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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駕的法律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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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駕的法律知識范文第1篇

          關鍵詞:家族企業 治理模式 優化 內部機制 外部機制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9795(2013)08(a)-0118-02

          On Our Family Business Governance Model Legal Research

          Liu Shujun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Nanchang Jiangxi,China 330013)

          Abstract:Family business as one of the most ancient forms of enterprise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any countries.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Family governance model has its reasonable aspect,that is,the commissioned cost、decision cost and coordination cost have been greatly reduced due to the direct control of family business.Form the viewpoint of private sector economy growth,it accomplishes it is original accumulation under special historic circumstances and a special economical system background,thus,the mode of private sector economy development is not standardized in its inner systematic arrangement,On the one hand,this paper research the problem of the family governance model,on the other hand,studying the pattern of the foreign family enterprises,getting some successful experiences,From improving their internal governance mechanism and improving the external governance environment to start,make clear ownership structure,regulate the market manager,establish a modern enterprise system and improv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other specific measures.

          Key Words:Family Enterprise;Governance Model;Optimization;Internal Mechanism;External Mechanism

          自改革開放以來,家族企業逐漸呈現如火如荼的發展態勢,在我國國民經濟中占據了重要的地位。我國家族企業的迅猛發展是歷史的必然,家族企業在發展初期,有著比其他形式的企業組織不可比擬的優勢,但是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市場競爭加劇的原因,家族企業失去了原有的優勢,而且自身存在的一些劣勢又可能導致家族企業的衰亡,可能逃不過“富不過三代”的怪圈,雖然是生物學上“適者生存”的客觀規律,也是經濟學上“適者生存”的現實表現。現有相關研究雖然在觀點上有一些差異,但立論的基礎都是承認企業治理模式的多樣性,認為,在不同的經濟類型、文化背景、社會現實和法律制度下發展起來的公司治理都有自己獨特的軌跡和模式,解決企業治理中的問題和利益沖突沒有通行的靈丹妙藥,每一種模式都有自己的優勢和弊端。

          本文以上述研究成果為基礎,擬從法學的視野出發,借鑒經濟學、企業管理學等相關領域的成果,圍繞家族企業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以公司制為組織形式的家族企業治理問題,尤其是治理結構的設計和運作問題,進行深入的討論。

          1 我國家族企業治理模式存在的問題

          在改革開放的初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尚未建立,法制也不健全,我國民營企業采用家族化治理結構有其歷史的必然性。但是隨著經濟全球一體化的深入,尤其是中國加入WTO之后,我國家族企業面臨著激烈的國內外市場競爭。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傳統的家族制管理模式弊端日益顯著,面臨著諸多法律問題。

          1.1 產權結構上的弊端

          (1)所有權模糊。

          首先是家族成員內部的產權不清。其次,在改革開放初期,由于受到舊的政治經濟體制的影響,一些地方政府對私營企業扶持力度不大,甚至在某些地方出現了打壓的情況,為了擺脫受歧視的命運,獲得與國有集體企業公平競爭的權利,家族企業紛紛戴上了“紅帽子”。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推進,經濟社會環境逐漸寬松,企業發展迅猛,這些原因都導致了所有權權屬的糾紛。

          (2)所有權與經營管理權的混淆。

          所有權和經營權不分,企業的所有者與管理者高度混同,使得投資者無法獲得資本和管理帶來的收益。由于家族企業把血緣關系與產權關系合為一體,因而不可避免的會出現家族血親關系對企業經營運作過程的過多干預。同時,因為產權結構的單一化,使得貨幣資本和人力資本不能有效結合,往往導致具有管理企業能力的人沒有錢,有錢的人對管理企業一竅不通的情況,家族制管理模式嚴重影響了二種資本融合。家族企業的發展與管理者低下素質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客觀上必須應該由職業經理人代替其對公司的管理職能。

          (3)未考慮人力資本產權的問題,無法適應人力資本相對于物質資本價格上升這一事實。隨著人力資本多企業貢獻增大,其價格相對提高,原有的產權制度安排不能夠適應這一變化,必須加以變革,達到調動企業人力資本的積極性效果。

          1.2 企業職業化管理存在的問題

          中國家族企業職業經理人的發展面臨著有別于西方的新課題。從實踐經驗來看,存在著如下一些問題:

          (1)職業經理人難以融入家族企業。

          在家族企業里,名義上給予職業經理人各種職位的頭銜,但事實上處在有職無權的尷地位,削弱了職業經理人本應享有管理權力,使得雙方關系不斷惡化,最終導致合作破裂。

          (2)委托成本的加大。

          在家族企業里,職業經理人把自己的利益凌駕于公司利益之上的情況屢見不鮮。“從而在家族資本和社會人力資本融合的過程中就產生了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這也是委托成本問題。

