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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競技體育在世界各項大賽中取得了輝煌的成績,提升了國家形象,鼓舞了人民信心。08年的北京奧運會成功的顯示了我國現行競技體育管理制度所取得的成功。從建國初期到現在經過60年,我國對競技體育的管理基本上是沿襲了我國體育界所謂的“舉國體制”。隨時社會與時代的進步,尤其是我國經濟體制與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如今的世界體育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國現有的競技體育管理體制面臨著很多的問題,本文就現階段存在的問題進行了剖析,并對現有體制的改革,提出幾點建議。
關鍵詞體育管理制度改革
我國現有的競技體育管理體制面臨的諸多問題中,最首當其沖的是體育道德問題,體育商業化的運作模式,使得每名冠軍,都會得到豐厚的獎級。在這樣的誘惑下,運動員、教練員、體育主管部門,都為了提高運動成績而絞盡腦汁,采取各種非正常手段。第二就是運動員退役后的出路問題,專業運動員選拔的淘汰率是極高的,平均每年的淘汰率都會達到40%左右,意味著目前我國每年都有數以千計的運動員面臨著失業。第三是均衡與可持續發展問題,人力物力財力資源投放不均衡,導致各個項目發展不均衡。
這一系列問題都對目前我國競技體育事業發展構成巨大的威脅,隨著08年奧運會的成功舉辦以及我國運動健兒取得的驕人戰績,全國人民對于體育事業的關注在近年來達到了最高點,如何借助這樣一個時機進行我國競技體育的戰略轉型,如何通過體育體制的改革來完善我國現行體育制度所存在的弊端,是一個值得我們所有人思考與探討的問題。
一、 政府的管理權限過于集中
以往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依靠行政手段集中辦體育的模式已經不能適應時代的發展。在我國競技體育的管理體制中,政府一直在扮演著重要甚至是包辦的作用,雖然經歷了長時間的改革,但是由于政府不重視社會競技體育組織的利益,大大影響了社會與公眾對競技體育的參與熱情。中國最初的全國體育領導機構――中華全國體育總會,是一個半官方的社會體育組織。但是體總和后來成立的中國奧委會,包括它們下屬的各個協會,在實際運行中基本上都被體育總局的各部門實際取代,不能發揮作用。
二、 資金來源過于依靠行政手段
競技體育發展到現代,已經不單純是一種具有競技性的體育項目。它的消耗驚人,沒有雄厚的財力支持,就根本談不上競技體育的發展。由于我國競技體育管理模式是以計劃經濟體制為基礎、廣泛采取國家統一興辦和管理的模式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國家和各級政府財政,成為了很多競技體育項目的唯一資金來源。雖然從90年代的競技體育管理體制改革之后,社會辦體育逐漸從口號提出后,社會和個人資金開始不斷注入競技體育當中。然而根據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社會資金對競技體育的支持是非常弱小的。
三、 選拔體制過于被動
運動員的選拔與培養,是競技體育發展最根本的載體。我國目前各運動隊對于人才的選拔形式過于單一化,參與選拔者往往都是被動的,往往是在青少年時期接受體校、專業運動隊的挑選,而后進行長期的訓練比賽,退役之后接受國家的統一安置。由于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限制,人們對體育的參與熱情無法和發達國家相比。大量的家長不希望孩子吃盡苦頭去做不穩定的工作,出于對子女前途的擔憂,不希望他們從事吃苦淘汰率又極高的專業的競技體育項目,孩子們在家長的引導下,一般也很難形成對競技體育的參與熱情。2009年各體育報紙網站報道的中國奧運足球適齡運動員只有不到50人的可憐境況,已經到了令人心痛的程度。
四、 運動員保障制度不完善
運動員是具有特殊身份和困難的公民群體,幾乎所有中國競技體育項目,運動員開始接受專業訓練的時間,都集中在小學到初中階段。運動員在長期的運動生涯當中無法接受系統的教育,他們除了專業體育技能以外,缺乏其它的生存技能。另外,很多運動員的傷病在退役之后仍然威脅著他們的正常生活。國家并沒有因為這些特殊情況對運動員有特殊照顧。在2006年,曾出臺了《國家體育總局、財政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關于進一步加強運動員社會保障工作的通知》。但是這份文件,僅僅簡單的指示將運動員按照屬地原則納入當地社會保障體系,對運動員的醫療需求,也僅僅限于有條件的地區自行辦理,對于運動員的退役之后的工作安排、補充教育和繼續教育問題則完全沒有涉及。并且,這份文件把數量眾多的沒有運動隊編制的基層運動員排斥在外。應該說,這份文件的規定,對于建立完善的運動員社會保障體系是遠遠不夠的。
五、市場不完善
近年來隨著競技體育進入職業化以來,體育本身也呈現出商業市場化的特性,如美國的職業籃球、棒球、橄欖球和冰球聯盟,每年都有幾百億的市場收益,每屆奧運會的門票銷售和電視轉播都會帶來好幾十億的收入。近年來中國的某些體育項目進行了職業化、商業化發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總體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很低。除足球、籃球、乒乓球等一些群眾基礎好、社會影響力大的項目已經進入市場以外,絕大多數競技體育項目仍然運行于舉國體制之下,沾不到一點市場經濟的甜頭。并且,部分競技體育項目在職業化十多年之后,仍然沒有形成健全的市場體系,各種功能也并不齊備。
