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危機與金融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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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危機與金融危機范文第1篇
［摘 要］在回顧此次經濟與金融危機的基礎上，總結公共部門為遏制經濟與金融危機所采取的各項措施；介紹各國在全球化的影響下，為了確保經濟的持續復蘇，在經濟體框架中可能采用的新規則和新機制；論述經濟與金融為了適應新時期的發展需要進行的一些深度改革。
［關鍵詞］經濟與金融危機；經濟復蘇；經濟治理；金融治理；金融體制改革
［中圖分類號］F014.8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4833(2011)06-0003-07
一、 引言
全球經濟與金融危機引發了人們對金融的基礎及其背后意識形態的質疑，人們開始重新審視銀行和金融體系在全球經濟發展中所發揮的引領作用。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脫節已經顯示出金融體系的局限性，而這種局限性的起因是市場無視經濟積累模式的演變和追求利潤的無限增長。當下經濟與金融危機的嚴重程度及其在國際上的迅速蔓延，更加凸顯了國家調控的重要性。國家既是經濟與金融活動的管理者，也是經濟與金融活動的參與主體。國家應維護經濟和社會的根本平衡，促進經濟和社會持續、平穩發展。當前的經濟與金融危機表明，在世界經濟和金融越來越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背景下，單個國家企圖阻止這場撼動了全球化經濟之根基的經濟與金融危機在本國發生是不切實際的。經濟與金融危機還揭示了建立一種新的全球治理的必要性。新的全球治理包含全球經濟治理和全球貨幣與金融治理。全球經濟治理旨在縮小衰退的持續時間和范圍；全球貨幣與金融治理旨在預防或者限制經濟與金融危機帶來的負面影響，并消除未來再發生更嚴重經濟與金融危機的可能性。為此，國際社會應開展大量的協調或協商工作，以便對經濟與金融危機實施監控，并采取相關措施減小經濟與金融危機帶來的負面影響。然而，盡管當前國際上出現了經濟復蘇的趨勢，但復蘇具有明顯的不確定性。而且金融體系與大量正在流通的不良金融產品相關，這就使得金融體系具有潛在的或實際的債務危機，因而金融體系存在動蕩的風險。實際上，這些債務危機已經開始在多個國家中顯現。政府為消除經濟與金融危機帶來的負面影響而采取的救助計劃，導致不良負債從私有部門轉移到公共部門。這些計劃還大大增加了公共支出的數額，并帶來了新的問題，例如公共債務以及為促進經濟發展所必須做出的各種艱難抉擇等。
本文的第二和第三部分是在回顧此次經濟與金融危機的基礎上，總結公共部門為遏制經濟與金融危機所采取的各項措施；第四部分介紹各國在全球化的影響下，為了確保經濟的持續復蘇，在經濟體框架中可能采用的新規則和新機制。
二、 金融危機的起因
2007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其中包括國際結構性失衡、銀行與金融體系功能失常、復雜金融產品（如衍生品和結構性產品等）的發展不受約束。這場金融危機損害了實體經濟，但卻讓中介機構和投機者從中受益。
發達國家由于有世界其他國家支持其財政赤字，因而在財政政策上選擇長期赤字。再加上，由于使用復雜的金融工程能使金融風險在世界范圍內進行分散，這些國家的公共支出穩步上升。包括美國在內的大多數發達經濟體利用本國有利的經濟條件，實施持續的低利率、低通貨膨脹率來支持其“過度樂觀”的增長。這種經濟增長主要是依賴虛擬經濟，而不是依賴于那些真正創造財富的生產、服務環節。低利率產生了更大的金融債務和投資意愿，尤其是增加對房地產和金融衍生品的投資熱情，這導致了資產價格的不合理上漲。在房地產領域，美國房屋價格1996年―2005年的增長率高達90%，其中2000年―2005年的增長率為60%。低利率也導致了投資者不惜成本追求收益的趨勢。這一趨勢也促使旨在滿足不同類型投資者和金融、經濟主體需求的復雜金融產品的創新和開發。過多的資金流動性致使很多公司高估了市場吸收風險的能力，引發了公司管理者對業績的盲目追求，也導致了金融機構之間的激烈競爭。
隨著美國的一個高盈利、充足信貸投放時期（尤其是1993年至2006年期間）的告終（以房地產景氣結束、次貸市場崩潰為標志），人們開始質疑金融機構和銀行設計并實施的復雜債券化產品。金融危機首先影響到對沖基金和銀行金融機構，之后嚴重地沖擊了資產和股票的價值，并大大降低了公司財務狀況轉好的可能性，因此也影響了物質生產和貿易服務等實體經濟，導致了這次經濟與金融危機。這次經濟與金融危機波及社會的方方面面，其影響范圍目前還沒被完全認定。不斷蔓延的經濟與金融危機是由四大惡性循環造成的。第一，資產價格下跌促使資產所有者出售資產，因而資產估值持續走低；第二，金融機構蒙受的損失損害了其融資能力，使得資產貶值加劇；第三，金融體系功能的衰弱使經濟增長率下降，反過來經濟增長率下降又削弱了金融體系功能；第四，經濟增長率降低對勞動者就業產生了負面影響，并進一步使得商品需求下降和經濟增長走低。全球經濟與金融危機對很多經濟和金融主體產生了重大影響，特別是銀行，它使得許多銀行瀕臨破產。
2009年全球GDP縮水2.2%，全球貿易額下跌近14.4%。這使得很多國家失業率升高，財政預算赤字居高不下。能否解決這些問題取決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所共有的緊張局勢能否得到緩解，這種緊張局勢形成的部分原因在于公共支出的增加及財政收入的減少。
三、 公共部門采取的措施
各國可以根據各自不同的國情，靈活采用各種刺激經濟的措施，如降低利率，調整資本額，向銀行、金融和工業機構注入流動資本，實施行業整合政策以及運用恰當的預算和金融政策推動經濟增長等。
（一） 貨幣類措施
為了恢復經濟和金融主體的信心，確保銀行業的資金流動性，金融主管部門為銀行提供了多種幫助。例如，2008年9月7日美國中央銀行投入約2000億美元解救美國房屋抵押市場的兩大巨頭（房利美和房地美）。另外，包括美聯儲在內的很多中央銀行通過降低利率來確保金融從業機構能夠以優惠的條件重新籌措資金。各國中央銀行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一是降低利率，其目的是保證金融從業機構在市場上積極地重新籌措資金；二是通過養老金向銀行網絡注入資金，此舉主要是為了恢復金融從業機構的信心，保障銀行業的資金流動性；三是購買一部分銀行資產，包括在金融危機背景下高風險的不良資產。總的來說，各國中央銀行在確保本國銀行和金融體系免于崩潰方面發揮了決定性作用。然而，實施這些措施所需的資金大部分是借助于造幣。因此，在各國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上，曾經被銀行持有的不良資產替代了中央銀行的傳統資產，大部分債券成為安全資產，這對各國中央銀行的信譽產生了很大影響。
（二） 預算類措施
很多國家政府運用了預算工具，例如在經濟領域采取重要的扶持措施，并開展針對銀行和金融機構的紓困計劃。其中，美國的保爾森計劃主要為銀行和金融體系提供援助，援助金額高達7000億美元。類似的還有德國政府劃撥了近5000億歐元的預算，用于扶持計劃中的金融市場部分。一些旨在結束經濟衰退、推動經濟復蘇的財政刺激計劃也得以實行。大部分刺激計劃將貸款作為融資的主要渠道，這些刺激計劃涉及多個行業，尤其是受到經濟和金融危機直接沖擊的行業（房地產和汽車等行業），而且大大提高了幫助私有部門擺脫危機的公共投資金額。
