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基本概念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公共管理基本概念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公共管理基本概念范文第1篇
摘要：培養應用型人才已成為應用型高校高等教育體系發展完善的重要方面。研究高等教育的發展規律和各類人才的培養規律，創新應
>> 應用型本科院校酒店管理專業“校企合作、工學結合”教學模式探討 基于“工學結合、校企合作”的高職經管類專業實踐教學體系研究 工學結合的校企合作 基于校企合作的工學結合教學質量評價體系構建的幾點思考 基于“校企合作、工學結合”教學模式下的德育問題淺析 淺議基于工學結合的校企合作共建實訓基地建設 基于“校企合作、工學結合”的高職人才培養模式研究 基于“校企合作、工學結合”的人才培養創新模式研究 基于“校企合作，工學結合”的高職院校旅游管理專業人才培養模式創新研究 基于“校企合作、工學交替”的高職酒店管理專業實踐教學研究 中職“校企合作、工學結合”的實踐與探索 基于校企合作、工學結合的軟件技術專業人才培養模式研究 基于“校企合作、工學結合”的高職汽車類專業人才培養創新模式研究 基于“校企合作、工學結合”人才培養模式的高職學生素質教育探析 校企合作、工學結合的研究與實踐 “校企合作工學結合”教材建設的實踐 應用型本科院校“校企合作、工學結合”困境及對策研究 淺談高職院校校企合作、工學結合① “工學結合,校企合作”辦學模式探索 校企合作促發展，工學結合重管理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l.
[2]陳海明，陳芳，張穎，等.高職教育酒店管理專業“工學結合”人才培養模式的實踐與研究[J]考試周刊，2008，（9）：180-181.
公共管理基本概念范文第2篇
論文摘要:目前，我國在區域公共竹理的研究上有幾個問題必須要解決:區域公共管理與區域行政有沒有區別?如果有，什么是區域公共管理?為什么區域行政會向區域公共管理發展?區域行政就是在一個區域內的政府(兩個或兩個以上)，為了促進區域的發展而相互協調關系，才求合作，對公共事務進行綜合治理，以便實現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與利用，提供更優質的公共服務。而區域公共竹理是區域內的多元體為了解決在政治、經濟或社會其它領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問題，實現共同利益，運用協商和調解的手段和方式對區域以及區域內橫向部分和縱向層級之問交義重疊關系進行的管理。
區域公共管理是現代公共管理學與區域科學在新的時期和新的實踐中有機結合的一個新的理論和實踐課題，然而理論的發展始終落后于實踐的步伐，區域公共管理理論還處于起步的階段，基本概念的界定、理論的基本框架以及理論所具有的意義等基本問題都還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為了更好的反映實踐和服務實踐，對區域公共管理理論進行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正如任何理論的提出都來源于積累一樣，區域公共管理理論的產生也同樣經歷了一個發展的歷程。20世紀80年代，區域的空間有限性與經濟發展的一體化趨勢之間的矛盾催生了區域經濟概念的提出，此后許多來自不同領域的學者如地理學家、理論經濟學家、發展經濟學家等從不同的角度對區域經濟這一實踐領域進行分析和研究，最終主要發展成為兩大不同的學科群：一是區域經濟學；一是經濟地理學和政區地理學。理論研究的焦點都在于區域經濟的發展與地方政府間的關系。然而由于國家學科設置等歷史原因，政治學和行政科學一直沒有能在區域發展領域內開辟自己有特色的研究路徑。雖然在20世紀90年代國內經濟地理學和政區地理學涉及到“區域行政”，但該領域學者側重的是從行政區劃改革的角度來研究區域設置與區域經濟發展的適應問題，這里的“區域行政”并不是實際意義上從行政學科角度對區域發展進行研究的新的途徑，主要是從管理學的管理幅度與管理層次適度的原則出發考察中國行政區劃存在的種種問題。隨著理論研究的深入以及政治學和行政學的發展，政治學和行政學在區域發展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途徑：一是區域政治研究；一是從行政科學角度出發的區域行政。區域公共管理正是在區域公共行政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對區域行政的一種深化。本文試從我國區域行政研究已有理論成果基礎上，通過對區域和區域內關系的研究提出區域公共管理的一般概念，并對區域公共管理研究中的一些基本問題作一分析。
一、我國區域公共管理的研究現狀
理論的發展總是反映現實和服務于現實，而我國區域公共管理的研究還處于理論滯后現實的階段。在學界，使用過區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劉鋒和中山大學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陳瑞蓮教授，兩位學者從不同的角度，本著不同的目的對區域公共管理有不同的見解。劉鋒教授運用新公共管理、區域創新系統、區域核心競爭力、支持系統等理論對區域管理進行創新，在某種程度上說，這一研究與本文所關注的區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別，它并不是真正從公共行政學角度對區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從區域地理學的角度將創新理論引入到區域發展中去。中山大學的陳瑞蓮教授是我國研究區域行政的典型代表，也是實質意義上從行政學科角度對我國區域行政進行研究的開創者。她在對區域行政深厚知識積淀的基礎上對我國區域公共管理的一些問題作了述評，認為任何一門學科和一種理論的產生都是社會需要和時代呼喚的產物，區域公共管理研究也不例外，我國區域公共管理研究的提出主要是因為經濟全球化下的區域主義與區域競爭的崛起、經濟市場化下的區域政區間競爭加劇以及區域公共問題的大量興起；而國外的區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間競爭理論、地區競爭力與區域創新研究、政府間關系與地方治理研究以及流域治理的實證研究。同時，她也對我國區域公共管理研究所具有重要意義做了闡釋，僅從理論創新角度看，一方面是推動區域科學研究的創新，另一方面，區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全面展開，也能從研究方法和研究內容上對現代公共管理學學科創新。這些認識是深刻并富有創新意義的，然而，這些認識是在區域行政研究的基礎上對區域公共管理的一個簡約性的概括并沒有對區域公共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內涵以及其實質進行分析。毫無疑問，有幾個問題必須要解決：區域公共管理與區域行政有沒有區別？如果有，什么是區域公共管理？為什么區域行政會向區域公共管理發展？要解決以上的問題，有必要對區域公共管理進行更深入的分析。