六、 體育法制化程度低
目前我國體育管理制度法規不健全、法制化程度低,是影響我國競技管理體制完善和發展的一個“硬傷”。在我國體育領域,當前可供利用的制度、法規較少。現有法規以《體育法》、《憲法》的相關條文為基礎,配合有限的行業管理規章、制度、條例共同組成,但多為行政法范疇,處罰力度十分有限。由于法律規范的缺乏,體育管理部門的管理行為沒有法律依據,也就缺乏權威性。很多出現的問題法制化環境未完全建立,依法辦事還存在困難。
我國的競技體育從90年代初就開始嘗試各種改革,但是由于經驗的欠缺、經濟技術等方面的保障不能到位,改革也一直沒有明確的目標,反復的走了不少彎路。
縱觀其他國家競技體育改革的路徑,我國的“舉國體制”是完全效仿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東歐各國的競技體育模式,東歐轉軌各國體育體制的轉軌均實施“休克療法”。主要特征是:按市場經濟要求培育和開發體育市場,體育活動的財源不再主要依靠政府預算撥款,而是主要依靠社會自我籌集,徹底改造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運動訓練和競賽體制,變舉國體制為全民體育體制,將體育服務推向社會,并盡最大限度地爭取西方國家的援助和合作。這種改革方式與我國現在的國情是不符的,我國的競技體育擔負著通過體育競技在國際上樹立民族以及大國形象的重要責任。
在競技體育市場化改革方面,美國無疑是世界各國中最成功最優秀的。美國的各項職業聯盟都經歷了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發展,并且以世界上經濟最發達的國家作為載體發展的。而根據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競技體育市場發育水平,短期內也不可能實現競技體育依靠市場自我造血。如果將資金投入的任務完全寄托在社會投資上,必然導致在一段時間的經營虧損之后,投資方遠離競技體育,甚至使原本有意投資的企業和個人放棄投資。但從目前的客觀事實上來說,經濟水平決定社會發展水平決定中國競技體育還不具備相應的市場化條件。關于現有體制的改革,筆者有以下幾點建議。
(一)資金來源社會化
目前我國競技體育事業上至國家,下至省、市、區,無一不是被財力有限的政府包辦的,隨著競技體育水平不斷的提高,對于各體育比賽獎牌的爭奪就變成了各級政府沉重的財政包袱,但是優異的體育成績無疑是需要強大的經濟基礎作為后盾的。縱觀近幾屆全運會的金牌榜各個省份的排序,基本上就是該年度全國各省GDP的排序。廣東、福建等競技發達的省份每年在體育事業上的財政支出都在4-5億,不發達的省份的政府是沒有能力拿出這么多資金去與發達省份進行金牌爭奪的。有些省份即使有很多優秀的運動員苗子,最終也會因為訓練條件簡陋和個人待遇微薄而流失到其他經濟發達的省份。
據統計北京奧運會是史上最昂貴的一屆奧運會,其總耗資也達到了2950億元人民幣,如果這筆費用像以往一樣完全由政府負擔,那政府絕對會吃不消的,但是這筆資金通過市場開發,由廣大的贊助商和其他組織解決了很大一部分,除諸多贊助商的鼎力支持以外,與奧運相關的眾多特許經營也是重要的資金來源,電視轉播權是其中非常豐厚的組成部分。在舉辦大型賽會方面,中國體育主管部門已經在實踐中獲得了利用和吸納社會資金的成功經驗。
(二)建立完善的運動員保障體系
中國競技體育當初提出職業化改革方向的初衷就包含了提高運動員的收入、解決專業運動員的工作與生活等問題。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項目都能通過職業化道路來解決這些矛盾,目前我國市場化的體育項目只有足球、籃球、排球、網球、乒乓球、羽毛球等少數項目,一些冷門項目,如游泳、賽艇、柔道、射擊、舉重等項目根本與市場沾不上邊,而目前我國競技體育中市場化比較低的項目數量至少占到90%以上,這些項目的運動員在運動隊期間,除參加大型比賽能夠獲得比賽獎金之外,平時的補助和津貼非常微薄。即使是從事市場化程度較高的籃球等項目的運動員,也并非都能夠像體育明星那樣拿到高額年薪和廣告收入,作為一個體育大國,中國在運動員保障方面虧欠太多。長此以往,必將使競技體育的參與人數減少、群眾基礎薄弱,體育成績就更無從談起。
(三)建立完善的體育法律體系
中國目前唯一的一部體育方面的法律誕生于1995年,該法只是簡單規定了國家在體育方面的責任和義務,并對社會體育、學校體育、競技體育、體育社團等方面做了原則性的規定,實際作用非常有限。體育法應該是民法、刑法等專門法在體育領域的體現,應該是一門綜合性較強的法律體系。中國體育立法目前最迫切的工作,應當是迅速借鑒民法的基本精神和有關規定,對職業化競技體育項目各俱樂部的產權進行明確界定,對競技體育參與主體的身份進行規范,從法律上明確競技體育的準公共產品地位;調節運動員、教練員與俱樂部的勞資關系,保障職業俱樂部和運動員個人的經濟利益。并且,針對運動員個人在勞資糾紛中的弱勢地位,加強運動員社會保障方面的工作,力爭能夠更全面、更積極地保障運動員合法權益。
(四)推動大學體育事業的發展
在美國、英國等國家,競技體育分為職業體育和業余體育兩種,職業體育由俱樂部進行管理,參加商業化、娛樂性質的比賽,主要包括美國職業籃球、足球、冰球和棒球四大聯賽。業余體育主要是由大學體育為主,主要由大學生體育協會來進行管理。
