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貨量化交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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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量化交易策略范文第1篇
此前，國內四大期貨交易所紛紛推出期權仿真交易，在衍生品市場期權成了近期的關注焦點。
特別是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以下簡稱“中金所”）啟動全市場股指期權仿真交易后，如同吹響了國內期權在金融衍生品市場的進展號角，尤其引人矚目。
11月15日，中金所副總經理戎志平在參加由香山財富論壇、中國證券投資基金年鑒、凌志軟件共同舉辦的“2013量化投資實踐應用高層研修會”上認為，股指期權將對市場帶來革命性影響。
5天后，中金所副總經理胡政也在第四屆期貨機構投資者年會上明確提出將加快期權上市的準備工作，并將期權作為未來衍生品發展的重要戰略。
業內人士普遍認為，2014年將是“期權元年”，而股指期權或成為金融衍生品市場的新突破。
啟動仿真交易
11月8日，中國金融交易所正式啟動了滬深300股指期權合約仿真交易，共有25家會員參與，同時，中金所還組織了期貨公司進行期權業務培訓。
從首日的交易情況來看，市場交易整體平穩理性，技術系統運轉正常。據介紹，合約乘數為每點100元人民幣，合約類型為看漲期權和看跌期權；參與仿真交易的法人和自然人賬戶共190個，全天共成交103355手。
11月15日，證監會召開新聞會，新聞發言人介紹了股指期權仿真交易啟動以來的有關情況。發言人還表示，股指期權在金融衍生品市場中占據重要地位，證監會將根據資本市場的整體發展狀況及實體經濟的現實需求，指導相關各方繼續推進規則制定、市場培訓、投資者教育、技術系統開發等各項準備工作，待條件具備、時機成熟時適時推出股指期權。
與國內剛剛起步不同，股指期權于1983年在芝加哥期權交易所誕生，至今經歷了三十年的高速發展。據世界交易所聯合會的統計，2012年全球場內期權總成交量是99.1億手，這個成交量里金融期權占了98.3%，和期貨成交量相當，金融期權是絕對的主力。
“在金融期權里面分為兩大塊，一個是股指期權，一個是各股和ETF期權，股指期權大概占了全部期權成交近2/5的規模，所以說股指股權是真正的大牌品種。” 戎志平表示。
目前，股指期權其交易量約占據全球場內衍生品交易總量的四分之一。業內人士認為，國內推出股指期權后，金融衍生品市場必將面臨新突破，勢必將超越股指期貨，成為國內第一大金融衍生交易產品。
引入做市商
此前，中金所副總經理戎志平在“2013量化投資實踐應用高層研修會”上公開表示，中金所將推出做市商制度，歡迎各類機構投資者參與做市商業務，具備條件的投資者均可申請。
做市商是一個好聽的名字，通俗的講就是讓機構在里面做市，在香港叫“莊家”，股市投資者對“莊家”應該耳熟能詳，大多沒有好印象。
在會議上，戎志平詳細闡述了中金所引入做市商的理由。
模擬1000個交易日，做一個測算。發現最保險的情況將來每個月有230個合約，這么多合約，投資者的資金勢必比較分散，各個合約流動性就可能不足，或者不平衡，大部分交易不一定活躍，這樣對市場穩定和平行運行會造成很大困擾。尤其對于量化投資者來說，如果當天有很大的差位，你想出都出不來。
從國外的情況來看，全球十大交易所合約都有做市商，唯一例外的就是韓國的沒有做市商，它的合約有高度投機性，很難說在證券市場上發揮健康的功能。據了解，韓國現在對這個合約也進行了改進，一方面是把合約變大，另一方面是引入了做市商成為風險管理的工具，而不是投機的籌碼。
