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社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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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社會治理范文第1篇

（葉康遠）

目前,龍灣中心區域已開放存量WIFI接入點已達600個以上，覆蓋政務工作區域、商務服務區域、公園、學校、醫院，這些WIFI接入點將免費向市民提供無線接入。

據了解，今年以來，龍灣區以智慧城市建設為抓手推進信息化戰略發展，加快推進信息化與城市化融合應用，加大信息技術在社區服務、交通出行、健康環保社會民生領域的集成應用，重點推進和深化免費WIFI全覆蓋、智慧社區、智慧交通、智慧環保等重點應用工程,全面提升城區民生公共服務能力，使智慧城市成為新常態下城市建設轉型的“新模式”。

互聯網社會治理范文第2篇

一、變社會管理為社會公共治理的過程中計算機信息技術的作用和重要性

在專業的公共管理領域里，變社會管理為社會“治理”是近幾年的事，體現出政府在社會公共服務領域的職能和角色的變化。與以往的管理理念不同,社會治理集中地把政府的職能重點轉移到政府、公民、社會組織等各個方面的社會角色在公共服務中的合作性關系，表現出將社會的管理權從政府集中走向歸屬于社會的發展方向，在這一重大的職能轉變中，互聯網在當今和日后的以社會治理為重點的公共服務活動中已開始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隨著計算機技術的飛速發展，尤其是移動互聯網對于人們的物質和精神文化生活重所具有的愈加重要的地位，如何將移動互聯網的多功能與迅捷性與社會公共服務日常工作相結合，考驗著政府和相關領域技術人員的智慧和創造力。因為，移動互聯網在信息傳播和日常通訊中的顛覆性技術革新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使信息傳輸、獲取信息的時間和地域更加碎片化、靈活化，互聯網終端在操作和獲取上更加智能化、互聯網技術應用平臺更加集成化。這些新特征都使得百姓的工作和生活、社會組織的日常運作和政府的，需要應對隨著互聯網的技術在改變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的日益重要而產生的新溝通手段和新的信息平臺等變化。有效地運用互聯網微信客戶端，信息并與媒體和各大門戶網站進行溝通，對百姓的需求進行有效的傾聽，制定出滿足公眾需求的公共服務產品。

二、未來互聯網信息技術對于公共服務治理的發展趨勢

根據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指示精神,“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其中，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實現離不開以計算機技術作為主要推動力量的互聯網先進技術水平的支持和應用,把互聯網的應用和發展與政府的制定社會公共服務的各個環節進行支持和融合,在民聲溝通，信息和政策服務對接等各個方面進行有效的改進和升級，提升公共服務的技術基礎和管理水平,真正以互聯網+公共服務的模式推動社會公共服務發展的未來趨勢，,更好地推動和開展我國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對于西方發達國家現有的社會公共服務模式進行考察和經驗借鑒來看，完善的社會公共服務體系與現代城市社會的方便和發達，安全和穩定密不可分。對此，政府為公務人員應早日培養和完善基于計算機技術領域的互聯網思維,改善以往自上而下的政務應對與處理模式，變社會公共服務管理為社會公共服務供給，以往社會公共服務那種基于政府主導的單一的，缺乏信息技術手段作為輔助作用的非智能的，紙媒文件為主導的傳統治理模式向政府與社會組織多元化，辦公與社會溝通網絡化、操作和管理模式智能化。目前，我國正處在互聯網發展的上升階段，各個社會生活領域都在深受互聯網的影響和發展，在行業內產生運作方式和管理模式的變革。最突出的體現在物聯網領域和大眾傳媒領域，網上商城逐漸超過和取代傳統百貨業，網絡媒體和網劇取代電視節目的趨勢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歷史事實，一次，在社會公共服務領域，政府相關部門也應該作出迅速的反應。利用互聯網傳播平臺和數字管理系統，輔佐政府的日常公共服務，必將對現代政府管理產生深遠影響。借助"互聯網+"對公共服務供給模式進行智慧化創新，不僅能夠提升公共服務供給效率，更可以更好地改善政府工作在人民群眾心目中的形象，節省公共資源，更加有效地利用政府部門在稅收領域獲得的資金資源，從而有效提升社會公共服務水平。隨著經濟發展和技術的進步，互聯網已經步入了千家萬戶，融入了大部分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同時深刻的改變了社會資源的組織和分配方式，而“互聯網+”這一概念的崛起，更是證明了互聯網已經成為了我國的一項重要基礎設施，是當今中國任何經濟和社會領域改革都不可忽視的背景之一。因此，如何將互聯網技術有效運用到社會公共服務中，對于節省公共開支，方便政府及社會組織的日常工作，增進黨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具有重要作用。日后，在互聯網技術與公共服務管理系統進行融合發展的道路上，還要從技術研發和政府思路創新與百姓的關注和認可度上進一步提升和發展，開創互聯網與政府公共服務進行技術融合的新局面。