在法與金融學看來,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的存在會使得金融契約所承諾的投資者利益難以得到保障,并進而降低金融體系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而法律等正規制度以及信任等非正規制度為投資者提供了必要的保障自身利益的權力,因此金融體系的發展以及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依賴于良好實施的制度環境(LaPortaetal,1998、Fergusson,2006等)。
盡管經過二十多年的市場化改革,中國金融體系的規模已經發展到非常龐大,但還遠遠稱不上健全和完善。一方面,中國的金融體系存在比較嚴重的政府干預,據巴曙松(2004)的統計,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僅有20%是自身管理不善所導致的,而60%源自政府的信貸干預和對國有企業的信貸支持。具體而言,地方政府為了實現政策性目標或地方政府官員的政治晉升目標,地方政府會對金融體系的資源配置過程進行干預,以激勵轄區內企業符合地方政府利益的行為。與企業價值最大化目標相違背的政策性負擔會使得企業的效率下降,盡管企業的這種損失會被當地政府提供的包括金融干預在內的一系列支持措施所彌補,但這會降低金融體系分配資源的效率以及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
因此本文提出假說一:政府干預的存在將降低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相對于民營企業,國有企業更容易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預,因此也更可能獲得地方政府給予的信貸補償,同時國有企業與地方政府和金融機構聯系更為緊密,地方政府的“父愛主義”也使得國有企業更容易獲得金融資源。例如林毅夫(2003)就指出國有企業獲得了四大國有銀行70%以上的貸款,而非國有企業特別是小型民營企業很難獲得貸款。而在政策性負擔之外,國有企業本身相對不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導致的低效率運營業又進一步降低了金融體系的效率。這意味著國有銀行在金融體系中的主導地位和國有銀行信貸的所有制偏向會降低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而且這種影響與政府干預并不重合。
因此本文提出假說二:國有企業占比越高,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就越小。另一方面,金融體系的有效運行需要良好實施的法律制度保障金融契約的有效實施,而Allen等(2004)參照LLSV的法律指標對中國法律體系進行了研究,發現中國的法律體系相對而言并不完善。正如LaPortaeta(l1998)所描述的,當法律制度難以確保金融契約的實施時,投資者參與投資的意愿降低,企業難以獲得發展所需要的資金,金融體系的運行效率也因此下降。具體而言,法律制度的不完善會使得外部投資者要求更多的抵押品和信息以應對金融市場中的信息不對稱,中國的民營企業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但往往規模相對較小,無力提供融資所需要的抵押品和要求披露的信息,難以獲得發展所必須的資金。因此本文提出假說三:法律制度的不完善會降低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
數據與實證
本文收集了中國大陸31個省或直轄市2003-2008年的數據用于計量研究,其中大部分數據來源于政府的歷年統計年鑒。對金融深度的衡量,本文按照國內研究的慣例,選擇了各地區金融機構的貸款余額相對于GDP的比值來表示,因為證券市場的規模相對較小,因此僅考慮銀行等金融機構不會影響我們的結論。對政府干預程度的衡量,本文選擇了樊綱和王小魯(2009)構建的市場化指數下設的政府與市場關系分指數來刻畫當地政府與官員的干預程度(intervention),值得注意的是這是一個反向指標,指數越大則政府干預程度越低。關于國有企業的占比程度,本文選擇了國有工業產值占總工業產值的比重(state),這個指標實際上描述了各省的經濟結構。關于法律制度完善程度(lega)l,本文并沒有像盧峰和姚洋(2204)一樣選擇法院契約案件結案數這一指標,因為結案數的有效性受到廣泛的質疑,而是采用了每千人律師人數。
此外我們還加入了一系列的控制變量,包括文獻已經識別出的影響中國各地區經濟增長績效的主要因素:人力資本水平(hum),參照陸銘等(2005)的做法,用人均教育年限表示,人均教育年限==(大專及以上人口×16+高中人口×12+初中人口×9+小學人口×6)/6歲及以上總人口;外商直接投資占GDP的比值(FDI);衡量對外開放程度的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trade)。
對假說一到三的檢驗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利用金融發展指標fdepth與政府干預(intervention)、國有工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state)以及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lega)l三者的交叉項,分別為fintervention、fstate、flegal,檢驗制度環境的變化會如何影響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檢驗方程為:Lngdp=c+afdepth+bhum+cfdi+dZ(1)其中Z即為對三個交叉項分別或同時進行回歸。我們注意的是系數d的估計符號和統計顯著性,如果我們的假說是正確的,那么fintervention的估計系數應當顯著為正,即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政府干預越小,金融體系的效率越高,類似地,fs-tate的系數應顯著為負,而flegal的系數則應顯著為正。
