的比較優勢分析，認為在多邊貿易中，類似于中國這樣具有復雜國情的大國既可以擁有相對部分國家在勞動要素上的比較優勢，又能夠擁有在資本要素中的比較優勢，從而解釋中國對外貿易中同時存在大量勞動密集型與資本密集型產品出口問題。
一、 國際貿易現象對現有貿易理論的挑戰
1. 貿易實踐推動理論發展。貿易實踐對理論的挑戰推動了理論的發展創新并不斷催生出理論對貿易實踐的新解釋。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與技術進步，國際貿易經歷了產業間貿易、產業內貿易與產品內貿易。最初的產業間貿易在比較優勢理論框架下得到了較為完整的解釋，而二戰后規模迅速擴大的產業內貿易更是使得對古典貿易理論的修正如春筍般產生。在不否認原有比較優勢理論的邏輯框架下，基于規模經濟與不完全競爭市場的新貿易理論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解釋指導了當時的貿易實踐。而后在技術進步中，工序間分工愈加細致，由跨國公司主導的產品內貿易也愈加興盛。由此，以Melitz為代表的新新貿易理論興起，并以企業生產率異質性為邏輯起點，從微觀視角說明了企業的貿易行為。
然而，不論在哪個時期，理論對實踐的解釋并不那么完美，針對各種貿易理論的質疑也從未停止。從早期“里昂惕夫悖論”對要素稟賦理論的挑戰，到目前部分學者提出的“生產異質性”悖論對新新貿易理論的沖擊，一次次貿易實踐挑戰的背后涌現出了對貿易實踐的新解釋，也由此推動了理論的發展進步。
2. 比較優勢理論邏輯與發展。
（1）國際貿易理論對比較優勢邏輯的承襲。在亞當?斯密之后，大衛?李嘉圖等繼承了比較優勢的邏輯與勞動價值論的內核并發展出了相對比較優勢理論。20世紀30年代，赫克歇爾與俄林加入了資源稟賦的差異，沿著古典比較優勢理論框架，提出了要素稟賦的差異。而后的新貿易理論盡管放寬了對完全競爭與規模經濟的假設，但其邏輯根源仍然是比較優勢差異。直至Melitz從微觀企業角度提出對貿易的理解才使得貿易理論最終得以出現新的邏輯突破，但新新貿易理論本身并不否認比較優勢邏輯，其更多地偏重于企業異質性對企業國際經濟行為的選擇。
（2）動態比較優勢理論。在古典貿易理論中，比較優勢理論構建了靜態并應用于兩國的經典模型。而后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母國市場理論、幼稚產業保護理論、規模經濟貿易理論等則都是試圖以比較靜態或是動態的角度試圖完善比較優勢理論。而新時期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為動態化描述比較優勢成為了可能，在經濟增長的動態變化中，一國要素稟賦將隨著經濟的發展而逐步積累與改變，同時由不完全競爭與規模經濟等產生的影響也將動態改變一國稟賦，這一新發展成為近期研究古典貿易理論的熱點。
除此以外，若突破傳統兩國、兩種要素、兩種商品模型的思維限定，比較優勢還可能具有“二元結構”甚至多元結構，在多國貿易中，類似中國這樣經濟體量巨大、國情復雜的發展中大國，可能既相對發展中國家具有資本稟賦的比較優勢，又可能相對發達國家具有勞動力稟賦的比較優勢。本文將集中對這一多國情況進行初步思考和探索研究，嘗試以比較優勢理論說明中國貿易問題。
二、 比較優勢“二元結構”對中國貿易現象的解釋
在改革開放后的20年中，中國經濟發生了巨大變化。不論是資本市場還是勞動力市場，多年積累帶來的要素稟賦改變已經使得中國從單一勞動力要素充裕的國家變為勞動力要素與資本要素較為均衡的國家。隨著要素稟賦變化，中國進出口貿易結構也發生著巨大變化；在近年中，中國不僅出口勞動力密集型產品同時還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而中國出口產品的貿易附加值也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特別是在外資大量撤離、中國國內制造業面臨勞動力成本上升的轉型期，本土資本越加重視科研投入與產品研發，但在承接東部產業轉移的中西部省份，成本優勢依然是其制造業發展的最主要競爭力。
1. 中國的貿易結構。當前，中國的貿易結構構成比較復雜，作為轉型期的發展中大國，中國既大量出口勞動力密集型產品也大量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同時，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與世界上絕對多數國家都有著密切的貿易聯系。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開放后20年的高速發展中，中國一直是公認的勞動力密集型國家，但同時，中國又是接受FDI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因此，在過去20年中，中國參與的國際貿易既在勞動力要素具有極強的競爭力，又能夠在資本要素中具有十分強的競爭力。也就是說，由于發展中中國的大量剩余勞動力以及大量外國FDI使得中國具有了比較優勢的“二元結構”以及與此相對應的貿易結構。
而據中國投入產出表，部分學者估算（水麗淑，2014），2007年，我國14個行業每億元進出境口產品對資本需求量分別為3 732.798億元與1 554.500億元，每億元進出口產品勞動需求量分別為265.54萬人及120.74萬人。資本勞動比率則分別為140 574.2（元/人年）及128 742.6（元/人年）。單純從數據分析而言，2007年我國就已經凈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凈進口勞動密集型產品。在貿易結構中，我國同時大量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與勞動密集型產品。
