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觀經濟研究的范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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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觀經濟研究的范疇范文第1篇
關鍵詞：微觀經濟學 教學方法 案例分析 雙向互動式教學
基金項目：云南省《微觀經濟學》精品課程建設項目。
《微觀經濟學》是國家教育部指定的高等院校財經類各專業的核心主干課與專業基礎課之一，這門課程是以單個經濟主體為研究對象，主要研究各個經濟主體如何將其稀缺的經濟資源分配在各種不同的用途中以取得最大利益，并以此說明市場經濟的基本運行規律和效率。這門課程理論性較強，內容豐富且相對抽象，同時又以較多的數學計算和推導為基礎，結合模型、圖形和高等數學方法，學生普遍覺得難度較大。在教學實踐中，筆者不斷加強學習，提高自身素質和業務水平，將《微觀經濟學》的核心思想、課程體系、重點難點等的理解和把握運用到課堂教學中，同時，筆者密切關注國內外經濟形勢，將熱點問題作為案例引入課堂教學，豐富了授課方式和內容，活躍了課堂氣氛，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培養、鍛煉他們理論聯系實際的能力，取得了較好地效果。在此，筆者結合《微觀經濟學》課程的特點以及自己講授微觀經濟學的實踐談點體會，希望能與有關教師交流探討，共同提高教學效果。
1 《微觀經濟學》課程的特點
《微觀經濟學》課程屬于理論經濟學范疇，它既不同于農業經濟學、勞動經濟學、生態經濟學等應用經濟學課程，也不同于管理學原理、組織行為學、人力資源管理等管理學課程。作為理論經濟學課程之一，微觀經濟學揭示了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行業和市場是怎樣運作和演變的，它們之間存在著怎樣的聯系以及它們怎樣受政府政策的影響等等。《微觀經濟學》具有完整的理論體系，主要內容包括均衡價格理論、消費者行為理論、生產者行為理論、分配理論、一般均衡理論與福利經濟學、市場失靈與微觀經濟政策。這門課程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理論抽象、要求學生具備較深的數學功底以及較強的用圖形說話的能力。
1．1 理論抽象
《微觀經濟學》所介紹的經濟理論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市場經濟幾百年發展的總結，這些總結是以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經濟為前提的，而且每一個結論的成立都建立在一系列嚴格的前提假設之上，這與我們國家的國情、市場經濟發展的概況、人們的觀念和行為方式均不同，這些差異必然增加我們理解的難度。同時，理論知識原本就是抽象的，學生很難將所學的理論、模型與日常生活聯系起來，再加上微觀經濟學概念、定理、規律很多，相互之間又極易混淆，對于初學者來講，總會存在理論與現實理解之間的差距。
1．2 要求學生具備較深的數學功底
《微觀經濟學》中最常用的經濟模型法、邊際分析法、均衡分析法、靜態分析、比較靜態分析、動態分析法等等都要求學生具備較深的數學功底和邏輯推理能力。因為《微觀經濟學》是財經類學生的專業基礎課，一般安排在大一第二學期，有很多學生微積分知識還沒學，這時要求他們將數學知識熟練地運用到經濟學分析中，無疑增加了他們學習的心理負擔。
1．3 要求學生具備較強的用圖形說話的能力
圖形在經濟學中非常有用，用于說明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及其變化情況。美國第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著名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說過：“你必須具備足夠的圖形知識才能掌握經濟學，圖對于經濟學家如同錘子對于木匠一樣必不可少。”微觀經濟學每一個理論的得出與論證都與圖形緊密相聯，這對于剛剛步入象牙塔的學生而言，要學會正確地運用圖形解釋經濟問題的確有些難度。
總之，如上所述微觀經濟學課程的特點以及學生的現實條件等各種因素決定了微觀經濟學這門課程的學習難度和學習強度相當大。筆者結合《微觀經濟學》課程的特點，采用理論講授、案例分析、課堂討論和課后練習等方法組織教學。
2 《微觀經濟學》課程的教學方法
2．1 理論講授
理論講授是微觀經濟學最基本的教學手段。筆者在講授微觀經濟學的過程中，首先介紹基本的框架，在講述每一章內容之前，都有一個本章提要，讓學生對所學內容有一個整體的視野，然后再介紹具體的內容，通過課堂講授，讓學生理解基本的經濟概念，了解市場經濟主體的行為規律，授課過程中采取由點到線，由線到面逐層展開，脈絡清晰，通過主線的引入，使學生系統地把握整門課程的精髓，同時，在每一章結束后都加一個本章小結，總結一章的主要內容，加深學生的理解。
筆者講授微觀經濟學，以市場經濟主體的最優行為選擇為主線，主要體現在這五個方面：第一，單個消費者行為的最優化。即研究消費者在收入既定的情況下，怎樣選擇使得他的效用最大化，從而實現消費者均衡；第二，單個廠商行為的最優化。即研究單個廠商在成本預算既定的前提下，怎樣選擇使得他的利潤最大，從而實現生產者均衡。這包括兩方面的內容：（1）在成本既定時，如何選擇使得所獲產量最高，（2）在產量既定時，如何選擇使得所付出的成本最低。為此，將問題深入一步區分不同的市場結構，進一步考察完全競爭、壟斷競爭、寡頭壟斷與完全壟斷市場廠商確定產量與價格的最優化行為；第三，單個生產要素市場的最優化。即研究消費者根據什么原則供給多少生產要素，廠商根據什么原則需要多少生產要素，從而實現生產要素的供給與需求的均衡；第四，商品市場與要素市場的同時最優化。即研究將消費者、廠商、商品市場與要素市場聯系起來的整個市場的一般均衡；第五，政府目標決策的最優化。即研究市場失靈的問題，政府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措施來彌補市場的缺陷，從而達到宏觀調控的作用。
2．2 案例分析
微觀經濟學是以個體經濟單位為研究對象，廠商的生產經營決策與居民的消費決策都和現實生活息息相關，因此案例分析是微觀經濟學教學過程中必不可少的教學手段。優秀的案例是以現實問題為研究對象，以事實和數據為依據，并將理論知識寓于案例之中，將這些微觀經濟學的案例引入課堂，引導學生對典型案例進行剖析，一方面能夠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加深對基本理論的理解和把握；另一方面，能帶動學生實現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質的飛躍，提高學生們運用所學的知識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例如，在講授需求價格彈性理論時，可以結合安全帽專賣店的廣告“舊帽換新帽一律八折”來解釋廠商針對消費者的需求彈性不同而進行區別定價，結合現實生活中的實例，能將枯燥的理論運用到鮮活的經濟現實中，充分調動了學生的積極性。
2．3 課堂討論
課堂討論是活躍課堂氣氛、提高教學效果的重要保證，對于微觀經濟學教學，不論是理論講授還是案例分析，都離不開課堂討論這一重要形式。通過討論可以使教師從傳統的“填鴨式”教學轉向雙向互動式教學，學生從傳統的被動接受的學習方式轉向主動參與的學習方式，變“要我學”為“我要學”，通過課堂討論，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引導學生運用所學知識去發現、分析和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問題，做到學以致用。
2．4 課后練習
微觀經濟學是研究經濟變量的單項數值決定，其中涉及大量的數學關系，理論性強，要實現將理論用于解決實際問題有不小的難度，所以要給學生布置練習題，通過做練習鞏固課堂上所學到的理論知識，特別是通過做計算題來加深對微觀經濟理論模型的理解。同時，這門課程是財經類各專業考研必考的基礎課，因此，筆者在授課過程中對課后習題中出現的各種問題都給予特別強調和詳細解答并進行適當延伸。
3 進一步提高《微觀經濟學》教學質量的想法
3．1 教師應不斷加強自身學習
俗話說：“要想給學生一滴水，自己首先要有一桶水。”作為一名優秀的高校教師，首先自己要有扎實的專業知識功底，豐富的文化底蘊，因此，教師應不斷加強自身學習，樹立終身學習的理念。同時，西方經濟學是一門具有演變性的學科，由于這門學科的特點，必然要求微觀經濟學相關的理論知識必須和現實的發展緊密結合才具有生命力，所以該門課程的理論體系更新較快，那么任課教師的這桶“水”，決不應是“陳年老水”，而應是不斷地從知識發展的奔騰江河中汲取的“新鮮水”，任課教師應及時掌握知識點的更新，如新舊理論的增減，同時及時調整相應的案例分析并運用于課堂教學中。
3．2 充分利用多媒體課件與板書相結合的教學方法
多媒體課件集文字、圖片、動畫、音頻、視頻為一體，容易吸引學生的注意力，使其更積極地聽取教師對知識點的講解和分析，多媒體課件教學的引入改變了傳統的教學方式，也使學生更容易地接受原本枯燥的教學內容。但是，課件不能完全取代傳統的板書教學。目前，很多高校教師上課時過多依賴課件，整門課程知識點完全通過點鼠標放映課件講授，微觀經濟學這門課程本身包含很多的數學推導和圖表，完全依靠多媒體課件向學生講授，即使利用動畫使得推導過程一步步顯現，學生也不容易跟上。因此，在講授公式推導以及有關圖表的過程中，筆者認為最好結合板書進行講授，通過“黑板+粉筆”的方式推導和畫圖，能夠充分地帶動學生跟著教師的思路走，讓學生看清推導的整個過程以及各種邏輯關系，形成知識間的連接，也更有利于幫助學生掌握公式的推導。比如，在講到古諾模型中廠商的產量選擇的時候，最好板書推導每個寡頭廠商的均衡產量，這樣，學生會更容易接受和理解。
3．3 鼓勵學生充分利用網絡資源
互聯網信息時代豐富的網絡資源為學生學習微觀經濟學提供了巨大的支撐，要鼓勵學生學會利用網上教育資源，經常登錄經濟學論壇、經濟學教育科研網、經濟學家等網站，聆聽專家講座，參與學術討論，這些經濟學網站既提供了豐富的學習資料和各種各樣的案例，又能夠幫助學生將枯燥的理論知識和鮮活生動的經濟實踐聯系在一起，使學生更好地接受微觀經濟學的知識點，最終實現提高教學質量，達到理想的教學效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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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蘆雷.微觀經濟學教學理念分析[J].黑龍江科技信息，2010(21)
微觀經濟研究的范疇范文第2篇
在關于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眾多經濟學思想流派中，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關鍵詞：
經濟非均衡 二次調節 所有制改革 轉型發展 道德調節
引 言
在中國自七十年代末期以來的以漸進式制度變遷為特征的市場化進程中，歧見紛紜的經濟學家們以其各自的知識背景和社會立場為我們展示了豐富精彩的經濟改革理論，形成了眾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經濟學成為中國社會科學中最為繁榮活躍的領域。這些思想，映射著中國的經濟學者在深刻反省傳統經濟體制和理論范式的基礎上所經歷的艱辛而勇敢的探索軌跡，攜帶著鮮明的時代轉折的印記；盡管這些思想家們也許并未形成縝密而成熟的理論體系，然而他們獨特的理論進路和富有創新色彩的思想必將在經濟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視的篇章。事實上，中國經濟學家在經濟發展理論、經濟增長理論、比較經濟體制理論、制度經濟學理論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國際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關注。
如何對中國從集中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極具民族特色的變遷路徑進行合乎邏輯的理論闡釋，如何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尋求和選擇一種社會成本最低的推進戰略，一直是中國經濟學家們試圖解決的兩大問題。對這兩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論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張上迥然相異的思想派別。其中有以強調價格體系的全面改革從而建立競爭性市場機制為理論核心的“協調改革派”，有從中國非均衡的經濟現實出發、強調企業改革優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從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觀管理體制作為研究重心、把轉換政府職能作為改革中心環節的“宏觀改革優先派”，有以穩健見長的、主張把雙重體制模式的轉換和雙重發展模式的轉換相互銜接有機協調的“寬松學派”，有以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的兩權分離理論為其理論基礎的“經營權主導改革派”，有將如何明晰企業產權作為研究重點、主張通過產權制度變革改造傳統體制、重塑適應社會主義市場機制需要的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派”，有借鑒西方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工具和范疇、從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的視角來研究改革的“制度學派”，不一而足。這些極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論經歷了學術上的激烈紛爭和與現實經濟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選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論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論卻日漸被中國改革的實踐所證實和接納，從而奠定了它們在經濟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厲以寧先生著述宏富，視野開闊，在許多領域都進行了富于獨創性的研究，要對他的經濟思想進行一番科學梳理并進行恰當中肯的評價，殊非易事。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
