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匠精神與勞動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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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精神與勞動教育范文第1篇

關鍵詞:魯班文化；應用與實踐

學校的魅力在于它有豐富的智力背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蘊，校園文化是學校魅力的具體表現，特色的校園文化決定著學校發展的方向和教育內涵。魯班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工程師之一，也是建筑業的開山鼻祖，他在物理、數學、美學、天文等各類學科上都有不同凡響的造詣，是象征著勤勞、智慧、嚴謹、專注精神的典型代表人物。魯班文化也稱“木文化”或“石頭文化”，與傳統的其它文化和而不同，它提倡從細節入手，講究腳踏實地，注重實踐創新，教導人們增強實踐學習，將理論聯系實際，做到專注認真，追求完美。魯班文化包含魯班精神、魯班品質、魯班故事、魯班教育，以及以魯班為意象的成語格言、標志與符號。魯班文化催生著人類文明的發展與進步。武漢市新洲區辛沖街是全國聞名的魯班鎮，高度發達的“石頭文化”在這里不僅煥發著時代的光芒，而且點綴著這里的山山水水，辛沖街第二中學就鑲嵌在這山水之中。辛沖二中是一所農村初中，多年來，學校堅持把魯班文化與學校的校園文化建設相結合，有機融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為了傳承魯班文化，培養新型魯班人才，學校在總結、凝練的基礎上，提出了“魯班文化引領、社團建設育人”的辦學策略，通過廣泛的宣傳教育，不斷構建實踐活動，將其內化為師生共同的思想基礎和行動綱領，使全體師生高度認同魯班文化，確立“愛崗敬業為先，勞動教育為基，創新教育為法，效益教育為果”的魯班文化價值行為規范。

一、思想文化領域

思想是一面旗幟，是一種力量。魯班思想文化體現在校園文化建設中是一種動態表現，體現了學校管理者的價值趨向和執行能力———把魯班文化融入學校的管理服務體系中，如：辦學理念、校訓、校風、教風、學風等的形成與落實。通過“魯班文化節”“魯班文化征文”“魯班文化主題班會”等健康向上的校園文化活動，為學生搭建展現自己聰明才智的舞臺，使魯班文化在校園文化建設中不僅產生了積極的濡染、引導和示范作用，而且還有效促進了學生的個性發展與生成，從而有效地實現了學校高質育人、創新發展、全面提高的教育目標。

二、物質文化領域

魯班文化體現在校園物質文化建設中是硬件和環境建設，也是魯班文化物化的表現，更是校園文化的鏡頭表現。學校致力于把優美的校園環境、寧靜的園廊作為各類活動的載體，并寓魯班文化于其中，不斷開拓學生視野，陶冶學生情操。學校科學規劃了魯班文化的空間環境，如魯班園（觀賞園、實踐園、科技園）、魯班文化長廊、魯班文化墻、魯班文化音像等校園環境，充分發揮了環境的暗示功能、引領功能和育人功能。

三、活動文化領域

當今社會是一個開放的社會，社會實踐活動對學生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它不僅彌補了課堂教學的不足，更重要的是為學生提供了一個廣闊的實踐環境和舞臺，讓學生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中認識自己，了解社會，然后按照自己的想法調整自己，縮短自我與現實的時空距離，培養自己的興趣和能力。對此，學校構建了魯班活動文化系列，如：魯班人物訪談、走近魯班等，不僅加深了學生對當地建筑業的了解，懂得了家長外出打工的辛酸，而且增強了對社會的認同感和自己成長的信心與動力。再如，通過魯班故事會，對學生進行傳承規矩、創新工具、精美建筑、誠信服務的魯班精神教育，培養學生樂學、善思、篤行的好習慣，讓學生做弘揚工匠精神、掌握科學技能的傳承者和弘揚者。

