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經濟價值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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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經濟價值規律范文第1篇
論文摘要：隨著民族品牌一個個被國外企業并鉤于旗下，引發了人們對民族品牌價值的思考.從經濟人類學的角度，以馬充忍勞動價值理論來分析民族品牌的經濟價值，從人類學角度給予解釋并闡述民族品牌發展片制度的依箱性。
1 勞動價值理論的評述
1.1勞動價值理論觀點描述
勞動價值理論是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在政治經濟學中占有重要地位.勞動價值理論由商品理論、貨幣理論和商品經濟的基本規律三部分組成。
商品是用來交換的勞動產品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兩個因素.其中，具體勞動創造商品的使用價值，但不是商品使用價值的唯一源泉。商品價值量的大小就是由其所凝結的抽象人類勞動量的大小來決定的.商品所包含的抽象人類勞動是勞動者的具體勞動耗費在商品經濟關系中轉化變成的結果。抽象人類勞動的凝結表現了主觀具體活勞動耗費所產生的客觀杜會效果—滿足杜會需要的有效的勞動的含童。
商品的價值量同樣由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量來計量，取決于生產商品是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商品的價值量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交換要按照價值量相等的原則進行，即等價交換.價值規律對生產和交換活動起著支配作用，通過價格的運動來表現。而價格的運動又離不開競爭機制、供求機制.價值規律的作用下，市場的調節產生自發性、盲目性和滯后性的弱點和缺陷，這需要政府采取措施，把市場經濟下價值規律的調節機制的消極影響減小到最低限度。
1. 2從經濟人類學的角度對價值理論的評述
馬克思創立勞動價值論的時代是人類社會工業化、市場化的初期，其目的是為劃清勞動與剝削的界限，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運行特點和基本矛盾。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在價值創造過程中，除資本、土地和勞動力外，先進技術、科學知識、經營管理和信息等已成為不可忽視的重要生產因素.尤其是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它的不斷創新與推廣對社會財富積累的貢獻越來越大.十六大報告明確指出的“放手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進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已造福于民”.科學技術對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創造具有重大的作用，通過人這一勞動主體把科學技術融人到其他生產要素當中來提高勞動者的生產效率.從而產生出多倍的勞動生產率的勞動者創造的使用價值和價值，也即科學技術的運用使人類的勞動不斷地起著自乘的作用.現代企業要在市場經濟中立足，更需要通過改進技術，改善經營和管理以提高勞動生產率。
制度作為創造使用價值和價值過程中的重要因素。它的產生不過是把社會價值共意得到一種穩定性存在的保證，把道德秩序轉化為一種權利秩序，它為社會的共同價值標準和交換行為規范、組織原則以及知識技能等等的人類發展的創造物，提供了一個基本的世代承續的社會機制，保存了人們交換行為和關系的模式，并且通過使價值共意合法化和固定化，而擴大了社會交換的范圍.這種外部意志的強加力協調著人們的行為動機，并促進或阻礙價值的創造。例如，我國當前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制度.股份制逐漸成為公有制主要形式，在不斷完善和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對勞動者創造價值有激勵作用。
2 民族品牌的價值來源及構成
2.1從商品的二重性粉民族品牌的價值來源
(1)從商品的使用價值分析。
商品是用來交換的勞動產品，能夠滿足人們的某種需要的勞動產品。馬克思在這里就強調了滿足人們需要的是物的客觀存在.物的這種“有用性”離開了商品實體就不存在了.
根據馬斯洛的需求理論，商品滿足消費者需求的層次分為五個層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受人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實現的需要.這既包括物質的，也有梢神的，還有社會的。從另一角度看，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的“消費者剩余”概念從另一角度分析了商品對消費者的滿足.“一個人”對一物所付的價格，絕不會超過，而且也很少達到他寧愿支付而不愿得不到此物的價格.因此，他從購買此物所得到的滿足，通常超過他因付出此物的代價而放棄的滿足;這樣，他就從這購買中得到一種滿足的剩余。他寧瓜付出而不愿得不到此物的價格，超過他實際付出的價格的部分，是這種剩余滿足的經濟衡量.這個部分可成為消費者剩余”.這種消費者剩余既可能是商品本身所具備的，也可能是消費者的“發現”，還可能是消費者的心理感受.
民族品牌的“有用性”承載于其產品上滿足消費者的物質需求的同時，在買方市場的今天，消費者購買民族品牌更多的集中在精神和社會需求層面.人們在購買民族品牌享受其基本的“有用性”的同時.更能夠感受到愛國主義，振興民族產業.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品牌走上全球化品牌的趨勢的欣慰。可以說，消費者在購買民族品牌所得到的精神和社會層面的上滿足，遠遠高子他所為此支付的價格，也遠遠高于一般商品所提供的“消費剩余”。
(2)從商品的價值分析.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告訴我們，商品的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的“一般人類勞動”，即“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人的筋肉、神經、腦等的一定生產消耗”.這種勞動耗費的量是用勞動的持續時間來計算的，即勞動時間的長短決定商品價值的大小。這里說的商品的價值高低對來說，既表現在商品的內在質量和基本功能上，也表現在商品的外在質量和輔助功能、美學功能上;既表現在商品帶給人們物質需要滿足程度的差異上，也表現在商品帶給人們精神、社會需要滿足程度的差異上，也表現在商品帶給人們的精神、社會需要滿足程度的差異上。民族品牌與非民族品牌以及其他非品牌商品的本質差別即在于勞動投入量與數量的差異。由于人們對民族品牌商品投人的勞動從質和最兩個方面都高于非民族品牌商品的投人，因此品牌商品就包含更多的價值和交換價值，就能滿足人們更多、更高從層次的需要。
2. 2民族品牌的價值內涵與構成
(1)民族品牌的價值內涵。
品牌價值的內涵可以界定為被消費者認可的品牌所贖予產品的物理功能上的情感和體驗附加值.由于其能夠為企業帶來超額利潤，所以它作為一種無形資產是企業總資產的著稱部分之一在既定的勞動投人條件下，民族品牌價值取決于生產者特殊勞動投人和市場認可的契合程度。本文主要談及民族品牌的文化內涵.
品牌文化的積累使得產品不僅僅作為實用價值的載體而存在.更使得產品在內涵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品牌文化更是以一種價值符號來傳到產品的理念、價值觀念和特殊效用.并得到消費者的廣泛認同，進而轉化為品牌的經濟價值.
(2)民族品牌的價值構成.
從傳統的角度看，民族品牌價值的構成要素不僅包括資源組成、技術工藝、文化特征、廣告與形象等也包括安全性、實用性、特殊性所帶來的效用(包括生理和心理).民族品牌價值和其他品牌價值一樣，生成過程本質上并無差別.所不同的是，民族品牌價值中更多的包括勞動者的復雜勞動.本文主要討論民族品牌的經濟價值.
王成榮在其著作《品牌價值論》中運用品牌經濟價值曲線分析了品牌價值的構成，認為品牌價值大小取決于生產者者特殊勞動投人量與市場與社會認可程度的契合點.當兩者值較高時，經濟價值也就越大.反之亦然。但是當前者值較大，后者值較小時，民族品牌經濟價值較小，甚至為負，當前者值較低，后者值較高時，民族品牌經濟價值較大.所以.我借鑒王成榮的品牌經濟價值構成理論來說明民族品牌經濟價值構成，并認為民族品牌價值在其經濟價值構成方面與傳統品牌的經濟價值并無差異性，只是民族品牌更能使消費者從產品的消費過程中得到更高層次的梢神效用(民族自豪感、榮譽感等).
3 民族品牌發展的制度性依賴
制度作為價值共愈合法化或者說一種社會的游戲規則，必然會對經濟過程產生影響.經濟主體行為在不同的政治、經濟、法律和文化制度等約束下將產生不同的結果，因此，制度要素在經濟過程中具有不可忽視的核心地位。
3.1產品和服務的創新對制度的依翰
產品和服務是民族品牌的載體，也是民族品牌經濟價值增值的核心.產品創新是民族品牌提升的第一組成部分，它主要集中在新產品的開發、新包裝的設計與運用、新技術的創新和運用、新產品的市場推廣等方面。服務價值也是構成民族品牌價值的有一個組成部分。良好的服務質量創造良好的品牌形象，也可以使產品因良好的服務而增值。
民族品牌在產品和服務的創新過程中投人大量的生產資源、技術、資金和信譽保證等以使民族品牌經濟價值得以實現。在這一過程中，制度因家無不為民族品牌提升給予支持和保障。制度是以對努力成果的承認和保護，來建立激發努力的激勵機制，從而為經濟發展提供動力來源的。在一個封閉性的制度模式中，最重要的發展基礎，或許就取決于經濟主體的努力程度;而在一個開放的制度模式中，其他因素的介人，或許在某些情況下，會比努力程度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如政府對先進技術引進的激勵、對高級人才的優惠待遇、以及其他的政策性支持和財政傾斜.