2. 中國要素稟賦構成與比較優勢。要素稟賦隨著經濟發展動態變化，同時在開放的國際經濟問題中，要素的國際范圍內流動也能夠對要素稟賦進行一定程度上的沖擊，從而改變一國初始要素稟賦。
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勞動力、土地要素是中國參與國際分工的最主要資源稟賦，這一時期，中國存在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在達到劉易斯拐點之前，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支撐了中國勞動力市場長期低廉的工資水平，這使得中國在勞動力資源稟賦中具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相比其他國家，中國具有在勞動力資源上的稟賦優勢。在改革開放之初的1978年，中國制造業職工年平均工資為597元；經過改革開放10年后，1988年中國制造業年平均工資為1 710元，年均增幅為11.1%；至1998年中國制造業職工平均工資為7 064，1988年～1998年間平均工資增幅15.24%；而至2008年中國制造業職工平均工資為24 192元。
同樣在這一時期，外國資本也開始源源不斷進入中國，中國在發展初期自有資本匱乏，大量的外來資本極大地補充了匱乏的資本要素。1983年，中國外商直接投資9.16億美元，2003年，中國外商直接投資535.05億美元，而至2013年，中國新增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為1 175.9億美元。因此，相對于自有資本，改革開放以來迅猛增加的外來資本支撐起了中國在資本要素中的比較優勢。
當然，隨著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農村剩余勞動力逐步消失，經濟到達劉易斯拐點，工資勞動成本逐年增加。同時，經濟發展帶來的自有資本積累也使得FDI在中國資本要素中的地位逐年降低。但是，由于中國經濟體量巨大，中西部地區仍然在勞動力成本中具有比較優勢：同樣以2008年中國制造業職工工資水平為例，2008年，制造業工資成本最高的上海為43 678元/年，為最低的江西省17 643元的2.476倍。同時成長積累的資本要素使得中國本土資本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更加凸顯。
3. 中國多邊貿易下的比較優勢“二元結構”。在兩國、兩種要素的國際貿易體系中，一國往往只能在一種要素中擁有比較優勢，因此根據H-O理論，勞動要素充裕的國家出口密集使用勞動要素的產品，而進口密集使用資本要素的產品。而在更為復雜的多國貿易中，假設世界上有經濟體量相當的不發達國家A，發展中國家B，與發達國家C；由于B相對A具有更加完備的基礎設施等條件，使得貿易成本大大低于C與A間的貿易成本；同時，由于C對B國巨量FDI，使得B相對于A具有在資本中的比較優勢，也就是說在三國貿易體系中，B國產生了比較優勢的“二元結構”。
同樣現今國際貿易中，以最終組裝者融入國際生產價值鏈中的中國即充當了上述B國的角色，利用充裕的勞動力以及高質量的外來FDI資本，中國在短時間內擁有了在勞動力與資本要素中的“二元比較優勢”結構，這一要素稟賦結構在中國對外貿易中即表現為在勞動密集型產品與資本密集型產品中，中國都具有比較優勢。也即轉型期的中國經濟中“剩余勞動力”與FDI是造成比較優勢“二元結構”的最主要影響因素。
三、 中國比較優勢動態變化與未來國際貿易結構
比較優勢概念是國際貿易中最為基本與核心的概念。而亞當斯密提出的比較優勢概念具有“內生性”和“動態性”的本質特征。依靠發展初期的外來資本沖擊與剩余勞動力，中國在短時期內形成了在資本與勞動力上“二元”的比較優勢結構。然而，比較優勢“內生性”與“動態性”的特點決定了在未來發展中，這一“二元結構”將會再次改變。
1. 中國要素稟賦變化與比較優勢。比較優勢動態變化與經濟發展聯系密切，可以說比較優勢是經濟發展中要素稟賦變化在國際貿易中的集中表現。對于發展中經濟體而言，劉易斯在《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中指出了要素稟賦變化在發展中經濟體到發達經濟體演進過程中的一般規律：要素稟賦變化首先體現在農村剩余勞動力枯竭，經濟發展跨越劉易斯拐點，而后當農業勞動力邊際產品等于城市工業勞動力邊際產出時，跨越劉易斯第二拐點。這一過程中，資本積累與勞動力成本上升對比較優勢以及該國國際貿易結構都將造成長期影響。
對于中國而言，以蔡P（2007，2013）為代表的大部分學者認為中國已經跨過劉易斯轉折點甚至可能已經跨過劉易斯第二轉折點。從數據上分析，1997年～2012年，第一產業從業人員總數從34 840萬人降低至2012年的 25 773萬人，而同期城市職工平均工資則從1997年的6 444元升至2012年的42 396元，與此同時，總從業人員人數增長率持續降低，至2013年，國內從業人員數增長率僅為0.4%。隨著中國城鄉勞動力市場將趨于統一，中國在勞動力要素稟賦中的比較優勢也將逐漸消失。
相對于從業人員增長率的逐年下降與勞動工資的逐年上升，國內資本在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更是迅猛增長。從外匯并軌后的1994年始，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從1995年的20 019.3億元上升至2012年的374 694.7億元，其中，外資固定資產投資額則從1995年的1 555.3億元上升至2012年的10 629.7億元。外資固定資產投資額占固定資產投資總額比重從1995年的7.78%降至2012年的2.84%。筆者使用目前通用的永續存盤法（郭慶旺、賈俊雪，2004）對現有固定資本進行估算，截至2013年，國內固定資本凈值達610 388.8億元。