一些國家政府還將金融機構收歸國有。例如美國最大的保險公司――美國國際集團（AIG）的國有化比例為80%，美國財政部對其注資更是高達850億美元。另一個例子是一家規模位列英國前八名的銀行已經部分轉為國有，其市場價值約500億英鎊。各國采取的財政與金融措施初見成效，經濟開始出現復蘇跡象。主要經濟體（如美國、日本和新興國家）在2009年的后期開始走出危機。但很明顯，預算類措施大大擴大了各國的預算赤字。2009年，G20國家的赤字占GDP的7.9%，而2007年則不足1%。相對新興國家而言，這一現象在發達國家尤為突出，2007年發達經濟體的赤字平均占GDP的1.9%，而2009年則高達9.7%。希臘等國的赤字也在2009年急劇上升，達到GDP的12.5%。各國主要通過借貸來彌補預算赤字。低利率刺激了借貸，這主要是因為投資者傾向于公認比較安全的政府債券。結果，各國越來越深陷于低利率的債務，而償債也保持著經濟、金融危機前的水平。這使他們產生了錯覺，以為能維持高借債能力，而不用擔心影響到財政；同時也使政府遭受了債務和償債增加的風險。2010年，由于高債務水平和預算赤字帶來的不信任，在希臘與2010年4月的歐洲平均水平相比，利率幾乎提高了450個基本點。、西班牙等一些歐洲國家，這種風險變成了現實。市場和評級機構對希臘等國家債務水平進行評估后，認定其為加劇貸款拖欠的主要因素。這些國家債務水平已經達到臨界值，并且還將在未來幾年繼續攀升。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G20國家債務額的GDP占比已由2007年的62%提高到2009年的近75%。這一趨勢在發達經濟體中尤為顯著，二戰以來一些國家首次出現資不抵債的情況。為此，在市場的壓力下，越來越多的國家實施了財政緊縮計劃，以便能降低預算赤字和公債水平，實現宏觀經濟基本平衡，重振市場信心。但是，這些措施也可能導致需求減少，影響經濟復蘇乃至各國內部的社會平衡。
從分析財政和金融主管部門采取的不同措施可以看出，市場的自我調控功能隨著全球金融與經濟危機的爆發而黯然失色。私有部門在危機管理方面的能力以及市場經濟的種種優點都遭到強烈質疑。因此，在對金融、經濟領域進行調節、控制的過程中，國家干預正在回歸。
四、 需要進行深度改革
2007年全球金融與經濟危機爆發至今已有三年多，但危機仍然是熱點話題，并繼續給全球經濟帶來不確定性。危機的起因是大規模貸款和投機性投資，這揭示了國際金融體系的功能失常已經十分嚴重。金融市場不加約束地發展，導致了實體經濟嚴重不穩定。事實證明，市場自我調節的信條是錯誤的，而且對全球經濟極其有害。戰勝危機、重振經濟并解決威脅著許多國家（歐洲、墨西哥、日本等）的債務危機，始終是各國、各地區乃至全球層面的重要議題。
為了恢復信心、重新發展經濟，各國運用了大量的預算和貨幣措施，并提供了必要擔保。同時，各國還采取措施以加強對銀行業的管理，削弱投機效應，強化金融監管，改善金融方面的國際協調。以美國為例，美國正在進行銀行和金融體系改革，一項新的銀行和金融業法案2010年7月21日，美國總統頒布了多德-弗蘭克法規。得以通過。這項法案旨在對主要的金融從業機構采取新措施，實施更嚴密的監管，以防范危機。新措施包括以下方面：一是設立新的金融穩定理事會（FSB）及整合各監管機構，以預測全球危機和投機性泡沫的發生。二是嚴格限制銀行和對沖基金業務，使銀行資金無法用于開展與其給客戶建議相反的操作。三是規定金融機構中高層管理人員的薪酬。四是建立補償基金，以應對未來的銀行危機。該基金由銀行提供，而不是來自國家預算。五是強化對衍生品市場的監管，主要途徑是建立對場外市場（OTC）的清理和管理機制。六是拓展對評級機構的監管。七是更明確地劃分儲蓄銀行業務和投資銀行業務等。
目前實施的多種措施取得了一系列成功，帶來了全球經濟的輕微反彈世界銀行在2010年6月的經濟展望中預測，2010年和2011年的全球經濟增長分別為2.7%和3.2%，同時強調復蘇十分脆弱，不排除2011年危機復發的可能性。。然而，再次發生類似危機的威脅仍然十分明顯，這值得關注。例如，金融體系中現存的大量不良資產（其中很多由中央銀行持有）；多個國家面臨的債務危機（有可能轉為社會與經濟危機），無力償還債務的國家可能面臨新的銀行與金融危機等。對各國政府而言，進一步深入分析和反省，制定更全面、連貫的方案以應對現有和未來的挑戰與風險已經刻不容緩。經過深刻反省，國際社會必將在新的制度與組織規則約束下，在確保可靠和可持續的前提下，重新定義銀行和金融體系。我們要做的就是全面審視這一行業中各主體的作用，并檢查約束其業務活動的各項規則。各國通過強化公共部門監控等方面的作用和能力、深入分析和防范危機以及開發有效的可操作工具，可以最終實現這一目的。
為實現金融與銀行體系的一致、可靠、公平，并且保障這一體系以合理的費用為各個經濟主體提供融資，各國和國際層面推進金融與銀行體系的改革勢在必行。為確保金融與銀行體系改革的成效，各國需要在密切協調和磋商的基礎上完善這一體系中的國內和國際框架的所有組成部分。同樣重要的是，各項行動的落實必須做到協調、漸進、有序。
（一） 銀行體系的作用
需要牢記的一點是，銀行的固有功能是接收客戶的存款，并使之增值（客戶可以是個人、養老基金―保險機構或者經濟、金融機構等）。銀行的作用還包括在存款者和投資者之間以及不同公司之間充當中介，配置資源、提供資金。也就是說，銀行為創造附加值的經濟活動提供資金。盡管如此，隨著金融業務的發展，人們發現銀行除基本業務外，引入的新業務逐漸成為主導。銀行并沒有將其業務限制在為經濟主體提供資金，而是轉向了咨詢和市場投資等新業務的開發，并積極參與各種市場活動。顯然，這不利于銀行行使其基本使命――為市場和實體經濟活動提供資金。銀行開發或推廣銷售的新產品（衍生品、債券化產品等等）越來越復雜。此外，它們還逐漸為金融從業機構（例如對沖基金）提供了過多的資金，而這些金融從業機構的基本使命是以犧牲銀行的固有責任為代價，追求投機和快速增益。通過證券交易，貸款存在風險的銀行得以向其他金融從業機構分散風險，這些貸款因而轉化為有價證券。風險的分散是全球金融危機的源頭，金融危機首先影響了金融從業機構，而后逐漸波及整個經濟。對此，通過嚴格的規則來監管并控制銀行資源（也就是儲戶的資源），確保銀行管理下的儲蓄安全，就變得越來越必要。其他一些措施也可用來監管銀行行為，例如修改貸款資格標準，確保資金的合理利用，從而維護儲蓄者及整個社會的利益；嚴厲打擊內部交易；確保賬簿管理的透明度及財務清單的可靠性。從這些方面講，銀行體系應該嚴格安排，杜絕不透明的記賬和數據記錄。這些措施的實施能限制小團體暗箱操作，從而打擊壟斷和減少任人唯親的現象。除此之外，這些舉措還能使對沖基金的一些不當行為收斂。這是因為之前的做法會使得個人、資本所有人乃至整個國家都面臨著巨大危險，從而影響到經濟福利和整個社會發展。自從此次金融危機之后，銀行系統前所未有地急需重新獲得公眾的信任。要做到這一點，銀行體系就必須劃清儲蓄銀行、對沖基金以及其他金融機構的界線，明確各個機構組織間的權利和責任。重振公眾對銀行的信任還需要加強銀行監管，強化公共管理部門的職能，限制甚至取消替換產品（諸如結構性產品，衍生品等），并保持各個部門間的關系分明。
(二) 金融市場的作用
金融市場，尤其是股市在保證資產流動性和資金周轉流通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這些市場在整個金融體系中比重的增加孕育出不少金融大亨，他們將自己的規則和條件強加到不同的經濟活動者乃至整個國家身上。股票交易價格的演變必須依賴于公司的實際經濟狀況，而不僅僅是市場及其參與者的熱度。經濟實體間的價值交換也應該反映真實的資產價值，而不是投機或一些理論模型得出的結論。與之相類似，一家公司或一個國家的經濟狀況不應該被投機者的臆想所左右，而應理性客觀地分析自身金融情況及償債能力。在一些體系中，個人主義取代了集體利益而占據上風。我們必須讓這些破壞分子不再起作用，從而使這些不利因素從銀行體系中逐漸消失。因此，建立一個更加透明、理性、全面的分析機制變得前所未有的重要。這一機制將考慮到問題的方方面面，從而提供現實情況的客觀評估和對風險的準確預測。從這一方面看，我們采取措施，至少可以減少金融及經濟的主要風險因素。為此，相關國家機構需要大力控制純粹的投機行為，杜絕避稅天堂。此外，各國金融市場還需要強有力的國際金融監管，以監視可疑對沖基金的流動，以此保證銀行和金融體系的穩定性。