這些年來，大家目睹了我國眾多民族品牌如健力寶、活力28、樂百氏等等本土品牌一個個被外資收人囊中之后，匯源的舉動確實觸動了國人敏感的神經。這些民族品牌的消失殆盡無不反應了當前國內民族企業發展的艱難和政府對民族品牌重要性的重視程度不夠。因此，政府應基于民族品牌發展更好的環境和關懷，以必要的合理的措施保護民族品牌的發展壯大.(1)政府應主導國家品牌計劃，扶植優勢產業區域、產業集群重點突破。(2)制定一系列完備的政策性保護和扶植措施.(3)政府從長遠利益考慮有必要干涉國內具有重要影響力的民族品牌與外國品牌的并購。
3. 2民族品牌營銷傳播創新對制度的依翰
除了民族企業產品本身的創新，對民族品牌進行有效的營銷傳播活動同樣是提升民族品牌經濟價值的重要途徑。民族品牌營銷也需要投人資源，而資源是價值轉換的前提。制度作為重要的生產要素在民族品牌傳播過程中也擔任重要的角色.制度對信息資源獲得的可能性以及獲得的效率直接影響了民族品牌傳播的速率和傳播廣度.因此，政府應該建立和完善信息平臺，為民族品牌發展提供必要的信息，借鑒很多發達國家在利用首腦外交渠道為自己的企業在海外拓展市場的做法，開放國家外交資源，扶植企業走出去，塑造國家形象.
3. 3民族品牌文化創新對制度的依賴
商品經濟價值規律范文第2篇
財務報表是根據會計主體經濟活動的變化情況并以會計機理構造為依托而生成的反映財務狀況的報表。其主要目的是提供有關會計主體財務狀況以及給定期間內財務運作情況的信息，每張報表所提供的特定信息可能對一個或多個利益群體都是有價值的。筆者經過三十多年的會計實踐與深入研究發現：傳統會計機理存在嚴重缺陷，針對性提出了“商品價值系統會計理論”，實為拋磚引玉，期待會計理論的創新和發展；同時，針對傳統會計機理生成的財務報表信息規則性失真或似是而非提出了“商品價值系統會計核算”方法體系，以期健全和完善會計核算技術。本文擬以中國古典哲學和《資本論》為指導，就工業企業商品生產與價值創造系統的財務列報問題進行嘗試性探討，旨在合理構造商品價值系統會計機理和財務列報的結構體系，更好地為財務會計學術發展與經濟管理服務。
二、財務報表所體現的自然邏輯、客觀規律和核心范疇
（一）財務報表信息生成的自然邏輯關系
財務報表信息和商品一樣，都具有使用價值和價值的雙重屬性，對生產者與使用者也同樣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我們首先看一看財務報表信息生成的自然邏輯關系。
[財務報表信息]取決于：
[會計理論認識和會計系統機理構造]取決于客觀認識和科學反映以下序列關系：
[“商”品再生產經濟活動]產生于
[“人”類社會活動]產生于
[“天”地大自然的時間和空間]
由此可見，世界是物質的—物質是運動的—物質運動存在系統機理。“天”“人”“商”系統循環運動為我們的研究指出了順理成章的思路：我們所面臨的客觀世界是一個整體有序的系統結構。系統結構的最終落腳點是“天”地大自然的時間和空間。
1．研究會計理論和會計機理及其產生的財務報表信息，需要客觀認識和正確反映商品或非商品經濟活動。這是第一個假設前提。
2．研究企業或非營利性組織的商品或非商品經濟活動，需要客觀認識這些經濟活動都是“人”類有目的、有目標的思想和行為；以滿足“人”類自身生存與發展的物質與非物質需求。因而，研究商品經濟必須了解“人”性，商品經濟是“人”性作為的產物。這是第二個假設前提。
3．眾所周知，“人”是“天”地大自然進化的產物，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天”地大自然在進化人類的同時賦予其生存與發展的自然資源。這是第三個假設前提。
（二）“天人合一”是我們經濟人和會計人面臨的客觀世界
“天人合一”是中國古典哲學最重要和最基礎的核心理念。無論《易經》、《道德經》、儒家或實驗科學之《中醫學》，處處都能看到“天人合一”的影子，處處都以“天人合一”做為分析和推理的源頭。所謂“天人合一”，是指“天”（自然、萬物、天道）與“人”（人文、人類、人道）應當且能夠融通、和諧、共生，統一于道。其思想內涵非常豐富，集中體現了中華文化之美。筆者以人為本（中心）引申“商”（商品、商業、商道）是“天人合一”的產物，并以“天、人、商三位一體系統循環”構想來描畫我們的客觀世界（見圖1）。
（三）天、人、商（會計客體、主體、對象）核心范疇的內涵與表現形式
這里的“天”是指天地大自然或天時地利。所謂天時，指日、月周而復始地周期性循環和運動變化。所謂地利，指地理環境和自然資源兩方面的統稱。“天”的核心范疇是“空間”和“時間”的對立統一。其規律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優勝劣汰。從社會經濟學的視角看，還體現為它所賦予人類社會可供開發和利用的一切自然資源。會計活動與財務報表不能超越“空間”和“時間”的自然屬性、客觀條件。不論何時（時點、時期）、何地（所在地方、具體企業法人）、何種報表（資產負債、利潤表）等，都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所產生的會計活動與財務報表的存在前提和現實環境。
這里的“人”是指人類社會。它是“天”自然進化或派生的“萬物之靈”。“人”首先要遵循和順從“天”性；其次，“人”有自私和欲求本性，表現為有目的的社會勞動活動、有目標的社會群體組織。它是人類社會進步和競爭發展的根源與形式。“人”有生理、精神、勞動、社會經濟等多重屬性。我們從社會經濟學視角看，“人”是商品生產者、消費者；它既是社會分工的主體和客體，又是不同所有制的產權人。會計或財務報表體現“人”的社會經濟屬性，反映“人”的財產與權利。其核心范疇是“資產”和“產權”的對立統一。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產”和“產權”是以資產負債表的形式表現的。
這里，“天人合一”是會計的客體；“人”是會計的主體（企業是“人”的社會活動組織形式）。
這里的“商”是指商品、或商品再生產經濟活動。“商”是天人合一生產的產物，滿足人類社會生產、生活的需求。商品再生產經濟活動是人類社會生產、生活發展到特定歷史階段上，因社會分工和不同所有制矛盾所產生的社會經濟形態。它的規律性是：資源有限性與需求無限性（或社會總供給與社會總需求）的根本矛盾所決定的市場經濟價值規律。在社會商品再生產過程中，“人”的自私與欲求本性，表現為追求、創造、實現商品價值和利潤最大化的目的；并通過利潤最大化的不斷積累，實現企業產權最大化和社會資源有效配置的最終目標。從經濟或會計學視角看，商品的核心范疇是“市價”和“成本”的對立統一。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商品“市價”和“成本”是以利潤表的形式表現的。
與“商”品交換密切聯系的是“貨幣”。它是一般商品的等價物，是國家管理社會經濟運行的金融工具與資產計價工具。購置資產、清償債務、支付工資費用、營業收入等都離不開貨幣。貨幣的核心范疇是“收入”與“付出”的對立統一。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從會計學視角看，貨幣“收入”與“付出”是以現金流量表的形式表現的。本文視“貨幣”為商品的附屬概念。
這里，“人商合一”及其系統循環運動，就是會計活動的對象和財務列報的基本內容。
（四）天、人、商（會計客體、主體、對象）之間的系統關聯
“天”地大自然作為原系統，以自然規律派生了“人”類社會這個亞系統；“人”類社會作為亞系統，又在“天人合一”與社會分工的基礎上派生了“商”品再生產經濟活動這個子系統。現對三者之間縱橫交錯的系統關系作如下解讀：
1．圖1的橫向關聯解讀
第一，依序派生的作用與關系。“天”地大自然產生了人類，并賦予人類社會可供開發和利用的一切自然資源，如陽光、空氣、水、土地。“人”應當順應自然，以和善的“商”業動機合理開發和綜合利用資源，實現“商”業活動的有序競爭與發展。體現“人”的心態平衡；維護“天”的生態平衡。
第二，互為逆向的反作用與關系。如果“商”業活動是以戰爭為目的或惡性軍備競爭；或為商業利益而不擇手段侵害他人（如藥品、食品安全），那么“商”就是“人”的“天”敵，有百害而無益。如果“人”類“商”業活動長期破壞生態平衡、浪費自然資源與能量，而不能維持生態平衡的話，那么“人”類將后患無窮或終將不復存在。這里的解讀意思是：“商”不可逆“人”，要以“人”為本；“人”不可逆“天”，逆“天”行道那不是“人”道，而是“亡”道。
2．圖1的縱向關聯解讀
第一層面，是揭示“天”、“人”、“商”各有其內在的核心范疇；它們都具有共同的系統周期循環和運動變化的本質特征即規律性。
第二層面，是將“天”、“人”、“商”三者有機地結合起來，反映“何地方”的“何企業”在一個周期性循環的期初，以特定的“資產負債表”（產權人投資—配置要素資產—進行商品生產—形成交易資產）為前提條件，進行商品生產和交換活動，并通過“利潤表”最終形成期末的“資產負債表”。從而實現一個周期的循環過程又周而復始……。
第三層面，從微觀視角認識客觀事物（如天、人、商）在周期循環中的性質是如何變化的，是良性或惡性循環。這是認識事物精髓和精微變化的根本所在。
從天、人、商（會計客體、主體、對象）核心范疇研究出發，我們得出了“天、人、商三位一體系統循環”是整體、有序的客觀存在。這為我們理順和整合了會計活動與財務列報的思維邏輯，擺正各種不同類型問題的主次和序列關系，指明了前進的方向和目標。
三、財務報表是集合天、人、商三位一體系統循環運動變化的信息載體
筆者從事會計和財務管理工作三十多年來，長期困惑于會計理論與實踐中的矛盾：會計學術的根本何在？商品利潤的源頭何在？會計機理及其產生的財務信息是否是客觀的？或是被下面的范疇糾結著：商品與貨幣；生產過程與銷售過程；商品實物量與商品價值量；價值創造與價值實現；商品價值與成本；資產與產權；要素資產與交易資產；資產負債表與利潤表的對立統一等。紛繁復雜，思亂如麻；無盡的迷惘，拋不開的抱負，“剪不斷，理還亂”；欲罷而又不能，為伊消得人憔悴。
