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與感性的博弈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理性與感性的博弈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fā)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理性與感性的博弈范文第1篇
關鍵詞：囚徒困境；反囚徒困境
哈丁提出的“公地悲劇”的表述不僅為現實生活中大量的事例所佐證，更是形成一種固定模式：任何時候只要許多個人共同使用一種稀缺資源，便會發(fā)生環(huán)境的退化。這種現象也可用簡單的道理來明示：屬于所有人的財產將得不到人們的關心，人們通常只關心自己的東西，而忽視了公共的事物。而囚徒困境更是將其原理形式化，個人的理性策略將導致集體的非理性。
囚徒困境中最重要的一點假設為當事人為理性人，理性人只會站在自己的角度思考問題，其出發(fā)點和所做的一切行為都是為了使自己利益最大化，別人的好壞和自己無關。理性人并非損人利己的同義詞，但是為了得到自己的最大利益，理性人是不惜犧牲別人的利益。在我看來，理性人假設為囚徒困境中脫離了人性的假設條件，其建立在漠不關心別人利益的冷酷造成了其理論與現實中存在的案例相違背。但是該假設又有存在的合理性，在不同的場合下更是有鐵般的事實證明其不容置疑。對于以上的矛盾，下文將以模擬案例來敘述。
真實的人性中不但包含理性，還包括感性。也即人非機器，除了以一系列為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思想為行為指導外，還受種種非理性的、常常是感性的額外因素影響，這也即為現實生活中大量存在的事實所證明：志愿者耗費寶貴的時間從事繁重的勞動卻不能從中受益；匿名捐款人把自己急需的金錢送給自己毫不相識的人；陷入熱戀的人在明知戀人不會知曉的情況下仍默默付出關心，只是希望對方能夠更好。對這些事例，我們常常輕易地將之冠名為“好人好事”而不加分析其中有悖理性的情境：一個理性人是不會做出自己不會受益甚至可能給自己帶來損失的事情，這違背理性假設；現實有力的證明了人“感性”的存在，正是“感性”的存在才使我們實際上對事物的選擇絕非一種，我們可以基于自己的“理性”及“感性”兩種情感而做出千變萬化的選擇，才使得那種以往常常有違經驗的人們將墮入不可避免的冷酷悲劇結局的論斷有了更為樂觀的改善。下面將分析存在感性因素的囚徒困境會如何影響囚徒的決策。
假設囚徒A與囚徒B為一對很好的朋友，對方利益的得失會對自己行為構成一定的影響，為了更好的度量其感性因素，我將其不可觸摸的心理具化為實物：為了使對方少坐10年牢，囚徒最多愿意自己多坐3年牢。也就是說對方的利益受損會給自己帶來負效應，盡管負效應小于對方遭受的損失。所以在囚徒A選擇招供而囚徒B選擇不招供時，囚徒A實際上雖然只坐3個月的牢，但是因為囚徒B坐了10年牢，而給囚徒A心理帶來3年牢的負效應，以坐牢的年份來表示囚徒的效應，則囚徒A的負效應為3年零3個月；當然，如果其中一人A選擇招供，另外一人B選擇不招供，則B心理上不用承擔負效用，相反A心理上要承擔3年的負效應；則如若兩人都選擇招供，則兩人的負效應為8年加上心理負效應8*3/10=2.4年總共為10.4年牢，如下所示：
如上所示，囚徒A若選擇不承認，囚徒B選擇承認的負效應為1年零3個月，選擇不承認的負效應為1年，在這種情況下，他會選擇不承認，因為不承認給他帶來的負效應要小于承認給他帶來的負效應。囚徒A若選擇承認，囚徒B選擇承認的負效應為10.4年，選擇不承認的負效應為10年，在這種情況下，他仍會選擇不承認，因為不承認給他帶來的負效應要小于承認給他帶來的負效應。所以加上感性因素，我們可以得出不同于純理性因素不那么悲觀的結論，兩人都會選擇不承認，最終達到了使兩人最優(yōu)的結局。這也是現實生活中某些純理性學者無法理解的真實案例的合理詮釋。
基于以上添加感性因素的囚徒困境理論，我們可以在現實生活中找到沒有導致公地悲劇的案例。記得以前我家和鄰居住得特別近，若一家電視聲音開得比較大，另外一家也可以聽得到，若在白天很少有影響，但是夜里睡覺的時候就會打擾到別人，所以一到10點左右，兩家都會把電視音量盡量調小以免擾動他人。以上案例將環(huán)境理解為公地，為了將其具體化，我模仿《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中的哈丁牧人博弈模型，列出如下純理性博弈模型：
如圖所示，若兩人都選擇低音量，則可以達到最優(yōu)結局，雙方可以收獲10的效應，但若一方選擇高音量，而另外一方選擇低音量，則選擇高音量的一方可以收獲11的效應，選擇低音量的一方可以收獲-1的效應，若兩者同時選擇高音量，則兩者的效應都為0。于是純理性博弈得出的結論即為帕累托較差結局無法避免。兩家都會選擇高音量，嘈雜的環(huán)境將不可避免地維持下去。
理性與感性的博弈范文第2篇
［關鍵詞］非理性 理性 購買決策
理性人的假定，就是指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中所講的“經濟人”。這個假設是整個西方經濟學思想體系中的前提性假設，西方經濟學的諸多命題都是在這一假定條件下推出的。交換是從“理性人”的本性驅使下自然而然地發(fā)生的。 “理性人”假設作為一種高度抽象的模型，使得經濟學研究公理化和邏輯化，但是隨著經濟學的發(fā)展，“理性人”假設的局限性也越來越明顯。