（三） 信用評級機構的作用
由于信用評級機構能夠給整個金融體系帶來巨大破壞，我們必須以客觀、職業、獨立、負責、中立的態度重新審視信用評級機構所扮演的角色。通過此次危機，我們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這些機構不僅不能只作為私有部門的一部分而存在，也不能繼續享有封閉、不透明、無需監管的特權。信用評級機構必須通過管理、規劃和整治，明確信用評級機構的特定職責和角色定位，避免利益集團游說，保障儲蓄者的經濟安全。回顧過去，我們發現，對次級投資評級的陡然巨變也是這次金融危機的導火索之一。因此，我們有必要著重分析在某一投資產品發展過程中所涉及的一些機構間存在的顯而易見的利益沖突，而過去信用評價機構對他們進行的評級往往過于寬容。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在希臘爆發的債務危機一部分要歸咎于整個國家債務評級的下降。這一降級加劇了投資者的不確定性，因而大大提高了公共債務的利率。簡而言之，評級機構應由公共權力部門、專業機構及與這兩種利益攸關方存在聯系而又獨立組織托管。成立公共管制或監控機構對評級方法做出考評，這一做法也會進一步保障評級行為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四） 國家應發揮的作用
國際層面不均衡的不加以控制的交易和其他金融活動導致了危機的持續發展。因此，各國需要建立一個結構性的強化機制，以遵循新的邏輯，摒棄教條和舊式思維，發揮好整個社會和國家各個組成部分的功能作用。金融危機突出了國家的基本職責，國家不僅作為市場行為和金融體系的監管者，而且是經濟復蘇的主導者。政府出資救市，不僅挽救了銀行和金融機構，還對一些重災行業和個體提供資金支持。基于此，政府扮演的角色之重要以致其成為公眾利益的唯一捍衛者、個人和所有經濟參與者的權利職責維護人。為保障市場上眾多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的持久和諧，發揮政府調控職能就變得越來越必要。我們需要政府及公共機構加強其監管職能，以保證國家、地區乃至國際間能協調好各方利益，統籌發展。為此，各國政府需要大力開發人力資源，發展相關機構，建立健全組織框架，成立合格的相關法律部門，所有這些部門的協調發展將為經濟良好運行打好堅實基礎。除此之外，國家還應該保護那些在共享財富方面做出努力的部門。這種做法旨在保證社會和諧，打擊一心只想快速獲利、不公平致富而不顧及他人和社會的投機者。金融穩定只有通過透明的制度和公正的運作才能實現，因為透明和公正能創造價值，實現利潤的合理分配。要充分實現這些目標，就必須達到經濟、銀行、金融機構，尤其是社會所有階層的真實、平衡發展。這一發展的最終目的在于控制人力資本的不確定性以及彌補生產行為的不可預測性。這種不確定性和公信力的缺乏只會造成社會混亂、不公正，人們緊張、彼此沖突及缺乏安全感。因而，金融體系就不能擔當起為經濟和社會建立先進的可持續的組織構架的重任。國家、社會團體和金融專業人士必須確保作為經濟支柱的金融不僅僅是投機者和權勢階層的工具。相反，資源分配應該取決于公司、企業家在創造財富，提升產品或服務的附加值方面所起的作用。這一財富的獲得應該有利于經濟發展效率的提高，使參與各方得到公正的收益，而不是擴大行業間、社會地位和收入方面的差距，因為這些差距是不安定和緊張局勢的罪魁禍首。有教條說經濟自由不可挑戰，如果這只是因為其創造性和在資源利用、價值形成最大化上所起的作用，那么事實上對市場和自我管理給予的過度自由反而會毀壞經濟自由，導致危機。這種破壞作用不僅局限于某一特定行業，還會蔓延到經濟生活的各方面乃至整個社會。因此，正如公共權力部門之間一樣，經濟領域也存在著制約和平衡。國家在經濟活動中扮演重要角色并不意味著干預經濟，相反，經濟自由依然是不變的主旋律，個人和其他經濟活動參與者可以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國家具有一定的可操控范圍是為了更好地保證經濟活動高效有序進行，滿足各方面利益需求。這種做法還有利于財富依據個人的努力進行合理分配，從而創造真正的價值，給國家、經濟、社會帶來一定的穩定，促進社會自信、公正、穩固、和諧地發展。經濟和金融危機的影響范圍之巨大充分顯示了國家在維護經濟穩定、恢復經濟參與者信心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有需要，政府就必須建立管制體系，采取干預措施來糾正市場失靈。因此，政府必須成為經濟活動中的楷模，這種楷模作用是通過良好地管理國家及各個公共領域體現出來的。
（五） 建立國際管理機制的必要性
國際社會正在就如何更好地監控金融體系、對其相關風險做出評估和管理達成廣泛共識。的確，金融全球化使危機得以迅速蔓延到全球金融體系。這也凸顯了建立新的全球治理的必要性。它能通過一場經濟聯合治理來縮短危機持續時間和規模，也能應用一場財政和金融治理來預防，至少減小未來危機的破壞力。假設金融不穩定性會在全球范圍內造成影響，那么一國的規章制度要符合多邊國家的規定也合情合理。這一做法會防止公司避開那些制度嚴格的國家和地區。實際上，避稅天堂就是國際金融體系不透明的一項重要考量因素。國際金融體系的不透明使銀行、金融、經濟和整個社會體系疑云重重，充滿不確定性。避稅天堂的存在使得眾多跨國公司輕而易舉逃避產地國或所屬國的征稅。當前國際金融規章中的不少條目都基于一個理念，那就是與完全獨立的國家管理機構進行自愿協調，以使自身免受政治干預。因此，通過認真分析、仔細挑選所建立并運作的新國際金融體能產生較好功效，因為它能監管、評價大型跨國銀行、金融投資基金和信用評級機構的行為，從而以國際公認的制度準則來充分評估這些機構的運轉情況。盡管建立這種監管機制是正當合理的，但想要把所有方案轉化成現實卻有不小難度，尤其是因為它需建立一個基于以下幾個方面的高效、可靠的全球體系：(1)強制性多邊協議，為商業和投資銀行、機構性投資者（養老基金，共有基金，對沖基金，財富基金等）、評級機構制定一套適用規則；(2)各國政府承諾通過國家管制機構實施這些規則；(3)單邊或多邊機構共同負責規則的實施情況，并對違反者做出懲罰。
事實上，規則是否得以實施取決于各國政府做出承諾的能力和意愿。這就需要國際社會提高協調合作水平，建立管理機構。這一機構的建成能極大地提升信息搜集能力、政策分析和制定水平，從而防止危機發生，促進國際銀行和金融體系更加安全可靠運行。
五、 總結
這次全球經濟與金融危機對不同國家的影響不一，這主要是因為它對相應國家銀行和金融體系造成的危害程度不同。危機涉及范圍甚廣，至今全球經濟復蘇仍然存在著不確定性。我們也看到，許多金融機構在危機面前往往以市場調節的盲目性、滯后性為借口將責任推給社會和公眾。他們會強調說政府部門也經常以全球化為擋箭牌，替其不作為辯護。