作者:趙紅平 單位:沈陽理工大學

參考文獻:

[1]周民,呂品.“互聯網+”政務外網——新時期國家電子政務外網發展思路[J].電子政務.2015(08)

[2]張衠.“互聯網+”背景下城市公共服務發展趨勢及其風險初探[J].信息安全與通信保密.2015(07)

互聯網社會治理范文第3篇

1 引言

國內研究主要分析我國東西部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的信息差距及其社會影響。而新近的調查發現,我國互聯網的普及率差距超過信息差距的總水平,同一城市中的不同群體間存在顯著的互聯網信息差距,而且還呈現出加劇的傾向。需要從城市信息貧弱群體的信息需求與認知能力出發,結合我國的互聯網發展模式與特征,探討治理差距的對策職稱論文。

本文首先區分互聯網信息差距的不同層次。在此基礎上,具體闡述我國城市群體間互聯網信息差距狀況與成因,以促進就業與社會和諧發展為目標,明確治理差距的政策思路,基于我國城鄉二元分割的具體情境,提出分階段的治理措施。

2 互聯網信息差距的三個層次

雖然已有文獻尚未明確劃分其過程的層次性,但可以從中發現,群體間互聯網信息差距涉及接入、使用、獲益能力差距三個層次。

2.1 第一層次接入差距

以歐盟的互聯網調查和美國商務部的系列調查為代表,許多研究根據創新傳播理論分析了互聯網接入的發展過程。研究發現一國的不同社會群體開始接入互聯網的時刻、飽和率水平都有顯著差異,可以用圖1所示的分層模型來表述:

群體A屬于信息富有者,是一國最先接入互聯網的群體,該群體中的個體接入比例最高;群體C是信息貧弱群體,開始接入互聯網的起始時刻最晚、群體中僅有較低比例接入互聯網之后就不再有新增的采用者。

2.2 第二層次使用能力差距

不同群體的互聯網使用能力存在較大的差異。使用能力包括基礎性技能、結構性技能兩個層面。基礎性技能即對網上文獻的閱讀理解能力,包括英文水平,主要是通過基礎教育取得的;結構性技能是使用互聯網收集信息、加工數據等方面的能力,包括使用超文本以及各類軟件等工具的能力,建立在基礎性技能之上,主要通過信息技術培訓與學習取得。參與網絡游戲、瀏覽網頁與設計圖文、開展網上交易之間的技能差別是顯著的。基礎性技能具有相對穩定性,而信息技術的發展推動著結構性技能持續變化。

2.3 第三層次獲益能力差距

互聯網使用能力在經濟資本、社會資本的輔助下,形成獲益能力,即運用互聯網支持工作、改善個人生活等方面的能力,是在信息社會中生存的一種戰略性能力。綜合已有研究,本文認為互聯網使用能力、社會資本、經濟資本和獲益能力之間的關系如圖2所示,獲益能力差距最難以縮減。由于掌握的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的差異,即便在使用能力等同的條件下,圖1中的群體C從互聯網使用中獲得的收益也低于群體A和B:

3 我國城市互聯網領域的信息差距現狀

3.1 我國互聯網發展模式與信息傳播特征

與發達國家不同,我國的互聯網發展建立在政府推進和外來技術的基礎上,形成了政府一信息服務組織一用戶自上而下的信息服務體系。自2005年后,我國互聯網快速普及,正處在快速擴張初期,開始向農村滲透。2009年普及率超過世界平均水平,截至2009年12月已有網民3.84億,成為人口最多的網民國家。區別于發達國家的一個關鍵性變化,是產生了多樣化的互聯網應用方式創新。除電腦之外,手機、游戲機、電視機等,都已具備網絡接人能力,手機和電腦共為互聯網信息服務的重要基礎設施,互聯網隨身化、便攜化趨勢日益明顯。持續更新的互聯網媒介,推動了我國信息傳播向分眾化、個人化方向發展。