隨之而來就有人提出了非理性的概念，非理性主要是指一切有別于理性思維的精神因素，如情感、直覺、幻覺、下意識、靈感等，中國作為市場經濟開始比較晚的國家，消費者與西方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消費者群體相比較，還不夠理性，消費觀念也比較落后，所以就出現了令西方的經濟學者十分困惑的現象，例如有人背著路易威登的高價包擠公交，國外的奢侈品品牌在中國出現價格倒掛的現象，更有甚者今年上半年有些城市出現了食鹽搶購嘲，看著大叔大嬸排著長龍去買來一箱箱的食鹽，面對這一幕幕，嘲笑之余還留給大家很多思考，下面我們從影響消費購買行為的因素以及消費者購買決策的過程中，來分析一下非理性因素的影響。
首先，我們來分析一下影響消費者購買行為的因素。一、消費者自身因素，這些因素主要包括：1、消費者的經濟狀況，即消費者的收入、存款與資產,借貸能力等。2、消費者的職業(yè)和地位。3、消費者的年齡與性別。4、消費者的性格與自我觀念。二、社會因素，主要包括亞文化群和社會相關群體，消費者作為社會一員，在日常生活中要經常與家庭、學校、工作單位、左鄰右舍、社會團體等發(fā)生各種各樣的聯系。
下面我們從以上的影響因素來分析一下非理性的因素，在影響消費者的購買的自身因素中，性格的因素非常關鍵，理性性格的人和感性性格的消費者相比較來講，感性的消費在購買行為中更關注自我的感覺的印象，既我們常說的“跟著感覺走”，而理性的消費者則更關注商品的性價比，另外，理論上來講，消費者的購買行為要考慮自己的收入和借貸能力，但很遺憾中國的“面子心里”在作怪，中國人比其他的國家的人更在意自己的面子，所以就出現了背著名牌包擠公交車，背著巨額貸款買豪車買豪宅的現象，數據顯示，中國已成為奢侈品消費的大國，很多人還洋洋得意，以為在國際上賺足了面子，到中國的中東部的很多貧困地區(qū)一看，才知道是中國人的面子心里在作怪，消費層次很大程度上超出了自己的收入層次。
以上我們分析了個人因素，下面我們在說一下社會因素，消費者購買行為很容易受到相關群體的影響，也就是跟風現象。在社會生活中，大量的人在一起進行博弈選擇中則很容易出現跟風現象，這在股市中尤為明顯，被稱為“羊群效應”，即人類進入現代社會只是很短的時間，在原始社會人類只有群居才有最大可能保全自己，所以人類有和大部分人保持一樣的心理。在這種情況下，行為本身是否理性就處于次要位置，而和別人保持一致，從而在心理上獲得一種安全感就更重要。心理學的大量實驗研究已經證實，在面臨高度不確定問題和問題的判定模棱兩可的情況時，個體往往表現為知覺與判斷更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響，尤其需要以他人的認知和判斷的信息作為決策的“錨定”。中國近幾年出現的搶購潮都跟跟風現象有著緊密的聯系，非典期間的“搶醋潮”，H1N1期間的“搶蒜潮”，今年的“搶鹽潮”，這一次次的搶購風波，都是以為恐慌和個人與群體的微妙的博弈的存在，恐慌感和恐懼感，很容易把消費者的理性沖刷的蕩然無存，那么市場中所上演的一幕幕鬧劇也就不足為奇了。
其次，我們來分析一下消費者購買決策過程，人們購買一種商品的行為并不是突然發(fā)生的，在購買行為發(fā)生之前，購買者會有思維活動或行為來保證以后購買的商品自己能滿意。
在復雜購買中，消費者購買決策過程有五個階段 ：（一）引起需要 ，（二）收集信息，（三）評價方案 ，1、產品屬性。即產品能夠滿足消費者需要的特性。2、屬性權重。即消費者對產品有關屬性所賦予的不同的重要性權數，3、品牌信念。4、效用函數5.評價模型，（四）決定購買，（五）購后行為。
分析以上內容我們會發(fā)現在消費者購買決策過程的第三步即評價方案中有四個方面，品牌信念是造成購買決策過程中出現非理性因素的主要原因。消費者大多心中都有一套已認定的每一品牌各種屬性的排列位置，稱為品牌信念。品牌信念是思想精華，它指出品牌的存在理由，最成功的品牌，它們的觀點無不聯系人類基本的真理，這些真理，影響我們每一個人。品牌信念的兩大構成因素： 第一、意識形態(tài)，一次洞察，或價值觀它決定著品牌的機會。第二、企圖心，品牌企圖達成什么。
例如:奔馳――精確是生活駕御自如的關鍵。所以，奔馳在它的車中，注入精確的德國工程師的質量標準。 寶馬――生活處處需要沖天的激情。所以，寶馬試圖創(chuàng)造完美的駕乘。當消費者認同了某品牌即形成了某品牌的品牌忠誠之后，在消費者之后的購買決策過程中就會不自覺的購買該品牌的其他產品，即使性價比遠遠低于該品牌的競爭對手的產品。
綜上所述，隨著經濟學的發(fā)展，“理性人”假設也會有所發(fā)展。人腦是一個令人驚嘆的器官。大腦不是一部完全理性的計算器，在經過了幾千年漫長的進化，它已經有了很多捷徑、簡化、偏見，甚至是一些不良習慣也會產生不穩(wěn)定的選擇。因此，“理性人”的未來可能會在多學科交融的影響下發(fā)展，不只是經濟學、心理學，還會有社會學、博弈論，甚至教育學、生態(tài)學和歷史學等跨度很大的交叉。在這樣一個信息爆炸的時代，這種交叉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作為一名消費者，如何避免自己不理性的消費，至關重要。一句話，經濟的健康運行需要理性的消費者和企業(yè)。
參考文獻：
理性與感性的博弈范文第3篇
關鍵詞：博弈觀念市場營銷均衡點
博弈在企業(yè)生產經營中不僅是一種方法和技巧，而且更是一種思想，一種觀念。在企業(yè)市場營銷活動中引入博弈觀念，這對企業(yè)市場營銷活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它要求企業(yè)在經營中應努力尋找決策兩極的中點，即平衡點，以更好地指導企業(yè)的營銷活動。
博弈觀念在企業(yè)產品整體概念發(fā)展中的應用
在市場營銷學中，人們將產品看作是包涵核心產品、形體產品和附加利益產品的復合體。如果我們認真分析就會發(fā)現，它不僅反映了商品經濟的發(fā)展水平，而且反映了市場競爭焦點的轉移，更反映了企業(yè)市場營銷觀念的轉變過程。