為了走出危機，各國政府及國際社會目前采取的措施都勢在必行。這些政策措施也必須在透明、負責的基礎上實施。建立相應的問責制度，以恢復公眾對經濟的信心，這對所有經濟和社會活動參與者（公司、跨國集團、金融機構和銀行、養老基金等）都至關重要。因此，這次危機也為我們創建新的金融體系和全球經濟提供了重要契機。這一新體系有利于我們吸取經驗教訓，因為它有助于全面衡量生產過程中各個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要求，鞏固加強政府作為戰略法規的制定者和評估者以及均衡經濟、金融、社會和政治勢力的保障者的作用。在全球化和經濟相互依賴的大背景下，政府應該在風險監管分析方面扮演更積極的角色。經驗還告訴我們，公共力量也應在國際協調、磋商和合作方面發揮作用，與此同時充分考慮各方利益，竭盡所能促進經濟、社會、環境和人的共同發展。這次危機讓我們重新思考了國際金融架構，它需要各方在金融業管理規則、國際金融會計準則和金融交易處理方面展開更緊密合作。其目標就是加強市場的一體化程度和穩定性。
最后，我們所要達到的最終目標就是以人們和生產活動的需要為基準制定出一系列行業標準和規則，并確保它們有效執行，使金融市場透明、公正，因為這些準則是一個健康的全球經濟的基石。
Global Economy and Financial Crisis
Ahmed El Midaoui
(Morocco Audit Court, City of Casablanca, Morocco)
Translated by XU Fei1 DING Yue2
（1. Sectio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China;
2.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ffice of Audit, PRC, Beijing 100037, China）
經濟危機與金融危機范文第2篇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并且由此演變而來的金融危機開始席卷全球。隨著金融危機愈演愈烈，其影響滲透到實體經濟的各個領域，企業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考驗。金融危機從各個渠道對企業財務產生了不容忽視的作用，使得財務危機爆發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但是其爆發的機制與通常情況下會有所不同。因此，挖掘財務危機發生的深層次原因，合理調整資本結構，幫助公司避免陷入財務危機已經成為各利益相關方的迫切需求。這對于上市公司優化治理結構、發現潛在風險、防范財務危機有現實的指導意義，同時也為政府管理部門適時監控資本市場的風險、投資者正確選擇和把握投資方向提供了理論依據和一定的技術支持。
二、金融危機下資本結構理論與財務危機研究
（一）研究假設現有的資本結構理論中最初的MM理論不考慮所得稅的影響，得出的結論為企業的總價值不受資本結構的影響。發展了的MM理論認為企業負債率越高對企業越有利，當企業負債率為100%時企業價值最大。CHH資本結構理論則認為在不考慮企業財務風險和企業所得稅的情況下，資本結構的變化有時會使企業價值上升，有時也會使企業價值下降，在特殊情況下資本結構的變化不影響企業的價值。因此對于企業而言有一個最優的資本結構。對于受到金融危機波動影響的企業來說，其資本結構的選擇對企業財務的影響是遠遠不同于一般情況下的，合理的選擇資本結構可以使一個企業擺脫財務危機，如果疏忽大意，按照既定的方法也可能使其陷入財務危機之中。我們知道資本結構中最重要的就是組成部分是股權資本和債權資本及其比例關系，據此我提出了以下假設：
假設一：企業受到金融危機的波動增加負債資本更容易陷入財務危機
假設二：企業受到金融危機的波動不增加負債資本更容易陷入財務危機
（二）目標公司的選擇 由于本文是在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探討資本結構和財務危機的，所以筆者特別注意到這次金融危機波動下，國內外許多知名企業似乎沒有過多地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仍然發展穩定，這除了管理層的合理投資和不斷創新外其實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那就是資本結構的調整。但是也有很多百年企業破產或者陷入史上罕見困境中。這里隨機選取了20家上市公司，并對其進行了編號如表1所示，其中的1、4、15、17、18、19、20七家公司是被st（special treatment，如果公司財務狀況和其他財務狀況出現異常，則對上市公司的股票進行特別處理，也就是會被戴上ST的帽子），然后對其財務數據進行了整理分析，最終證明假設的正確與否。
（三）理論研究 在通常情況下，企業資本結構的確定符合了一定的標準即可，如：使公司價值最大化，公司加權平均資本成本較低，財務風險較小等，按照既定的標準合理的選擇資本結構是規避財務危機的有效措施。而金融危機作為一種環境因素對企業的資本結構和財務危機起著重大的影響。金融危機下企業產生財務危機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首先，金融危機對于一個企業的外部影響很大。因為它帶來的全球經濟衰退和需求疲軟，使得大部分企業都面臨著財務困境，甚至行業經濟下滑，前景撲朔迷離。正是由于經濟危機使得未來經濟前景的不穩定性增加，從而使消費者產生悲觀的預期，減少消費支出，以備不時之需，企業的消費收入就不斷降低了。第二，全球金融危機也是一場非常嚴重的信貸危機，美國次貸危機使得許多銀行紛紛破產倒閉，銀行業更加關心平衡自己的資產負債水平，從而出現借貸緊縮甚至借貸枯竭，企業要么不貸款，要貸款就要付出高昂的代價，從而大大加大了財務成本，從而增加了風險，很有可能會出現杠桿的負效應。所以，從理論層面上來講，金融危機會降低企業的收入，增加企業的生產成本和籌資成本，那么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要大幅度的增加負債，企業就會面臨巨額的資本成本，入不敷出，情況嚴重的會產生財務危機，甚至破產倒閉。
（四）實證研究具體內容如下：
（1）負債資本柱形圖。從隨機選取的20家上市公司的2007年和2008年的年報中查看負債資本的數額并進行了統計，并通過柱形圖反應出來，如圖1所示：
從圖1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1、4、6、12、15、17、18、19、20這九家公司2008年的負債資本明顯高于2007年的負債資本；8、14這兩家企業2008年和2007年的負債資本基本持平；2、3、5、7、9、10、11、13、16這九家企業2008年的負債資本明顯低于2007年的負債資本。
（2）利潤總額柱形圖。從隨機選取的20家上市公司的2007年和2008年的年報中查看利潤的數額并進行了統計，并通過柱形圖反應出來，如圖2所示：
從圖2可以很清楚地看到1、4、6、8、9、10、12、15、17、18、20十一家公司的2008年利潤總額小于2007年的利潤總額；2、3、5、7、11、13、14、16、19九家公司的2008年利潤總額大于2007年的利潤總額。
（3）對上面兩個柱形圖進行分析如圖3所示：
圖3著重分析了負債資本的變動與利潤的變動關系，公司增加負債的目的就是增加收益，而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負債資本的增加并不一定能帶來正效益，反而樣本里的9家公司就有8家是利潤減少的，超過85%；而負債資本減少或不變的公司并不一定就帶來效益上的損失，反而11家公司就有8家是利潤增加的，比例超過70%。特殊情況下負債增加的企業容易產生財務危機。文中負債增加的9家公司，有7家公司被ST了，比例超過75%，而負債減少或不變的11家企業里沒有出現財務危機。這就很充分的說明了在特殊的情況下負債的風險超過了收益，反而是企業陷入財務困境當中。