所以說做市商進來提供流動性是非常必要的，可以提高市場效率。
戎志平認為，引入做市商不會影響市場的公平。和香港不同，在內地市場，做市商在做市時和普通投資者一樣一起參與撮合，成交上沒有任何優先，混合在一起來撮合，不會影響公平。
但做市商承擔了風險，交易所在交易的手續費上可能會做出一些特別的安排，給它一個優惠，做適當的補償。這不會形成價格和信息上的優勢，中金所會對做市商的評價系統形成嚴厲的監管。
做市商制度，為投資者尤其是量化投資人進出市場提供了便利，想出來的時候有人提供對手盤。引入做市商后，買賣投資者，可以通過你的終端發出詢價，你無需告訴他想買或者是想賣，做市商必須給你回應，且同時報量，可能一個合約有幾家做市商同時給你選擇方向成交，這為投資者提供了便利。
“中金所7月至9月開展了做市商制度有關的合作課題，目前20余家期貨公司已做好技術準備。” 據業內人士透露，“借鑒國外經驗，交易所接受擁有自營資格的期貨公司的現貨子公司以及券商成為股指期權做市商的可能性很大。”
推出組合保證金
除了引入做市商，戎志平還介紹了中金所在股指期權上的保證金制度——組合保證金。
期權市場合約非常多，大部分投資者基本上是要持有到期的，一個合約持有到期會占用很多保證金，尤其對于做市商來說一會兒買，一會兒賣兩邊都收保證金。從其他交易所的期權仿真交易來看，虛擬的保證金進去，幾天就沒有了，保證金的效率低，首先會影響市場效率。
將來期權保證金如果按正常收的話可能很高，一些投資者覺得那么貴，還不如買虛擬期權，哪個便宜買哪個，這樣的話會引起過度投機，尤其是散戶投資者。從國外或國內的OTC市場來看，這是市場普遍規律。
為解決這些問題，中金所正在研究、計劃推出組合保證金方案，主要原理是將買方繳納的權利金提取一部分作為保證金。對跨期組合等期權交易策略而言，有望降低30%到90%的保證金，采用組合保證金有利于套利者進場交易，激勵投資者同時做策略交易。
產生諸多收益
“股指期權出來以后，它可能對行業產生重大的影響，它引起了整個期貨行業大的變革，整個市場的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會議上，戎志平不掩飾股指期貨對市場帶來的影響，“現在我們看期貨公司，排在前面的都是券商系，這些期貨公司之所以排在前面，主要是股指期貨做的。所以股指期權進來以后，它應該和股指期貨有相當的市場，我們相信對期貨市場本身會產生很大的影響。”
言外之意很明白，首當其沖，最大的受益者是券商。有分析人士直言，股指期權推出后，整個券商行業大約能提高50%的收入。
其次，受益的是資產管理和投資者。戎志平認為，有了股指期權以后，可以為最終的用戶，為零售的客戶開發各種保本的產品到期權市場對沖保本產品的風險，這是一個革命性的變化。
另外，可以豐富量化投資策略。“國內的量化投資還處在非常困難的時刻，規模不大，策略單一，業績沒有明顯的優勢，大部分還是在做一些α投資。”面對會場眾多的量化投資者，戎志平談了股指期權對這個領域的影響，“我想股指期權出來以后會極大的豐富量化投資的策略。”
期貨量化交易策略范文第2篇
回國的兩個月來，王瑞軍一直沒閑著，除了經營他的公司以及由他創立的中國量化投資學會（以下簡稱“學會”）之外，差不多每周他還會到北京東城區石雀胡同里的一家名為“融洽”的茶館，跟金融圈的精英們交流心得，并談一談他眼中的量化投資。
作為中國資本市場、商品期貨市場最早的參與者，中國鄭州商品交易所最早的“紅馬甲”（指證券交易所內的證券交易員，因穿紅色背心而得名）之一，王瑞軍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創新性地運用交易平衡點系統和波動交易系統來交易，是最早把物理學的動量、沖量理論運用到實踐中的交易員。