在市場產品供不應求時，生產觀念是企業(yè)的主導營銷觀念；消費者的收入水平決定了他們關注的是能買到產品的最大使用價值，即產品能夠給人們帶來利益的屬性；消費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理性消費，因為他們必須用有限的收入購買到必需的商品，所以產品的物理化學性能是企業(yè)競爭的焦點。
在市場上部分產品供過于求時，企業(yè)生產觀念、產品觀念以及推銷觀念共存；消費者收入的增加使他們開始關注產品的包裝、品牌、款式等產品的有形部分，消費常有沖動性的特征，并且屬于感性與理性消費的混合時期；產品的形體成了企業(yè)競爭的焦點。
在市場產品供過于求時，推銷觀念和市場營銷觀念左右著企業(yè)的營銷行為；消費者較高的收入決定了他們不僅要買到適用的產品，而且還要關注心理滿足，比如，是否方便購買、方便使用，有無購物之憂，是否物超所值；企業(yè)市場競爭的焦點轉移到為消費者提供服務項目的“數量”上，關注為顧客提供“更多的”附加利益。
在新世紀，個性消費將成為主流，企業(yè)將改變過去“產品是服務載體”的觀念為“服務是產品載體”的觀念，企業(yè)服務先行，產品跟進，因為市場競爭焦點將發(fā)展為“企業(yè)提供服務的質量”方面。企業(yè)關注焦點的變化體現了市場競爭焦點的轉移和企業(yè)營銷博弈點的演變。
博弈觀念在企業(yè)逆向營銷中的應用
逆向營銷是指企業(yè)打破常規(guī)，不按戰(zhàn)略到戰(zhàn)術的順序思維決策，而是由戰(zhàn)術導出戰(zhàn)略的逆序思維決策。這如同我們解幾何題的倒推法，實現殊路同歸的企業(yè)營銷目的。在“順”和“逆”之間，企業(yè)存在著營銷博弈，“逆”并不違背“順”的“消費者需求”這一中心。
十幾年前，我曾經讀過一本關于逆向思維的書。書中講的是，如果在生活和企業(yè)經營中多一些逆向思維，那么我們常有一些意外收獲。書中的一個例子是說，人們在吃藥時，?？嘤谀酒咳y以開啟。但卻很少有人想到“既然取不出，索性將它塞進去，藥片同樣可以倒出”！當然，今天的藥品生產者早已解決了這樣的產品包裝問題，但這種解決問題的思路卻讓我至今難忘，茅塞頓開。
營銷觀念強調企業(yè)市場營銷始于市場，營銷戰(zhàn)略指導企業(yè)的營銷戰(zhàn)術，但在實踐中，企業(yè)決策往往恰恰相反，即先有戰(zhàn)術技巧后有戰(zhàn)略定位。曾經風靡世界的SONY微型收錄機，起因于要生產一種“口袋里能夠裝得下”的收錄機，之后企業(yè)組織技術攻關、實驗、向市場推銷。企業(yè)家湯姆·莫納漢采用的戰(zhàn)術僅僅是把比薩餅送貨上門，通過建立遍布全國的連鎖網絡，實現“30分鐘內比薩餅送貨上門，保您滿意”的服務宗旨，因為沒有第二家這么做，所以成為飲食業(yè)巨子。維克斯的研究人員發(fā)明了一種治療傷風感冒的新藥，使人昏昏欲睡，副作用明顯。然而，當把它定位在“第一種夜間使用的感冒藥”——“奈奎爾”（NyQuil）之后，該藥成為維克斯有史以來最成功的新產品。
博弈觀念在企業(yè)戰(zhàn)略競爭中的應用
孫子曰：上兵伐謀。謀即謀略、戰(zhàn)略。戰(zhàn)略營銷，棋高一籌；戰(zhàn)略失誤，全盤皆輸。企業(yè)戰(zhàn)略競爭是指企業(yè)在競爭中應始終追求“有形與無形價值最大化”，而不僅是總利潤和長期利潤“有形價值的最大化”；企業(yè)在產品、價格、分銷渠道和促銷等營銷戰(zhàn)術的實施上，在知識、技術、人才、資本等資源配置上，應避免與競爭對手的惡性競爭，實現從“優(yōu)勝劣汰”的市場競爭向“共生共存”的市場競爭轉移。
20世紀90年代后期，在我國企業(yè)拼殺價格，爭奪有限的市場占有率，爭當中央電視臺“標王”時，一些已經進入我國的跨國企業(yè)卻在悄然收購品牌、收購企業(yè)或實現聯合。他們利用中國的一些知名品牌已經擁有的地域優(yōu)勢、文化優(yōu)勢、銷售渠道優(yōu)勢、人才優(yōu)勢和勞動力成本優(yōu)勢，迅速占領了中國的大片市場，而中國的一些知名品牌卻陸續(xù)自生自滅，比如沙市日化的“活力28”，杭州的“孔鳳春”，上海的“美加凈”等。盡管有的企業(yè)又采取了一些補救措施，重新買回了自己的品牌，但是企業(yè)花的錢是不是太“冤”！
在國際市場，多家跨國公司間的兼并、聯合、重組，避免了他們之間的相互殘殺，一艘艘航空母艦打造成功，新的國際市場的壟斷由此形成。正如著名的銀行家勃納德·巴舍奇說的一樣：“你并不需要熄滅別人的燈光以使自己的明亮”。在市場競爭中，企業(yè)應冷靜分析自身的優(yōu)劣勢，及時調整營銷戰(zhàn)略，謀取企業(yè)的長期生存和發(fā)展。企業(yè)不但要敢于競爭，更要善于競爭；不但要有參與競爭的意識，更要有善于競爭的謀略。與其臨渴掘井，不如未雨綢繆，戰(zhàn)略競爭觀念是防止企業(yè)陷于戰(zhàn)術競爭旋渦的救生圈。
博弈觀念在企業(yè)大顧客觀念中的應用
大顧客營銷觀念是近幾年西方企業(yè)較為認同的一種市場營銷觀念，即將企業(yè)之外的組織、個人都視做企業(yè)的顧客。從“以企業(yè)為中心”，到以狹義的“顧客”為中心，再到以廣義的“顧客”為中心，體現了企業(yè)營銷觀念的發(fā)展。企業(yè)在“各顧客”間努力尋找彼此的利益均衡點，存在著營銷博弈。
