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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論》中,馬克思將經濟危機的產生解讀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不可克服性。“一切真正危機的最根本原因,而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消費,資本主義生產卻不顧這種情況而力圖發展生產力,好像只有社會的絕對的消費能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因此,任何條件下發生的經濟危機其本質都是生產過剩的危機。
(二)馬克思的金融信用危機理論
由《資本論》第三卷“信用制度的另一方面與貨幣經營業的發展聯系在一起,而在資本主義生產中,貨幣經營業的發展又依然會和商品經營業的發展齊頭并進。”于是信用制度引發了生產過剩和商業過度投機,使再生產過程不斷被拉緊從而達到極端,加速了生產過剩的內在矛盾借由危機的形式爆發。作為資本積累和集中的有力推動,信用使得股份公司和銀行把分散資金集中起來,擴大了生產,但也不可避免地使單純性投機出現。這樣,生產脫離市場而迅速擴張,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再生產的過程。“信用制度加速各種生產力的物質發展和世界市場的形成加速了危機”;“再生產過程的全部聯系都是以信用為基礎的生產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現金支付才會有效,金融危機就會爆發。”
(三)《資本論》中的虛擬資本理論與金融危機
所謂虛擬資本,是本來并不存在,而是根據一定收入虛構出來的資本。“當商品經濟不斷發展,貨幣所有權與使用權相分離,生息資本就出現了。”生息資本的出現表明:每一個確定的貨幣收入都將表現為一個不一定是由這個資本本身產生的資本的利息。收入的資本化過程解釋了虛擬資本的形成。在這一過程中,價格與價值發生了分離,作為生產之外出現了虛擬市場———資本市場就出現了。虛擬資本的價值運動獨立于現實資本,其價值并不隨著現實資本價值的變動而變動。從虛擬資本理論中可以得出,獨立的貨幣金融危機是由于金融商品或虛擬資本貨幣之間的矛盾造成的,這種矛盾對立的嚴峻程度很容易超過一般商品與貨幣的對立矛盾。由此可見,“虛擬資本的過度膨脹和銀行信貸的過度增長是造成金融危機的基礎。”
二、啟示與政策建議
金融危機與經濟危機的相互影響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是獨立發生的貨幣金融危機,也會反作用于實體經濟,從而對一個國家乃至世界范圍內的經濟產生惡劣影響。我國的金融體系正處于初級階段,一個平穩有序的市場環境是至關重要的。基于《資本論》中有關金融危機理論的分析,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議。
(一)加強對金融行業的市場監管
由馬克思對于信用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的分析,信用危機的存在,是金融市場的一個巨大的隱患。因此,加強對金融行業的市場監管勢在必行。加強金融監管,就要建立健全金融監管機制,制定科學與有效的經濟政策。監管措施方面,應當注重監管手段的科學合理,監管方法的多元化。金融監管并非管制,對于金融的過度束縛無疑將會阻礙一國的經濟發展。金融監管不僅要科學、合理,還要適度。
(二)加強對虛擬資本的管理
關鍵詞:貨幣危機模型 演化路徑 理論邏輯 現實困境
一、引言
2010年11月4日,美國重啟第二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簡稱QE2),這引起了世界資本市場劇烈的反映。在本次金融危機還未完全過去的時期,美國實施寬松貨幣政策受到了來自世界各國的極大關注,這無疑對金融危機的的發展態勢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性。現代金融危機理論的體系是由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Krugman)于1979年首創的。該理論是在黃金本位制度崩潰后,隨著世界各國放棄固定匯率制度而采納浮動匯率制度的國際金融背景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從當前貨幣危機理論的研究現狀來看,許多西方學者都使用該模型來解釋貨幣危機爆發的原因和機理。從已有的研究成果來看,貨幣危機模型按照其研究的重點不同可以劃分為三大類型:一是國際收支危機模型,其研究的重點在于探尋擴張性經濟政策同固定匯率之間的矛盾關系,即第一代貨幣危機模型;二是危機預期模型,其研究的重點在于強調危機的自我促進(又稱為自我實現)的性質,即第二代貨幣危機模型;三是道德風險模型,研究的重點在于探討金融資產泡沫同金融機構道德風險之間的內在聯系,即第三代貨幣危機模型。以上三代貨幣危機模型的結論都明確地分析了國際資本流動出現急劇逆轉的根本原因。國內已有的綜述貨幣危機模型方面的文獻十分豐富,但它們缺乏系統、全面地闡述每一代貨幣危機模型形成的假設前提及其基本原理,在研究每一代危機的困境方面涉足更少。因此,本文試圖在作者前期研究的基礎上(高晨偉、王選華,2010)進一步來彌補該領域的不足,全面地研究三代模型的演化路徑、理論邏輯及其現實困境,以便對現代金融危機理論的基本原理進行全面把握,并為研究當前全球金融危機提供理論幫助。
二、第一代貨幣危機模型理論邏輯