方程(1)可以通過協整檢驗,其經過豪斯曼檢驗選擇固定效應或隨機效應的回歸結果如下表,結果顯示,除了回歸結果(2)之外,金融發展的指標fdepth的估計系數都為負,且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這驗證了在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負向關系。fintervention和fstate的估計系數的符號與預期一致,且都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即政府干預程度的降低以及國有企業占比的下降都會提高金融體系的效率,緩解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負相關關系。
Flegal的估計系數不顯著,這意味著法律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沒有影響,法律制度的改善并不能提高金融體系的效率和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這個結論與盧峰、姚洋(2005)是一致的,法律制度的有效運行需要完善的配套制度的支撐,在整個制度框架并不完善的情況下,單純的法律制度的完善并不能改善金融體系的效率以及促進金融的全面發展。人力資源hum顯著為正,外商投資fdi的估計系數都不顯著,這個指標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普遍存在爭議,我們的結果是可以接受的。
結論
關鍵詞:攤販;城管;外部性;交易成本
中圖分類號:F29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2-0-01
一、引言
近些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日新月異,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也不乏一系列社會矛盾的凸顯。當今社會,人們更注重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這也使得遍布于各大城市的攤販治理問題成為眾人關注的焦點。如何解決好城市攤販治理這一問題,是進一步推進我國經濟社會體制改革,擴大公共服務,完善社會管理和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環節。
二、城市攤販經營的現狀
城市攤販,大多是外來的流動人口,以無業、待業或下崗人員居多,其中也不乏一些退休人員,甚至有些農民為了養家戶口也來到城市擺起了小攤。他們一般會選擇人口較為密集、人流比較多的道路和廣場、學校、醫院的周圍,甚至有些攤販直接在公共道路兩旁占地經營。他們的經營品種也非常豐富,可謂是五花八門,應有盡有,但基本上是為了滿足人們的日常生活需要,多以生活用品、水果、蔬菜、早點、熟食、油炸食品等為主。他們大多會選擇投資較少、風險較小但收效快的項目進行經營,并且具有很強的應變能力,能隨時根據消費者的需求調整自己的經營內容,這也是他們能夠在當今城市立足的一個重要因素。當然,這與目前城市的市場規劃、建設和管理尚不能滿足人們的需求有直接原因,目前還沒有找到針對城市流動攤販治理問題的長期有效的解決辦法。
三、 基于產權視角的制度分析
本文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進行分析,提出要解決城市攤販這一治理難題,關鍵在于解決攤販經濟帶來負的外部性。
那些不具備任何排他性消費的物品所有權屬于公有產權。公有產權由公眾共同行使財產的權利,其中的每一個人都有權力選擇對公共資源的行使方式,同時也不能排斥其他人對該資源行使同等權利的自由。例如,張三到公海里選擇以某種方式捕魚是自由的,與其他人在此海捕魚的權利是同等的。公有產權的存在,使得每個人都能從中受益,但如果不加限制地允許每一個人自由進入,平等的分享,就會出現對資源的過度使用,而沒有人愿意承擔相應的成本,進而損害整個社會的利益。
城市攤販治理這一難題,同樣也擺脫不了這一“公共牧地”的悲劇。這里所涉及的公共財產主要是道路和空氣,不管是城市居民還是外來攤販,他們每一個人都享有使用道路和呼吸新鮮空氣的自由,但一般情況下,居民正常使用道路和呼吸空氣,不會影響其他人享用該資源的權力,可現在的問題是,小攤販占據城市的道路進行擺攤,不僅影響城市的美觀,也污染了周邊的環境,對公共道路和環境產生了負的外部性。換句話說,小攤販經濟的存在影響了其他人使用該公共資源權力的自由。攤販經濟所帶來的負的外部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由于攤販經營所產生的對環境的污染和道路的破壞,這個負的外部性沒人承擔相應成本;其次,由于攤販經營不是那么規范,難免會出現缺斤短兩的情況,而且物品的質量和衛生也難以保證;最后,由于攤販經營沒有固定的經營場所,這使得一次購買的消費者即便權益被侵犯了也無處伸冤,由此帶來的外部性也沒有進入攤販的成本中。