一般均衡理論自1874年瓦爾拉《純粹經濟學要義或社會財富理論》發表以來，已經有一個世紀的歷史，到20世紀的50年代，阿羅和德布魯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論的現代化闡釋工作。一般均衡理論所要回答的，一是經濟均衡的存在及其穩定性，二是經濟系統的帕累托最優狀態以及經濟均衡和帕累托最優狀態的相互關系。一般均衡的哲學基礎是相信自由竟爭的市場機制是一個精巧的裝置，經濟主體的利潤最大化行為和效用最大化行為使得市場自動產生供求的均衡，分散決策的市場行為下面存在著一般均衡結構，均衡價格把市場秩序強加于可能發生的市場紊亂之上。這種以理想主義的完善的市場結構和靈敏的價格體系為基本假設前提的均衡理論是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研究的基本起點。而非均衡理論在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以后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學假設逐漸得到了主流學派的關注和認同，非充分就業均衡和市場缺欠作為經濟學研究中的常識被人們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羅沃（Clower）和萊榮霍夫德（Leijonhufvud）有關宏觀經濟學的微觀經濟學基礎的研究開創了現代非均衡理論的新時期，并產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羅沃、萊榮霍夫德、巴羅（Barro）和格羅斯曼（Grossman）等人為先驅的非均衡學派，此后的經濟學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論從單一的市場經濟領域擴大到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領域，貝納西(Banassy)的非瓦爾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計劃經濟非均衡理論對社會主義經濟研究都有深遠的影響。與西方經濟學中非均衡理論發展演變的軌跡相似，在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研究中，以巴羅內和蘭格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從一般均衡理論出發，主張中央計劃當局借助“試錯法”達到模擬市場的目的，形成均衡價格，以保證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源合理配置，這種烏托邦式的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被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現實運行的社會主義經濟是一種偏離瓦爾拉均衡狀態的非均衡經濟，著名的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Kornai）甚至認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經濟體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經濟學》和《反均衡》中，他認為短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正常狀態，并從這個觀念出發試圖建立以說明現實社會主義經濟機制為基本內容的微觀和宏觀經濟學，他的開創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經濟學》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對處于深刻變革之中的中國經濟和中國經濟學家的思想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微觀經濟研究的范疇范文第3篇
在關于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眾多經濟學思想流派中，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關鍵詞：
經濟非均衡二次調節所有制改革轉型發展道德調節
引言
在中國自七十年代末期以來的以漸進式制度變遷為特征的市場化進程中，歧見紛紜的經濟學家們以其各自的知識背景和社會立場為我們展示了豐富精彩的經濟改革理論，形成了眾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經濟學成為中國社會科學中最為繁榮活躍的領域。這些思想，映射著中國的經濟學者在深刻反省傳統經濟體制和理論范式的基礎上所經歷的艱辛而勇敢的探索軌跡，攜帶著鮮明的時代轉折的印記；盡管這些思想家們也許并未形成縝密而成熟的理論體系，然而他們獨特的理論進路和富有創新色彩的思想必將在經濟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視的篇章。事實上，中國經濟學家在經濟發展理論、經濟增長理論、比較經濟體制理論、制度經濟學理論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國際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關注。
如何對中國從集中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極具民族特色的變遷路徑進行合乎邏輯的理論闡釋，如何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尋求和選擇一種社會成本最低的推進戰略，一直是中國經濟學家們試圖解決的兩大問題。對這兩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論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張上迥然相異的思想派別。其中有以強調價格體系的全面改革從而建立競爭性市場機制為理論核心的“協調改革派”，有從中國非均衡的經濟現實出發、強調企業改革優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從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觀管理體制作為研究重心、把轉換政府職能作為改革中心環節的“宏觀改革優先派”，有以穩健見長的、主張把雙重體制模式的轉換和雙重發展模式的轉換相互銜接有機協調的“寬松學派”，有以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的兩權分離理論為其理論基礎的“經營權主導改革派”，有將如何明晰企業產權作為研究重點、主張通過產權制度變革改造傳統體制、重塑適應社會主義市場機制需要的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派”，有借鑒西方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工具和范疇、從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的視角來研究改革的“制度學派”，不一而足。這些極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論經歷了學術上的激烈紛爭和與現實經濟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選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論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論卻日漸被中國改革的實踐所證實和接納，從而奠定了它們在經濟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厲以寧先生著述宏富，視野開闊，在許多領域都進行了富于獨創性的研究，要對他的經濟思想進行一番科學梳理并進行恰當中肯的評價，殊非易事。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
一般均衡理論自1874年瓦爾拉《純粹經濟學要義或社會財富理論》發表以來，已經有一個世紀的歷史，到20世紀的50年代，阿羅和德布魯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論的現代化闡釋工作。一般均衡理論所要回答的，一是經濟均衡的存在及其穩定性，二是經濟系統的帕累托最優狀態以及經濟均衡和帕累托最優狀態的相互關系。一般均衡的哲學基礎是相信自由竟爭的市場機制是一個精巧的裝置，經濟主體的利潤最大化行為和效用最大化行為使得市場自動產生供求的均衡，分散決策的市場行為下面存在著一般均衡結構，均衡價格把市場秩序強加于可能發生的市場紊亂之上。這種以理想主義的完善的市場結構和靈敏的價格體系為基本假設前提的均衡理論是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研究的基本起點。而非均衡理論在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以后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學假設逐漸得到了主流學派的關注和認同，非充分就業均衡和市場缺欠作為經濟學研究中的常識被人們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羅沃（Clower）和萊榮霍夫德（Leijonhufvud）有關宏觀經濟學的微觀經濟學基礎的研究開創了現代非均衡理論的新時期，并產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羅沃、萊榮霍夫德、巴羅（Barro）和格羅斯曼（Grossman）等人為先驅的非均衡學派，此后的經濟學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論從單一的市場經濟領域擴大到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領域，貝納西(Banassy)的非瓦爾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計劃經濟非均衡理論對社會主義經濟研究都有深遠的影響。與西方經濟學中非均衡理論發展演變的軌跡相似，在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研究中，以巴羅內和蘭格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從一般均衡理論出發，主張中央計劃當局借助“試錯法”達到模擬市場的目的，形成均衡價格，以保證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源合理配置，這種烏托邦式的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被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現實運行的社會主義經濟是一種偏離瓦爾拉均衡狀態的非均衡經濟，著名的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Kornai）甚至認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經濟體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經濟學》和《反均衡》中，他認為短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正常狀態，并從這個觀念出發試圖建立以說明現實社會主義經濟機制為基本內容的微觀和宏觀經濟學，他的開創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經濟學》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對處于深刻變革之中的中國經濟和中國經濟學家的思想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厲以寧先生是較早對非均衡理論進行系統研究的國內經濟學家，他在借鑒和吸收西方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尤其在汲取科爾內等現代經濟學家關于社會主義非均衡經濟運行的學說的基礎上，對中國經濟的內在本質特征進行了深入獨特的解析，指出中國經濟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國經濟的基本出發點，也是探討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的現實起點。早在80年代初期撰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之時，厲以寧先生就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總量失衡和結構失衡的問題，即社會主義經濟中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的失衡問題，并認識到失衡或者說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現實狀態。而社會主義經濟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種相對的動態的均衡，不是一種靜態的絕對的平衡；在此基礎上，他探討了社會經濟的動態相對平衡和社會發展戰略的動態相對平衡。根據動態相對平衡的觀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從我國現階段以及從更長遠的時間來看，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狀況是發展中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而且為了實現預定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目標，為了保證一定的經濟增長率，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相對動態的失衡是對經濟發展較為有利和現實的狀況。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為分析的出發點，但不以平衡為必然達到和必須達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題。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標論”的理論基礎。