(一)模型的假設前提 第一代貨幣危機模型的假定前提包括五個方面:一是政府將內部均衡視為宏觀經濟政策的核心目標;二是外匯市場信息完全,國際資本自由流動,國內外資本可完全替代,且投資者進行理性決策;三是政府發行貨幣不受限制;四是外匯儲備規模有限,可以持續耗盡,但購買外匯的本國貨幣規模不受限制,可以自由得到;五是外匯市場實行固定匯率。
(二)模型的理論體系 第一代貨幣危機模型主要研究了外匯市場的投機攻擊同國家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內在聯系。Krugman在1979年所構建的國際收支危機模型假設前提之一就是完全預見能力的存在(即外匯市場的信息完全),在這種假設前提下,產生國際收支危機的根本原因在于一國政府所實施的擴張性經濟政策同固定匯率之間的不適應,這種不適應性最終會導致理性的投機攻擊產生。其理論邏輯在于:擴張性經濟政策財政赤字增發貨幣影子匯率本幣貶值。這時,公眾會減持本幣數量,增加對外幣的持有,通過調整其資產結構來降低本幣與外幣未來收益率變動的不確定性。因此,在社會公眾理性投機的持續攻擊下,政府不斷為彌補財政赤字而發行貨幣,已有的外匯儲備會隨之而耗盡,固定匯率逐漸喪失。后來,弗拉德和加爾伯(Flood and Garber,1984)認為,由于國內的信貸過程和投機攻擊隨著時間的變化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因此,Krugman模型中的完全預見能力假設不成立,他們對Krugman模型進行了改進和簡化,簡化模型稱為K-F-G模型。在K-F-G模型中,所有的經濟變量都是動態變化的,且是一個具有線性結構的國際收支模型。該模型的基本結構為:Mst=Pt[a-b.Ret] (1)
(二)貨幣危機預期模型――金融恐慌模型 金融恐慌模型是貨幣危機預期模型的另一個理論模型,其中比較著名的是戴蒙德和戴維格(Douglas. W. Diamond and Philip .H Dybvig,1983)首先提出來的銀行擠兌模型,又被一些學者稱為D-D模型。為了更清楚地說明銀行擠兌模型的基本原理,許多學者采用保羅?克魯格曼(1998a)對該模型的簡化形式。
(1)D-D模型的假設條件。模型有四個假設條件:銀行的存貸款業務遵循大數定律,存貸款業務按照一定儲蓄進行;假設存在三個時期T(T=0,1,2),銀行客戶均在T=0時刻向銀行存款,當取款發生在T=1,2時刻時,假定對應的回報分別為1+R,(1+H)2(H≥R);按照提款時期將存款者共分為兩類:類型1(T=1時期提款消費)和類型2(T=2時期提款消費);銀行不知道存款者的類型,只有本人知道。
(2)D-D模型的基本原理。首先,一般模型推理。假設存在一種跨3個時期的模型(T=0,1,2),在T=0時期有兩類投資項目:第一類項目約定只有在第1時期獲得的報酬才為1+R,第二類項目約定只有在第2時期獲得的報酬才為(1+H)2,且項目回報考慮資金時間價值因素,時期越長,回報率越高,即假定H>R。因此,如果第二類項目的報酬要想提前到第1期取得,只有以價格P來計算報酬,且P
四、第三代貨幣危機模型的理論演進
(一)第三代貨幣危機模型的假設條件 從第三代貨幣危機模型的假設條件來看,主要包括五個方面:通過建立開放的小國經濟模型來研究以勞動和資本作為投入要素的單商品生產,且國內商品對進口商品具有不完全替代性;假定收入不存在剩余,即企業將收入全部用于投資,工人將收入全部用于消費,并將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作為研究投入―產出的基本工具;國際資本流動和國際貿易都在開放條件下運行;國內企業在國際市場融資不存在國內障礙,被允許任意借債經營,其投資規模受最優化條件約束,即:Rtd= (1+Rft)-1,在約束條件中,Rtd、Rft、Rt分別表示國內、國外資本投資回報率和國內價格水平;假定國際市場的資金供給方對國內企業附加了約束條件,其融資規模取決于國內企業的凈財富水平和融資能力。
(二)第三代貨幣危機模型的理論體系 Krugman理論體系主要包括以下部分:(1)金融過度(financial excess)和道德風險(Moral hazard)是東南亞金融危機的誘因。Krugman認為,發展中國家的金融中介存在金融過度行為,這種行為導致貨幣危機爆發的原理在于:當國內金融機構處于封閉狀態時,隨著國內企業的投資需求膨脹,國內資金逐漸耗盡,而又無法從國際市場籌集資金,這時企業膨脹的投資需求不會導致實際投資過度行為發生,而只會引起國內銀行利率的上升;相反,當國內金融機構處于開放狀態時,它可以從國際金融市場自由獲取資金支持,這時金融中介機構會擺脫道德約束,將大量資金流向證券和房地產市場,從而導致過度積累,形成金融過度和金融泡沫,惡化了國內金融體系的脆弱性。當證券和房地產市場受到外部力量的沖擊時,金融泡沫破滅,貨幣危機爆發。(2)“親緣政治”加深了金融過度的程度。這種“親緣政治”表現在政府同企業和銀行之間形成的裙帶關系,并為這些機構提供隱性擔保,從而催化了企業和銀行敢于從事道德冒險的經濟活動,由此形成的不良資產就成為政府的“隱性赤字”。然而,東南亞國家潛在的隱性赤字卻表現為“良好”的財政狀況,最終導致貨幣危機到來時為力的困境。正是這種“親緣政治”的長期存在導致了東南亞國家時刻處于危機爆發的風險之中。(3)東南亞爆發的貨幣危機主要在于企業的經營行為。因為企業財務狀況惡化主要根源于:國內貨幣貶值銀行利率提高企業銷售收入急劇下降企業資產負債惡化企業財務狀況崩潰。這時,即使想通過改善銀行經營活動(比如將面臨困境的銀行實施重組)來扭轉企業日益惡化的財務狀況,這種設想是不成立的,因為即使將金融環境得到改善,那種財務狀況已經急劇惡化的企業也無法得到改變。因此,企業財務狀況發生惡化的主因并不在于銀行經營活動的改變。(4)在小國經濟模型中,共有三個均衡存在。其中中間均衡具有不確定性。這時,其他兩個均衡可以不予考慮:即當 = 時的高水平均衡和低水平均衡。當處于低水平均衡狀態時,國內企業無法在國內籌集到資金,因為資金所有者認為企業沒有得到擔保,貸放資金會承受較大風險,不會向企業發放貸款。這樣,國內的實際匯率面臨貶值的風險,加速了企業破產的進程,從而又印證了資金所有者拒絕向企業貸款所做決定的合理性,最終形成了拒絕貸款實際匯率貶值企業破產繼續拒絕貸款……的惡性循環。因此,資金所有者拒絕向企業貸款的行為具有預期自我實現的特征。(5)政府對于是否維持匯率的穩定性并沒有固定的決策模式。因為在作出決策時它面臨兩難境地:當作出穩定匯率的決策時,另外一種導致貨幣危機爆發的可能性會隨之出現。如當企業的財務杠桿效應十分明顯,所負債的金額又較大時,如果政府繼續維持匯率穩定,其維護成本較高,因為這樣勢必會導致企業減少生產,從而加速企業財務狀況惡化,貨幣危機隨時爆發。