（4）實證研究總體分析及結論。從隨機抽取的20家公司中我們可以分析出：金融危機下，資本結構的選擇與企業財務危機密切相關。7家公司陷入財務危機，主要是受當前的金融危機大環境下資本結構的影響。因為在這個特殊的環境條件下，企業增加負債額并不是MM理論所說的負債越多企業價值越大，而是資本結構的變化有時會使企業價值上升，有時也會使企業價值下降。此例正是使企業價值下降的情況，因為金融危機的背景下，負債的增加使得企業的總資本增加，但是企業的收入卻往往減少了，進而導致企業利潤下降，收益率降低，杠桿的負效應影響十分嚴重，所以我們不能一味的追求杠桿正效應，特別是在金融危機的條件下，采取保守的經營策略反而會降低風險成本。雖然在一般情況下資本結構中的負債資本，可以降低企業的綜合資金成本，使用負債資本可以產生財務杠桿效益和稅收節約效應，但是我們常常會忽視它也會增加企業的財務風險。本文主要通過研究2008年和2007年的負債、利潤和股價的變化關系，從而反應負債對企業的價值，收益的影響。實驗結果表明：增加負債資本的企業在金融危機下更容易陷入財務危機，即假設一的結論是符合實際驗證結果的。
三、結論和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文研究的主題是金融危機下的資本結構理論與財務危機，隨機選取了在金融危機波動中的20家上市公司2007年和2008年的財務數據進行比較、研究，合理的進行分析，最終無論是從理論分析還是從實踐研究都得出了增加負債資本的企業在金融危機下更容易陷入財務危機的結論即前文所提到的假設一，其主要是因為在這個大背景下杠桿效應是負值，加大了企業的財務風險，即使會產生負債的節稅效益，但是整體來說沒有達到我們預期的提高企業收益的目的。所以要特別重視企業的資本結構管理，不能將資本結構孤立開來，不考慮一系列的影響機制。
（二）相關建議 通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財務危機絕不僅僅是企業財務上的問題，它與企業的資本結構的選擇也有著緊密的聯系。因為在金融危機的情況下，增加負債融資雖然擴大了企業資本，但是由于人們對未來經濟持悲觀預期，所以企業所需承擔的負債成本較高，風險成本要遠遠高于經濟正常情況下。當前企業在金融危機席卷之后進入了后金融危機時期，對企業來說無疑又是一次挑戰。但是不論所處背景如何我們都需要做到以下兩點：
（1）資本結構的選擇要考慮到特定的經濟形勢。就目前的形勢來看，我們在企業資本結構決策的過程中要考慮到當時所處的特殊的環境、背景，合理的調整資本結構從而很好的繞過金融危機，盡量減小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影響。因此我們要綜合分析當時的經濟形勢，在經濟較為復蘇的時期可以適當的增加負債從而獲得較高的杠桿正效應和節稅效益，而在經濟不景氣時要加大股權投資，保持企業能夠平穩發展，要綜合運用周圍因素合理的制定融資決策。
（2）還需考慮的其他因素。在確定企業的資本結構的過程中不僅僅要考慮本文著重提到的環境經濟因素，對于特定的時期還要考慮到其他的一些因素，如各個企業自身的銷售增長情況，企業所有者和管理人員的態度，企業目前的資本結構狀況和此時的盈利水平，政府的稅收及法律限制等等。要盡可能的考慮全面，從而選擇一個相對合理的資本結構，自主出發，保持較強的盈利能力和較高的盈利水平，使企業能夠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參考文獻：
［1］曹玉貴：《國有企業資本結構及優化――基于公司治理結構的思考》，商業研究2004年第18期。
［2］曹婷：《資本結構與公司治理的研究綜述》，《山東商業會計》2008年第2期。
經濟危機與金融危機范文第3篇
特里芬難題
《關于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直指后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國際金融格局的局限所在，鮮明地指出：“此次金融危機的爆發與蔓延使我們再次面對一個古老而懸而未決的問題，那就是什么樣的國際儲備貨幣才能保持全球金融穩定、促進世界經濟發展。歷史上的銀本位、金本位、金匯兌本位、布雷頓森林體系都是解決該問題的不同制度安排，這也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成立的宗旨之一。但此次金融危機表明，這一問題不僅遠未解決，由于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反而愈演愈烈。”
二戰結束前夕，1944年在美國召開的布雷頓森林會議制訂了《國際貨幣基金協定》，確立了美元同黃金掛鉤、其他國家貨幣同美元掛鉤的平價(固定匯率)制度，以美元作為國際儲備和國際清償力的主要來源和支撐，作為國際貨幣體系的中心。這一架構對于恢復戰后經濟、緩解國際黃金儲備和清償能力的不足起到了積極作用，但也存在固有的缺陷。
20世紀5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特里芬(Robert Triffin)對布雷頓森林體系研究后指出，如果沒有別的儲備貨幣來補充／取代美元，以美元為中心的平價體系必將崩潰，因為在這一體系中，美元同時承擔了相互矛盾的雙重職能。美元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這種兩難處境，就是著名的“特里芬困境”(Triffin Dilemma)。其后的歷史發展證明了特里芬教授的先見之明。
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后，各主要發達國家之間逐步形成了浮動匯率制度，保證了國際貿易和金融的平穩秩序。在隨后的20年間，雖然局部的經濟危機時有發生，但是國際間大規模的危機再未出現過，長時間的平穩環境也讓人們逐漸淡忘了后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漏洞。首先，浮動匯率只是在發達國家之間自發形成的，發展中國仍然采用釘住美元的政策；其次，國際貿易結算仍然是美元一家獨大，沒有國際條約或者組織可以約束美國潛在的給貿易赤字進行貨幣融資的可能。
縱觀歷史可以看出，上世紀90年代后期和21世紀初，隨著亞洲金融危機后亞洲國家重回釘住匯率制和中國等新興國家融入世界自由貿易體系，世界貿易和金融活動重現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前的流動性過剩。只不過30年前是以美元的黃金價值崩潰收場，而這次經濟危機則最終要以美元的國家信用受損甚至崩潰收場。
中國的儲蓄問題
多年以前，經濟學家就已經指出，中國經濟的結構問題在于儲蓄與投資的不平衡。理解這一點并不困難，一國的儲蓄應當等于投資加上凈出口。儲蓄和投資的不平衡本質上就是外貿的不平衡。巨額的外貿順差造成我國金融系統的儲蓄沉淀嚴重，資金配置效率低下，而同時投資的收益率不高。
外貿巨額順差導致的儲蓄過剩也直接影響著民生問題。據統計。自2004年起我國的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就在不斷下降，與投資、凈出口的快速上升呈現出鮮明的反差。居民消費直接反映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消費占GDP比重的下降，說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沒有跟上經濟發展的步伐，是眾多民生問題在經濟數據上的集中體現。