此外，我們認為，企業(yè)還應將員工當作自己的大顧客“群體”。傳統(tǒng)市場營銷觀念認為，企業(yè)營銷活動應以消費者需求為中心，但是在以人本管理為主的今天，“消費者利益”和“企業(yè)員工的利益”應同等重要，二者相當于企業(yè)這個天平的兩頭?！耙粋€中心”的企業(yè)是不穩(wěn)定的組織，因為僅重視顧客利益可能忽視企業(yè)員工的需求，難以調動員工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chuàng)造性；沒有企業(yè)員工的竭心盡力，就不會有企業(yè)經濟效益的提高。當然，僅重視企業(yè)員工利益又常難以把握消費者需求這一中心，可能忽視目標市場的需求，導致產品銷售不暢。天平兩頭的兩個中心點相互制衡，使管理者在博弈中推進企業(yè)的長足發(fā)展。為此，企業(yè)應重視顧客的研究，重視員工知識水平、工作技能和創(chuàng)新能力的提高。特別是新形勢下的股權激勵，它能夠將科技人員的自身利益與企業(yè)利益緊密結合起來。知識和掌握知識的人是現代企業(yè)發(fā)展的直接動力，企業(yè)最重要的資本是人力資本而不再是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
博弈觀念在企業(yè)市場營銷觀念中的應用
觀念是企業(yè)營銷人員的經營哲學，是企業(yè)開展營銷活動的中心；觀念是企業(yè)行為的規(guī)范和指導；傳統(tǒng)的營銷觀念“以企業(yè)為中心”，表現為企業(yè)一切活動圍繞生產、產品和推銷而展開，消費者是被動消費和感性消費。市場營銷觀念強調“以消費者需求為中心”，表現為企業(yè)一切活動圍繞消費者需求而展開，它使企業(yè)的市場營銷活動始于市場，終于市場；企業(yè)在滿足顧客需求的同時，也實現企業(yè)的經營目標，形成一個良性循環(huán)；消費者是主動消費和理性消費。企業(yè)營銷觀念演變反映的是商品經濟發(fā)展的必然結果。
企業(yè)要進行有效的營銷工作，就必須確立符合企業(yè)實際的市場營銷理念，并與企業(yè)的營銷戰(zhàn)略保持一致，相對穩(wěn)定。據哈佛大學商學院的E.RaymondCorey教授分析，以GE為代表的美國優(yōu)秀的企業(yè)都有一個經得住時間和實踐考驗的企業(yè)經營理念，都在投資、并購、工廠選址、技術發(fā)展方向等問題上強調與經營觀念保持一致，它是企業(yè)提高競爭力的基礎和前提。從寶潔的品牌營銷，可口可樂的特許經營，斯沃琪的差異化影響，馬獅的關系營銷到戴爾大規(guī)模定制化營銷，他們的共性在于都有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營銷觀念。但哲學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穩(wěn)定是相對的，變化是絕對的。由于企業(yè)的內外環(huán)境在變，所以企業(yè)也要隨時微調自己的理念，矯正企業(yè)的營銷行為，在保持經營理念相對穩(wěn)定性的同時，企業(yè)又應有階段性的目標調整。對于不適應市場發(fā)展和企業(yè)實際的經營理念，企業(yè)應果斷做出調整。
21世紀，隨著消費者需求的變化，行業(yè)利潤率也在逐步下降，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此時，企業(yè)營銷觀念又被賦予了新內容，有了新發(fā)展。企業(yè)在新品開發(fā)、產品降價、銷售網絡設置、廣告費投入、企業(yè)形象推廣等營銷活動中，存在著單純“繼承”與不斷“更新”營銷觀念的博弈；存在著努力“滿足”與“創(chuàng)造”顧客需要的博弈；存在著企業(yè)“長期利潤和總利潤的最大化”與企業(yè)“有形與無形價值最大化”的博弈；存在著“優(yōu)勝劣汰”或“共生共存”市場競爭的博弈。這樣，如果我們將市場營銷觀念和市場營銷觀念的新發(fā)展視做兩極，那么表1“企業(yè)營銷中的觀念博弈”說明了企業(yè)應把握營銷觀念的兩極，積極尋求兩極的平衡點。所以，企業(yè)營銷觀念在穩(wěn)定和調整的平衡中存在博弈。
企業(yè)單純“以消費者需求為中心”可能導致企業(yè)向顧客提供優(yōu)質產品和服務的同時，增加成本，削弱企業(yè)的競爭優(yōu)勢。所以，提高企業(yè)整體營銷實力，避免一些不該發(fā)生的服務發(fā)生，“防患于未然”比單純追求服務的數量更有價值。企業(yè)既要以消費者為中心開展企業(yè)的營銷活動，又要努力獲取理想的利潤；滿足消費者的需要是有條件的，即這部分顧客必須是企業(yè)目標市場的顧客；滿足顧客需要固然重要，但是在許多市場也許創(chuàng)造需要更有價值；“長期利益和總利益的最大化”雖然已經是企業(yè)追求的長遠目標，但企業(yè)有形的利潤價值和無形的企業(yè)形象價值也許更應該成為企業(yè)追求的終極目標。
參考資料：
1.[美]詹姆斯·C·柯林斯、杰里·I·波拉斯，《基業(yè)長青》[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
理性與感性的博弈范文第4篇
關鍵詞：機械化；重復博弈；最優(yōu)反應動態(tài)
中圖分類號：S－1文獻標識碼：C文章編號：0439－8114（2011）12－2575-03
Game Analysis of the Best Response Dynamics in Agro－technical Popularization
WU Zhe，LI Jing
（School of Economics，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434025， Hubei， China）
