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醫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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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醫學研究范文第1篇
死模型，于梗死后2、3、4、6、8、12、24 h進行頭顱ct冠狀位掃描。觀察ct圖像，測量兩側大腦半球對稱部位的ct值，并求出
兩者的差值。結果線栓法大鼠腦梗死后最早于3h肉眼即可辨別梗死灶，其患側ct值與健側有顯著性差異，且腦梗死健、患
側ct值的差值與時間呈直線正相關。結論血管栓塞引起的腦梗死最早于梗死發生后3 h即可診斷，并可通過腦梗死兩側ct
值的差值的計算來推斷腦梗死發生的時間。
【關鍵詞】腦梗死；斷層攝影術；動物
【中圖分類號】d91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9297(20__)04—0301—04
early ct signs forensic medical study in experimental cerebml infarction in rats．wa ng a i-reng,zha ng ling—li．de—
partment of forensic medical，tont~i medical college，huazhong unweni~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430030,p．r．chin~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t value and time and，the ct signs in early cerebral infare—
tion．methods the intraluminal thread occlusion model in the middle cerebral anew of rats was established．serial scans in coronal
planes were performed at 2，3，4，6，8，12 and 24 hours after occlusion．the ct signs of cerebral infarction，mean while measured
ct values of both infracted and healthy brain tissues were analyzed，then the differences calculated． results the hypodense lesion
could be observed by naked eyes at least 3 hours after cerebral infraction．the ct value differences of both sides bear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linear relationship with time．conclusion cerebral infarction due to blood vessel embolism could be diagnosed at least 3
hours after middl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it suggests that the occlusion time could be evaluated by the differenees of ct values．
【key words】cerebral infarction；tomography；animals
在法醫臨床檢案工作中腦梗死的案例時常遇到，
對于這類案件，鑒定重點是鑒別腦梗死是由疾病引起
還是外傷導致。在多個鑒別因素中，腦梗死發生時間
是鑒別傷與病的關鍵。ct作為一種普遍、快捷的檢查
方法， 目前在臨床上已經成為腦梗死首選的檢查手
段，也是法醫臨床鑒定中診斷腦梗死的重要依據。但
對于腦梗死在ct平掃中最初何時可以明確診斷，至
今仍無統一看法。一般認為，腦梗死發病l2～24 h內ct
平掃多不能顯示。[1l但有實驗表明，梗死灶最初于
6 h內即可顯示： 陳彥芳等[31的研究結果表明，腦梗
死后3 h，ct即可看到病變；甚至有腦梗死后2 h即有
陽性表現的報道。 本文就實驗性大鼠腦梗死早期不
同時相的ct平掃圖像進行觀察，同時進行了兩側大
腦半球的ct值的測定，并求出它們的差值，探討大鼠
腦梗死后ct可以明確診斷的最早時間及ct值變化
與梗死時間的關系。
材料和方法
一
、動物選擇
健康成年wistar大鼠55只f由華中科技大學同濟
醫學院實驗動物中心提供)，雌雄不拘，體重200～
250g。自由進食和水，12 h晝夜節律飼養。大鼠隨機分
成正常對照組(a組)、假手術組(b組)和實驗組(c
組)。其中假手術組按手術后3，6，12 h分為3組，實驗
組按腦梗死后2，3，4，6，8，12，24 h分為7組，每組5
只。
二、線栓制備
插入線栓采用進el尼龍線，直徑0．209 mm，線長
40 mm。在顯微鏡下用進口速干上光漆涂于一端5 mm
內，制成直徑0．25～0．28 mm的光滑的頭端。將線栓晾
干，紫外線消毒后置于l％肝素溶液中備用。
【作者簡介】王愛楓(1977一)，女，遼寧遼陽人，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法醫學系法醫臨床專業在讀碩士，主要從事法醫臨床學鑒定及研究工作。tel
+86-27-83692955；e-mail：wangaifeng1977@sina．con。
[通信作者】張玲莉，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法醫學系法醫臨床專業副教授，碩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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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的建立
參照longa線栓法[51制備大腦中動脈梗死模型。略
有改進。將大鼠用6％水合氯醛溶液以5 ml／kg腹腔注
射麻醉，固定、消毒、鋪巾后，沿鼠腹側頸部正中手術
切el切開頸部皮膚，分離頸總動脈并結扎其近端。分
離頸內動脈和頸外動脈。于頸總動脈分叉遠端l 2mm
處結扎頸外動脈，用血管夾夾閉頸內動脈。在頸總動
脈結扎處遠端用眼科剪剪一小el，將制備好的栓線插
入，同時釋放頸內動脈的血管夾。進線長度距頸總動
脈分叉處約20mm，遇阻即止。之后將頸總動脈連同栓
線一起結扎，縫合皮膚。即制備好永久性大腦中動脈
梗死模型。全部大鼠均栓塞右側大腦中動脈。線栓插
入10 mm后即拔出形成假手術組：正常對照組不手
術。模型成功的標志為：手術麻醉清醒后，大鼠左側偏
癱，左下肢伸直，站立不穩，向一側轉圈。操作時室溫
控制在25℃左右。
四、ct掃描方法
采用美國ge lightspeed型全身ct設備。矩陣
512x512，140 kv，120 ma，層厚5 mm，層距5 mm，進
行大鼠大腦冠狀面掃描。實驗組于術后2，3，4，6，8，
l2，24 h進行掃描，假手術組在術后3，6，12 h進行掃
描，對照組掃描時間不限。仔細觀察各組大鼠ct圖
像。選擇同一平面對稱部位約1．5 mmz范圍內測定各
組大鼠兩側大腦中動脈供血區的ct值，求出兩者的
差值。
五、 統計學處理
數據以+j 表示，采用t檢驗和相關分析進行顯著
性檢驗。p<0．05表示差異有顯著性意義。
結果
實驗組大鼠大腦中動脈梗死自3 h后出現不同程
度的低密度，隨著時間的推移，密度逐漸降低(圖1)。
3 h組有3只動物ct掃描出現肉眼可辨的梗死灶．梗
死范圍較小，梗死區與周圍組織界限不清。其兩側ct
值的差值分別為3．66 hu，4．15 hu和3．87 hu： 自6 h
組開始全部動物均出現明確的梗死灶，到12h組，梗
死灶已十分明顯。不同時相點兩側大腦中動脈供血區
ct值及差值的變化見表1、表2。由表1可知． 梗死
后3 h兩側ct值即有顯著性差異fp<0．05)。由表2可
知，梗死后兩側大腦中動脈供血區域ct值的差值隨
梗死時間延長逐漸增加，梗死時間與腦梗死兩側ct
值的差值呈顯著直線正相關f相關系數r=0．982．p<
0．05，回歸方程：y=i．76+0．49x)。梗死時間每增加1 h．
健、患兩側ct值的差值平均增加2．25 hu。
梗死時間與腦梗死兩側ct值的差值呈顯著直線
法律與醫學雜志20__年第l2卷(第4期)
正相關(相關系數r=0．982，p<0．05，回歸方程：y=i．76+
0．49x)。