五、三代貨幣危機模型的現實困境
(一)貨幣危機模型沒有形成成熟的理論體系 到目前為止,貨幣危機模型還屬于一種不斷發展的理論,同傳統的經濟理論相比還遠未成熟。比如,第一代危機模型所推導的投機攻擊時間僅僅是在嚴格假設和高度抽象的條件下,從理論層面來論證確定的投機攻擊時間,而在現實實踐中并不能準確判斷投機攻擊時間點的發生;第二代模型雖然將心理預期視為貨幣危機的變量,對現實具有一定的解釋力,但是它所強調的金融體系的內在不穩定性導致多重均衡的出現,各種均衡之間隨著預期的變化而不斷轉移,這種均衡轉移的過程沒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釋;第三代危機模型將道德風險和親緣政治等社會因素作為危機的控制變量,這些非經濟因素對危機爆發的影響程度如何來實施計量,從目前研究的現狀來看還沒有涉及。
(二)危機模型的封閉性無法擴展對現實的解釋 從三代貨幣危機模型的理論體系來看,都是在分析個別案例的條件下形成一種只是局限于特殊現象的解釋,而無法建立預測模型。因此,這種封閉的特性決定了三代模型的理論局限。對于貨幣危機來說,導致其爆發的誘因較多,如經濟因素、政治因素、制度因素等等,因此,每一次貨幣危機爆發后都有其特殊原因,如果僅僅是從局部范圍來進行原因分析,每一次貨幣危機爆發都會提出一種新的理論,且這種理論無法逐漸成熟,因為當下一次危機爆發后引起經濟學者對原因的尋找又會掩蓋前一次理論的發展。如此循環下去,最后留下的僅僅是討論貨幣危機爆發的零碎的理論片段。
(三)危機模型研究方法上的“形而上學” 從三代危機模型尋找到的危機爆發原因來看,都是對危機現實表面原因的描述。當然,西方學者所描述的政府宏觀經濟政策、公眾心理預期、金融體制的脆弱等等看上去的確符合當時的危機表象。但是,他們沒有進一步尋找這些原因其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因為那將涉及對整個資本主義制度合理性的思考。從歷次爆發的貨幣危機來看,其主要原因均可以歸結為市場的缺陷,而市場缺陷其根源又在于資本主義制度的缺陷。從馬克思經濟學理論視角考察,貨幣危機是西方新自由主義失敗的象征。因為新自由主義鼓吹市場的“萬能性”,用“最小的政府、最大的市場”來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定“良方”,想必這樣的邏輯正是貨幣危機爆發的真正誘因。因此,三代貨幣危機模型在各自局限的范圍解釋獨特的危機現象,而使用這種“形而上學”的研究方法來尋找貨幣危機爆發的原因,最終很難建立一套能全面防范、治理和預測各種貨幣危機的理論體系。
六、結論
從三代貨幣危機理論的演化邏輯及其現實困境中可以得出如下結論:雖然三代貨幣危機模型已經成為解釋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原因的主流理論,但它們共同面臨的現實困境則充分暴露了危機模型的局限性,即無法建立統一的理論體系來對金融危機進行解釋、防范、治理和預測。全球金融危機還未完全過去,如何對此次危機從理論上作出合理的解釋是當前經濟學者關注的熱點。從當前金融危機的現象來看,政府缺乏對金融市場的監管是導致危機爆發的主因,這是區別以前貨幣危機的重要特征。因此,在既有的三代貨幣危機理論的邏輯框架內無法對此次危機作出合理的解釋。按照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危機的出現是社會制度基本矛盾的強制平衡,資本主義的本質決定了其自身無法解決周期性的金融危機。因此,如果要建立一套能解釋所有金融危機爆發誘因的危機理論,只有在經濟理論的邏輯框架下,從分析社會制度本身出發,將決定金融危機的本質要素分離出來,通過引入政府對社會經濟活動的宏觀管制職能來約束危機爆發的基礎――自由市場盲目地、自動地調節機制。只有這樣才能在統一的邏輯框架下將所有的金融危機納入解釋范疇。至于如何在經濟學的框架下建立統一的金融危機理論,這是今后的研究方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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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歐洲債務危機;成因;啟示
2010年4月,希臘信用評級被迫調低至垃圾級,2011年6月,標準普爾又將希臘信用評級降至CCC的全球最低等級,7月,穆迪將葡萄牙和愛爾蘭的信用評級相繼降至垃圾級,將塞浦路斯的信用評級降至Baa1,9月,標準普爾將意大利信用評級調低。歐洲債務危機就這樣層層深化,嚴重地延緩著世界經濟的復蘇,這同時也暴露出歐洲一體化進程中制度所存在的一些缺陷。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筆者期待能夠通過對歐洲債務危機形成原因進行分析的基礎上得出一些有益于我國經濟發展的啟示。