有一“天”，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我恍然大悟，茅塞頓開：會計活動是經濟活動的產物；經濟活動是“人”的產物；“人”是“天”地大自然的產物。為什么我們在研究經濟學、管理學或會計學時，不先去看一看“天”時地利。問一問“人”性何為與社會何以發展？辯一辯“商”品的來龍去脈及其價值本質內涵的變化？然后，再來研究相關學科。我在這里找到了破解會計學術癥結問題的一把“金鑰匙”：
（一）看一看“天”時與地利
“天”地大自然或天時與地利是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哲學等共同面對而不可回避的宇宙課題庫。“天”地大自然的資源并非因為人類的需求而存在價值，但相對于人類社會的需求而言，自然資源總是稀缺的。這是人們對自然的共識。由于稀缺性存在，決定了人們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范圍內如何利用有限的資源去生產什么，如何生產，為誰生產，以及在稀缺的消費品中如何進行取舍，來滿足人們的各種需求。這些問題被認為是經濟學和管理學研究的主要內容；相對會計學來說，主要是：一是真實記錄、客觀反映會計主體經濟活動的時間范圍（起、止時點與報告期間）。二是真實記錄、客觀反映會計主體經濟活動的空間范圍（所處何地方、是何企業法人、自然人或組織名稱）。
（二）問一問“人”性何為與社會何以發展
1．人類勞動創造商品，商品滿足人類需求；社會分工產生商品交換，商品交換體現勞動價值。人們在社會分工和不同所有制條件下從事商品經濟活動的“目的性”是創造、實現商品價值及利潤最大化。
2．社會分工是在自然分工的基礎上隨生產力的發展而逐步形成的，是指人類從事各種勞動的社會劃分及其獨立化、專業化。社會分工是人類文明的標志和商品經濟發展的基礎。沒有社會分工就沒有商品交換，社會分工就是讓擅長的人做自己擅長的事，使平均社會勞動時間大大縮短，提高效率降低生產成本。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實現人力資源和自然資源的合理有效配置既是社會勞動分工的本質體現，也是社會發展的內在動力。
3．不同所有制在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存在著與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生產關系，不同的生產關系包含著不同性質的所有制形式。所有制決定著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及分配、交換關系，也決定著社會存在性質、政治法律及產權保護制度。是一切社會不可缺少的條件，是現代社會商品生產的前提。
4．企業組織與社會經濟發展的“目標性”—是通過系統循環實現商品價值及利潤最大化的不斷積累，實現企業產權最大化和社會資源有效配置的最終目標。
這種人的“雙目性”的客觀存在，與人體器官的“雙目”構造自然巧合。
（三）辯一辯“商”品來龍去脈與價值內涵的變化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市場條件下，一方面，必須遵循和充分體現市場經濟價值規律對經濟管理與會計活動的客觀要求。另一方面，必須重新審視會計活動在企業商品生產過程中的反映和控制職能。為整體、系統、一目了然地揭示商品生產系統循環的運動變化及其內在聯系，筆者運用中國古典哲學描繪“天”地大自然“木、火、土、金、水”的“陰陽之道”和“五行生克”的循環機理（如：五者中選“火”；生“火”者木、“火”生者土、“火”克者金、克“火”者水的內在關聯與和諧一統，其它如例類推），將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描述的產業資本循環公式G—W…P…W’—G’，把“A企業商品生產與價值創造系統循環五行圖”勾畫如下（見圖2）。
1．“五角”在商品生產循環過程中的功能定位
（1）從中軸線（生產過程C點與市場對接）考察商品價值變化與內涵表現：
第一，它是劃分要素資產與交易資產的分界線；
第二，它是區分配置過程與銷售過程的分水嶺。三個過程（配置、生產、銷售）集中體現的是商品生產活動人類勞動的一般過程。
第三，它的外延是：既以商品市場的需求為導向；又以生產要素市場的資源為條件的雙向互動的等價交換過程；它的內涵是：以生產消耗要素資產為手段；又以生產創造交易資產為目的勞動創造商品價值的過程。生產過程的價值增殖和市場交易的等價交換是要素資產與交易資產分類的雙重標志。
第四，生產過程左邊的“W”是指各種要素資產耗費凝聚形成的商品成本，它源于要素資產“W”。與配置過程的“G”一樣，三者的經濟內涵相同：價值量不變。生產過程右邊的“W，”是指生產完工的商品中包含了已經增殖的商品價值，它流向交易資產“W，”，并最終流向銷售過程“G，”體現等價交換。三者的經濟內涵相同：都是增殖了的商品價值。
（2）要素資產B和交易資產D是處于生產過程的兩翼位置。要素資產B點的“W”是指各種要素資產的組合（包括土地及建筑物、機器設備、原材料及人力資源等），具有使用消耗性的特性；它的取得以付出等量價值為條件。交易資產D點的“W，”是指生產完工的一種商品中包含了已經增殖的商品價值，具有出售獲利性的特性；它的取得是以出售獲利為目的、并以出讓使用價值獲得等量價值為條件。兩者都是商品形態，但兩者的特性根本不同。
（3）配置過程A和銷售過程E是處于生產過程最底層的兩足位置，起點于市場并終點于市場。
2．把“五角”聯系起來考察商品再生產過程系統循環的運動變化
A段之前：“天一生水”的“生化”與“取舍”階段，商品生產者市場考察、投資準備與醞釀過程。
A—B段：“配置”階段，為組織商品生產，從生產要素市場配置人力資源和各種要素資產；
B—C段：“耗費”與“造化”階段，人力資源和要素資產合力作用于生產過程所形成的價值消耗，凝聚為商品生產成本；同時，生產過程創造出具有使用價值與價值的商品。
C—D段：“收獲”階段，生產完工的商品具有使用價值與價值，脫離生產過程形成交易資產；
D—E段：“舍得”階段，銷售商品出讓商品使用價值；并等價交換實現商品價值及利潤；
E段之后：“變化”與“再生”階段，銷售商品回籠貨幣收入，標志著單循環終結變化“天一生水”，復循環又開端。
“順一相生”在循環實現整體目標。商品生產過程只有處于系統穩定、結構合理、循序漸進的持續狀態中，才能滿足利潤和產權最大化目標必須具備的現實條件。這是商品再生產的動力目標追求機制。
3．“五線”在商品再生產系統循環中相互依存和制約的平衡關系
“五線”平衡關系的表述是在企業投資規模既定不變的前提下實現的。
1線：是指根據生產任務，組織要素資產的合理配置。或者說：配置過程要滿足生產過程對各種生產要素合理配置的需要。
2線：是指根據市場需求，生產適銷對路的商品。或者說：生產的商品能夠被市場接受而銷售出去。
3線：是指銷售交易資產的貨幣收入，必須優先補償要素資產的耗費。或者說：要素資產耗費若不能得到有效補償，下一個循環的商品再生產必將終止。
4線：交易資產價值的存在，是由于要素資產的生產耗費形成的。或者說：要素資產的使用耗費體現為交易資產價值的成本。
5線：配置過程能否啟動下一個再循環，取決于交易資產的變現程度和速度。或者說：交易資產變現障礙將阻止配置過程啟動下一個再循環。
“隔一相克”在和諧維護系統平衡。哪條線段發生失衡或出現障礙都會破壞商品再生產的正常循環，從而影響利潤和產權最大化的目標實現。這是商品再生產的系統制衡和預警機制。需要提示的是：“五行圖”是建立在“市場F”的基礎上，“市場F”是“五行圖”循環的起點和終點，由起點到終點是一個系統循環完整“圓”運動的過程。“市場F”不是“五行圖”內在的一個要素（“天一生水”不在五行中，應隱而不顯）。它參與“五行圖”的循環，是“五行圖”必然依賴的前提條件和客觀環境。
4．“五行圖”集中體現了三學（會計、經濟、哲學）融合與雙哲統一
“五行圖”展現了“陰陽五行學說”的精華，它是中國古典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樸素的唯物論和自發的辯證法。在“市場”既是始點又是終點的系統循環“五行圖”中，我們看到“陰陽之道”的表象和路徑；在“五角”與“五線”的內在聯系中，我們看到“五行相生相克相乘相侮”的機理與作用。這是中國古典哲學的永恒魅力與智慧光芒；這是人類認識史上至高的境界。還呈現以下精彩的學術景觀：
（1）顯現了中國古典哲學和《資本論》的經典融合。
（2）實現了中國古典哲學和哲學“雙哲”的高度互補與統一。
（3）體現了三學一體化（會計學、經濟學、哲學）精髓的立體結構關系。
（4）展現了哲學（對立統一、質量互變、否定之否定三大規律）與政治經濟學（勞動價值論和產業資本循環理論）的精點融通。
（5）由此也詮釋了中國國旗“五角星”的圖標，蘊含著“陰陽與五行”深刻而豐富的傳統文化內涵，是中國各階級、各民族團結進步、和睦共處的精神象征。
因此，圖2不僅傳承和弘揚了中國古典哲學與傳統文化的優秀成果；同時，也豐富和發展了哲學和政治經濟學在會計專業學術中的創新運用。
商品經濟價值規律范文第3篇
論文摘要:由于制度上的原因和勞動者自身的有限理性，人力資本存在“異化”傾向和“異化彈性”，從而形成人力資本外流。我國目前是人力資本外流十分嚴重的國家，結合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理論，用發展的眼光分析我國的人力資本外流問題，可以探知這種現象背后的深層原因，從而采取積極的措施抑制人力資本外流，為經濟增長提供不竭的動力。
自20世紀50年代末始，人力資本理論在舒爾茨、明塞爾、貝克爾等人的努力下得以確立并逐漸形成。隨著羅默的知識積累模型和盧卡斯的人力資本溢出模型的推廣和使用，人力資本理論得到了進一步的完善。人力資本屬于西方經濟學范疇，是指人們在教育、訓練、獲取信息、移民和維護身體健康等方面的支出所形成的資本。威廉·配第曾指出:“土地是財富之母，而勞動則為財富之父和能動要素”。按照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價值本身除了勞動本身沒有別的任何“物質”“作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類勞動，它形成商品的價值”。按照勞動的運作形式不同，將勞動分為簡單勞動與復雜勞動。在當代，由于知識作用的大大提升，特別使活勞動的復雜程度和創造作用以及與此相聯系的人力資本的作用日益增強。勞動力資本是勞動力商品概念的邏輯延伸，是指“勞動者對自己勞動力要素的資本所有權”口，，包括對其自身具備的體力、知識、經驗、能力等方面的所有權。因此，勞動力資本也同樣可以分為從事簡單勞動和從事復雜勞動的勞動力資本。在一定程度上，從事復雜勞動的勞動力資本可以看成是西方經濟學范疇的人力資本。