圖1 大鼠腦梗死早期不同時相點ct圖像變化
pic 1．change of ct images in diferent periods in early
cerebral infarction in rats
自梗死后6 h大腦中動脈供血區腦組織開始出現不同程度的低密
度，隨著時間的推移．密度逐漸降低。
a梗死后3 h，平均ct值：右側：36．37，左側：39．94，平均差值：
3．67：
b梗死后6 h，平均ct值：右側：33．34，左側：38．00，平均差值：
4．46；
c梗死后12 h，平均ct值：右側：32-31，左側：40．84，平均差值：8．53；
d 梗死后24 h，平均ct值：右側：25．49，左側：38．53，平均差值：
13．04。
討論
一
、關于腦梗死模型
大鼠局灶性腦梗死模型已廣泛應用于對該疾病
的研究。目前主要有光化學誘導法、自體血栓栓塞法
和線栓法。光化學誘導法需開顱進行手術，具有對手
術條件要求較高，對實驗動物創傷較大的缺點。自體
血栓栓塞法雖然很接近自然狀態．但因由全血凝固形
成的血栓為紅色血栓。含纖維蛋白較少。易在血管內
自溶而致阻塞血管再通，從而影響實驗結果的準確
性。zea longa等應用線栓法制備腦梗死模型．手術操
作簡單，避免了開顱所造成的腦創傷。本實驗采用線
栓法制作大鼠急性大腦中動脈梗死模型。具有操作簡
便、對動物損傷小、可重復性高、梗死范圍恒定等特
點。
二、關于腦水腫
腦梗死ct平掃的主要表現為梗死血管供血區密
度減低和／或輕微的占位效應，而以梗死血管供血區密
度減低最為常見。對腦梗死的診斷價值最大．是腦梗
死的特征性表現。閻肖恩華等l71對250例24h內腦梗
死患者進行回顧性研究，結果表明：低密度灶診斷
法律與醫學雜志20__年第12卷(第4期)
表1 大鼠腦梗死后不同時相兩側大腦中動脈供血區ct值
table 1．ct value of both sides in diferent periods in cerebml infarction in rats
· 303 ·
正常對照組
假手術組
a
b
實驗組 c
38．04+1．85
36．88±1．77
36．48~2-38
39．25±1．08
39．27~2．17
39．94~1．87
42．21~1．95
38．00~2．66
38．56~1．90
40．84~1．88
38．53~1．72
37．93~1．88
36．71~2．56
36．39~2．3 1
38．97±1．19
37．87~1．81
36．37~1．72
38．22~1．98
33．34~3．45
32．78±1．74
32．3 1~2．26
25．488~3．45
0．049
0．148
0．061
0．593
2．736
9．960
5．323
7．9661
3．890
7．794
5．833
注：健、患側ct值比較差異有顯著意義，19<0．05
表2 大鼠大腦中動脈梗死后不同時相兩側ct值的差值變化
table 2．changing of ct value s diferences of both sides in diferent periods in middl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 in rats
24 h內腦梗死的敏感性為56．8％ ．特異性為100％。故
本實驗選擇梗死腦組織密度降低作為觀察指標。腦梗
死缺血區水腫是引起梗死腦組織密度降低的主要原
因．可分為兩階段：細胞毒性水腫和血管源性水腫。在
腦梗死的初始階段主要是細胞毒性水腫．細胞外水分
子大量進入細胞內．但缺血區腦組織水含量無明顯增
加．因此兩側大腦中動脈供血區ct值無顯著性差異。
腦組織缺血3 h左右．血腦屏障被破壞，這是血管源性
水腫開始的標志。此時缺血區腦組織含水量增加。由
于腦組織含水量與ct值呈負相關，所以腦組織含水
量的增加導致了梗死區腦組織ct值的下降。本實驗
3 h組．梗死側與健側腦組織ct值的均值分別為：
39．94±1．87 hu和36．37±1．72 hu．差異有顯著性，說
明此時兩側腦組織含水量已存在顯著性差異。隨梗死
時間的延長．梗死區域腦組織含水量逐漸增加，兩側
大腦中動脈供血區ct值的差值也隨之逐漸增大。
三、關于大鼠腦梗死早期的ct表現
不少學者對24 h內腦梗死的ct征象進行研究，
kuroiwa等罔曾利用貓研究急性腦梗死的早期ct表現，
掃描層厚為10ram。結果表明，在缺血后3 h ct無異常
棚
改變，ct值亦無降低。直至24 h才形成明確的梗死
灶。文獻報道，在ct掃描斷層層面為10mm的病例中
常出現假陰性，而當層面改為3—4mm時，這種假陰性
可基本消除。[91本實驗掃描層厚為5 mm，顯著降低了
假陰性率。
dzialowski等[10】認為：兩側腦組織的ct值的差
值<4hu，則肉眼難以辨別出梗死灶。而本實驗中3 h
組．5只動物兩側大腦半球的ct值差值分別為：①
3．66 hu、②3．49 hu、③4．15 hu、④3．18 hu和⑤3．87
hu。其中①③⑤3只動物的ct圖像肉眼可以分辨出
梗死灶。考慮可能由于本實驗所選擇測定ct值的范
圍較大，所選范圍內可能既包含梗死區域也包含非梗
死區域，從 而導致了兩側大腦半球所測范圍ct值的
差值偏小㈣。
梗死灶的大小、部位、缺血程度決定著梗死灶在
ct上的表現時間。肖恩華等同報告，250例腦梗死患者
中有8l例在6 h內ct出現陽性表現， 占32．4％ 。
kueinski等[11】研究發現有84％的患者于起病后2h行
ct平掃可出現腦實質密度降低。這些結果間的差異，
主要與作者選擇病例的標準不同有關。本實驗是利用
線栓阻斷大腦中動脈主干．血流完全阻斷，不會發生
梗死局部漏血或血管再通現象；梗死范圍較大．同一
時間缺血范圍基本一致：梗死過程迅速，于線栓插入
后立即發生。因此，本實驗中大鼠腦梗死后ct征象出
現相對較早，易于觀察。結果表明，缺血后3 h，5只動
物中有3只出現肉眼可分辨的梗死灶，占60％。其他
腦梗死模型的實驗結果可能會存在一定程度的差異。
本實驗結果說明在血管栓塞性腦梗死中．梗死后
3 h進行ct平掃，60％的動物出現肉眼可見的低密度
灶，可以為此類腦梗死的早期診斷提供實驗依據和臨
法律與醫學雜志20__年第l2卷(第4期)
床參考。但由于外傷性腦梗死有多種致傷因素．不同
機理所引起的腦梗死出現ct征象的時間不盡相同．
要依據ct征象準確的判斷梗死時間．尚需進行大量
的實驗研究和進一步探討。但本實驗通過測定梗死
健、患側ct值的差值并結合臨床表現．可以作為推斷
腦梗死發生時間的一種參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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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醫學研究范文第2篇
一、現代數學的產生
現代數學時期是指由19世紀20年代至今，這一時期數學主要研究的是最一般的數量關系和空間形式，數和量僅僅是它的極特殊的情形，通常的一維、二維、三維空間的幾何形象也僅僅是特殊情形。抽象代數、拓撲學、泛函分析是整個現代數學的主體部分。
19世紀前半葉，數學上出現了兩項革命性的發現——非歐幾何與不可交換代數。大約在1826年，人們發現了與通常的歐幾里得幾何不同的，但也是正確的幾何——非歐幾何。羅巴契夫斯基提出的非歐幾何改變了人們認為歐氏幾何唯一的存在是天經地義的觀點。1854年，黎曼推廣了空間的概念，開創了幾何學一片更廣闊的領域——黎曼幾何學。非歐幾何學的發現還促進了公理方法的深入探討、研究，可以作為基礎的概念和原則，分析公理的完全性、相容性和獨立性等問題。
1843年，哈密頓發現了一種乘法交換率不成立的代數——四元數代數。不可交換代數的出現，改變了人們認為存在與一般的算術代數不同的代數是不可思議的觀點。它的革命思想打開了近代代數的大門。另一方面，由于一元方程根式求解條件的研究，引進了群的概念。近代代數是相對古典代數來說的，古典代數的內容是以討論方程的解法為中心的。群論之后，多種代數系統（環、域、布爾代數、線性空間等）被建立。這時，代數學的研究對象擴大為向量、矩陣等等，并逐漸轉向代數系統結構本身的研究。拓撲學開始是幾何學的一個分支，但是直到20世紀的第二個1/4世紀，它才得到了推廣。拓撲學可以粗略地定義為對于連續性的數學研究。科學家們認識到：任何事物的集合，不管是點的集合、數的集合、代數實體的集合、函數的集合或非數字對象的集合，都能在某種意義上構成拓撲空間。拓撲學理論已成功應用于電磁學和物理學的研究。泛函分析進一步發展由波蘭數學家紹德爾，法國數學家靳雷，匈牙利——美國數學家馮·諾伊曼等人作出。其中前兩人用不動點理論證明了微分方程解的存在性定理，成為現代非線性泛函分析的出發點。馮·諾伊曼則把希爾伯特空間公理化，將量子力學的數學基礎建立在泛函上，建立算子代數，現稱為馮·諾伊曼代數。
二、新興數學分支
