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齡化問題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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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齡化問題及措施范文第1篇
關鍵詞：中國；老齡化；現狀；措施；建議
中圖分類號：C91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13-0095-02
中國經濟在近三十年取得了飛速發展，但伴隨經濟發展的同時，社會老齡化問題也越來越嚴重。按照聯合國的標準，65歲以上老齡人口占總人口的7%或60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10%，即進入老齡化社會。中國1999年就進入了老齡化社會，是較早進入老齡化社會的發展中國家之一。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顯示，60歲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個百分點，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個百分點。從上述數據可以看出，我國社會老齡化的進程在加快。
一、中國社會老齡化發展階段及特征
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的《中國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預測研究報告》指出，從2001年到2100年，中國的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2001年到2020年的快速老齡化階段。這一階段，中國將平均每年增加596萬老齡人口，年均增長速度達3.28%。到2020年，老齡化水平將達到17.17%。
第二階段，2021年到2050年的加速老齡化階段。中國老齡人口平均每年增加620萬人。到2050年，老齡化水平達到30%以上。
第三階段，2051年到2100年的穩定老齡化階段。這一階段，老齡人口規模將穩定在3－4億，老齡化水平基本穩定在31%左右。
同時我們注意到中國人口老齡化發展呈現出如下特點：
第一，老齡人口數量巨大。據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國60歲以上老齡人口已經接近1.7億，預計到2050年中國的老齡人口將超過4億，約占總人口的1/5，占世界老齡人口的1/4。
第二，老齡化發展迅速。中國65歲以上老齡人占總人口的比例從7%提升到了14%用了27年，而發達國家大多用了45年以上。中國是世界上老齡化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
第三，地區老齡化程度不平衡。由于我國經濟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各地區的老齡化差異也比較明顯。比如上海早在1979年就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而寧夏在2009年才達到老齡化標準。
第四，男性少于女性。目前，我國老齡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少460多萬，據預測，到2049年，男性老齡人口比女性要少2600多萬。
第五，城鄉倒置現象明顯。據統計目前中國城鎮老齡人口比例要比農村低1.24個百分點，而且這種城鄉倒置的狀況將長期持續。這是中國人口老齡化不同于發達國家的重要特征之一。
第六，未富先老。發達國家的人口老齡化基本處于經濟發達時期，而且有比較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社會應對能力較強。而中國經過三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盡管經濟發展顯著，但在人均GDP等方面與發達國家相比仍然有較大差距。預計到21世紀中葉，中國人口老齡化達到峰值時，人均GDP也只能達到目前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這也表明我國的老齡化是一個“未富先老”的過程。
二、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經濟社會影響
人口老齡化是世界各國共同面臨的問題，但對于經濟還不發達的中國，人口老齡化的提前到來無疑會帶來許多不利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人口紅利”的衰退
中國社會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最直接的問題就是“人口紅利”的衰退。最近30年來，中國依靠全球首屈一指的廉價勞動力大軍，創造了令人矚目的經濟奇跡，勞動力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非常顯著。人口老齡化必然會影響勞動力的有效供給。中國正在由勞動力過剩向勞動力短缺時代轉變。最近這兩年，我國很多地方特別是沿海發達地區都出現了“用工荒”現象，招工難、用工難的問題日顯突出。低成本勞動力的優勢正在逐步消失，在不遠的將來，勞動力緊缺會慢慢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瓶頸。我們亟待采取有效措施，保持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二）社會保障壓力加大
老齡化研究中，老齡人口撫養比是一個重要指標。1990年中國每100個勞動年齡人口撫養13.74個老年人，2000年撫養15.60人，據預測到2025年需撫養29.46人，2050年則達到48.49人。撫養比的急劇上升導致退休金、養老金、醫療保險基金等國家財政支出的急劇上升。
（三）個人消費減少
人口老齡化必然會導致消費需求的變化。一般而言，在老齡化進行的過程中，由于老齡人口數量的增加，消費支出呈逐漸上升的趨勢。但是，進入老齡化社會以后，由于收入降低，老齡人口的消費水平將下降。擴大內需是中央制定的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舉措之一，而總體來看人口老齡化會導致個人消費減少從而在某種程度上抑制了內需增長，對經濟社會的發展有不利影響。
三、我國政府已經采取的應對措施
我國政府高度重視人口老齡化，已經采取了一些措施來應對不斷加快的老齡化進程。
（一）建立和完善養老保險制度