就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而言，人力資本正在迅速超過物質資本和自然資源，成為各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主動力。現階段，我國人力資本外流的現象十分嚴重，中國人事部的最新數據顯示，從1978年改革開放至2006年底，中國出國留學人員總數約達107萬人，留學回國人員總數僅為27.5萬人。中國社會科學院的《2007年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指出，在國際移民大潮中，海外的中國大陸專業人才超過了30萬人，許多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中國現在已是全世界人力資本外流最嚴重的國家，而且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如果從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理論的角度來分析我國當前的人力資本外流問題，可以發現其深層的原因。
一、人力資本的“異化”與人力資本外流
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生產中，勞動力資本不是其所有者即雇傭工人的資本，而是占有者即資本家的資本，即勞動力資本存在“異化”問題。許多學者認為，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下，非公有經濟中由于資本與雇傭勞動關系存在，即剝削與被剝削關系存在，勞動力資本也存在“異化”問題;在公有經濟中由于資本與雇傭勞動關系不存在，則勞動力資本不存在“異化”。當前，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要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不斷追求剩余勞動、剩余產品，因為剩余勞動、剩余產品“是整個社會發展和全部文化的物質基礎。
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和周其仁都把人力資本與其所有者的不可分離性看作人力資本的產權特征。但是產權包括所有權、占有權、使用權、轉讓權、收益權等多種權利，因此從產權的角度來說，勞動力資本和人力資本與其所有者具有一定程度的可分離性。在人力資本的所有者實現其資本價值的過程中，由于服從、妥協或是無意識的作為而損失或讓度了部分產權，客觀上存在著“異化”傾向。只是相比較而言，普通的勞動力資本在與企業的博弈過程中往往處在弱勢地位，在大多數情況下更愿意遵守契約;人力資本則由于其能力資本高、增殖性強，在與企業的談判中相對更加主動，甚至對契約會產生一定的背叛性。這樣，普通的勞動力資本由于其能力資本弱，其“異化彈性”相對較大，而人力資本則由于其能力資本強，當對其不利時能夠有更多的選擇，比如離開企業另謀高就，其“異化彈性”相對較小。由于不同的制度安排和所有者自身的有限理性，人力資本仍然存在弱化或“異化”問題，只是在合理的制度安排下，其“異化彈性”相對較小。作為主動性的特殊資本，只要存在“異化”傾向，人力資本肯定會從“異化彈性”較大的地方流向“異化彈性”較小的地方，如果超出國界，從一個國家流向另外一個國家就形成人力資本外流。
二、人力資本外流的原因分析
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的價值量，這是價值規律的根本要求。人力資本作為一種特殊商品，從一個部門來說，它的價值量是由該部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從世界范圍來說，它的價值量是由國際范圍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因此，從國際范圍來考察，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的人力資本的價值低于其應有的價值，長期出現與價值規律不符的現象，在政府不采取措施的情況下大量的人力資本外流成為必然。這樣，對于人才流人國，是以有限有償的人力資本現期投人(較好的經濟待遇、生活與工作條件、業務培訓等)，獲取了超額的投資收益。而對于人才流出國，則是在進行了大量人力資本投資之后，卻沒有得到相應的收益。
按照剩余價值理論，人力資本能創造大于自身的價值，即剩余價值。在知識經濟時代，人力資本創造的剩余價值更是存在累進性，加上其自身所具備的外溢性，與它的貢獻相比，人力資本對剩余價值的索取明顯存在反差。在發達國家，擁有技術和知識的勞動相對于資本而言逐漸成為稀缺要素，勞動雇傭資本正逐步取代資本雇傭勞動。人力資本的所有者理應在獲取工資的同時取得其資本部分產權出讓的收益，以分享剩余價值作為投資回報。發達國家的人力資本可以通過企業利潤分享制、企業價值分享制、企業所有權分享制等方式參與剩余價值分瓦，而這恰恰是許多發展中國家所不具備的。
馬克思指出:“勞動力的、資本的和土地的所有權，就是商品這些不同的價值組成部分所以會分別屬于各自的所有者，并把這些價值組成部分轉化為他們的收人的原因，閻。因此，價值源泉與價值分配是兩個不同的范疇，雖然人力資本的經濟價值依附于勞動力，但在可分配收人中，從人力資本所有者的全體和個體來看，其收益權并不能完全實現。而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等量投資并不能取得等量收益，人力資本所有者的收益存在差異。但人力資本作為主動性資本，其所有者必然要追求收益最大化而形成人力資本流動，我國的人力資本外流正是這一問題的集中表現。人力資本素質越高，則出國的預期收益越高，從而導致大量的精英滯留國外，其中很大一部分形成永久性的人力資本外流，將會對我國未來的經濟發展產生重要影響。
三、抑制人力資本外流的思路及對策
按照國際通行計算方法，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起飛階段，出國留學人員的回歸人數與滯留人數比例的最佳狀態是2:1，這個比例被稱為“最佳黃金回歸比例”。在現階段，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很難徹底擺脫人才國際流動中的不利地位。我們可以從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理論中得到某些啟示，將消極因素轉變成積極因素，在一定程度和范圍內就能夠減少人力資本外流及其造成的損失。
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但勞動的內涵、外延和具體形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腦力勞動與復雜勞動日益居于主導位置。從整個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看，人力資本對社會的價值貢獻具有“馬太效應”的增長趨勢，使生產的收益呈遞增狀態。更有意義的是，在不可再生資源匾乏時，人力資本積累還可以促使人們創造或發現新的資源作為替代物，這對存在嚴重資源隱患的中國尤其具有重大意義。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勞動力發揮作用的結果，不僅再生產出勞動力自身的價值，而且生產出一個超額價值。這個剩余價值就是產品價值超過消耗掉的產品形成要素即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價值而形成的余額。”在商品經濟的社會中，剩余勞動表現為剩余價值的形式。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同樣存在剩余價值。只是在新的社會經濟條件下，我們如何來看待剩余價值的分配問題。
盧卡斯將人力資本的增長看成是經濟增長的引擎，中國要想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就必須加大對人力資本存量的有效投資，同時采取積極的措施有效地抑制人力資本外流，為經濟增長提供不竭的內生動力。
首先，加快國內經濟發展，保持穩定、寬松的社會、經濟與政治環境。只有實現經濟的穩定增長，創造良好的環境，才能留住人才，同時吸引外流的人力資本回流，初步改變永久性人力資本外流與過渡性人力資本外流的比例，最終徹底扭轉人力資本外流現象，實現人力資本的雙向與均衡性流動。
其次，進行制度創新，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加大人力資本參與剩余價值的分配比例，同時把對剩余價值分配的初次分配與再分配結合起來。這實際上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因為人與人之間的和諧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最基本的內容。勞動者參與剩余價值的分配，為和諧社會的構建創造了一種公平正義的保障機制網。
第三，建立健全人力資本市場配置機制，促進人力資本的合理流動。人力資本的合理流動是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的前提和基礎，政府應積極創造良好的條件，消除對勞動力的自由遷移、流動和職業的自由選擇上的障礙，使人力資本保持強大的創新能力和經濟自由選擇權，促進人力資本在國內各區域之間的合理流動。