20世紀的數學呈現“爆炸式”增長，新學科不斷出現，新分支層出不窮。“大”的分支近百種，“小”的分支則上千。首先是與計算機有關的分支。例如，計算數學，數值計算，理論計算機科學，離散數學等。還有計算統計學，計算力學，計算物理學，計算化學，計算考古學，歷史計量學，數理語言學，數量經濟學等。近年來興起的“數學實驗”也頗有代表性。他不僅堂而皇之走進大學課堂，成為日益重要的一門課程，而且在數學研究中也占據一席之地。例如，幾何定理證明的“例證法”和代數恒等式證明的舉例。驗證一個高次恒等式，只要用一個足夠大的數代入檢驗是否相等即可。
突變理論、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運籌學等起源于20世紀上半葉的分支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已成為重要的應用數學方法。模糊數學、分形幾何學、混沌數學、小波分析等創立于20世紀下半葉的新分支顯示出前所未有的成長態勢。數學哲學、數學美學、數學文化學、數學教育學等展示了數學的新面貌。數學使人們既熟悉又陌生，數學大廈巍峨高聳，數學大樹枝繁葉茂。
三、現代數學發展趨勢
現代數學所面臨的問題很多。例如，數學基礎中數學研究對象問題，數學理論的評價標準問題等都涉及數學的本質；數學在解決實際生產生活中的問題時常顯得力不從心，如天氣預報，自然災害預報不盡如人意，實質上是其中的數學工具有待于提高。每一次數學的突破都引起人們的歡呼，但未知領域永遠比已知領域廣闊；數學與公眾的隔閡比較嚴重，物理學、生物學等領域的每一項新成果通過新聞媒體立刻傳遍世界，克隆、黑洞、DNA、不管多么深奧，很快出現在教科書中。而數學的新成果很少見于報刊，象連續統假設、抽象代數學等只能在數學界內部談論。一般人視數學為畏途，數學得不到廣泛理解。但是，數學在這種矛盾的環境中依然快速前進，數學的發展勢如破竹。
我認為：現代數學發展的趨勢有以下幾方面：（1）數學與其它科學的關系日益密切；（2）數學理論的發展出現數值化、算法化、離散化、組合化勢頭；（3）數學基礎與前沿理論同時發展；（4）數學向更抽象的層次發展，表現為高維，多變量，非線性，由局部到整體。
四、研究數學發展的意義
法醫學研究范文第3篇
關鍵詞： 大學生 法律意識 法社會學
法律意識是法律服從的心理動因，其核心是法律信仰和法律精神，是法社會學研究的基本課題之一。對于這個問題，西方法社會學中存在著兩種基本的解釋視角：一種是工具性視角（instrumental perspective），認為人們之所以服從法律，是基于實際利益的考慮。人們是否服從法律，取決于他們在法律服從過程中所獲取收益的多少和所付出代價的大小。另一種是規范性視角（normative perspective），認為法律服從的動因是內在的價值取向。人們之所以服從法律，不是因為這樣做對自己“有用”，而是因為他們認為這樣做是“正義的”、是“正確的”、是“應該的”。
法律意識的構成，不僅有“認知”和“思維”，而且有想象、意志、情感及人的整個心靈。僅僅了解權利、義務還不夠，更要自我負責地承認這一切，在承認的同時，必須有足夠的意志力遵守所承認的一切。
一、通過調查分析，了解大學生法律服從意識的概況
對于當代大學生法律意識的調查，可以了解大學生自然的權利感和正義感，或特殊的、對待自己和對待他人的本能的精神情緒。法律意識是一種獨特的本能權利感，它能使人確定自己的個人精神方面和承認他人的精神方面；由此而產生法律意識的幾個基本公理：個人精神尊嚴感、自律和自我管理能量、人們相互間的尊重和信任，這些公理能教會大學生獨立、自由、共存、相互交往和慷慨大方。通過調查可以發現當代大學生的法律意識的概況、特點及存在的問題，從而探討如何構建大學生法律意識培養模式。
根據美國法社會學家T?R?泰勒（Tyler）進行的研究，并移植泰勒的理論框架和調查研究，筆者調查了800多名在讀高校大學生，并對有效的581份問卷進行了logistic回歸方法分析，得出了以下結論。
1.當代大學生的法律服從表面上看主要是規范性的。
Logisitic回歸分析表明，對法律服從造成顯著影響的因素分別是“個人的道德觀”、“意識到的責任”和“同儕的評價”。但是在規范性的外表下隱藏了很深的功利正義，即注重實際收益和外在的評價。對于“從超市拿走小件商品不付錢”這個問題，5.3%的學生表示經常有這樣的行為，只有39.8%的學生認為這樣的行為受到相關部門懲罰的可能性很大，但認為這個行為受到朋友非常反對的學生比例達到54.9%。學生過多重視同儕評價甚于法律規范性的約束。
2.大學生更注重結果的公正，而不是程序的公正。
這與大學生對于法律服從的工具性因素有潛在的邏輯性因果關系。實體正義注重的是結果的正當性，這一要求直接決定了在法律實踐中對客觀真實的不懈追求。而根據程序正義的理論，法律程序是為保障一些獨立于判決結果的程序價值而設計的，這些價值包括參與、公平和保障個人的人格尊嚴等，一項符合這些價值的法律程序的正當性并非通過其能形成正確的結果證明，而是取決于程序或過程本身是否符合獨立的程序正義標準。
3.大學生崇尚法律權威，對法律部門表示應有的尊重。
現代大學生能夠通過法律的手段解決自己所不能解決的糾紛，尊重司法權威，對于公平和正義有著起碼的追求。77.5%的學生表示非常尊重警察，56.8%的學生認為法院可以保證公正地審理案件，59.4%的學生認為法院很好地保護了公民的基本權利，56.5%的學生認為法院總體上來說是廉政的。大學生因其在社會中的特殊角色地位而必須樹立現代法律信仰。因為“一個社會公眾對法律的信仰生成相當重要，它是一個國家法治化的關鍵性要素。正因為如此，伯爾曼的至理名言‘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才會廣為流傳，成為所有崇尚法治的人們確信的一條真理性原則”。
在了解大學生法律服從特性的基礎上，針對大學生的教育背景和社會認知，我們可以更深入地探討大學生法律意識培養的模式。
二、針對大學生法律服從特性，探討大學生法律意識培養模式的構建
大學生法律服從意識蘊含著大學生對法及法律的最高期望，是對正義、民主、平等、自由、人權、效率、秩序等法律價值的追求，從而實現法治，最終實現人類生活的幸福。規范法律意識是心靈的一種積極而富有創造性的意志狀態；它尋找著生活中自由、正確和正義的法，促使人們為獲得和實現這種法而奮斗。那么如何培養這種模式呢？
1.對于法律意識的培養應注重正確價值觀的樹立和養成。
法律意識所注意到的，不僅是制定法的客觀涵義，而且是自然法的客觀理念，并為自己提出了使“涵義”符合于“理念”的任務。這就是說，規范法律意識在開始為法而奮斗時，就應該實施三個獨立的認知行為：第一，確定制定法的客觀涵義；第二，開放地表達自然法的理念；第三，辨別理念在含義中隱藏的、但不完全的存在，并為涵義找到一種模式，以準確而真實地再現理念的實質。創制法律的心靈將因此而形成兩種法的概念：與自身涵義相符的制定法概念和忠實于自身理念的自然法概念。當代大學生的法律意識培養要注重正確的價值觀的樹立，這對構建自身的法律思想體系會起到關鍵的作用。
2.培養大學生法律價值的認同和法律信仰。
法律意識的核心是法律信仰和法律精神，通過開展法律價值觀的教育，從而喚起大學生對法律的認同、對法律精神的理解。“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銘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銘刻在銅表上，而是銘刻在公民們的內心里”。這正是為了喚起人們內心法律的認同。法律不僅僅可理解為一種工具，還代表著社會公平正義的價值，代表著社會的理想秩序。
法律信仰作為社會法律文化的心理建設的一項社會系統化工程，是各種法律文化因素綜合作用的產物。法律信仰的最終實現有賴于現代法意識。法律信仰用人類的理性、良心、正義感作為現行法律規范和具體制度的評價標準進行主觀判斷和價值評價，而對那些表征了人類正義和秩序的終極目的要求的法律規范進行肯定的價值評價，自愿服從和自覺遵守，并且在必要的時候甘愿為了實現社會正義，維護法律的尊嚴而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因而，對法的信仰與守法精神、護法精神和為法律而獻身的精神是緊密聯系、不可分割的。
3.注重大學生道德建設，內化大學生法律服從的價值取向。
道德與法律是互為工具、互為目的的關系。法律的道德化為主體遵循服從法律提供內心信仰的基礎，道德的法律化則為主體履行道德規范創造了明細操作的條件。沒有道德基礎，法律就會顯得蒼白無力，同時，法律又是道德的最后防線。道德為法律實施規定了界限，近代自然法學家認為，衡量法律好壞的標準是它與道德信條的關系。總之，要在加強道德的前提下，使公平正義深入人心，使依法辦事和維護公序良俗成為大學生道德意識和倫理習慣的重要內容。
總之，對于大學生法律意識的研究在于認識大學生的權利意識的變換，認識大學生法律意識導向的根源，對于高校教育改革都有深層次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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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醫學研究范文第4篇