外部性,是指一個經濟主體的行為對他人經濟利益造成的影響。經濟主體如果不是產權所有者,他就用不著為那些給他人造成不利影響的“外部性”買單。由于攤販經營所帶來的對環境的污染和道路的破壞,就是經濟學中所說的“外部性”。正是由于產權界定不清晰,才使得這種“外部性”能持續存在。產權界定不僅僅代表利益,它實際上是一種使利益和責任保持平衡的機制。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質量,使自己的勞動更有效率,即在同樣付出的時候得到更多的回報,那就需要界定產權。可見,產權界定是否清晰就成了能否消除外部性的關鍵。
四、 政策建議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要想解決城市攤販治理這一難題,不應該只靠政府的力量來規制,而應該從制度層面上解決好攤販經濟所產生的外部性。針對我國的現狀,可以分區域進行管理:對于那些會造成通行不便的攤位,或是嚴重影響市容的地方,產生的負的外部性的波及范圍就會相當大,因此應該絕對禁止在該區域擺攤,這種地方的管理應該有市政府來進行;而對于那些妨礙行人和影響市容較少的地方,其產生的負的外部性的波及范圍相對較小,應該結合區政府的管理,對攤位的規模、經營時間和經營范圍有一定的限制;而對于那些像住宅區、社區等其外部性主要影響本轄區的居民的地方,可以把權力交給給社區,由社區和攤販進行協商,把所產生的外部性內部化。這樣,不僅能夠解決由于產權界定不清晰而產生的外部性問題,也解決了攤販經濟的流動性問題,使得攤販能夠在相對固定的場所進行經營,能夠減少由于對消費者損害等帶來的外部性。同時,城市管理者也要相應進行調整,要轉變為為人民服務的角色,做人民的好公仆,強行執法將僅僅針對少數不遵法守紀的個別行為,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城管與攤販之間的矛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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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劉華.城管執法的失靈與重構――以小商販治理為例[J].云南大學學報,2009(01):95-99.
關鍵詞:高校;體育經濟;產權;競爭
隨著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完美結束,中國奧運軍團取得51枚金牌的輝煌成績,一躍成為世界的體育強國。縱觀天下局面,中美體育世界強強爭霸是未來世界體育的新格局。然而,話說到我國高校體育經濟發展,則有點不盡如人意。因此,本文在對我國高校體育產業現狀與發展進行剖析的同時,呼吁將高校體育的可產業化的部分推向市場,優化產業制度,挖掘高校體育商業價值,開發高校體育市場,借鑒體育產業的一些做法,以求得我國高校體育產業的不斷發展。
一、高校產業制度的發展現狀及存在的
主要問題
1.亟須健全高校體育政策體制,建立良好的調控機制
眾所周知,我國的體育產業快速化、國際化的發展速度是令人驚訝的,體育由福利性事業的運作方式向公益性產業化運作方式轉換,是與國家政府給予體育產業發展的一系列政策支持分不開的,現如今,體育產業已經成為國家國民經濟的主要產業部門之一。可是作為中國體育經濟的重要分支的中國高校體育產業在發展的過程中稍顯滯后,這就要求我們樹立這些觀念:要發展體育產業,就必須充分挖掘和發揮體育內部資源,理順各門類、各層次相應的產業關系,以及與其他各主管部門的關系,形成一個統一的、完整的系統結構,對體育產業進行有力、有效、有序的調控和監管。
2.思想觀念滯后,意識不強
當然了,現在大多數高校體育都致力于體育教學水平和科研水平的提高,但是一些綜合性的較大型體育場館設施的建設資金動輒上億元,少則幾千萬元,導致高校體育場館規格低、規模小、設施單一、附屬設施不健全。而體育場館設施的改善也主要是為了更好地滿足實施體育教學和開展課余體育活動的需要,而沒有真正地認識到高校體育涵蓋了高校所有的體育活動,包括對學生的體育培養、教職工業余體育活動的開展、向社區體育的滲透、體育產業的開發等市場取向動機不強烈,缺乏開拓進取精神。即使各高校對體育場館設施的建設投入了大量的財力物力,高校的體育場館建設還是無法進行長足的發展。所以要在體育產權制度創新,更要注意改革方法的調整與創新。
3.經營項目及方式單一,體育資源閑置和不足并存
高校體育產業總體來說經營項目、內容比較單一,路子窄,辦法少,經營項目僅僅停留在體育場的租賃、承辦和組織各類體育健身培訓以及體育用品、設備、器材的銷售與經營。其服務對象仍以本校師生為主,其組織行為也主要局限于校園內,缺乏與社會體育的交流與合作,處于較為封閉的狀態。
體育資源閑置主要表現在場館、器材設施的閑置。在場館、器材設施閑置方面主要表現在設施面積最大的田徑場使用人數不多,利用率不高,有些學校還因養護草坪而階段性的開放,明顯資源利用不足。此外還有些學校不允許學生隨便使用一些健身房、網球場、游泳館等投資相對較大,維護費用較高的現代健身場所。這些場所處于無償耗損和閑置狀態。在器材閑置方面,大多數學校沒有對良好的器材設施實行對外有償收費使用。在晚上及寒、暑假期間,高校的體育場館大多閑置。
如何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新的高校體育產權制度,促進體育生產力的發展,以及如何進行高校體育產權制度的新一輪創新?是我們一直在考慮的問題。
二、創新我國體育產權制度,
優化高校體育產業的管理模式
1.如何進行我國體育產權制度的創新