3.2 我國城市互聯網信息差距

我國城市信息貧弱群體主要包括城市戶籍的無業與失業人員、在業低收入人員等以及農民工兩類。

3.2.1 城市互聯網接入差距

根據互聯網信息中心(CNNIC)關于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的調查報告,2008～2010三年中,我國總體互聯網接入率在持續增加,網民城鄉結構對比基本沒有變化;而城市信息貧弱群體的接入率遠低于平均普及率,其中農民工的接入率明顯低于城市戶籍信息貧弱群體的接入水平,幾乎沒有提高,如表1所示:

3.2.2 城市互聯網使用差距在以上海、廣州和北京為代表的大城市及其周邊城市中,同一城市中的不同群體之間存在明顯的互聯網使用差距。以互聯網發展全國領先的北京市為例,包括流動人口、郊區農民在內的各群體的信息化水平可分為高端、中端、低端三個層次,所占人口比例分別是9%、37.6%、53.4%。各群體之間在收入水平、電腦擁有率、互聯網接入、上網時間長度、網絡應用方式等方面差距較大。高端群體網絡接人率近100%,在工作和生活中都廣泛使用電腦和網絡,平均每周上網時間超過30小時,網絡應用水平高;中端群體電腦擁有率超過五成,網絡接入率近50%,平均每周上網時間13小時;低端群體電腦擁有率低,幾乎不能上網、沒有郵箱。占人口半數以上的低端群體包括城郊農民、下崗與無業人員、殘疾人、家庭婦女以及農民工,傳統媒體仍是他們獲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雖然缺乏國家層面的量化數據,北京市的互聯網應用結構作為一個參考,部分反映了城市信息貧弱群體的數量以及該群體與其他群體間的互聯網使用差距。

3.2.3 城市互聯網獲益差距城市信息貧弱群體的網絡應用產生的價值很有限。在我國社會轉型的背景下,制度環境缺乏穩定性、組織機構快速變遷、個體流動性大幅提升,城市信息貧弱群體的信息服務需求主要涉及就業、社會保障、子女教育、生活服務等方面,而利用互聯網提供上述服務,在我國仍處于初始階段。第24次CNNIC互聯網調查指出,農民工、下崗失業人員等群體因回避社會現實而上網的傾向,超出主動的互聯網應用,而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工作者、企業管理人員等則與之相反;農民工與辦公室職員在網上教育、網絡銀行、電子商務等應用的普及率上有巨大差距。第25次CNNIC互聯網調查發現,與我國整體網民相比,手機網民中農民工和城市無業、失業人員所占比例更高;而手機上網中使用率最高的應用是聊天,達到71.5%,信息貧弱群體從互聯網應用中獲得的利益十分有限。

4 我國城市互聯網差距成因與治理

4.1 群體間互聯網信息差距的成因

在個體層面,低教育程度、職業狀況、收入水平以及對互聯網的有限認知是我國城市互聯網接人與使用差距的四個主要成因,社會資本和經濟資本對產生互聯網獲益能力具有重要的影響。CNNIC歷次調查發現,個人不上網的兩個主要原因依次為:缺乏上網所需的技能、不具備上網條件。國家統計局的《2009年農民工監察調查報告》顯示,我國外出農民工中初中文化程度比重占64.8%,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23.5%,以從事低收入的制造業、建筑業和服務業為主。月平均收入為1417元,幾乎沒有在崗位上獲得信息技術培訓,制約著該群體對互聯網的使用。我國市場化定價的互聯網接入費用每戶平均77元/月,網吧上網費用平均44.8元/月(第22次CNNIC互聯網調查),網絡接入價格占收入水平較高。城市戶籍的信息貧弱群體的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略高于農民工,但是也難以支付市場化的信息技術培訓和網絡接入費用。信息貧弱者獲取信息的途徑以先賦性社會關系為主,鏈合關系短缺,導致其社會支持系統薄弱,難以通過使用網絡獲得利益。