80年代末期撰寫的《非均衡的中國經濟》被厲以寧先生認為是最能代表自己關于中國經濟的學術觀點的著作，在這部專門論述中國經濟運行的體制特征的著作中，他從中國目前的非均衡經濟現實著手分析，以說明資源配置失調、產業結構扭曲、制度創新的變型等現象的深層次原因，并進而合乎邏輯地提出中國經濟改革必須構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觀經濟主體的政策主張。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的提出，是厲以寧先生對于非均衡理論的重要發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論的根基所在。何謂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論所考察的是市場不完善、價格信號不能起到自行調整供求關系的條件下的經濟運行過程，而厲以寧先生觀察中國的經濟現實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國固然存在著市場不完善以及價格信號不靈敏的經濟非均衡狀況，但是，中國非均衡經濟運行中隱藏的更為嚴重的非均衡現實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夠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具有獨立市場決策權利的企業或者廠商。換句話說，經濟的均衡狀態固然以市場的完善和價格的靈活為前提，但是一個更為重要或更為基本的前提是微觀經濟單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厲以寧先生作出了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第一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但是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卻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有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自由選擇權，他們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第二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不僅如此，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并非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缺乏自由選擇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權利，也不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這樣的微觀經濟單位尚未擺脫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厲以寧先生認為，發達的成熟的市場經濟所出現的非均衡屬于第一類非均衡，而在傳統的和雙軌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之下，由于企業并沒有擺脫國家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所以這種非均衡屬于第二類非均衡。而經濟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種新型的經濟運行體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有投資與經營自并相應地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從而由第二類非均衡過渡到第一類非均衡。
厲以寧先生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改革時期雙軌運行體制的最核心的本質特征上的深刻洞見，澄清了人們在經濟改革路徑選擇的優先次序上的許多模糊認識，中國在舉步維艱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眾多經濟陷阱，諸如產業結構調整的遲滯，國民經濟的非正常劇烈波動，政府宏觀調控的效果微弱等，都與中國經濟所處的特殊的非均衡狀態有關。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狀態，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經濟改革的首要任務是完成企業運行機制和企業產權關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場主體，而不是首先進行大規模的價格體系的調整，也就是說，中國經濟改革必須以現階段的經濟非均衡作為出發點，而不應當迷戀完善的市場體系和靈活的價格體系；從我國特殊的非均衡狀態出發所得到的有關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構想只能是，企業體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所在。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資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賴價格調節和市場調節，而應該將數量調節和價格調節、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加以有機整合，積極發揮政府在商品市場配額調整和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秩序中的主導作用，從而使得商品市場配額均衡的實現對于經濟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類非均衡的過渡產生積極影響。可以說，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是厲以寧先生全部經濟改革理論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優先理論和資源配置理論都是非均衡理論的合乎邏輯的延伸和拓展。
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和資源配置方式
資源配置是全部經濟學理論的最終指歸，也就是說，由于資源供給的有限性，經濟學研究的最終目的就是要解決如何有效地把經濟中有限的資源配置于各種不同的用途，以便用這些既定的資源達到最大的社會物質產品和勞務的產出。自從古典經濟學時代以來，在資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兩種不同的趨向：一種趨向認為，市場機制是能夠完善地、合理地在社會有限資源條件下配置各種資源的唯一有效的機制，因此資源配置學說無非是一種市場經濟自發進行調節的學說，其實質是相信競爭性的市場價格機制能夠導致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另一種理論趨向認為，從資源配置過程和效果來看，市場機制具有相當大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對社會資源的利用不善，從而造成資源閑置或者浪費，或者反映于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間的不協調。這種理論趨向強調政府調節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張政府調節應當與市場調節在不同程度上結合起來以克服市場失靈的弊端。古典學派之后的新古典學派、凱恩斯學派、貨幣主義學派、供應學派以及理性預期學派，在資源配置的研究上，無不是這兩條理論進路的發展和演化，他們的理論分歧，實質上是對市場機制作用的估計程度的分歧，或者說對政府調節效應的判斷的分歧。厲以寧認為，盡管西方經濟學關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資源配置的理論對研究我國資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但是由于我國在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的特殊性和復雜性，西方經濟學的現有理論不可能成為適用于解決我國資源配置失調的現實可行的對策。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實質性問題是尋找一種合理的資源配置方式，這種資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的含義。宏觀層次上的資源配置是指資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門、不同地區、不同生產單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種資源能夠有效地配置于最適宜的使用方面。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是指在資源配置為既定的條件下，一個生產單位、一個部門、一個地區如何組織并利用這些資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們以達到最大的符合社會需求的產出。厲以寧先生指出，這兩個不同層次的資源配置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其最關鍵的區別在于，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實現的途徑不同，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可以在不轉移生產要素的前提下，通過生產技術措施或組織管理措施來實現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實現，通常要涉及生產要素的流動、產權關系規范化、固定資產的轉讓、宏觀經濟調節手段的運用、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等問題。通過區分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和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厲以寧先生認識到，與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應的是兩個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較低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由此使得企業變得充滿活力，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將更加關注自身的經濟效益并更好地發揮經營中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而較高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經濟地位，使企業由過去作為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轉變為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使企業的產權關系明確化，使企業成為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投資主體和利益主體。因此，經由對資源配置理論的研究，厲以寧先生順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關于經濟改革順序的基本選擇，即：要使資源配置由不合理趨向于比較合理，經濟管理體制和經濟運行機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必須以賦予企業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地位作為突破口，明確產權關系，實現政企分離，培育和完善市場，在此基礎上實現市場定價的格局和資源的有效配置，而價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為改革的突破口。經濟轉軌時期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這種路徑特征，是由我國經濟的非均衡性質所決定的，因此，厲以寧先生的資源配置學說的最大特色，或者說他對資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貢獻，在于他從中國的經濟非均衡的獨特狀態出發，從經濟體制變革的角度，從微觀經濟基礎和宏觀經濟調控相互協調銜接的角度來研究資源配置。
按照厲以寧先生從資源配置角度所設想的新經濟體制的目標框架，這種體制將是一個企業具有充分活力，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和重新組合的經濟體制，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已經完全不同于傳統經濟體制之下的情形，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將因企業對自身利益的關注而趨于合理；同時由于產權關系規范化和生產要素有可能在社會范圍內重新組合，資源在社會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間的合理配置亦將成為事實，于是較高層次的資源配置目標將得以實現。但是這種達到資源合理配置的新經濟體制的正常運作離不開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有機結合，離不開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在厲以寧先生關于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結合以及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方面的一個貫穿始終的基本觀點，可以歸結為一個準則，即：對于經濟運行（包括資源配置）來說，在運行目標上，宏觀目標優于微觀目標，而在運行機制上，市場調節優于政府調節。政府干預經濟的目的在于使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趨于協調，具體而言，政府調節就是在市場機制保證微觀經濟運行合理性的基礎之上，通過適度科學的政府干預去實現某些單靠市場調節所實現不了的宏觀目標。政府干預經濟的目標是要從資源配置的宏觀經濟視角來考慮資源投入的社會邊際收益，而政府干預經濟的手段或方式是盡力通過市場機制來影響微觀經濟單位的決策，通過微觀經濟單位的資源投入調整和資源轉移來達成資源配置的優化。這就是厲以寧先生著名的“二次調節論”的基本觀點。
