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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發展實體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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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發展實體經濟

          加快發展實體經濟范文第1篇

          “泛珠三角”經濟區是當前中國最大的、橫跨東中西部的新型區域經濟合作組織。“泛珠”區域經濟合作概念提出后,經過不到一年時間就完成了從理念到實踐的飛躍,進入正式運作,這個成果的取得絕非偶然。原因不僅在于廣東省委、省府的積極推動,更源于這個理念體現了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潮流和“泛珠”區域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因此迅速獲得區域內各地的熱烈響應和認同。

          區域經濟的一體化至少包括市場一體化、生產一體化、發展一體化三個內容。其中:市場一體化是經濟一體化的基礎,沒有市場一體化,經濟一體化就無從談起。同時,也只有市場的力量才能最好地推動生產的一體化和發展的一體化。因此,區域市場能否一體化也就成為了區域經濟能否真正實現一體化的關鍵。

          根據經濟學家們的測算,目前我國市場化指數值約為70%左右,“泛珠”區域的總體情況也大抵如此。但不容否認的是,目前我國的市場化仍然存在許多急待解決的問題,例如,市場化進程相當不平衡,行政性市場壁壘仍然屢見不鮮,統一的市場體系遠未形成,惡性市場競爭事件時有發生,高能位經濟體的位能提升和輻射帶動作用遭遇障礙,低能位經濟體的位能提升和潛在優勢發揮受到瓶頸制約,等等。這些問題嚴重影響資源的配置效率,制約各地的經濟發展。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浪潮,尤其是我國加入WTO產生的直接外部壓力和國內經濟競爭的日益加劇,使得以區域協調互動模式加快解決上述市場化障礙問題,推動區域市場一體化、爭取經濟發展的共榮共贏,必然地成了包括“泛珠”在內的我國各省市自治區的共識。

          實際上,對“泛珠”市場一體化的要求也源于區域內各地共同的發展需求。譬如,港澳強大的資本、發達的金融和服務業、廣東珠江三角洲日益增大的資本積累、高水平的制造業等,必然要求經濟擴張和拓展更為廣泛的市場腹地,對自然資源與人力資源需求也相當迫切。同樣,桂、黔、滇、川等西部地區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豐富,正急待尋找經濟合作伙伴和更加廣闊的市場空間,從而將這些資源優勢轉化為產業優勢和經濟優勢。所以,實現市場一體化實際上是反映了“泛珠”區域經濟合作的內在需要。

          二、市場一體化必將有力促進“泛珠”經濟發展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統籌區域發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指明,要“逐步形成東、中、西部經濟互聯互動、優勢互補、協調發展的新格局”,加快“泛珠”市場一體化正好完全符合這個發展思路。

          實現“泛珠”市場一體化,能提升該區域經濟資源的配置效率。尋求資源配置的高效率是經濟活動的核心目標,經濟科學的研究表明,資源的配置效率與其配置的市場空間大小具有相關性,市場空間范圍越廣,一體化程度越高,資源配置的效率就越高。因為一體化的廣闊市場空間,更有利于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加快產業成長,形成經濟聚集,從而達到規模經濟效益、實現優勢互補的目的,促進該地域各成員體經濟的高效率增長。

          建立統一的區域性市場,有助于“泛珠”區域經濟的統籌發展。泛珠江三角洲涵蓋了東、中、西部地區,完整地反映出我國經濟的發展現狀:區域內各經濟體的經濟發展存在極大差距,發達的港澳和珠三角,與區內欠發達的西部一些省區相比較,經濟發展水平相差在十年、乃至數十年。倘若這種狀況任其繼續,影響社會穩定和和諧的問題將會不斷出現,而社會的不穩定和不和諧必然導致經濟發展的不可持續。世界銀行對此也提出了警告,并在2003年9月9日的《中國經濟報告:推動公平的經濟增長》中提出了推進市場一體化、實現公平增長目標的建議,這對泛珠江三角洲區域經濟實現統籌發展具有重要的啟示。