一、歐洲債務危機的成因分析
(一)歐元區經濟發展失衡,產業結構不協調
歐元區各成員國之間的經濟發展常年處于失衡狀態,一些高負債國家的產業結構嚴重缺乏合理性。像德國、法國等核心成員國,他們擁有著像電子、汽車、機械等支柱性實體產業和強大的科技推動力,但像希臘、愛爾蘭等邊緣化國家,他們科技發展緩慢,勞動成本高,外加上美國、德國等發達國家和金磚五國等新興市場國家又在制造業等領域對其雙重擠壓,這些邊緣化國家在無奈之下只好依靠旅游業、航運業等傳統產業,以及依靠大量的政府支出來維持經濟。但不幸的是,這些舉措并沒有幫助他們解決經濟發展的實質性問題,相反卻使得他們的經濟發展長期處于停滯狀態,負擔日益加重。在無法實施其他措施時,這些邊緣性國家選擇大肆發行國債維持經濟,但歐洲央行對所有歐元區國家都實行相同的低利率政策,這就使得這些邊緣性國家的消費信貸過度膨脹,最終導致歐債危機的爆發。
(二)歐元區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
二戰結束后,歐元區各國家紛紛建立了以高福利為特色的社會收入分配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這些制度的實施嚴重增加了歐元區各國政府的財政赤字和債務負擔,成為了引發此次歐洲債務危機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眾所周知,歐洲以高福利政策著稱,就連危機最嚴重的希臘政府每年也都要為公務員福利撥出數以十億歐元計的款項,而且這樣巨額的支出一直還保持著高于5%的高速增長,但其GDP的增速卻一直僅僅在1%-2%。更重要的是,現在歐洲各國紛紛進入老齡化時代,與老年人相關的政府支出,包括養老金、醫療等支出大大增加。因此,當經濟危機來臨時,在財政收入嚴重下降的情況下,剛性的財政支出就會造成巨額的財政赤字,從而最終也將導致債務危機的爆發。
(三)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二元結構矛盾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一個國家對經濟運行狀況進行調節的兩個最基本、最核心的工具,兩者缺一不可,只有在二者都被合理運用時,國家對經濟運行實施的調節才能更加有效。但歐元區卻只有共同的貨幣政策,各成員國的財政政策保持相對獨立,所以經濟金融危機一旦爆發,各國為挽救自身的經濟,他們將果斷地采取財政政策,實施不負責任的赤字策略。更重要的是,歐元區是單一貨幣區,歐元區內任何成員一旦出現問題,其都有可能對整個歐元區產生溢出效應而波及其他國家,從而影響到歐元區的整體經濟穩定。
二、歐洲債務危機的啟示
歐洲債務危機的爆發給歐洲整體的穩定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對我國來說,雖然我們遠離歐洲債務危機現場,短期內也不可能發生債務危機,但歐洲債務危機的爆發仍然能夠給我國經濟以后的發展給予警示和啟迪。
第一,我們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增強經濟的內生增長力,使我國成功地從傳統的產業大國向創新型、科技型國家轉變。
根據前述分析,歐洲債務危機爆發的最根本原因是因為發生危機的邊緣化國家經濟增長乏力,嚴重缺乏創新,生產率低下導致的。在此情況下,國家政府為了國家經濟的發展不得不加大投資,從而增大了政府債務和財政赤字,而后又隨著政府債務和財政赤字的不斷積累,債務危機的爆發也就一觸即發了。對于我國而言,投資一直是我國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我國的投資率從2000年的353%到全球金融危機時期的436%,同時期消費率卻從623%降至486%。因此,我國經濟如果想要實現成功轉型,如何降低經濟對投資和出口的依賴,提高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成為了關鍵中的關鍵。
第二,加強政府債務管理,注重財政的收入和支出的匹配性,嚴格控制外債以及地方政府債務的風險。
歐洲債務危機爆發的基本原因就是政府債務大量發行債務,嚴重超過了其自身的承受能力,資不抵債,最終導致違約風險劇增而發生危機。近幾年來,我國大量推行地方投融資平臺融資發債,這些資金聚集起來后大部分是被使用在周期比較長,自償能力比較低的基礎公共設施建設項目上,這樣就無疑給地方政府留下了隱形赤字和債務負擔。一旦這些項目無法實現預期收益,地方政府債務危機勢必爆發,而且這些資金絕大多數來自于銀行、信托等金融機構,危機的爆發將帶給這些金融機構巨大的沖擊。此外,金融機構的倒閉危機具有極強的連帶效應,這樣危機給國家經濟帶來的影響就無法估計了。因此,我們應該高度重視政府債務的管理,做好預算工作,將財政支出控制在合理的范圍內,對地方政府發行的債務融資工具做嚴格的審核,增強地方發行債務的透明性,合理規劃地方債務規模,嚴格控制風險。
第三,我們必須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堅持循序漸進的福利改善制度。
歐洲債務危機的爆發標志著高福利制度的破產,沒有實體經濟增長支撐的高福利制度是空中樓閣,是不可能持續的。我國社會保障覆蓋面不斷擴大,保障水平迅速提高,相應的財政支出也就呈現出快速增長的趨勢。而且保障水平和標準是只能向上增長不能下降的,否則就會引發社會動蕩。因此,結合我國現狀,我們應該在改革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過程中,結合經濟發展的實際水平,逐步提高社會的保障待遇,切實保證社會保障的可持續發展。(作者單位:華東政法大學商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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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金融危機;國際經濟;國際貨幣體系;國際游資