四、文化陣地領域

工匠精神與勞動教育范文第2篇

“以名舉實”的認識論和“天有意志”的鬼神觀

墨子確認客觀存在的真實性，主張“以名舉實”。他說“所以謂，名也；所謂，實也。”[2]346“舉，告以文名，舉彼實也。”[2]349這就是說，客觀世界是實實在在的，由這種客觀世界的實在反映到人們的頭腦中才構成“名”，（概念、觀念），“名”是由“實”而獲取的。墨子認為，人類的知識是從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得到的，進而強調實踐的重要性。梁啟超著《墨子學案》，有云：《經》“知，材也。”（《經說》），“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即指思維的神經系統）《經》“慮，求也。”（《經說》），“慮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齯。”（即指思維）。《經》“知，接也。”（《經說》），“知也者，以其知道物而能齯之，若見。”（即指客觀的反映）《經》“忽，明也。”（《經說》），“忽也者，以其知論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3]3215（即指認識事物）認識事物的4個要素：感官、思維、感覺、推理，作為不可或缺的過程有機地聯系起來了。墨子以重實為條件來認識客觀世界。他主張耳聞不如目見，目見不如親自動手實踐。他強調“以察知耳目之實”為“察知有與無之道”[2]252。然而墨子何以從“以實舉名”的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又跳到了“天有意志”的“天命”論呢？他不過是將自己的意志說成“天”的意志。他說自己的意志，是完全符合天的意志的。他自己說：“子墨子之有天之意。”[2]234“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2]221“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將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之為刑政也。下將以量天下萬民為文學、出言談也。觀其行，順天之意，謂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謂之不善意行。”[2]234孔子否認鬼神，墨子則堅信鬼神的存在。墨子的“天志”，即天老爺之意志，亦即“天下之明法”，是他的規矩。“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2]217“疑惑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2]251墨子一方面重實際，一方面又把“天志”、鬼神當作信條，這是怎么統一于他的學說中的呢？原來墨子認為：“今若使天下之人，皆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則天下豈亂哉？”[2]251他是為了借宗教鬼神當作推行他政治主張之萬能的工具。故他說：“當若鬼神之賞賢如罰暴也，蓋本施之國家，施之萬民，實所以治國家、利萬民之道也。”[2]266在他看來，這樣去擴大宗教的作用，將宗教的作用現實化，就可以取得人民大眾的服依。墨子為實現其政治改革運動，組織了一個宗教團體。一方面宣傳教義以擴大其政治影響，另一方面借籍其教義去訓練信徒，“以自苦為極”的精神去履行教義。《淮南子•泰族訓》說：“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1]1204在當時，墨家學派人數眾多，多具社會活動能力。《墨子•公輸篇》說：“臣之弟子禽滑離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2]472《孟子•滕文公下》說：“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即歸墨。”[4]155由此可見，墨家學派的勢力及其社會活動的能量是很大的，支配了當時社會的一面。墨子信徒的堅定性、紀律性、實踐性及其以“自苦為極”的犧牲精神，爾后都存于中國農民乃至中華民族的血液之中，構成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兼相愛”、“交相利”和“尚賢”、“尚同”的政治學說