          (3)職業經理人誠信度不足。

          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教授認為,職業經理人道德水平低下嚴重影響了中國家族企業的持續發展,是企業不能發展壯大的重要原因。

          (4)職業經理人流失現象普遍。

          根據相關資料顯示,我國的家族企業與職業經理人的合作的時間相當短暫,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從‘一見鐘情’到‘相互猜忌’,再到最后的‘不歡而散’,似乎已經成為我國職業經理人必須面對的三部曲。”跳槽是職業經理人對更優職業規劃和更高收入,更加職業工作環境的追求所做出的決策舉動,也是經理人和家族企業主對各自利益博弈的結果。

          1.3 現代企業治理機構的缺失

          股東大會流于形式,“用手投票機制”失靈。董事會獨立性不夠,董事會功能缺損。監事會地位沒有落實,監事功能十分有限。

          1.4 中國家族企業代際傳承的阻礙因素分析

          家族企業在世界經濟活動舞臺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可是,無論在西方國家還是在亞洲國家,家族企業“富不過三代”的怪現象普遍存在著。據統計,有高達七成左右的家族企業不能延續到第二代,僅僅一成企業能夠順利傳至第三代。如何實現家族權力的順利交接已經成為研究的熱點課題。與世界其他國家的家族企業傳承模式相比,子承父業是我國家族企業代際傳承的最普遍和最重要的模式。該種接班模式在實踐中體現出不可替代的優越性。但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文化價值觀的變化,該種傳承模式也面著巨大的挑戰。(1)傳統中國文化的影響。(2)權力傳承缺乏規劃。(3)繼承者自身素質的影響。

          1.5 家族企業外部治理機制的不完善

          家族企業的外部治理機制是企業治理的先決條件和基本機制,同時對內部治理起到了有效補充。“外部治理機制主要是通過競爭性的市場實施的間接控制或外部治理發揮作用”,包括了輿論監督與配套服務體系,同時,政府部門,法律法規和等對企業經理人也起著極大地制約作用,然而,外部制度環境的不完善制約著當代中國家族企業的進一步發展。

          (1)家族企業發展的法律困境。

          (2)相關部門不能有力的貫徹執行中央制定的發展非公有經濟的政策。

          (3)行業組織發展的滯后。行業組織是指由公民、法人或是其他組織在自愿基礎上,基于共同的利益要求所組成的一種民間性、非營利性的社會團體。

          (4)政府職能錯位及其機會主義行為時有發生,導致了家族企業交易成本的增加。

          2 我國家族企業公司化治理的法律分析

          2.1 所有權的完善

          所有權結構的合理安排有助于科學的企業治理結構構建。因此,進行所有權的完善是治理家族企業的關鍵。我國家族企業所有權結構呈現出結構單一,同時家族內部股權占有不清的現象。只要家族企業內部成員關系良好,不出現復雜的矛盾,股權結構的單一性質有利于企業產權的穩定, 使得家族企業通過繼承制度能夠永久的發展下去。然而這類所有權結構有其弱點:例如,該種結構之于企業發展的保障功能對家族企業成員的和諧與實力依賴性太強,如果不能協調好成員間的相互關系,將對企業的發展帶來巨大的不利影響。另外,家族對企業的絕對控股,使得企業后獲得資本的途徑單一化,具有相當程度的封閉性,使得資本市場與家族企業之間不能建立良好的信用關系,從而制約了企業利用社會資本擴大生產規模、進行技術革新的能力。

          家族企業應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盡可能的延利益邊界,以實現家族企業產權結構的最優配置。具體措施如下:(1)明晰家族企業內部和外部的所有權關系。(2)實現家族企業所有權內部結構由封閉化、單一化向開放化、多元化轉變。所有權結構的多元化能夠保證企業形成科學高效的治理模式,同時也能為家族企業獲得資金提供幫助。(3)實現家族企業所有權外部結構的社會化。

          2.2 建立完善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

          由于深受家族關系的影響,家族企業內部的關系遠比非家族企業要復雜的多。家族企業內部治理結構的構建,要達到決策的科學化以及權力相互制衡的目的,除了要具有“三會”和職業經理層之間的一般關系架構外,“還需要建立家族股東與非家族股東的利益協調和權力協調機制,因此,可以在一般公司內部治理結構的基礎上引入一些特殊的結構和機制。”

          (1)在所有權系統中建立股東大會和指導者董事會股東大會由全體股東組成。(2)在家族系統中建立家族委員會。(3)在家族企業系統內部建立一個職業經理層,同時制定相應的管理水平發展計劃。(4)家族企業監督制度的創新。