一評價體系與學術規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來，藝術研究領域出現一些新的趨向，改革開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熱”和“文化熱”時期都曾經頗受關注的宏觀研究，漸漸失去了至高無上的學術地位，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則日益受到學界重視。其重要標志之一，就是一批針對個案的田野考察成果問世并且得到學界廣泛認同，在某種意義上說，它可以視為藝術學研究的社會學和人類學轉向。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介入藝術學研究領域，使得相當一部分學者開始嘗試著運用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領域極受重視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藝術現象，這一方法層面的變化對于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具有非常深遠的意義。
二戰以來，文化批評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是令人矚目的學術熱點，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學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視角受到普遍質疑。人類學和社會學方法對中國藝術學研究的影響，也必然導致藝術學研究出現學術與文化視角的轉換。這個可能出現的最有理論價值的變化，我將在下一部分論述，這里首先想討論的是，現代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義不止于文化層面上研究視角的轉換，它還可能給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帶來另外兩個方面可能形成的變化乃至沖擊。
其一，是有可能導致目前的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研究重點和研究成果價值評價體系的根本改變。
學術研究的價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體系決定的研究者知識譜系的影響。由于歷史的原因，中國現代形態的藝術研究一直比較重視理論層面的探討。經由蘇俄引入的、從德國古典哲學這一思想路徑衍生發展產生的，以及作為其知識和思維方法背景的德國古典哲學本身，長期在包括藝術研究在內的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占據特殊的主導位置，因而，和這一理論背景相吻合的藝術本體論研究，以概念和范疇為核心的抽象的理論探討與分析，長期以來都是藝術學研究領域最受關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經驗主義傳統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對具體對象的個案的、經驗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這樣的研究取向，不僅僅是出于對西方學術發展不同趨勢的選擇，同時也蘊含了中國傳統思維方法對當代藝術研究的影響，在中國學術傳統中占據主導地位的整體性的、玄學研究路向，恰與德國古典哲學形成有趣的呼應——所謂“小學”在中國的學術傳統中，顯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樸學”也被后世的學術史家解讀成是由明入清的漢代知識分子對嚴酷現實的逃避，以及對清代統治者的消極抵抗。
改革開放以來，蘇俄引進的僵化理論教條漸漸喪失了獨斷地位。但是整個教育體系以及學術研究群體的知識體系的轉變并不能同時完成，因而學術研究基本趨勢的轉變，會表現出明顯的滯后現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開放之初理論界需要新的思想資源用以突破舊的蘇俄教條的禁錮，觀念和理論層面的創新顯得特別重要，因之出現一大批偏重于觀念與理論探討的研究文獻，也是時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藝術觀念與理論缺乏實證研究的支撐，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觀念與理論拓展的歷史任務，整個國家的藝術科學研究水平，并不會僅僅因為觀念與理論的更新而有明顯的提高。
以1999至今這三年里的戲劇學研究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統計，最近三年戲劇學研究文獻里，基礎理論與范疇、規律的研究不可思議地占據了相當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開發表的研究性論文里占到1/3左右。對戲劇基本特征、基礎理論和普遍規律的探討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學術界將如此大的精力用于這類純粹理論性的探討，卻不能算是正常現象；其中更耐人尋味的現象是，從事這類基礎研究的學者，多數身處并不擁有掌握研究資料與信息方面優勢的中小城市或非專門研究單位。誠然，戲劇研究領域史的研究以及具體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開史的考證，這類研究也主要是對戲劇整體時代特征或藝術特征的討論，當然也包括一些群體研究或類型研究，其中“論”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關注。在戲劇史研究領域，元雜劇尤其是關漢卿研究較受重視，中國現代戲劇和外國戲劇研究領域，最主要的個案研究是對和莎士比亞的研究，對這兩位劇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幾乎是其它同一領域劇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總和，然而對這些重要劇作家的研究，包括關漢卿研究在內，有關劇作主題、作品性質、人物形象和作品風格的辨析與討論占有最大的份量。有關這些重要劇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個人獨特見解的優秀論文論?歡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牽渲兄遼?0%以上的論文和論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現有文獻以外的材料，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樣的研究從“知識的增長”這一學術發展角度上看，貢獻幾乎等于零。通過提交給國際性學術會議的論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國內學者的論文選題與境外學者之間的巨大差異，清晰可見。
我不敢斷定戲劇學研究領域存在的這種現象可以毫無保留地推之于整個藝術學研究領域，但是我相信從整體上看，要說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仍然流行重視抽象、宏觀的理論研究，輕視經驗的、個案的實證研究的學風，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實確實如此，那么社會學與人類學研究方法在近代的興起，就給我們一個重要啟示，那就是個案的、經驗性的實證研究，應該得到更多的重視，應該成為藝術學研究的主體。只有戲劇學乃至整個藝術學研究的重心轉向實證的、個案的研究，理論與觀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義。在這個意義上說，現代社會學和人類學方法對田野方法的重視，完全可能使國內藝術學研究轉向更注重個案研究和經驗性研究，同時給予這一類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評價。這樣的轉變無疑將逐漸引導整個研究風氣的轉換。
其次，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方法的引入，對于強化國內藝術學研究的學術規范，將有可能產生直接影響。
