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歷史的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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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歷史的研究報告范文第1篇

一個含有調侃意味的“土特產”網絡熱詞竟然登上了西方主流文化的“大雅之堂”，整件事被拿來大肆討論的背后，折射出的是擁有5000文明歷史的中國人的殷殷期盼――讓中國文化再次回歸世界主流文化體系，甚至重新擁有文化主導權。當歷史的年輪已經一圈圈延展至21世紀，這是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中國夢。

在文化大戰中搶占先機

盡管“土豪”與“大媽”在中國多帶有嘲諷與揶揄的意味，有人擔心這樣的網絡詞匯走出國門會有損國人形象，但王磊卻對此持樂觀態度。王磊說，之所以關注這件事兒，是因為在平時與本校留學生的交流中，總感覺這些能操一口流利中文的老外們對于中國的認知還是符號化的，中國網絡詞匯能夠引起西方主流文化的關注，正說明其愿意更深入地去認識、了解中國文化。“今后老外會說的中文單詞不再只是‘功夫’‘豆腐’和‘麻將’了。”王磊笑道。而北京大學教授張頤武卻從更為宏觀的角度解讀了整件事情――這是中國在全球影響力日益提升的一種表現。

進入21世紀，隨著文化創意產業的熱浪強有力地席卷全世界，中國文化“走出去”逐漸成為文化創意產業的熱詞。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二：一是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各國的文化輸出態勢加重，比如美國的電影與美劇、英國的設計與英劇、日本的動漫、韓國的“韓流”，一場沒有硝煙的文化大戰正在拉開大幕；二是隨著中國文化產品的日益豐富與質量提升，中國文化亟待重新走出國門，這也是文化創意產業在開創高科技、高附加值、低能耗、低污染的新興經濟形態之外，所肩負的重任。

2008年，就在北京奧運會開幕之前，借著奧運會的東風，一部美國動畫電影在全世界掀起了“中國熱”。彼時，美國夢工廠出品的《功夫熊貓》在中國上映，之后一場關于這只“美國熊貓”的文化大討論開始了。學者們驚呼：“用中國文化包裹著西方文化內核的阿寶，生動地給中國人上了一堂好萊塢課程――我們缺乏了將自己的文化輸出到全世界的眼光、創意和方法，可美國人將其拿了過來，搶占了文化的開發權。”

從熊貓主角到功夫、山水、建筑，再到漢字、鞭炮以及包子、筷子、面條，《功夫熊貓》中隨處可見中國人耳熟能詳的“中國元素”細節。但影片故事中，英雄誕生、成長和加冕過程所體現出來的，則是完全西方化的價值觀。《功夫熊貓》第一部在中國拿下了1.81億票房，第二部的國內票房直接飆升至6.05億，中國電影市場的火熱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近年來好萊塢電影或多或少地總會捎帶上點兒中國元素，其中不乏希望到中國市場撈金的原因。

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與國人消費意識觀念的轉變，中國人已經有意識并且有能力消費富含中國文化內涵的文化產品。中國已經是文化供給的大國，但為什么還不是世界上有重大文化影響的大國，中國人怎么會被一只“舶來品”的熊貓給征服？“文化需要靠市場去傳播，如此才能得到最大化的傳播效應。”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尹鴻認為，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提升，市場是最重要的陣地，中國目前恰恰是缺乏與全球市場相接軌的文化產品。“目前，中國文化產品生產方式還較為粗糙，文化產品質量與市場運作不到位，限制了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步伐。”尹鴻說道。