          推動“泛珠”市場一體化,有利于為區域的所有成員提供發展機遇。譬如,在市場一體化態勢下,構筑產業鏈的空間更大、效果更好,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更容易以雙贏和多贏的結果促進所有成員體的經濟發展。同時,市場一體化有利于低成本的資本擴張,提高資本形成與集聚能力,促進產業和經濟做大做強,并將在優勢互補的基礎上激發區內潛在消費需求,增加市場機遇。市場一體化還有助于恰當、有效的區域分工,為各成員帶來發展機會,因為分工帶來專業化的高效率生產,從而使區域成員能發揮出各自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形成各具特色、各得其所的經濟發展模式。

          通過市場一體化拆除各種行政壁壘,將促使“泛珠”經濟形成更為穩定、協調和均衡的態勢。拆除各種壁壘后,阻礙經濟資源高效率配置和限制競爭的因素會大大減少,有序的市場競爭會推動技術創新、提升經濟效率,加快產業升級的速度,形成一個優勢互補、資源共享、市場廣闊、充滿活力的區域經濟體系。從長遠看,則有利于加強各區域成員經濟的造血功能,從而避免經濟發展大起大落,降低外部不良因素和環境對該區域經濟的影響和制約,提高“泛珠”地區經濟的國際競爭力。

          三、加快“泛珠”區域市場一體化的對策

          設立權威性協作機構穩步推進。組建在“泛珠”區域合作協調機構下的具有權威性的市場一體化推動協作領導機構,建立高層協調和協作機制,以前瞻、互利、務實原則,對區域市場網絡的布局和市場一體化進程進行規劃,并以規劃為依據務實、穩步地推動市場一體化。

          盡快消除行政性市場壁壘。各地政府應加快清理各地有關市場管理的政策法規,破除地區封鎖和地方保護主義,消除區域內的行政性市場壁壘,打破資金、人才、技術、產權、產品、信息等自由流動的各種障礙,實現區域內的市場開放和要素的自由流動,促進區內及區外之間的交流合作,建立起競爭、有序、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

          促進市場中介組織發育。市場中介組織是市場能夠順暢、健康運作的必要基礎,其發育水平,也是衡量市場化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標。因此,要大力扶持各種民間性行業協會、會計師事物、律師事物、審計師事物、資產評估、產權交易、市場信息等市場中介組織的發展,促進已有骨干市場中介組織,通過競爭做大做強,做出品牌。

          構筑規范有序的市場經濟秩序。打造以法制為基礎的一體化制度環境,對于構筑規范有序的市場經濟秩序尤為重要。必須從區域整體利益出發,梳理區域內各地現有的地方性政策和法規,減少各地在土地、稅收等特殊政策優惠方面的差異,對各種經濟主體實行國民待遇,消除地方保護主義、逐步實現經濟法律政策環境的統一。同時建立有效監督機制,讓經濟主體在統一、規范、公平、公正的良好法制化環境中互動和發展。

          漸進推動市場一體化進程。市場一體化是一個逐步擴展與深化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應當遵循循序漸進、由易到難的原則逐步推進。從現實需要來看,可以首先從基礎設施建設和商品自由流動做起。因為基礎設施不足是阻礙貨物、生產要素自由流動中最易先遇到、并且相對容易解決的問題,而商品自由流動則只要實現各地商品檢驗、檢疫、認證和商品貿易仲裁機制的互認,取消行政性壁壘,就能夠很快為區域內經濟主體帶來效益。

          加快發展實體經濟范文第2篇

          一、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面臨的體制機制障礙

          我國多年來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緩慢、數量擴張慣性難以扭轉,關鍵是在發展過程中仍然面臨著一些體制和機制方面的障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資源配置方面。生產要素市場化還不完善,市場機制還不能充分發揮作用。突出的問題是,資本、土地等要素市場發育滯后,缺乏有效的價格形成機制。土地作為重要的生產要素,大部分掌握在政府手中,成為政府的主要財政收入來源和招商引資的重要手段。一些地區政府為了招商引資,不惜人為地壓低土地出讓價,導致土地資源利用率低、浪費嚴重。資源性產品價格既不能很好地反映市場供求關系和資源稀缺程度,又不能很好地反映環境損害成本,在客觀上使主要靠物質資源消耗的粗放型擴張有利可圖,高能耗、高排放、資源型產業發展得不到有效控制。