對資源配置中政府行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為適度與優化的深入理論解析是厲以寧先生資源配置學說中頗具特色的篇章，他通過對政府調節局限性的剖析劃定了新經濟體制中政府干預的邊界。政府行為的理想化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之上：即假定存在一個理想化的政府，它作為經濟活動的主持者，擁有調節經濟的豐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夠通過及時科學的分析對客觀存在的經濟問題和政策實行的后果進行準確的預測和周密的考慮，并能夠針對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一一采取適當的對策。這種政府行為理想化的假設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種非凡的萬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厲以寧先生認為，根據非均衡理論，由于經濟中存在的大量不確定性，由于政府所獲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應的滯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從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出發，才能正確估計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預在非均衡經濟的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考慮到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資源配置過程中調節行為的優化應當以限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消極作用并促進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為原則，政府調節應當通過對市場的影響而體現出來。
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
在中國當代經濟學家有關經濟體制改革的優先次序的論戰中，厲以寧先生是一貫強調所有制改革對于傳統體制轉軌的決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業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優先論是厲以寧先生從他的經濟非均衡論和資源配置學說中必然推致的結論，從邏輯上來看，只有徹底改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構建真正具有獨立地位的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從而使企業成為真正擁有自主經營權利并承擔經營風險的商品生產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經濟運行機制的真正轉軌。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派）之間關于經濟體制改革主線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思維側面和理論視角豐富和拓展了人們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認識，在中國當代經濟思想史上具有深遠的意義。
新古典經濟學將市場機制歸結為價格機制，認為市場配置經濟資源的核心是均衡價格向量的確定；而這種論點的基本前提是，經濟當事人的行為是合乎理性的，經濟當事人的交易界區和產權界定是極其明確的，因此交易行為發生過程中的交易成本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從而資源按照市場經濟原則的配置就只取決于均衡價格。誠然，帕累托最優是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條件和理論前提是相當苛刻的，事實上，如果引入市場機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經濟生活中的當事者是分散決策的，這種分散決策不僅應當成為整個社會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應當有制度保證其決策的獨立性；（2）決策者之間必須是平等的，相互之間的決策不能發生直接的影響，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決策的行動結果事先誰也無法掌握，否則便無公平競爭可言。然而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須以產權界區明確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國的市場經濟機制真正建立和運轉起來，必須首先創造這樣一種制度條件。在我國特有的經濟非均衡的現實條件之下，經濟當事人尤其是企業由于尚未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而使得均衡價格的形成遭遇阻礙，因此試圖以放開價格為先導從而建立一種競爭性市場機制的觀念是不切現實的。實際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業的性質》一文中就指出市場機制賴以運轉的微觀基礎是完善的企業制度，只有在企業產權制度確立、企業之間的財產權利界區明晰的基礎上，企業與市場之間以及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聯系才是明確的，才能夠最大限度地節約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從而市場價格機制才能有效運轉。厲以寧先生從中國在經濟轉軌時期所處的第二類經濟非均衡的現實狀態出發所得出的結論同樣印證了科斯的理論。
蘭格和哈耶克之間關于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持久的論戰對于中國經濟改革理論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五、六十年代的經濟理論界曾經普遍接受蘭格的通過試錯法建立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這種經濟運行模式，不同于經典作家所設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貨幣關系的產品經濟模式，也不同于蘇聯高度集權的指令性計劃經濟模式，而是一種試圖以計劃模擬市場的經濟運行方式，這一模式以取消消費者為前提，中央計劃當局只是被動地反映消費需求和生產成本的變化，制訂模擬的市場價格，并通過這種價格調節資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時代的厲以寧先生同樣認同和服膺蘭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會經濟現實迫使他重新審視和反省傳統經濟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體制缺欠，他認為，在傳統經濟體制下，由于國有企業在政府行政的強大約束之下喪失獨立自主的商品生產者地位和決策權力，由于存在嚴重的政企不分產權不明晰的體制頑疾，國有企業既不能實現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實現資源的有效率的配置。這樣，厲以寧先生由對蘭格模式的推崇轉而對蘭格模式的質疑和批判，并從自己的理論框架出發，確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須從企業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國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和關鍵環節，在沒有進行企業改革從而企業尚未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的條件下，在改革并不觸及計劃經濟體制的產權基礎和產權結構的前提下，中國真正的競爭性的市場經濟體制就不可能穩固建立并有效運轉起來。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學“五四”科學討論會上，厲以寧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個性的語言表述了他對于經濟體制改革路徑選擇的基本觀點：“經濟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于價格改革的失敗，但經濟改革的成功卻并不取決于價格改革，而取決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業體制的改革”。這句在理論界被廣為傳播的名言集中體現了厲以寧先生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觀點，可以說，所有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最為核心也是最為艱難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線論由于觸及最為敏感的產權問題的“”而在實踐過程中倍受磨難，厲以寧先生在強大的壓力面前始終以一個誠實謹嚴的學者的姿態闡揚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論，充分表現了一個經濟學家巨大的理論勇氣和科學精神。
以厲以寧先生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主線派）和以吳敬璉先生為代表的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主線派）的論爭的焦點在于對市場機制的理解的差異。在厲以寧先生看來，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內容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能夠適應市場經濟的市場主體的存在，在獨立的產權明晰的商品生產者缺位的情況下，以價格為調節資源配置基本信號的市場機制就不會真正起到引導資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業的靈敏反應為前提的政府宏觀調控也不會達到預期的目標，只有通過所有制改革徹底改造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一個有效率的市場機制才會最終建立并正常運行。在吳敬璉先生看來，市場經濟是一個有機體系，這個有機體系由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競爭性的市場體系、主要通過市場進行調節的宏觀管理體系三個要素組成，三者相互制約缺一不可，但是競爭性的市場機制是以完善的價格機制為基礎的，在價格改革大大滯后、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尚未建立起來的條件下，協調改革派更強調價格改革在構建市場經濟體系中的作用，認為只有理順價格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環境，才有可能進一步推進所有制改革從而構建整個市場體系。所有制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之間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視角為中國經濟改革總體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義的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進程恰是選擇了一條中庸的路線，在重塑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構建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和完善政府宏觀調控體系三個方向上同時展開全面推進。實際上，價格改革主線論和企業改革主線論只是分別強調了市場機制的兩個不同側面，前者強調經濟運行機制和宏觀環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則強調經濟運行主體和微觀基礎方面的改革，而在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中，這兩方面的改革都是極為必要的：沒有獨立的產權明晰的企業就不可能有真正競爭性的市場，同樣，企業也無非是市場關系的總和，沒有競爭性的市場也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企業。經濟體制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從系統論的觀點來看，無論是企業改革先行還是價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實際的，只有將經濟體制改革的諸方面協調推進配套進行，注重多種路徑選擇和目標取向的折中和諧，才能夠實現經濟體制的真正轉軌。
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