Abstract：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in china was contributed to improve the standard of living of peasantry， to increase their incomes and to push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our country． The popularization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through the bounded rationality repeated game approach and the best-response dynamics theory was analyzed． And at last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policy were given．
Key words： mechanization； repeated game approach； best-response dynamics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業(yè)和農村經濟取得了較快的發(fā)展，正是由于農業(yè)經濟的發(fā)展，使我們對如何發(fā)展農業(yè)，發(fā)展怎樣的農業(yè)等發(fā)面有了新的認知，同時也提出了發(fā)展現代農業(yè)的要求，本文主要從農業(yè)技術推廣的輻射效應論述我國現代農業(yè)的發(fā)展。
1農業(yè)發(fā)展現狀
1．1機械化程度低
我國主要的糧食生產區(qū)分布在東北，黃淮海地區(qū)以及長江中下游地區(qū)。這些地區(qū)土地面積占全國總土地面積的22％，2003年耕地面積和總人口分別占全國的約53％、51．8％，糧食播種面積占全國的59％，糧食總產占全國的約61％。其他地區(qū)由于經濟發(fā)展和地形等制約因素，糧食種植面積相對較小［1］。據統(tǒng)計測算，到2007年底我國耕、種、收的綜合機械化水平已達到41％，農業(yè)勞動力占全社會從業(yè)人員比重已降至38％左右。當前我國農業(yè)機械化整體水平，只相當于韓國20世紀70年代水平。盡管我國機耕水平接近60％，小麥生產80％實現了機械化，水稻機械收割水平接近34％（2005年數據），但大宗農產品生產總體機械化水平較低，玉米機械收獲水平僅有8％，水稻機械插秧水平只有11％，花生、馬鈴薯機械收獲發(fā)展剛剛起步，油菜、甘蔗、園藝作物等優(yōu)勢農產品機械化基本空白［2］。
1．2農村勞動力素質偏低
在我國農村轉移勞動力中大多數是受教育年限相對較長的中、青年勞動力。據統(tǒng)計，2000年，21～25歲的農村勞動力中有67．2％從事非農業(yè)活動，年齡段在26～30歲、31～35歲、36～40歲、41～50歲的農村勞動力從事非農業(yè)活動的比例依次為52．5％、47．6％、43．3％、37％。根據《中國農民工問題研究總報告》提供的資料顯示，2004年，全國農民工中16～30歲的占61％，31～40歲的占23％，41歲以上的占16％；農民工的平均年齡為28．6歲；初中文化程度的占66％，接受過各種技能培訓的占近24％［3］?？梢钥闯?，外出農民工平均年齡比較年輕，同時也是農村勞動力中受教育程度比較高的群體。雖然我國農村有大量的剩余勞動力，由于受教育程度較高的中、青年勞動力外出務工，農村只剩下老幼婦孺，必將會對農村經濟的發(fā)展造成影響。由于留守農民的文化水平不高，致使他們習慣于其所掌握的落后生產方式，對外界的新事物缺乏興趣，對信息、新技術的認識能力、消化能力都不高。這就使得許多新知識、新成果、新技術難以在農民的生產活動中得到應用和推廣，導致農業(yè)科技成果轉化率低。同時，農民不太了解市場經濟運作的規(guī)律，不能及時捕捉經濟信息從而做出合理的經濟決策，造成很多農產品不能通暢銷售，達不到提高農民收入的目的。農村留守農民文化素質偏低是農業(yè)科學技術推廣難的主要因素。
農業(yè)技術近年來在我國農業(yè)發(fā)展過程中發(fā)展較快，但相對于日益增長的工業(yè)化進程，農村技術推廣仍然存在障礙。農業(yè)技術能否快速有效的擴展直接關系到我國農業(yè)的發(fā)展和農民的生活水平。
2博弈分析
最優(yōu)反應動態(tài)（Best－response dynamics）是進化博弈理論中典型的動態(tài)機制之一．該機制適用于少數有快速學習能力的有限理性博弈方之間的重復博弈和策略進化［4］。在此機制下，認為博弈方雖然缺乏在復雜局面下準確判斷和全面預見的能力，但是具有較快的學習能力。在一次博弈結束之后，博弈方會對本期結果進行分析、總結，對不同策略的結果做出比較正確的事后評估并相應調整策略［5］。
2．1基本模型
首先，假設我國各地村莊作為行為主體，他們具有相當快的學習和一定的分析能力，同時又是有限理性的，這樣的假設與實際情況是比較吻合的。所以，采用具有快速學習能力的有限理性博弈方之間的重復博弈模型。假設圖l中得的矩陣為各村莊之間的博弈。每個博弈方都有兩種策略選擇：采用新技術（設為A策略）；不采用新技術（設為B策略）。當博弈雙方都采用A策略時，雙方的得益都為α；當博弈雙方都采用B策略時，雙方的得益都為β；當雙方采用的策略互不相同時，采用A策略的一方由于采用新技術將付出一定的代價（如資源共享、要素流動等）γ，其得益為β－γ；采用B策略一方由于搭便車等行為則從對方獲得了額外好處）γ，其得益為β＋γ。其中，α－β＞＞γ。