          從社會資源配置來看,我國的資本市場還不完善,目前企業所需要的資金主要來源于銀行的貸款,信貸資金的配置往往受到行政的干預。對于國有企業而言,無論貨幣政策是松是緊,都比較容易獲得銀行貸款,信貸成本低,對于眾多中小民營企業而言,融資的門檻高,借貸比較困難。由于資金鏈緊張,用工成本和原材料價格上漲,廣大中小民營企業面臨生存困境。

          價格是市場經濟中最重要、最靈敏的信號,價格扭曲不僅無法使有限的資源得到優化配置,而且會向市場傳達一種錯誤的信號和引導。只有健全價格形成機制,才能使行業利潤平均化的規律產生作用,引導社會資源有條不紊地進行高效配置。

          2.市場主體方面。從市場主體的活動看,政府對經濟起著主導的作用,并且經常直接干預經濟活動。投資實際上由政府主導。在當前的考核體制下,政府追求政績,忙于招商引資。甚至不惜引入對當地環境造成嚴重污染的項目,而真正需要政府關注的教育、醫療、農業等領域卻投資不足。這就導致投資率居高不下,投資結構扭曲,資源配置效率低下。

          對于最重要的市場主體——企業而言,還缺乏公平競爭的制度環境。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尚未到位,國有資本在一般競爭性領域規模仍然偏大,一些壟斷行業改革仍然滯后。國有企業無論在市場準入還是在信貸支持方面,都比民營企業有著天然的優勢。在缺乏有效競爭的環境下,經濟結構的調整自然變得非常緩慢。

          3.機制轉換方面。傳統的那種高投入低產出、高消耗低效益的經濟增長方式在我國仍有較大的市場,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面臨較強的慣性阻力。為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仍習慣以加大投資等方式來推動經濟增長,不但最終消費難以有效提升,產業結構也難以有效提升。所以,盡管經濟體制改革在不斷推進,但總的來講距離成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仍有相當的差距。

          體制機制的轉換之所以受阻,究其根源是利益因素的影響。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說到底,是對原有利益格局的重新調配,必然會影響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這些利益集團對目前的發展方式,特別是能夠給自己帶來持續不斷的尋租空間的部門,必然堅決擁護和支持。此外,地方利益集團的很多目標和中央目標并不一致。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不僅僅是中央提出的一個口號,更需要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但是我們看到,不少地方政府調子很高、步子很慢、手段很虛,甚至說一套做一套。這些問題不解決,發展方式轉變仍有可能是一句空話。

          二、深化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的經濟體制改革

          十報告將“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并列提出,表明了兩者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的重要關系。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僅為我國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指明了方向,而且需要不斷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提供制度保障。十報告還指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圍繞這一核心問題,在經濟領域必須著力推進以下幾個方面的改革。

          1.深化資源產品價格改革,轉換價格形成機制。理順資源產品價格關系是一項基礎性改革,是抑制經濟粗放擴張和節約資源的有效手段,是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的最重要的條件。目前的資源型產品價格在很大程度上政府定價,價格只反映了勞動力開發的成本,而不能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要抑制對要素的過度需求引發的擴張性的增長,有效的辦法是改變資源的定價機制,加快建立資本、土地自然資源的生產要素市場,由市場來決定價格。要按照市場取向、政府調控、有序推進的原則,逐步理順水、電、油、氣、煤和其它礦產類資源產品的價格。

          資源產品與人民群眾的生活密切相關。推進資源價格改革,要妥善處理不同利益群體的關系,特別是充分考慮低收入群體的承受能力,確保困難群眾的實際生活水平不因改革而受到影響。根據十會議精神,下一步將著力提高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加大對低收入群體的幫扶救助力度,這些將有助于提高公眾對價格改革的承受能力。

          2.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建立和完善公共財政體制。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的方向是促使財政體制從經濟建設型財政向公共服務型財政轉變,為廣大公眾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產品和服務。一直以來,各級政府熱衷于搞投資、搞建設、追求GDP的最大化,而在醫療、教育、保險、養老、失業、救濟等領域,長期處于總量不足、結構失衡的狀態。財政體制的轉變,一方面是要加大對基本公共服務總量投入,另一方面要進一步調整結構,實行三個傾斜:即在基本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的投入方面要向農村傾斜、向落后地區傾斜、向困難群體傾斜。