在社會層面,農村互聯網信息基礎設施薄弱、城市公共信息設施的難以獲得性,是造成農民工、城郊農民這兩個細分群體低接入率的兩大外部主因。信息資源供給存在制度性缺失,是城市信息貧弱群體獲益少的主要原因。信息貧弱群體對信息服務的類型和定價決策以及信息內容和傳播形式沒有實質性影響,公共信息服務體系對符合信息貧弱群體需求的信息資源整合不足,未能支持這一群體的就業、學習、生活事務。4.2 治理互聯網信息差距的政策視角

城市信息化的本質是建立政府、企業和公眾之間的信息共享和良性互動,改善城市交通、教育、安全與公共衛生、社區服務等,促進城市經濟與社會可持續發展,需要公眾的深度參與。我國城市信息貧弱群體數量龐大,與其他群體間存在較大的互聯網信息差距,城市信息化進程缺少堅實的社會基礎。在缺乏外部干預的情況下,現存差距將會加速擴大,互聯網差距會與既有的多種社會分化相互滲透,導致信息貧弱群體難以參與信息技術手段支持的社會活動,加劇這一群體在社會、經濟等多個方面的劣勢。

已有研究發現,僅采用技術性思路,例如改善互聯網基礎設施、降低互聯網接入費用、提供網絡技能培訓等技術性措施,不足以縮小群體間的互聯網信息差距。自2000年以后,相關政策設計開始轉向社會性視角,在采用技術性政策措施的同時,從信息貧弱群體所處的社會環境和發展障礙出發,通過社會政策,向這一群體賦權,使之形成自我發展能力。治理我國城市互聯網信息差距涉及教育、就業政策與信息化政策等多個領域,需要提高信息貧弱群體的信息使用能力和職業技能,增加其社會資本,完善公共服務,使這一群體獲得更多利益。一個有效的途徑是通過公私部門、非政府組織等多方利益相關者的合作,共同治理互聯網信息差距。

5 治理我國城市互聯網信息差距的思路

需要根據《2006～2020年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建立一個社會矯正機制,縮小我國城市群體間的互聯網信息差距,改善信息貧弱群體的就業與生活狀況,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5.1 治理我國城市互聯網信息差距的戰略目標

與發達國家不同,我國信息化發展的社會基礎還較為薄弱。本文認為,我國治理城市互聯網信息差距的目標應具有階段性,以提高接入率為基礎,設定近期和長期目標,見表2。

5.2 治理城市互聯網信息差距的對策

5.2.1 近期的治理措施

改善互聯網信息服務的可獲得性。應加強城市公共網絡端口建設,將學校、圖書館、社區學習中心等接入互聯網,使信息貧弱群體能夠接觸網絡。建議以民政部門的社區信息化建設、各地區的社區學習中心為依托,通過社區、居委會統一管理,借助非政府組織的力量,向各類信息貧弱者提供廉租或捐獻電腦、免費或低收費網絡服務;各地區應探索將城市公共網絡資源向農民工開放的模式,改善他們對網絡的獲得。應融合網絡與傳統媒體,整合從中央到地方的已有信息資源和服務,向信息貧弱群體提供多樣化的信息渠道。

提高互聯網使用技能與收益。目前面向信息貧弱群體的信息化培訓存在多方投入、多頭管理、缺乏整體規劃等問題,應鼓勵信息技術培訓機構、用工企業和非政府組織,以及開展就業支持計劃(例如國務院扶貧辦的雨露計劃)的政府部門進行合作,結合就業需求(無論是正式或者非正式就業)設計教學內容,使信息貧弱群體通過培訓提高信息使用能力,增強這一群體在就業市場上的靈活性。

5.2.2 長期的治理措施

強化信息化的社會基礎。應推進競爭政策和普遍服務政策,加強信息基礎設施建設,降低互聯網接入費用;根據國家未來的發展方向,把握互聯網產業的發展趨勢,為本土產業技術創新形成包容性空間,繼續推進信息無障礙標準,增強縮減信息差距的技術基礎;借鑒國外經驗,重視全民信息技術教育,避免信息差距的代際傳遞。

提高信息服務質量。采取措施促使各類信息服務主體承擔社會責任,要求電視、廣播、報紙、雜志、中文網絡等媒體對信息內容加強自律管理,創建符合信息貧弱群體需要與認知能力的信息內容。重點是加強電子政務建設,提高公共信息服務的用戶導向性,使城市信息貧弱群體能夠獲得關鍵性的公共信息服務。