二、區域與區域行政
區域，是一個客觀存在的，又是抽象的觀念上的空間概念，但不純粹是一個空洞的概念，它往往沒有嚴格的范疇和邊界以及確切的方位，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部分，一個地區，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都可以被看作是一個區域。對區域的含義不同的學科有不同的理解：地理學把區域定義為地球表面的地域單元，這種地域單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內部組成物質的連續性特征與均質性特征來劃分的；政治學把區域看成是國家管理的行政單元，與國界或一國內的省界、縣界重合；社會學把區域看作為相同語言、相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類社會聚落。區域經濟學對區域沒有完全統一的認識，有學者認為要對經濟區域下一個比較確切的、同時人們普遍接受的定義是比較困難的，可以概括出其所包含的基本的內涵：首先，區域是一個有限的空間概念；其次，經濟區域必須有相應的公共管理層級以提供公共服務；第三，區域在經濟上盡可能是一個完整的地區；第四，任一區域在全國或更高一級的區域系統中擔當某種專業化分工的職能。區域劃分，常采取兩種基本的方法，由此可以把區域分成不同的兩種類型，一是同質區域，二是極化區域（也叫集聚區域、結節區域、功能區域）。
區域發展的行政學科研究途徑是基于其它學科對區域發展已有成果之上的新興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內容，對區域的界定應該借鑒其它學科的研究，但行政學科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有自己研究的側重和偏向，因而我們在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還必須界定一個適合行政學科研究的區域概念。美國區域經濟學家胡佛把區域定義為“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計劃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為一個應用性整體加以考慮的一片地區”對我們有很好的啟示。區域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更多的是一種載體，體現各種關系和利益。在區域發展的行政學科研究途徑中，中山大學的兩位學者“從地理學或經濟學的研究中受到啟發，認為區域是按照一定的標準劃分的連續的有限空間范圍，是具有自然、經濟或社會特征的某一個方面或幾個方面的同質性的地域單元”。本文支持這樣的界定，但筆者以為，既然區域是按照一定的標準劃分的，而這一定的標準可能是自然、經濟或社會特征的一個或多個方面，那對區域的理解我們必須突破從地理學或行政區劃研究出發的關注角度，從對其范圍的關注轉向對其內部實質內涵的關注。如果我們將區域內的主體按照較普遍的三分法劃分為國家、市民社會和私人領域的話，可以發現，區域內各主體在不同的利益領域內形成各種交錯重疊的復雜關系。區域作為區域發展中行政學科研究途徑的基礎性的概念，它更實質的東西在于它所蘊涵的多元主體和多領域利益之間復雜的關系，這是由行政學科的學科性質決定的。
基于對區域的認識，中山大學的兩位學者認為區域行政就是在一定的區域內的政府（兩個或兩個以上），為了促進區域的發展而相互間協調關系，尋求合作，對公共事務進行綜合治理，以便實現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與利用，提供更優質的公共服務。根據這一理解，區域行政的行為主體應該是政府，強調的是政府間（同級政府之間與上下級政府之間）的相互關系，并通過對政府的協調來達致區域內優質公共服務的提供。這是區域行政的基本內涵，那么區域行政與區域公共管理是否有差別？如果有，什么是區域公共管理？區域行政為什么向區域公共管理發展？[
三、區域公共管理
要界定什么是區域公共管理，首先必須弄清楚什么是公共管理，公共行政與公共管理具有什么樣的區別國外自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各種冠以公共管理的研究著述層出不窮，但什么是公共管理，眾說紛紜沒有一個統一的認識。我國有學者在綜合國內外各種觀點的基礎上認為現代公共管理即是“是以政府為核心的公共部門整合社會的各種力量，廣泛運用政治的、經濟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強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績效和公共服務品質，從而實現公共的福祉與公共利益”。公共管理與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體不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還包括其它的組織和第三部門組織等。在公共管理與傳統公共行政的比較分析上也存在許多不同的觀點。不同的觀點具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的依據，但一個普遍認同的觀點便是在公共管理和傳統公共行政比較中，公共管理的行為主體不僅包括政府還包括其他各種的社會力量，是以政府為核心的多元行政主體；在公共管理的性質方面，公共管理要體現公共性，即指公共管理主體應著眼于社會發展長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來開展其基本活動；在行為方式上，公共管理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復合型的集體行動，以共同的目標基礎，通過協商的方式達成。#$%不可否認，現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發展的一個新趨勢，是公共行政領域不斷擴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體現。