從得益矩陣可以看出，得益矩陣表示的雙方博弈，又稱為“協(xié)調博弈”，有兩個純策略納什均衡（A，A）、（B，B），其中（A，A）是帕累托上策均衡。但是，如果考慮了博弈方相互對對方理性的信任問題，或者對風險的敏感性等因素，那么均衡（B，B）則更可能出現。
2．2最優(yōu)反應動態(tài)
下面開始分析，隨著時間的推移，各地村莊采用新技術與否的博弈策略給我國農業(yè)帶來的不同影響。假設各村莊兩兩之間進行上述博弈。由于各方都是有限理性的，但又具有快速的學習能力，他們能對上一期的博弈結果進行總結，并立刻做出相應的策略調整，以使當期能夠實現收益最大化。同時假設各村莊之間的交往具有重疊交互作用的特征，即同一村莊可以同時與不同的村莊進行博弈。
假設我國各村莊都處于一個圓周之上，每個村莊都與各自的左右鄰居進行重復博弈。我們下面將按照從特殊到一般的思路，來討論圓周博弈中的最優(yōu)反應動態(tài)。
2．2．1考察5個村莊分布處于圓周上5個不同位置的情況我們假設有5個村莊分別處于圓周上的5個不同位置（圖2），每個位置的博弈方可能采取A策略，也可能采取B策略。所以，初次博弈共有32種可能的情況，其中包括一種全部采用A策略，一種全部采用B策略的情況，其他都是兩種策略均有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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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假設xi（t）為在t時期，博弈方i的鄰居中采用A策略鄰居的數量，該數量有0、l、2可能值。相應地，采用B策略鄰居的數量為2－xi（t），也有0、1、2可能值。針對第t期的xi（t），博弈方采用A策略的得益為α×xi（t）＋（β－γ）×［2－xi（t）］，采用B策略的得益為（β＋γ）xi（t）＋β×［2－xi（t）］。根據最優(yōu)反應動態(tài)機制，當
α×xi（t）＋（β－γ）×［2－xi（t）］＞（β＋γ）xi（t）＋β×［2－xi（t）］
即xi（t）＞2γ／（α－β）時，博弈方i在t＋1時期會采用B策略。
已知α－β＞＞γ，則2γ／（α－β）＜1由于xi（t）只能取0、l、2整數，在實際上，如果在t時期博弈方i的兩個鄰居中只要有1個采用A策略，那么博弈方i在t＋1時期就會采用A策略；如果兩個鄰居都沒有采用A策略，那么博弈方i在t＋1時期就會采用B策略。由此可以得出，當5個博弈方初次全部采用A策略（B策略）時，最終的穩(wěn)定狀態(tài)為所有博弈方都采用A策略（B策略）；如果在初次博弈中有1個博弈方采用了A策略，而其他博弈方都采用B策略的時候，那么這5個博弈方經過4個時期的反復策略調整，最終收斂到了所有博弈方都采用A策略的穩(wěn)定狀態(tài)。圖2給出了初次博弈只有一方采用A策略的最優(yōu)反應動態(tài)過程。
2．2．2考察有6個村莊分布處于圓周上6個不同位置的情況如果在初始博弈中，有1個博弈方采用了A策略，而其他博弈方都采用B策略。按照同樣的推理，可以得出，最優(yōu)反應動態(tài)并沒有使6個博弈方最終收斂于全部使用A策略的穩(wěn)定狀態(tài)，而是在（B，A，B，A，B，A）和（A，B，A，B，A，B）之間周期變動。也就是說明，每個博弈方都會在A策略和B策略中徘徊不定。如果在初次博弈中，有相鄰的兩個博弈方都使用了A策略，其他博弈方仍然使用B策略。那么，最優(yōu)反應動態(tài)可以使得所有博弈方最終都收斂于全部使用A策略的穩(wěn)定狀態(tài)。如果在初始博弈中，有不相鄰的兩個博弈方采用了A策略（此兩方之間存在另一個采用B策略的博弈方），而其他博弈方采用B策略，最優(yōu)反應動態(tài)也不能使所有博弈方都收斂到全部使用A策略的穩(wěn)定狀態(tài)，而是又陷入了（B，A，B，A，B，A）和（A，B，A，B，A，B）之間的周期變動，與第一種情形（只有1個博弈方采用了A策略）的結果相同。如果在初始博弈中，有不相鄰的兩個博弈方采用了A策略（此兩方之間存在另外兩個采用B策略的博弈方），而其他博弈方采用B策略，各個博弈方通過反復調整策略，其間會出現相鄰的兩個博弈方同時采用A策略的情形，這種情形與上文的第二種情形本質上是相同的。所以，最優(yōu)反應動態(tài)最終使所有的博弈方收斂于全部采用A策略的穩(wěn)定狀態(tài)。
通過以上對特定奇偶數量的博弈方的分析，我們不難推廣到一般的情況，即存在n個村莊處于圓周上的n個不同位置，可以得出下列命題。
命題1：當所有n個博弈方在初次博弈中都采用A策略（B策略）時，最終的穩(wěn)定狀態(tài)則為所有的博弈方都采用A策略（B策略）。
命題2：當n為奇數時．在初次博弈中，如果有一個博弈方采用了A策略，其他博弈方采用B策略，那么各個博弈方經過多個時期的反復調整政策，最終能夠收斂于所有博弈方全部采用A策略的穩(wěn)定狀態(tài)。
命題3：當n為偶數時．如果在初次博弈中，有一個博弈方采用了A策略，其他博弈方采用B策略，那么，最優(yōu)反應動態(tài)無法使所有博弈方收斂于穩(wěn)定狀態(tài)，各博弈方對策略的調整只能陷入周期變動。
命題4：當存在n個博弈方時，如果我們通過安排博弈方在初次博弈中的策略，使得在重復博弈到達某一期時，出現相鄰的兩個博弈方同時采用了A策略。那么，經過之后的有限多次博弈，最優(yōu)反應動態(tài)將最終使得所有博弈方收斂于全部采用A策略的穩(wěn)定狀態(tài)。
2．3結果分析
通過以上的分析可知，最優(yōu)反應動態(tài)是否能夠使得所有博弈方都收斂于采用A策略的穩(wěn)定狀態(tài)，主要取決于各個博弈方在初次博弈中的策略分布，此外，還與博弈方在得益矩陣中得益大小有關。