          實現財政體制從經濟建設型財政向公共服務型財政轉變,關鍵要理順中央與地方及各級政府間財政分配關系。由于中央和地方的財權、事權劃分不夠合理,地方政府缺乏獨立的正常收入來源,導致土地財政成為地方政府的生財之道。因此,必須按照財權與事權相匹配的要求,逐步健全以中央、省、市縣三級財政為基礎,重點在基本公共服務領域劃清各級政府間事權和支出責任的體制機制,完善財政轉移支付等制度,加強縣級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財力保障。構建地方稅體系,形成有利于結構優化、社會公平的稅收制度。

          3.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增強金融服務經濟的功能。相對于我國的經濟發展需求,金融發展相對滯后,金融機構總體上并不能支持實體經濟的發展。深化金融體制改革,要健全促進宏觀經濟穩定、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現代金融體系,促進儲蓄向投資轉化和資源高效配置,并體現出我國經濟發展的政策導向。如加大金融對技術創新的支持力度,加大對低碳經濟和高科技新興產業發展的支持力度,優先扶持先進工業做大做強,大力扶持現代服務業發展,嚴格控制對高能耗、高排放行業和產能過剩行業的貸款。

          深化金融體制改革,還必須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和政策支持的作用,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要通過多種途徑降低中小企業融資的門檻,積極發展各類中小金融機構,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服務業。

          4.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在推動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中,投資和出口的拉動逐漸減弱;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必須著力擴大內需,而擴大內需的根本在于擴大消費,擴大消費的根本在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長期以來,我國的經濟發展方式被稱為低成本的發展模式,這個低成本主要體現在我國使用勞動力的成本低。在收入分配過程中,資本、管理、技術的收益越來越得到較為充分的體現,相比之下,勞動報酬占比卻持續下降。盡管我國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動分配的天平向勞動傾斜,勞動報酬占比有所提升,但勞動報酬正常增長機制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勞動者工資增長趕不上企業利潤增長和國家經濟增長。所以必須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還要通過多種途徑逐步縮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縮小整個社會的收入差距,可以提高整個社會的邊際消費傾向,提高整個社會的消費能力,也使社會發展更為穩定、更為和諧。

          5.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十報告中提出了要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的要求。統籌城鄉發展和推進城鎮化,既是我國未來一個時期的發展趨勢和戰略重點,也是拓展內需空間的重要舉措。

          推進城鄉一體化要進一步完善以土地產權制度改革為重心的體制機制。我國目前最重要的生產資源仍然是土地資源,要在確保農民土地權益不受到侵犯的前提下建立完善農村土地流轉制度,要還農民作為集體土地所有者和土地流轉增值收益主體的地位,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除此之外,要以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公共衛生、社會保障、保障性住房、就業服務等為重點,逐步完善符合國情、比較完整、覆蓋城鄉、可持續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逐步實現城鄉間基本公共服務制度的統一和水平的基本均衡。認真總結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經驗,積極探索解決三農問題的新途徑。

          加快發展實體經濟范文第3篇

          加快發展民營金融機構已成為我國金融領域改革的共識,對改善基層金融服務具有重要意義。筆者從供需兩個角度分析了加快發展民營金融機構的必要性,并就如何加快發展民營金融機構,提出明確政府定位、加強政策引導、有效實施監管和推進利率市場化等建議。

          【關鍵詞】

          民營金融機構;服務;實體經濟;監管;利率

          民營金融機構是指為了適應民營經濟需要,為民營企業的設立與發展進行融資的民間金融機構,具有自籌資金、自主經營、自負盈虧、靈活經營等特點。黨的十報告明確提出“加快發展民營金融機構”,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提出“擴大金融業對內對外開放,在加強監管前提下,允許具備條件的民間資本依法發起設立中小型銀行等金融機構”。應該說,加快發展民營金融機構已經成為我國金融領域改革的共識。

          1 為什么要加快發展民營金融機構?