區域行政走向區域公共管理是有其理論基礎的，除了現代公共管理理論的發展，還有市民社會理論和治理與善治的理論。我國學者在考察我國現代化進程時認為，“要擺脫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兩難境地，首先必須從認識上實現一種思維的轉向，不能像以往的學者那樣，把目光的聚焦點只放在政治權威的轉型上，因為中國現代化兩難的癥結真正的和根本的要害，在于國家與社會之間沒有形成適宜現代化發展的良性結構，確切地說，在于社會一直沒有形成獨立的，自治的結構性領域”，為此，他們引進了西方的市民社會理論，并依據中國現代化的現實進行改造，“中國的市民社會乃是指社會成員按照契約性規則，以自愿為前提和以自治為基礎進行經濟活動，社會活動的私域，以及進行參政議政的非官方公域”。#!&%就西方學者已有的共識的觀點來看，市民社會的結構性要素及其特征主要有以下的幾個方面：（1）私人領域；（2）志愿性社團；（3）公共領域。哈貝馬斯認為公共領域是介于私人領域和公共權威之間的一個領域，是一種非官方的公共領域，它是各種公眾聚會場所的總稱，公眾在這一領域對公共權威及其政策和共同關心的問題作出評判，自由的、理性的、批判性的討論構成這一領域的基本特征；（4）社會運動。市民社會概念于20世紀80年代后在全球范圍內的再度興起，與當代世界各國所發生的深刻的社會變革及對此的理論反思有密切的關系，面對現實，理論家們對國家在社會發展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地位重新思考。市民社會理論的發展，引發治理和善治理論的產生。什么是治理？在關于治理的各種定義中，全球治理委員會的定義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權威性。該委員會在1995年發表了一份題為《我們的全球伙伴關系》的研究報告，認為：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且采取聯合行政的持續的過程。這既包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的制度和規則，也包括各種人們同意或以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個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的規則，也不是一種活動，而是一個過程；治理過程的基礎不是控制，而是協調；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門，也包括私人部門；治理不是一種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續的互動。治理的實質在于建立在市場原則、公共利益和認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擁有的管理機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權威，而是合作網絡的權威，其權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單一的和自上而下的。由于治理本身也只是一種實踐的科學，毫無疑問也會存在失效的問題，為了完善治理理論，理論家們提出了善治的概念。概括地說，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善治的本質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一種最佳關系。善治具有五個基本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責任性、法治、回應和有效。分析以上的各種理論，我們可以發現它們有幾個基本的共同點：一是它們都強調管理主體的多元性，不僅包括了政府還包括私人領域和市民領域；二是在管理的目標上，更多的突出多元利益主體之間利益協調的達成并達致最佳；三是在管理的方式和手段上，注重合作，通過協商和調整，在認同的基礎上統一行動。
綜合對區域和以上理論的認識，本文認為區域公共管理是與區域行政有本質性區別的概念，可以將其界定為：區域內的多元主體為了解決在政治、經濟或社會其它領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問題，實現共同利益，運用協商和調解的手段和方式對區域以及區域內橫向部分和縱向層級之間交叉重疊關系進行的管理。這一概念包含以下幾個內涵：（1）區域公共管理的主體是多元主體，包括政府組織、私域組織和第三部門；（2）目的是解決由經濟、政治或社會其它領域構成的復雜的交錯性問題，實現最優的共同利益；（3）區域公共管理采用的方式和手段與經濟市場領域和政府公共領域的管理不同，不是競爭和壓制而是基于平等地位之上的協商和調解；（4）對象是區域內個體和共體之間相互形成的交叉重疊的關系。
參考文獻：
[1]陳瑞蓮,論區域公共管理研究的緣起與發展[J]政治學研究，2004(1)
[2]王諍,區域管理與發展[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58-61
[3]楊龍,我國的區域發展與區域政治研究[J]學習與探索，2003(4)
[4]劉鋒,新時期公共管理創新[J],中國行政管理2002(5)
[5]艾德加·胡佛，弗蘭克·杰萊塔尼,區域經濟學導論[M]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2,239
[6]陳瑞蓮，張緊跟,試論我國區域行政研究[J]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4)
[7]張成福，黨秀云,公共管理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5-12,
[8]陳慶云,我國公共管理的基本內容及其重點[J]公共行政，2003(1)
公共管理基本概念范文第3篇
[關鍵詞]公共管理 公平 公共權力
公平是公共管理的核心價值理念，也是公共管理理論研究的核心價值范疇。在學術界，學者們從不同的學科背景出發對公平作出了不同的理解，主要包括邊沁功利主義的公平觀、亞當斯管理學角度的公平觀、羅爾斯社會學角度的公平觀以及平均主義的公平觀。公共管理是一個由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與管理學等學科構成的綜合性學科，對公共管理中公平的理解也就由于人們學術背景的差異而不同。因此，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背景下，重新理解公共管理中的公平是十分必要的。
一、公共管理的本質屬性是針對不同社會群體進行的社會價值分配，這決定了公共管理中的公平應該是社會學意義的群體公平。即在社會不同群體間實現的公平
雖然學術界基于不同學科背景的公平觀為我們解讀公共管理中的公平提供了基本的學科視角，但是我們不能簡單套用上述公平觀來理解公共管理中的公平。基本原理告訴我們，理解任何一項社會活動的核心價值理念，都必須從這項社會活動的本質屬性出發，使這一核心理念符合這項社會活動的本質屬性。那么，公共管理的本質屬性是什么呢?