          2.3 完善我國家族企業職業經理人激勵與約束機制的對策

          (1)激勵措施的完善。

          根據職業經理人市場的行情以及職業經理人的預期收益,定期調整薪酬與福利,激發職業經理人的工作熱情。

          (2)對職業經理人的約束可從內部約束和外部約束來分析。

          內部約束:即所謂的企業和職業經理人之間的相互約束,首先,建立與完善職業經理人選拔機制。其次,簽訂完善的合同條款,約束職業經理人的行為。外部約束首先,法律約束:完善《公司法》,加強《證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法律的執行力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違法必究,充分發揮法律應有的震懾作用。其次,設立職業經理人法,使得經理人地位與權責能夠規范化、法律化。目前職業經理人已近成為社會的一股重要力量,應該盡快制定法律,保護其合法的利益,同時又能對他們的行為做出必要的法律約束。最后,建立職業經理人才的崗位證書制度,使得職業經理人必須持證上崗。

          2.4 中國家族企業代際傳承機制的構建是一項系統工程

          從中國家族企業實際出發,應該把握好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要正確處理好家族企業代際傳承過程中的各種關系。其次,努力進行制度創新,完善家族企業傳承的制度環境。

          2.5 外部治理環境的完善

          法律不僅能夠對事前起到預防和約束規范的作用,而且同時它也是事后治理的重要手段,因為具有嚴格強制力,其對公司治理起到了重要積極的作用。但是目前我國相關的法律制度還不夠完善,存在著法治環境不公平的現象。規范和發展我國中介組織。完善資本市場,拓寬家族企業融資渠道。

          3 結語

          在實施改革開放30多年后的今天,家族企業對拉動經濟發展、增加稅收,帶動就業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隨著改革的的深化以及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影響,家族企業周邊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可以說我國家族企業面臨一個機遇與挑戰并存的生存環境。”一方面,目前國家的大環境總體上有利于家族企業的發展。穩定的社會環境,高速發展的國民經濟,以及我國科學技術的發展,行業協會的壯大,都為家族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傳統家族治理結構的弊端也日益凸顯,制約了其發展。通過從內外二個角度分析,可以發現制約家族企業進一步發展的因素包括所有權不清晰,職業經理人制度不完善,董事會監事會虛設以及外部治理結構的不合理。家族企業必須對這些問題加以重視,突破原有管理模式的瓶頸,逐步向現代企業治理結構方向邁進。總之,家族企業有著巨大的發展潛力,但與此同時也面臨著國內外殘酷的市場競爭。企業家們必須堅持改革的精神,審時度勢,抓住企業治理結構轉變的時機,大膽變革,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實現家族企業的長久不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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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駕的法律知識范文第2篇

          關鍵詞:農戶;家庭福祉;旅游發展;大別山區

          中圖分類號:F590;F32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9-8114(2016)20-5398-05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6.20.058

          Abstract: Through household interviews, the welfare changes of the residents was analyzed by using the multi index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each village has obvious spatial disparity caused by sources of income and traffic conditions, the well-being of the well developed village resident in the tourism service industry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non participating village. In each element of well-being,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the safety, relationships and living conditions were weak while the other elements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2002-2011,the area residents welfare of Sage Village grew from 49.35 to 59.06, a growth rate of 19.68% and changes income level and farmland status were most significant with the farmland status presenting negative growth and the former presenting positive growth.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improve and consolidate the well-being of residents.

          Key words: household; residents’ well-being; tourism development; Dabie mountains;

          隨著大眾旅游的興起,越來越多的旅游目的地被開發出來,旅游發展對目的地經濟、文化和環境帶來了深刻改變,旅游影響逐漸成為學者關注的焦點之一。通過分析文獻[1-11]發現,旅游影響感知研究很多,但都是從社會、經濟或文化等視角出發,缺乏綜合視角的分析,而福祉是一個很好的出發點。

          本研究引入社會學福祉的概念,以居民福祉為切入點,從旅游地居民的感知入手,通過定量分析,運用橫向共時性與縱向歷時性相結合的方法來對旅游發展對當地居民生活狀態的影響進行綜合測度,以期為發展旅游提供政策參考。

          1 研究區概況

          大別山國家森林公園地處東經115°40′-115°46′,北緯31°02′-31°16′,位于羅田縣北部山區(圖1),總面積300 km2,轄兩個鄉鎮,4個國有林場,6個集體林場,54個行政自然村和天堂湖水庫管理處,總人口38 000人,人口密度為127人/km2。分設九資河大別山田園風光游覽區、天堂寨大別雄風自然風光游覽區、青臺關古關名勝游覽區、薄刀峰避暑休閑游覽區、天堂湖水上樂園等5個景區,常年降雨量1 350 mm,平均氣溫16.4 ℃。

          長期以來,本區農業結構調整制約因素多、空間小,農戶經營性收入增長難度大,收入來源主要依靠外出務工。村級集體經濟組織積累少、負債多,自我發展能力嚴重不足,是典型的貧困山區。近十年來,隨著旅游業的發展,景區群眾在旅游發展中受益,所以,本區能反映旅游發展對居民福祉的影程度。