          加快發展民營金融機構對改善基層金融服務具有重要意義。金融服務本質上屬于競爭性行業,競爭是改善供給、合理定價的根本途徑。經過多年的金融改革和發展,我國大中企業、大中城市的融資環境得到明顯改善,但部分基層和農村地區仍然存在金融服務供給不足的問題。

          一方面大量從事制造、服務等實體經濟的小微企業無法及時、足額獲得銀行貸款,不得不求助于影子銀行、民間借貸,利息遠高于正常銀行貸款。以山東省三線城市菏澤為例,貸款給民間借貸組織月利率基本都在2%以上,同期銀行理財產品的年化收益率一般不超過6%。可見通過非正規金融機構融資的成本非常高,既制約了小微企業的發展,也限制了人民群眾創業的積極性。

          另一方面大量的民間資本得不到有效使用,由于銀行利息長期低于CPI增長、股市表現低迷,民間資本或是用于購置房產,或是進入民間借貸,刺激了虛擬經濟的同時,存在巨大的安全風險。此外,基層社區、農村金融服務能力不強,一些老人、農民為使用方便大量留存現金,除增加資金保管風險外,無疑也是資本資源的閑置和浪費。

          如果民營金融機構能夠盡快發展成長起來,由于其具有靈活、高效、信息成本低等優勢,更能感知市場需求,與傳統金融機構互相補充、互相促進,能夠更加有效地吸納和使用基層和農村地區資金,服務小微企業和實體經濟。近年來,一些民營快遞公司的快速興起就是典型案例,給消費者帶來了很大便利。但是民營醫院、民辦學校等方面的實踐并未達到預期效果。由此可見,在加快發展民營金融機構已成改革共識的前提下,如何加快發展民營金融機構才是問題的關鍵。

          2 如何加快發展民營金融機構?

          關于如何加快發展民營金融機構,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給出具體實現路徑,即“擴大金融業對內對外開放,在加強監管前提下,允許具備條件的民間資本依法發起設立中小型銀行等金融機構”。2014年1月,銀監會召開全國銀行業監管工作會議,在擴大銀行業對內開放方面,提出將兩路并進:一是引導民間資本參與現有銀行業金融機構的重組改制;二是試辦由純民資發起設立自擔風險的銀行業金融機構。兩條進入通道中,“參與現有銀行業金融機構的重組改制”放在前面,且態度為“引導”,表明監管層希望更多民間資本參與“金融機構的重組改制”,通過發展混合所有制企業形式,為金融機構增添活力。對“純民資發起設立”自擔風險的民營銀行,監管層的態度則是“試點先行”,“首批試點3至5家”,并強調要“切實做好試點制度設計,強調發起人資質條件,實行有限牌照,堅持審慎監管標準,訂立風險處置安排”。有觀點認為,銀監會對發展民營金融機構過于謹慎,沒有體現出“加快發展”這一要求,個人認為銀監會的態度和措施是恰當理智的,銀行業有其行業特殊性,在試點樣本不足的情況下,任何改革都必須先做好頂層設計和制度安排,寧可慢一點不能亂起來,其實也是對這一改革舉措重視和負責任的表現。

          如何做好頂層設計和制度安排?首先,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政府的任務是制定公平的競爭規則、維持良好的市場秩序,給予經濟主體以充分的、自由的選擇權利,而不是親自去組織或者直接干預民營金融機構的組建、運營和發展。

          其次,要通過制定規則使得民營金融機構的天然優勢得以發揮甚至放大。民營金融機構的特點是靈活、高效,一些行業約束措施可對其適當放開,減少對其束縛,充分發揮其活力和創造性,提升服務質量,強化私人定制,讓客戶有更好的服務體驗;民營金融機構的服務對象定位主要是小微企業、社區農村,要允許其通過制度創新進一步降低信息成本、壓縮管理鏈條,發揮其收集、處理弱勢金融群體信息能力強、決策迅速高效等方面的優勢;要鼓勵民資投資并購傳統金融機構,整合盤活現有資源,引導非正規金融活動如民間借貸、民間集資、私人錢莊等向正規金融轉變,使原本處于地下、在監管之外的金融活動轉變成為正規、合法的民營金融機構。

          第三,要切實做好對民營金融機構的監管工作。加快發展民營金融機構必須要解決誰來承擔風險的問題,所以民營金融機構準入的核心在于是否具有自我承擔風險的能力。傳統的監管手段很多,帶來的弊端就是過度重視資金安全,甚至忽視效益,如果以相同的標準要求民營金融機構,恐怕會讓民資望而卻步。在加強監管方面,建議應當從金融制度體系、社會信用體系、金融基礎設施、金融消費者保護等多方面入手。加快制定銀行存款保險、金融機構破產、投資者保護和保險保障、信用評級及征信等方面的法律法規,為民營金融機構發展創造必要的金融制度環境。加快推進覆蓋全社會的征信體系,重點完善小微企業和農村地區等薄弱環節的信用體系建設。不斷完善登記、托管、支付、清算和銀行卡等金融基礎設施建設,提升支付網絡覆蓋率,提高農村資金結算和非現金支付工具使用的效率。通過規章制度和基礎設施的健全和完善,使得監管更加精準有效。