文化創新是新世紀的新命題

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Joseph Nye）首創了“軟實力”（Soft Power）概念，內容包括國家的凝聚力、文化被普遍認同的程度和參與國際機構的程度等。2013年12月12日，約瑟夫?奈應邀出席2013大師趨勢論壇。“西方人長期以來一直受中國傳統文化吸引，中國古代的哲學家如老子、孔子早就在其著作里講到‘軟實力’的概念，只是并未說出‘軟實力’這個名詞。”在談到“中國軟實力”這個話題時，約瑟夫?奈如是說。“我想中國未來需要擴展的是現當代文化的影響力，2012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由中國作家莫言獲得，就是很好的信號。但現實存在的問題是，中國的電影為什么在世界上沒有美國甚至印度賣得好？中國軟實力的提升，應該著眼于現當代文化的創造力。”

國家軟實力的輸出，大多是在市場的交流中自然而然發生的。與此同時，由國家主導，整合資源，向世界宣傳中國文化，也是一種常見的方式。當西方世界執意于用符號化的眼光去解讀中國的同時，中國文化又該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影響世界？“面對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滾滾浪潮，在東西方文化平臺上，世界需要重新‘發現東方’，發現中國文化的獨特的東方生態文化魅力；而中國也需要面對世界，讀解自身文化并獲得全新的普世性文化認同。”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文藝理論教研室主任王岳川看來，“發現東方”與“文化走出去”的內容不僅僅是傳統文化，還有現當代中國文化。中國文化復興，是全球化語境中，中國文化新世紀的創造性問題。

2012年，中國著名游戲公司完美世界互動娛樂公司的總裁竺琦對外宣布了一組統計數據：截至2012年7月，完美世界來自海外的運營收入和授權收入已經占到整體收入的25%至30%。2013年9月，完美世界等中國游戲企業代表受邀參與2013夏季達沃斯論壇，業內人士分析認為，此次中國游戲企業的登場正契合了會議的主題――“釋放創新的力量”和“連接各國市場”。完美世界董事長兼CEO池宇峰說道：“好萊塢的文化輸出，是整合了全球的文化，創新之后再來服務于全球，完美世界的未來發展戰略也在于此。”

漢字歷史的研究報告范文第2篇

關鍵詞：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日本少女文學；日本文學史；比較文學

中圖分類號：I313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02575833（201）03018607

作者簡介：彭卓鋒，廈門大學中文系博士、香港理工大學客席講師（福建廈門361000）

十九世紀末，日本展開了明治維新，大量西方現代思想及技術傳入日本，令日本社會發生根本上的改變。西方傳入槍炮及民主政體，改變了日本以武士道為主的封建社會結構，但除此以外，西方資本主義、基督教辦學與女性主義思想的傳入，也為少女文學的生成提供了條件，在父權制社會里以文字萌發年輕女性的主體意識。一方面，父權制仍然束縛女性，制度沒有明顯的改變，但另一方面，日本女性卻能通過文化消費在精神面上超越父權束縛。少女文學之可貴，在于它讓年輕女性在儒教良妻賢母女性身份之外，找到更為自由和值得向往的少女式生存方式，以致她們不會像中國封建社會女性以及弗里丹在《女性的奧秘》中提及的美國城郊家庭主婦女性那樣①，把父權加在她們身上的束縛視為天經地義，或無法超脫父權壓逼造成的無名焦慮。

歐美雖然是女性主義思想之發源地，產生出豐富的女性主義理論，但在女性主義文學發展上似乎卻及不上日本少女文學的活潑，路途曲折，發展力不從心。為此，日本少女文學及其發展，我相信對于關心女性主義文學寫作的人來說，會是一個研究寶庫，能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帶來重要的啟發。