公共管理是向社會提供公共物品的活動。為了有效地向社會提供公共物品，公共管理必須解決為誰提供公共物品以及提供什么公共物品這兩個公共管理的基本問題。在可以用來提供公共物品的社會公共資源稀缺(有限)的前提下，公共管理解決這兩個基本問題的過程也就是對社會公共資源進行分配的過程。具體說來：解決為誰提供公共物品的問題就是實現社會公共資源在消費主體方向上的分配(配置)過程(如，在有限公共財政支出的制約下，政府將這一財政支出用于為偏遠地區修公路還是為城市建廣場)；解決提供什么公共物品的問題就是實現社會公共資源在消費形態方向上的分配(配置)過程(如，同樣是在有限公共財政支出的制約下，政府利用這一公共財政支出是為貧困群體解決住房問題還是解決子女教育問題)。因此，從公共管理解決的基本問題出發考察，公共管理的本質屬性是對社會公共資源進行的分配。從社會公共資源具有的價值角度分析，公共管理的本質屬性也就是對社會價值的分配。
與針對個體進行分配的提供私人物品的市場管理活動不同，公共管理對社會價值的分配是針對社會不同的群體而不是個體進行的，這是因為公共管理直接提供的是公共物品而不是私人物品。按照西方經濟學的論述，公共物品是具有可分享性的物品，也是具有非排他性的物品。可分享性是指某人對公共物品的使用并不影響他人的使用；非排他性是指不能剝奪任何公民對公共物品的使用權利。在西方經濟學對公共物品上述論述的基礎上，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是：公共物品的可分享性與非排他性的具體體現是什么?對此，我們的回答是：第一，公共物品的可分享性與排他性是在一定的地區內實現的，是對一定地區內社會成員的可分享性與非排他性。也就是說，一個地區的社會成員可以平等分享該地區為每一位社會成員普遍性提供的公共物品，但并不接受其他地區的社會成員分享這一公共物品。具體例證就是，在實行聯邦制國家結構形式的西方國家，社會福利主要由各成員國政府(州、省)負責提供，各成員國政府提供的社會福利是有差別的，各成員國的公民可以分享本成員國政府提供的社會福利，但不可以分享其他成員國提供的社會福利。第二，公共物品的可分享性與非排他性是在一定社會階層(群體)內實現的，是對一定社會階層成員的可分享性與非排他性。也就是說，一定社會階層(群體)的社會成員可以分享社會為這一階層(群體)成員選擇性提供的公共物品，但并不接受其他階層的社會成員分享這一公共物品。具體的例證就是，任何一位殘疾人都可以免費享用市內公共交通、任何一位老年人都可以免費進入市內公園，但非殘疾人、非老年人則不擁有這一權利。根據對公共物品的可分享性與非排他性的理解，我們可以將公共管理的本質屬性進一步表述為：針對社會不同群體進行的社會價值的分配。
既然公共管理的本質屬性是針對社會不同群體進行的社會價值的分配，公共管理中的公平也就應該是社會學意義上的群體公平，是在社會不同群體間實現的群體公平。
二、公共管理的根本目標是實現公共利益。這決定了公共管理中的公平應該是分配結果的公平。也就是使全體社會成員或大多數社會成員平等分享公共利益
公共管理的根本目標是通過提供公共物品來最大限度地實現公共利益。對于公共利益的認識，學術界存在著比較大的認識分歧，“甚至有些學者，如公共選擇學派的代表人物詹姆斯·布坎南、肯尼斯·阿羅，根本否認公共利益的存在，認為‘公共利益是一種神話”～。布坎南等人之所以否認公共利益的存在，是基于公共選擇理論的基本假設——理性人(經濟人)假設。他們認為：根據理性人(經濟人)假設，人們在政治決策中的動機與在市場決策中的動機是一致的，都是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個人的偏好是不同的，并且每個人都有充分的決策信息與足夠的決策能力。因此，人們無法形成共同的需求，也就無法形成公共利益。事實上，公共利益不僅是客觀存在的，而且其內涵也是比較清晰的。公共利益這一概念，是由公共與利益兩個基本概念構成的。公共的含義是共同的、公眾的，而利益則是“人們為了生存、享受和發展所需要的資源和條件”。。因此，我們可以將公共利益理解為：公共利益是公眾為了生存、享受與發展所需要的資源和條件。如果將公眾為了生存、享受與發展的需要概括為需求，我們也可以將公共利益理解為：公共利益是滿足公共需求的資源和條件。顯然，公共管理對公共利益的實現是通過滿足公共需求完成的，公共需求的滿足是公共管理對社會價值分配的結果。因此，與提供私人物品的市場管理不同，公共管理中的公平應該是結果的公平，是對社會價值分配結果的公平。
如何考量公共管理對社會價值分配結果的公平呢?公共管理的目標是滿足公共利益，考量公共管理對社會價值分配結果的公平也就是考量公共管理對公共利益的實現程度。公共利益是滿足公共需求的資源和條件，公共需求的主體是民眾，公共利益的實現程度也應該由民眾評定。在現代民主制度的背景下，民眾對公共利益的評定是通過民主機制、依據民主決策規則進行的。盡管不同政治體制下的民主機制是不同的，但是民主決策的規則卻是一致的，那就是全體一致規則與絕對多數規則。在采取全體一致規則的情況下，實現了全體民眾所需求的利益即民眾的整體利益也就是實現了公共利益；在采取絕對多數規則的情況下，實現了大多數(含全體)民眾所需求的利益即民眾普遍需求的個體利益也就是實現了公共利益。所謂實現公共利益，包含兩個要素：一是提供的利益為民眾(全體或大多數)所需求，這是由公共利益的公共性決定的；二是提供的利益為民眾(全體或大多數)所分享，這是由公共利益的可分享性決定的。我國學者陳慶云等人認為，公共利益應該具有分享性，而且“實際上分享人數的多寡并不是決定公共利益的惟一因素，決定是否真正構成公共利益的基本特征是“是否具有社會分享性”。由此可知，考量公共管理對公共利益的實現程度，也就是考量公共管理是否提供了為全體民眾所需求或大多數民眾所需求的利益以及這一利益是否為民眾所分享。因此，考量公共管理對社會價值分配結果的公平，也就是考量公共管理是否使全體社會成員或大多數社會成員平等地分享了公共利益。
實現全體社會成員或大多數社會成員平等分享公共利益，這是一個動態的、整體的平衡過程。由于公共資源的有限性與民眾利益需求的多元性及差異性，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一項公共管理很難同時滿足所有民眾的利益需求。一般說來，一項公共管理總是在滿足一部分民眾利益需求的同時抑制另外一部分民眾的利益需求或者是在滿足民眾某一方面利益需求的同時抑制民眾另一方面的利益需求(這正是公共管理對社會價值分配這一本質屬性的體現)。因此，公共管理要不斷地對利益需求受抑制的群體(如弱勢群體)或利益需求受抑制的方面予以補償，用動態的、整體的利益平衡過程來漸進地實現社會價值分配結果的公平，使公共管理盡可能地逼近使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分享公共利益這一理想目標。
轉貼于
三、公平與效率分屬公共管理的不同理性層面。公平是公共管理價值理性的核心。效率是公共管理工具理性的核心。效率是為實現公平服務的
對于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學術界已經多有論述，這些論述大都是抽象的，缺乏將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放在具體的社會活動中的具體分析。事實上，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或不同的社會活動中，公平與效率的含義是不同的，二者之間的關系也是不同的。那么，公共管理中的公平與效率的含義及其關系如何呢?