          最后,要以更大的決心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市場對金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必然要求利率價格由市場決定。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在《擴大金融業對內對外開發》一文提到:要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逐步放開替代性金融產品價格,逐步取消存款利率上限。2013年,我國在利率市場化方面已經邁出了一大步,相信在這方面的改革步伐會越來越大。市場越強大,民資越活躍,民營金融機構對傳統金融機構的倒逼作用也就更強,既互相競爭,又互相補充,更互相促進,共同作用的結果必將使我國金融業服務實體經濟發展的能力不斷提升。

          【參考文獻】

          [1]何德旭.將加快發展民營金融機構落到實處[J].中國金融家,2013,(2):128-129.

          [2]陽曉霞.新提法:加快發展民營金融機構增添經濟建設正能量[J].中國金融家,2012,(12):44-45.

          加快發展實體經濟范文第4篇

          當前,全球經濟復蘇趨緩,各類風險增多。我國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和物價上漲壓力并存,經濟發展不可持續性問題突出。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和國內經濟運行的新情況新變化,重視實體經濟發展已成社會共識。

          一、實體經濟的內涵

          對實體經濟最為普遍的解釋,是指物質的、精神的產品和服務的生產、流通等經濟活動。物質的產品和服務主要指農業、工業、建筑業、交通通信業、商業服務業等,精神的產品和服務主要指教育、文化、信息、藝術、體育等。概括而言,實體經濟包括第一產業、第二產業以及第三產業中除金融業之外的其他產業。

          筆者認為,經濟活動中非“以錢生錢”的活動都屬實體經濟的范疇。實體經濟是以成本和技術等支撐的價格體系,也就是說,價格是圍繞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決定的價值上下波動。實體經濟真正創造社會財富,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是一國綜合國力的物質來源和國民經濟的立身之本。

          實體經濟以制造業為核心。制造業是經濟活力的源泉,在國家長期繁榮中起關鍵作用。制造業創造大量工作崗位,通過制造產品為人民生活和生產活動提供保障,通過技術突破為經濟增長和國家競爭力奠定基礎,通過技術擴散促進其他產業發展,通過吸引投資和出口為國家帶來財富。世界發達國家重振實體經濟的戰略大都是以重振制造業為載體。

          二、我國制造業發展面臨的主要形勢

          (一)發達國家“再工業化”,搶占“先行”制高點

          虛擬經濟過度膨脹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讓發達國家普遍意識到,通過“再工業化”實現實體經濟的轉型與復蘇是應對金融危機和支撐未來經濟增長的有效途徑。歐美等發達國家力圖促進傳統工業部門轉型升級、推動新興工業部門快速成長,尤其是大力發展先進高端制造業,重新獲得實體經濟的競爭優勢。發達國家加快了經濟結構調整的步伐,通過一系列戰略規劃與政策法規,將“再工業化”付諸實踐,開啟了重振實體經濟的歷程。比如,美國出臺了《美國制造業促進法案》、《先進制造業伙伴(AMP)計劃》,并提出將“美國制造”作為美國持續發展的四大支柱之一。歐盟推出《歐盟2020戰略》等。擁有雄厚的技術基礎和人才優勢,研發能力強,市場機制更加完善,在有力政策的推動下,其制造業的競爭優勢將加快凸顯,也更容易在一些新興關鍵領域形成技術、標準、專利、知識產權等先發優勢和領先地位,并繼續限制高技術出口。這些都無疑會增加我國制造業趕超發展的難度。