接下來，本文將先講述日本二十世紀初的父權社會狀況及女性的處境，然后闡述并分析日本

少女文學誕生的經過、歷史條件及社會意義，最后嘗試從西方女性文學批評的角度觀照日本少女

按恩格斯所說，無產階級男性沒有資產，因而沒有必要因為財產繼承的問題而控制婦女之生育，故沒有必要實行一夫一妻制Engels， rederick [WBX]he Origin of the 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2 p78。姓氏既作為家庭體制及相關財產繼承的重要標記，那么，日本明治以前的農民和町民，作為無產階級，不被允許擁有姓氏，就不怎樣奇怪。我們可以想見，在日本明治以前，平民沒有嚴格家庭體制，平民女性受到的父權壓逼主要是階級性的，比較不那么貼身。然而，明治維新以后，政府于1875年要求國民使用姓氏，夫婦同氏制于1898年確立，規定一家一姓，雖然家姓可從夫，亦可從妻，由夫妻二人協商，但按慣習，大多數家庭均采用夫姓。姓氏制度改變，反映出社會體制發生重大變化。明治維新雖以西方制度取代了幕末的封建制度，完成了國家的現代化，但副作用是，它也把現代西方形式的父權制度隨資本主義帶進了日本。

187年地租改正條例確立了土地私有化。1876年，廢刀令的頒布，正式取締了幕末時代的特權階級。自此，私有財產得以流入民間，平民不再是無產階級，本來不存在于平民間的財產繼承問題，突然變得對平民男性重要起來。1898年制定的民法第四篇及第五篇，賦與一家之戶主（通常為父親）在家庭中的絕對權力，包括了各家族成員之婚姻、入籍、離家的同意權以及指定居所之權力，通稱家制度除了實際習俗上戶主多為父親，民法第四篇及第五篇多項條文均假定了父親或丈夫的戶主地位，如第75條指明，如丈夫進入他家，或另立新家，妻子隨丈夫入家。見第一コンサルティング株式會社：《明治民法：民法第四第五（民法舊定、明治三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法律第九）》，http：//wwwichiconcom/old2_5htm，20130620。。 此法遭后人詬病，指其把只屬于封建時代武士階層的家父長制，強加于新時代日本全國國民身上申花：《日本の家父的家制度について-村における「家のを中心に》，《地域政策研究》（高崎大學地域政策學會），2006年3月，第8卷第號，第99―10頁。。由是，本來過著相對自由生活的日本平民女性，突然被賦與一個全新的身份――良妻賢母。這身份要把女性綁縛在家中，接受父權的絕對監控。這一改變起于1890年至1910年間，當時國家主義抬頭，政府把“良妻賢母女子教育”正式列為國策，積極向在學女子灌輸儒家思想中的“良妻賢母”觀念大晶子：《明治期のキリスト教主女學校にする一考察》，《教育學》（日本大學教育學會），1972年3月，第6號，第52―70頁。。從這時開始，民間對女性變得非常重視，跟江戶時代的性開放民風形成巨大的落差《江のSEX》，《刊ポスト》，2012年6月8日（五月二十八日），第卷第23號，第13―20，170―176頁。。

日本明治時期社會對女性的重視，亦可見于當時日本婦運先鋒平冢雷鳥明治時期日本婦女運動組織《青社》及雜志《青》的主要創始人。親自經歷的鹽原事件。1908年，平冢雷鳥正與藝術家森田草平交往，3月21日晚森田突然萌生殉情念頭，企圖殺死平冢，結果二人獲救，殉情失敗。事件受日本媒體廣泛報導，引起社會輿論。然而，輿論的焦點并非殉情，而是平冢的是否已經失去鹽原事件又稱煤煙殉情事件，因為平冢之戀人后來根據此事件寫成了小說《煤煙》。。

家制度的普及、良妻賢母教育的推行、民間對女性突然變得重視，都伴隨著無產階級的消失而出現，日本明治維新前后發生的社會變化，正好成為恩格斯理論的最佳印證。

總之，無論在家庭制度還是文化氛圍上，明治維新后，日本女性反而跌入了一個更大的父權制度網羅中，生活比幕府時代更不自由。日本少女文學正是在如此的社會環境中萌生出來。

少女文學的誕生及意義：吉屋信子及花物語

日本少女文學正式嶄露頭角，始于少女文學作家吉屋信子。

1896年，吉屋信子出生于新縣，在櫪木縣度過少女時期，1916年開始在婦運雜志《青》投稿，成為《青》主要作家之一。同年，她又開始在《少女畫報》上連載《花物語》，成為受歡迎的少女文學作家。在有生之年，吉屋寫下少女小說及大眾小說超過20部，改編自她作品的電影達13部以上。吉屋1977年逝世，一生未婚，死后接受她的遺產的，是她戶籍上的養女，但實為她的女的門馬千代。