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強調個案研究與研究者直接經驗的價值，但同時更強調研究過程的規范、成果表述的規范，其中也包括經驗描述的規范。這種規范不僅僅是學術積累的需要，也是使學術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學價值的需要。換言之，在某種意義上說，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是在通過規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學。這樣的研究取向對于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視的。
中國的藝術學研究分為兩個重要群體，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學者以外，還有更大的一個群體身居文化部門所屬的藝術研究機構。以戲劇學研究為例，后一個群體的規模顯然要超過前一個群體，而且由于與戲劇創作演出的實際接觸較多，在經驗性的實證研究方面具有明顯優勢。然而無可諱言，這個被習稱為“前海學派”的學術群體長期以來偏重于戲劇藝術實踐，雖然相對而言具有比較注重經驗研究的優勢，也擁有許多第一手的珍貴的學術資源，重視藝術的當下性，但是由于不夠注重學術規范，因此很難得到學術界應有的承認。多年來，境外數以百計的人類學和社會學領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學者相繼來到國內，他們在與這個群體的接觸交流過程中獲益匪淺，文化部門所屬的許多學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過境外學者的轉述，才為外部世界和主流學術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緣于“前海學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規范化方面存在明顯的缺陷。換言之，經驗性的研究以及對經驗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過規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現出來，才擁有足夠的學術意義，才會得到主流學術界的認可，才可能充分顯現其學術價值。
因此，借鑒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鑒和汲取人類學和社會學家從事田野研究時遵循的學術規范，將會有效地彌補“前海學派”學者們在學術研究方面的弱項，使這個學術研究群體掌握的大量感性資料與經驗性材料，通過更多途徑進入當代主流學術界的視域，藉此改變藝術學的研究重心。因此，對于中國藝術學研究而言，進一步注重學術規范，使被稱之為“前海學派”的這個研究群體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將給中國的藝術學研究帶來深遠影響。
二研究視角的轉變
當然，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對中國當代藝術研究最具學術意義的影響，還是要首推它可能帶來的文化層面上的研究視角的改變。
中國現代形態的藝術學研究大致始于20世紀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學研究一樣，它之受到西方學術的刺激與影響是無可諱言的。在這一影響過程中，西方學術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打下了鮮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視角，就是一個重要的方面。簡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學主要是在歐洲的文化傳統和解決歐洲社會遇到的問題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且隨著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擴展，自覺不自覺地呈現出歐洲中心的世界觀，這種具有鮮明西方色彩的歐洲中心的人文科學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留下它的痕跡。在研究與品評中國本土藝術時，人們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習慣運用的藝術標準，比如說以西方音樂體系評價中國本土音樂，以西方戲劇理論解釋中國戲劇并且試圖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國本土戲劇，把油畫的教學體系搬用到中國畫的教學中，等等。這樣的現象存在于藝術學的多個領域，換言之，西方比較成熟的人文社會科學體系的整體植入，確實在中國藝術學研究的現代轉型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但是這種整體植入的結果與中國本土藝術以及中國人的情感經驗之間的距離，始終是一個無法回避的癥結。
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方法的引進，卻給我們一條走出這一癥結的路徑。
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給我們帶來的不僅僅是單純的田野方法，而且還包含了至關重要的文化多元觀念。雖然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起源都帶有強烈的歐洲中心主義色彩，但是二戰以后，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觀逐漸成為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的主導思想，在某種意義上說，這兩個原來受到歐洲中心主義文化觀影響最深的研究領域，現在則相反成了對歐洲中心文化觀形成最猛烈沖擊的領域，成為最堅決地推動文化多元觀和消解歐洲中心論的學術領域。這一思想方法的變化對田野研究的影響非常之深遠，而這種非常之符合當代世界潮流的學術方法的引進，對于后發達國家尤其重要，因為越是后發達國家越是需要通過文化多元觀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視本土文化傳統的價值。因此，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領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爾根時代的學者那樣，抱著了解人類童年的文化優越感，把非西方社會視為人類文明發展的早期階段，因而能夠更客觀地認識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傳統與現實的差異，在解釋它們的歷史與現實時，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礎上的互相尊重。而這樣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視角以外，多年來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還存在一個尚未得到學術界重視的研究視角，那就是一種過于貴族化的藝術觀仍然占據著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觀念不僅僅意味著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藝術活動不能以同一種標準來衡量和評價，同時也暗含了另一種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們的個人興趣，以及他們所接受的教育作為衡量所有文化行為的唯一標準。
當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們將他們的考察對象，從長期以來擁有文化特權的上流社會轉向更廣闊的草根階層時，還伴隨著思維模式的改變。事實使人們更清晰地意識到，不同地域的人們在長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價值觀念體系雖然會有很大的差異，卻各有其合理性；他們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過其自身的價值系統，才有可能獲得真正有意義的解釋。在藝術領域更是如此，藝術在本質上意味著人們用以情感交流與表達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階層的人們各自的情感交流與表達方式，在這一生活與文化圈內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對民間草根階層的藝術、趣味與審美活動的歧視和改造，強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貴族自以為是的藝術觀與審美趣味，正是現代人類學與社會學研究的禁忌。