          (二)“制造業回流”現象初現,全球產業鏈布局調整復雜

          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跨國公司在綜合考量成本、供應鏈安全、市場空間等因素的基礎上,在全球范圍內進行資源的優化配置。據美國波士頓咨詢公司報告,由于美國制造業成本優勢的日益顯現,美國制造業回流的新趨勢預計將在未來五年迅猛發展。國內專家學者對此觀點莫衷一是,但不可否認的是,有些跨國公司已開始將制造業投資和生產能力從海外向美國本土轉移,這其中包括通用電氣、波音公司以及NCR等知名跨國公司。無論回流的速度與規模如何,基本可以預見,回流到美國的以高端制造業為主。高端制造業回流短期內對我國制造業發展不會有明顯影響,但長期影響不可忽視。這種影響一方面表現在“面”上,是直接的外商投資的減少和跨國公司在華出口的減少,一方面表現在“里”上,是跨國公司高技術外溢的減緩,進而對我國產業升級推動性的減弱。

          (三)低成本競爭優勢逐步削弱,“增長極限”亟待預先突破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充分利用低成本優勢,迅速發展成為低成本制造的世界領先者。低成本優勢既體現在生產要素尤其是勞動力的成本低,也包括由后發國家地位所決定的易于利用的技術成本低。但未來幾年,隨著土地、能源資源、勞動力等要素成本的全面上升,我國制造業的低成本優勢必將難以長期維系,特別是勞動力成本的快速上升,使低成本支撐的比較優勢正在加速弱化,我國周邊新興市場正基于成本更低等優勢吸引發達國家產業鏈低端環節轉移的事實一定程度上印證了這一趨勢,低成本競爭優勢的逐步削弱是我國經濟和產業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同時,我國制造業缺乏核心技術、自主創新能力不足。隨著勞動力成本和易于利用的技術不復存在,我國制造業發展面臨“增長極限”的高發風險,亟需形成新的競爭優勢,擺脫低加工度、低附加值的發展模式。

          (四)資源環境約束明顯,綠色發展勢在必行

          我國處于工業化中期,對資源能源的需求較大。“十一五”期間,單位工業增加值能耗大幅下降,但工業能源消耗總量逐年增加,2010年達到24億噸標煤左右,年均增長約8.1%。雖然,幾乎任何國家的工業化都經歷過粗放式增長的階段,但時至今日,發達國家工業化進程已經完結,我國仍處在工業化、城鎮化加快發展的時期,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國工業發展顯然面臨更大的資源能源與生態環境壓力。在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的矛盾日益尖銳的形勢下,加快發展綠色工業,依靠科技進步和管理創新,形成生態和經濟兩個系統的良性循環和經濟效益、生態效益、社會效益統一的工業發展模式已是必然選擇。

          (五)世界經濟持續低迷,貿易環境惡化

          有專家稱,當今全球經濟進入了一個長期波動和低速增長時期,這個時期可能延續5-10年。目前,世界經濟復蘇雖然在一些國家好于預期,但歐元區債務危機持續發酵,世界經濟總體而言仍步履蹣跚。一方面,發達國家經濟低迷,我國外部需求增長的壓力較大,2012年1月,國內出口總量出現了自2009年12月以來的首次負增長。另一方面,歐美經濟復蘇要靠出口帶動,因此必然會對人民幣升值加大施壓力度,各種形式的貿易壁壘增多,企業海外維權成本加大,貿易摩擦不斷加劇。同時,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上升,使得原材料成本上升,用工成本也在增加,出口企業經營困難,外貿整體形勢依舊嚴峻。

          三、發展以制造業為主體的實體經濟需要重視處理幾個關系

          發展以制造業為主體的實體經濟必須認清形勢,把握方向,在此基礎上,需要重視處理幾個關系:

          (一)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關系

          虛擬經濟是指在貨幣、證券、股票、衍生證券等虛擬資本的交易活動基礎上形成的相對脫離實體經濟的一種經濟活動。在現代經濟中,主要指金融業。虛擬經濟產生于實體經濟發展的內在需要,實體經濟是虛擬經濟的基礎。與虛擬經濟相比,實體經濟往往投入成本較高、產出周期偏長、利潤空間有限,因此,在當代經濟社會,很多資本傾向于流向虛擬經濟。當下,要為實體經濟發展提供更好的環境和政策,引導資本的流向。同時,要發揮虛擬經濟的推動作用,并加強對虛擬經濟的監管,防范虛擬經濟系統中的風險。