總結中國資本與勞動力市場要素變化，中國比較優勢“二元結構”將在未來發展中逐步減弱，隨著國內各省區經濟發展收斂，勞動力市場也將逐步統一，中國在勞動力稟賦中的比較優勢逐步減弱，而資本要素比較優勢將持續增強。
2. 中國貿易結構發展與變化趨勢。隨著比較優勢的動態變化，單純依靠低廉勞動力成本的對外貿易模式已經逐步減少。高速發展時期“二元”的比較優勢結構也將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而消失。同時，隨著本土資本的崛起，外資在我國對外貿易中的作用也將逐步減弱。
并且，在我國制造業現行發展階段，通過規模效益重構產業鏈的機遇已經成熟。垂直分離帶來的生產碎片化，為我國實施產業鏈重構帶來了意外的效應，大規模生產組裝已經形成了規模效益。因此，在國際碎片化分工的基礎上，國內資本將對生產片段進行二次組合，打造以自身為核心的垂直一體化產業鏈。結合勞動力成本的提高，未來的貿易結構將更加集中于進口勞動力密集型產品而出口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特別是在服務貿易的進出口中，國內企業將下游組裝生產產業鏈外包也將成為可能。
目前國內電子制造業已經從產品研發設計到品牌銷售實現了諸多有益的嘗試，華為、聯想、小米等電子制造商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功。產業結構實現研發設計與品牌銷售的一體化突破在未來的國際貿易中將更加強化資本技術領域的國際貿易比較優勢而淡化在勞動力要素中的比較優勢。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二元結構”的比較優勢以及由此帶來的貿易結構最終將隨著要素稟賦的動態變化而改變重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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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2015年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項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
動態貿易理論范文第2篇
關鍵詞:外貿 增長方式 綜合評價
一、外貿增長方式的內涵
經濟增長理論是研究外貿增長方式的理論基礎，它為外貿增長方式的內涵界定和分類提供了理論依據，并為轉變外貿增長方式的綜合分析提供了方法支持。
經濟增長是現代經濟學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通常情況下,經濟增長指一個總經濟體的增長,主要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GDP等指標的增長。在現代經濟學中,經濟增長不再僅僅被看作是經濟總量的擴張,而被看作是一種綜合性的社會現象。
根據經濟增長理論和增長方式的內涵，本文將對外貿易增長方式定義為:為提高對外貿易增長的要素使用效率，實現外貿高速、高質增長的方式。對外貿易增長方式的內容有很多，如促進外貿增長的要素組合方式、出口商品結構、技術創新、外貿體制、貿易政策以及企業行為等。外貿增長是經濟增長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經濟發展則是外貿增長的基礎，因此，經濟增長方式與外貿增長方式的內涵在本質上具有相似之處，外貿增長方式只是經濟增長方式的延伸，更注重國與國優勢的比較和外部環境的變化。所以，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與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緊密相關、互相融合，是一個統一的過程。
二、轉變外貿增長方式的相關理論及經濟學闡釋
轉變外貿增長方式，尋求一種合理的外貿增長途徑和運作機制，實質上就是追求貿易利益的可持續性增長即國家福利的擴大和貿易條件的改善，也可以說是一個國家動態比較優勢或競爭優勢的持續獲得。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是建立在一定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基礎之上的，不同階段的外貿增長方式與該階段的比較優勢緊密相關，隨著對外貿易的發展和比較優勢的動態轉換，外貿增長方式也隨之轉變，比較優勢動態轉換與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互動融合、相互統一。
傳統的貿易理論主要以比較優勢理論和要素稟賦理論為代表。英國的古典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于1817年在亞當•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基礎上提出了比較優勢理論。他認為，一國不一定要專門生產本國與別國相比具有絕對優勢的產品，而只要專門生產本國與別國相比具有相對優勢的產品，便可進行貿易，并且同樣能從中獲利。
后來的“里昂惕夫之謎”顯露了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局限性，促使經濟學家超越H－O理論去尋求新的有關貿易基礎的理論解釋。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根據國際貿易的新情況和新特點，逐漸形成了與傳統貿易理論不同的現代貿易理論。