我國儲蓄一般由個人儲蓄存款和企業存款構成，二者大約各占一半。但近年來，居民儲蓄比例逐年下降，2007年已經接近總儲蓄的40％水平。這說明企業存款已經成為中國經濟中儲蓄的主要成分，而這部分資金對存款利息水平、利息稅以及社保體系建設等因素并不敏感，通過觀察統計數據不難發現，企業儲蓄的增長同我國外貿順差的增長具有一定程度的因果聯系。強制結匯制度客觀上決定了外貿企業將出口收入直接轉變成銀行人民幣存款。同時國有企業長期不分紅也造成了企業儲蓄居高不下。
周小川行長明確指出，“中國政府、國有企業等領域的改革仍不徹底，影響了儲蓄率的調整。盡管目前民營、私營企業已實現市場化和成本真實化，但政府機構體系沒有納入社會化管理，國有企業和國有控股企業的改革雖取得較大進展，但由于成本因素不確定，貨幣化程度不夠。當前應當加快政府部門改革和職能轉化。”
從長期看，為實現平衡的、可持續的發展，為不斷改善民生，政府必將對國有企業分紅問題著手進行解決，外貿企業的外匯資金也將不再能輕易兌換成人民幣。這兩個變化對銀行來說無疑將是巨大的挑戰――國有企業存款長期看可能會逐步下降或者至少是增長乏力，而外貿領域的結售匯收入以及外貿企業的人民幣存款也會受到不小的打擊。
金融順周期性
順周期問題可以歸結為以下兩大類：一是制度性順周期，二是理論性順周期或者說“理性預期型”順周期。前者表現為“信用評級羊群現象”、“公允價值計價失準”和“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內部評級法鼓勵提高杠桿”三種現象。而后者則表現為以通貨膨脹率作為政策目標并主要依靠利率工具實現貨幣調控的中央銀行自身的順周期性。
關于制度性順周期問題，周小川行長指出，全球金融體系在投資決策和風險管理時高度依賴外部信用評級，從而產生了顯著的順周期性特征。信用評級業由少數幾家大型機構主導，它們幾乎提供了全部重要的評級服務。三大信用評級機構的具體評級相關性較高，它們疊加在一起產生了強大的周期性力量。經濟繁榮促使樂觀情緒產生，經濟衰退則導致悲觀。眾多市場參與者使用三大評級機構的評級結果，并作為業務操作和內部考核的標尺，在機構層面產生大量的“羊群行為”。
巴塞爾新資本協議框架允許金融機構使用內部評級法對復雜產品定價并評估其風險。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當經濟高速增長時，風險權重通常較低，資本充足率因而較高；而在經濟衰退時，風險權重通常較高，資本充足率則較低。因此，金融機構傾向于在好年景時提高杠桿率，而在年景不好時則降低杠桿率，從而促進了繁榮期的泡沫積累，以及衰退期的信貸緊縮與資產拋售，導致周期性波動上升。這體現了較強的順周期性。
理論性順周期描述了這樣一種情況，當經濟好的時候，通貨膨脹低，人們對未來樂觀，主觀貼現率低。貼現率決定資本成本即利率，因此利率低，人們愿意買房子，企業愿意貸款進行投資擴張。這導致原材料價格上漲，股票價格快速上漲。價格上升最初沒有傳導到消費品。等到價格上漲傳導到消費品，人們發現通貨膨脹后，就對將來失去信心，貼現因子就會變大，利率水平隨之上升，企業將面臨流動性不足、信貸約束，整個社會出現失業和經濟衰退。實際上危機發生之前的美國就是這樣――早在本世紀最初的幾年，由于亞洲和東歐新興國家的大量廉價商品出口到美國，使得美國長期維持較低的通貨膨脹率，以通貨膨脹為首要政策目標的美聯儲因而可以很正當的長期保持低利率，這種低利率環境造就了房地產泡沫和金融市場泡沫，再加上監管不力，最終兩個泡沫融為一體。但是早期被釋放的過剩流動性最終還是會導致通脹出現，從而很快刺破泡沫。
經濟危機與金融危機范文第4篇
【關鍵詞】 金融危機;珠三角經濟;調查;思考
一、金融危機使珠三角經濟受挫嚴重,但尚未傷及筋骨
1.從主要經濟指標來看,發展速度大幅下降
前三季度,廣東省GDP25299.68億元,同比增長10.4%,比去年增幅降低4.1個百分點,其中第二產業增長 11.8%,比去年增幅降低5.1個百分點。來源于廣東的財政總收入 6731.30 億元,同比增長 21.9%,比去年增幅降低29.6個百分點。主要經濟指標雖然還是全面飄紅,但增長速度已明顯下降。
2.從企業倒閉的情況來看,“優勝劣汰”得到體現
前三季度,廣東省關閉企業7148家,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區,其中:東莞1464家、中山956家、珠海709家、深圳704家、汕尾587家、佛山526家、潮州432家。并集中在玩具、制鞋、服裝、建材、五金、塑料、電子等傳統型、低技術、高耗能、勞動密集型行業。
國際金融危機對珠三角企業的影響呈現以下幾個主要的特點:境外融資型企業受影響較大,境內融資型企業受影響較小;出口型企業受影響較大,內銷型企業受影響較小;勞動密集型企業受影響較大,技術密集型企業受影響較小。企業倒閉的原因除了受金融危機的大環境影響外,主要還是發展過于信賴銀行貸款和民間信貸;產品種類過于單一;大客戶過于集中;生產經營管理粗放等自身問題。部分企業猶如秋后的枯枝殘葉,被淘汰出局只是遲早的問題,金融危機只是加速了其死亡而已。
3.從各行業景氣情況來看,連鎖反應已經顯現
除了工業經濟受到金融危機嚴重影響外,服務業也未能幸免。租賃業,大量廠房打出了招租的招牌,員工宿舍租賃空置情況嚴重,租金普遍下調;運輸業,企業的關停減產,讓油價居高不下的物流業更是雪上加霜,員工的大量返鄉,居民外出減少,使出租車生意清淡,據深圳多位出租車司機反映,收入已減少40%以上,隨著失業者的增加,鐵路春運可能提前開始;餐飲住宿業,由于前來洽談業務的客商減少等因素影響,賓館空房率明顯上升。
在東莞市一家擁有20多家分店的湘菜館用中餐時發現,大廳高峰時里竟然沒有一桌客人,異常冷清;通訊業,據一位銷售手機的老板介紹,厚街鎮1000多家專賣手機和手機卡的店鋪,關門的有140余家。在與員工交談中了解到,企業的裁員減薪現象普遍,失業壓力增大,在收入預期不明朗的情況下,居民的消費需求已經受到抑制。顯然,金融危機的影響已經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
4.從應對危機的態勢來看,仍然有望重振雄風
雖然珠三角經濟受金融危機影響的廣度和深度都比較嚴重,從多方面情況反映,其快速發展的軟硬筋骨并未被傷及,只要應對得當,還是有望重振雄風的。經過多年的積累,珠三角地區已形成了大批的強大產業集群和完備產業鏈,企業重生的基礎還在;多年的改革開放,珠三角地區已有一套引進外資的成熟機制和服務企業的科學體系,重商的氛圍顯得彌足珍貴。
由于企業轉型和產業升級抓得早,珠三角大部分城市的支柱產業受到的沖擊還是有限的。雄厚的財力可以為企業解困突圍做很多實在的事情,投入10億元投入成立再擔保體系、取消行政性收費、降低廠房租金、支持企業產業升級等一系列的扶持政策已相繼出臺。在大量企業關閉的同時,也有一批新的企業冒了出來,部分關停企業通過調整經營策略后,又恢復了生產。盡管增速放慢,放到全球經濟衰退的大環境中,珠三角經濟運行的基本面還是好的。就算是倒閉企業最多的東莞市,前三季度生產總值增長15.1%,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增長8.1%,外資型經濟增長7.9%,仍然保持相對較快的增速。
二、辯證看待金融危機對珠三角經濟的影響,認真把握危機中暗藏的機遇
事物都具有兩面性。金融危機也不例外,既有“危”的一面,又有“機”的一面。經濟危機不是經濟滅絕。企業界一致認為,金融危機給他們帶來的損失是明顯而直接的,同時覺得企業的發展也面臨著新的一輪難得機遇。
(一)金融危機對經濟的“危害”直接而持久的
一般來說,金融危機的影響將按這樣一個順序傳遞:金融危機發達國家實體經濟發展放緩發達國家消費需求減少發展中國家出口減少發展中國家制造業萎縮發展中國家整體經濟發展減速原材料和能源需求下降原材料和能源出口國家經濟發展減速。這個過程是漸進而持久的,需要一個較長的周期才能調整過來。