在中國藝術學領域，這種文化貴族心態隨處可見，比如我們完全有理由對人們長期以來習焉不察的“采風”這樣的辭匯產生強烈的質疑。確實，如果說最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的藝術學創作與研究對于那些地域色彩鮮明的民間藝術活動并不是毫不關心，那么很難否認，創作與研究者們經常是以“采風”的態度去關注和研究民間藝術活動的。人們慣于使用“采風”這樣的辭匯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兩個方面的信息。從歷史上看，“采風”的制度早在秦漢時代就已經基本形成，它隱含了官方與民間二元且以官方為主導的文化價值觀；從現實的情況看，“采風”意味著藝術家和藝術研究只關注民間藝術活動作為創作素材的價值。因此，“采風”的實質，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貴族的立場上對民間藝術活動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實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幾十年里，地域色彩鮮明的和非主流的藝術樣式和優秀藝術作品，經常被主流藝術用以為創作的材料，回顧近幾十年的藝術史，我們會發現許多有世界影響的優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處理本土民間藝術元素的產品。然而，在民間藝術活動被大量地用以為創作材料而遭到掠奪性開采的同時，它們本身卻仍然被視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視為必須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擁有藝術價值的對象。
以“采風”的心態從事本土與民間藝術研究的學者，自覺不自覺地忽視了對象自身的獨立存在以及內在文化價值。因此，研究者變成了專事獵奇的旅游者，對于民間藝術對象的關注只限于與“我們的”藝術活動的差異，而并不真正關心這樣的藝術對于生活于其中的創造了它們的人們究竟具有何種價值和意義。從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角度看，我們應該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種藝術樣式、多種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異的倫理道德和習俗對于它們的主體自身的價值與意義，致力于在這些獨特的藝術與生活的原生環境中，還原它們的內涵。這樣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風”式的官方和貴族文化心態，才能獲得對民間藝術真正具有文化價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亟需借鑒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的田野方法，摒棄西方中心與貴族趣味對民間話語空間的擠壓。
三一個實例：路頭戲
如果我們的藝術學研究能夠更多地注重對現代人類學與社會學方法的借鑒與引進，尤其是徹底改變歐洲中心主義與貴族主義文化觀，那么對諸多藝術現象的研究與評價，都有可能出現根本性的改變。在我的研究領域，有一個極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說明研究視角的改變所產生的影響，那就是對臺州戲班大量演出的路頭戲（或曰提綱戲、幕表戲）的研究與評價。
近幾十年戲劇研究領域幾乎完全沒有對路頭戲的研究，然而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路頭戲卻可以說是中國戲劇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歷史，也許可以追溯到戲劇起源的年代。路頭戲之所以長期被戲劇研究人員們忽視，是由于它在20世紀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為從上而下的“戲改”的主要對象之一。而對路頭戲的批判，其理論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對路頭戲的批判與其說出自藝術的原因，還不如說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簡單的演劇方法，然而它并沒有像同時代其它那些更為粗糙、原始與簡單的民間藝術那樣獲得尊重，它從一開始就被看成是創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對象，直到現在，在多數當代戲劇史家們的眼里，路頭戲之受到批判乃至遺棄，仍然被看成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然而，當我們通過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討路頭戲的存在以及它的意義，就會清楚地看到，像路頭戲這樣一種有著千百年悠久傳統的演劇方法，它之所以會受到眾口一辭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遺棄，正由于長期以來西化的和貴族的文化視角在藝術學領域占據著統治地位。
路頭戲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圍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戲改”工作的政府官員，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較高的、經常接觸甚至直接參與話劇創作與研究的知識分子，排除意識形態的因素，在某種意義上，“戲改”簡直可以說就是在用西方的、話劇的戲劇觀，居高臨下地改造中國本土戲劇。像路頭戲這種本土色彩濃厚的傳統演劇方法，與這些知識分子所接受的戲劇學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頭戲的演劇方法被后來的國辦或準國辦的戲劇表演團體遺棄，還有另一層因素，那就是長期以來衡量藝術的標準是由傳統詩學基礎上培養的文人決定的，雖然傳統文人最終接受了元雜劇和明清傳奇，卻始終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種“花部”戲劇劇種，同時也難于充分認同民間極富創造性的口傳文學的價值。文人趣味在中國戲劇領域占據統治地位的現象，并沒有因為1950年代的社會急劇變動而真正有所變化，反而因為劇團國家化而在制度層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學性和音樂性方面很難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頭戲，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們看到，如果說晚近一個世紀的藝術學研究受到歐化的和貴族的這兩種文化偏見的左右，那么路頭戲的遭遇具有作為樣本的罕見的深刻性，路頭戲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與遺棄，正是由于同時受到這兩個方面的夾擊。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書中所敘述的那樣，路頭戲至今仍然是臺州戲班最主要的演劇方式，但這種承繼了本土文化傳統的演劇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續至今，并不是因為路頭戲演出過程中大量的即興創造在戲劇學層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給定情境與表演者個人創造之間巧妙和平衡，以及潛藏在它的即興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員之間、演員與樂隊之間的互動與內在張力，而竟然是因為在本土的戲劇市場里，戲班最適合以這樣的演劇方式營業；并且，由于在晚近幾十年里路頭戲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識形態影響較為明顯的民間戲班，路頭戲的演劇方式也正在被棄用。