國內量化投資不及國外
深諳國內外金融市場狀況，讓王瑞軍更加清晰國外市場在量化交易上所具有的優勢，對他們的“賺錢策略”，他也有所了解：“有主動管理基金， 這些都用自己研發的策略，這些策略中有的是挑選公司（以巴菲特為代表），有的做價值和動量的策略，有的做統計套利，還有的做非常短線的高頻交易 （以Quantlab和Citidal為代表）。很大一部分公司都做統計套利，用統計模型來做。還有一類做激進投資的， 就是先買或賣很多股票，然后去影響公司發展，從中獲利（以William Ackman為代表）。”
王瑞軍認為，當前總的趨勢是算法交易類的公司（用計算機來完成全部自動化）的整個訂單尺寸在縮小，數量在增加。“現在這些算法產生的交易量占整個交易量的70%以上。股市的交易量也在分散，以前集中在紐約證券交易所， 現在開始分散到各個股市和暗池交易里面。從整個業績狀況來看，那些做長線的收益比較好，因為他們順應了市場， 做短線的整體利潤率在變小，競爭日趨激烈。量化公司規模方面，小的有幾千萬，大的也有數十億，而巴克萊的量化基金規模超過了1.6萬億美元，收益率高的能達到30%以上，比如西蒙斯的大獎章基金，2008年的收益率達到驚人的80%。”
再來看看國內的狀況，顯然并不樂觀。但讓王瑞軍欣慰的是期貨市場：“國內期貨量化的發展相對是較快的，我回國后發現不是量化策略的基金產品基本已經發不出去了，這也歸功于期貨市場的高杠桿所帶來的殘酷性，大家都想尋找一種相對比較可靠的、穩定的盈利模式，量化由于在海量大數據處理和分析上的優勢，統計上的高概率優勢，執行上的一致性優勢和低成本迅速復制擴大產品規模上的優勢，被國內市場迅速推廣開來。”王瑞軍說，從他接觸的情況來看，期貨量化基金產品普遍收益率比較穩定并且較高，這也與期貨市場在量化方面的先發優勢有關。
但這些發展也僅限于期貨，其他板塊則有些黯淡：“有統計數據顯示，2008年以來，所有的公募量化基金的業績都普遍不好，最大回撤有的竟然達到30%多，而盈利最高的年化收益率也只有20%左右，夏普比率（sharp ratio）最高才0.15左右。”王瑞軍認為，這樣的產品是很難吸引人的，主要是因為國內的政策環境、基礎設施環境都比較差，量化基金采用的策略非常單一，基本上都是財務數據分析加上簡單的動量反轉策略，不能有效對沖風險，并且在執行上大多也不能完全自動化。“可以不客氣地講，國內大部分的量化基金都是偽量化基金。”
多方原因催生“偽量化”
關于“偽量化”這個話題，在王瑞軍看來，這是由多個方面原因造成的，比如說數據問題――量化交易需要大量歷史數據做統計分析，然后再建立實戰模型，但是在現階段，我們所必需的一些數據不完整或是不準確，都將影響量化交易的進行；同時，國內的基礎設施建設還與國外存在很大差距，通道建設、軟件建設都不完善。而阻礙量化交易在國內發展的關鍵問題，也是最讓王瑞軍頭疼的問題是，國內量化交易人才嚴重匱乏，現在這些做量化交易的人主要是從國外回來的一批，本土人才極少，再加上管理這些人才的老大們又很少有懂得量化交易的，這導致國內量化交易停滯不前。
由此，王瑞軍決定創辦中國量化投資學會，這是他極為認可的能有效推動量化交易在國內發展的方式。目前，該學會組織業內頂尖專家，主編了《量化投資與對沖基金叢書》，同時，各分會還不定期組織學術沙龍，并提供平臺供業內人士進行項目合作，包括求職招聘、資金對接、產品合作等，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建立和培養著中國量化交易資源及人才。
然而，如果人人都懂得了量化交易，這不是在砸自己的飯碗嗎？誰愿意給自己培養那么多競爭對手？