隨著金融危機沖擊波的蔓延,全球經濟在未來兩年左右的時間內將明顯放緩。在這種大環境下,企業普遍會感到投資信心不足,很多行業將長期處于不景氣狀態,企業產品訂單將明顯減少,且價格大幅波動,市場變化多端。雖然國家采取一系列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措施,這些政策作用的發揮肯定需要一段時期才能發揮明顯的作用。近期內,整體經濟形勢不容樂觀,我們也必須作好應對的準備。
(二)金融危機帶來的“機遇”也是多方面的
第一,國內宏觀經濟政策做出了重大調整。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的實施,將為國民經濟注入強大活力,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稱,4萬億元的中央刺激性投資,將有望促使中國經濟保持8%左右的較快增長。
第二,產業升級迎來了有利機遇。事實證明:歷次經濟危機都將帶來產業結構的重大調整、市場格局的重大變化。那些在金融危機中挺過來的企業,將獲得政府在融資、財稅等方面的有力支持,迅速淘汰落后產能,加快產業升級步伐,優化產業結構。
第三,擴張成本已經大幅降低。金融危機帶來的一個副效應,就是國際原油價格和原材料價格全面回落。這對企業是個大利好,企業的建設成本明顯降低,擴張能力將大幅增強,是實力雄厚的企業低成本兼并擴張的好時機。
第四,市場自動調節作用不可忽視。當一批企業倒閉后,供求關系起了變化,在客觀上會減少訂單市場的競爭性,企業在談判中話語權將增強。
第五,一般消費品市場所受影響有限。金融危機對消費的抑制,更多的會落實在奢侈品、大宗消費品、資本品消費上。人可以不奢侈,卻不能不生活,一般性消費品需求不會受到過大的減少,仍會維持在一個相對穩定的水平。而倒閉企業的裝備和勞動力,卻可以補充到市場中去,提高存活企業的裝備水平和勞動力存量,用工用電用地這些資源瓶頸也會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緩解。
接受調研的企業界人士普遍認為,在勞動力回流、基礎設施建設成本降低、拉動內需的大好形勢下,內地將以相對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和有力的政策支持而成為是沿海產業轉移、企業有序擴張的理想去處。很多企業正在謀劃將發展重心轉移到內地,進一步擴大內地基地的生產規模。
三、政府部門應積極應對積極危機,謀求經濟平穩發展
1.要與企業共渡難關,提高抵御危機能力
在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和全球經濟衰退的大環境下,企業“活下去”是第一要務。目前,衡山縣企業受影響程度雖不及珠三角地區嚴重,面臨的行政服務效率不高、流動資金不足、裝備水平不高、技術實力不強、人力穩定性不夠等問題仍是制約其發展的關鍵。當務之急是要深入企業調研,幫助其恢復發展信心,共同謀求破解辦法。充分利用中小企業擔保中心、勞動就業服務體系等平臺,切實解決企業融資、裝備、技術、人力等方面的問題,做大做強存量企業,提高抗御危機的能力。
2.抓住產業轉移機遇,大力培育支柱產業
在東莞、佛山、番禺等地調研中了解到,盡管其制鞋、服裝、金屬加工等產業受到的沖擊較大,企業界仍認為他們的核心競爭力還在,那里有強大的產業集群和完整的產業鏈,產業配套能力非常強,企業重新恢復就會很快,將會加快產業升級和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產業轉移將加速推進。在目前衡山 “產業支柱”還不明顯的情況下,必須在新一輪經濟發展周期中,緊緊抓住沿海產業加速轉移的有利時機,用好現有產業、資源和區位優勢,瞄準一兩個產業,有針對性地開展產業鏈條招商,引進主導產品和配套產品生產企業來衡山發展,力爭用3～5年的努力,打造一到兩個真正意義上的“支柱產業”。
3.切實提高服務水平,努力營造重商氛圍
在調研過程中,企業界普遍反映珠三角地區相對內地有較好的重商氛圍,這也是其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所到之處都看到,目前當地政府有關部門在機關只留值班人員,其他都深入企業在幫助其應對危機,協調矛盾,處理遺留問題。在正常情況下,也都認為當地政府在企業需要的時候,隨時就會出現,企業不需要的時候,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也正是當地政府有意的這種“有為”和“無為”形成了經濟發展的環境洼地。受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最直接、最嚴重的還是企業,應該更加知企業的冷暖,察企業的需要,解企業的困難,學會與企業打交道,提高為企業服務的水平,營造濃厚的重商氛圍,幫助企業共同渡過難關,贏得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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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V.V.Char,iP.J.Kehoe.“FinancialCrises asHerds:Overturningthe Critiques [P],NBERWork-ing Paper 9658,2003
經濟危機與金融危機范文第5篇
[關鍵詞]后危機；碳金融市場；困境；策略
從2008年爆發于美國的經濟危機來看，其危機的規模之大，涉及范圍之廣，由此迅速的席卷了整個國內外的經濟市場，從而形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機，使得整個國內外的金融市場開始變得動蕩不安，也使得各個國家的經濟體制受到了波動進而影響，在一定程度上來講，嚴重制約了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進程，甚至有些經濟型區域出現了倒退的現象。雖然在此危機出現之后，各個國家也采取了積極的經濟措施來應對此次來勢迅猛的經濟危機，這使得一些國家的經濟得以緩和，并有所改善，但是再次出現的歐債危機以及美元的信任危機，致使了此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機注定是漫長的、復雜的、艱難的。而正是因為受到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影響，使得碳金融市場也遭受到嚴重的打擊和破壞，各個國家的碳市場開始出現大幅度的下降，且碳市場的份額也出現了發展緩慢的現象，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我國碳經濟的發展。此外，《京都議定書》的出臺同樣是要求發達的國家的減排力度需要有所加強，并且制定了一定的減排指標等，這一系列政策的出臺直接的影響了國內外碳金融市場的發展前景。然而，面對這些嚴峻的挑戰，如何積極的應對和解決出現的環境問題，對于改善整個全球性的氣候變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其中，作為全國碳使用量和排放量最多的國家，如何調整企業發展的模式，主動加快經濟發展的結構轉型，從而來控制社會的碳排放，建立環境友好型的社會，實現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1.碳金融市場的產生及運作機制
1.1碳金融市場產生的緣由