1997年，政府制定了《關于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開始在全國建立統一的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目前我國正在實行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已由單一的社會統籌制度轉向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制度。管理方式也由現收現付制轉向部分積累制。當然我國目前的養老保險制度仍然存在許多不完善的地方，如覆蓋面過窄、養老保險金收支不平衡、養老保險金投資收益偏低等問題，我國政府也一直在不斷吸取其他國家養老保險政策的經驗并結合自身國情，修改和完善現行的養老保險制度。同時由于歷史原因，我國城鄉之間在經濟發展水平、收入水平、經濟結構等諸多方面存在較大差異，所以我國城市和農村之間形成了不同的養老保險制度。目前我國也正在積極研究部署農村新型養老保險制度。養老保險制度涉及社會經濟的方方面面，再加上我國的國情復雜，城鄉二元差異顯著，建立和完善養老保險制度將是一項長期艱巨的任務。
（二）研究延長退休年齡
目前我國規定一般男性退休年齡為60周歲，女性退休年齡50周歲（女干部為55周歲）。相比于西方發達國家，我國的退休年齡偏低。一方面較低的退休年齡加重了社會保障的壓力，另一方面隨著醫療水平和生活水平提高，很多五六十歲的人往往還有精力有能力而且愿意繼續從事相關工作，為社會經濟建設貢獻力量。我國目前人才結構不合理，有多年專業經驗的人士在各個領域都非常匱乏，過早地讓這批人員退休也是對人才資源的一種浪費。我國政府正在積極研究退休年齡問題。很多國家都通過延長退休年齡來緩解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社會問題。但延長退休年齡也在當地社會引起了一些爭議，我國政府正在積極關注和研究這個問題。
四、我國應對老齡化的一些建議
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不僅是關系到老齡人口自身，而且還涉及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是一項十分復雜的系統工程。筆者認為結合我國的現實國情，還需要關注以下幾點：
（一）調整經濟結構，進一步加快經濟發展
發展是硬道理，只有經濟得到了發展，才能解決社會的各種矛盾，包括人口老齡化帶來的養老難題。“人口紅利”的日趨消失也可能為中國提供一個更平衡和更持久增長的契機。由于低廉的勞動力成本，我國經濟增長長期主要依靠勞動密集型產業驅動，在老齡化越來越嚴重的今天，我們必須進行經濟結構調整，加大創新力度，提高經濟增長的含金量，經濟增長的源泉不應僅依靠人口紅利。
（二）加快相關立法
人口老齡化問題是重大的社會問題。解決這些問題的措施歸根到底要靠法律。1996年國家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但總的來說，有關老齡人口保障的法律法規建設還滯后于老齡化的發展。為了維護老齡人口的合法權益，發展老齡事業，必須盡快制定有關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社會救濟、家庭贍養等專項涉老法律、法規。
（三）大力發展老齡產業
老齡產業是以年齡以及由年齡決定的消費特征為標志而劃分的產業。發展老齡產業是應對老齡社會、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舉措。目前我國老齡產業化水平還很低，因此要制定老齡產業發展規劃，實施國家對老齡產業的扶持保護政策，建立老齡產業發展管理體制。立足城鄉社區發展老齡服務業，培育老齡服務中介組織，培養專業化的服務隊伍。同時我們也要大力研制開發老齡消費品，培育老齡用品市場。
（四）根據我國的現實國情，制定科學合理的控制生育率的方案，逐步調整人口結構
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對控制我國人口過快增長起到了重要作用，有效地緩解了人口對資源、環境的壓力，有力地促進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但同時我們也要看到，一味地控制人口數量，會進一步加劇目前我國的老齡化趨勢。我們需要根據現實國情，既要控制人口增長又要防止人口老齡化速度擴快和老齡人口比重過高。因此，我們需要制定一個相互兼顧的人口發展規劃，合理控制生育率，優化人口結構，為社會經濟更好更快的發展提供優質的勞動力資源，為國家的長期穩定繁榮提供堅實基礎。
參考文獻：
[1]嚴冰，張偉.中國如何應對人口老齡化[N].人民日報：海外版，2010-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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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中國財政政策報告[R].2010/2011.
老齡化問題及措施范文第2篇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 經驗對策； 借鑒； 發達國家； 中國
中圖分類號：K901.2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3.01.017
1 引言
人口老齡化是一個日益受到全球各國普遍關注的重大問題。國際上公認，當一個國家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10%時，即進入老齡化社會。一些發達國家早在上世紀中葉就跨入了老齡化社會，如世界第一個老齡化國家法國、“老人王國”瑞典、“長壽王國”日本以及西班牙、德國等。David預測到2050年不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將同樣面臨嚴峻的人口老齡化壓力，人口老齡化將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問題[1]。目前國內外關于老齡化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1）不同國家或地區老齡化的時空演變特征及發展趨勢分析和預測。如Karl分析了近50年來奧地利人口的時空演變規律及特征[2]，Joshua對2050年美國老齡人口規模和老齡化程度進行了預測和分析[3]；李日邦等對我國人口老齡化發展的時空間分布特點及區域差異等進行了研究[10-12]。（2）老年人群相關社會問題研究。主要包括老年人貧困問題[13]，老年人日常生活行為時空分異[14-16]，老年產業發展和社會養老設施建設[17]等。（3）人口老齡化的社會經濟影響研究。Sumiko等對老年人口及年輕人口遷移對日本傳統社會養老模式的影響進行了研究[4]；David、Frank等利用OECD國家相關數據，對各國人口老齡化與勞動力供應、居民儲蓄以及居民消費水平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1，5]；張桂蓮等認為中國人口老齡化將通過勞動力供給、勞動生產率、消費、儲蓄、人力資本投資和社會養老保障等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18-20]；魏立華等對老年人口對旅游業發展的影響進行了研究[21-22]。（4）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對策研究。