2．3．1關于各個博弈方在初次博弈中的策略分布根據命題4可知，如果某種策略的初始分布使得重復博弈在將來某一期中出現相鄰的兩個博弈方同時采用A策略，則最優(yōu)反應動態(tài)最終會使所有博弈方達到全部采取A策略穩(wěn)定狀態(tài)。因此，要求各村莊在采用新技術的同時提升自身的素質和文化修養(yǎng)。
2．3．2關于各個博弈方在得益矩陣中的得益大小根據博弈模型可知，當xi（t）＞2γ／（α－β）時，博弈方i在t＋1時期會采用B策略。由于我們假設（α－β）＞＞γ，故2γ／（α－β）＜1，即只要在時期博弈方i的兩個鄰居中只要有1個采用A策略，那么他在t＋1時期就會采用A策略。若要保證（α－β）＞＞γ，必須使得我國農村中各村莊采用新技術的得益遠大于不采用新技術的得益。同時，還須使得各村莊采用新技術的成本γ盡可能小［6］。
3結論
通過以上的博弈分析可知，我國農民是否采用新技術取決于不同的因素，由不同的演化路徑，可以產生不同的結果。首先各地政府要根據各自地域的差異，采用不同的技術及推廣機制，做到因地制宜。其次，政府應加大在農村的資金投入及農業(yè)科技人才的引進。最后，各地方政府應加大對農民的農業(yè)技術培訓，使其掌握先進的農業(yè)技術，增加農民的收入。同時，還應加強各村莊之間技術信息的交流，加強合作。
參考文獻：
［1］ 楊進華．安徽省基層農業(yè)技術推廣體系改革的思考與建議［J］．安徽農學通報，2007，13（12）：10－11．
［2］ 高啟杰，謝建華． 關于基層農業(yè)技術推廣體系發(fā)展與改革的思考［J］．調研世界，2005，16（12）：13－14．
［3］ 孫中才．農業(yè)與經濟增長［M］．北京：氣象出版社，1995．
［4］ 羅伯特?D?史蒂文斯．農業(yè)發(fā)展原理――經濟理論和實證［M］．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1992．
［5］ 呂健，余政．文化生產力發(fā)展：一個進化博弈的視角［J］．世界經濟情況，2008，10（10）：8－9．
［6］ 陸謹．基于演化博弈論的知識聯盟動態(tài)復雜性分析［J］．財經科學，2006，10（3）：6－8．
理性與感性的博弈范文第5篇
關鍵詞:公共政策制定 理性 非理性
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是決策者借助各種技術手段對影響政策問題的復雜環(huán)境,信息等客觀因素進行加工、分類、整合、處理,并最終形成政策的過程,而不是全然由決策者拍腦袋決定,因此,政策制定過程是一種理性選擇占主導地位的行為過程。但是,由于在現實中,政策制定中常常會受到許多不確定因素的嚴重干擾,并且由于決策者自身認知能力的有限性,導致政策制定中存在一定程度的非理性屬性。盡管一些學者曾尖銳的批評過政府選擇行為的非理性,但是由于政策科學的發(fā)展,越來越趨向于接受新制度經濟學和非主流經濟學的方法論,主張在有限理性、信息不對稱的前提下研究政策的制定、執(zhí)行和評估等問題。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
管理大師德魯克曾說過這樣一段話:“在我所遇到過的卓有成效的經理們之中,有些人運用邏輯和推理,而另一些人主要依賴于預見和直覺。既有輕而易舉就做出決定之人,也不乏每當移動一步就備受煩惱之苦者?！边@段話表明,管理是人的一種雙重能量的活動,既有理性成分又有非理性成分。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
在英語里,理性有rationality和reason兩種表達。前者一般指心智上控制調節(jié)行為和抽象思維的一般能力,而后者一般是狹隘地指進行推理的能力。理性,可以直觀地理解成為人的行為類型,此類型的特點是以邏輯推理方式來觀察事情。如果從字面意思去解釋,理性,具有以清晰的思維邏輯為基礎,通過深思熟慮,冷靜理智,不輕易顯露主觀感情等特點。理性行為通常是指人們在某些理性因素作用下進行的行為選擇,這種行為是在冷靜、客觀的前提下提出的。提出有限理性學說的西蒙認為,理性的概念應分為經濟學討論的實質理性和心理學所討論的過程理性,“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人總是達成按照給定效用函數來說客觀或實質最優(yōu)的決策。認知心里學的理性人所作的是根據現有知識和手段來說,以過程上合理的方式來作出他或她的決策”。本文談及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是指決策者對政策問題發(fā)揮充分的認知,其政策形成主要依靠分析、判斷、處理等方法。理性在政策制定過程中體現為技術、實證、推理、理智、邏輯性等方面,大多與方法、手段、目的相連。
政策制定過程中的理性通常由下列因素及其過程使然:(1)決策者能較為全面地搜集和掌握的信息資料;(2)在政策效力方面,決策者能夠準確評估政策所產生的效應;(3)經濟學家和統(tǒng)計部門所提供的理論和數據支持(4)政府能動用大量人力、物力、財力以形成對政策的比較方案,從而在理論和實證資料的支持下有根據地說明甲方案優(yōu)于乙方案或乙方案勝于丙方案,等等。
(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