對于公共管理中公平的含義，我們已經進行了一定的討論：公共管理中的公平是在社會不同群體間實現的分配結果的公平，是使全體社會成員或大多數社會成員平等分享公共利益。我們再來討論公共管理中效率的含義。公共管理中使用的效率概念來源于經濟學。在經濟學中，關于效率有兩個含義：一是資源利用效率，是指利用有限的資源實現收益最大化的程度；二是資源配置效率，是指利用有限資源實現效用最大化的程度。經濟學中效率的概念涉及了微觀與宏觀經濟兩個方面：資源利用效率是微觀經濟問題，屬于企業管理范疇；資源配置效率是宏觀經濟問題，屬于政府宏觀調控范疇。公共管理中，效率一詞的含義仍然是經濟學中的含義。惟一的問題是：公共物品的提供不以贏利為目的，有些公共物品也不存在經濟收益。為解決這一問題，我們可以將收益理解為社會收益與經濟收益的統一。這樣，在公共管理中使用效率這一概念時，既與經濟學的效率概念保持了一致，又符合了公共管理的特點。
在公共管理中，處理公平與效率關系的基本準則是：從公平原則出發并注重效率。這一基本準則有三個含義：(1)公共管理必須以公平為基本出發點。第一，公共物品的可分享性與非排他性決定了公共管理必須從公平原則出發，不能以不公平的方式剝奪任一民眾的消費權力。第二，公共管理的國民經濟再分配性質，決定了公共管理必須從公平原則出發，將公平放在公共管理的首位。公共管理是國民經濟的再分配過程，盡管各國的分配原則有所不同，但在國民經濟再分配過程中，都要貫徹公平原則。從處理效率與公平關系的角度出發，可將世界各國的收入分配原則分為兩類：效率優先與公平優先(盡管公平優先的國家是少數)。在公平優先的國家，再分配過程必然要貫徹公平優先的分配原則，以進一步實現公平。在效率優先的國家，國民經濟的一次分配必然要形成社會收入的差異，甚至會導致尖銳的社會矛盾。為緩和由一次分配形成的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并在公共選擇中獲取大多數人的支持，政府在國民經濟再分配中，也必然要貫徹公平原則。(2)公共管理也要充分注重效率。經濟學基本原理表明，公共資源是有限(稀缺)的，在有限資源的制約下，公共管理必須注重利用有限資源提供更多與效用更大的公共物品，以提高公共管理的效率。(3)公共管理中的效率是在公平統領下的效率。同其他經濟活動一樣，作為國民經濟再分配過程的公共管理也必須解決生產什么、怎樣生產、為誰生產這三個基本問題。與其他經濟活動不同的是，公共管理解決這三個基本問題的順序是：先解決為誰生產，再解決生產什么與怎樣生產。這是因為：公共管理對社會價值分配的本質屬性，要求公共管理首先要解決將社會價值分配給誰，即為誰生產公共物品的問題，在解決了為誰生產公共物品這一根本問題之后，公共管理才能考慮為這些人生產什么樣的公共物品以及怎樣生產這些公共物品。公共管理解決上述基本問題的順序并以公平為基本出發點，決定了公共管理必須將公平放在首位，用公平來統領效率。具體說來就是：公共管理在決定為誰生產公共物品時從公平出發，在決定生產什么公共物品與怎樣生產這些公共物品時注重效率。
至此，我們可以看出：在公共管理中，公平作為公共管理價值理性的核心，始終是第一位的；效率作為公共管理工具理性的核心，是為價值理的，也就是為公平服務的。我國的公共管理理論研究是在借鑒西方公共管理理論與介紹西方公共管理改革運動的基礎上展開的。誠然，西方的公共管理理論與英國撒切爾政府和美國里根政府率先開展的西方國家的新公共管理(改革)運動是以提高公共管理效率為中心的。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這一理論與運動是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在公共管理中比較好地實現了公平的前提下進行的。認識到這一點，會使我們在努力提高我國公共管理效率的同時，始終堅持公共管理中的公平并將其放在首位，避免再次出現前一時期我國社會某些公共管理領域(如醫療、教育等領域)存在的為了追求效率而顯失公平的社會現象。
四、公共管理是以公共權力為核心展開的，只有實現公共管理中公共權力的合理分配，才能從根本意義上實現公共管理的公平
作為提供公共物品活動的公共管理，是以公共權力為核心展開的。按照公共選擇理論的分析，人們在提供公共物品過程中的動機與在提供私人物品中的動機是相同的，或者說，人們在非市場(政治)決策中的動機與市場決策中的動機是相同的，都是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從集體行動的邏輯角度分析，與市場決策不同的是，在非市場決策中，在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動機驅使下，個體的理性選擇必然導致集體的非理性選擇。這一非理性選擇在提供公共物品活動中的具體體現是：從公共物品的生產角度分析，由于存在“搭便車”或“逃票乘車”的現象，人們不可能有效支付公共物品的生產成本，公共物品就無法生產出來；從公共物品的消費角度分析，由于存在“囚徒困境博弈”或“牧人博弈”，人們無法合理消費公共物品。為了避免上述現象的發生，除非共同體成員極少，否則，共同體成員必須向來自心靈之外的強制力(利維坦)心眼，這一強制力電就是公共權力。只有公共權力的介入，公共物品的生產者與消費者才可能在公共權力的作用下通過個體的理性選擇形成集體的理性選擇，個體間的理性博弈才能在集體理性的制約下達成最優均衡。公共權力的介入，雖然增加了公共管理的成本，但是作為“必要的惡”，它可以使公共物品得到合理生產與消費，使公共利益得到較好的滿足。換言之，沒有公共權力也就沒有公共管理，公共權力是公共管理的核心。公共管理以公共權力為核心，使公共管理對社會價值的分配具有了公共權力所決定的權威性。
公共管理基本概念范文第4篇
一、創新性教學體系建設
1.梳理理論教學體系，重點著墨于“實際應用”環節。《公共管理的技術與方法》理論教學中容易出現重“數理推導”，輕“實際應用”的傾向，學生通常認為“很難”“、不易掌握”。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在于，《公共管理的技術與方法》的理論學習和實際應用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距。為了彌補這一差距，課程通過對取材于實際公共管理領域的例題的解答，總結學習該課程的基本技術與方法。理論教學部分包括：測量與調查方法，定量分析基本方法，統計分析初步，統計推斷方法，假設檢驗方法，相關分析與回歸分析方法，定量決策分析方法等模塊。理論教學內容將巧妙地避開各種方法的數理推導，介紹基本理論后，通過70多個例題，逐漸展開《公共管理的技術與方法》這門看似深奧的課程，使得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能夠直接將理論與實際應用結合起來。