第四，把“綠色通道”的各項措施落到實處，并逐步加以完善，吸引人力資本和激勵海外高層次留學人員回國服務。海歸“綠色通道”的建立是對保障留學人才合法權益的很好定位，但政府還可以把它上升到立法層面，以便更好地吸引海外人力資本的回歸。
商品經濟價值規律范文第4篇
內容摘要:稀有商品的價值實際上是由人們耗費在其身上的勞動和社會總勞動分配到其身上的勞動共同決定的。澄清這一理論難題,具有捍衛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科學性和權威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本文對稀有商品的價值決定問題進行進一步的探討。
關鍵詞:稀有商品 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社會總勞動
稀有商品的價值決定問題,是長期以來一直未解決的基礎理論難題之一。李嘉圖曾經認為,“有些商品的價值,單只由它們的稀少性決定”(李嘉圖,1976)。其實,稀少性和購買欲只是稀有商品價值高的表面現象,稀有商品的價值實際上是由人們耗費在它身上的勞動和社會總勞動分配到它身上的勞動共同決定的。澄清這一理論難題,不僅具有捍衛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科學性和權威性的理論意義,而且對于稀有商品在交易中的價值確定問題也提出了科學的依據。
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兩重含義
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有兩重含義:其一是指同一部門內部生產同種商品的必要勞動;其二是指在整個社會范圍內,根據社會對某種產品的需要,把社會總勞動分配到各個不同部門的必要勞動。對于稀有商品的價值決定而言,關鍵在于理解社會必要勞動的第二重含義。馬克思在分析商品價值決定時,首先撇開其他社會因素的影響,僅就部門內部的直接生產過程來論述商品價值的決定問題。
馬克思指出:“只是社會必要勞動量,或生產使用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該使用價值的價值量”。在本部門內部,商品的價值量取決于本部門生產該商品所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如果生產該商品所耗費的個別勞動時間恰好等于本部門內部生產該商品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那么該商品的全部價值就得到實現和補償;如果生產該商品所耗費的個別勞動時間少于本部門內部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那么該商品的價值不但得到全部實現,而且還會獲得一份超額價值;如果生產該商品所耗費的個別勞動時間高于本部門內部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那么該商品高出的價值部分則不會被社會所承認。但是,當商品對外交易時,單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第一重含義去理解商品的價值決定就遇到了難題,這一難題表現在許多商品的價值雖然符合本部門內部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但卻不被社會所承認。要解決這個難題,就必須從整個社會總勞動時間來研究商品的價值決定。
馬克思還結合其他社會因素的影響,對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又作出新的研究結論:即當商品面向對外交易時,它的價值不再只是由本部門內部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還要由社會總勞動分配到該部門的勞動時間來決定。
馬克思指出:“如果說個別商品的使用價值取決于該商品是否滿足一種需要,那么社會產品總量的使用價值就取決于這個總量是否適合于社會對每種特殊產品的特定數量的需要,從而勞動是否根據這種特定數量的社會需要按比例地分配在不同的生產領域”。所以,“社會需要,即社會規模的使用價值,對于社會總勞動時間分別用在各個特殊生產領域的份額來說,是有決定意義的”。
因此,只有當本部門所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恰好與社會總勞動分配到該部門的勞動相等時,其商品的價值才能得到最終的決定和社會的承認。可見,一種商品即使生產它時耗費了本部門內部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但并不等于說可以按照價值出售,還必須看它是否符合社會總勞動分配到這類商品的勞動時間。如果生產這類商品所耗費的勞動時間低于社會總勞動分配到該類商品的勞動時間,那么該類商品就會高于生產其本身的必要勞動時間的價值出售;如果生產這類商品所耗費的勞動時間高于社會總勞動分配到該類商品的勞動時間,那么超過部分的價值則不能實現。當社會所需要的某種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量大于社會實際分配給該部門的勞動量時,市場上的該種商品就會供不應求,利潤增加。當社會所需要的某種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量小于社會實際分配給該部門的勞動量時,市場上的該種商品就會供過于求,利潤減少。
稀有商品的價值是由多重因素組成
現在來考察稀有商品的價值形成過程。誠然,古董、珍玩、詩書、字畫等稀有商品,由于具有稀缺性、獨特性、不可替代性和不可再造性的特征,是不能由現在進行大批量地生產的,即使能,那也只能是復制,這樣就失去了稀有商品的存在意義。據此,人們很容易得出物以稀為貴的結論,并認為隨著社會購買欲的增加,這類商品的價值也會增加。如果此觀點成立的話,那么在許多能無限制地生產的商品中,有些商品為什么能成倍地高出其本身的價值來出售,這種現象顯然是不能用稀少性和購買欲來解釋的。所謂稀少,只是相對于需求而言的,當一種商品遠遠求過于供,才顯得稀少。
稀少的東西必須是有用物,沒有用的東西就毫無價值,并且這些稀少的東西必須是人類的勞動產品,沒有經過人類的勞動而存在的東西,即使具有很大的使用價值,它也根本無價值可言。因此,物的稀少性是不能決定價值的。至于購買欲,只是因為社會對該類商品的需求增加,而該類商品卻遠遠供不應求,才表現為社會購買欲的增加。一旦該類商品供求平衡或供過于求時,社會購買欲高漲的現象就會消失,因此,購買欲也不能決定商品的價值。所以,稀少性和購買欲只是稀有商品價值高的一種表面現象,稀有商品價值高的真正原因還得從勞動價值中去尋找。馬克思指出:“金剛石在地殼中是很稀少的,因而發現金剛石平均要花很多勞動時間。因此,很小一塊金剛石就代表很多勞動”。有些人花費了大量的勞動時間,連金剛石的影子也找不到;有些人卻因為十分偶然的機會就獲得了它,而偶然獲得它的人卻以千百倍于發現它所耗費的時間價值來出售。理由很簡單,因為它取得了獲得金剛石所費的勞動時間的平均數。
馬克思指出:“假如能用不多的勞動把煤變成金剛石,金剛石的價值就會低于磚的價值”。稀有商品之所以會價值連城,這是因為它們是勞動極其復雜、藝術性和技巧性極高的商品。生產一般商品的目的是為了滿足人們的某種特殊需要,因而一般商品的價值就是由生產該商品時所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生產稀有商品的目的是為了滿足人們情趣、審美、觀賞、收藏和增值的需要,因而稀有商品不僅包括前人生產時所耗費的價值,而且還包括后人在長期的收藏過程中新增加的價值。因此,稀有商品的價值是由多重因素組成的。
首先,稀有商品在生產過程中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不同歷史時期生產的稀有商品所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也是由當時社會的平均生產條件和技術條件決定的。在古代社會,生產水平和技術水平低下,要完成一件稀有商品的生產,其制成過程是相當艱巨的。可見,生產稀有商品的勞動是一種復雜勞動,復雜勞動是倍加的簡單勞動,因而稀有商品的價值自然要比一般商品的價值大得多。
其次,稀有商品在尋找、鑒定、勘誤過程中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稀有商品在尋找過程中,需要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同時,稀有商品是人類歷史保留下來的物質文化,需要對稀有商品的藝術門類、制作年代、知名程度和存世數量進行全面的鑒定。另外,稀有商品市場也是偽作泛濫、贗品充斥、以假亂真的現象普遍,因而需要對稀有商品進行勘誤。以上勞動都是復雜程度極高的勞動,這種勞動凝結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會更多。
再次,稀有商品在修補、裝裱、保管過程中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稀有商品由于歷代承傳、天災人禍、風化腐蝕等因素造成損傷是難免的,需要進行大量收藏方面的勞動,這些勞動創造了大量的新價值。
最后,稀有商品在社會評議、比較、淘汰、競爭過程中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稀有商品是獨有的藝術作品,需要對其藝術品位、文化內涵、歷史價值和科技含量進行科學的測定和判斷,這些勞動必然使稀有商品的價值倍增。
社會總勞動分配是由生產力水平所決定