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學往往被視為一種具有嚴格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性質的社會科學，因而在大多數經濟學家看來，經濟學應該處于一種完全超脫的摒棄“價值判斷”的“道德中立”狀態。在馬克斯·韋伯看來，所謂“價值判斷”，即是指研究者“宣稱他接受從某些倫理原則、文化觀念或哲學觀點中所推演出來的實際價值判斷”，而“道德中立”，是指兩種極端的狀態，或是認為“應把純粹從邏輯上可推演的斷定和經驗事實斷定與實際的倫理價值判斷或哲學價值判斷區分開來”，或是“主張即使不能用某種邏輯上的完整方法作出這種區分，但還是有希望把對價值判斷的斷定堅持到最低限度”。然而每一個經濟學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區分經驗事實的陳述和價值判斷是如何艱難。這就產生了一個令所有學者都感到尷尬的悖論：一方面：“科學經濟學”的鼓吹者們總是頑固地維護經濟學本身的純潔性和道德中立姿態，認為經濟學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學意義的在邏輯上和事實上正確的結果”；另一方面，所有經濟學賴以存在的理論預設卻又與“經濟科學不能把主觀性評價作為其分析的主題”這種貌似公允的判斷相左。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經濟學非但不能摒棄和回避價值判斷，不能完全擺脫或忽視價值觀念在經濟學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為一門社會設計和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應該將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對客觀經濟運行規律的研究與對人的行為的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現實社會經濟狀態與經濟學家經由自我的價值判斷而形成的對理想社會的科學設計結合起來，將經濟學的科學目標和道義目標結合起來。作為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的最終目標是要通過科學研究告知人們對經濟行為和經濟事實的肯定與否定的客觀標準，從這個意義而言，經濟學不是超越階級的純粹抽象的數理科學和邏輯哲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經濟學將告訴人們，如何進行經濟建設，如何制定發展目標并且把目標實現的可能變為現實，如何促進國民經濟的協調，以及如何把人們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用于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經濟學的社會啟蒙作用和社會設計作用在實質上是統一的。經濟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如果不能在明確經濟中的是非的前提下進行設計，不能對一種社會設計的經濟運行后果作出恰當的科學的價值判斷和是非辨別，那么經濟學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發展目標實現的作用，其社會設計功能的道義上和科學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樣，盡管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啟蒙的科學能夠告訴人們如何評價一個目標和經濟政策，但是如果不發揮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設計的科學應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標可能變為現實，那么即使是構想科學并且符合道義標準的目標，它也不會自動實現。厲以寧先生將經濟學的本質界定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強調價值判斷和規范研究在經濟學中的作用，但是這并不表明他不重視實證研究在經濟學中的地位，相反，他認為實證研究所獲致的成果將會豐富規范研究的內容，使得經濟學中有關社會評價、政策探討的判斷建立在更有實證根據、更有說服力的基礎之上。
新技術革命在最近幾十年的突飛猛進給經濟學研究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這不但是經濟學研究方法上的創新的挑戰，而且更是經濟學研究的根本內容上的創新的挑戰。以新技術革命為出發點，作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的經濟學，就必然將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學技術對人類經濟行為和社會經濟運行方式所產生的深刻影響方面，這種影響在三個主題上同時展開：就“體制”而言，什么樣的經濟體制能夠有效地配置資源以促進和適應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科學技術的新發展又對經濟體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標”的研究為例，考慮到科學技術的發展，在發展目標方面應當如何把經濟上的要求與社會上的要求聯結在一起？微觀經濟單位和宏觀調控主體在制定目標時，應該如何趨于現實化和合理化以適應科學技術發展的形勢？從“人”研究層面來說，在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方式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人類福利的含義和度量標準發生何種變化？如何使得科學技術的發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發展和總體福利的增進而不會成為科學技術發展的犧牲品？由此，厲以寧先生認為，經濟學研究要在新的時代面前回應挑戰，就必須在三個層次上進行全新的探討：第一個層次是對現行經濟體制以及該種經濟體制條件下的經濟運行的研究，第二個層次是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的研究，第三個層次是對人的研究，也就是對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三個層次的經濟學研究在邏輯上有相互關聯和相互滲透的關系，但是其內容各有側重：經濟體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種比較經濟體制研究，即在現存的世界各國的經濟運行體制中，從集權體制和分權體制各自的優劣比較出發，尋找一種既能夠實現較高的經濟效率又能夠有利于宏觀經濟調控的經濟體制，即探求一種將微觀經濟的管理與宏觀經濟的管理有機結合的經濟運行機制；發展目標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理論預設，在摒棄最優經濟原則的前提下，將現實原則而不是理想原則作為制定經濟政策的指導原則，在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決策中使得目標的確立走向現實化、多元化、綜合化，追求多種發展目標之間的均衡和諧的實現方式；對“人”的研究建立在經濟學的終極人文關懷的觀念之上，在這種觀念中，對人的研究被置于經濟學研究的最高層次，對經濟體制和發展目標的研究都是為了人的總體福利的增進和人的全面發展，在經濟學研究的這個層次上，經濟學的視角與倫理學的視角往往產生相互的交叉與認同。
厲以寧先生將“體制、目標、人”作為經濟研究的三個層次，而他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正是從這三個層次的研究的角度出發去構建的，他的較早期著作《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反映了他試圖以自己獨特的理論框架來對傳統經濟理論進行重新闡述的積極而有意識的努力，即使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我們仍可以明顯覺察這本著作在體系創新方面的開創性貢獻。在他看來，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重點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而經濟運行總是在一定的經濟體制條件下實現的，因此，必須將一定的經濟體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前提。在厲以寧先生的設想中，理想的目標經濟體制應該包含以下特征：（1）這是一個建立在多種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礎之上的、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的、以市場經濟為基本框架的經濟體制；（2）這是一個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從而擁有獨立法人的經濟體制；（3）這是一個在資源配置中以市場為主要調節方式的、市場調節和國家宏觀調控有機結合的經濟體制；（4）這是一個有著基本合理的靈活的價格體系從而價格能夠比較靈敏地反映社會勞動生產率和市場供求關系變化的經濟體制；（5）這是一個依據按要素分配和按勞動分配相結合的原則促使社會成員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經濟體制；（6）這是一個基于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為趨于合理化從而在政府的宏觀調控和戰略指導與微觀經濟主體的自主行為之間尋求協調平衡的經濟體制。在這樣的經濟體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從國民經濟運行、企業經濟活動、個人經濟行為三個層次分別考察，探討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和經濟改革的基本路徑。在發展目標的研究中，兩個最為關鍵的問題是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給定的經濟體制之下研究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兩大社會經濟目標。由給定經濟體制條件下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實證分析轉入有關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確定的規范分析，反映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探討的深化。社會主義發展目標是一個包含社會發展目標和經濟發展目標的綜合體系，這種目標體系的動態相對平衡性要求在制定發展戰略的時候注重多種目標的統一協進，并考慮到在目標的變動中社會承受能力的強度。在對“人”的研究中，厲以寧先生始終以一個關注民生的經濟學家的姿態，主張“對人的關心和培養是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認為在理想的社會制度中，人應該成為全面發展的人，他們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潛在能力，不斷深化自身歷史使命的認識，社會生產發展的最終目標與人的全面自由發展達到統一。以這種人文關懷的理念為出發點，厲以寧先生對平等與效率問題、社會福利的基本含義問題、人的地位的社會評價標準問題、社會主義民主問題等進行了廣泛深刻的探討。
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
發展經濟學作為經濟學領域一門新興的學科，在最近幾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學術界公認的成果。但是發生在中國的廣泛而深刻的制度變遷卻給發展經濟學提出了嶄新的挑戰，這種挑戰不是對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對發展經濟學基本研究對象所提出的挑戰：中國制度變遷中面臨的轉型和發展的雙重使命是傳統發展經濟學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題。所謂轉型，是指中國的經濟體制要從初始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逐漸過渡到與國際主流社會相一致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所謂發展，是指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要從不發達的狀態逐步走向繁榮富強的發達狀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這種轉型發展的雙重背景之下，中國經濟所面臨的許多命題諸如資本形成、人力資本培育、市場化、企業家成長等，都與傳統發展經濟學有著不同的內涵。由于傳統的僵化的經濟運行機制和長期積淀的傳統社會結構的合力影響，強化了中國轉型發展的特有的路徑依賴特征，逼使許多經濟學家在正統發展經濟學的教條之外尋求中國獨特的轉型發展之路。厲以寧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講演中，一直關注于轉型發展問題的研究，堅持“在轉型中發展，在發展中轉型”的基本觀點：所謂在轉型中發展，就是要在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創造經濟發展的條件，而在這種體制變遷中，最為核心最為關鍵最為艱巨的使命是重新構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所謂在發展中轉型，是指通過經濟發展增加社會對劇烈的體制轉軌的承受力，增加整個社會力量對改革事業的支持和理解，從而更加深入地推進以市場化為根本指歸的經濟體制變革。針對中國在轉型發展初期所面臨的特殊社會經濟背景，厲以寧先生提出了中國轉型發展的三個基本命題：以構造市場經濟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相比于價格改革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的失業問題相比于通貨膨脹問題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增長分析相比于貨幣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這三個命題之外，厲以寧先生還對與轉型發展密切相關的宏觀經濟調節、社會協調和觀念更新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對關系中國轉型發展的重大課題諸如區域經濟發展和反貧困、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等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關于第一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以產權改革為中心的改革既是實質性的，又是漸進性的，“實質性”意味著產權改革將徹底改造深受傳統體制束縛的微觀經濟主體，從而實現中國真正的市場化改革，而“漸進性”意味著中國產權改革的路徑選擇將擯棄激進論者的路線而采取較為謹慎的推進戰略，以最小的社會震蕩成本換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厲以寧先生在產權改革上的這種立場，一方面將自己與以維護中國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為依據而對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態的保守人士區別開來，另一方面又與那些主張效仿蘇聯東歐的經濟轉軌模式從而對中國實施大規模徹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進人士劃清了界限。