面對這個問題，王瑞軍顯得很淡然：“人無我有，人有我優，人優我轉。” 這句話正好印證了最近十年他所做的：2004年，王瑞軍和一位從美國華爾街回來的朋友一起開發量化交易工具，率先在國內運用雙向夾板、交易機關槍等算法的交易工具進行大宗商品市場交易，2008年之后，又運用中低頻模型進行交易，近兩年則側重高頻交易模型的應用。
其實在王瑞軍看來，一個存在競爭機制的市場，一個優勝劣汰的市場，才能培育出那些處于全球金字塔頂尖的公司（像美國的谷歌和蘋果），反之，如果公司在市場上處于壟斷地位，在公司內部由世襲取代人才的引進，掌權者不求創新只保無錯，久而久之，就如同一潭死水，水不外流，也無流進，最后只能變成一潭臭水。因此，競爭機制的形成，以及良好的人才培養與選拔機制才能使公司基業長青。
除此以外，縱觀歐美金融市場，隨著時代與科技的發展，主觀主義交易正在逐漸被量化交易等適應市場發展的智能交易方式所取代，金融公司的發展趨勢就是一個軟件公司，跟不上這種趨勢的銀行和投行倒下也是不可避免的。按照王瑞軍的話說便是：“冷兵器時代的大刀長矛如何敵得過現在的飛機大炮”。
建立規則是成本最小的方式
無規矩不成方圓，秦國的商鞅變法，讓中國歷史上首次出現了“法治思想”，無論王侯將相，皆以法為先。
法治也是量化交易取勝的根本，即讓規律以規則的形式固化下來，讓電腦按規則去執行，這其中就避免了一些人為主觀意識所帶來的風險。可以說是規則成就了量化交易，而量化交易成就了王瑞軍。因此，對于規則，他有著更深的認識：“建立規則是一個社會成本最小的方式，規則也是一個社會文明的標志，一個企業能戰勝別的企業脫穎而出，規則和頂層架構設計在其中起到核心的作用，對于做交易而言，一個堅守規則的操盤手肯定要優于一個自由散漫的主觀交易者。”
然而每當國內頻頻在政治經濟領域出現因為不守規則而“出局”的人的時候，總會給一些海歸的人帶來些許困惑――原來國內的人都這么玩兒。這應該讓人倍感惋惜，不是為那些早該“出局”的人惋惜，而是為了當下規則的約束能力以及人們對于規則的自我約束能力不夠而惋惜，或許這個問題不光是制定規則的人要面對的，也是每一個身在其中的人所要思考的。
當然，現在的王瑞軍并不擔心這些，因為剛剛結束的“十”上，關于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講話給了他足夠的信心：“至少現在，將先進的交易方式帶進國內的交易市場不會那么蹩腳。”
“寬客”們的公益心
除了做自己的量化投資以及學會活動，當下最令王瑞軍勞心的便是公益事業。“我們的學會將盡力做一些公益活動，比如為貧苦地區兒童支教，同時也會給偏遠地區的學校捐贈凈化水的設備，畢竟現在中國水資源的污染實在是太厲害了。通過這些公益活動，也想引起大家對于環境污染的重視，歸根結底，教育是最大的問題。”對于這樣的現狀，王瑞軍有些無奈，卻也沒有太多辦法：“我們將盡力做一些我們力所能及的事情。”
期貨量化交易策略范文第3篇
曾經，“對沖”在中國資本市場還是比較敏感的詞匯。2010年，股指期貨蹣跚而至，融資融券和轉融通也相繼出臺。股市投資思維從單向做多擴展為雙向的做多和做空。
10月23日，保監會連續公布關于《保險資金參與股指期貨交易規定》和《保險資金參與金融衍生產品交易暫行辦法》的通知，從公布的通知可以看出對保險資金投資范圍的進一步放開，市場分析人士對此的理解為希望通過擴大原有的投資范圍、完善監管機制以及組建投資團隊，為保險資金入市提供更好的資本對沖工具。
對此，國泰君安證券研究所金融工程小組分析師蔣瑛琨認為，我國資本市場已進入對沖時代，金融工程與衍生品研究在中國市場的重要性已經凸現。
投資理念的革新
對沖基金在海外已經走過了逾60年的歷程，見證了海外資本市場的變革和金融衍生品市場的成長與繁榮。從2010年以來，中國資本市場也進入對沖時代。對沖時代下會對市場帶來哪些變化？對投資格局有什么創新？我們該如何面對？