有關路頭戲的藝術魅力，我已經在書中做了初步的探討，將來還會做進一步的研究。這里我只想通過它的遭遇說明，擺脫歐洲中心的和文化貴族的偏見對于中國當前的藝術發展以及藝術學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徹底轉變研究視角，路頭戲的藝術價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評價；進而，也許還有更多的藝術現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視角加以重新審視，給予重新評價。
四需要注意的問題
田野研究只是一種方法，雖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現代人類學與社會學特有的研究路徑，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個人的研究體會，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藝術學領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諸多需要注意的問題。
藝術學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標之一，就是考察藝術活動在特定文化環境中自然生成、發展的性狀。當然，對象的性狀總是會在與外界的不斷互動過程中經常變化，然而這樣的變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與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響而發生的變化，有質的區別。仍然以戲劇在晚近五十年的變化為例，雖然歷史上中國的本土戲劇始終在民眾審美趣味變化的背景下持續發生著各種各樣的變化，但是正由于這樣的變化是在戲劇創作表演的主體與觀眾的互動之中緩慢而自然地發生的，因此無論如何變化都不足以出現背離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結果；然而1950年代戲改的情況則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戲劇經歷了劇烈變化的這一改造過程中，觀眾甚至是劇團內部的創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沒有話語的權力。因此，中國戲劇的自然狀態之必然受到破壞，就是可想而知的。在這里我們看到一種外來的文化價值觀是如何被強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終會產生臬的結果。它不僅給我們留下了值得好好記取的教訓，同時還給從事藝術學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難。
這就是我們今天從事藝術學的田野研究時面臨的特定境遇，就像一個多世紀以來在幾乎所有藝術領域那樣，本土藝術在外來的文化價值觀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這一文化現實，使得從事藝術學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須非常小心翼翼。藝術學的田野研究面對的研究對象不
是無感覺的作品而是具體的人的行為，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在社會身份、知識背景與生活環境等多方面的差異、尤其是趣味的差異，很容易被處于弱勢地位的民間藝人理解為知識與藝術見解的優劣，研究者在從事田野工作時，很容易被研究對象視為強勢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對被研究者產生不可預計的影響，而這樣的影響，足以改變研究對象的原生態。
需要指出的是，在藝術學的田野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個入侵者，極易對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間藝術本體造成損害。現代人類學家喜歡說“我們的身體就是人類學研究的工具”，強調田野考察過程中研究者應該融入研究對象，在與對象的互動中體察對象及其可能發生的變化，但是在中國藝術學研究這個特殊的領域，我認為研究者應該盡可能做一個客觀和外在的觀察者，盡可能克制影響對象的沖動，因為保持本土藝術的原生態的意義，可能比改變它要重要一百倍。當然，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影響是無可避免的，只不過清醒地意識到這種影響可能導致的負面效果，自覺地將自己的影響盡可能減少到最低限度，無疑是從事藝術學的田野研究時必須遵守的職業操守。
其次，我希望強調藝術學的田野研究作為一項藝術學研究的價值，盡管我們可以借鑒人類學與社會學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這樣的研究指向應該是藝術學的而不能僅僅是人類學或社會學的。更直接地說，用人類學和社會學方法從事藝術學研究，應該是研究的重點。
每門學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圍和研究目標，不同學科的關注重點并不相同，因此，當人類學與社會學的田野方法被引進到藝術學研究領域時，人類學與社會學所關注的那些問題，也很容易同時被帶入藝術研究過程中；或者說，研究者的關注重點可能會發生偏移，也許那些從藝術學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問題反而被忽視了，這樣一來，研究很容易演變成對于藝術、藝術活動的人類學或社會學研究，而不再是藝術學研究。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當然仍有其價值與意義，然而它的價值與意義是人類學與社會學的，坦率地說，這類研究即使再有價值和意義，也不是藝術學研究。它不能代替藝術學研究，也不能幫助我們解決藝術領域最值得關心的問題。
我在從事臺州戲班的田野考察時經常提醒自己將藝術層面的問題作為主要對象，不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藝術學研究的訓練，因此只有藝術學問題才是我在專業領域范圍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藝術學領域的問題才是我所真正應該去關注和感興趣的。舉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許多有關宗教與民間祭祀、民間信仰方面的現象，我當然知道從人類學或者社會學角度對這些現象進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會相對地集中于這些現象與民間戲班的運作和表演、與當地觀眾的欣賞之間的關系，將這些現象與戲劇活動之間的聯系，小心地剝離出來，分析它們對戲班以及戲劇活動的藝術方面的影響力，尋找這些現象與近二十年臺州戲班的繁榮與發展之間的聯系。同樣，當我剖析和研究戲班的內部構成以及戲班內部的人際關系時，不僅把戲班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亞群體看待，同時更注重把它們看作一個關乎戲劇藝術的群體看待，這樣的研究當然明顯有別于一般意義上的人類學與社會學研究。
法醫學研究范文第5篇
關鍵詞：管理科學研究方法；歷史發展；實證研究；視覺；參照系；分析工具
1管理科學研究方法的必要性
科學研究方法在對管理的研究中十分重要。首先，科學方法具有客觀性，是以事實為研究依據的，這使得我們的研究真實可靠；其次，科學方法具有實證性，依靠可以由實踐檢驗的信息，使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點和不同的時間運用同樣的方法可得出一樣的結論；再次，科學方法具有規范性，研究的程序和步驟都是有序、清晰和結構化的。最后，科學方法還具有概括性，因為科學方法研究的結果適用的范圍更加廣泛。所以，在我們日常的管理活動中除使用思辨的研究方法外，還應使用科學的研究方法使我們的研究更加系統、嚴謹更具有說服力。
2管理科學研究方法的歷史回顧
管理科學的發展按照時間的劃分可歸為以下幾個階段：首先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泰勒、法約爾、韋伯為代表的古典管理階段，核心內容就是科學管理思想，以及管理過程和職能分析、組織理論等；第二階段就是20世紀的30到50年代以梅奧為代表的行為關系學說，后來發展到行為科學理論；隨后，20世紀60年代管理科學進入現代管理科學階段，也就是被孔茨所描述的“管理理論叢林”階段，這其中包括了決策理論、系統理論、管理科學及權變理論等。