以股份制為新企業體制的目標模式促進中國盡快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現代企業制度，以股份制改造為突破口完善和促進中國企業的管理模式變革和體制創新，是厲以寧先生產權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張，經過十幾年的改革實踐的檢驗和學術界的長期論爭，股份制已經成為我國企業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關于第二個命題，厲以寧先生歷來主張“就業優先兼顧物價基本穩定”的經濟發展戰略，在政府宏觀政策目標體系中將就業目標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強調，認為惟有將就業置于突出地位即把發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強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準，使社會得以穩定協調發展，除非是在物價急劇上漲而引起社會強烈動蕩的特殊情形之下。而產權改革和就業優先這兩個政策主張在邏輯上是相輔相成的：產權改革的順利進展帶來的企業發展將為就業問題的解決提供寬松的環境，而就業目標的優先策略帶來的良好就業態勢又可以減少產權改革引發的社會震蕩，降低產權改革的社會成本。關于第三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盡管貨幣流量分析是現代宏觀經濟分析中常用的說明經濟增長與波動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國在經濟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分析對象的特殊性，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具有較大的局限性，而經濟增長分析比較適宜于研究轉型發展中的中國經濟。中國不但是一個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階段的發展中國家，而且是一個處于非均衡狀態的發展中國家，在這種特殊的轉型發展背景之下，體制的非單一性、市場的不完善、非經濟因素對經濟運行的有力干擾、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的狀態長期存在、隱蔽失業和隱蔽通貨膨脹的公開化等，都使得傳統的貨幣流量分析方法無法對困擾中國轉型發展的諸多問題進行有說服力的準確的闡明，而更為嚴重的是，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對中國轉型發展的扭曲解釋會使我們的戰略決策受到相當的誤導，影響中國經濟發展和轉型戰略的制定。具體而言，貨幣流量分析無法說明通貨膨脹、失業和經濟中的短線部門“瓶頸”制約背后真正的體制與結構根源，而由這種分析方法所導致的將治理通貨膨脹置于首位的經濟政策選擇會嚴重忽視就業和經濟增長的重要意義，同時貨幣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長戰略在處于特殊轉型發展時期的中國是缺乏現實意義的。
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道德問題并非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命題，經濟學的核心命題是資源配置和效率增進。然而經濟學并不是不涉及道德問題，相反，在對經濟學的許多命題的最終解答中，價值判斷和道德判斷似乎總是難以回避的。但是經濟學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給定的道德規范和價值體系下進行分析，它把人們的“偏好”、“價值觀”、“生活目標”、“社會公德”等等當作外生的經濟學體系之外決定的變量來看待，當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條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種給定的道德準則、社會規范范圍內，進行經濟學分析，告訴人們如何行為、如何選擇、如何決策、如何配置資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自己的目標，增進自己的幸福。經濟學和道德哲學的這種學術分野并未成為經濟學家關注道德問題的阻礙，事實上，每一個嚴肅的有著人文關懷的經濟學家必然懷有道德憂患意識，在20世紀末中國學術界有關道德問題的饒有興趣的論爭中，許多經濟學家以其精彩的論述和獨特的理論視角引起倫理學家們極大的關注。經濟學家“不務正業”介入道德研究領域，在世紀末的中國似乎具有某種象征含義：在中國由傳統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變遷的進程中，經濟學家對倫理道德問題的普遍的強烈的關注不僅反映出學者的強烈的道德憂患意識和社會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個社會在制度轉型期面臨道德規范的混亂與道德意識的迷茫時對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喚與強烈渴求。
厲以寧先生是國內經濟學界較早關注道德倫理問題的學者之一，從他許多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試圖從倫理學的視角對經濟學的諸多范疇進行規范分析的努力，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其理論進路與倫理學家的相異之處在于，他并不將眼光貫注于有關道德的是非判斷與善惡評價，而是將道德置于整個經濟運行體制中去考量，探討道德在經濟發展和經濟轉型中對經濟運行的調節作用。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由于存在著市場缺陷和政府失靈的情形，因而單純依賴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就不能達到預期的經濟運行目標，而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所遺漏的空白，應該由習慣和道德調節來填充和彌補，在交易活動中如此，在非交易領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厲以寧先生提出，道德調節和習慣調節是超越市場和超越政府的一種調節，它的社會整合和經濟調節功能介于作為“無形之手”的市場調節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調節之間，作為第三種調節起作用，共同維系和引導著整個經濟的和諧有效的運轉。習慣和道德調節的力量來自于經濟中的行為主體內部，即來自每一個行為者自身，它表現為各個行為者按照自己的認同所形成的文化傳統、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則來影響社會生活，使資源使用效率發生變化，使資源配置格局發生變化。因此，習慣和道德調節的約束力和有效性取決于社會成員對群體的價值觀念和傳統信仰的認同程度的高低，取決于社會成員建立在共同價值譜系基礎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換言之，道德作為維系社會運行的一種手段，是通過各個行為主體自身的道德約束和相互之間的道德約束從而形成一種滲透于社會生活的道德風尚，它使得經濟行為主體對他人的行為和社會前景形成穩定的預期，以此為整個社會經濟運行提供一種道德坐標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為我們探討經濟學中的一些規范問題諸如效率與公平等提供了新鮮而有說服力的視角。厲以寧先生認為，效率具有雙重基礎，即效率的物質技術基礎和效率的道德基礎，單純用物質技術因素來闡釋效率是不夠的，事實上，物質技術因素只能產生常規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夠真正挖掘效率增長的潛力從而產生非常規效率，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這個結論已經被經濟史中無數例證以及管理學的現論所證實。道德視角的引入同樣可以加深我們對于公平的標準的理解。從收入的絕對或相對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個客觀統一的尺度，類似的，用機會平等來測度公平同樣會遺漏下許多難以解釋的空白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公平以對群體的認同為基礎，在一個群體內部，成員對群體的認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強，當社會中的成員從其處于超利益的考慮而參與的群體中普遍感到一種受到尊重和和諧的氛圍，其公平感就會增進社會的協調的效率的提高。
厲以寧先生強調道德力量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個“道德烏托邦主義者”或“道德萬能論者”。第一，他一直強調道德激勵與利益動機的相容性。社會成員的道德的自我激勵使他們激發起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標的實現而努力的熱情，自愿地在個人利益和公共目標沖突時將公共目標的實現置于個人利益之上，但是，社會群體對于個人正當利益動機的尊重是社會成員實現自我道德激勵的必要前提，而社會成員的持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既來自自我的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也來自自我的正當的利益動機。第二，他始終重視現代社會運行中法律的作用。從制度經濟學角度來看，習俗或道德傳統屬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屬于正式制度，在現代社會中，社會習俗和道德文化傳統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與政府的法律規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確立著社會成員的行為準則。習慣和道德調節在社會經濟運行中起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協調功能，但是，習慣和道德調節必須以法律的規定作為邊界，不能違背現行的法律規范。第三，他關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張建立一套嚴密的篩選機制、保障與激勵機制、約束與監督機制，以此規范政府的行為。政府是一種通過自己的立法行為為社會經濟運行提供強制性秩序的組織，政府的成員需要有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調節行為必須建立在符合法律規范的基礎上，需要建立一種由公眾實施的監督和約束機制，促進政府行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濫用權力而對社會秩序造成的破壞。
處在制度轉軌關頭的中國既需要經歷經濟體制變遷的洗禮，又必然經受倫理道德體系和文化傳統更新的陣痛，對于一個具有長期集中計劃經濟傳統并擁有豐厚的歷史道德資源的國家來說，這種經濟體制與道德傳統的雙重變遷的使命注定是意義深遠而步履艱辛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時又具有長期性和漸進性。
結束語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那就是，我們有幸生活在一個中國偉大變遷的時代，我們目睹這個曾經飽受患難的國家重新以一種難以置信的勇氣和信心，向著民族復興的夢想靠近。而尤其令我們感到榮幸的是，作為經濟學的研究者，中國在當代經濟發展中所經歷的巨大變遷為我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無可比擬的豐富而生動的素材，這是時代賜予經濟學者的寶貴的際遇。而經濟學界諸多學派之間嚴肅的探討、論戰和爭鳴，不但促進了經濟學科的繁榮，也為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理論視角。厲以寧先生是同時代這些優秀的經濟學家當中的一個，假若以對中國經濟學術界和中國經濟改革決策的影響力作為衡量標準，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獨特的理論進路、勇毅的創新精神、堅實敏銳的現實感和嚴密宏大的理論體系，為中國經濟改革思想貢獻了豐富的思想資源，確立了自己在當代中國經濟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學家，他以深遠的憂患意識對國家命運和民生的關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著一種強烈的人文精神，充滿終極關懷的意味。當然，如同所有深受傳統經濟體制和傳統經濟學知識結構影響的經濟學家一樣，厲以寧先生的理論體系和論證范式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所遺留的深刻的印記，對此，厲以寧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歷史使命”，中國經濟學的繁榮昌明有賴于中國經濟學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參考文獻：