根據現資理論的資本資產定價模型，一個投資組合的收益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市場提供的相對收益，或β收益；另一部分是投資管理人提供的超越市場的超額收益，或α收益，也是絕對收益。一個投資組合的風險也包含兩部分風險，即市場風險或系統性風險，以及投資組合的特定風險。特定風險不能完全去掉，只能分散，而系統風險可以通過相應的期貨等工具進行對沖。市場風險對沖后的投資組合回報就是市場中性的絕對收益，也就是所謂對沖基金追求的回報。過去，投資者只關心投資收益，卻沒有意識到其中隱藏的風險；只關心某個策略當下能賺多少錢，卻并不知道這個策略未來在市場風格變化后是否還能繼續賺錢。在對沖時代，投資更應看重風險調整后的收益，即投資的性價比。貨比三家，在同等風險下，不同策略能帶來怎樣的回報？投資者會看重長期穩定和持續的α。
在單向做多的投資思維中，我們的投資一直靠天吃飯，也更關心指數點位。在雙向投資時代，投資可以不必靠天吃飯，投資者更關心純粹的市場中性的絕對收益。
另一方面，對沖帶來了收益中α與β的分離，同時使投資策略也衍生出可轉移α等創新策略。如同包子或比薩餅一樣，相對收益的“皮”和絕對收益的“餡”可以分開，也可以構成不同的組合。例如，債券組合的β可以融入來自于股票或商品市場中產生的α，以增強債券組合的收益，這樣，不同資產市場中的絕對收益α能力可互相轉移及組合。
對沖時代將促使量化投資理念和方法得到更廣泛的認同和發展。對沖雖然并不一定意味著狹義的量化投資模式，但量化投資中對風險的量化觀念以及對衍生工具的應用都會融入對沖投資策略中。基于數量模型的量化投資也具有在多證券和多資產市場中發現差價的天然優勢。
工具化時代來臨
過去兩年的A股經歷了一跌再跌的熊市，有人將之歸咎于股指期貨做空的推手。其實，恰恰相反，股指期貨的引入使A股現貨市場的波動性降低，期現套利投資者也逐步成為市場穩定的有效力量。
伴隨對沖時代的來臨，市場需要更多β型場內工具和金融衍生品工具。場內指數型基金和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ETF）等成為配置和交易的工具。可以發現，股指期貨的推出促使ETF規模顯著增長，也大大促進了交易活躍性。除了傳統的β，還有另類β工具，如策略指數和杠桿指數基金。時下活躍的場內分級基金和場外結構化產品正填補了杠桿工具稀缺的空白。
工具型產品更加標準化、風險透明化，在信息不對稱的股票市場中，相對于個股選擇，是更適合大多數個人投資者的投資工具。
當然，在股市震蕩中，在對沖時代來臨之際，我們目前還缺少足夠的衍生品工具，還面臨不同瓶頸，我們必須正視并尋求解決之道，這也是對沖時代中國資本市場發展的必經之路。
對沖基金新型策略崛起
市場持續低迷，對沖基金卻迎來了各種機遇，新型投資策略產品加速崛起，但在不同市場環境中，不同策略的業績差別較大。
“對沖基金是最近這兩年才開始慢慢出現的，這之前私募證券基金都是做傳統的A股多頭，最近兩年才出現使用新的投資策略的產品。”融智評級高級研究員包桂芝表示，今年以來，新基金法的修訂明確了私募基金/對沖基金的法律地位；信托公司證券賬號放開、期貨公司獲批資管資格等都是對沖基金發展中的有利因素。
她說，“最近兩年低迷的市場行情為對沖基金創造了探索新策略的機會，大家都特別關注對沖基金各種新型策略。今年，一些國外的大型對沖基金公司也開始進入中國，因為他們看好對沖基金在中國的發展前景。”
光大證券另類投資部總經理葛新元近日也對外表示，中國對沖基金的發展是整個市場發展的必然趨勢，各種金融工具估計在今后三五年內將加速出現。
據私募排排網統計，截至2012年9月底，具有業績記錄的對沖基金表現差強人意。