          2 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2.1 研究方法

          本研究數據來源于2014年10月進行的問卷調查。通過隨機抽樣,采取面對面訪談的方式訪談了120家農戶,最終獲得有效樣本102份。對被調查者性別、文化程度、參加旅游服務年數等社會經濟特征進行了統計分析(表1)。所調查鄉(鎮)為大別山國家森林公園中旅游發展最好的九資河鎮和天堂寨林場。為了能夠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探討旅游發展對居民福祉的影響,分別選取了天堂寨林場的黃柏山、吊橋河和九資河鎮的圣人堂作為調查村落。黃柏山和圣人堂問卷調查和訪談對象為參與旅游活動的農戶,并且主要以中年人為主,以保證農戶能夠較準確填寫2004年的問卷情況。吊橋河問卷調查和訪談對象主要為留守的老年人。問卷內容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旅游活動經營者家庭的基本情況,包括家庭住址、距離鎮區的距離、家庭人員基本情況等;農業生產與經營情況,包括耕地面積、糧食來源、家畜養殖情況等;旅游業參與情況以及農戶的福祉感知情況,獲得的調查數據用Excel2007、SPSS17.0和yaahp等軟件進行統計分析。

          2.2 福祉測評指標的構建及權重的確定

          目前,學術界對人類福祉的指標選擇還沒有一個統一的認識。但是將福祉的主、客觀指標相結合的測評方式正逐漸成為總的趨勢[12-15]。穆廣杰[16]認為生活質量指標體系既要包括物質方面的指標,又要包括人們的主觀滿意度等指標。劉正山[17]設計了一整套主、客觀結合的指標體系來構建幸福指數:客觀指標包括社會保障、醫療衛生、空氣質量等;主觀指標包括生活滿意度指數、環境保護滿意度等。本研究綜合前人的觀點,結合公園景區的自然特點、社會經濟發展狀況,選取人均年收入等18個指標來構建旅游區農戶福祉的度量指標體系(表2)。通過咨詢10位專家,參照戶主感知,最終利用層次分析法計算出農戶福祉指標體系的權重值(表2)。

          2.3 農戶福祉的計算方法

          從測度方式來看,福祉計量指標可分為兩類:一是客觀指標,本研究中包括期望壽命、人均年收入、總負擔系數、前期投資、距離鎮中心距離和耕地數量等指標,這些指標可以利用實測的經濟或社會等客觀數據去反映人類需求被滿足的程度。其中,總負擔系數是指家庭被撫養人口(重病無勞動能力,殘疾以及年齡0~14歲和65歲以上人口)占對家庭收入主要貢獻人口的比例;前期投資為農戶參與旅游經營活動所做的前期投入,以人民幣數額計算,以上兩指標均為負指標,數值越大,得分越低。二是主觀指標,此類指標在本研究中未能通過實測數據來進行度量,主要依賴調查問卷等方法對個人的幸福感受程度進行調查。主觀指標依據被訪者主觀評價計算分值,主觀評價分為:很滿意、比較滿意、一般、不太滿意、不滿意5個等級,分別賦分5、4、3、2、1。

          為去除量綱影響,各指標采用min-max標準化方法進行數據標準化,農戶福祉利用標準化值加權求和計算。

          3 旅游區居民福祉分析

          3.1 農戶福祉的空間差異

          比較不同村落農民福祉狀況(表3),總體上看各村落差異顯著,圣人堂村農戶福祉最高,為56.78;最低的吊橋河村僅為45.39,較平均水平低13.95%。黃柏山村和圣人堂村福祉水平相當,為56.24。安全、人際關系和基本生活條件3項福祉要素評分在不同村落間較為均衡,居民滿意度比較高;健康、收入與支出狀況和營養獲取能力存在一定差異。通過訪談可知,導致農戶福祉空間差異的原因有以下兩點。

          1)收入來源。本次調查的3個村落,圣人堂村和黃柏山村距離風景區入口近,地理位置優越,幾乎家家戶戶開設旅游賓館或農家樂,通過參與旅游經營活動,帶來了大量收入,富余勞動力還可在旅游淡季外出打短工或種植藥材,這極大地提高了農戶收入水平,相應地帶恿擻養獲取能力和健康狀況的提高,使得兩村福祉水平較高。吊橋河村遠離主要景區,交通不便,屬于勞動力轉移密集區域,打工收入是該村農戶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人均收入水平較低,村內青壯年常年外出打工,家庭聚少離多,農戶幸福感往往較低。

          2)交通狀況。圣人堂村和黃柏山村交通條件便利,距離鎮中心較近,外界信息渠道通暢,雖然退耕還林或旅游開發建設侵占耕地使得人均擁有的耕地面積很少,但農民有更多的增收方式,雖然農戶耕地狀況的滿意度較低,但收入水平較高,導致農戶福祉水平總體較高。反觀交通閉塞的吊橋河村,農戶以農業生產和外出打工為主要收入來源,收入水平相對較低,距鎮中心遠與外界溝通較少,蔬菜及肉類的獲取不易,這些都使得農戶福祉水平較低。