金融危機是由外部因素還是由內部因素造成的,歷來學術界有兩種比較對立的觀點:陰謀論和規律論。陰謀論認為金融危機是經濟體遭受有預謀和有計劃攻擊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別是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后,這種觀點較為流行。規律論認為金融危機是經濟體的自身規律,是內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機理論①基本上是承認規律論。隨著金融監管技術提高,一個國家因監管或管制出現問題而導致金融危機的可能性變小;而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增強,現代的金融危機基本上表現為在國際經濟失衡的條件下,國際資本在利益驅動下利用扭曲的國家貨幣體系導致區域性金融危機爆發,因而從本質上說,金融危機的性質和成因都發生了變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從國際經濟的視角具體解析金融危機的形成原因。
一、國際經濟失衡
黃曉龍(2007)[1]認為國際收支失衡導致國際貨幣體系失衡,虛擬經濟導致流動性過剩,進而導致全球經濟失衡和金融危機。黃曉龍是國內較完備地從外部因素來研究金融危機的,然而從根本上說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源應該是實體經濟的失衡,國際收支失衡只是實體經濟失衡的表象,實體經濟失衡導致貨幣資本的國際流動,國際資本流動導致虛擬經濟膨脹和蕭條,由此形成流動性短缺,最終能夠導致金融危機。因而全球實體經濟的失衡是導致金融危機的必要條件,而虛擬經濟導致的流動性短缺是金融危機的充分條件。
縱觀金融危機史,金融危機總是與區域或全球經濟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年爆發金融危機之前,國際經濟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英國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漸向美國和歐洲傾斜,特別是美國經濟快速增長呈現出取代英國霸主地位的趨勢,這次國際經濟失衡為此后的金融危機埋下了禍根。20世紀末期,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要快于經濟全球化趨勢,拉美國家與美國之間的經濟關聯度使得拉美國家對美國經濟的“蝴蝶效應”要比其他國家更為強烈。20世紀末的20年里,當拉美地區的經濟結構失衡時,往往以拉美國家的金融危機表現出來。歐、美、日經濟結構失衡同樣是導致歐、美、日等國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源。當區域的或全球的穩定經濟結構被打破時,新的經濟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機為推動力。1992年歐洲金融危機,源于德國統一后德國經濟快速發展,打破了德國與美國以及德國與歐洲其他國家間的經濟平衡。1990年的日本也是因為美日之間的經濟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機的作用下,才實現新的經濟均衡。
區域或全球經濟失衡將導致國際資本在一定范圍內的重新配置。在區域經濟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個國家宏觀政策的影響力可能是區域的或全球性的。從短期來看,在某個時點國際經濟是相對平衡的,全球資本總量和需求總量是一定的,而當一國經濟發生變化,會引起國際資本和國際需求在不同國家發生相應的變化,如果是小國經濟,它的影響只是區域性的,如果是大國則它的影響是全球的。當一個大國經濟趨強,則會吸引國際資本向該國流入,產生的結果是另外一些國家的資本流出,當資本流出到一定程度時,會發生流動性短缺,金融危機就從可能性向必然性轉變。這種轉變的信號是大國高利率政策,或大國強勢貨幣政策。而對小國經濟而言,經濟趨強后,則會吸引國際資本的流入,當國際資本流入數量較多時,該國的實體經濟吸收國際資本飽和后,國際資本會與該國的虛擬經濟融合,推動經濟的泡沫化,當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嚴重背離時,國際資本很快撤退,導致小國由流動性過剩轉入流動性緊縮,結果導致金融危機爆發。
從國際經濟失衡導致金融危機的形成路徑可以看出,國際經濟失衡通過國際收支表現出來,國際收支失衡的調整又通過國際貨幣體系來進行,如果具備了完善和有效的國際貨幣體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國際經濟強制性和破壞性調整,也就是說可以避免金融危機的發生,然而現實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受到大國操縱的,因而國際經濟失衡會被進一步扭曲和放大。
二、國際貨幣體系扭曲