數據顯示，近1個月所有策略產品的平均收益率均低于同期滬深300的表現；近3個月只有管理期貨、相對價值策略和債券基金獲取絕對收益，收益率分別為18.23%、1.17%和0.29%；近6個月收益率管理期貨和宏觀策略這兩個策略占絕對優勢，收益率在10%左右，同期滬深300收益率為-6.59%；近1年收益率兩極分化較嚴重，宏觀策略的平均收益率為47.89%，股票策略的平均收益率為-7.06%，同期滬深300指數的收益率為-11.16%。
“不同策略在不同市場環境中的收益能力會不同。”包桂芝表示，把時間拉長點看，就能看出一些策略的優勢，比如管理期貨，與股票市場的相關性很低，相對價值策略的收益一般比較穩定，在市場好的時候可能沒有指數漲得多，但市場不好的時候跌得比市場少，或者能夠獲取正收益。
受限于各種瓶頸，目前國內對沖基金規模還不大。
投資品種、投資工具的缺乏是對沖基金發展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包桂芝介紹，與海外成熟市場相比，目前國內可投資的品種較少，除了傳統A股做多，可投資的金融衍生品只有一個滬深300股指期貨，做空機制雖然開始放開，但可做空的股票數量有限，并且在實際操作中難度也較大。
其次是人才缺乏。包桂芝認為，中國的對沖基金剛剛開始發展，尤其是新型策略的產品，比如量化、對沖、期貨、宏觀策略等，都需要這些方面的專業人才。即便是國外成熟的策略，在中國市場也有一個適應本土化的過程。
期貨量化交易策略范文第4篇
2011年上半年私募業績排行榜上，博弘投資的劉宏包攬冠亞軍，博弘定向增發指數型基金4期與博弘定向增發指數型基金1期上半年收益分別是36.91%與34.52%，比第三名――曾是明星公募基金經理出身的芮昆產品“呈瑞1期” 22.56%收益，足足高出10多個點。
我跟劉宏打過交道。他給我的印象是個怪才，曾經送給我一本書，叫做《像曹操一樣活著》，對量化投資有很深的研究。
在我印象中，量化投資以控制風險為優勢。劉宏過去的產品基本都很低調，收益也不溫不火啥，啥時候成了高收益的冠軍產品了？
他的這個大獲全勝的產品，名字就很量化，叫做“博弘定向增發指數型基金”。
我八卦了一下這個產品的路數。
原來，劉宏他們公司在去年年初的時候，就一直想用阿爾法策略做一個產品。所謂阿爾法策略，就是基金的實際收益超過所承受風險對應的預期收益的部分。他們覺得，選股風格的投資策略風險太大，也不是他們的強項。他們嘗試了一些方法，發現定向增發是個不錯的方向。
劉宏說，定向增發股本來就是好的投資標的，一方面，定向增發本身就是打折的股份，另外，他們統計過，上市公司的新增資本，平均融資規模在13個億，顯然，這些有錢的公司，往往比沒有增發的同類公司有更多成長機會。
事實上，他們這個產品也磨合了4-5個月，先是自己造了一個定向增發指數。如果資金規模足夠大，或許他們本可以做一個全樣本投資。然而，畢竟資金規模所限，他們用一些量化方法，被動剔除一些不好的品種，形成了一個對定向增發指數抽樣復制的基金。
他們的剔除標準也很簡單：持有周期與上市公司行業周期不匹配，不要；上市公司募集資金不是主營業務，尤其是愛投資高科技方向的，不要；水比較深的券商評價不高的，不要！
我知道不少都以定向增發為主題的私募基金，比如凱石投資、上元投資等，我奇怪的是，這些公司或基金經理對定向增發研究多年，怎么反倒還不如這樣一個被動的基金業績顯著。
我不禁問了原因。
劉宏說，很簡單，風險特征不一樣。他們之所以選擇指數產品，就是想分散風險，羅列那么多指標，就是想做得被動。今年行情的風險比較大，所以劉宏的風格反而發揮得游刃有余。
可以說，劉宏苦熬多年，他堅守的量化投資第一次有了公眾認可感。然而，這位從事量化多年的基金經理，最近也有新的煩惱――原來，就算這樣的量化高手，目前信托法上股指期貨的指引，根本沒法讓他們在股指期貨上有用武之地。
原來，劉宏他們最近正在籌備發行一個要充分運用股指期貨方法的基金。但是，苦苦等來信托投資股指期貨新規――7月11日中國信托業協會的銀監會《信托公司參與股指期貨交易業務指引》，劉宏覺得明顯不夠用。