          3.2 農戶福祉的時間變化

          為了從時間上分析旅游開發活動對居民福祉的影響,調查了圣人堂村村民2004年(此時農家樂剛開始興起)的福祉感知情況,通過訪談結果及福祉計算方法,得出圣人堂村2004年和2014年的居民福祉(表4)。

          通過表4可以看出,2004-2014年,圣人堂村居民福祉從49.35增長到59.06,增長率為19.68%,增長幅度較為顯著,且2014年處于較高水平。各福祉指標中正增長最為顯著的是人均收入、收入滿意度和期望壽命。其中,人均收入對居民福祉增長的貢獻率達68.41%,其主要原因在于居民年人均收入的提高。2004-2014年,研究區居民年人均收入從7 750元/年增至22 800元/年,增長率為194.19%。拋開富余勞動力外出打工,居民收入增長主要得益于參與旅游經營活動。據調查,圣人堂村現有農家樂87家,每年接待游客30萬人次,收入達6 000萬元。收入的增加使得居民健康狀況得到改善(居民有錢看病,更加重視健康),營養獲取能力得到提高。耕地狀況、前期投資和健康滿意度3項福祉指標呈現明顯的負增長。尤其是耕地狀況負增長最為顯著,占福祉變化貢獻率的-14.40%,主要原因在于為了保護景區生態環境,實施退耕還林工程使得研究區耕地面積大幅度減少,居民對耕地的滿意度下降明顯,許多農戶反映自家產的糧食不夠消費,每年都需要購買。居民參與旅游經營活動要有前期投資,這些資金一般由農戶向銀行貸款,不少居民反映其貸款金額在百萬元以上,這無疑增加了農戶負擔,削弱了幸福感,所以前期投資這一福祉指標貢獻率為負。

          4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大別山國家森林公園鄉村旅游地為研究區域,通過農戶訪談和問卷調查,在建立多指標綜合評價系統的基礎上,初步探討了近10年當地居民福祉的變化、地區差異及影響因素。主要結論如下。

          1)研究區各村落農戶福祉存在明顯的空間差異性,參與旅游經營活動的村落農戶福祉明顯高于未參與旅游經營活動的村落。各福祉要素中,除安全和人際關系外,其他福祉要素空間差異較大,特別是收入與支出要素差異最大。

          2)2004-2014年,研究區居民福祉從49.35增長到59.06,增長率為19.68%,增長幅度較為顯著;各福祉指標中變化最顯著的正增長和負增長分別是人均收入和耕地狀況,其中,收入水平對福祉增長的貢獻率高達68.41%,耕地狀況占福祉變化貢獻率的-14.40%。

          基于以上結論,為鞏固和提高大別山地區農戶的福祉,提出如下建議。

          第一,農戶福祉的增加主要依賴于農戶參與旅游經營活動帶來的收入增加,但是人類福祉基于主體的主觀感受,不僅依賴于資本的供應及其質量狀況,也依賴于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改變[18]。隨著旅游業進一步發展,將來會有更多的游客進入到景區,景區的承載力會受到巨大挑戰。旅游經營活動產生大量的餐廚垃圾、生活廢水,破壞了生態環境,造成交通堵塞等等,這些都會影響到農戶的福祉感受,政府下一步要繼續完善各項基礎設施建設,提高新型農村旅游接待水平,必要時控制游客數量。

          第二,諸如吊橋河之類的村落,應進一步改善交通狀況,合理開發利用其優勢資源,發展特色產業,加強農林產業指導,引導居民到景區就業,增加農民收入,增強貧困地區發展內生動力。

          第三,對不同村落制定不同扶貧政策,加大扶貧力度,給農戶創業提供低息或無息貸款,提高退耕還林補助資金和生態公益林補償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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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駕的法律知識范文第3篇

          從2010年1月至2012年12月,某基層檢察院共審理妨害公務案件60件83人,因飲酒引起的案件共26件35人,但2010年僅1件1人,2011年有6件9人,2012年9月初之前有15件/21人[1]。近三年因酒后引起的妨害公務案件數量大幅度提升,應引起重視。

          一、綜觀這幾年來該院所辦理的與醉酒相關的妨害公務案件案件,可以發現實務中該類妨害公務案件有以下幾個特點:

          1、犯罪主體結構較單一,多為農民,法制意識薄弱。普遍文化程度較低,90%的犯罪嫌疑人為小學或初中文化水平,法律知識匱乏,意識不到自己行為觸犯了法律。部分人員完全處于酒后滋事耍酒瘋的狀態,甚至到派出所幾個小時之后才清醒,且已記不清案發時的行為。