1．《超越市場與超越政府：論道德力量在經濟中的作用》，厲以寧著，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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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經濟學的倫理問題》，厲以寧著，北京三聯書店，1995
10.《厲以寧九十年代文選》，厲以寧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11.《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厲以寧著，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12.《體制·目標·人：經濟學面臨的挑戰》，厲以寧著，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
13.《中國經濟改革的思路》，厲以寧著，中國展望出版社，1989
微觀經濟研究的范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 投資；投資效率；投資制度；轉軌經濟
作者簡介：何志強，男，西南財經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成都610074
李一鳴，男，西南財經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教授，成都610074
投資是一個相對寬泛、內容豐富的概念，但如果僅從產出角度看，主要是指物質資產投資。本文所指的投資主要是指實物資產投資或產業投資，與虛擬經濟下的金融投資相對應。對投資、投資活動、投資與經濟增長關系等方面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亞當?斯密時代，而在現代的經濟學范疇內，投資已經成為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
一、研究視角：資本與投資
資本作為最基本的生產要素之一，一直是古典、新古典、凱恩斯以及新古典綜合經濟學的重要研究內容。只有具備一定的資本，并與勞動要素相結合，生產方可能順利進行，資本便成為經濟研究最為基本的命題之一。由于資本是通過投資形成的，從關注資本過渡到關注資本的形成――產業投資，是順理成章的事情。資本既然重要，資本形成過程――產業投資過程也就相應的變得重要。因此，資本和投資成為經濟理論研究中兩個相互聯系而相對獨立的視覺。
經濟理論對資本與投資的研究往往包含在其他經濟問題的研究中。一類基本問題就是生產的物質產品多少用于生產，多少用于投資形成資本，以實現效用最大目標，也就是最優資本積累問題。Barnsey(1928)率先從動態角度對經濟增長過程中的最優資本積累問題進行了開創性研究，建立了著名的Ramsey無限期界最優化模型。考慮到人生命的有限性，在Ramsey模型基礎上，Allais(1947)，Samuelson(1958)，Diamond(1965)和Blanehard(1985)以微觀為基礎建立了代際交疊模型。[1]由于代際交疊模型可以研究個人壽命期間儲蓄的總影響，進而研究最優資本積累問題，所以較Ramsey模型應用廣泛。Ramsey模型和代際交疊模型都是從動態的角度，尋求最優資本積累路徑，實現效用最大化。但兩類模型在處理投資與資本問題時的一個共同點是將資本、資本形成――投資簡化處理，這樣就忽略了作為資本形成過程的投資行為與最終的資本存量之間的差異，而這種處理方法出現在很多經濟理論模型中。[1]由于資本形成(投資)和資本存在根本差異，前者是一個過程，后者是結果，并且投資過程(資本形成過程)受到眾多因素的影響，本身具有獨立性。所以，研究投資行為過程本身及其與資本存量的關系成為經濟學研究的新領域，也就是探尋哪些因素影響和制約著投資行為進而影響資本存量，進而探討其對經濟的影響。由于這一研究內容非常復雜，隨著投資理論研究的深入，經濟學者也試圖通過建立不同的計量經濟模型來分析投資行為，并利用產業層面、企業層面的數據進行經驗實證分析，這對于我們從中微觀層面認識投資運行特征進而認識資本存量及其變動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出于對我國經濟的關注，我們更在意對轉軌經濟的資本和投資的認識。呂煒(2000)[2]在其專著中擴展了馬克思關于“資本不是物而是人與人的關系”的定義，認為資本具有階級和功能雙重屬性，前者可以劃入歷史范疇而后者則劃人技術范疇，而技術范疇的資本的本質特征是盈利最大化趨勢。從技術范疇的資本化運動來理解我國整個經濟轉軌特征具有一定的創新性，現實意義就是認識到資本不僅是生產關系的表現，也是一種具有技術性質的生產要素，所以在轉軌經濟中，資本是可以參與利潤分配的。更進一步理解轉軌經濟的資本和投資行為，一方面表現為投資主體的多元化，投資目標的多元化，融資渠道的多元化，另一方面表現為對低效率存量資本的調整，也就是國有企業改革問題。在這兩種趨勢下，經濟的轉軌過程也就是如何保證投資與資本效率不斷提高的過程。
綜上，當分析資本時更多地與總量經濟的運行情況相聯系，而分析投資時，更多地與投資主體行為、投資決定因素聯系在一起。所以，資本和投資是兩個有區別但同時又有聯系的概念，從而形成兩個既有聯系而又相對獨立的研究視角。
二、研究方法：模型與現實
(一)簡單加速模型
早在1917年，J．M．Clark將固定(實物)資產投資與產出聯系在一起，認為投資取決于未來的產出需求，建立了簡單的加速模型，也是研究投資行為最基礎的模型，它是其他模型的基礎。其表達式為：Kd=aY (1)
其中，Kd是合意資本存量，a是不變的資本產出比率，Y是產出水平。合意資本存量指在增加的凈資本能夠以不變價格瞬時獲得的情況下，企業家選擇的資本存量水平。而實物資本投資一般不可能沒有時間滯后性，即意愿資本水平不能立即通過投資實現，Koyck和Chenery等對(1)式進行了改進，認為資本對于投資來說是一個緩慢而富有彈性的過程，通過增加滯后系數，建立了彈性加速數模型。
(二)彈性加速數模型
其中，YP是GNP，bn=αβn，μ是誤差項，N為滯后期。如果將利潤或者現金流加入模型中在理論上將更具有解釋力，因為企業或產業的投資受自有資金充裕情況的影響較大，而外部融資一般有較高的成本。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投資往往受到預期盈利能力的影響，所以將包括利潤在內的現金流加入模型(4)而形成現金流加速數模型。
(三)現金流加速數模型
其中，CF是實際現金流，名義現金流：稅后利潤+資本消耗前的資本消耗折扣+存貨價值調整，名義現金流除以投資平減指數便得到實際現金流，其余符號同上。(1)、(4)式主要差異表現在模型(5)不僅關注產出需求對投資的影響，也關注供給對投資的影響，如現金流、資金使用成本，將需求和供給因素對投資的影響都納入模型中，這是投資計量模型的一個重大進步。
(四)新古典投資模型
由于在投資行為進行中必然伴隨有資本供給與需求的變化，這種變化影響著
資本的供給價格，而價格是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內容，Jorgenson及其合作者將資本價格因素引入投資行為分析中，形成了最為有名的新古典投資模型：
其中，γ為產出中的資本份額，P為產出價格，c為資本服務租賃價格。結合上面的模型，得到如下可進行回歸分析的計量模型：
為新增資本購買價格(相對于產出價格)，為凈資本稅的真實融資成本，a為資本折舊幾何比率，m為投資稅收抵免比率，z為折舊稅收減免貼現比率，t為公司所得稅。
(五)證券價值Tobin’sQ模型
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除了上述基于產出的產業投資行為研究計量模型外，投資研究可以通過資本市場的變化來研究投資行為，Bminard和Tobin(1968，1969)在Keynes(1936)的理論基礎上建立了投資的證券價值(Tobin’sQ)模型：
其中，I為本期投資，K-l為上一期資本存量，a為常數項，N為滯后期，m為系數，Tobin’sQ=市場價值／重置成本。與基于產出的模型相比，Q模型在經濟理論上更加完備和更有解說力，原因在于投資與Q對未來產出與價格的長期預期會有相同方向的反應，在預期真實資本有盈利能力時，投資與Q值都將上升，而預期悲觀時投資將受到抑制，Ciceolo(1978)的研究表明投資與Q是正相關的。但在利用Tobin’sQ模型進行實證研究是有條件的，更詳細的理論分析可以參看Hayashi(1982)[3](213―224)的文章。
Chirinko(1993)[4](875―1911)根據投資計量模型對動態(dynamics)的處理，將相關的投資計量模型分為隱式模型(implicit model)和顯式模型(explicit model)。如果動態因素顯示地出現在最優問題估計系數中且估計系數顯式的與潛在技術和預期參數相聯系，那么就是顯式的，否則為隱式的。由于包括動態因素和未來預期的顯式模型與實際的投資活動更加接近，所以能夠更好地解釋投資行為，To-bin’sQ模型是顯式模型的典型代表，其余四個模型都是隱式的。當然，模型與現實之間仍然還有很大的差距，不確定下的投資行為研究推進了現有研究，[5](54―65)在此不再贅述。
三、投資環境：制度與效率
從經濟理論角度，投資制度環境可以簡要分為市場經濟、計劃經濟和轉軌經濟各自所包括的投資制度設計。當前我國經濟正處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期，是典型的轉軌經濟，如何在我們這樣的轉型國家建立一套有利于提高投資效率的投資制度成為轉軌經濟制度設計的重要內容。
首先是以投資和資本形成為工具變量，研究中國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問題。這方面以張軍最具有代表性，其相關研究體現于其專著上[6]，認為我國經濟在“邊際資本―產出比率”不斷上升的情況下，存在“過度工業化”趨勢，經濟增長“不具備持續的動態改進力量”。此問題也得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紹濟增長前沿組的關注，在他們的系列文章[7]中，對我國投資形成、投資效率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分析，認為我國20多年來，高投資、高增長的模式是以宏觀成本積累為代價，并從理論上說明了中國高投資的政府激勵機制及宏觀成本邊界和高成本增長的臨界點。
其次，對我國投資效率及其的相關研究。沈坤榮等(2004)[8](52―63)從金融發展視角考察了我國資本形成、投資效率、儲蓄向投資轉化的效率及由此產生的經濟波動，認為投資效率低下，進而全要素生產率(TFP)不高是影響我國宏觀經濟波動的重要因素。韓立巖等(2005)[9](77-84)利用Jeffrey Wurgler的“資本配置效率”模型，考察我國1993―2002年間資本在各行業間的配置效率，結果顯示我國的資本配置效率非常低，說明我國的資本市場化水平偏低。秦朵，宋海巖(2003)[10](807―832)從基于標準生產函數的投資需求模型出發，從投資需求所處的非均衡狀態人手討論了我國1989--2000年的投資效率特征，發現擴張性的中央與地方財政對投資需求有著強烈的影響，地區間投資不均的程度有所下降，東部，沿海省份的效率一般高于西部省份的效率。可見，投資效率有助于認識和解釋現實經濟活動的合理與否。
再次是對轉軌經濟中投資膨脹機制的研究。與計劃經濟中的“投資饑渴癥”相比，我國轉軌經濟中仍然存在非市場因素影響的投資膨脹。易綱等(2004)[11]從產權邏輯來解釋轉軌經濟中的投資膨脹機制，認為過度投資和投資效率低下是產權約束和地方政府政績觀導向的問題，理論新意主要將轉軌經濟中產權不健全和政府職能定位不清作為解釋投資膨脹和投資效率低下的因素，對于轉軌經濟投資制度的未來改革方向具有指導意義。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宏觀組(1999)[12](16―25)也認識到體制對投資的影響，一方面可能導致投資饑渴癥，進而導致“經濟過熱”，造成經濟波動；另一方面，轉軌時期體制對經濟發展政策的執行障礙，形成體系性緊縮。
綜上，投資、投資效率是考察經濟運行狀態的好視角，如總量經濟波動、資本市場運行、區域投資差異等，但如何設計制度保證高效率投資的實現，是研究投資效率問題的必然歸宿，特別是對于轉軌經濟。所以，轉軌經濟的產業投資制度是當前投資研究的重要內容，只有好的投資制度才能保證投資的順利進行和投資效率的提高，而這正是我國當前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所需要實現的目標，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四、未來研究方向探討：投資制度、演進博弈與GES生產函數
盡管產業投資制度對投資、投資效率有重要影響，但國內相關的研究內容較少，大致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在市場經濟里由于投資活動屬于投資主體自己的事情，不存在統一的投資制度安排框架，政府要做的是要保證投資活動的自由、流動，投資制度設計思想及其研究相對模糊；其次是投資內容的廣泛性，主要表現為投資可以通過金融、會計、企業、宏微觀經濟等多個角度來研究，缺乏
統一研究視角；再次是投資制度研究方法，由于當前流行的制度分析方法本身缺乏一致的理論模型，[13](143-150)投資制度研究目前找不到更好的制度分析工具和分析模式。下面從研究方法角度，嘗試性的探討投資制度研究可能的方向：演進博弈分析和CES生產函數。
(一)轉軌產業投資制度與演進博弈分析
面對產業投資制度分析的難題，筆者認為一種新的制度分析方法――演進博弈可以用來分析轉軌產業投資制度，這方面青木昌彥等(2005)[14](1-21)已經作了嘗試性研究。一般的博弈理論對博弈參與人理性做了嚴格的假設，它不僅要求每個行為人是理性的，而且還要求這種理性是所有參與人的共同知識(CommonKnowledge)。就人對現實世界的認知能力而言，“完全理性”是一個相當嚴格的假設，而博弈任意一方的理性和能力的任何缺陷都會導致納什均衡難以實現。演進博弈論在一定程度上對這種完美理性假定進行了補充和修正，它只要求博弈方具有一種能夠根據情況和新的信息調整判斷與改進策略行為的理性，這種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對博弈方的預見力和判斷其他博弈方的情況要求較低，并且允許犯錯誤，這種理性被稱作“過程理性”(procedural rationality)。Friedman(1998)給出了設定演進博弈的三個基本假設條件：高的支付策略會隨時間逐漸取代低的支付策略；博弈中存在慣性；博弈參與者并沒打算系統影響其它參與者的未來行動。[15](15-43)而演進博弈的其它限制條件，如大群體、有限理性、隨機配對、可觀測策略等都沒必要。演進博弈分析制度相較于非合作博弈有另外一個優點，演進博弈強調慣性(inertia)在制度變遷中的作用，也就是制度的演進具有路徑依賴性，制度變遷受起點的影響，而用“休克療法”式思維來理解和進行制度變遷存在缺陷，因為制度是一個“演進”式變遷過程。演進博弈可以用來分析影響轉軌投資制度演進的基本因素、博弈均衡下制度的特征，進而從制度設計角度使轉軌經濟產業投資向著利于提高產業投資效率方向演進。
(二)CES生產函數與產業投資制度變遷實證分析