形成長效信息培訓運行機制。信息技術培訓需要進行平臺建設,吸引地方政府、企業、非政府組織的長期投入,對培訓項目進行科學的評估和改進。在實踐中,一些跨國公司聯合公益性、非營利性組織和志愿者等多方力量,建立了面向城市信息貧弱群體的社區學習中心,項目設計和管理的規范性高,重視培訓師資和當地的骨干力量,產生了規模效應,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社區學習模式。

互聯網社會治理范文第4篇

互聯網就像是一個巨型的無形市場，在這個市場中，每個個體的特征、偏好得到更多的關注，資源的流動更加高效，社會達到的最優福利水平更高。

在成為國家級戰略的第二年，“互聯網+”首次加到了政府服務上。今年全國兩會明確提出要大力推進“互聯網+政務服務”。這被視為運用互聯網思維與互聯網技術重塑政府的重要部署。

我們常說互聯網的重要特征是去中心化，本質上其精髓在于普惠與平等。互聯網時代的政務，不再是傳統意義上民求官辦事的舊有范式，而是通過互聯網實現共享、共贏的新型范式。通過服務范式的轉變，促成公共管理思維隨之轉變。

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過程就是放權給市場和社會的歷程。隨著進一步融入世界市場和國內改革進入攻堅區和深水區，國際國內因素都對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出了要求。本屆政府上任伊始，就亮明簡政放權決心，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簡除煩苛，禁察非法”、“以敬民之心，行簡政之道”等真切之語，傳達堅持不懈推進職能轉變、提高效能的努力。轉變職能，即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轉變。

“互聯網+”理念之一就是互聯互通，從而降低信息不對稱和社會運行成本。諸如通過“三證合一、一照一碼”的商事制度改革，打通質檢、工商、稅務等部門的信息孤島，縮短企業的準生周期。這項舉措給社會整體節約的時間成本、資金成本都是巨大的。又如公安部的互聯網交通安全綜合服務管理平臺，通過網頁、手機APP、短信、語音電話等多種方式，提供10大類130余項在線服務，群眾只需在手機上下載客戶端就可以預約駕考、辦牌辦證，隨時查詢機動車年檢、駕駛證審驗、交通違法記分，一改以往辦事難的頑疾，提供便捷化的政務服務。

互聯網社會治理范文第5篇

繼連續召開五屆中美互聯網論壇以及四屆中英互聯網圓桌會議之后，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在2012年下半年分別召開了首屆新興國家互聯網圓桌會議和首屆中韓互聯網圓桌會議。自此，在互聯網領域展開的國際辯論落實了兩個新維度：一個是跟中國發展程度相近的巴西、俄羅斯、印度、南非等新興國家，另一個是跟中國地緣、歷史、文化相近的韓國。這種中國積極領導的雙邊和小多邊互聯網對話機制也從此具備了多樣性、成熟化的特征。

詮釋和界定國家身份

我國已經逐步建立了多層次的互聯網對話機制，并且在不同的對話機制中，更準確地詮釋和界定了各方在本領域相異或相似的國家身份。雖然所有會議均強調各方在互聯網領域所面臨的共同挑戰以及要通過政府、業界和民間專業機構的內外合作去克服這些挑戰，但是中美和中英的互聯網對話強調各方的差異性，新興國家和中韓的互聯網對話強調各方的相似性。

例如，在第四屆中英互聯網圓桌會議上，中方強調反對以“網絡自由”為名，行“互聯網強權”之實。在第五屆中美互聯網論壇上，中方強調“國情”、“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以及“歷史文化傳統”的差異，避免“零和博弈”。在2012年舉行的新興國家互聯網圓桌會議上，中方則強調“努力擴大新興國家、發展中國家在互聯網領域的國際話語權”。同樣，在中韓互聯網圓桌會議上，中方強調“擴大亞洲國家互聯網國際話語權”。

尤為醒目的是，在這些立場溝通中，我國對互聯網的理解和立場在新興國家互聯網圓桌會議上獲得了全面的肯定和支持。諸如“發展中國家未能充分享有前兩次工業革命的文明成果，而以互聯網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為發展中國家的跨越式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難得機遇”等方面的措辭，在國內可能已經是老生常談的共識，但是在新興國家政府間多邊對話中，卻指明了各國在思考互聯網問題上的共同出發點。在此基礎上，新興國家在互聯網治理、網絡空間安全、國際合作等方面找到了共同的語言，鞏固了共同的立場。