面對當前的全球范圍內氣候變化的實際情況，國際社會開始逐漸意識到改善環境的重要性，因此先后出臺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以及《京都議定書》來作為其補充的條款，在整個人類社會發展史上首次運用法律性的手段來制約和控制發達國家的碳排放情況，并以此來讓其國家承擔相應的國際義務。在此次出臺的政策中，規定了參與締約的各個國家的責任以及其所需要履行的義務，具體來說是指在第一次的排放階段，即2008年到2012年期間，要求締約的發達國家，將其各自的溫室氣體的排放總量應當控制在制定的以1990年為標準的范圍內，并且盡可能的使其下降5個百分點，主要的是指二氧化碳等引起溫室效應的六種氣體，而發展中國家在其中則不需要受到制約。
1.2碳金融市場的具體運行機制
因此為了積極的配合此次國際社會的規定和號召，發達國家開始在國內進行大量的企業管理和環境整治，同時加強對發展中國家的幫助和支持，通過建立的相關碳市場機制來對市場進行合理的補充，從而來實現減少碳排放量的指標和經濟成本。
1.2.1清潔發展機制
該機制具體的指發達國家通過自身采取相關的經濟政策、加強與發展中國家低碳項目的合作，以及直接性的購買排放量的企業等，來有效的實現對碳市場的減排目標。
1.2.2聯合履行機制
該機制具體的是指發達國家通過進行一系列的轉讓和交易手段和方式來達到規定的碳減排的量，緊密聯合與其他國家的聯系，以此真正的做到控制碳排放的任務。
1.2.3國際排放放權交易
該機制具體的是指發放國家通過根據在國際社會的實際規定的碳排放量，來適當的進行合理的交易，通過采取買賣的方式來確保碳排放量的要求和指標。
2.金融危機前后碳金融市場的困境及其特點
從碳交易的起源來看，其誕生于90年代時期，從歐洲開始興起，并且進行了最初的碳排放機制的建立和管理。其后在聯合國和歐盟的聯合作用下，使得碳金融市場逐漸呈現出國內外的市場補充機制之中，其特點是快速的。當2005年開始，碳金融市場迅速席卷了整個金融市場，其總的交易總額達到了近110億美元，而當2008年時，碳金融市場的交易總額在此基礎上增長了約11倍，總值達到了1351億美元。同時，此時爆發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機使得各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影響，因此碳金融市場的增長趨勢也受到了相應的制約，開始在此后放緩了其碳金融交易的增長的速度，其交易總額有所控制。本文分析了從2005年到2010年之間的碳金融市場實際的交易總額、交易量等情況，來發現其碳市場在發展中所呈現出的前快后慢的特點[1]。
從全局性的角度來分析，整個全球市場的經濟總量在經歷了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后，其碳金融市場出現了不同程度上的發展速度，在前期的發展速度較快，但后期的速度卻有所控制，逐漸的降下來了。通過下圖1所示的2005年到2011年期間的碳市場的各項經濟值的變化情況來作具體的分析。
從上圖所示的2005年到2010年的碳市場的有關情況來看，其整個金融市場的變化在經歷了金融危機的前后的變化還是非常明顯的，具體來說，其交易的總量在2005年到2009年的四年期間內，出現了二氧化碳總量從7.1億噸到87億噸的跨越，并且其增長速度依舊保持在87%上，同時在2010年其碳總量，上升到了73.5億噸，且在原來的發展基礎上沒有減少反而有所增長。此外，根據有關統計數據表明，即使是在2011年會出現增長的勢頭，但是卻難以下降到2009年的碳交易速度。其次，從交易的總額變化情況來看，前三年的發展速度是較為迅速的，實現了從110億美元到351億美元的大跨越，而2008年出現經濟危機后，其整體的碳交易量就在1400億美元上下波動，并未出現之前的增長趨勢。
3.在后危機時代碳金融市場困境中，中國需要作出的具體策略
首先，中國需要認清自身在全球碳金融市場體系中的位置，了解其國內實際的碳排放和使用的情況，積極的作出市場定位，并且為此根據實際的情況來調整國內的經濟政策和企業管理的方式，加強建立和完善碳金融市場體系。
其次，嚴格的控制中國的碳排放量的指標。由于中國目前的碳金融市場具有巨大的市場空間，且中國國內的相關自然資源較為豐富，特定的國情是造成我國的碳排放量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需要積極的轉換能源消費的模式，盡可能的開發新型的能源來改善當前化石能源的消耗和使用現狀，并且大力的宣傳低碳生活、低碳出行低碳生產等環保性的觀念，積極的參與到國際性的碳交易過程中去。
此外，由于當前的技術手段和創新能力不足，導致了碳交易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供不應求的局面，因此需要大力開發新型的技術創新項目，依賴一定的政府經濟政策的支持，使得更多的企業主動的加入和參與到企業轉型的計劃中，積極的改善企業內部的管理方式，提高其在生產過程中對環境的保護意識，并運用制度來進行制約和管理。
4.碳減排和碳金融市場前景分析
針對當前的大范圍內的金融危機，使得才發展起來的碳金融市場的破壞力是比較大的，由于其涉及的不僅是碳市場的交易量，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國際社會的各個國家實現碳金融市場的一體化進程，打擊了實現全球化的自信心。因此，如何有效的建立和管理碳金融市場體系，實現對全球范圍內的碳排放量的控制，成為一個全球性的難題，也是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針對這樣的經濟發展現象，聯合國開始積極的推動的碳排放量的減少，來作出了一系列的努力和規定，此后還召開了2010年的坎昆世界氣候大會。首先，繼續在法律的層面上，通過與發達國家來締約相關節能減排的條款，來約束各個國家碳的排放量，并且更多的是號召各國自愿的加入到節能減排的隊伍中去；其次，通過在技術方面設立“綠色氣候基金”來對發展中國家森林資源的破壞作出約束和管理，利用技術的改革手段來控制各國的碳排放的氣體，從而實現對全球環境的保護。最后，對于當前國內外的節能減排的計劃，還是需要持有積極的態度和實現目標的決心，而這將會是成為碳金融市場發展的精神動力和支持。通過上述內容的探討和分析，對未來碳排放和金融市場的前景可以作出一定的預測，在2012年以后，整個世界的碳金融市場的未來發展前景還是比較可觀的，由于碳的需求依舊會很大，但是對其總的約束和管理力度還不夠，所以需要通過加強建立相關碳金融市場的機制來促進企業經濟的轉型[2]。
5.總結與展望
綜上所述，隨著后危機時代的到來和影響，其對于現代的金融市場和環境影響都是至關重要的，因此，中國為了減少和避免這種后危機時代帶來的市場發展困境問題，需要采取相對有針對性、較為強硬的策略來積極的應對。最為重要的是，中國需要從上層建設做起，積極的構建具有統一性的環境減排體系，進一步的控制碳的排放，以此來積極的響應國際環境治理的號召和管理。雖然幕墻的中國還不是所謂的減排義務國，這對于中國來說，并不是一定要去履行的事項，但是中國從考慮到自身環境發展的角度出發，依舊主動的加入到減排的隊伍中去，并以此來推動中國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性發展。此外，中國把減排作為整個國家企業治理的目標，通過建立企業管理和監督制度，明確權責分離，并且在各個行業領域進行相對合理、公平的分配，明確企業的碳排放的指標，以此來實現企業管理的標準化和市場監督的嚴格化，從而推動標準化的碳金融市場體系的建立，并且以此來逐步提高中國在整個國際社會上有關碳金融發展體系中的地位。
參考文獻
[1]李盧霞，黃旭.低碳金融模式研究：實踐考察與戰略思考[J].金融論壇，2010，S1：27-35.
[2]孟文慧.碳金融在中國農業經濟發展中的潛力研究[D].陜西師范大學，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