社會總勞動時間的分配是由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決定的。人們不可能超越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去奢求種種享受。在生產力水平極端低下的古代社會,人們要為生產賴以生存的物質耗費絕大部分的時間。因此,社會總勞動分配到物質方面的勞動時間就多,而分配到精神文化方面的勞動時間就少。在當時,人類社會首先要解決生存問題,而要解決生存問題,就必須進行大量的物質資料的生產。由于當時生產條件和技術條件的限制,人類社會的勞動成果除滿足自身的需要之外,剩余是不多的,在這種情況下,能夠消費稀有商品的只能是皇室貴族,而廣大勞動人民是不能有這種奢望的。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和人類物質文明的不斷進步,生產維持人類生存的物質所耗費的勞動時間便越來越少。同時,隨著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修養的普遍提高,人們便向社會提出了更多的精神和文化方面的需求,這在客觀上就驅使社會總勞動必須進行重新的分配,使分配到精神和文化方面的勞動時間的比例越來越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生產力得到空前的發展,尤其是人們在物質利益方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迎來了繁榮昌盛的大好局面,這種大好局面正是稀有商品經濟價值得到充分體現的基礎。
中國人素有“亂世黃金、盛世收藏”之說,太平盛世使社會的物質產品極大豐富,人們在物質生活的需求得到充分滿足的前提下,便會追求精神和文化生活的多樣性,從而有興趣收藏稀有商品。所以,稀有商品的需求增加是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的內在要求,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現在假定,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社會需要100件同一內容的古董來滿足人們已經增長的精神和文化方面的需要,而獲得一件這樣的古董平均要耗費100個勞動小時(包括各種勞動在內),這樣,要獲得100件古董,社會總勞動就得分配10000個勞動小時。但是,這件古董已無法再生產,因為它的制作者早已辭世而去,在這種情況下,這件古董就獨占了本來獲得100件古董的社會總勞動分配的10000個勞動小時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也就是說,這件古董代表了10000個勞動小時的價值。現在,這件古董不但在物質上承擔起滿足整個社會需求的任務,而且在價值上承擔了本來是屬于100件古董所有的價值,這就是這類商品的價值為什么要千百倍于高出它自身價值的真正原因。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社會對這類商品的需求越來越多,社會總勞動分配到這類商品的勞動時間也會越來越多,這種不能在現在無法重復生產的商品獨占的勞動時間就越多,其價值將會越來越大,這就是價值規律作用的內在規定性,也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有人認為,稀有商品昂貴是價格的上漲,并不是其社會價值的增加,這種觀點顯然是違背經濟學常識的。
價值是由勞動量決定的,價格則是價值的貨幣表現形式。在市場上由于供求關系的變化,價格始終圍繞價值上下波動,無論怎樣波動,總是以價值為基礎,決不可能離開價值無限制地上漲或下降,這是價值規律的作用所決定了的。可見,稀有商品的價值增加,不單純是生產和收藏過程中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增加,更重要的是社會總勞動分配在它身上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增加。
結論
綜上所述,稀有商品的價值是由人們耗費在它身上的勞動和社會總勞動分配到它身上的勞動共同決定的,這是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所揭示出來的科學論斷。李嘉圖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因此在用勞動價值解釋稀有商品的價值決定時就遇到了不可跨越的難題,最后只得用稀少性和購買欲來說明問題。我們不能被這種稀少性和購買欲的表面現象所迷惑,應當堅持勞動決定價值的正確觀點,充分認識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的科學價值和指導意義。同時,這一理論難題的澄清,從根本上解決了稀有商品交易的價值基礎問題,使稀有商品交易市場沿著健康的道路發展。
參考文獻:
1.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M].商務印書館,1976.7
2.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5
3.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75
商品經濟價值規律范文第5篇
市場秩序的完善不是一朝一夕可以達到的,而是一個動態的、不斷發展的過程。
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實踐表明,市場從無序到有序至少有待于以下幾個方面條件的實現:一是商品交換關系和商品經濟的更大發展;二是人們對市場經濟規律的不斷認識和把握,以及按經濟規律辦事自覺性的提高;三是完成產權制度改革,重塑市場主體,完善市場法規等。
人們不可能超越這個過程,一蹴而就地達到有序階段。但應該盡可能地縮短這個過程。對此,關鍵是要對市場秩序演化規律有清醒的頭腦、正確的思路和實事求是的對策、措施。
一、對完善市場秩序的綜合分析
我們研究市場的失序和無序現象,不僅在于尋找市場失序和無序的外部特征和形成原因,而且要研究如何控制和治理市場的失序和無序問題。為此,需要進行思考的問題是:
1.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下和市場體系不完善是我國目前市場失序和無序的根本原因,因此,只有大力發展生產力,培育市場體系,在發展中求得市場的有秩序和穩定,才是治理市場失序和無序的根本途徑。
2.我國許多市場問題的發生是和我國的經濟、政治、市場的制度與體制的不完善分不開的。只有深化改革,不斷健全與完善各種制度與體制,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市場問題。
3.任何市場的失序和無序,都與管理不善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系。所以解決市場的失序和無序問題,從直接的途徑看,還是靠加強管理。最重要的是抓好三個環節:一是管理決策的科學化,二是建立科學的管理制度,三是加強宏觀協調。改善微觀管理,是解決市場失序和無序的重要途徑,而加強宏觀協調管理,對解決市場失序具有更大的價值。秩序問題往往是相互關聯、因果循環的。只有注意各項管理制度和各種管理措施的綜合配套,才能收到宏觀治理效果。
4.還要注意市場失序和無序現象的預防。預防包括市場秩序的預測和市場失序的防范兩個方面。就是通過科學的超前研究,對可能出現的市場不穩定因素采取預先防范措施,阻止市場混亂的發生與惡化。預防的意義在于,一方面可以防止某些因工作失誤而導致的市場問題的發生,另一方面,對那些在市場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要出現的市場問題,采取預先防范措施,把市場問題發生的范圍、程度都控制到最低限度,減少市場問題的消極后果。
二、強化法制,加快我國市場從無序到有序的演進
通過對市場秩序評價標準和市場無序現象的分析,我們認為對我國市場無序運行問題只有“綜合治理”、“對癥下藥”,按照市場經濟規律的客觀要求積極創造條件,才能卓有成效地使其向有序轉化,不斷接近理想秩序的目標。就市場法規制度方面而言亟待加強以下內容。
1.產權制度。因為市場交易從根本上說是產權的交易和調整,所以產權能否自由地交易,成為市場交易能否貫徹的基本前提。而一種產權制度要能支持市場交易并維持其正常秩序,就必須使相應的要素的產權具有排他性和可讓渡性。
2.契約制度。契約是雙方意志一致而產生相互間法律關系的一種約定。而市場交易是買賣雙方意志一致的行為,所以契約之于市場交易的作用就在于通過確立交易各方的權利和義務而使之秩序化。這是因為,在人們之間的市場交易關系和過程愈來愈復雜多變的情況下,離開了契約,市場交易各方的權利和義務就沒有確定性,從而市場交易也就無秩序可言。
3.貨幣制度。所謂貨幣制度就是人賴以表現經濟價值、彼此進行交易的一種安排。正是有關這些方面的法律規定,才為貨幣有序有效地充當市場交易的媒介提供了最起碼的制度保證。
4.進出制度。市場進出指的是市場主體進入或退出整個市場或特定的生產經營行業和地區的行為。市場主體的進出行為是推動競爭而制約壟斷的力量。一個市場體制越是能夠允許比較自由地進出,它就越是具有開放性,從而也就越是具有競爭的活力。因此,一個社會就應當盡可能地減少市場進出的障礙而擴大其自由度,以形成競爭性較強的市場結構。
5.競爭制度。競爭是市場的必然伴侶和市場有序有效運行的必要條件。為此,競爭本身也必須是有序的。這就要求必須對市場競爭進行規范,制定相應的競爭法規和制度。
6.產品責任制度。生產經營者和消費者及用戶在市場交易中的信息不對稱,要求作為第三者的國家制定相應的法規來強制生產經營者對自己生產和經營的產品與服務承擔應有的責任。否則,有關產品(服務)質量的責任糾紛就會越來越多,以致影響市場正常秩序。