徐明祺是國內學術界較早把發展中國家金融危機的原因歸結為國際貨幣體系內在缺陷的學者。徐明祺(1999)[2]認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維持現狀間徘徊的國際貨幣體系;另一方面是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投資和債務方面的弱勢地位;處于雙重制約下的發展中國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機的苦果,因而現存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難逃其咎。也就是說國際貨幣體系在調解國際收支不平衡時遵循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基本原則和理念,而各國在制定貨幣政策協調國際經濟失衡時卻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紀律性,因而現在的國際經濟的失衡被現在的國際貨幣體系放大了,加劇了。
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是一個松散的國際貨幣體系,盡管歐元和日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作用逐漸增強,但是,儲備貨幣的多元化并不能有效解決“特里芬難題”,只是將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說儲備貨幣既是國家貨幣也是國際貨幣的身份不變。充當儲備貨幣的國家依據國內宏觀經濟狀況制定宏觀經濟政策,勢必會與世界經濟或區域經濟要求相矛盾,因而會導致外匯市場不穩定和金融市場的動蕩。實行與某種儲備貨幣掛鉤或盯住某種貨幣的國家,既要受該儲備貨幣國家貨幣政策的影響,同時還要受多個國家之間貨幣政策交叉的影響。儲備貨幣之間匯率和利率的變動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大為增強,使得外匯市場更加不穩和動蕩,這種影響可以分為區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鑒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國經濟政策變動影響既可能是區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以美元為例,美元的價值調整是通過美元利率的調整實現的。美聯儲在制定美元利率時,不可能顧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為儲備的國家(地區)宏觀經濟狀況,因而當美元利率調整時,往往會對其他經濟體,特別是和美國經濟聯系比較密切或者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國家和地區造成沖擊[3]。首先,以美元為支柱的不完善國際貨幣體系,不論采取浮動匯率政策還是固定匯率政策,美國的經濟影響著所有與其經濟密切相關的國家及這些國家的貨幣價值變化。如果浮動匯率政策能夠遵守貨幣體系下的貨幣政策制訂的紀律約束,那么世界金融市場上就不會出現不穩定的投機性攻擊,也不會出現由此造成的貨幣市場動蕩乃至金融危機。由于制定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和經濟全球化相關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貨幣體系不能夠保證美元在浮動匯率的前提下的紀律性,因而一個國家的宏觀政策將會導致經濟相關國家的貨幣市場動蕩,在投機資本催化下爆發金融危機。就目前現狀來看,雖然布雷頓森林體系已經崩潰,但是相對于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美元不論是升值還是貶值,依然會造成這些國家經濟的強烈波動。美國經濟繁榮時,美元升值會導致資本的流出;當美國經濟蕭條時,美元貶值會導致這些國家的通貨膨脹。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現在的國際貨幣體系保留了原來國際貨幣體系的理念和原則,但卻失去了原來的秩序和紀律,強勢經濟體可以利用這樣的體系轉嫁金融危機和獲取更多利潤,而不需要承擔過多的責任。
三、國際游資的攻擊
國際經濟失衡是金融危機的前提條件,不完善的國際貨幣體系會加劇國際經濟失衡,然而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是國際游資。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金融危機離不開國際游資的攻擊。1992年歐洲金融危機,索羅斯通過保證金方式獲取1:20的借貸,在短短的一個月時間內,通過賣空相當于70億美元的英鎊,買進相當于60億美元的馬克,迫使英鎊大幅貶值,在償還借貸后凈賺15億美元[4]。在1994年墨西哥發生金融危機前,國際游資持續大量地進入墨西哥證券市場,在墨西哥所吸收的外資中,證券投資占70%~80%,但在墨西哥總統候選人遭暗殺事件后的40多天內,外資撤走100億美元,直接導致墨西哥金融危機爆發[5]。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也是國際游資首先攻擊泰銖,低買高賣,并巧妙運用金融衍生工具獲取高額回報。