注重對經濟理論的經驗檢驗是當代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特征，最主要表現為利用計量模型來進行分析。在研究轉軌經濟的投資制度變遷過程中，我們發現不變替代彈性生產函數(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CES)可以用來檢驗轉軌經濟的投資制度設計運行效率情況：不同投資主體在轉軌經濟中投資地位的變化是否遵循效率原則，進一步可以概括轉軌經濟中國有投資與非國有投資之間的相互替代是否遵循效率原則，這通過CES生產函數的替代彈性大小變化體現出來，進而檢驗投資制度設計的合理性。CES生產函數規范的表達形式為：
Arrow等(1961)在其經典文獻首先分析了一類不變要素替代彈性生產函數，也就是CES生產函數。與單位替代彈性生產函數不同的是，不變替代彈性生產函數中要素K、L之間的替代盡管其數值不變，但其替代彈性并不為1，也就是說不同經濟體之間、不同行業之間、不同時間段間要素替代的彈性可以不同或變化，這就包含了豐富的經濟學內容，這主要通過(9)中的參數ρ變化體現出來。P的原始含義是要素替代參數，定義為資本―勞動替代彈性σ=1/1+ρ，表示資本―勞動比率每上升1％，廠商將用相對便宜的資本代替勞動，資本―勞動比提高σ％。所以，σ的大小可以說明一個國家要素市場的完善程度，當σ越大，說明生產過程中的要素替代對價格的變化越敏感，要素市場相對完善、要素市場相對完整。反之，當σ越小，說明一國要素配置效率低下，或者經濟單位并沒有追求效率最大化，在生產中的要素選擇存在偏差。所以，σ(或p)的大小可以用來評價一國資本―勞動配置效率的高低。[16]
可以用CES生產函數來考察轉軌經濟產業投資制度變遷及其效率，主要的變化是用非國有投資I和國有投資IG代替函數中的勞動L和資本K，有投資效率生產函數：
其中，Y是產出變量，可以是CDP，也可以是利稅、工業總產值、工業增加值等產出指標，IG國有部門經濟產業投資，I是非國有部門產業投資；A為除產業投資以外使產出效率提高的其他因素，a是非國有部門產業投資參數。在變形后的模型中，η表示產出一投資系數，令I/IG=i，即非國有和國有投資比值。
將ρ變形表達為決定彈性系數的變量：
其中rG和r分別是國有和非國有產業投資績效。在此，σ可以理解為非國有―國有投資的替代系數，在國有―非國有投資效率比值每下降1％時，非國有投資的比重會增加σ％，所以它是一個反應系數，當其越大說明這種替代越有效，進而表明轉軌經濟的投資制度遵循效率原則，更具效率和市場性，反之則說明投資制度存在阻礙投資向高效率轉化。進一步，可以利用不同時間段、不同區域間投資替代彈性的差異考察投資制度的變遷及其相應效率。
上面從方法論角度討論了利用演進博弈方法、CES生產函數對轉軌經濟的投資制度及其變遷效率進行理論和實證分析的可能性，筆者及其合作者正開展這方面的研究，以期能夠加深我們對轉軌產業投資活動的理解。如果將Chirinko(1993)認為未來產業投資需要研究的內容[17](73-124)――金融結構與流動約束、公司及其投資決策的擴展、投資動態性，與轉軌經濟的投資制度研究結合，可能形成轉軌經濟投資研究的基本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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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觀經濟研究的范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企業品牌社群；社群經濟；信息不對稱；信息經濟學；對策
一、國內外相關研究綜述
（一）品牌社群相關基礎理論研究品牌社群理論源于美國歷史學家DanielJ.Boorstin于1974年提出的消費社群理念，在消費社群研究基礎上，Muniz和O’Guinn在其研究中，通過觀察FordBronco（福特野馬）、Macintosh（麥金塔電腦）以及Saab（薩博）三大社群后正式提出了品牌社群概念，品牌社群的作用開始受到廣泛關注。目前針對品牌社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品牌社群內涵、特征、顧客品牌忠誠度、口碑傳播、形成機理等領域。
（二）社群經濟相關研究社群經濟概念起源于美國網絡行銷專家ErikQualman于2010年提出的社群新經濟時念，他認為社群媒體的威力很強大，可以在一夜之間迅速強化或摧毀品牌，不論個人或企業形象皆然。關于這一現象，市場營銷大師PhilipKotler在其未來營銷的闡述中作了進一步解釋，指出未來的交易將被提升為互動以及共鳴，營銷主張也將深化為精神與價值觀的相應，這種提升與深化的載體就是社群，基于社群形成的商業形態就是社群經濟。目前我國針對社群經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群經濟內涵、特征、與粉絲經濟區別以及發展策略等方面，胡征宇指出社群經濟是一種新的經濟形態，特征表現為以社群聚合與市場選擇相結合以及社會價值與經濟運行相結合。
（三）信息經濟學相關研究信息經濟學一詞起源于1959年JacobMarschak發表的《信息經濟學評論》一文。1961年，GeorgeJosephStigler發表了題為《信息經濟學》的論文，使得信息經濟學成為一門新興學科。隨后，大批經濟學家分別從管理與統計決許應楠副教授（蘇州經貿職業技術學院江蘇蘇州215009）基金項目：2015年江蘇省教育廳高校哲社項目“移動互聯網時代傳統企業轉型升級影響因素及對策研究”（2015SJB601）；江蘇省高校“青藍工程”資助（sponsoredbyQingLanProject）；江蘇高校品牌專業建設工程資助項目（Top-notchAcademicProgramsProjectofJiangsuHigherEducationInstitutions，TAPP）中圖分類號：F062.5文獻標識碼：A策、信息搜尋、知識產業、信息社會和信息論角度奠定了西方信息經濟學研究與發展的科學基礎。信息經濟學可以大致分為微觀信息經濟學和宏觀信息經濟學兩部分，本文主要對微觀信息經濟學相關研究內容進行述評。國外微觀信息經濟學研究范疇分為核心和非核心領域，核心領域研究內容主要包括逆向選擇、道德風險、委托-關系、激勵機制以及市場信號等，非核心領域的研究內容主要包括信息形式及效用、信息搜尋、拍賣與投標等。與國外相比，我國的信息經濟學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30多年來，我國學者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對信息經濟學相關內容進行深入研究。微觀信息經濟學方面的研究代表成果有謝康的《微觀信息經濟學》、張守一的《微觀知識經濟與管理》以及張維迎的《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等。這些研究分別從風險與不確定性、博弈策略以及信息資源配置等角度對信息經濟學理論進行闡述，并對逆向選擇、道德風險、委托-關系等微觀經濟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在此基礎上，眾多學者將信息經濟學相關理論應用于電子商務、信息服務、保險、醫患信任關系等方面。本文主要對電子商務方面的研究進行綜述，李莉、楊文勝對電子商務市場質量信息不對稱問題進行深入研究；趙岳、譚之博基于信息經濟學的理論模型對電子商務、銀行信貸與中小企業融資進行研究。總之，目前國內外對品牌社群的研究比較多。在品牌社群經濟研究方面，目前主要集中在社群經濟內涵、特征、發展策略等實踐方面，對社群經濟形成與增長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研究還不多見。
二、企業品牌社群經濟形成與增長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現象分析
（一）消費者認知與企業品牌文化信息不對稱在現代商業社會中，企業品牌由符號演變為具有豐富價值內涵的品牌資產，品牌文化影響和改變了消費者的心智模式。企業會通過多種方式吸引消費者加入社群，目的是希望通過社群使得消費者認可企業品牌文化并進行商品交易。消費者在主動或被動地加入企業品牌社群后，一方面企業會通過社群向其傳播企業品牌文化相關信息；另一方面消費者也有可能自己主動地去對企業品牌文化進行認知和理解。由于消費者在對企業品牌文化進行認知過程中收集、理解、認知信息能力的差異，會導致消費者認知與企業品牌文化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形成過程如圖1所示。
（二）消費者需求與社群內容定位信息不對稱在移動互聯網時代，企業品牌社群是企業與消費者建立連接、進行交流最方便、經濟的渠道。但這種價值能否得到真正發揮，主要取決于消費者需求與企業品牌社群內容定位是否匹配。而在實際運營過程中，由于多方面原因，比如社群運營團隊規模、社群運營者能力等，使得企業品牌社群不能準確地收集、分析消費者需求，消費者對社群的內容不感興趣，也不能準確地理解企業品牌社群的內容定位，從而導致消費者需求與社群內容定位信息不對稱，形成過程如圖2所示，這都會使得消費者與企業品牌社流互動甚少，最終主動或被動地退出社群。
（三）消費者彼此之間對社群認知信息不對稱企業品牌社群經濟在形成與發展過程中，需要注重社群內部的生態建設，即讓社群成員彼此之間能夠進行自發的、良性的橫向溝通。企業品牌社群是一種商業模式，最終目的是為了轉化消費者關注為實際交易，因此，社群在運營過程中，希望消費者之間能夠自發地、主動地去了解企業品牌文化、產品功能、企業服務等內容，并進行交流、互動、傳播等，以此實現社群經濟的商業價值。但由于社群成員之間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存在差異，只有部分消費者能夠積極主動地與企業、彼此之間進行交流，這部分消費者也會由于掌握更多信息，從而對企業品牌社群認知也更充分，而另一部分消費者掌握的信息比較少，造成消費者彼此之間對社群認知的信息不對稱，形成過程如圖3所示。
三、企業品牌社群經濟形成與增長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影響分析
（一）逆向選擇本文認為企業品牌社群經濟在形成與增長過程中主要存在兩類逆向選擇：消費者的逆向選擇以及企業品牌社群的逆向選擇。消費者的逆向選擇。企業品牌社群在運營過程中希望轉化消費者關注為實際交易，而消費者在企業品牌社群中的交易是通過網絡實現的，只能通過社群的內容對商品相關信息進行了解。但消費者知道網絡交易存在著優質和劣質商品，一方面由于消費者加入社群成本較低，消費者可能會加入多個企業品牌社群對其關注的商品進行比價，從而可以很容易知道企業彼此之間的價格和質量；另一方面消費者會根據自己的經驗并依據商品的平均質量給出愿意支付的價格，此時消費者的逆向選擇就會出現。企業品牌社群的逆向選擇。企業希望通過品牌社群使得消費者認可企業品牌文化并進行商品交易，因此，企業一方面希望能夠吸引高質量的潛在消費者加入社群；另一方面希望激活這些消費者，轉化關注為實際商品交易。但哪些群體是企業的潛在消費者呢？企業品牌社群只能通過日常與消費者的交流互動來判斷，但絕大部分消費者不太可能會與企業品牌社群進行高頻次互動，而少部分活躍的消費者又不一定是企業真實的潛在消費者，企業品牌社群只能根據日常互動數據與消費者相關屬性進行篩選和判斷，此時企業品牌社群的逆向選擇就會出現。
（二）道德風險道德風險是指交易雙方締約后，信息劣勢方法對信息優勢方的行為進行觀測和監督，那么信息優勢方就有可能做出欺騙等行為，從而損害信息劣勢方的利益。本文認為企業品牌社群經濟在形成與過程中主要存在三類道德風險：利用不對稱信息誘使消費者交易、消費者交易后不能及時收到商品、消費者之間信用缺失和信任缺乏。利用不對稱信息誘使消費者交易。在基于企業品牌社群的網絡交易中，消費者一般是通過企業提供的社群內容獲取商品相關信息。由于企業處于信息優勢地位，因此很有可能作出機會主義行為，通過不完全信息或制造虛假信息誘騙潛在消費者進行網絡交易，或用劣質商品充當優質商品，最終使消費者利益受損。當消費者對企業產生不信任感之后，在以后的交易中會格外謹慎，甚至出現排斥企業品牌社群的極端情況，極大地制約企業品牌社群經濟的形成與增長。消費者交易后不能及時收到商品。電子商務交易中買賣雙方在資金流上發生的問題也是常發生的道德風險問題。主要是指消費者通過網絡平臺付款后，企業拖延時間拒不發貨，更有甚者攜款潛逃。因此，在電子商務交易中，消費者先付款后取貨承擔極大風險。在基于企業品牌社群的網絡交易中，同樣存在這樣的問題，消費者容易面對付款完畢不能及時收到商品的道德風險。消費者之間信用缺失和信任缺乏。企業品牌社群為消費者提供了一個新的交互平臺，消費者不僅可以與企業進行互動，還可以與消費者進行交互。消費者交互主要出于需求方面，消費者希望通過交互獲得其他社群成員對商品的認知、使用體驗等信息，以此增強自己評估商品的能力。但如果消費者出于某種目的，通過不完全信息或制造虛假信息欺騙消費者、引誘消費者退出社群、騙取消費者向其轉賬等，則會導致消費者交互之間的信用缺失以及信任的缺乏。
四、基于信息經濟學理論的企業品牌社群經濟發展對策建議
（一）充分認識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對社群經濟的影響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對企業品牌社群經濟的形成與增長具有破壞作用，不僅損害了消費者利益，而且破壞了企業品牌社群的正常運營，影響了消費者對企業品牌的認知和信任，最終制約了企業品牌社群經濟的發展。互聯網的發展使得我們能夠享受到更加便利、優質的服務，但是不能忽略由網絡虛擬性帶來的信息不對稱以及由此引起的網絡逆向選擇以及道德風險等問題。
（二）建立雙向的企業品牌社群信息傳遞機制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產生的主要原因是企業品牌社群沒有能夠實現有效的信息披露和信息傳遞，需要建立一個有效的社群信息傳遞機制，該機制應該是雙向的，包含兩方面：一方面是將企業信息傳遞給消費者，為了避免消費者做出不利選擇，企業需要選擇某些信號傳遞給消費者，如企業品牌文化、社群定位、商品功能及服務等；另一方面是將消費者信息傳遞給企業，具有信息優勢的消費者了解自身需求、偏好，需要將其傳遞給企業，以便企業對潛在消費者做出正確的判斷和篩選。
（三）加強消費者自身的信息收集與處理能力在企業品牌社群信息傳遞機制建立的基礎上，消費者更需要強化自身的信息收集與處理能力。消費者在商品交易之前要多方面、多層次地搜尋信息，不要僅依賴企業品牌社群的內容，也不要僅通過與其他消費者的交流來決定自己的選擇。在廣泛收集信息基礎上，消費者更需要加強自身對企業品牌定位、企業榮譽、商品功能、商品質量、售后服務等方面的信息處理能力，并作出自己對以上各方面的認知和判斷，以保障自身權益不受損害。
（四）搭建基于第三方平臺的委托-機制道德風險產生的原因是企業與消費者最大化目標的不一致，企業利用其具有的信息優勢采取自身利益最大化但損害消費者利益的行為，而消費者無法對其采取的行為進行觀測和監督。目前絕大部分企業品牌社群都是基于第三方平臺搭建的，為此可以將第三方平臺引入網絡交易中，基于第三方平臺搭建委托-機制。在該機制中，消費者與企業是委托人，第三方平臺是人，第三方平臺為委托人控制風險交易，類似于微信、支付寶等平臺，甚至可以收取一定的傭金，以此激勵高品質企業提高所售商品的質量，打擊并扼制劣質商品出售，促使消費者守信，避免采取信用缺失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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