吉屋較早期的作品，多為以女性同為主題，如《屋根里的二處女》（1920年）、《花物語》（1920年）、《勿忘草》（1932年）、《彼道此道》（193年），等等。這一類作品以《花物語》為代表作，創始了所謂的S文學。S文學，所指為講述女性之間強烈情感關系的故事。S一字，同時暗含Sister姊妹（英語）、Shoujo少女（日語）、Schon美麗（德語）等意義Robertson， Jennifer [WBX]akarazuka： Sexual Politics and Popular Culture in Modern Jap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p1968。根據田圣子的資料，在1930年代后期，吉屋信子憑筆下作品成為日本最富有的人物之一，其收入比首相還要高出好幾倍田子：《ゆめはるか吉屋信子：秋燈機の上の山河（下）》，朝日新聞社1999年版，第111頁。。由此可見，吉屋信子的作品版稅收入非常高，讀者非常多。

《花物語》曾在《少女畫報》和《少女俱樂部》兩本少女雜志上連載，后來推出單行本，全部故事共5篇，以花樣的語言和感傷的敘述，講述少女纖細的內心世界，故事多關于女性間的同，男性鮮少出現。比如說，《花物語》故事《郁金櫻》講述主角少女與學姊茜拉的關系。其中一幕，茜拉懷著滿眶眼淚，告訴學妹不要長大，然而主角憧憬像學姊一樣配戴珠寶戒指、讀法國小說，不明白學姊何以吩咐自己不要長大。不久之后，茜拉離開學校回國結婚，成為人妻，從此過著男性限定的長大女性的生活，茜拉失去少女的身份，成為婦人吉屋信子：《花物》，新學社1968年版。。多拉絲如此解讀《花物語》故事插畫中的少女形象：“大而超現實的雙眼，只看見夢想。纖瘦的身體不為生育而有。一張小嘴不為飲食而存在。女孩的身體，毋須有任何現實功能：少女的創造，只為了讓女孩憧憬和凝望。”Dollase， iromi， “Early wentieth Century Japanese Girls Magazine Stories： Examining Shōjo Voice in anamonogatari （lower ales）”， [WBX]he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Vol 36， No ， 2003， p733 意思是，父權制要求女孩長大，擔當良妻賢母，重視其生育能力和現實功能，但《花物語》的少女形象，則無視父權制對女孩的一切要求，是對父權壓逼的含蓄反抗。

此外，S文學的舞臺多是女校。本田和子指出，少女的學生時代，是延期償付的時期，在這時期中，女孩可以暫時拋開社會對他們的要求和期望，享受社會容許她們享受的短暫少女時光。學校宿舍既是“監獄”，剝奪少女的自由，但同時也是“避難所”，保護她們免受外界的傷害。少女躲在學校宿舍內，編織自己的夢，有如把自己包藏在繭中，直到長大，被逼飛出繭外為止本田和子：《文化としての子ども》，筑摩書房1992年版，第151、206頁。。學校對少女來說具有特別的意義。

波伏瓦在《第二性》里提到女性害怕成長，她寫道：“她在‘成長’…這詞語令她覺得可怕…少女感到自己的身體正遠離自己…它變得陌生。”Beauvoir， Simone de [WBX]he Second Sex New York： Knofp， 1953， pp307308， 336337 波伏瓦解釋，年輕女性作為人的身份和作為女性的身份發生沖突。女孩要不要成長為婦人，成為他者呢？還是要保持自己自我的心？這是每一位將要長大的女性都會面對的掙扎。