傳統的貿易理論和現代貿易理論從不同的方面介紹了各國進行貿易的基礎，而一個國家或地區外貿增長方式的選擇也是建立在一定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基礎之上的，不同階段的外貿方式與該外貿階段的比較優勢緊密相關，比較優勢的動態轉換與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相互統一，比較優勢的創造要求外貿增長方式不斷向集約型轉變，而比較優勢的動態轉換也促進了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
三、浙江省外貿增長方式的綜合評價
1、對外貿易的理性開放度
總的來說，浙江外貿的起點比較低。1970年外貿進出口值僅為773萬美元，改革開放后上升較快，1978年上升到7011萬美元，1985年進出口總額為112322萬美元，1978 到1985環比增長40%以上，這一段是增量小，增速快。1986年后浙江外貿繼續保持快速增長。除了1996至1998年速度有所減緩，2002年后，增長更加快速。外貿依存度總體保持上升的趨勢，并且大致可以分成三段：在1991年之前增長緩慢，一直在20%以下，與之相應的是浙江經濟以及對外貿易基點還比較低，增長比較快；在上世紀90年代之后浙江經濟快速增長，1991年浙江生產總值首次超過1000億元，對外貿易量上的增長也逐漸加快，1992到1999年間，對外貿易依存度在20%到30%之間震蕩；進入2000年, 外貿依存度快速上升，2006年達到了70%左右，浙江國民經濟對對外貿易的依賴已經到達一個比較深的程度。
對外貿易依存度的上升，表現了浙江經濟對外開放的力度較大。縱觀諸多貿易強國的發展史,其外貿依存度均是逐步攀升，繼而回落并保持在某一合理范圍內波動。據此，浙江對外貿易的發展符合對外貿易發展的內在的規律性或必然性的要求，即浙江對外貿易依存度應將趨于合理。
2、貿易商品結構的合理度
在判斷貿易商品結構時，經常用到的是工業制成品的比例來表現經濟體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如果僅從工業制成品的比例來看，浙江對外貿易的進出口商品結構是在不斷優化的。出口貿易中，制成品的比例較高，并不斷上升，1995年已經占到79.9%，2006 年占了95.6%。進口中，工業制成品(主要是資本性商品)保持一個相對穩定的比例，而初級產品的比例先降后升，主要是由于資源性產品(如原油、銅、橡膠、紙漿)的進口增加。
動態貿易理論范文第3篇
一、新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美國學者瓦西里.里昂惕夫首次發現戰后貿易模式沒有與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相符合，這之后，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對國際貿易的新現象進行研究，從而獲得了一些重要的國際貿易理論[2]。戰后出現了一些新的貿易現象，主要有：區域集團增加了內部貿易、發達國家增加了貿易量、增加了產業內部貿易等[3]。偏好相似論以及新要素貿易論就是通過研究這些現象而得出的。這些理論解釋了發達國家的貿易關系。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期，保羅.克魯格曼為了研究產業內的貿易問題而從多個角度建立了相關模型，它研究出了國際貿易已經從一種完全競爭的狀態轉變為不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持續增長的狀態，假如兩個國家在要素稟賦和技術方面都不存在差異性的情況下，那么其實產品本身之間的差異性以及規模經濟本身也可以促進國際貿易經濟的發展。和傳統國際經濟貿易理論相比較來看，這個結論正好是相反的，但是其卻正確地解釋了戰后的貿易現象。此后，一些經濟學家在對國際貿易問題進行分析的時候還會分析壟斷企業的發展行為。這個階段的研究表現為產業組織理論和傳統國家貿易理論的結合，并對國際貿易中的新現象做出了深刻、全面、合理的解釋。
二、國際貿易理論發展的新趨向
國際政治格局、經濟格局以及國際關系的持續變化促使國際貿易理論也不斷發生著變化，國際貿易理論要獲得發展，就一定要對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需求形成滿足。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跨國公司也獲得了持續性的發展，形成了一體化的區域經濟和新的貿易形勢，進而將一體化的貿易理論有效的研究出來等。原來是從產業內的貿易角度著手開始研究的，是一種懂宏觀角度入手研究的方法，然而，當前主要是從某一個貿易主體或者是貿易現象的角度著手進行研究，是一種微觀性的研究。這些新理論的出現能夠對傳統貿易和新貿易理論進行補充，并且能夠促使二者實現有效的整合，還能夠促使研究變得更加微觀與細致。原先，靜態的理論假設是研究國際貿易理論的基礎，然而當前研究國際貿易理論的基礎則是動態的實際內容，其具有更強的實踐性和應用性。自二十一世紀以來，學者在對國際貿易理論進行研究的過程中，都會綜合考慮變動要素、運輸因素以及歷史因素等，因此研究也變得更加微觀和細致了。綜上所述，國際貿易理論研究正表現出逐步向更加微觀細致和動態的趨向發展。
三、結語
動態貿易理論范文第4篇