墨子主張兼愛、非政、尚賢、尚同、天志、明鬼、非樂、天命、節用、節葬等，同儒學展開了一系列的政治學術思想的論爭。在當時幾乎有壓倒儒家的優勢。墨子代表農民階級的利益，對孔子主張的封建等級制度給予否定，明確提出“兼相愛”、“交相利”的政治學說。墨子主張“愛無差等”，“兼以易別”。故他說：“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故諸侯不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篡；人與人不相愛，則必相賊；君臣不相愛，則不惠忠；父子不相愛，則不慈孝；兄弟不相愛，則不和調；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傲賤，詐必欺愚。”[2]125墨子認為封建等級制度的“別”乃萬惡之源，要“兼以易別”，只有“兼愛”，方能使天下大利。故說：“兼以易別„„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也。”[2]137墨子主張“兼相愛”與“交相利”是結合在一起的。他重視人與人之間在現實生活中的利益關系。他提出，人與人之間只有在“交相利”的基礎上才能實現“無差等”的相愛，平等兼愛的社會才能實現。故說：“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2]122墨子主張“兼相愛”、“交相利”的平等社會是不難實現的，他反對人剝削人的社會制度，主張人人都要參加生產勞動，人人都應有平等的享受勞動成果的權利；他反對貴族的奢侈，也反對儒家提倡的厚葬，提倡社會生活的節儉。墨子在他所處的時代，看到大變革中農民的痛苦，除苛金賦稅勞役之外，還有各國之間的戰爭，因此他提出了“非攻”的政治主張。“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為馬也。童子之為馬，足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為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為事。”[2]401墨子抨擊當時各國之戰爭不僅給物質生產資料以巨大的破壞，而且摧殘社會勞動力，是全社會的最大危害。在《墨子•非攻上》中，他的弟子宋研曾以“非攻”之說去游說，而罷秦楚之兵。為著實現他的“非攻”理論，墨子和他的弟子還動手制造了不少軍事器械，這種軍事器械對防止戰爭起了很好的作用。墨子為了止楚攻宋，行十日十夜而至郢，見公輸盤，通過論辯和攻防的模擬對演，戰勝了公輸盤，說服了楚王，化解了楚攻宋的一場戰爭。有史料記載：墨子“用咫尺元木”做成了擋車輪子的車橫木，能載重三十石行走遠路。他為了阻止楚國攻打宋國，制造了守城器械，在楚王面前，同公輸般表演了一場防止用云梯攻城的戰斗，一連擊退了公輸盤先后使用9種辦法的進攻，迫使楚王放棄了攻宋的念頭。墨子的政治學說，除了“兼愛”、“非攻”之外，還主要表現在“尚賢”和“尚同”的主張之中。所謂“尚賢”，就是要崇尚賢才。墨子認為“尚賢”乃“為政之本”。“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2]49墨子一面反對封建宗法世襲制，一面主張由賢能來掌握政權。墨子認為封建宗法世襲制使“民饑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勞而不得息，亂而不得治。”[2]66墨子主張：“王公大人明乎以尚賢使能為政，是以民無饑而得食，寒而得衣，勞而得息，亂而得治者。故古圣王以尚賢使能為政而取法于天。雖天亦不別貧富、貴賤、遠邇、親疏，賢者舉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廢之。”[2]66-67墨子進一步主張：“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2]52“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服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2]52由是可見，墨子之賢能政治學說，乃一種打破身分界限限制，包括“農與工肆之人”的民主平等政治學說，在他看來，“天子為天下之仁人”，當由萬民選舉而立。墨子主張，理想中的“賢人”、“仁人”、“天子”并非脫離生產勞動的“治人者”，而是要和其他社會成員一起參加生產勞動。《莊子•天下》中有言曰：“禹，大圣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為墨。’”[5]863在墨子《尚賢》、《尚同》的政治學說中有其閃光的智慧。第一，“天子”與“萬民”皆是平等的，政治上平等相處。只要你是“仁人”、“圣人”，不問你是農民還是工匠，都有可以被選為“天子”的平等機會；第二，“天子”不是世襲的，不是等級制的產物，而應由“萬民”來公選。第三，凡是有才能的人，天子皆有舉的義務。他說：“是故昔者堯之舉舜也，湯之舉伊尹也，武丁之舉傅說也，豈以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哉？惟法其言，用其謀，行其道，上可以利天，中可以利鬼，下可以利人。”[2]77墨子在《魯問》中陳述了他關于政治學說的十大主張：“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謠辟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2]459其十大政治主張的核心是兼愛。墨子的政治學說在兩千多年前的社會大變革中，反映了農民階級的利益訴求，適應了時代潮流之需要。在其政治學說體系中提出了具有時代特色的“兼相愛、交相利”，提出了“非攻”，提出了“尚賢”、“尚同”等思想，這些都是有積極意義的。這些思想直到21世紀仍有啟迪作用。環顧當今的世界，看看中國今日之現實，要構建“和諧世界”與“和諧中華”，難道不可以從墨子的政治學說中吸取有益的政治智慧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