我國高校數量眾多,因歷史背景和地域條件的差異,發展很不平衡,體育資源配置上存在著很大的差距,各個高校的優勢體育資源各不相同。高校體育產權制度是體育體制和運行機制的基礎,因此,高校體育產業的發展要因地制宜,決不能不顧自身條件的一哄而起、盲目行動,應該認真分析研究本校的體育資源,進行深入細致的市場調查,對周邊地區的體育設施情況、人口狀況、經濟發展、當地體育活動開展情況及發展趨勢等進行調查研究,合理地開發和利用各個高校現有的體育場館設施和體育專業。
目前我國高校體育產權基本上為高校管理層所有,具體的體育單位沒有產權,體育勞動者沒有產權,產權不能交易和轉讓。要準確地選擇適合自身條件的相關體育產業類別進行開拓發展,更主要的是要依靠法制,所謂規范化,就是法制化。由先放開后規范、邊放開邊規范向先規范后放開的改革策略轉變。同樣,高校體育產權制度改革要在總體設計的基礎上,分層次、分階段逐步推進。要特別注意改革措施出臺的時機和策略,這就需要了解其他國家的通行做法,弄清道理何在,再結合我國高校體育的特殊因素,制定改革的可行方案,選擇時機,統一推出,然后在實踐中進一步調整和完善。
2.借鑒美國高校體育產業的發展經驗
作為當今世界高校體育運動開展最為成功的美國,其體育產業已成為美國高校的重要財源。美國高校體育經費的來源是多元化的,除了政府的投入以外,其自身的創收也是重要的經濟來源。
其一,最為重要的是其門票收入。由于美國高校的校際比賽水平頗高,極具觀賞性,因而門票收入頗豐,尤其是那些熱門項目還設有常規賽季。同時美國高校體育場館規模較大,為舉辦各種比賽提供設施。其二,其財政收入還有部分來自于電視轉播獲得收入,以及部分來自學校財政的撥款和公司、校友的贊助。多樣化的經營模式是我國所不具備的。將我國高校體育經費的來源主要靠“等、要、靠”,依附于上級有限的財政撥款,轉變為加強自身的造血機制,積極融入社會,吸收社會的閑散資金,多元化經營必然是我國體育產業制度的一大趨勢。
3.采取自由競爭的管理模式,優化體育產業
高校的體育運動需要在自由競爭的環境下,制定出公平競爭的游戲規則,遵循市場經濟的發展規律,貫徹產業化的經營理念。比如,我們可以在高校體育管理機構中增設一個高校體育產業管理委員會,配備專職人員,加強對本校體育產業工作的管理,從而保證體育產業正常的運作管理則顯得尤其重要。
高校中雖然聚集了一批高學歷、高知識、高職稱的一流體育教育和體育科研人才,但高校體育產業的發展需要的則是相關的體育產業經營管理專業人才。我國體育管理人才緊缺。在缺乏政府的人才政策扶持和產業運作環境下。我們急需一些既熟悉高校體育產業的特點,又具備開拓和經營管理體育產業的經營管理者。
現在人們的收入增加了,手頭富裕了,卻將錢大量投入到食品支出或其他物質產品消費或生存必需品的消費中去,啟動體育消費十分困難,這樣就極大地制約了產業的發展。教師們在完成好高校體育教學、科研、群體競賽等基礎工作的前提下展開,高校體育產業發展的目標應該是為高校體育服務,為培養人才服務。絕不能本末倒置,把高校體育的經濟功能超越于其基本目標。高校體育產業的發展壯大,必須嚴格遵循市場經濟規律,融入中國體育產業的發展,圍繞高校體育產業發展的條件和環境,配套相應的管理制度,形成有章可循,并且要完善機制,為高校體育產業的發展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理順高校體育產業的管理體制,明確發展政策,避免體育經營活動的無序競爭,保證經營主體的合法權益。
三、積極利用潛在的有利條件
政府方面順應市場化的潮流,解除一切進入我國高等教育的準入限制,允許競爭者自由進出高校經濟與現有的國有高校進行競爭;使體育經濟的產權完全明晰,成為真正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的經濟實體,就使體育經濟從計劃經濟中完全脫離出來,從政府部門完全脫離出來,從事業單位中完全脫離出來,昂首闊步地走向市場,這才是中國真正意義上的體育經濟。
任何事情,有弊也有利,關鍵是如何化弊為利是高校體育產業最為重視的。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國內的富裕者已經開始有能力成為國外高校的客戶。競爭下,生存的壓力會促使國內國有高校體制逐步改變。財政投入高校的資金的增長慢于經濟增長。投入高校的資金的回報期比較長,效果與其他的投資比亦不那么明顯,這種特性導致地方政府投資教育的積極性不高,從而導致地方財政投入高校的資金的增長慢于經濟增長,這不利于國有高校與國外高校及民辦高校的競爭,這種不利因素會促使國有高校的制度變遷;不同行業之間對人才的競爭。
吸收競爭對手的實力,吸引人才,在高校體育產業制度變革的同時,抓住這個機會,將中國的高校體育事業越辦越旺,為中國體育加油喝彩。
四、結論
隨著國家經濟的快速增長和2008年奧運會的結束,我國體育產業的影響將十分深遠。
體育市場作為整個市場的組成部分,得到了充分發展,為高校體育產業化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大力發展高校體育產業既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體育主動適應社會發展的必然舉措,來自各方面的有利條件正不斷完善,如何更好地抓住機會,是各高校應該思考的地方。
作者單位:廣西財經學院
參考文獻:
[1]藍榮,等.中國高校體育經濟化現狀與趨勢[J].廣州體育學院學報,2003,(5):14-15.
[關鍵詞]非正式制度變遷;市場經濟;經濟體制改革
[中圖分類號]F12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6432(2013)28-0048-02