管理科學發展的過程反映了管理科學研究重心的轉移，古典管理側重于對物、財及管理組織過程的管理，研究方法是以工業工程研究方法及經濟學方法為研究基礎的；人際關系學說行為科學則是建立在心理學、社會學和人類科學研究的基礎上的；而現代管理階段則移植了數學、計算機技術學、統計學等諸多科學的方法論，形成了“管理叢林理論”，而在叢林理論中的各個學派都或多或少地運用了科學的方法。
綜上所述，管理科學研究發展的特征就是管理理論的發展是和生產力的發展以及生產組織方式的變化緊密相聯。可以說是這些因素決定著管理理論的發展和變化。現代的管理科學是在實踐中進步，在實踐中發展，并闡釋實踐，引導實踐的。
3管理科學研究方法的特征
談到管理科學研究方法的特征，我們首先應該看到管理科學與其他科學的差異與聯系，這就需要我們為管理科學進行學科定位，通過課程學習我們了解到管理科學屬于社會科學范疇，所研究的是社會現象，但又同社會科學研究有所差異，其核心差異就是對人的研究方面。社會科學關心的是人類活動的功能和功效，而不涉及人類活動本身的意義。管理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人類有組織的活動及其形成的系統。它是對管理活動規律的提煉和概括，是關于對有組織活動的管理的系統化、專門化的理論知識體系。
管理科學是在對多種不同性質學科的理論兼容并蓄的基礎上經過不斷創新逐步發展起來的，是不同學科理論及方法系統集成的結果。一般地說，管理科學的成長要綜合運用數學、系統科學、經濟學、心理學。這四個學科構成管理科學研究的理論基礎。近年來，迅猛發展的計算機科學與信息技術極大地促進了組織結構的變革、管理手段的創新以及經營方法的革命。管理科學的未來發展仍要依賴多個不同學科的交叉綜合運用，依靠相關學科的支撐。
由于管理科學是一門應用性科學，其研究必須緊緊圍繞實際存在的一般性的管理問題，深入調查研究，由現象而本質，由具體而一般，抽象出科學問題并形成研究目標。憑空想象、閉門造車式的研究毫無科學價值。同時，在管理科學研究中還應注意規范研究方法，多運用實證的、實驗的、定量的研究方法，而少使用科學性不強的思辨的、歸納的、定性的研究方法開展研究，有利于提高研究的價值。
4《理解現代經濟學》對管理科學研究方法的影響
錢穎一教授的《理解現代經濟學》中試圖說明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分析框架，解釋現代經濟學中數學的工具性作用，并通過介紹現代經濟學近年來的一些新發展來澄清常見的對現代經濟學的一些誤解。該文從中國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改革人手，引入了被當今社會認可為主流的并代表一種研究經濟行為的方法框架——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框架。視角(perspective)、參照系(reference)、分析工具(analyticaltools)這三方面的理論就是分析框架的基本理論。首先是由從實際出發看問題的“視角”，這基于經濟學家的三項基本假設即經濟人的偏好、生產技術和制度約束和可供使用的資源稟賦；其次是運用多個理論作為“參照系”，使之能夠成為人們能更好地理解現實的標尺；利用各種圖像及數學模型作為“分析工具”幫助分析繁雜的經濟行為。
而在管理學中也能找到這樣的分析框架，首先是管理科學的“視角”，管理學的視角應該就是觀察、理解或研究管理學理論問題的角度，錢教授在文章中指出通過經濟學家的基本假設，不論是消費者、經營者還是工人、農民，在做經濟決策時出發點基本上是自利的，即在所能支配的資源限度內和現有的技術和制度條件下，他們希望自身利益越大越好。用現代經濟學的視角看問題，消費者想買到物美價廉的商品，企業家想賺取利潤，都是很自然的。從這樣的出發點開始，經濟學的分析往往集中在各種間接機制對經濟人行為的影響，并以“均衡”、“效率”作為分析的著眼點。經濟學家探討個人在自利動機的驅動下。人們如何在給定的機制下互相作用，達到某種均衡狀態。并且評估在此狀態下是否有可能在沒有參與者受損的前提下讓一部分人有改善(即是否可以提高效率)。以這種視角分析問題不僅具有方法的一致性，且常常會得出出人意料卻合乎情理邏輯的結論。管理學不是沒有視角，但是，迄今為止，管理學確實還沒有象經濟學這樣的一種普遍為人接受的視角，所以當今的管理學還沒有嚴密的理論體系。
接下來是“參照系”，管理學的參照系更多地體現了經濟、社會、心理和工程學等相關學科在管理中應用之成果，故必須研究各準則之間的權衡問題。根據西蒙的觀點，科學可以分為兩類：實用科學與理論科學。實用科學采用的是“如果一則一”的科學命題；而理論科學采用的是純描述性的與驗證條件等價的倫理命題。科學命題關注能得到驗證的事實而理論命題強調偏好的表述。管理欲成為一門科學，顯然應加強實證研究的建設。形成以問題為導向，也即由假設檢驗、建模分析、實驗模擬、對策建議等構成的體現科學命題的管理學研究方法。例如，西蒙提出了以“有限理性”和“滿意的準則”這兩個基本命題為前提的“管理人”決策模式。他指出，在實際中不存在“完全的理性”，因而“最佳的準則”是行不通的。實際上人們只能追求“有限度的合理性”，遵循“滿意的準則”行事。西蒙還強調“刺激一反應”的行為模式和與此相關的決策程序化的重要意義。在運用經驗加以慎重處理并使之合乎目的的條件下這種“刺激—反應”的行為模式能夠顯示出一定的合理性。錢教授在文章中提到他在美國時的教授問過他受過系統訓練的經濟學家和沒受過這種訓練的經濟學家的區別是什么?在這一問題的回答上就談到了。受過現代經濟學系統訓練的經濟學家的頭腦中總有幾個參照系，他們在分析經濟問題時具有一致性不會零敲碎打，就事論事。同樣，受過管理學系統教育的人頭腦中也應當有幾個參照系，比如，在分析組織結構時我們就應當以韋伯的官僚行政理論作為參照系，在分析管理的職能時就應當拿法約爾的一般管理理論作為參照系，在分析決策問題時，就應當想到西蒙。只有這樣，分析管理問題時才會有一致性。
最后我們來看“分析工具”。在理解現代經濟學的文章中談到的是經濟學中強有力的分析工具，它們多是各種圖像模型和數學模型。這種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較為簡明的圖像和數學結構幫助我們深入分析紛繁錯綜的經濟行為和現象。并被經濟學家證明是極其有用的。同樣，管理學也有許多研究工具，對于管理學來說管理學研究的是經濟組織的管理如何使組織以更低的成本取得更大的效益，研究管理人價值的體現問題，這就需要對經濟學的很多理論作為管理學的研究工具，因此，微觀經濟學，產業經濟學，信息經濟學本身就是管理學的研究工具。近年來發展起來的許多決策支持系統，也都是研究和分析管理問題的有用工具。數學和統計學甚至包括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耗散結構理論、協同論、突變論等在研究管理學時確實有用，管理學前輩還是給我們提供了一些強有力的“分析工具”，比如市場附加值與經濟附加值、平衡記分卡、SWOT分析法等等，它們也是研究管理學的有力工具。
在現代經濟學研究中，無論是理論研究還是實證研究借助數學模型分析會使推理更加嚴密精確，理論研究中運用數學可以減少爭論，而實證研究中運用具有一般性系統性容易被學術界所認可。在管理中數學同樣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從泰勒管理學派的管理科學學派就認為所謂管理就是用數學符號和公式來表示計劃、組織、控制、決策等合乎邏輯的程序，求解出最優的方案以實現企業的目標。管理者通過數學模型的應用使得本來難以辨別優劣的備選方案變得明晰“直觀”了，諸方案因被量化而變得可比了。管理科學的研究恰恰需要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定性是認識的起點，定量是認識的深化。數學無疑會為管理科學的定量分析提供強有力的支持。作為一種抽象的工具，數學模型有助于人們對一個復雜過程的理解，可以幫助管理者合理的決策。但它畢竟不是現實本身，而是現實的簡化與抽象，任何一種抽象都不得不舍棄對象本身的豐富性。在建立數學模型時，必須提出某些前提性假設，他們是理性思考的結果。模型的運用就是對某些假設的檢驗。檢驗的正面結果表明這些假設有道理；檢驗的負面結果卻表明必須加以修改。有這種感性認識的逐步積累，我們就可以取得理性認識獲得一定的科學知識。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管理學要成長為一門科學離不開數學這一有益的工具，在對待管理學與數學的關系時，我們必須明白，數學僅僅是管理學不斷完善自身的工具。但同時我們也必須明白，單憑數學是不夠的，作為一門研究人們的管理行為的學科，它首先必須面對的是人，它需要那些關于人的學科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