2.構建啟發創新思維的實驗教學體系。近年來，一方面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壓力越來越大。另一方面社會卻普遍存在人才缺乏的問題，尤其是行政管理人才狀況令人擔憂。面對行政管理人才供需矛盾的現狀，我們意識到：必須高度重視實驗教學質量，徹底改變傳統的“重理論，輕實踐”的教育模式。為了切實提高學生的動手操作能，使學生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從2009年開始，筆者在《公共管理的理論與方法》課程的教學體系中增加了占學時一半以上的實驗教學內容。以往的課程教學中沒有設置實驗環節，學生很難做到“知行合一”。2010年，人文學院公共管理實驗室的建立為實驗課程的開設提供了軟硬件條件。在設計專項實驗的過程中，課程組發現，大多數學校的專項實驗主要是借助宏觀統計數據開展統計表和統計圖的制作、集中趨勢分析、離散趨勢分析、相關和回歸分析、假設檢驗和時間序列分析等實驗模塊。
這種實驗教學體系存在三個突出的“短板”，一是公共管理技術與方法的獨立模擬和訓練；二是實驗數據由教師定制，學生缺乏數據收集能力；三是忽視培養學生根據特定研究問題，設計研究方案及操作步驟，選擇恰當的研究方法的能力。創新性實驗教學體系建設希望通過在驗證性實驗的基礎上，整合設計性實驗以啟發學生的創新思維、增強創新意識、提高創新能力。具體來說，一是增加綜合模塊以增強學生對研究方法的靈活應用能力。二是增加社會調查模塊以增強數據收集能力。配合課堂教學和實驗教學的內容，把學生分成不同的調查小組，就同學們感興趣的問題進行問卷調查，最后整理調查數據以備實驗之用。三是增加研究設計模塊，使學生能夠通過社會現象發現一個“好的問題”，制定探索特定問題的研究方案及詳細的操作步驟，選擇恰當的研究方法以及選定時間框架等一系列訓練。實驗教學體系包括十個實驗項目：統計圖表的制作；數據的描述統計；假設檢驗；方差分析；相關分析；回歸分析；因子分析、聚類分析和判別分析；社會調查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綜合應用；研究設計與評價。最后三個實驗項目是針對克服實驗教學中的三個短板設計的。
二、創新性教學體系建設框架和主要措施
1.建設框架。《公共管理的技術與方法》創新性教學體系建設框架（如圖1所示）：
2.主要措施。首先，不斷提高理論精講水平。通過大量社會調查案例分析和例題分析，促進學生對于理論問題的消化吸收，增強學生的形象理解。在教學中適時開展課堂及課后討論，建立教師與學生的雙向互動機制。其次，不斷改革教學內容結構，注重理論與實驗相結合、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在理論與實驗相結合方面，授課時數與實驗時數比為1∶1，也就是說，課程總時數的一半是安排學生在實驗室，由老師輔導、學生實驗完成的，提高學生對調查資料的處理能力。
在激發學生創新思維方面，除了在課上融入大量的調查案例和例題以外，在講授完公共管理的技術與方法后，讓學生自選課題，設計總方案；讓學生對已選課題自己設計問卷；讓學生深入社會中，親自調查和收集資料；讓學生自己整理、分析資料；由學生自己完成研究報告。老師在每個環節就共同存在的問題在課上指出、分析和糾正。通過組織學生參加社會實踐和社會調研，增強學生感性認識和實踐經驗。
公共管理基本概念范文第5篇
[關鍵詞]政府會計變革；新公共管理；制度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F8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670(2009)01-0008-05
20世紀末，各國政府轉變了各種管理控制方法，包括組織結構、財務和管理會計、財務管理的其它方面、人力資源管理和戰略。例如，很多政府進行分權、私有化活動等，并引入產出和結果導向的計劃與控制、顧客導向、引入競爭、質量模型和多維度績效評價等。所有這些改革即所謂的新公共管理運動。本文關注其中與政府會計有關的一些改革。
新公共管理被認為是一種功能主義方法，其主要目標是增加政府的經濟效率和效果。為了理解政府會計變革，不能從單一的視角去理解(Hopwood andMiller，1994)。本文主要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看政府會計變革，包括引入的各種原因、變革的過程和效果。在分析組織和變革過程時，制度框架包括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等維度(Greenwood and Hinings，1996)。
一、新公共管理與政府會計變革
新公共管理(NPM)的核心是轉變政府而使它更有效率和效益，并且在傳遞商品和服務時更具有經濟性(Hughes，1998)。胡德將新公共管理的主要內容和特征概括為：向職業化管理轉；明確的績效標準與衡量指標；更加注重產出控制；實行部門分權；引入市場機制，強化政府內部競爭；私人部門的管理風格和方法；強調資源運用上的克制和節約(朱仁崎、彭黎明，2003)。經合組織(OECD)1995年度公共管理發展報告《轉變中的治理》把新公共管理的特征歸納為8個方面：轉移權威，提供靈活性；保證績效、控制和責任制；發展競爭和選擇；提供靈活性；改善人力資源管理；優化信息技術；改善管制質量；加強中央政府指導職能(趙景來，2001)。德國學者GemodGnming指出，新公共管理的確鑿無疑的特征至少包括20種(朱仁崎、彭黎明，2003)：削減預算、VOUCHERS、績效責任、績效稽核、民營化、顧客觀念、分權化、戰略規劃，管理、生產和供應的分離、競爭、績效測評、管理風格變革、簽約外包、自主管理(彈性)、審計的改善、人事信息管理(誘因)、使用者付費、政治和行政的分離、財政管理的改善、技術的更多利用。
新公共管理的范圍非常廣，包括政府對社會的管理(政府管理社會事務的過程)和政府的內部管理。從與政府會計信息的相關性來說，宏觀層面的宏觀經濟管理、公共財政管理等和微觀層面的公共部門管理、公共部門財務管理將對政府會計信息產生更多的需求。對于宏觀經濟管理而言，其信息來源不僅包括政府會計提供的信息，還包括政府的相關統計數據(這些數據也間接的來源于會計信息)。公共財政管理更依賴于政府會計信息，公共財政管理主要體現在財政收支管理和公共預算管理、成本管理、投資管理、績效管理等，這要求政府會計能夠提供有關預算、成本、績效等信息。新公共管理強調結果和管理者的責任，故政府會計的新公共管理需求觀是站在政府管理者的立場上，他們需要政府會計信息為其公共管理決策提供支持，從而更加有效地配置和使用公共資源，履行政府對社會公眾的受托責任。因此，他們需要管理取向的政府會計模式。
20世紀80年代前，各國政府的財務管理，主要強調投入和過程，政府通過財務預算和管理程序來控制。采用產出導向的計劃和控制是在20世紀末的政府革新。這是由于各國面臨預算赤字，在社會任務和政府功能上出現危機。隨著新公共管理的推進以及應計制在政府會計的逐步推行，各國引入產出導向的計劃和控制，如預算和中期與年度財務報告。
二、制度理論與政府會計變革
(一)制度理論