在30多年的市場化進程中,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在實踐上取得了重大進展。與此同時,在非正式制度領域,卻出現了許多令人擔憂的現象:經濟信用的嚴重失常,急功近利的短期市場行為,各種各樣的尋租等現象,這些在市場化體制變遷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不僅帶來了嚴重的社會問題,而且越來越影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穩固和完善。為此,筆者針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實際,著眼于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非正式制度變遷的角度提出一些自己淺薄的看法。
1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中非正式制度變遷滯后的表現市場化制度變遷中的正式制度主要是以求強求富為目標取向,通過自上而下的人為選擇過程而導入的,而初始的制度框架中延續的非正式制度卻更多地表現為以適應傳統的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為特征的意識形態和風俗習慣體系。在制度變遷過程中兩種不同層次的制度之間產生了強烈的摩擦、震蕩和沖突。相對于市場化的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變遷滯后,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1社會信用的缺失
我國正處于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程之中,信用缺失現象還相當普遍。例如:商業交易中大量的欺詐行騙、假冒偽劣、侵犯知識產權等違法行為屢禁不止;資本市場中欺騙瞞報、虛假信息披露和惡意炒作不乏其例。信用缺失已對社會經濟生活造成嚴重危害,不僅嚴重破壞了市場秩序,而且大大提高了市場交易成本。
12行為方式的非理性
所謂行為方式的非理性,就是指人們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行為決策缺乏可靠的基礎,主要受情緒的支配。例如在投資領域,當投資者情緒樂觀時,樂觀的預期導致投資激增,經濟擴張,反之,投資萎縮,經濟衰退。在當前表現尤為突出的是一些盲目的從眾行為,人們的行為普遍缺乏理性思考和冷靜分析,這與市場經濟文化中“經濟人”的理性預期和理性經濟行為是相違背的,這種情況不僅導致了支撐市場經濟的文化基礎的缺失,還導致了因重復建設和從眾決策而產生的低水平、低技術含量的產品嚴重過剩和產業結構的嚴重趨同,最終影響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配置資源功能的正常發揮。
13價值目標偏向,價值判斷失衡
目前,由于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成熟性和計劃經濟體制的慣性。造成了一些人價值取向的混亂、偏離和失衡。如誠實勞動和守法經營未能蔚然成風。而過度投機和一夜暴富的心態卻有著廣泛的社會基礎。傳統關系社會的影響依舊普遍存在,凡事均通過關系來加以解決。這說明社會價值觀念和社會心態已被嚴重扭曲,社會經濟運行的文化基礎離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公平、公開、公正等觀念和秩序相去甚遠。
2導致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中非正式制度變遷滯后的原因導致我國在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程中非正式制度變遷嚴重滯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非正式制度變遷自身具有的自發性、漸進性等特點導致的原因,也有傳統文化的歷史積淀、道德規范缺位和政策實施力度不足等原因。
21非正式制度變遷受其內在的傳統根性和歷史積淀的影響傳統道德文化經歷了兩千多年的思想傳播和滲透。已深深積淀在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中,形成了種種陳舊的價值觀念、生活習俗等。這些因素必然以各種各樣的表現形式阻礙和遲滯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一步完善。首先,傳統道德文化中“重義輕利”的價值觀,在經濟生活中的直接危害就是造成人們商品經濟觀念淡薄、時效觀念較差、平均主義嚴重。其次,對和諧與謙讓人生態度的過度崇尚,是導致市場經濟所要求的競爭精神和開拓精神消減的原因。再次,德智傳統的盛行和法治傳統的缺失,導致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必須堅持的法制原則難以落到實處。最后,重群體輕個體,抑制了個人的自主精神和創造精神的發揮,使市場經濟的發展缺乏足夠的原始推動力。