突顯互聯網領域的成就

2012年進行的兩場互聯網圓桌會議，更加突顯了中國在互聯網領域取得的成就。

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根據議題和發言人所屬部門來直觀地設計議程，在各個論題的內部，安排中方和外方職責相近的發言人發言。以最近召開的中韓互聯網圓桌會議為例，在“網絡經濟發展”議題下，韓國電信對應中國電信；在“網絡基礎設施建設”議題下，韓國放送通訊委員會對應中國工信部；在“打擊網絡犯罪”議題下，韓國法務部對應我國公安部；在“國際合作”議題下，韓國外交通商部對應我國外交部。這種機制有效地實現了政府和市場各個部門的跨國對接。在雙邊和小多邊的對話中，通過對比來直接呈現中外差異，以穩定連續的方式同時實現了國別體和編年體式兩種記敘方法的優勢，為中國互聯網的發展積攢了寶貴的動態數據。

即便是跟來自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上游國家對話，在中國和美英的對比中，我國互聯網發展的成就也毫不遜色。而在2012年中國和其他新興國家的對比中，尤其突顯了中國近些年來在互聯網領域取得的非凡成就。以2011年數據觀之，中國有5.13億網民，是巴西、俄羅斯、印度、南非四國網民總數的三倍；中國有4億社交網站用戶，是其他四國總數的兩倍；中國網絡廣告收入達到81億美元，超過其他四國總數的四倍。由于發展水平和發展階段更加相似，中國和其他新興國家的對比要比中國和美英國家的對比更加客觀。這表明，國內外輿論過多地關注互聯網發展為中國帶來的問題和挑戰，而我國的互聯網經濟則輕舟已過萬重山，實現了跨越式的發展。

深化對互聯網基礎設施的認識

各方對互聯網這項基礎設施的看法日益加深和拓展。跟古代的漕運、驛站等物流運輸系統相似，郵遞、電力、電信、廣播電視等基礎設施是當下國家經濟命脈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互聯網卻是上述所有基礎設施的共享平臺，更具有獨特的地位和作用。

在近些年來關于互聯網的對話中，不論是政府部門還是市場部門，乃至民間層面，均在不斷地刷新對互聯網等基礎設施的認識。互聯網作為一項核心基礎設施，不僅維系著國家的經濟命脈，甚至跟國家的政治命脈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各國都意識到，僅從GDP增長貢獻率、電子商務交易等經濟維度來理解互聯網還遠遠不夠，隨著互聯網等信息技術平臺的發展，一系列的社會矛盾、難點、熱點問題已經跟這些新平臺息息相關。

2011年開始蔓延的中東和北非騷亂被稱為社交網站引領的革命，信息技術點燃和放大了人們對經濟萎靡不振、失業率高企等問題的不滿。2011年8月，英國政府認定，社交網站和智能手機在倫敦大騷亂中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2012年8月，通過社交網站和手機散布的謠言在印度引發大規模恐慌事件，成千上萬的印度人逃離印度南部，暴露了社會階層斷裂、教派矛盾等深層社會問題，印度被迫限制社交網站的使用和群發短信的數量。

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各國各界更完整地認識到虛擬和現實、網上和網下的聯動關系，在跨國互聯網治理的輿論中，有更多的聲音要求加大政府的作用以及政府各個部門之間的合作。在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建立和執行的互聯網對話機制中，除外交部、工信部、商業部、文化部等部門之外，還根據議題的不同而提升了公安部和應急部門的參與空間。

化解互聯網治理的爭議

近些年來，一連串重大事件使得互聯網治理本身成為國內外輿論關注的焦點，中外互聯網對話機制成為各方、化解爭議的重要平臺。

在2003年和2005年分別于日內瓦和突尼斯召開的信息社會世界峰會上，新興國家質疑美國在互聯網核心資源方面的壟斷地位，跟美國在互聯網治理方面的分歧走向公開化，前者傾向于互聯網治理的政府主導原則，要求改變現狀，美國則主張市場主導原則，拒絕改變現狀，但那時這些分歧尚沒有受到學界、媒體和公眾的廣泛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