根據IMF對國際游資的統計,20世紀80年代初的國際短期資本為3萬億美元,到1997年底增加到7.2萬億美元,相當于當年全球國民生產總值的20%。2006年末,僅全球對沖基金管理的資產總額就達1.43萬億美元,比1996年末增長約6倍。對沖基金的投資策略也不斷豐富,從最初的“賣空+杠桿”策略(市場中性基金),發展成為單策略型(包括套利型、方向型、事件驅動型等)、多策略型(包括新興市場型、并購型等)、基金的基金等多種投資策略。其風險特征也呈現多樣化趨勢,既有高風險、高收益的宏觀對沖基金,也有低風險但收益相對穩定的市場中性基金。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國際資本流動的最顯著特征是國際間的過剩資本流動造成了國家、地區乃至全球經濟發展的不穩定性,巨額的國際貨幣資本必然要在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獵取利潤。
國際游資為什么能夠摧毀一個國家的金融體系?眾所周知,國際游資規模較大,它完全有能力影響和縮短被攻擊國家的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指一個國家金融市場由繁榮到蕭條的自然過程。當國際游資進入被攻擊國家,它會影響一個國家的利率和匯率變化,從而加快金融市場由理性發展向非理性繁榮轉變[6]。按照金融市場的心理預期自我實現原理分析,當大量國際游資進入一個國家時,即使這個國家經濟發展表現一般,在大量資本進入的情況下,也會帶動金融經濟的快速發展,與此同時,在國際金融家掌握話語霸權的情況下,他們通過有意識地夸大被攻擊國家發展中的成績或存在的問題,以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心理預期。從拉美國家和東南亞國家的實際情況來看,一般先用“經濟奇跡”、“新的發展模式”來吹捧經濟成就,然后用“不可持續”、“面臨崩潰”來夸大經濟中出現的問題。在整個過程中,國際游資有預謀進入和撤退,就會導致金融市場的崩潰。國際游資嫻熟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繁榮時期賺取高額利潤,也可以利用金融危機賺取高額利潤或者收購危機國家的優質資本,進而控制被攻擊國家的經濟命脈。這就是在新興市場國家爆發金融危機后,國際直接投資(FDI)為什么會低價收購危機國的優質資產,形成新的經濟殖民主義的根本原因。
四、中國預防攻擊性金融危機之策
在中國股市由狂飆到暴跌和中國房地產市場經歷了火爆到等待觀望以后,中國的經濟是不是進入由繁榮向危機過渡的轉折點?中國會不會爆發金融危機?從經濟表象來看,在我國經濟運行中依然表現為流動性過剩、通貨膨脹和人民幣升值預期等等;從經濟本質來看,我國經濟運行中存在著產業結構調整滯后、技術自主創新能力弱和金融市場不完善等問題。出現這些現象和問題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也有內部因素的作用。
當前,全球經濟失衡的特征較為明顯,首先美國經濟進入蕭條時期,次級債危機使得美國經濟雪上加霜,而歐盟、日本、中國和俄羅斯經濟持續增長。其次,美元的發行泛濫導致美元對歐元和人民幣持續貶值,致使其他國家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再次,國際游資在世界范圍內流動的規模越來越大。美國為了振興經濟采取降低利息的貨幣政策,美元對其他貨幣也在快速貶值。
中國從2005年開始出現人民幣對美元的利差,2006年2月利差曾達到3%,境外資本流入后往往會兌換成人民幣再放貸出去,其收益不能以存款利率衡量收益,而是以貸款利率衡量收益,1年期基準貸款利率是7.47%,如果每年人民幣升值預期是5%的話,那么國際游資的回報就接近13%。如果國際游資不是采取放貸形式,而是直接投資中國房地產或股票,其收益率會更高,2007年投資中國房地產的利潤不低于30%,該年度上證指數上漲了96.7%。
人民幣升值預期和國外游資在中國投資的高額回報吸引了大量外資通過各種渠道進入中國。2007年究竟有多少國際游資進入我國,國內學者有不同的計算。采用簡單的計算,以外匯儲備的增加值減去外貿順差和外國直接投資,2007年通過各種渠道進入我國的國際游資近800億美元。800億美元國際游資流入完全可以解釋流動性過剩、房市與股市的泡沫和我國目前通貨膨脹的壓力等現象。只要人民幣升值預期存在,國際游資就不會抽走。人民幣升值預期還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我國實體經濟還在持續增長,表現為我國國際貿易順差還存在,我國非貿易品的價格還遠遠低于發達國家。國際游資現在急迫要做的是要繼續抬高我國的非貿易品價格,并在適當時機抽逃,在羊群效應下引爆中國金融危機,之后國際資本再回來收購中國優質資本。
中國要能夠有效地預防上述攻擊性金融危機,首先必須嚴格控制虛擬經濟的非理性發展,快速壓縮樓市和股市泡沫,套住國際游資刺激實體經濟的增長。套住國際游資有兩種思路:一是由國際游資短期內獲得暴利向長期內正常利潤轉變,降低使用外資的成本,讓外資為我國經濟建設服務。二是構建長期的心理預期,使外資留在中國;其中,很重要一點是保持中國實體經濟的持續增長。其三是有計劃地減持我國的外匯儲備,特別減少以國債形式存在的外匯儲備,把外匯儲備轉化為有形資產,實現外匯的保值和增值,并用外匯儲備調控國際經濟,使之有利于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最后,加強跨境資本的管制,積極干預和監管短期國際游資的流入。
參考文獻:
[1]黃曉龍.全球失衡、流動性過剩與貨幣危機—基于非均衡國際貨幣體系的分析視角[J].金融研究,2007,(8).
[2]徐明祺.國際貨幣體系缺陷與國際金融危機[J].國際金融研究,1999,(7).
[3]夏斌,陳道富.國際貨幣體系失衡下的中國匯率政策[J].經濟研究,2006,(2).
[4]宗良.對國際游資沖擊金融市場的若干思考[J].金融研究,1997,(11).