關鍵詞：國際貿易 動態利益 對外貿易戰略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貿易發展迅速，在國民經濟中發揮重要的作用。隨著貿易的迅猛發展，人們逐漸認識到，貿易對一國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不僅在于其靜態利益，而且更在于其所具有的動態利益。因此，準確理解國際貿易的動態利益及其來源，對于我國制定合理的對外貿易戰略，發揮對外貿易“經濟增長發動機”作用，促進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增長，有著重要的意義。
國際貿易動態利益的一般分析
國際貿易利益是指通過國際間的商品交換而獲得的利益， 它可以分為兩大類：國際貿易的靜態利益和國際貿易的動態利益。國際貿易的靜態利益是指開展貿易的雙方開展貿易后，所獲得的直接的經濟利益。而國際貿易的動態利益是指開展貿易后，對貿易雙方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所產生的間接的積極的影響。靜態利益偏重于一國通過國際貿易所獲得的消費方面的好處，而動態利益則注重于開展貿易后對生產的刺激作用以及對社會生活的其他諸方面的積極影響，因此，國際貿易的動態利益也就是貿易帶動和促進經濟發展的利益。
國際貿易與經濟發展的相互關系受到了自古典貿易理論學派以來的歷代經濟學家的重視。 他們支持自由貿易論，極力宣揚擴大國際貿易的優越性。在他們的著作中不僅令人信服地論證了貿易的靜態利益，而且還包含有豐富的關于國際貿易動態利益的思想。
在傳統國際貿易理論中，最早涉及國際貿易與經濟發展相互關系問題的，應是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斯密認為，各國應按照絕對成本差異進行國際分工，然后進行貿易，將會使各國的資源、勞動力和資本得到最有效率的利用，將會大大地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增加各國的物質福利。這一理論思想要求一國實行自由貿易政策，取消國際貿易中的各種壟斷、特權和限制，放棄政府對貿易的干預。只有在自由貿易條件下，各國才能充分享受自然分工導致的絕對優勢所帶來的利益。斯密的這些論述包含了國際貿易具有帶動經濟增長作用的最初思想。李嘉圖創立的比較成本理論認為，兩國間勞動生產率的差距并不是在任何商品上都是相等的。處于絕對優勢的國家應集中力量生產利益較大的商品，處于絕對劣勢的國家應集中生產利益較小的商品，然后通過國際貿易互相交換，彼此都節省了勞動成本，都得到了好處。這一理論論證了貿易靜態利益的基礎。實際上，在他的觀點中，也包含著國際貿易帶動經濟增長的思想。
受古典經濟學家上述觀點和理論的啟發，經濟學家們進一步探討了國際貿易對經濟增長起到了重要的拉動作用。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學家發展了動態比較優勢理論，認為對外貿易的高速發展會帶來以下動態利益：
一是一國出口水平的提高意味著這個國家進口水平手段的提高。而進口中的資本品進口，而資本貨物對于促進經濟增長是特別重要的。資本品的進口使這個國家獲得國際分工的利益，大大節約了主產要素的投入量，有助于提高工業的效益，因而成為經濟成長的主要因素。
二是出口的增長也導致一國的投資領域發生變化，使其把資金投向國民經濟中最有效率即具有比較優勢的領域。在具有比較優勢的領域進行專業化生產，能夠提高勞動生產率。
三是出口也能使一國得到規模經濟效益。市場容量的擴大使大規模的生產成為可能。
四是出口的發展還會刺激國內外的投資，鼓勵加工工業或制造業以及交通運輸、動力等相關部門的發展，并促進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知識的引進。
我國對外貿易動態利益的表現
國際貿易的動態利益相對于靜態利益而言，對一國經濟社會發展更為重要。通過國際貿易可以促進競爭，優化和提升產業結構，加快技術進步引進先進的觀念、制度等等。換句話說，國際貿易主要利益所在就是國際貿易的動態利益。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動態利益的地位還將上升，成為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分工和貿易的主要著眼點。
具體的說，我國通過對外貿易獲得的利益主要表現在：
（一）促進國民經濟穩定增長
我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對外貿易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從1978年的206億美元增長到2010年的29727.6億美元，成為繼美國之后的世界第二大貿易大國。2010年我國進出口總額在世界排名也從改革開放之初的世界第27位上升到第2位。在發展中國家中，我國已成為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少數幾個贏家之一。這種在高GDP增長過程中出現的更為高速的貿易增長，使得許多經濟學家將我國的開放貿易和經濟增長聯系起來，認為對外貿易是拉動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引擎”。在經濟發展中，通過對外貿易可以優化生產要素組合和經濟資源的配置，可以轉換商品的實物形態實現價值增值。對外貿易對國民經濟發展的影響不僅體現在對經濟增長速度的影響上，還體現在對經濟增長質量和結構轉換及升級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極大地提高了企業的生產效率和創新能力，使我國參與國際競爭能力增強。對外貿易的發展對于我國近年來經濟的快速增長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
（二）促進產業結構的演進