如Maliki、Linda等對人口老齡化背景下進行醫療保險制度改革提出了建議[6-7]；紹國棟等對我國退休制度改革問題進行了研究[23-24]；李春玲等對國內外企業年金制度的實施和現狀進行了比較研究[25]；姚靜等就人口老齡化背景下我國養老模式的選擇和轉型進行了探討[26-27]。已有研究對人口老齡化及相關問題進行了較為全面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但尚缺乏全面和系統的總結。本文在我國人口老齡化趨勢日趨嚴峻、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凸顯的背景下，以已有研究為基礎，選擇瑞典、日本、美國、法國等幾個較早進入老齡化的國家，系統總結它們在應對人口老齡化方面的典型對策及特點；并結合我國國情，提出我國解決老齡化問題的對策和措施。對于有效解決我國老齡化問題，推進和諧社會建設，促進社會和經濟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2 發達國家應對人口老齡化的主要對策
2.1 鼓勵生育，應對少子化，促進女性投入勞動力市場，保證勞動力持續供應
老齡化和少子化同時存在于老齡化社會，兩者緊密相關且影響勞動力的供應。因此應對少子化是解決老齡化問題的一個重要方面。國外進入老齡化較早的國家從完善刺激生育的福利待遇和保障因生育而暫時離職的女性職工重返勞動力市場兩個方面解決少子化和勞動力短缺問題。一方面，政府采取育兒津貼和帶薪假期，向離職生育期間的女性提供一定的醫療、營養和薪資等補助和津貼，刺激女性的生育意愿。另一方面，政府加大公共福利在兒童教育、看護和醫療等方面的投入，推行并延長“爸爸月”，縮短低齡兒童父母的工時，實行父母保險（即企業給父母雙方帶薪假期以照顧幼兒；保證因生育而暫時離職的女性能重回原工作崗位或者提供類似的工作等）等，以緩解家庭看護幼兒的壓力，使父母雙方兼顧工作和育兒的雙重責任，保證女性職工能重回勞動力市場（表1）。
2.2 延長退休年齡，保證老年勞動力來源，緩解政府養老金支付壓力
國外主要老齡化國家普遍通過延長退休年齡的方法對退休年齡制度進行了改革。延長退休年齡，一般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提高領取退休金的最低年齡，將現行領取退休金的年齡向后延遲，相應延長工作年限；另一種是設立彈性退休年齡制度，即對不同退休年齡的老人給予不同數額的退休金，退休年齡越大，退休金數額也越大。日本、德國和法國等主要采用第一種方式延長退休年齡，如日本政府在2006年把領取養老金的最低年齡從60歲提高到65歲，法國在2011年將最低退休年齡從60歲提高到62歲，德國政府計劃在2011和2018年期間逐步將退休年齡從65歲提高到67歲[28～29]。瑞典和美國等主要采取彈性退休年齡制度，如瑞典法定退休年齡為65歲，對于提前退休的60-64歲的職工，每提前一年退休減發退休金的5%；65-70歲的推遲退休的人員，每延遲退休1個月增發退休金的0.6%；對于有經驗且有能力繼續工作的退休老人，政府為其提供做義工的機會并根據他們提供服務的多少增發一定比例的退休金（表2）。
2.3 完善社會服務支撐體系，推行“以居家式社區養老為主，社會養老為輔”的養老模式
根據養老場所和居住方式的不同，養老方式可分為居家養老和機構養老。受老齡人口增加、女性就業率提高和年輕勞動力遷移影響，空巢老人數量不斷增加，傳統居家養老模式難以滿足老年人的需求，而機構養老又受到老年人經濟狀況和傳統養老觀念的影響而在現實中難被老年人接受[27]。目前國外老齡化國家的養老模式主要以居家式社區養老服務模式為主，社會養老為輔。在以“家庭為基礎，社區為依托，機構為支撐”的居家式社區養老的服務體系中家庭養老發揮著基礎作用，但在個人和家庭無能為力的情況下引入社會化服務；政府負責采取相關激勵政策引入市場機制實現項目建設及服務活動的社會化和產業化經營并協調參與建設和服務的各主體的利益關系；社區負責培育在宅服務人員并不斷拓展服務業務范圍為老年人上門提供幫助，服務內容主要有住房維修、日常照護、醫療保健和精神慰藉等[30]。養老服務所需的資金來源在不同國家會有所不同：如瑞典的養老服務帶有很大的福利性質，服務費用主要由政府承擔，但老年人如果想獲得更好的服務就必須自己支付一定比例的費用，屬于“國家負擔型”；美國老年人養老服務所需的資金主要由個人承擔，屬于“個人負擔型”即“投資人同時也是受益人”，這種“個人負擔型”的資金來源方式也使得美國“以房養老”的發展在世界上最具代表性（表3）。
2.4 建立多樣化的養老金保障體系，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
經過不斷改革和調整，世界主要老齡化國家的養老保障體系逐步實現了從單一養老保障制度向多支柱體系的轉變[31]。目前這些老齡化國家的養老保障體系主要包括三種基本的保障制度：基本養老金制度、企業年金制度和個人儲蓄養老保險金制度。其中，基本養老金制度是養老保障體系的重要基礎，一般由國家按照統一政策規定向符合條件的人員支付；企業年金制度是養老保障體系的第二大支柱；個人儲蓄養老保險是社會養老保障體系的重要補充。后兩種制度對緩解國家養老金支付壓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主要老齡化國家的基本養老金的資金都來源于政府，用于保障職工退休后的基本生活需要。各國也十分重視企業年金保障制度的建設和完善，如美國政府推出“整合企業年金計劃”， 把企業年金計劃提供的養老金與公共養老金制度所提供的基本養老金進行協調。目前，美國企業年金的規模已經超過了國家管理的社會養老金規模[25]。另外，美國不同運營規模的企業間養老金的資金來源不同；日本則依據國內勞動力結構，在不同的行業實行不同的養老金支付方式和資金分配比例，從而使得養老保障體系不僅具有“多支柱”的特點，還具有“多層次性”（表4）。
2.5 開發老年人市場，發展老年產業，滿足老年人的物質和精神文化需求
除應對人口老齡化對人口可持續發展、勞動力供應和社會保障體制帶來的一系列挑戰外，開發老年市場，發展“老年產業”是解決老齡化問題、促進經濟發展的另一有效途徑。國外發達國家的老年產業一般遵循“政府引導，市場化運作”的發展模式，即政府建立市場規范和行業標準，并采取相關的優惠和扶持措施，按老年人的消費需求引導企業向老年產業領域投資推動老年產業的社會化和產業化經營。目前，國外的老年產業主要包括以下幾類：第一類是圍繞老年人日常生活需求發展的產業，如老年餐飲、老年人用品生產（保健品、化妝品、服裝、交通輔助用品、體育健身用品、生活輔助用品等）、老年房地產開發等；第二類是圍繞老年養護形成的產業，包括老年公寓、養老院、老年保險、老年醫療康復用品生產、長期照護產業、醫護人員培訓等；第三類是滿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發展起來的產業包括老年大學、老年旅游、心理咨詢、老年圖書館、老年電視廣播節目等。另外，由異地養老和跨國養老而帶動的養老產業在一些自然環境良好、適宜老年人居住的地區逐漸興起（表5）。
2.6 注重法制建設，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權益