純粹的非理性行為是指人們在直覺、本能、信念、情感等非理性的驅動下(而不是在邏輯思維基礎上)對環(huán)境的反應。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以感覺、知覺、表象、情緒等形式展開的感性意識,不能像以概念、判斷和推理等形式展開的理性思維那樣清晰。在大多數情況下,主要由于相對模糊的感性意識支配著人們選擇行為,這是因為人們的意識活動通常都停留在感性層面上,而這種底層次的感性層面的意識活動就會導致純粹意義上的非理性行為。廣義的非理性行為還包括那寫盡管產生于邏輯思維但沒有效用上實現“最優(yōu)”的行為。比如,西蒙將非理性理解為“對效用最大化的任何偏離”這實際就是指廣義的非理性行為。相對于理性,非理性是活躍的、能動的和不安分的,非理性因素不受任何邏輯規(guī)律的限制,它們時常表現為難以預料的波動或情緒沖動,如本能、直覺、靈感、意志和神秘的體驗等。在本文中討論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是指決策者沒有對政策問題充分發(fā)揮認知,其政策形成主要依據直覺、經驗、外部刺激等等。
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產生的主要的原因有:
(1)現實中信息和環(huán)境的非確定性。自上世紀中期以來,人們就已經開始從整體角度來探討組織的變化運行規(guī)律,未來的變化乃是由某些動態(tài)的并且是不可知的,不斷變換的需求、機會和選擇等混合因素決定的,要利用這種變化并獲得益處,或在風險中少付出代價,需要考慮的參數和要素的數目非常的多,這就更加需要直觀的判斷和感覺?；谶@種觀點,所謂的非確定性環(huán)境其實就是一種建立在單獨個體感性認識之上的主觀現象。準確的說,非確定性存在于完成某項任務所要求的信息總量和種類與所擁有的信息總量和種類之間的可見和不可見不同之處。這種感性的差異不是客觀的數量,乃是由所涉及到的個體來決定的,顯而易見它代表著個人的豐富經驗。這樣,非確定性就被定義為某種與決策者個體直接相關的事物,這種相關性更重要指的是他們的“心理狀態(tài)”,即非理性的因素。
(2)客觀因素的制約。政策制定過程中的許多客觀因素都制約了政策制定中的理性發(fā)揮,例如:政策的時效性,政策所要解決的問題不是靜止的孤立的,而是不斷變化的,這就要求政策制定中必須要注意時效問題,針對當前問題迅速形成解決方案。這樣,就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政策制定者刪繁就簡,依靠現有的經驗和直覺甚至靈感對問題作出感性判斷,及時制定政策予以解決。另外,政策制定的成本,政策制定者的認知能力有限等等客觀因素都制約了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導致政策制定中存在一定的非理性因素。
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沖突
世界上沒有什么是絕對的,除了這句話本身。盡管按照傳統(tǒng)的政策學觀點,我們應該在政策制定中排除非理性干擾,以理性的視角去構筑政策規(guī)劃。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人類決策行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同構現象是一種客觀實在,他在決策行為發(fā)生過程中具有時間上的連續(xù)性和空間上的并存性。對于個體決策者而言,他們的決策是在一種既包含理性又包含非理性的有限理性下作出的。而對于群體決策者來,他們對于政策問題的判斷可能來自對于客觀事實的理性分析,也可能來自于自身經驗、直接等感性認識。正是由于這種同構,導致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的沖突究竟何者在公共政策中更重要。
第一,必須承認,政策科學是一門理性占主導地位的學科。
政策制定作為政策過程的首要階段,是政策科學的核心。這一過程直接關系到整個政策過程的成敗,因而在政策制定中的必須對政策問題進行全面的分析,理性的判斷。不僅要了解政策本身,還要看到各政策之間的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關系。還要對未來的變化趨勢、方案執(zhí)行結果及其影響等方面進行科學的預測,對政策可能產生負面效應采取必要的預防等等,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制定出來的公共政策能夠有效解決政策問題,推動社會發(fā)展。所以,只有理性的公共政策制定過程才可能保證政策的穩(wěn)定性,持久性,有效性。但是,這種技術經濟理性(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是以“經紀人”的人性假說為基礎的,在這種理性下,將理性從非理性中分離出來是比較容易和明確的。然而,由于
基于“經紀人”基礎的理性分析與現實有很大出入,一些學者認為,理性行為研究是針對經濟學規(guī)范性研究應運而生的,其目的在于為人們指出一個在理性意義上最合理的結果,而不是描述人們的真實的行為規(guī)律。比如博弈論學者海薩尼就認為:“我們的理論是一種規(guī)范性的理論,而不是實證性理論。至少這種理論正式而明確地研究了這樣一個問題,即每一個局中人在對策中為了最有效地促進它自身的利益應該怎么做,而不是在這種類型的對策中他實際上應該怎么做?！庇纱丝梢缘贸?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導致了政策目標簡單化,單一化。
第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是難以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