一國需求結構的狀況和變化趨勢，對其產業結構有著最為直接和重要的影響。一方面，由于任何一國都不可能實現經濟的絕對平衡的增長，即供給結構剛好與需求結構符合，因此需要利用世界市場。對外貿易通過改變最終需求總量和結構，改變社會總需求，從而起到推動產業結構演進，影響經濟發展速度的作用。當國內資源過剩而需求不足時，就對國外市場組織生產；而在國內需求很大，但缺乏必要的資源和技術條件時，就適當進口。另一方面，擴大對外經貿關系，就必然要發展本國具有現實或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以優化資源配置。進出口競爭的刺激和進出口結構的不斷調整，又會促進本國企業的技術進步，促進產業結構的高度化和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通過貿易引進競爭機制，一國可以發現自身的比較優勢，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并圍繞優勢進行專業化生產和資源的優化配置，促進優勢產業的發展。并且隨著經濟的發展，比較優勢發生變化，產業結構也就不斷趨于高級化。
（三）促進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
帶動經濟增長最活躍的生產要素就是技術。貿易可以通過技術進步推動經濟的發展。貿易還可產生“技術溢出”效應和“邊干邊學”效應。一方面，技術通過貿易活動帶來國外的先進技術，并且把這些先進技術滲透到國內的其它行業；另一方面，從產品設計到生產工藝以及成本核算方面可以通過貿易獲得技術支持和援助。與此同時，貿易也可通過促進制度創新來達到促進經濟增長的目的。我國在經濟制度轉軌的過程中，由于專利保護制度、企業經營管理制度等制度的不完善，使我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接軌時遇到諸多困難。貿易是實現制度創新的基本途徑。發展中國家通過貿易方式引入現代經濟制度，而發達國家維持、鞏固新制度的先進經驗在貿易中也為發展中國家起到示范作用。貿易活動加強了國內外信息交流，開闊了人們的視野，轉變了人們的觀念，有助于形成制度創新所需的意識形態基礎。另外，貿易引起的信息交流、制度變革的示范作用以及國際競爭的壓力迫使國內經濟主體積極進行制度創新以適應發展的需要。因此，開展國際貿易必然會激發企業的創新機制，推動技術進步，從而促進經濟增長。
我國對外貿易發展戰略的路徑選擇
（一）調整對外貿易發展戰略，實現由比較優勢戰略向競爭優勢戰略的轉變
所謂競爭優勢戰略就是指以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為動力，以產業結構升級為特征，全面提高本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以具有競爭優勢的產品參與國際競爭，分享國際貿易利益的一種強調貿易動態利益的貿易發展戰略。競爭優勢戰略能夠改變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中的不利地位，充分發揮其對外貿易的作用。這一戰略對于我國調整產業結構、提升出口產品結構也具有現實意義。一國的經濟發展僅限于突出和強調比較優勢是不夠的，更主要的是應創造和發揮競爭優勢。從現實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作為存量優勢，比較優勢只是一種可能的優勢，這種可能的優勢還可能會被市場扭曲得不可能顯現。這從落后的經濟結構向先進的經濟結構轉化的過程中，政府須不斷注入傾斜政策這一點可以得出。大量的實踐表明，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尤其是在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中，對于一個主動參與國際分工體系的國家來說，應將優勢提升為使資本、技術、資源與市場有效組合而形成的競爭優勢，在對貿易政策進行有效的戰略性運用時，首先要跳出比較優勢的誤區，避免盲目陶醉在并不真實的比較優勢之中，要從國際市場競爭的整體格局出發，動態地認識和把握自己的優勢，將比較優勢提升為競爭優勢，主動培植、創造和放大競爭優勢。
（二）調整產業結構，提升優勢產業結構的國際競爭力
產業結構是形成產品競爭優勢的基礎，我國的產品缺乏競爭力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產業結構滯后、升級速度緩慢。目前我國的產業結構是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產業結構層次低、缺乏競爭力。我國必須培養擁有國際競爭優勢的產業，并通過產業結構的不斷調整優化，推動國內產業的升級和國際化轉移。具體來說，一是加快國內優勢傳統產業的技術改選，培育傳統產業在國際范圍內的獨特優勢；二是加大對國外先進技術的吸收與消化力度，不斷提升現代制造業技術的開發層次和自主創新力；三是進一步擴大對高新技術的投入，抓緊培育和開創出與國際先進水平同步甚至超前的新技術產業；四是選擇包括服務業在內的一些重點產業，加快發展產業集群規模，促進產業鏈向國內外同業領域延伸；五是維護國家的產業安全，加快國家戰略性資源產業的海外投資與發展。
（三）積極創造競爭優勢，加強企業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
在國際競爭中，如何把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是產品能否長期占領國際市場的關鍵。要積極開拓多種渠道，充分利用各種資源，積極培育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要鼓勵企業積極參與國際競爭，調動企業開拓國際市場的積極性，在競爭中不斷提高實力。對外貿易戰略應把側重點從主要依靠政府財政支持和政策優惠，轉向大力提高企業國際競爭力，從根本上解決開拓國際市場能力的問題。并且進行技術創新，減少高技術產品對跨國公司的技術依賴，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比較優勢作為一種潛在優勢，只有最終轉化為競爭優勢，才能形成真正的出口競爭力。