為維護老年人的合法權益，保障與老年人有關的福利保障、產業發展政策等的有效實施和運行，國外主要老齡化國家建立了比較完善的法律體系及相關的管理機構。目前日本與老年人有關的法律體系由《國民年金法》、《老人福利法》、《老人保健法》等三大支柱及《介護保險法》組成[32]；美國政府先后頒布《社會保障法案》（自1935年實施后經過多次修改與完善，目前已經形成了比較完整的養老保障制度，主要包括養老保險制度、醫療保險與救助制度等），《美國老年人法》和《禁止歧視老年人就業法》等[33]。管理機構的主要職能在于利用國家權力對法律的運行和實施進行監督和管理。如美國政府設立的專門管理老齡問題的機構包括老人問題管理署、政府老齡問題顧問委員會和社會保障總署[33]；瑞典政府設有三個“地方公共保險法院”和一個“高級公共保險法院”，當公民應該享受的社會福利待遇的權利不能實現或受到侵犯時，可以向地方公共保險法院；公民對地方法院判決不服時，還可以繼續向高級法院申訴。
3 國外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對策的主要特點
3.1 “開源節流”的人口政策、退休年齡和養老金制度
主要老齡化國家從人口和勞動力的出、入端來應對老齡化及由老齡化帶來的少子化、勞動力短缺和養老金支付壓力等問題。如鼓勵生育、吸引海外移民的政策，拓寬了勞動力的來源；推行“爸爸月”和父母保險等為因生育而暫時離職的女性重新進入勞動力市場提供了保障；提高法定退休年齡或施行彈性退休年齡制度則延長了老年勞動力的工作年限，減少了老年勞動力的流出。這些措施共同減少了老年人口的比重、保證了勞動力的持續供應。在養老金保障體系方面，主要老齡化國家通過引入市場機制、廣泛動員社會力量建立的多支柱、多層次的養老金保障體系拓寬了養老資金的來源、緩解了國家支付巨額養老金的壓力，也使得現有的養老金保障制度更具生命力（圖1）。
3.2 “無差別”的全民養老保障制度
主要老齡化國家在廣泛動員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建立多支柱、多層次的養老保障體系時堅持以“平等、共享，自助、互助”為原則，注重對老年人的人性關懷，尊重老年人的生存尊嚴、為每位老年人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重視由國家和地方政府提供的基本養老金在養老體系中的基礎作用，保障全民基本生活需要；同時明確規定了包括政府在內的非政府組織、企業和個人在繳納養老金和社會保險時所必須承擔的比例，所有公民“要想獲得更多的福利、享受更好的養老服務和設施，就得付出更多”，由此建立起了“無差別”的全民養老保障制度。
3.3 廣泛動員社會力量，政企合力，多方應對
主要老齡化國家意識到單純依靠政府養老的壓力和不足，采取了“政企合力，多方參與” 的策略來實現“積極老齡化”和“健康老齡化”；不管在發展老齡產業，建立社會服務網絡、推行居家服務的養老模式，還是在建立多元化的養老保障制度等方面，政府在積極發揮行政管理和宏觀調控作用的同時引入非政府組織、企業和個人的力量，構建起多元化的資金來源渠道和投入模式，從而保證了人口老齡化背景下各項制度和社會經濟等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4 解決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的經驗借鑒
國外主要老齡化國家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所采取的措施不單涉及人口生育政策，還與社會保障水平、經濟發展以及人們的生育意愿等密切相關，涵蓋社會物質、文化和制度生活各個層面。在人口老齡化背景下，我國尚缺乏應對老齡化問題的完善的法律保障和養老服務體系；在以老齡化為契機、開發老年市場形成全社會力量“積極老齡化”和“健康老齡化”的局面等方面，與國外發達發達國家相比也存在一定的差距。我國人口老齡化的原因和特點不僅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同，在國內各地區之間也存在很大的差異，這些差異性有其形成的內外因條件且有長期存在的可能。所以，我們應該從我國的實際國情出發，一方面要肯定我國實行計劃生育所取得的重大成效，繼續把“實行計劃生育，穩定低生育水平”作為我國的基本國策，另一方面也要重視人口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些新變化和新問題，在“堅持以人為本，堅持統籌協調，堅持科學指導，堅持創新發展”的基礎上，尊重客觀差異性并考慮制度的公平性和彈性，從完善各項保障制度和服務體系、以老齡化為契機促進老年產業發展經濟入手，“因地制宜”地采取應對措施統籌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
4.1 “分區域、分行業”，建立適合不同區情和行情的退休年齡制度
我國自1950年頒布退休人員管理辦法以來，現行的退休年齡制度僅有過兩次（分別在1983年和1990年）關于延長退休年齡的規定[54]。考慮到目前社會、經濟發展形勢和人口結構等各方面都已發生了重大變化，我國的退休年齡制度確實有再次進行改革的必要。我國是在“未富先老”和“城鄉二元結構”二者并存的國情下進入老齡化社會的，人口老齡化與經濟發展水平、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不相適應，同區域差異、城鄉差異、貧富差異等問題相互重疊[10，13]；從目前我國人口老齡化對就業的影響來看，由人口老齡化造成的勞動力短缺問題并不十分突出[24]。這些特點使得我國退休年齡制度的改革極具特殊性和復雜性且不能在短時期內一蹴而就。大部分學者認為，目前我國的退休年齡制度沒有進行改革的必要；但從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來看，未來二三十年，我國退休年齡制度的改革勢在必行。我國各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以及不同行業對勞動力的需求特點的差異，在一定程度上為實行地區間和行業間有差別的退休年齡制度提供了一定的客觀條件[34]。因此，我國可以根據不同地區和行業的具體情況，將改革退休年齡制度與完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相結合，積極探索漸進式的改革退休年齡制度的方式。針對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人口老齡化程度和勞動力結構性短缺較嚴重的地區以及對技術和經驗水平有要求較高的科、教、文和政、企高管類等行業，可以采取梯度式的退休年齡制度并適當提高退休的最低和最高年齡，鼓勵老齡人口延遲退休或退休后再就業；針對處于底層、體力勞動強度較大的行業，可以采取按工齡計算的彈性退休制度，在退休年齡上給予照顧。
4.2 改革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完善并普及企業年金制度，優化養老保障體系