綜上分析，以《花物語》為代表的S文學，借助優美哀傷的語言，在無意識中表現了日本年輕女孩們對父權制為她們安排的命運的拒絕。父權社會把她們寵養在女學校中，等待著她們成熟長大，以便配婚給男人，在男人定下稱為婚姻的牢籠中為男人生育直系血緣之財產繼承人。然而，少女們通過少女文學，把自己代入故事，以眼淚對這悲哀的命運說不。

在江戶時代，日本沒有所謂的少女，但在明治時代，少女卻通過女孩們的集體閱讀及寫作而成形，正如多拉絲所說，“少女”是一個文化和自我建構的概念，是女孩逃避社會建制的心為她們自己創造的自我形象Dollase， iromi， “Early wentieth Century Japanese Girls Magazine Stories： Examining Shōjo Voice in anamonogatari （lower ales）”， [WBX]he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Vol 36， No ， 2003， p727，其特征是以哀傷美麗的文字，表現她們不愿長大成為人妻的心情。

S文學溫床：女權運動、女子學校、女子刊物

把父權制種子播撒在二十世紀初日本的資本主義制度，來自西方；然而，少女們自主建構少女身份的養份――女權思想、女子教育、女子刊物，也與西方文明有關。

1 明治女權思想

西方女性主義思想，早在明治維新初期傳入日本。這可見于明治初年政府實施的一系列女性解放政策：

1869年 容許女性自由出入關所、刑法官津田真一郎提倡禁止販賣女性；

1871年 以巖倉使節團名義容許津田梅子等五位少女赴美留學；

1872年 無條件解放藝妓與妓、設立女校；

1873年 容許女性提出離婚訴訟、開設女子傳習所（職業訓練所）；

187年 設立東京女子師范學校。

然而，以上各項女性解放政策，都由男性官員主導，并沒有針對家制度對女性的束縛。后來，政府更推行反發政策，包括1885年推行良妻賢母教育政策，以及1890年立法禁止女性參與政治集會。這一反發，激發了后來的女權運動。

1911年，平冢雷鳥與志同道合的朋友創設了青社以及女性主義刊物《青》，并以“起初女性本是太陽”一文為《青》的創刊序言平らいてう：《元始女性は太であつた。青刊にして》，http：//wwwjapanpenorjp/ebungeikan/guest/publication/hiratsukaraiteuhtml，20130620。。

“青”之命名，援引自18世紀英國以蒙德古夫人為首的“藍襪學會”（Blue Stockings Society），其成員不按常規穿黑絲襪而穿藍色毛織襪，卻都是富有文藝教養的反傳統女性。這一命名喻示青社提倡西方式的新婦人女性角色。

除了命名理念來自西方，青社社員亦積極討論西方女性主義文學作品及論著，包括了挪威易卜生、瑞典艾倫凱、英國蕭伯納等人之作品，內容遍及社會學、性心理學、女性解放實踐理論等多個范疇江子：《女性文學の展》，載《巖波座日本文學史第十二》，巖波書店1996年版，第298―302頁。，例如在《青》第二卷第一號，社員們就積極地討論了易卜生女性主義劇本《玩偶之家》（A Dolls ouse）中女主角娜拉的命運及女性自主意識《ノラ特集》，《青》1912年1月第2卷第1號。。

初期的《青》致力于推動女性文學，但很快就改變路線，以推動女性解放為主，討論不少女性議題，例如、墮胎、妓制度，等等。也許《青》的言論觸動了父權制度的神經，《青》出版的五年期間，青社成員言行屢遭社會輿論攻擊，例如在五色酒事件社員尾竹紅吉在《青》發表酒之文章，文章中尾竹大膽地表示自己希望成為酒女。及吉原登樓事件平冢雷鳥、中野初子和尾竹紅吉到花街吉原留宿，與花魁暢談，雷鳥稱贊花魁可愛，事件經報章報導后引發了社會負面的輿論。中，就有輿論指青社“新女性”敗壞婦德，傳播危險思想秋枝子：《良妻母主教育の逸と回――大正?昭和前期を中心に》，載奧田子主編《女と男の空――日本女性史再考5ぎ合う女と男――近代》，藤原書店1955年版。。