要實現我國出口產品的結構升級，必須以競爭優勢為導向。如果發展中國家不能掌握高新技術這一財富，就會落后于他人，以至喪失自然資源豐富和勞動力成本低廉的優勢。近年來，我國初級產品的比較優勢呈逐年下降趨勢，而工業品的比較優勢則逐年上升，其中高新技術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迅速提高，是我國工業品出口維持國際比較優勢的基本原因。但還應看到，我國高新技術產品比重還比較低，實施科技興貿戰略， 大力推動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加快出口產業的技術創新，全面增強國內企業的競爭優勢，是我國對外貿易發展所面臨的亟待解決的問題。隨著全球經濟競爭的不斷加劇，各國的競爭焦點逐漸轉向了高科技的競爭，高技術產品的出口比例在不斷上升。高技術不僅能靠自身市場開發的能力為經濟做出貢獻，而且能應用于傳統產業的改造，提高整個國民經濟的生產效率和國際競爭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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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貿易理論范文第5篇
論文摘要: 靜態比較優勢理論把比較優勢看作是靜態的、不變的，強調依據資源稟賦狀況確立主導產業；而動態比較優勢理論則認為比較優勢是動態的、變動的，強調有選擇地培育新的優勢產業。實踐中要立足現有的靜態比較優勢創造動態比較優勢，以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和比較優勢的轉換。
一、引言
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把比較優勢看作是靜態的、不變的,包括李嘉圖的相對成本說和赫克歇爾-俄林的資源稟賦論。而近現代的比較優勢論強調產業政策和外貿政策的重點是扶持新興的幼稚產業,以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和比較優勢的轉換,把比較優勢看成是動態的、變動的,更貼近國際貿易的現實。
二、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依據資源稟賦狀況確立主導產業
（一）比較優勢與絕對優勢
比較優勢是與絕對優勢對應的概念。絕對優勢建立在生產的絕對成本的比較上。如果一國生產單位數量的某種商品使用的資源絕對量較少或效率較高，那么它在這種商品生產上具有絕對優勢。例如巴西能以較低成本生產咖啡和香蕉，美國則能以較低成本生產飛機和緊密機床。因而，巴西在咖啡和香蕉生產上具有絕對優勢，美國則在生產飛機和緊密機床上具有絕對優勢。于是，各國通過國際貿易獲得他們很難生產的產品：加拿大需要進口咖啡，日本需要進口石油，科威特需要進口飛機等。
比較優勢建立在生產活動的機會成本基礎上。如果一國生產某種商品的機會成本低于其他國家，則該國在該生產上有比較優勢；反之，如果一國生產某種商品的機會成本高于其他國家，則缺乏比較優勢。作為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之一，比較優勢原理的中心命題是：一個國家即便在每一種商品的生產上都不具有絕對優勢，它仍然會在某些領域享有相對比較優勢；不僅各自具有絕對優勢的國家有可能通過交換增加福利，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同樣可以通過貿易增加福利。
(二)傳統比較優勢理論
第一個說明不僅絕對優勢而且比較優勢也能成為貿易源泉的人，是19世紀早期的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他在僅需要一種生產要素的假設條件下，用幾個數字為例簡要闡述了這一原理。20世紀初，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俄林在考慮多種要素作用的基礎上，重新表述了比較優勢原理，認為決定比較優勢的因素中，最重要的是要素稟賦。要素是對生產過程發生作用的各種有形、無形因素，如自然資源、知識資本、物質資本、土地、熟練與非熟練勞動力等，要素稟賦則指一國（或地區）實際擁有的要素總量和結構。某種產品或行業的生產活動是否具有比較優勢，取決于它們能否比較密集地利用該國相對豐裕的要素，取決于它們生產的成本比例能否與該國結構相一致。越是能密集利用一國豐裕要素的生產項目，越具有比較優勢；反之，越是需要密集投入一國相對豐裕要素的生產項目，則越是缺乏比較優勢。
總之，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基本觀點是：一個國家由于生產技術先進或要素稟賦豐裕而在某些產業具有比較優勢，那么該國主要生產并出口本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進口本國具有比較劣勢的產品，這樣就可以與別國取長補短，提高本國的國民福利水平。從全世界的角度看，如果每個國家都按照比較優勢原則發展本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然后在國際市場上進行貿易，則可以促進世界資源的有效利用，提升全世界的福利水平。
三、動態比較優勢理論：有選擇地培育新的優勢產業