就目前來看，我國的基本養老保險存在兩個主要的問題：一是保障水平偏低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老人的養老問題，尤其是農村老人；二是全國實行的“統一標準”與經濟發達地區的標準存在很大差距，所以對這些地區來說“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在保障居民基本生活方面并不能發揮多大作用。針對上述兩個問題，我們可以借鑒國外建立“無差別”的全民養老保障體系的做法采取改進措施：以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為基礎，以基本養老、基本醫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重點，重視農村基本養老保障制度的構建和完善，構建更加公平的社會養老保障體系；各省市、地區可以根據自身的經濟實力和居民的經濟承受能力，設立不同的繳費和待遇標準，完善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刺激居民參保的積極性和有關措施實施的有效性。
我國養老保障體系中的第二大支柱—企業年金制度，在我國仍處于起步階段并存在相關法律法規缺失、規模小、覆蓋面低和基金收益率低等問題[35]。所以，現階段我國最重要的是制定相關法律框架給予企業年金明確的法律地位和實施辦法，以法律的形式嚴格界定企業年金同基本養老保障的關系，企業年金的保障范圍、水平、權利和義務以及企業年金的組織和監管體系等；同時注重有關企業年金投資管理的配套立法，發揮政府的引導和管理作用，拓寬企業年金的投資渠道、減少收益風險、提高企業年金基金的收益率[35]，以刺激具有一定經濟實力的企業管理層的參與意愿，逐步提高企業年金制度的參與率和覆蓋面。
4.3 “因地制宜”，發揮家庭、社區、機構等多方作用，引導多種養老模式的構建和完善
人口老齡化趨勢的日益加劇、家庭結構的變化以及人口的遷移和流動使得家庭養老的功能日益弱化，養老模式的選擇和轉變逐漸正在成為解決我國龐大數量的老年人口的養老問題探討的焦點。目前我國正處于養老模式的轉型階段，無論在農村還是城市家庭的養老功能都在逐步弱化，居家式的社區養老模式正在興起[27，30，47，57]。考慮到居民傳統的養老觀念以及現階段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我國應堅持以“充分發揮家庭、社區、機構等各方面在養老中的作用，引導多種養老模式的構建和完善”[30]為要旨，在弘揚“孝道”思想、充分發揮家庭養老的基礎作用的同時，鼓勵并扶持社區老年服務組織的發展，明確將社區老年服務體系納入公共服務體系建設之中并作為政府支持和發展的重點，使社區養老與家庭養老相結合構建居家式社區養老的服務模式[27]。針對不同的地區和家庭類型有重點地采取養老撫助政策：在農村地區，加大政府財政支持和社會化養老的宣傳力度，發揮社會和集體養老的補充作用[57]；在城市地區，以市場為導向并采取激勵政策推動城市養老向居家式社區養老模式的轉變；另外在有條件的城市地區可以借鑒國外“以房養老”的模式，加大“以房養老”的宣傳力度和業務試點并對其進行適合中國國情的改造[55～56]。最近幾年來，我國“失獨家庭”和“421家庭”的數目越來越多，這兩類家庭的養老壓力也日益明顯。政府可以在社區養老服務組織和體系構建的過程中實施一定的優惠和扶助政策鼓勵慈善團體、非營利機構大力興辦公益性老年服務機構，給予上述兩類家庭物質和精神照護。
4.4 做到“兩個結合”，針對主要領域發展老年產業
目前我國老年產業發展的理論研究還相對比較薄弱[36]。因此，未來要加強老年產業發展的理論研究，做到“理論研究與政府決策、企業產品開發和市場培育相結合”，重點對老年人的需求及消費心理和消費行為，老年產業特征、市場規模、基本規律及老齡化過程對市場體系的影響等進行研究，從而為政府科學決策和企業老年產品開發提供理論咨詢和支持。另外，國外有相當數量老年產業是圍繞居家式社區養老而發展起來的。我們可以借鑒日本在這方面的做法，與推行社區型居家養老模式相結合，以滿足老年人的物質和精神文化需求、使老年人“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和“老有頤養”為主線，充分發揮政府和企業在養老產業發展中的作用，重點在養老機構和設施建設、養老入戶服務、護理、老年用產品等具有較大市場潛力的領域，開發一批滿足老年人需求、適合老年人特點的產品。具體措施為：政府制定相關的行業標準，推進公辦示范性養老機構建設，同時提高對養老機構建設和運營的補助標準，建立健全養老機構用地、用水、用電、用氣等優惠政策，大力支持社會力量興辦養老機構，尤其是鼓勵發展醫養結合型護理機構以及養老護理人員培訓機構和專業服務隊伍的建設，以不斷提升養老服務水平，使老年人“老有所養”、“病有所醫”、“老有頤養”；政府或企業在以城市社區為依托建設綜合性居家養老服務中心、居家養老服務站，為居家老人提供家政服務、生活照料、康復護理、文體娛樂和精神慰藉等社會化服務的同時積極向農村社區推進，形成以點帶面的聯動的效應，不斷拓展養老入戶服務的范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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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齡化問題及措施范文第3篇
人口老齡化對社會、經濟等人類生活的各個領域的影響都是深刻的，盡管各個發達國家進入人口老年型社會的時間有早有晚（法國最早為1865年，日本最晚為1970年），各國的老年人口比重有高有低，但是它們在將近一個半世紀的風風雨雨中，并沒有被日益嚴重的老齡化拖垮，因此，其中必有值得借鑒之處。在應對人口老齡化方面，各國所采取的基本對策和措施大致是相同的，其中主要有：
設立老齡機構
很多國家的政府設立了老齡工作管理機構，在議會成立咨詢委員會，在社會上建立老年問題學術團體，把老齡工作納入國家發展規劃。例如：
英國政府由衛生部、勞動保障部和社會服務部分工負責老年人的養老、醫療和服務工作。內閣設有“補充給付委員會”，下設區域分會和地方基層分會，負責申請、調查和發放老年救助金。政府通過老齡問題學術機構定期召開老齡學術研討會，促進學術專家、政策制定者與實踐者的交流與合作。
日本總理府設有“老齡問題研究室”，厚生省設有“老人對策室”，都、道、府、縣、町、鄉設有“福利事務所”，主管老年福利事宜。各級政府把老齡工作列入政府工作計劃，不定期邀請專家學者參加“老齡政策和老年工作研究會”。
立法保障權益
保障老有所養是老齡社會的首要任務，先期進入老齡社會的發達國家在應對老齡化挑戰中普遍通過立法來保障老年人的養老生活。七大工業國家中政府首次為養老保險立法的時間分別為：德國1889年，英國1908年，法國1910年，意大利1919年，加拿大1927年，美國1935年，日本1941年。此外日本政府先后制定了《老人福利法》、《老人健康法》；美國還制定了《美國老人法》和《禁止就業年齡歧視法》。
鼓勵生育
人口老齡化迅速發展導致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下降和勞動資源減少，是發達國家面臨的嚴峻挑戰。為了緩解其不利影響，一些發達國家實行鼓勵生育政策，對多子女家庭給予經濟補貼，設想通過提高人口出生率，減緩老齡化發展速度。例如：
法國、德國和芬蘭對多子女的家庭發給家屬津貼。芬蘭的孩子津貼標準是：第1個孩子每月535芬蘭馬克，第2個孩子每月657芬蘭馬克，第3個孩子每月779芬蘭馬克，第4個孩子每月901芬蘭馬克，第5個及以上的孩子每人每月1023芬蘭馬克，對于單親家庭的孩子每人每月加發200芬蘭馬克。
完善養老保險制度