          2、警察為主要侵害對象。近三年涉嫌酒后妨害公務案的侵犯對象全部為民警和交警,表現為在執法過程中被咬傷、踢打傷、扭傷,骨折,扎傷,甚至被犯罪嫌疑人用汽車拖跑及撞傷的。例如2012年初1月某晚,犯罪嫌疑人張某酒后駕駛一輛轎車,在路口遇有交警執法,為逃避檢查駕車逃跑,在逃跑過程中將執法民警撞傷。

          3、案發環節集中在酒后滋事和酒駕檢查中,飯館、歌舞廳、路口等場所是案件的高發地點。2012年的10個涉案案件中,因酒后滋事引起糾紛不配合民警工作引起的案件有8起,因逃避酒架檢查引起的案件有2起。其中發生在小飯館與歌舞廳的案件各3起。

          4、實施暴力的程度輕微,民警損傷以輕微傷為主,做出不予批準逮捕的比例較大。近三年涉酒的案件共16件21人,共有10件11人被做出不予批準逮捕的決定。

          二、隨著醉酒引發的案件量逐年上升,分析一下主要原因來自于兩方面,一方面來自犯罪嫌疑人方,一方面來自于執法者本身。

          1、酒后滋事引起矛盾,不配合民警執法是案發的主要原因。

          第一類屬于犯罪嫌疑人酒后精神亢奮,喜歡滋事“耍酒瘋”,做出與他人吵架、打砸財物或作出不合理行為,在民警處理過程中產生了沖突,有些則主動暴力抗法。例如2012年中旬,某畫家村約百余名行為藝術人員酒后聚集到河畔,進行所謂的“藝術表演,”其中4民人員現場脫掉全部衣服身體,民警立即將其與其他藝術人員分離,同時用喊話器宣傳法律法規,上述人員不但拒不配合民警工作,而且強行沖撞警戒絨線,圍堵民警執法,以暴力方式阻礙民警將上述4人帶離現場。在處置過程中,將一位民警腰椎壓縮骨折。

          第二類屬于為了逃避酒駕檢查。隨著國家對醉酒駕駛的嚴厲打擊,且已將酒駕列入刑法,規定了“危險駕駛罪”。很多酒駕的人存在僥幸心理,在道路路口遭遇民警檢查時,為逃避處罰,企圖強行離開,罔顧民警的阻攔和人身安全造成民警受傷。

          2、將一般違法行為定性為刑事犯罪。因妨害公務罪的前三款對暴力威脅沒有“情節嚴重”的要求,似應歸類為行為犯,即只要行為人采取暴力、威脅方法阻礙執法,即便未造成一定程度的人身傷害后果、財產損失或具有其它嚴重、惡劣情節,也可入罪。但不論是在理論界或實務中,均認為只是采用頂撞、爭執等方法或者使用顯著輕微的暴力、威脅方法的,一般認為不足以評價為妨害公務罪,而應作為一般違法處理[2]。

          在實踐中,一類案件起初存在較輕程度的拉拽,但由于醉酒人員情緒易激動,遂拉扯動作過大,但由于現有刑法對暴力程度及阻礙執法程度未作詳盡的規定,一般違法行為也被定性為刑事犯罪,導致妨害公務案件數量大幅度上升;另一方面由于部分執法人員執法手段過于簡單,執法態度、方式、語言不當,很容易引發醉酒人員對執法活動的抗拒心理,遂矛盾升級大大出手,觸犯法律。

          三、針對上述情況,筆者對于酒醉引起的妨害公務案提出以下對策:

          1、加大法律宣傳力度,提高大眾的法律意識。第一以案釋法,執法部門可以借辦案的契機,針對相關單位或部分群體進行普法宣傳,尤其是農村,針對農民,講解案例等通俗易懂的方式進行法制宣傳,讓他們意識到執法人員的執法行為具有的國家權威性;第二要加大對公民的法制教育力度。使公民能清楚地認識到依法維護自身合法權益與尊重法治權威、服從社會管理的關系,在遇到個人利益與執法活動沖突的情況下,能對自己的行為進行約束,減少妨害公務案件的發生;第三同時借助新聞媒體及廣播,做好相關的法宣工作,還要讓民眾進一步意識到醉酒的危險性。

          2、民警應文明執法,提高執法水平和素質。在新形勢下,民警要注意工作方式方法的轉變,以親切符合人性化的態度處理問題,加強應變能力,做好處理醉酒等特殊狀態下當事人的工作,減少社會對立,營造良好的執法氛圍。與此同時,要加強對執法人員進行培訓,樹立親民的執法觀念,規范辦案程序,嚴格依法辦事,減少在辦理案件過程中和群眾發生不必要的沖突。

          3、加強刑法學習,準備把握罪與非罪的界限。對構成犯罪的案件要正確適用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在處理沖突中,對于主管惡性較小,案發時只是頭腦一時沖動,且輕微暴力手段、未造成嚴重后果的違法人員,應認為是一般的違法行為,不以犯罪論處,視情況可以予以行政處罰或教育、訓誡;對于導致民警輕傷以上后果或者國家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案件,或者是群體性暴力抗法案件,以及其他嚴重影響社會秩序構成犯罪的妨害公務案件,司法機關必須加大處置力度[3];對犯罪情節輕微的案件,對其教育進行調解,可不予批準逮捕。另一方面對于警察在辦法過程中存在過錯,導致矛盾激化的情況,也應區別對待,準確把握罪與非罪的界限。

          注釋:

          [1]數據來源于某處案件管理部門.