他提到，不能發揮的原因很多，比如《指引》指出，信托公司集合信托計劃參與股指期貨套期保值交易時，其在任何交易日日終持有的賣出股指期貨合約價值總額，不得超過該計劃持有權益類證券總市值的20%；在任何交易日日終持有的買入股指期貨合約價值總額，不得超過信托資產凈值的10%，顯然額度太少。
另外，中金所規定，一個賬戶上限只有100份股指期貨合約。
“我們知道監管層不想把這個游戲搞亂，但對我們這種熟門熟路的投資者是一種傷害。我們想要的是一種境界是，需要用這個工具的投資者能自由使用。我們是需要者，也是懂得如何使用的人。”
如今，劉宏他們可能會通過有限合伙LP募集資金，但未必進行信托計劃，至于賬戶合約限制，他們可能會以陽光私募子基金的方式，盡可能繞開管轄范圍。
期貨量化交易策略范文第5篇
對于“8.16”事件的發生，有業內人士擔心量化投資會因此受到沖擊。但本人的觀點恰恰相反，“8.16”事件對于量化投資在中國市場的規范化發展將起到積極的推進作用。實際上，在8月30日證監會的《光大證券異常交易事件的調查處理情況》中，證監會已經很清楚地表明了官方態度：要求證券期貨經營機構要高度重視對新型交易方式、量化交易軟件和信息技術系統的管理，確保風險可測、可控。在創新業務中要平衡處理好交易效率和交易安全的關系，興利除弊，防范可能存在的系統性風險。證券期貨交易所要進一步加強和改進一線監管，完善有關規則制度和應急處理機制，切實維護市場安全穩定運行。
其實在“8.16”事件中，光大證券所犯下的錯誤是很低級的。根據證監會的調查，光大證券策略投資部自營業務使用的策略交易系統，包括訂單生成系統和訂單執行系統兩個部分，均存在嚴重的程序設計錯誤。其中，訂單生成系統中ETF套利模塊的“重下”功能（用于未成交股票的重新申報），在設計時錯誤地將“買入個股函數”寫成“買入ETF一籃子股票函數”。而且該交易系統于7月29日實盤運行，至8月16日發生異常時實際運行不足15個交易日，“重下”功能從未實盤啟用，嚴重的程序錯誤未被發現。而訂單執行系統錯誤地將市價委托訂單的股票買入價格默認為“0”，系統對市價委托訂單是否超出賬戶授信額度不能進行正確校驗。并且光大證券的策略投資部長期沒有納入公司的風控體系，技術系統和交易控制缺乏有效管理。此外根據交易軟件提供商銘創科技所言，是應光大證券的要求將交易系統中的風控模塊去掉，而改放在策略層面來檢查風控。可見，只要切實做好風控工作，嚴格新技術、新策略的上線流程，在交易系統上線之前，做好嚴格的測試，各種情景模擬和壓力測試，那么，光大證券的烏龍指事件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本人絲毫都不懷疑量化投資會在中國市場得到普及，但如何讓量化投資在中國市場規范發展卻是管理層必須正視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至少有這樣幾個方面是需要引起重視的。
其一，對于高頻交易，既要允許其存在與發展，又要加強監管甚至加以限制。高頻交易通過借助強大的計算機系統和復雜的程序運算，在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秒內自動完成大量訂單，從極小的價格波動區間中獲得利潤。但其蘊藏的市場風險也是巨大的。所以美國SEC于2009年全面禁止了高頻交易大類中的“閃電指令交易”，近年來針對極具爭議性的、通過將交易系統設置在某個交易所的數據中心以縮短交易指令向交易商傳遞的執行滯納的“聯置”交易形式也從未停止過調查和監管。在這個問題上，我國有必要學習與借鑒美國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