改革和完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各國應對人口老齡化挑戰的一項重要措施。20世紀7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為了防止老年人陷入貧困，避免退休金制度崩潰，不斷改革國家養老金計劃。有些國家還最大限度地擴大養老保險的覆蓋面，并對退休人員無退休收入的配偶發給家屬保險津貼。例如：
美國的《老年人和遺屬保險》供養親屬津貼的標準規定：退休工人65歲及以上不享受養老金的配偶，依法領取相當于受保人退休金50%的親屬津貼；受保人死亡后，其65歲及以上的配偶，領取受保人100%的年金。
發展高科技
發達國家認為解決老齡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發展經濟，發展經濟的最大動力是發展高科技。美國全國老齡問題研究所人口統計項目負責人理查德?蘇茨曼認為，經濟增長率遠比人口老齡問題重要得多。美國發展高科技所帶來的經濟高增長率在減輕人口老化的壓力方面很有作為。
鼓勵延緩退休
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的石油危機和失業率居高不下，以及老齡化進一步的發展，導致發達國家社會養老保險出現了基金困難的局面，部分國家甚至陷入了養老基金入不敷出的困境。為了保持收支平衡，保持養老保險制度持續發展，一些國家相繼采取了提高領取退休金法定年齡，鼓勵延緩退休的措施。
據國際社會保障協會統計，近幾年來已經有30多個國家和地區制定了提高領取退休金法定年齡的計劃，其中美國每年提高2個月，計劃到2007年提高到67歲。日本爭取在2025年前后把領取退休金法定年齡提高到70歲。
接收國外移民
歐盟統計辦公室2001年1月8日公布的資料表明，移民使歐盟的人口增加，緩解了勞動力不足的困難。1999年歐盟接收移民72萬人，2000年上升到81.6萬人。瑞典每年接收移民1萬多人，現在外來的移民已占全國人口總數的20%。聯合國預測，不少工業國家都將面臨沉重的老齡化壓力，需要吸收外國移民作為新的勞動人口。
發達國家通過吸收移民來緩解勞動力不足，應對老齡化挑戰的做法，已達成國際共識。預測2000年到2025年，發達國家每年平均接收移民128萬多人。
“積極老齡化”
老齡化問題及措施范文第4篇
[關鍵詞]老齡化；社會保障；養老金雙軌制；待遇差距
一、概念陳述及歷史回顧
（一）概念陳述
人口老齡化是指總人口中因年輕人口數量減少、年長人口數量增加而導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應增長的動態。老齡化有兩個含義：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對增多，在總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斷上升的過程；二是指社會人口結構呈現老年狀態，進入老齡化社會。國際上通常看法是，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10%，或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7%，即意味著這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處于老齡化社會。
養老金“雙軌制”是指不同用工性質的人員采取不同的退休養老金制度。養老金“雙軌制”是計劃經濟時代向市場經濟轉型期的特殊產物，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雙軌制”的弊端越來越明顯，同等學歷、同等職稱、同等職務、同等技能、同等貢獻的人因退休時的單位性質不同，退休金也不同，政府機關和事業單位的養老金比企業多兩三倍。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和企業退休人員的養老金，是兩股道上跑的車，走的不是一條道。具體表現為三個不同：一是統籌的辦法不一樣，即企業人員是單位和職工本人按一定標準繳納，機關事業單位的則由國家財政統一籌資；二是支付的渠道不一樣，即企業人員由自籌賬戶上支付，而機關事業單位則由國家財政統一支付；三是享受的標準不一樣，即機關事業單位的養老金標準遠遠高于企業退休人員，目前差距大概是3-5倍。
（二）養老金雙軌制歷史回顧
中國的養老保險改革從1992年開始，實行的是“養老金雙軌制”的退休制度，不同工作性質的退休人員實行不同的養老金制度：政府機關和事業單位退休實行由財政統一支付的退休養老金制度；而企業職工則實行由企業和職工本人按一定標準繳納的“繳費型”統籌制度。
自1992年開始，雙軌制導致的養老金差距越拉越大。近幾年，因為調整幅度有很大差距，雖然國家對企業退休人員的養老金進行了7連調，但7次連調的總和尚不足機關事業單位一次調整的幅度，從而導致兩者之間的差距反而擴大到了五六千元。現在，養老金不合理的差距仍然在繼續擴大。
2009年1月28日，《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方案》正式下發，人社部要求山西、上海、浙江、廣東、重慶5個試點省市進行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試點。如今，方案下發已有4年多，但事實上，5個試點省市幾乎無進展。2012年5月2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通過《社會保障“十二五”規劃綱要》，明文規定“十二五”期間要改革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
二、烏魯木齊市老齡化及養老保險現狀
（一）烏魯木齊市人口老齡化現狀
烏魯木齊市的老齡化趨勢及出現的原因跟國外發達城市不一樣。國外老齡化出現的背景是“先富后老”，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慢慢進入老齡化社會。而由于中國的特殊國情，我國老齡化出現的原因有特殊性。烏魯木齊市老齡化社會起點比較晚，是社會經濟不夠發達而出現了人口的老齡化，即“未富先老”。統計數據顯示，烏魯木齊市從1999年開始已進入了老齡化社會，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已超過了10%。雖然烏魯木齊市進入老齡化比較晚，但老齡化速度比較快，到2005年老齡人口比例達到了11.43%。這些年以來，烏魯木齊市老齡人口數量也在逐年上升（如圖-1所示）。2006-2010年老齡人口分別增加到了11.72%、12.64%、12.63%、12.77%和11.03%。
（二）烏魯木齊市養老保險的現狀
自1986年養老保險制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開始建立以來，烏魯木齊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出臺了相關文件，基本建立了包括城鎮職工、靈活就業人員、撤村建居失地人員和進城務工人員等不同層次的養老保障體系。