【關鍵詞】歐債危機 希臘
一、歐債危機背景介紹
歐洲債務危機是源于歐洲國家由于債務問題導致的信用危機。繼美國2007年爆發次貸危機后,歐洲各國為提振經濟避免衰退紛紛采取了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大舉借債。這使得那些原先就債臺高筑的歐洲國家雪上加霜,債務負擔積重難返,最終導致了債務危機。
歐洲債務危機的第一階段是冰島危機。2008年10月冰島三大銀行資不抵債,陷入困境,被冰島政府接管,銀行債務上升為債務。緊接著是第二階段,東歐國家債務危機。2009年初,國際評級機構穆迪調低了烏克蘭的評級,從而觸發了中東歐國家的債務問題。第三階段便是希臘債務危機。由希臘債務危機為起點,債務危機愈演愈烈,逐步蔓延至西班牙,比利時和意大利,歐債危機全面爆發。
二、希臘債務危機爆發原因
(一)內部經濟發展滯緩是希臘債務危機的根本原因
希臘爆發債務危機根本上是因為其缺乏內在經濟發展的動力。希臘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旅游業和傳統制造業。因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希臘的旅游業受到重創。而傳統制造業受到世界科技浪潮的影響,無法像高新技術產業那樣獲得巨額利潤,持續地推動希臘經濟的發展。經濟增長滯緩使得希臘的財政收入日益減少,償債能力下降。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希臘政府的財政支出處于較慢的增長水平,債務危機也是有可能產生的。
(二)2007年的金融危機的希臘債務危機爆發的直接原因
2007年金融危機在美國爆發并迅速蔓延至世界,歐洲許多國家為了緩沖金融危機對本國經濟的影響,紛紛采取了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加大政府支出,甚至盲目借錢舉債擴大財政赤字。盲目舉債導致希臘債務和GDP比例嚴重失衡。在危機爆發時,希臘債務占GDP比例將近160%,遠遠超過了《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所規定的安全指標。失衡的債務和GDP比例加大了債務危機爆發的可能性。
歐洲發達國家一直以高福利著稱,雖然希臘的福利性支出占GDP的比重在歐盟平均水平之下,但也遠遠高于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希臘在經濟不景氣,國內失業率迅速上升導致的失業保障支出增加,沒有足夠的國家財政支持的情況下仍舊保持高福利,進一步加重了財政負擔,長此以往,一旦情況惡化,危機必然爆發。
(三)歐元區的體制和機制缺陷是希臘債務危機加劇的重要原因
歐元區的國家為了實現統一貨幣和資本的自由流動,放棄了獨立的貨幣政策。歐洲央行自成立以來,以德國為首,把控制通貨膨脹作為首要目標,即將通脹率控制在2%以下,因此,貨幣政策的彈性較小。而且由于歐盟成員國的經濟發展程度差異較大,例如德國經濟發展穩健,不需要刺激的經濟政策,而歐元區的一些弱小的國家,需要通過擴張性的政策才能支持國內的經濟增長,這使得歐央行難以制定出相應的政策滿足所有成員國經濟發展的需要。所以,當歐元區的國家遇到經濟問題時就無法采用相應的貨幣政策,只得將目光轉向財政政策。例如希臘在2003年到2007年時出現經常項目下的赤字,卻不能用貨幣貶值的方式增加本國出口抑制進口來改善這一狀況。又如希臘也不能通過貨幣的貶值來縮小債務規模,緩解債務危機。于是,政府只好進一步擴大財政赤字刺激經濟,加大了債務危機發生的可能性。更糟糕的是當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效果相反時,政府更加難以達到所預定的經濟目標。由于歐元區沒有一個超越的政治實體對發生債務危機的國家進行債務擔保,所以當違約事情發生時,救助便難以到達。
三、歐盟和歐洲央行的應對措施及反思
歐盟在2012年7月份開始將ESM(歐洲穩定機制)作為新項目的主要融資工具,通過對歐元區國家事實金融救助保持穩定。同時,歐盟各成員國還對希臘進行了特殊的救助,如,將希臘的貸款利息降低150個基點。這些措施有望將希臘的債務占GDP的水平在2020年前控制在117%至120.5%的水平之間。
歐洲央行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是在公開市場上操作,買進國債和私人債券,擴大貨幣供應量,緩解債務危機。其次是對希臘政府不考慮其債務評級狀況,對其已發行和新發行的債務工具都給予接受。還有是通過長期再融資操作向歐洲銀行發放貸款,其中最大一筆貸款由希臘、愛爾蘭、意大利和西班牙銀行獲得。
從歐盟和歐洲央行的解決措施來看,主要側重點在于解決希臘的償付危機或是流動性危機。這些措施只能從表面上或是暫時性地解決債務危機,并不能從根本上阻斷債務危機延后發生或再次發生。就希臘本國而言,要解決債務危機,根本上是要推動經濟的發展,并且注重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率。政府可以通過增加政府購買或增加投資補貼的方式刺激經濟,但支出和發債應適可而止,量力而行,將債務規模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圍內。其次,政府可以鼓勵希臘人們改變消費和儲蓄習慣,增加儲蓄減少消費,這樣有利于減少赤字,平衡貿易逆差。再次,適當地減少福利性支出,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如果沒有足夠的收入保障,還要維持高福利,那就只能通過不切實際的借債獲得,而這樣是及其不理性的。最后是進行經濟結構轉型,改善出口品行業,增加利潤,減少貿易逆差。就歐元區而言,首先應該加強對成員國的監管,嚴格執行如嚴格限制債務,嚴格債務比例的原則,以期減小發生債務危機的可能性。對于歐元區面臨的由于不可能三角引起的不能通過貨幣貶值來減輕債務負擔的問題應建立相應的機制體制來緩解其矛盾。最后,歐洲央行應從這次危機中汲取教訓,建立起危機應對機制,以期能夠對危機發出預警并能在危機發生后采取有效措施及時化解。同時進行金融體系創新,保證經濟平穩運行。
當然,引發希臘債務危機的原因除了上述提到的經濟發展滯緩,07年金融危機的影響和歐元區機制體制問題外,還有很多。而解決希臘債務危機的方法也不僅僅局限于上述所陳述的。至于希臘未來的走勢,不僅要考慮其宏觀的貨幣和財政政策,還應關注其政治和文化因素,才能更合理地預測歐債危機的發展。
參考文獻
[1]李本松.論當前歐債危機發生額原因及啟示[J].唯實·經濟探討,201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