新公共管理理論認為政府改變控制是為了提高績效，增加經濟效率和效益，但組織變革并不僅僅是為了增加效率和效益，組織內外環境和制度也對管理變革起到重要作用。而制度理論強調社會結果和組織環境的社會和文化方面(如規則、知識、權力、利益、標準、特定群體和社會的習慣)對組織的影響，組織也反過來影響它。相對于功能理論，制度理論拓寬了組織的范圍，考慮了組織環境。
舊制度經濟學關注組織形式和它們的特征，尤其是效率，也關注制度的影響和其它社會和文化方面。通常，舊制度經濟學表明“制度，經濟”和“社會，文化”是組織變革的重要因素。制度理論不僅關注組織，也關注組織內的個體，即制度理論關注經濟角色、社會文化問題、個人和組織、環境和它們的相互影響。總之，制度理論的范圍很廣。
社會制度經濟學沒有關注改革的原因和經濟效率與效果。社會制度經濟學主要關注模仿(為什么一些組織跟隨趨勢、模仿其它組織、為什么存在變革的固定模式與同構組織)。該領域的學者認為變革有時僅僅是為了滿足外部的規則與預期，例如為了滿足外部法律的規定。近年來，有些學者開始關注績效衡量的影響、競爭邏輯、進行變革的理性原因等。這表明組織及其個體關注社會理性和社會效率，也表明制度經濟學關注理性和效率概念，包括社會和其它問題。
(二)制度理論與政府會計變革
Houwarrt(1995)認為，當新公共管理被引入時，新公共管理被作為各國政府應對環境變化的一個工具，如預算壓力(經濟因素)等內部因素、預期和正式規則(如外部制度)的外部改變。內部管理者不滿足于傳統、階層制、投入導向工作方法等，也是一個因素。
如前所述，制度觀也認為財務困境、正式規則、預期組織環境的改變，可能導致管理變革。這些變革不僅使組織更加企業化和增加經濟效率和效益，而且在面對新的內外需求時顯示出敏感度(做好準備或漠不關心)，或者正式完成新的需求和預期。另外，制度理論關注各種要素的相互關系，例如，一旦引入新的會計系統，它不僅影響組織的效率，而且影響內外預期、組織和個體的利益與習慣。
Bum和Scapens(2000)基于舊制度經濟學提出了個政府會計變革框架(scapens，2006)。他們定義規則(roles)、慣例(routines)和制度(institutions)作為解釋會計變革的基本概念。在他們的框架中，規則(rules)是正式陳述程序，而慣例(routines)是實際使用(Bums and Scapens，2000)。Burns和Scapens認為，會計背景下的規則作為正式會計系統的一部分被寫入操作手冊，而慣例是實際使用中的習慣和會計實踐。規則通常不會經常改變，只在某些時候改變。但是，慣例作為日常工作方法的改變可能逐步改變。慣例的改變可能來自于現行工作方法的經驗、規則的改
變或社會壓力要求改變(來自于組織內外不滿足于某種實踐和績效，社會價值的新發展，某群體增加相對權力，或其它組織內外制度的改變)(Oliver，1992；Greenwood and Hinings，1996)。雖然慣例可能受規則影響，但慣例在某些方面通常不同于正式規則。一個正式規則的改變并不必然意味著管理者、其他員工的實際思考和工作方式將馬上按照規則進行。在可以觀察到的實際思想和行動改變之前需要一段時間。
Burns和Scapens認為，制度規范了個體的日常行為和工作程序。反之，制度也是日常行動和工作方法的結果(Bums and Scapens，2000)。制度使組織趨于穩定，或者趨同于某一組織，但它們不是不變的。廣義的社會制度構造了組織的外部制度環境，而特定的內部制度規定了內部制度環境(它與外部環境因素緊密相連)。內部制度環境包括各種實踐，如各種被長期認為是習以為常的慣例(Scapens，2006)。組織文化是內部制度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為它強烈影響參與者的信念、價值觀和實踐。
慣例植根于組織的歷史，被相對穩定的制度定型，可以預期，慣例通常以一種漸進的方式改變。但是，當一個組織或其環境經歷了一個巨變時，如政府進行私有化改革，某些慣例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主要轉變，這可能是因為員工知道組織的生存面臨危機(Scapens，2006)。
制度理論和Bums和Scapens的框架可以作為分析和理解引入新公共慣例后會計的變革過程。也就是說，為了更好地理解組織的會計改變過程，包括引入的原因和效果，制度理論提供了一個廣泛的框架來分析政府會計變革。制度分析也可以顯示是否在一定程度上變革的效果與新公共管理思想所倡導的相一致。
迄今為止，有少量的實證研究用制度理論解釋政府會計的漸進式變革(Nor-Aziah and Scapens，2007；Ter Bogt,2008)。制度理論(如社會制度理論和Burns and Scapens的框架)能提供一個基礎來理解和分析政府引入新公共管理導向會計變革的原因、變革的過程及其效果。它主要通過關注3個方面的問題：(1)政府會計變革的過程是如何發生的，經濟因素和其它制度影響在引入會計變革中是否起重要作用。(2)如果起作用的話，哪些作用來自于執行正式會計系統的主要變革。(3)從長期看，這些變革是導致了組織功能的更加企業化，還是它們引入只是為了遵守外部環境中的法律規定，因此其效果主要是象征性的。
三、政府會計變革的原因
舊制度理論認為經濟的和其它制度原因可能導致組織改變。社會制度主義者認為這些影響因素包括模范、外部法律等。Btog(2008)詳細討論了會計變革的原因。很多學者認為很難嚴格區分組織會計系統的改變與其它新公共管理變革，如引入新組織結構、質量管理、關注人力資源管理等。他們認為大多數變革實際上相互作用，也是政府長期變革過程的一部分。
很多學者認為會計變革的主要目標是增加組織的經濟效率和效益(Bogt，2005)。20世紀末的各國預算削減，導致了各國引入增加效率和效益的各種技術。除了經濟合理性，社會，政治合理性要素也對引入變革起重要作用，例如，為了將來拉選票和獲得政治支持。引入變革也是社會、政治和政府部門績效的結果。由于很多投票人對政治和政府喪失信心，或不滿足于政府績效，導致了20世紀末很多西方國家投票率的急劇下降。這將加速變革，尤其是引入分權和產出預算以及相關的計劃和控制文件。當然，還有其它一些社會原因導致變革，但它們在本質上是象征性的。例如，在某種程度上，引入某些變革是受這樣一些因素的影響：一種時尚或趨勢去跟隨新思想，擔心被其它組織的同事認為是一個落后者，或來至于外部咨詢者的建議，或來至于經驗教訓。
四、新公共管理下政府會計變革的影響
會計變革的效果可能是積極的，也可能是消極的，這些影響只是逐步可見，需要一個過程。本部分討論引入一些主要會計變革的影響，如應計會計、產出預算、績效預算和基準。
(一)應計會計
20世紀70～80年代引入應計制意味著政府會計人員需要一些額外的培訓來適應這個新系統。但從20世紀50年代起各國逐步從傳統的現金制轉向修正的現金制或修正的應計制會計系統，使得編制資產負債表成為可能。而且，要求年底報告應付和應收數額也使計算應計支出和應計收入成為可能(Bac，2002)。
嚴格地說，引入應計會計到現存系統基本上不沖突，也很難引起嚴重問題，尤其是因為通常引入應計會計最初被認為是一種技術變革。組織繼續關注財務信息而不是產出和結果，這意味著受托責任過程沒有根本改變(Bog and Helden,2005；Mol，2006)。