在輿論壓力下，《青》于1916年停刊，但它所引發的女性議題社會討論并沒有停止，例如1918年“母性保護論”之議，就是一熱門話題。與此同時，婦運亦在其他范疇展開，例如1919年新婦人協會成立，成功于1922年推動改正治安警察法第5條，讓女性能夠再次公開合法地參加政治活動。《青》末期的主編伊藤野枝表示，《青》在文學上沒有做好它的角色，但它令世人注意到婦女問題，意義重大《青》，載高田瑞穗主編《新潮日本文學辭典》，新潮社1988年版。。

《青》在二十世紀初培育的女性主義者，包括了吉屋信子。多拉絲指出，吉屋曾參加青社聚會，是女性主義者，對社會有自己的女性主義見解。然而，她與其他女性主義運動家不同，她選擇了以隱晦的方式抗衡社會，解構中心主義的優越性和邏輯，沒有讓《花物語》滲入任何明確可辨的政治色彩，因為這樣做表示對父權控制的認同Dollase， iromi， “Early wentieth Century Japanese Girls Magazine Stories： Examining Shōjo Voice in anamonogatari （lower ales）”， [WBX]he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Vol 36， No ， 2003， p70。

少女文學后來的發展證明吉屋信子的革命方式效果卓絕，她藉文學把女性主體意識注入筆下的少女形象，與少女讀者交流，影響更加深廣，而且超越時空。少女作為一個范疇，今日已借著日本動漫產業全球化傳播到世界各大文化圈，唯篇幅所限，本文未能詳加討論。反觀西方女性主義發展，“女同性戀者”作為反對父權的女性身份范疇出現，比“日本少女”還晚了半個世紀Wittig， Monique， “One is Not Born a Woman，”[WBX]eminist Issues ， Vol 1， No 2， Winter 1981， p53。

2 明治女子教育

在S文學中，故事幾乎都發生在女子學校。如前文提及，日本少女的學生時代，是一種延期償付，在這獨特的時期中，她們可以暫時拋開社會對她們的要求和期望，在學校這隔絕的世界自由編織夢想。簡言之，父權社會基于某些父權的理由，暫時放縱“獵物”，而且，比起男女校，女校成長的女孩更有保證。

大晶子指出，明治初年政府基于文明開化的理由，本著男女平等的西方觀念發展女子教育⑤⑥大晶子：《明治期のキリスト教主女學校にする一考察》，《教育學》（日本大學教育學會）1972年3月，第6號，第52―70頁。。雖然前十年因經費不足未能普及，但在政策鼓勵下，各種各樣的女學校得以開辦，其中比較特別的，是由西方傳教士興辦的基督教女子寄宿學校。明治十六年，日本開展了為期數年的鹿鳴館外交，歐美至上風潮席卷全國，很多父母為了讓孩子學習英語、音樂及西洋禮法而讓女兒入讀基督教女子寄宿學校。入讀基督教女子寄宿學校一時成為時尚，就以東洋英和女學校為例，開校時僅得2名學生，至明治十七年學生人數激增至170人⑤。

然而，由西方傳教士開辦的基督教女子寄宿學校，校規非常嚴格，一周七天的生活幾乎都有規定，周日須嚴守禮拜，參加主日學，守靜肅時間，在校內不允許閱讀報章，只允許閱讀限定的勵志偉人傳記，平日須要按更次打掃和協助做飯，說謊者罰以肥皂洗舌，盜竊者在全校學生面前接受鞭打的體罰。在一周七天之中，學生最期待周五的來臨，因為周五晚上，學校容許學生外出購買小食，也可以攜枕到朋友宿舍留宿整晚談心⑥。