截至2011年底，烏魯木齊全市參加基本養老保險人數94.74萬人（其中：在職參保74.96萬人，離退休人員19.78萬人），比上年末增加12.55萬人（其中：在職參保較上年末增加10.05萬人），增長15.27%。2011年全市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收入48.36億元，比上年增加10.48億元，增長27.67%；基金支出42.56億元，比上年增加8.16億元，增長23.72%；年末基金累計結存24.88億元。待遇水平按照自治區和市政府的要求，繼續調整了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待遇水平。2011年底，全市離退休人員月人均基本養老金達到1776元，較上年增加96元，增長5.71%。
三、烏魯木齊市老齡人口養老金雙軌制問題
機關事業單位人員與企業人員在養老保障方面的待遇“雙軌制”長期以來備受社會詬病。烏魯木齊市作為中國西部大城市，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快速增長的人口老齡化及退休后的養老金雙軌問題在當今社會已成了不容忽視的社會焦點。
（一）繳費和待遇脫節
烏魯木齊市事業單位的退休養老待遇計發辦法是，員工退休待遇仍然根據參保人員的工作年限及其退休前上一個月的檔案工資的一定比率計算。這種待遇計算方法與退休費用社會統籌制度中的職工個人繳費多少、時間長短不掛鉤，多繳少繳與退休待遇沒有本質聯系。繳費與待遇出現脫節，不僅嚴重影響了職工繳納養老保險的積極性，也不能體現公平與效率的原則，沒有實現權利與義務相一致。同時，由于制度不完善所造成的繳費與待遇脫節，出現了一些消極因素：部分參保人員對繳費的多少漠不關心，甚至希望繳費工資越少越好，個人既可以少出錢，又不影響退休待遇，造成企業退休人員心理上的不平衡，給社會帶來不穩定因素。由于企事業單位退休待遇相差太大，一些事業單位不愿改制為企業，給機構改革造成了一定的阻力。
（二）養老金社會發放的不平衡
由于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目前仍然實行的是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10年前的差額計算，掩蓋了繳費單位經濟效益不好、離退休人員不能按時足額領取養老金的矛盾。雖然參加了養老保險，但并不能做到離退休人員養老金社會化發放，也就不能保證離退休人員養老金按時足額發放。對于機關事業單位而言，在鐵飯碗的表象下，也隱含危機。恰恰由于社會化程度低，單位包辦養老金，個人不必自負其責，養老金能夠按時足額發放與單位經濟狀況密切相關，職工養老保險基本保障缺乏保底。
（三）過大的養老待遇差距增加了社會不公平
由于歷史及制度設計等方面的原因，公務員即機關事業單位人員的退休待遇普遍比較優厚，甚至遠高于相同條件下的企業人員，這必然會增加社會成員的不公平感，從而影響社會的和諧發展，嚴重時甚至可能造成社會的不穩定。
四、應對老齡化及縮小養老金雙軌政策的措施
對于老齡化對烏魯木齊市社會經濟發展可能帶來的問題，只有積極地采取有效措施才能更好地應對，實現人口結構的合理化，維持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一）加快老年養老保障體系建設
要想解決好人口老齡化問題，需要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烏魯木齊市人口老齡化最嚴峻時期到來以前，應建立健全養老保障體系、解決老齡人口的基本養老問題并且養老金實現公平，為此，必須盡快建立健全養老保險制度。為了應對老齡化，有必要進一步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健全社會養老保障體系，保障廣大參保職工和離退休人員的基本生活，增加即期消費，促進烏魯木齊市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
（二）優化人口目標，使烏魯木齊市的人口發展與經濟發展相適應
為保證人口發展與經濟發展相適應，需要采取科學控制生育率的可行方案，選擇最佳時機適當地調整生育水平，逐步調整人口結構。烏魯木齊市人口老齡化是在人口年齡結構轉型過程中出現的現象，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這能夠說明人口老齡化是一個客觀存在，人口老齡化本身就不存在好與壞的問題，需要我們接受并積極應對。面對人口老齡化的挑戰，我們不要悲觀和盲目樂觀對待，既不能視而不見，也不能談“老”色變。應該正視人口老齡化問題，要以科學的對策迎接人口老齡化的挑戰，以積極態度對待人口老齡化，從政策制定到社會認同到個人努力，盡量避免或減少人口老齡化對烏魯木齊市經濟、社會和諧發展可能造成的不良效應和沖擊。
（三）企業年金
建議將70%以上的企業年金放在本企業作投資，每年的分紅都用于年金分配。每個職工每年根據貢獻得到一定年金點，最高不超過平均數的3倍（就如養老金交費3倍封頂）。每年每個退休職工的年金收入，等于本人年金點數乘以當年每一點的金額，當年每一點的金額等于當年企業年金的收入（本金不動）除以全體退休職工的總點數。至于投資的風險，退休職工和本企業共擔風險和利益是應該的，這可以增加企業職工的凝聚力，也可以增加企業領導層對建立企業年金的積極性。
老齡化問題及措施范文第5篇
二戰后，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世界各國的人口再生產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傳統類型逐步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現代類型轉變，由此形成人口年齡結構從“年輕型”向“老年型”過渡的結果。特別是發達國家，普遍進入了老齡型社會。依據聯合國有關規定，一個國家65歲以上的老年人在總人口中所占比例超過7%，或60歲以上的人口超過10%，便被稱為“老年型”國家，我國于2000年跨入了這一行列。但是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老齡化有著自身獨特的特征，有學者將我國老齡化特征概括為“二高三大”，即高速、高齡；老年人數量大，老年人扶養比大，地區差異大，真實地反映出我國老齡化的現狀，同時也表明老齡化將給整個社會和經濟發展帶來巨大挑戰。
隨著社會發展，我國人口老齡化將經歷快速老齡化、加速老齡化和穩定的重度老齡化三個階段。2030年到2050年是我國人口老齡化最嚴峻的時期；而到2050年，老年人口總量將超過4億，需要撫養的老年人口將占人口總數的40%-50%。屆時，重度人口老齡化和高齡化將日益突出，我國將面臨人口老齡化和人口總量過多的雙重壓力。
雖然老齡化一定程度上可以減輕就業壓力，提高就業水平，但也會造成勞動力比例下降，形成勞動力供求不足的新矛盾。加之過去人口高增長帶來的“人口紅利”終將消失，由此導致勞動生產率和經濟增長的下降。不僅如此，老齡人口的過快增長提高了社會負擔系數，客觀上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一個因素。目前我國的老年扶養比為0.11左右，即大約9個多勞動年齡的人就要供養1個老人。據測算，到2050年將上升到0.4左右。如此高的社會負擔系數需要強大的經濟實力和社會保障作支撐，也決定著傳統的居家養老方式難以維繼。而到2005年底，我國養老金“空賬”已達八千億。這需要大量的養老資金投入，但同時，我國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提前步入老齡社會使得老齡化超前于經濟發展水平和現代化，與發達國家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條件下進入老齡社會相比，我國成為世界上惟一進入老齡社會的發展中國家，具有典型的“未富先老”的特征。這種狀況表明在解決老齡化問題上我國面臨著嚴重的資金缺口。