(一)傳統比較優勢理論及其實踐上的缺陷
傳統比較優勢理論雖然有完美的邏輯體系，但理論本身存在如下缺陷：1.傳統比較優勢理論模型是在一系列嚴格的假設條件下構建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跨國公司和國際直接投資迅速發展，對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假設前提提出了挑戰。2.傳統比較優勢理論對現實的解釋能力有限。二戰后美國和德國的工業化發展歷程，都不是遵循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發展起來的。3.比較優勢法則是一個靜態的理論。
無論是李嘉圖提出的以勞動生產率為基礎的相對優勢理論還是赫克歇爾—俄林提出的以生產要素供給為基礎稟賦理論，二者比較利益產生的前提均是各國的供給、生產條件不可改變，從而這種傳統比較優勢具有靜態特征。比較優勢是一國的天然稟賦，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它是一成不變的，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國的生產技術可能會進步，或者要素稟賦的積累會改變，那么原有的優勢和劣勢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也可能相應地改變。傳統比較優勢理論顯然忽視了這些可能的變化。
在實踐上，靜態比較優勢理論在指導后進國家的經濟發展時容易落入“比較優勢陷阱”。因為在按照靜態比較優勢進行國際分工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基礎薄弱，生產技術水平低，其比較優勢產品一般是資源或勞動密集型產品，如果選擇這樣的產業作為國民經濟主導產業，則很容易落入“比較優勢陷阱”，即將本國經濟鎖定在低技術的專業化生產模式中，結果只能生產和出口技術含量低的產品，不僅受到發達國家的經濟盤剝，并且被置于世界經濟二等公民的地位，同時還面臨產業競爭力無法持續發展的問題。
(二)動態比較優勢理論：有選擇地培育新的優勢產業
目前，被廣泛的接納的動態比較優勢理論認為：一國基于未來發展戰略的動態比較優勢是需要政府通過產業政策去培育的，或者政府的產業政策可以加速這一進程。典型的解釋東亞國際分工和產業結構發展變化的“雁行模式”理論－日本為領頭雁，發展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亞洲四小龍”則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雁行模式形成東亞區域內產業循環和連鎖變化的機制，使東亞各國或地區產業不斷向更高層次轉換，帶動經濟的依次起飛和持續發展。以及后來的外貿優勢轉移學說、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等均說明了一國比較優勢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會隨著世界經濟形勢轉變，會隨著一國要素稟賦積累和技術進步等因素發生變化。就政策而言，動態比較優勢觀點表明：一國有可能通過適當的產業和貿易政策來改變其天然具有的比較優勢，即比較優勢不是外生的，而是內生的。“內生比較優勢”是指如果一個國家選擇專業生產某種產品，它可以在外生比較優勢不存在時，內生地創造出原來沒有的比較和絕對優勢。如在一個原本在勞動密集型產品上占比較優勢的國家來說，其比較優勢并非只能固定在勞動密集型產品上，通過扶植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發展，可以實現本國比較優勢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轉變，從而改變本國的國際分工地位。因此，按照動態比較優勢理論的觀點，一國應該著眼于未來有選擇地去扶植和培育戰略產業作為新的主導產業，樹立新的比較優勢，以保證本國產業國際競爭力的持續發展和提高。
四、立足現有的靜態比較優勢創造動態比較優勢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動態比較優勢理論是傳統比較優勢理論在現代貿易格局下的發展和延續。傳統比較優勢理論是一種“被動適應”的主張，強調一國應利用要素稟賦結構等天然形成的比較優勢來選擇主導產業，而動態比較優勢理論則是一種“積極改變”的主張，強調一國從適應比較優勢向創造比較優勢，通過產業升級、學習積累等經濟活動來培育本國新的比較優勢，在更高級的產業領域形成產業國際競爭力。
在實踐中我們也要看到，雖然遵循動態比較優勢理論，培育新的優勢產業對很多發展中國家來說是較為理想的產業政策選擇，但比較優勢的動態轉換應當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不能急于求成，不能脫離現有的靜態比較優勢去進行。尤其是在目前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飛速發展、世界生產資源有效整合的背景下，這為不同要素稟賦的國家充分發揮自身比較優勢提供了契機。發展中國家只有在現階段發揮靜態比較優勢，才能積累經濟進一步發展所需的資金和技術，然后通過將資金和技術用于培育未來戰略產業，才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形成新的比較優勢，成功實現比較優勢的動態轉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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