如此種種，令基督教女子寄宿學校形成一個幾近與世隔絕的女子世界，如此學校寄宿生活景象與當時女校普遍流行的S或御目關系結合，令女校成為S文學里最常見的文學意象和故事舞臺。以《花物語》為例，以女校為舞臺，敘述女教師與女學生，或學姊學妹關系的故事即多達十篇。正如本田和子所說，學校成了少女的“避難所”本田和子：《文化としての子ども》，筑摩書房1992年版，第151、206頁。。假如沒有了學校，“少女”作為一個文學建構的獨特女性身份，相信也很難在日本出現。

3 明治女子刊物

明治時期，受益于東西方印刷術交流，洋式印刷術之父本木昌造于明治二年在外國技師姜別利的協助下，解決了漢字金屬活字的鑄造問題，令日本印刷術由整版印刷步入活字印刷時代合庭：《明治初年活版印刷史斷章》，載《日本研究第35集》，國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2007年版。。

基于印刷術的改進，以及在日清及日露戰爭的推動，日本出版業在明治二十至三十年代間飛躍發展，加上女子學校普及，年輕女性識字率增加，日本少女雜志很快在年輕女讀者間流行起來。

最初，少女刊物從少年雜志衍生來出，始于1895年《少年世界》的少女專欄，后來以少女讀者為對象的少女雜志陸續出現今田里香：《少女にみる近代少女像の：『少女の友分析から》，《北海道大學大學院教育學研究科要》2000年第82號，第121―16頁。，例如1902年創刊的《少女界》、1908年創刊的《少女之友》、1912年創刊的《少女畫報》及1923年創刊的《少女俱樂部》等。據秋山正美的資料，《少女俱樂部》創刊時發行67，000部，至1936年達到9萬部以上秋山正美：《少女たちの昭和史》，新潮社1992年版。，少女雜志在女子間的流行和增長非常迅速，而吉屋信子的《花物語》，最初即在《少女畫報》及《少女俱樂部》連載，從而接觸到大量少女讀者。

然而，我們與其說“少女雜志締造了少女文學”，倒不如說，少女們通過對雜志的消費、投稿和閱讀行為，利用少女雜志提供的空間親自建構了屬于她們自己的少女文學。這一推論可證于嵯峨景子對《女學世界》及《少女世界》兩刊的讀者活動分析。

首先，《女學世界》初期以名人講說為主要內容，中期改為以婦人生活指導為主。然而，這一改變雖然讓該志的社會風評下降，銷量卻反而上升。嵯峨景子認為，這是因為該志在1908年起擴充了讀者投稿欄目的緣故。讀者投稿欄長時間讓少女讀者刊登自己的日記，慢慢地，屢次獲賞的投稿者，如內藤千代子，獲得廣泛讀者在讀者欄的響應與聲援。結果，讀者投稿欄目提供的互動性，意外地形成了一個有如今日社交網站的少女網絡，讓讀者們通過文字在其中建構自己共同的少女身份嵯峨景子：《『女學世界における「投の研究》，《京大學大學院情學要――情學研究》2009年No77，第95―110頁。。

另外，嵯峨又指出《少女世界》投稿欄呈現出一種獨特的少女“美文”規范，是少女讀者通過長時間投稿和閱讀共同發展出來的文體，特色是辭藻漂亮、具有強烈抒情性和感傷性。閱讀和寫作該種美文，象征讀者們的共同少女身份。嵯峨提出吉屋信子《花物語》文字處處流露出“美文”色彩，與她曾經在《少女世界》投稿，受到“美文”規范影響有關。由此看來，吉屋信子作品所用的文體，非她一人獨創，而是繼承自誕生于少女雜志投稿欄的讀者少女文學嵯峨景子：《『少女世界者投稿文にみる「美文の出と「少女吉屋信子『花物以前の文章表をめぐって》，《京大學大學院情學要――情學研究》，2011年No80，第101―116頁。。