老齡化也同時引發了嚴峻的產業結構矛盾，集中體現在與老齡人口消費需求相關的第三產業發展滯后上，包括醫療保健、生活撫養、休閑娛樂等方面。由此導致的結果是一方面存在前景廣闊的老齡市場，但另一方面卻對老年市場多元化的需要供給不足，同時又需維系并加強老年市場的購買力。更為重要的是，我國人口老齡化還存在地區發展不平衡、城鄉倒置顯著等特征，與經濟發展水平的地區差距及養老方式的城鄉差異交織在一起，使老齡化問題愈加復雜、艱巨。
上述分析指出的種種矛盾是化解老齡化危機不能回避、必須正視的問題。然而事情總有利弊的兩面。因為在壓力背后是開拓老齡市場和老齡產業的機遇，這必將對我國產業結構和消費結構帶來巨大的影響。但是問題的關鍵在于，老年人口的不斷增加確實形成了相當規模的市場需要，但那僅僅是一種潛在的市場，要真正形成市場供求，就需要老年人具有持續且具有一定水平的購買力，從而推動老年市場供給的增加及老齡產業的發展成熟。
療養服務貿易是指以國外人口、特別是老齡、高齡人口為主要服務對象，以醫療保健、旅游、休閑消費、養老托老等綜合服務功能為主要內容，以創匯為主要目的的新型國際服務貿易。最早提出發展療養服務貿易的設想是在上世紀末。然而由于發展條件和認識條件所限，并未在實踐中引起重視。近年來，經濟的繁榮增長和老齡化趨勢的進一步加劇使得從人口、市場、產業等多重角度的綜合審視具備了較為充分的條件，因而該領域的發展也正日益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
療養服務貿易潛在的國際市場
目前跨國醫療、旅游、養老的人數不斷增加，全球“醫療旅游”人數已經上升到每年數百萬以上。到2010年，國際“醫療旅游”行業的年營業額將上升到400億美元。發達國家醫療保健費用高漲，為亞洲的醫療服務公司提供了賺錢的機會。如面對日本老齡市場巨大潛力，東南亞各國政府紛紛放遠眼光，在住房、醫療、旅游等領域制定中長期計劃。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已經修改了移民、稅收和房地產購買的法規，以吸引富裕的外國退休者。雖然醫療旅游并非等同于療養服務貿易，但它是療養服務貿易的重要部分，由此可見開拓這一市場的巨大前景。
從產業屬性來看，療養服務貿易屬于消費者服務貿易，其不僅包括對相關服務供給能力的規定，從而對國內產業、消費結構和水平以及發展趨勢有所要求，同時又需要順應、吸引、引導外部需求以形成市場。而它也不同于一般服務貿易，需涉及自然人較長時期的跨境移動以及多方面的綜合服務內容，所以需要更多的法律保障和國家之間的合作。由此來看，發展療養服務貿易需要從供給與需求及外部條件和環境進行綜合審視，其自身較強的專業特征使得除消費者的消費能力及服務的相對價格這樣的決定需求強弱的因素外，消費者對服務的評價越加困難，所承擔的風險逐漸加大，因而消費服務的尋找及經驗特征減弱，信任特征加強，因此對相關服務質量和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國發展療養服務貿易的可行性分析
療養服務貿易則從開放經濟的視野下為解決我國老齡化問題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途徑。我國在開拓療養服務貿易新領域中較之開發“醫療旅游”的東南亞各國，除了共同的有利環境外，更有著自身厚實的優勢和基礎。主要表現在：
（一）療養保健資源是療養服務貿易的優勢和前提
首先必須充分發揮我國豐富而獨特的療養保健資源的功效。這些資源涉及自然、技術以及社會人文各方面，其中以自然及技術資源為基礎，以社會人文資源為依托，形成療養資源層級、互補結構。具體而言，我國地域遼闊，自然療養資源豐富，以這些資源為基礎已經開發出眾多旅游度假及療養勝地，為發展療養服務貿易奠定了基礎。此外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及民風民俗等對療養及形成健康、和諧的療養環境同樣重要。
（二）國內外消費能力的不斷提升是療養服務貿易的關鍵
從服務的提供地來看，本地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對于開發療養資源及形成配套設施和措施而言比較重要；從服務的消費群體來看，目前能夠成為我國療養服務貿易市場開拓對象的國家和地區基本屬于發達國家和地區，其經濟實力及消費能力不成問題，而關鍵在于如何吸引并為自然人流動創造條件。如同旅游市場劃分等級一樣，療養客源市場依據地緣、經濟實力、消費能力等標準同樣可以確定需要開拓的不同等級的目標市場。顯然依據我國旅游業及服務貿易合作的發展形勢判斷，療養客源市場的開拓具有很大的地域空間。
（三）不斷增長的老齡人口是療養服務貿易的客源基礎
老齡人口無疑是療養服務的主要對象，尤其是人口老齡化及家庭結構、養老托老方式的變化，為該市場的開發注入了更強的動力。統計顯示，到2030年，西方7個主要工業化國家65歲以上人口將占全部人口的22%。因此，越來越多的富有的老年人選擇在國外消費和養老。如西班牙，憑借自身的旅游資源優勢，大力吸納日本的“出口”老人，積極支持國內企業在本國的療養度假地興辦日本老人村來接待和托管日本老人，為老人提供完善的醫療保健、生活和文化娛樂等方面的服務，賺取了可觀的外匯，還引進了日本現代科學管理和先進的科學技術，取得了很好的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我國開發療養服務貿易具備相關條件，并有著自身獨特的資源優勢和價格競爭力，通過積極的應對措施，可以形成廣泛而穩定的療養服務客源市場。
（四）開放條件下的區域合作是外部成長動因
開放經濟條件與封閉狀態相比，在謀求經濟發展的途徑、動力等方面顯然具備很多優勢。療養服務貿易的開展就是基于開放條件下的雙邊及多邊合作，它為解決各國及各地區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如人口老齡化提供了一個合作平臺。基于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國際勞務合作、對外旅游等方面合作的加強，在解決療養服務貿易所涉及的一些關鍵性問題上的難度會逐步降低，合作空間將進一步拓展。
結論
毫無疑問，依據療養服務貿易的內涵，深入挖掘本國開展療養服務貿易的各種資源，采取支持、鼓勵、引導的政策措施促其發展，不僅順應了世界老齡化的趨勢，充分開拓了該領域的市場，將與療養服務相關的醫療保健、旅游住宿、養老托老等行業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形成較長的產業鏈，從而對開展該服務的東道國的產業結構和消費結構產生重大影響，而且發展了無煙而高利潤的產業，帶動了旅游保健資源豐富但經濟落后地區的發展，對于解決本國老齡化問題提供了強有力的財力和實踐保障，因此開拓療養服務貿易的新領域是化解老齡化危機的重要戰略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