          酒駕的法律知識范文第4篇

          奧運冠軍孫楊怎么也不會想到,一起意外的交通事故會使他的公眾形象暴跌,并被國家體育總局游泳運動管理中心宣布停賽、停訓以及停止商業和社會活動,乃至無緣2013年中國體壇年度風云人物評選,而在去年,正是他獲得了體壇年度風云人物“最佳男運動員獎”。

          11月3日,杭州延安路體育場路路口,孫楊駕駛白色保時捷卡宴被公交車追尾發生刮擦。事故處理結果雖然是公交車負全責,但孫楊本人被當場發現是無照駕駛。

          新頒布的《道路安全法》第九十九條規定,未取得機動車駕駛證,由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處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罰款,可以并處15日以下拘留。據說,杭州警方對孫楊開出的處罰決定書是“罰款2000元,行政拘留7日”。

          城門失火,殃及魚池。孫楊無證駕駛,北汽現代不幸躺槍。去年12月23日北京現代全新勝達上市盛典上,奧運冠軍孫楊成為全新勝達的代言人,主持人問他開車技術怎么樣,孫楊當即回答,“會開,沒本”。交通事故之后,網友調侃孫楊:“沒有駕照,你廣告代言汽車有什么意義?”

          沒有駕駛執照不能開車上路,這是最簡單、最基本的交通常識。孫楊在道歉微博中表示自己“對法律知識淡薄”,這只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說明他交通安全意識淡薄。

          開車人中流傳著這樣一句話,“一年虎二年狼三年變成小綿羊”。一輛車,開得穩妥是交通工具,開得隨意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變成給自己和他人帶來災難的兇器。

          酒駕的法律知識范文第5篇

          關鍵詞:分組;合作;競爭

          《全日制義務教育思想品德課程標準》指出:動手實踐、自主探索與合作交流是學生學習的重要方式。在《全日制義務教育思想品德課程標準》的基本理念和課程實施建議中,實施合作教學法,培養學生合作學習的意識和習慣,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概念,并且被廣泛推廣使用。但作為一種教學手段,合作教學法在實施過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不少值得深思、需要及時解決的問題。如何有效地解決存在的問題,提高教學實效?我認為,要達成合作教學法的目標和目的,教師除了需要處理好“六認真”的各個環節外,要正確處理好合作教學前的學生分組(學生學習小組成員的組合)問題;二是要在合作教學中善于把握教與學的度的關系問題。下面我主要就這兩個問題結合九年級思想品德課合作教學法使用的實踐談一點粗淺認識。

          一、合理分組是合作教學法順利實施的前提和基礎

          在組織“走共同富裕道路――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中的“基本經濟制度”這個知識點的教學時,我曾經做過這樣三個實驗:

          1.自由組合

          第一個實驗是讓學生在課堂內自由組合分組,討論、學習我布置的問題――基本經濟制度是什么?為什么?影響是什么?結果學生很快就本能地形成了“優優組合”“弱弱成組”的態勢,“優優組合”的小組討論得熱火朝天:運用生產力對生產關系的決定關系、生產關系內部三個方面的相互關系的原理,他們把“生產力、國

          情―所有制(基本經濟制度)―分配制度”的幾乎所有教學目標都弄了個水落石出,對一些問題更是爭論得面紅耳赤,甚至對老師提出的問題表示了懷疑;“弱弱組合”小組則面面相覷,不知所云。各個小組學習的效果也呈現出了大相徑庭的態勢。

          2.就近結合

          第二個實驗是布置座位相近的前后四位同學組成小組對即將學習的內容提出問題并回答問題,結果是,組內優秀學生滔滔不絕,落后學生則默不作聲,僅是作為虔誠的聽眾或以誠惶誠恐的態度作壁上觀。于是,優秀的學生思維活躍,銳于進取,落后的學生更加自卑,完全對思考和回答問題失去了信心。

          3.教師組建

          第三個實驗是由我指定組合,“兩優”與“兩差”組合成組,而且明確落后的學生有優先選擇提問或回答權。于是,落后的學生想方設法鉆研設計問題或帶有極高表現欲地回答問題,熱情高漲;優秀學生則不斷地與落后學生在“對”與“不對”間反復爭論,力求使每一個問題問得更精確、答得更合理。