諷刺的是，兩刊編輯人員基本都是男性，奉“良妻賢母教育”為辦報方針嵯峨景子：《『女學世界における「投の研究》，《京大學大學院情學要――情學研究》，2009年No77，第95―110頁；嵯峨景子：《『少女世界者投稿文にみる「美文の出と「少女吉屋信子『花物以前の文章表をめぐって》，《京大學大學院情學要――情學研究》，2011年No80，第101―116頁。。少女讀者反過來卻把讀者投稿欄變成了屬于她們自己的少女文學版面，這是出乎編輯人員意料之外的發展。

在《女學世界》和《少女世界》兩例中，我們看見少女讀者如何主宰了刊物的銷量，以及她們如何積極地利用投稿欄建構自己的少女身份。最重要的是，少女文學并非單一作者的神來之筆，而是少女讀者們親手用自己的文字集體建構之文學，而“少女”這一反抗父權的女性身份，是她們自己親手建構，非他人之施與，像尼姑或修女身份來自宗教。

結論

少女文學在二十世紀初日本誕生并迸發光芒，雖然 1933年因為發生了女學生投火山殉情的三原山事件而遭政府取締，但“少女”的自我建構已經完成，而且沒有在歷史中消失。戰后“少女”藉漫畫重新興起，至今仍然活躍于日本動畫、漫畫、輕小說、電玩、玩具等普及文化與媒介之中，通過全球化影響遍及世界。事實上，“少女”文化構成了作為日本軟實力支柱的動漫產業的核心精神之一，影響力無遠弗屆。

反觀西方女性寫作，雖然杰出女作家輩出，但其傳統鮮少構成像“少女”那樣的女性形象，能充分體現出女性文化群之集體主體性，又能從父權話語中突圍而出。

肖瓦爾特指出，西方女作家們的寫作，經歷了女人氣、女權主義和女性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模仿男性寫作，第二階段是反抗既有標準，第三階段是自我發現Showalter， Elaine [WBX]A Literature of heir Own： 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 to Lessing Expanded Ed[WBX]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first published 1977）， p13。然而，如果我們把同一套女性寫作發展論放在日本少女文學來觀照，就會發現日本少女文學只消一步就到達第三階段。

假如我們又用吉爾伯特和格巴在《閣樓里的瘋女人》Gilbert， Sandra M and Susan Gubar [WBX]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 2nd ed New 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的觀點，嘗試找出女性寫作中抗衡父權的女性形象，我們在西方女性寫作中找到的是“瘋女人”形象，這形象至今仍未能在充滿父權話語中的世界找到落腳點，沒有任何一名女性能通過自認為“瘋女人”而在社會中立足。相反，不論今昔，任何日本女學生都可以宣稱自己是“少女”橫川壽美子曾提出“少女”一詞在現代日本是年輕女性作為文語使用的詞語，秦美香子在其大學生研究報告提出異議，但從其研究結果看，雖然“少女”一詞地位可能已被“女子”一詞超越，但“少女”一詞仍是日本年輕女性之通語。參見橫川壽美子《初潮という切札――〈少女〉批?序》，JICC出版局1991年版及秦美香子《「少女などの言にする大學生の意について》，《京都精大學要》2011年3月第38號。。

從本文分析來看，少女文學在其形成的過程中，跟西方女性文學中的女性形象建構有兩個重要差別。其一，它是少女讀者們積極利用雜志投稿欄互動性來完成的集體自我建構，并形成重要的亞文化；其二，少女文學只為少女存在，由始至終拒絕參照和模仿父權話語，直接做到了肖瓦爾特所說的自我發現，在文學中把父權話語無限邊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