22道德規范缺位是我國非正式制度變遷滯后的主要原因在轉軌過程中,與舊的經濟形態相適應的那一套價值觀和道德規范體系,由于失去了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從而開始消解,并逐漸喪失了對人們社會行為的調控功能,而新的價值觀體系和道德規范體系尚未完全建立起來,從而造成了社會道德領域的真空狀態。長期以來,以小農經濟和產品經濟為主要特征的經濟形態所出現的種種弊端,迫使我們不得不打破這種經濟結構模式和經濟運行方式,而引入新的經濟運作方式和結構模式。以多種所有制經濟結構、大工業經濟、市場經濟等為主要特征的新的經濟形態,本質上需要一套與之相適應的價值取向和道德規范體系,然而,在發展市場經濟過程中,新道德的傳播及其為人們普遍接受并發揮作用是一個緩慢漸進的過程。在舊的道德規范體系被批判和否定,而新的道德規范體系又無法馬上建立的這段時間里,由于缺乏統一的價值評判標準和行為規范,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必然是盲目而混亂的,表現出對新舊道德規范的困惑和迷茫。在這種困惑中。不可避免就有很多人超越于舊的倫理規范之上來行事,并出現大量的越軌行為。
23正式制度的不完善制約了非正式制度變遷的進程
正如任何正式制度作用的有效發揮,都離不開一定的非正式制度的輔助作用一樣,任何非正式制度作用有效發揮,也依賴于正式制度的支撐。以當前誠信危機為例,除涉及上述原因外,法律制度建設中的滯后就是一個尤為重要的原因。從法律的角度分析,導致當前我國社會中產生誠信危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方面:①我國缺乏一套統一的健全的誠信法律體系。②我國市場經濟關系的產權不夠明晰,產權制度建設滯后。現代誠信的核心是尊重其他經濟主體和公共的產權邊界,存在理性的激勵,而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是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脫胎而來,在我國原有的體制下,缺乏經濟主體獨立產權的概念,不能給守信者以激勵,相反卻產生了大量不道德競爭等違反誠信原則的商業行為。
3對深化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中非正式制度變遷的幾點思考31堅持以人為本,樹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科學發展觀所謂“以人為本”,就是指發展要體現對人的關懷,滿足人的基本權利和需求,以實現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為基本目標。社會主義制度是把人的全面發展當做社會最高發展目標的社會制度。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目標就是要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而達到這個目標的辦法就是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最有效途徑。因此,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沿著“以人為本”的目標推進。推進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制定經濟社會發展戰略,既要考慮現在,又要考慮未來。以人為本中的“人”,既是自己身邊的人,又是全社會的人;既是現在已經存在著的人,也是將來要出現的人。想問題,做事情,搞改革,謀發展,即要在單個人身上體現以人為本。
32以誠信為基礎,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信用體系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信用是市場經濟的基石。市場經濟越發達越要求誠實守信,這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也是現代文明的基石。針對我國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誠信缺失問題,借鑒國際經驗和一些發達地區的成功做法,分步實施,有序推進。首先必須凈化恪守信用的社會環境。當務之急是要大力普及信用文化,努力營造誠實守信的社會文化環境。一是通過各種宣傳、教育方式,利用學校、企業、社區、行業協會等組織機構廣泛開展行之有效的信用道德培養和教育。二是提高社會主體的守信意識和維權知識,并能自覺參與監督和抵制失信行為。三是引導和培養市場主體重視自身信用程度的社會評價,努力提高自己的信用等級。其次必須加強恪守信用的法制建設,建立市場經濟的誠信機制客觀上需要有一個強有力的法律支持體系。為此,要健全法律體系,對各種非誠信行為有明確的法律規范、限制和懲處,做到有法可依。最后,必須規范恪守信用的企業行為。鑒于當前的實際情況,加快企業信用建設要結合企業制度創新來進行。要通過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使企業盡快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產權清晰、責權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市場主體。避免產權不清、司法公正性欠缺和透明度不夠等給企業失信創造機會。要著力完善企業內部信用管理機制,特別是企業內部有效的授信管理和嚴格的獲信管理,加強企業控制自身信用風險的能力,以促進企業不斷拓寬市場、最大限度地降低財務費用開支。培養企業品牌意識、形象意識,樹立信譽就是市場、信譽就是客戶的觀念,不斷增強企業維護自身信用的自覺性。要重視企業文化的創建,用先進的文化理念武裝企業,使依法治企和依德治企得以很好地落實。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