          (二)制造業與服務業的關系

          很多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表明,制造業是服務業發展的前提和基礎,一方面,制造業的發展提升為生產業的發展提供不斷擴大的市場需求,另一方面,制造業的發展提升使得勞動生產率得以提高,進而提高收入水平,消費業才會隨之擴大。也就是說,只有制造業的發展提升才能催生出發達的服務業,服務業的加快發展為制造業提供和保障。簡單地增加服務業投資無法持續提高服務業的比重。因此,壯大服務業的同時,必須加快推進制造業升級和勞動生產率提高。

          (三)傳統產業與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關系

          戰略性新興產業被認為是當前發展實體經濟的重要載體。我們必須認識到,戰略性新興產業不等于完全新生的產業,大多數戰略性新興產業都依賴于傳統產業所形成的技術積累、制造能力、產業組織等基礎支撐。同時,傳統產業的優化升級也迫切需要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牽引和帶動。因此,要通過促進新興技術的產業化和傳統產業的高技術化來實現整個產業的升級換代。

          加快發展實體經濟范文第5篇

          進一步實施結構性減稅的必要性

          近年我國結合宏觀經濟調控與社會發展,已經采取了一系列結構性減稅措施,如企業所得稅兩稅并軌、增值稅轉型、停征利息稅、降低股市交易印花稅、提高個人所得稅中工薪收入“起征點”及改進稅率設計,提高小微企業增值稅和營業稅“起征點”等,產生了十分積極的作用。但與當前經濟調控及延伸到中長期的進一步推進經濟轉軌、社會轉型的客觀需要相比較,結構性減稅仍有加大力度、做足文章的明顯必要性。

          一是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帶來的重要啟示之一,是我國在全面開放、已形成高外貿、外向依存度的情況下,今后不論是經濟相對高漲期還是相對低迷期,都必須更加注重擴大內需,而擴大內需的重要機制之一是結構性減稅。

          二是當下歐債危機陰云密布、世界經濟演變趨勢的不確定性十分明顯,企業界預期不好,實體經濟更有信心不足、士氣不振、盈利前景看淡的困惑,很有必要運用結構性減稅沖抵不良預期,支撐實體經濟的基本景氣水平。

          三是我國產業結構、產品結構面臨迫切的調整、優化任務,提高增長質量加快發展方式轉變需要充分運用稅收等依法、規范的經濟杠桿,而結構性減稅正是在運用稅收杠桿時配之以提升有效供給、促進結構優化的鮮明導向,在加快發展方式轉變方面應有不可忽視的作用與貢獻。

          四是隨著我國企業主體和居民個人的納稅人意識、公民意識上升、稅收負擔的被關注度也迅速上升,雖然我國總體財政收入占GDP之比作國際比較不能認為已過高,但稅制結構中的間接稅比重過高、由企業承擔的比重過高,而由本有支付能力的先富階層承擔的直接稅比重低到幾乎微不足道水平的問題,卻是應當明確指出的顯著缺陷,并且正在引發社會公眾的“稅收痛苦”感受,以及再分配機制滯后于社會發展的負面效應,十分需要以低收入端、小微企業端、實體經濟端等為重點的結構性減稅,配之以其他優化收入分配的舉措,來回應公眾關切和順應民心,降低恩格爾系數較高的社會群體的稅收痛苦,優化分配再分配,促進社會和諧。

          2012年及今后幾年結構性減稅可考慮的要點

          1.在進口環節適當地、有選擇性地降低關稅。今年財政部門已布置600多項進口產品的關稅稅率下調,有利于降低相關企業和消費者負擔,應落地做細。

          2.中小企業、小微企業的增值稅、營業稅“起征點”提高已于去年秋天明確宣布,需在各地盡快形成實施細則,把好事做實,實事做好。

          3.上海今年1月1日先行先試的增值稅擴圍改革是一個重要的結構性減稅舉措,可消除三產、建安、交通企業的重復征稅因素鼓勵專業化細分和升級換代,進而改進服務提振消費、轉變方式惠及民生,應在試點取得一定經驗后積極擴大覆蓋面,直至最終對統一市場全覆蓋。

          4.對企業的研發投入、技改項目和可界定的創新活動、以及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項目、動漫等文化創意產業等,應積極適當匹配所得稅抵減、增值稅和營業稅降低稅率、相關融資支持的稅收優惠等結構性減稅措施。

          5.對蔬菜的批發、零售免征增值稅的同時,清理、整頓相關的物流收費和降低其他實際負擔,以利改進基本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