由于應計會計的引入是一個漸進過程，很難在短期內看出其效果。但總體而言，應計制有利于經濟決策制定和組織功能的實現。應計制是一種更企業化的方法，首先它具有財務意義，但逐步地它將滲入組織的一般管理和他們的思考方式。有些政府會計人員認為，沒有應計制的引入，就不可能編制產出預算并提供信息給活動和產出的單位成本。在應計制下，能獲得預算和作業成本的及時記錄。
(二)產出預算
在新公共管理導向下，很多國家在20世紀末引入產出預算。以前的研究認為產出預算及其績效信息，以及相關的中期和年度報告的效果不是很理想。一些政府會計人員認為，最初，新公共管理思想看起來很吸引人，但細想起來很難執行。新公共管理很可能是一種好的思想、一種實用主義和企業化的方法，但在政府中實行并不容易。績效衡量，作為新公共管理的一個重要因素，也很難執行。但總體而言，新公共管理有利于計劃和控制，盡管它只是提倡產出導向。新公共管理導向有利于部門和活動的成本結構的透明度，也有利于提高財務預算和報告的質量。在產出導向下，很少有組織超過他們的預算和支出不足；即使他們超支，中期報告也會提醒他們。這表明新公共管理導向有助于改進組織的財務管理。產出預算能使政府會計人員更多地關注產出和績效，有助于定義任務和明確責任結構，變得更加專業化和企業化。新公共管理和產出預算也影響會計實踐，尤其是組織文化(從投入和過程導向變成產出導向)。另外，產出預算的引入通常與分權相結合，分權后組織層級更少，靈活性增加。分權組織的任務、產出和結果導向和透明度也將逐漸增加。通過這種方式，組織文化將逐步改變，組織制度也跟著改變。
編制產出預算也將影響非財務人員。由于越來越多的人員需要預算和控制信息，也參與到生產這種信息。這主要是因為預算和控制信息在本質上并非嚴格的財務信息，而是內容導向。這意味著生產和解釋預算及控制信息不再是財務人員的專利，內容導向的雇員也開始關注財務信息。
總之，引入產出預算意味著市民服務和政治家的活動(如定義和討論政治領域的內容)已經逐步變得更加關注。比以前更頻繁的是，特定政策領域正考慮更廣的政策項目內容。在有些領域，更多的政府人員開始參與產出預算。
(三)績效預算和基準
績效衡量、新公共管理、引入產出預算和基準密切相關。事實上，績效衡量是一個基本概念，它在引入所有這些會計技術變革中起重要作用。它與會計和會計變革的技術方面緊密相連，將改變組織管理的其它方面(人力資源管理和組織文化)，也評估和控制管理者的活動。
有些政府管理者反對績效衡量。但大多數管理者認為績效衡量很重要。基準提供了一個相對績效標準。而且，如今績效信息的收集采用平衡計分卡或者質量模型(如INK模型和EFQM模型)。很多政府管理者擔心政府績效衡量的恰當性，這確實不是新技術能完全解決的。雖然存在這些問題，但基準能逐步提供更有效的可比性績效信息。基準能提供計劃和控制信息，并提供一個相對績效。從這個角度說，它有助于提高組織活動和績效的透明度。
政治家更需要關注績效信息，因為他們要直接面對公眾和媒介的評論。由于不確定性的增加，很多政府越來越關注績效和績效基礎人力資源管理。
基準使績效信息逐步在控制政府組織和提供更透明的信息給外部利益相關者中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引入產出預算也有助于政府實行績效導向的文化。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將影響內部制度，也影響外部制度。很多政府開始關注信息的透明度、績效和績效信息，開始將工資水平與績效評估相連。這不僅出現在組織的高層，也出現在組織基層。
新的和現存的績效信息將逐漸變得更加重要。改進和正視這些信息將增加它們的使用，這將促進更加績效導向的組織文化的發展。而更績效導向的組織文化，通過增強人力資源管理，也促進績效信息的使用。
五、基于制度理論分析新公共管理下的政府會計變革
舊制度理論及其代表如Greenwood和Hinings(1996)認為經濟和其它制度因素將導致變革。經濟問題如預算壓力，在引入各種會計變革中起到重要作用。而且，很多改變被引入是因為它在其它地方獲得了成功，看起來更加現代化，這是某些利益相關者所預期的或者被強制要求的。很多因素，如在社會制度經濟學中提到的模仿和外部法律，也起到重要作用。
根據制度理論和Burns和Scapem(2000)框架，各種會計變革可能被認為是規則的改變。這些外部制度環境的改變，如預算削減和有義務引入應計會計和產出預算，也可以被認為是規則的改變。這些外部改變影響引入各種管理改變到組織革新，包括引入新的會計系統。當執行新的會計系統時，可能出現某些技術難題，這說明宣布一個規則的改變和只是紙上談兵時相對容易。
組織的參與者是否能完全理解和遵守規則的改變，如在多大程度上他們將改變慣例，很多政府會計人員認為新的會計系統和信息在剛開始或很長一段時間很難使用。根據制度理論，慣例持續的表現為日常經驗和發展的結果的輕微改變，但它們植根于組織的價值和傳統。
經過一段時間，慣例能夠制度化，因為它們變成了制度的一部分，例如，制定了組織內外的思考方式(Hopwood，1990)。各種因素可能影響制度和作為制度一部分的慣例。各種政府外部環境已經發生了變化，如由于政府及其績效可能顯著的影響外部制度，價值和預期將會改變。由于政府的低效和不靈活導致了內部的不滿足，內部制度將改變。制度的改變將刺激規則和慣例的改變。而內外價值的改變通常是逐步發生的，而不是慣例的劇烈的大改變的結果。
慣例的穩定性、改變的漸進性和組織歷史的影響也顯而易見。新規則，如新會計系統，已經引入但沒有很好的理解，或者生產的信息被認為是無用的(例如，由于系統的不完全，不符合人們的思維方式，或者由于人們沒有學會如何使用)。新會計系統的信息可能很難用于控制組織，參與者繼續使用現有慣例。這并不一定是他們抵制改變。很多政府管理者和會計人員的決策和控制繼續基于傳統的投入和過程導向信息(Scapens，2007)。這些傳統的工作方法來至于文化和以前的關注投入和過程的培訓。另一個導致繼續使用舊系統的原因是新會計系統的規則還沒有與其他規則和系統(如績效評價系統)保持一致。但是，慣例在多年后將逐步改變。這將增加實際績效信息的使用、服務導向、根據產品和效果思考(Modell，2004)。這些發展可以認為是與新公共管理思想保持一致的變革。
除了績效信息，還有很多規則逐步改變的例子，如質量和人力資源管理、內部制度(如組織文化)(Busco et al，2002)。也就是說，從組織內部看，高質量績效、保持一致、顧客導向等比以前更加強調和重視。這也是年輕的政府會計人員，在他們的專業培訓時接受了新公共管理思想的熏陶，所提倡的。變革不僅由于預算削減和新規則所致，外部社會和政治壓力也會導致變革，如生產率的下降、更多的市民批評等(Abrahamson，1996)。由于社會和政治因素，政府不僅需要引入新規則(如產出和結果預算)，而且要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他們的慣例(如在控制組織時更加關注績效)。在某種程度上，這些改變決定放棄過時的和不成功的工具和工作方法是對各種壓力的合理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