          三種不同的組合,產生了三種不同的教學效果,這說明了什么問題?我認為,分組合作教學絕對不是學生簡單相加的組合,不同的學生在知識素質、能力素質、心理素質和外在素質都存在明顯的差異,教學活動的最高原則就是盡可能地調動所有學生的所有積極因素來促進學習。因此,分組時必須力求注意讓知識素質高的學生幫助、帶動同伴的學習;讓能力素質、心理素質強的學生負責組織小組活動;讓外在素質美的學生來激化同伴的自強心理和外在美化。只有這樣,才能給中等生和后進生帶來進步的希望與激情;才能給優秀生創造表現的機會,更好地發揮其應有的導向作用;才能取得預期的教學效果。

          二、把握教與學的度是合作教學法取得成效的關鍵

          曾經在聽課時發現這樣的問題:因為強調學生合作學習,有的老師往往把教的任務也推給了學生,整堂課討論,熱熱鬧鬧,結果是一堂課下來,學生渾然不知學到了什么,重點、難點是什么。因為提倡合作學習,有的老師是為合作而合作,一目了然的問題卻要布置學生討論,或者問題剛剛布置完,學生還沒有進入實質性的討論,教師就主觀地結束了討論,然后在上面吐沫橫飛地講起來,至于學生討論到了什么結果,存在哪些困惑則完全漠然。這簡直就是在趕時髦――作秀。教學工作是教和學的有機組合,教師和學生的作用都具有不可替代性,忽視或過分強調哪一方都是不科學的。

          1.教師的組織、引導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教師作為組織者、引導者,在教學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學生所不能替代的,否則自主學習就演變為盲目的自學。在組織“法律就在我們身邊”的教學中,我曾經設計了兩種方案:其一,先引導學生分組合作尋找教材中有關法律的基本知識(法律的特征、法律與道德的關系、法律的作用等),再引導學生小組討論、學習、認識法律的這些基本知識;其二,先讓學生小組討論相關法律案例,如《食品安全法》、重慶打黑風暴、酒駕入刑等,再由學生討論交流歸納得到相關的法律知識,加深對法律知識的深入理解、運用。不管哪一種方案,我都首先告訴學生討論什么,引導學生怎么討論,然后由學生操作。在學生充分討論的基礎上,由小組推出代表,匯報討論結果,各組提意見或做補充,教師在匯報中始終把握方向,引導學生在原有討論結果的基礎上朝預定目標發展,收到了很好的成效。實踐證明,引導學生思考問題,教師把重點、難點知識在學生討論的基礎上講透徹,幫助學生加深對知識點的理解,幫助學生提高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幫助、引領學生把整堂課的內容構建成知識體系,把相關知識點提煉到新的高度去認識等等,這些都需要教師在組合教學中發揮不可或缺的作用。

          2.學生的主體地位和主體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在教學過程中,學生學習的主體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否則便是包辦代替。要讓學生動起來,在不違背教學內容科學性、準確性的原則下鼓勵學生敢說但不是瞎說(要圍繞問題)、敢問但不是亂問(要在問題的質疑上下工夫)、敢想但不是空想和幻想(要努力尋找理論和現實依據)、敢爭論但不是爭吵(要據理力爭)。上述兩點在實踐中只有結合教學實際,合理把握,才可能達到理想的教學

          效果。

          三、實施合作教學需要把握好三個要點

          要讓學生在合作教學中達到預期的目的,教師要教育學生正確認識競爭與合作的關系,要注意分層合作的組合,要不斷地回顧、反思和改進。

          1.要正確認識競爭與合作的關系

          古人說: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小組合作時,小組內部分優秀學生因為害怕周圍的學生超越自己,有時會遮遮掩掩、欲語還休。而成績暫時落后的學生又總是對別人的幫助是否真誠表示懷疑。在這種互不信任的情況下,小組合作學習就會成為一句空話。我認為,教師既要與學生講清合作有利于促進競爭和發展,競爭不排斥合作的道理,更要讓學生在具體的合作學習中深刻地去體悟這個道理。

          2.要注意分層合作的組合

          學生有差異,分組也不可能絕對均衡。分組合作學習并不是實行小組封閉。在一定的條件下開展小組之間的交流、合作與競爭,教師適度參與小組合作和競爭等,將更有利于促進合作和發展。

          3.要注意不斷地回顧反思

          教無定法,教學有據。合作教學法作為一種教學手段,如果長期單獨使用,也一樣會產生許多弊端,如對教學內容和形式的有機結合的把握,合作過程中與其他教學法的合理組合等。但是,只要我們本著有利于新課程改革中提出的一系列教育、教學目標實現的原則,不斷地回顧反思,總結經驗,揚長避短,將在最大程度上體現合作教學法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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