7.輿論監督制度。國內外維護市場秩序的實踐都證明,社會輿論的監督不失為一種很好的“治標之方”,是一種強有力的、行之有效的監督機制。充分發揮社會輿論包括新聞單位、行業協會、消費者協會和個人的監督作用,就能將市場秩序廣泛納入社會輿論網的覆蓋之下。這樣,就會提高市場主體的自律意識和交易行為的自我約束能力。當前的問題是要將輿論監督作為一種法規確立起來,使輿論監督者有法可依,執法無慮,敢于大膽行使自己的權利,更好地保護企業的正當經營活動和消費者的利益。
三、重塑市場主體,完善市場發育基礎重塑市場主體是市場發育的基礎。
如果不培育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真正的市場主體,市場將名存實亡,市場秩序和市場效率更無從談起。重塑市場主體,完善市場發育基礎的內容有:
(一)市場主體的培育是根本
市場主體是市場得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礎,沒有市場主體就沒有所謂的市場。那么,誰可以成為市場主體呢?我們認為只有廠商(企業)和家庭(個人)才是市場主體,而政府不應成為市場主體。因為市場主體必須擁有獨立的產權,能夠在市場活動中自主決策,同時市場主體在經濟活動中又是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
市場演進到今天可以是無形或有形,但其基本含義并沒有改變,它是相互獨立的市場主體之間在自愿互利、平等締約的基礎上,彼此交換財產權和關系的總和,這種復雜的交換實現了資源的配置。所以市場主體的發育情況,就直接影響了市場的形成和市場的發育狀況,培育市場主體是市場發育的首要環節。計劃體制的最大弊端就在于缺乏真正意義上的市場主體,因而也形不成真正意義上的市場。在傳統體制下,政府不僅管制了價格而且也管制了企業的行為,甚至可以這樣說,政府在試圖成為市場主體的時候,反而扼殺了真正意義的市場主體。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迅速增長來源于改革開放所造成的大批極具活力的非國有企業,它們迅速成為市場中極為活躍的主體。他們以清晰的產權結構,自主的經營行為,以及對利潤的追求推動了我國市場的日漸發育成熟,成為提高效率、促進經濟持續增長的新的動力源泉。
(二)市場主體、產權和激勵機制
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靠的是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的形成和興起。培育市場主體,為的是形成這樣一個經濟組織。而一國經濟有效運轉的根本困難,在于經濟激勵和經濟信息。培育市場主體,其根本著眼點和理論基礎就在于解決激勵機制問題。而一般的淺層次的調動積極性的效果極為有限,必須進行深層次的激勵,以誘導經濟個體合理地與外界其他個體交往、貿易,從而高效率地利用有限的社會資源以達到一定的社會目標。產權清晰及其所帶來的剩余占有問題就成為解決經濟組織的效率問題中市場主體發育問題的核心。
在市場經濟中,剩余是經營的最終凈成果,也就是利潤。經營者的一切努力和貢獻,包括所承擔的風險,將最終反映到利潤(或負利潤即虧損)之中。剩余的強大激勵作用,就在于讓被激勵者占有這種剩余。因而他的任何貢獻都通過剩余的增加而得到承認和報酬。剩余占有者為擴大利潤,會努力增加產量,提高質量,降低成本,迎合消費者以擴大銷售,提高投資收益以吸引資本。而與此相比,任何其他指標都難以達到如此全面而強烈的激勵效果,包括計劃體制中所設計的種種考核指標。所以,明確剩余占有的歸屬問題即明晰產權,是市場經濟的一種終極的激勵手段。總而言之,就是誰占有剩余,誰就實質上享有對該經濟組織的所有權,而誰占有剩余,誰就自然會對經營管理負全部責任。所以,培育市場主體的中心問題就是明晰產權。
(三)產權與市場秩序
市場秩序是強制性制度安排和非強制性制度安排相結合的產物,而市場經濟中最基本的制度安排就是產權制度。那么如何理解產權與市場秩序之間的相互關系呢?現實經濟生活的最大特點是資源的稀缺性。科斯教授曾舉過土地的例子來說明產權和經濟秩序的關系。如果未在稀缺性資源中建立產權,就必然會導致混亂無序,混亂產生的根源在于經濟人對沒有建立產權的稀缺性資源的爭奪。所以,從經濟人和稀缺性這兩個假定出發,可以看到要解決經濟生活中的混亂無序問題,就必須從界定實施產權入手。而保障法律的效率,就是消除對法定權力和自由交換的障礙,含糊不清常常損害法定權利,使其難以得到正確估價,法律的效力是由明確法定權力并強制履行私人法定權力交換合同而得以保障的。這實際上就是所謂科斯第一定理:在交易成本為零或相當小的情況下,不管選擇何種規則,只要財產權是明確界定的,都會出現有效配置資源的結果。
對界定產權與市場秩序之間關系說得最清楚的是詹姆斯·M·布坎南,他認為“在正確設計的法律和制度約束內,市場中追求個人利益的個人行為產生出一種自然秩序”1。他又進一步表述了產權與市場秩序的關系:“如果沒有包含有作了明確規定的無論是受到尊重的還是依靠強制實施的私人所有權,以及包含有保證契約得以實施的程序的適當的法律和制度,市場將不會產生一種價值極大意義上的‘有效率’的自然秩序。”他接著說:“市場秩序只有在市場各個個人參與者之間自愿交換的過程中才能產生”2。至此,我們已經清晰地看到了“產權——市場主體自愿交換——市場秩序”這一關鍵鏈,完成了對產權和市場秩序關系的第一層次的揭示。
然而,在實際經濟生活中,由于存在著外部效應,同時交易費用實際上不是零值而是正值。所以接下來的問題就如科斯第二定理所言:在存在著相當大的交易成本時,有效率的資源配置結果就不會在每種規則中出現,而合理的規則是使交易成本影響最小的規則。這就回答了應該如何界定產權的問題。在科斯看來,效率問題是由成本和效益相抵的差額來決定的。為了實現效率的最大化,就需要有權力的調整即進一步界定產權,這樣外部性問題才能通過權利的自愿交易借助市場機制來解決,才能使外部性領域的混亂消失,經濟運行才能達到它的秩序狀態。這樣就完成了對產權和市場秩序關系的第二層次的揭示。
四、堅持市場運行原則、健全市場監管法規
市場秩序雖然不是市場效率的充分必要條件,但卻是重要的前提條件。一個高質量有效率的市場必須是一個有序運行的市場。在轉型時期,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堅持市場運行原則,健全市場監管法規,實現市場制度創新。
(一)堅持市場運行原則
1.貿易自由原則。這是商品交換雙方在沒有外來干預下自愿讓渡商品的原則。貫徹這一原則時,首先要排除依仗非經濟強制力量的強買強賣。這并不是說政府一點也不能干預經濟,而是必須以不損害交易雙方的自為原則。其次還要盡量排除經濟強力的干擾,使買賣雙方處于供求局勢大體均衡的環境中,甚至交易雙方的經濟力量大體相當。
2.等價交換原則。它是商品經濟主體獨立的平等關系的體現。破壞等價交換的情形一般有兩種:一是計劃經濟時代剪刀差式的社會主義積累條件下,破壞了等價交換。另一種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當存在著交易雙方實力對比懸殊或信息不對稱時,容易出現供求不均衡或存在壟斷,等價交換原則因而遭到破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逐漸縮減了對價格控制的范圍,減少了國家對市場價格形成的干預,為市場機制的順利運行和等價交換原則的貫徹開辟了道路。
3.公平競爭的原則。是指經濟主體在市場競爭中要有公平的外部環境和條件,以便競爭得以正常地進行,充分發揮市場在促進商品經濟發展,推動生產力發展中的積極作用。要使競爭的積極作用得以發揮,就得在市場上形成允許競爭、自由競爭、平等競爭的環境和條件,使競爭真正體現商品經濟主體之間勞動的比較,所以在商品經濟中必然要按公平競爭原則辦事。按照公平競爭的原則來組織市場,進行貿易,本質是為價值規律發揮作用開辟道路。歷史上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得公平競爭得以成為現代交換的形式,成為市場經濟下社會勞動分配賴以進行的市場制度。馬克思曾說:“現代社會要進行勞動分配除了自由競爭之外,沒有別的規則、別的權力可言。”2所以,公平競爭是構筑市場秩序的核心和目的所在。
(二)健全市場監管法規
健全市場監管法規實際上是一個社會經濟監督問題,而社會經濟監督的客觀依據主要基于社會法律制度、經濟規律和商務慣例。其主要內容就是有關市場規則的設計。
1.市場進出規則的設計。市場進出規則是指市場主體和市場客體(即商品)進入或退出市場的法制規范或行為準則,它包括以下兩類規則。
一是市場主體進出規則。市場主體的進出行為是推動競爭而制約壟斷的力量。一個社會應當盡可能地減少市場進出的障礙而擴大其自由度,以形成競爭性較強的市場結構。實際上,規范市場進出規則主要是:(1)規范市場主體進行市場活動的資格;(2)規范市場主體的經營功能;(3)規范市場主體退出市場行為。具體的如各國制定的關于企業制度的法律。中國已頒布了《公司法》、《企業破產法》等法律,但實際上仍然需要繼續制定相關法律,并注意實施問題。
二是市場客體進出規則。這一規則的設計是為了盡可能地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具體而言,市場客體(商品或服務)進出規則包含以下幾方面的規定:(1)商品的質量要符合要求,低劣商品不能進入市場之中;(2)商品的效用要符合社會利益,那些有害于人民身心健康的商品不能進入市場;(3)商品的包裝及其他方面都要符合要求,不能有損于消費者的利益;(4)商品要名副其實,任何假冒商品都不能進入市場;(5)商品的價格及計量等都要符合要求,否則不能進入市場。世界各國都陸續推出了規范市場客體的法律,如英國的《統一產品責任法(草案)》,歐共體《關于對有缺陷的產品的責任的指令》等,我國也于1993年通過并實施了《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和《產品質量法》,這些法律都對維護市場秩序、提高市場效率起到了重要作用。
2.市場競爭規則的設計。為使市場有序有效地運行,競爭本身也必須是有序的。所以,需要制定相應的競爭法規或制度,以對市場競爭進行規范。市場競爭規則是以法制形式維護公平競爭的規則,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規定和要求:(1)使市場主體都能夠機會均等地按照統一市場價格取得生產要素;(2)使市場主體都能夠機會均等地制定價格和確定銷售地區;(3)使市場主體都能夠平等地承擔稅負及其他方面的負擔,沒有任何優惠或不公正的負擔;(4)維護所有方面的平等競爭,如勞動者之間的就職機會均等和經營機會均等。
3.市場交易規則的設計。市場交易規則是市場主體進行市場經營活動的準則和規范,是確保市場秩序的重要市場規則,它具有四個方面的規定性:一是自愿,二是互利,三是約定,四是市場交易的非人格性。正如馬克思所說“他使人與人之間除了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1所以設計交易規則首先就要規范市場交易方式,包括交易公開化、交易貨幣化、信用票據化和交易規則化。其次是要規范交易行為,要形成自愿的、非強制的、平等的交易,使買賣雙方進行互惠的貨真價實的買賣活動。反對和禁止強買強賣和巧取豪奪。再次是要規范交易價格。市場交易規則一方面要求交易雙方規范地進行交易活動,禁止各種非正當交易;另一方面是為雙方的規范交易創造良好的環境條件,包括反對各種壟斷和改變嚴重短缺或嚴重過剩的市場格局。
五、正確認識和發揮政府對市場的調節管理行為
(一)政府行為的基本理論分析
這里涉及兩個問題,一是政府行為的標準問題,二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討論政府行為的核心問題就在于它的一切行為是否符合市場規律。我們所要建立的市場經濟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而是按市場經濟規律行事,但輔之以社會保障、宏觀調控的經濟制度。它是將市場自由原則同社會公平結合在一起,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一個良好的市場秩序和競爭秩序。
有鑒于此,政府行為的標準就無疑要以效率和公平作為評判標準體系。這樣,政府行為需要從兩方面入手;一是要建立良好的市場競爭秩序,采用順應市場形勢的增長政策,推行國家的適度干預,確保就業,實行外貿自由化。即充分發揮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的作用。二是以公平為標準,實現社會安全、社會公平與社會進步。要真正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把提高經濟效益和生產率從而創造國民收入放在首位,在不斷擴大社會財富的條件和前提下,實現國家對收入和財富的社會再分配。在保證公平的過程中,也必須運用符合市場規律的手段,才能既保證實現社會目標,又不會干擾市場機制的作用。
另一個問題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在經濟轉型的時期,應該堅持“國家與市場并舉”的原則,既注重市場自身的發育,又注意國家對市場的培育。其原因在于中國的特殊國情,具體而言有三點:(1)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缺乏足夠的市場機制賴以順利運行的硬件;(2)由于中國長期推行計劃經濟,目前尚不具備足夠的市場機制賴以運行的軟件;除此之外,(3)作為中國特殊情況的人口壓力使中國市場經濟只能在國家進行宏觀調控的狀態下運行。
總而言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應該是建立和維護正常的秩序,以保證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簡言之就是制定比賽規則并建立比賽秩序。
(二)國家權力潛能的發揮與市場秩序優化
客觀上存在的“市場失靈”現象,也需要有國家為市場正常運行提供制度保障。國家的作用在此主要體現在法律制度規則的制定與實施方面。
首先,國有應該對有效的產權制度負責。前面我們已經談過有效的產權制度是市場經濟的保證,所以完善市場秩序就首先要在轉型中國努力構建以完備的財產保障為導向的法律制度,也就是要承認多元利益主體財產權的合法性,以國家法律為后盾保證產權的清晰。
其次,在整個轉型時期,要使市場正常有效地運行,就需要國家憑借政權的力量制定出有關市場的經濟政策和市場規則。一方面用來保障市場多元化主體財產所有權及其利益不受侵犯,并且保護財產所有者對其財產的處置權;另一方面用來約束市場活動參與者的經濟行為,制止他們在追求各自利益時對他人的自由和利益的干擾與損害。以上兩個方面的約束力量,通過國家政策和國家政權的強制性作用來消除阻擋市場正常自行運行的障礙。
總之,國家的作用實際上應定位在:塑造市場基礎上的競爭經濟,產業政策要隨時代變化而靈活地實施,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以給企業一個相對穩定的預期,并以效率為基準推動企業競爭。在這一點上,日本政府的做法是值得中國在轉型時期學習和借鑒的。
各國都存在經濟干預。問題是經濟干預的原則和標準是什么,是取代市場還是讓市場更好地發揮作用。轉型時期政府應致力市場的培育和開發,實施保證和促進市場效率的經濟政策。
六、確立和完善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非正式規則
市場秩序得以順利運行的基礎是社會秩序。這種社會秩序是由政治行為、法律行為、社會行為與相應的制度所體現出來的。馬克思曾指出,市場制度是人類文明演進過程中篩選出來的特定的經濟組織機制和資源配置方式。可以這樣說,市場經濟是個體積極性充分發揮的競爭經濟,是一種較為先進的人類文明形式,其文化和道德秩序等非正式規則在其發展中功不可沒。
正式制度規則的確立無疑是市場經濟的必然選擇和前提條件,但現實生活中僅有這些是不夠的。在這種情況下,非正式制度安排就成為一種必然的選擇。
1.傳統文化的誤區。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與市場經濟所要求的文化有許多格格不入的地方。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是儒家文化,它以“孝”為根本,“忠”是“孝”的延伸,這種價值取向形成了傳統社會中的親族協作形態,中國的家庭主義倫理所強調的是犧牲個人利益以維護集體、義與利最終統一于“義”。這樣就與市場經濟的原則產生重大隔閡,因為市場經濟的基本立足點就是人的利己心,人的利己心是經濟高速發展的原動力。有人曾借助日本及東亞的儒家傳統來為中國文化傳統辯護,其實這是一種誤解。以日本為例,他們的儒家倫理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儒家倫理,日本化的儒學以“忠”為核心,強調對領主的效忠,這種價值取向與日本社會的非親族協作形態相適應。日本的集團主義倫理所強調的是發展集團利益以促進個人,義與利最終統一于“利”,在日本,利己心不是個人的,而是公司的,公司的利益驅動是日本經濟高速發展的重要原因。所以日本的儒家理論是經過日本化改造并與市場經濟利益原則及西方資本主義經營管理有機結合的現代化儒家倫理,早已不同于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家倫理。
2.契約與信用。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這也是我們在前面反復談過的一個問題。信用原則要求具有相互獨立的經濟利益的各行為主體之間的經濟往來,必須用契約和法律來保證,通過契約與合同關系確立彼此的權利和義務,約束彼此的行為,真正做到恪守信用,按合同辦事。從節約交易成本的角度看,市場經濟更要求以信任為宗旨構造道德秩序,這種非制度安排和法律規章等制度安排共同構成了市場經濟。
3.培育市場經濟精神。在經濟轉型中,培育市場經濟精神,實際上是要在文化方面補幾百年的課。這是一件非三日五日就能辦成的事情,但若拒絕文化轉型,必將最終影響和拖累經濟改革。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文化道德觀念歸根結底就是所謂企業家精神,這種精神是市場經濟在其各個發展階段中一直留下來的其特有的思想基礎或心理基礎。這種精神的實質是確認企業家個人是經濟生活中的基本因素,搞實業的人被認為是社會的中堅,實業家個人的積極性是資本主義經濟活動的主要動力。從這種精神的實質出發,演化出一整套的思想體系,如認為私人投資、個人利益和自由具有神圣性,企業必須承擔失敗的全部風險,同時享有成功的一切機會等。它們對于維護實業家的積極性是重要的,可以說,這種精神是市場經濟制度的基礎。
4.市場道德建設。作為市場主體的“經濟人”會在其經濟理性的指引下,發現在市場交易中只有“利人”才能“利己”,市場交易可以使各方都得到好處或者在不損害他方利益的前提下使某一方得到好處,人們因此才愿意加入到市場中來,市場因而形成了人們自愿互利交易的場所和體系。自愿互利的交易可以說是市場交易的質的規定性。
市場經濟是承認“利己”的,而且要借助利己心推動經濟的發展。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撕下了罩在家庭關系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把這種關系變成了純粹的金錢關系。這種關系對傳統道德的沖擊已成為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實際上,人類要從市場交易中獲得效率和其他好處,就必需或多或少地放棄傳統的社會交往方式而代之以市場交易方式,與此同時,或多或少地放棄傳統的道德觀念而代之以新的適應市場交易的道德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