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長江生態環境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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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長江生態環境的建議范文第1篇

“長江經濟帶”的相關概念很早就提出了，但從20世紀80年代到現在，長江經濟帶也沒有發展成熟，其發展是緩慢的，其流域合作表現出“松散+同質”的特征：長江經濟帶尚未形成經濟社會充分互動協調發展的經濟帶，長三角、成渝經濟區、長江中游城市群主要還是以經濟區、城市群的內部協作為主，城市群內部的合作程度也不同。發展長江經濟帶，實際上就是要依托長三角城市群、長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等，形成城市群之間的互動協同發展。

從長江流域本身看，最核心的問題是生態環境問題，其中又以長江上游最為突出。縱觀世界四大文明，其發祥地都是著名的大河流域，曾經輝煌一時的古代文化，它們的衰退甚至消失與生態環境的惡化有著極大的關系。目前，長江流域的生態環境也令人擔憂，上游生態退化、環境污染（尤其是水污染、土壤污染嚴重）、資源無序開發、水土流失等。因此，長江經濟帶的發展要做到“生態先行”，生態文明建設是第一位的。為強調生態建設的重要性，“長江經濟帶”的名稱可擴展為“長江流域生態經濟帶”。

關于長江經濟帶生態文明建設，我們提出如下建議：（1）加強流域經濟學、流域管理學、流域生態學、流域生態經濟學基礎理論研究，并每年定期召開“長江流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系列論壇”，為長江流域復合生態系統可持續發展提供理論支撐；（2）改變以往規劃范式，推進“自上而下”的長江流域生態經濟社會中長期發展規劃，避免各省市同質競爭；（3）由國家相關部委牽頭統一協調制定長江上中下全流域生態環境合作（不應稱為補償）框架，并進行一體化的頂層制度設計，確保方案的可操作性；（4）構建具有世界典型意義的“長江上游（西南地區）生態經濟（生態文明）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5）設立“三峽庫區復合生態系統保護區”；（6）實施主體功能區規劃，強化長江上游地區“點上開發、面上保護”的剛性原則；（7）解決好金沙江流域水電開發與庫區居民后續安穩致富重大問題；（8）長江上游地區交通綜合網絡建設應該在高速鐵路、貨運鐵路和非高等級公路上下功夫，以此來推進上游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

保護長江生態環境的建議范文第2篇

關鍵詞：跨界環境污染；環境治理；外部性；長江流域；博弈分析；帕累托最優；公地悲劇；納什均衡

中圖分類號：F2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2101（2016）05-0096-06

一、引言

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以年增長9%的速度創造了經濟“奇跡”的同時，也給環境帶來了極大的壓力。歐美發達國家近200年工業化進程中分階段出現的環境污染問題在中國短短30多年的工業化過程中集中出現。2012年美國耶魯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科學家聯合的全球163個國家和地區的環境績效排名顯示，中國排在第116位；2013年亞洲開發銀行和清華大學聯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環境分析》報告顯示，中國500個大型城市中只有不到1%的城市達到世界衛生組織空氣質量標準[1]。環境問題已成為中國政府關注的重點，黨的十提出了“建設美麗中國”和“生態文明建設”等重要發展思路。

由于環境污染所具有的外部性和我國行政區域的劃分，使得我國環境惡化程度的加深突出表現在各行政管轄區之間跨界環境糾紛的增加上，如何對跨界環境污染進行有效規制，始終是環境污染治理的一個重要問題。在缺乏有效監管狀況下，一些地區會采取“搭便車”的行為將不易監測的環境污染跨界轉移出去。大多數地區都有可能采取機會主義方式逃避本應由自己承擔的環境污染治理成本，從而將成本外部化，即環境責任規避。這種現象充分揭示了由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的沖突所帶來的公共事務治理困境。

d’Arge[2]和Rueff[3]較早關注了環境的跨界污染問題，而早期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討不同國家之間對跨界水污染、大氣污染以及固體廢棄物污染等方面的國際合作方案上，建立相應的激勵機制促成合作是研究的核心問題，基本上是圍繞跨界環境污染治理博弈展開的[4][5][6][7]；Laijun Zhao，et al.[8]通過構建包括政府和居民在內的典型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提出了一種考慮流域結構的轉移稅（Model of Transfer Tax，MTT），MTT可用來計算一個地區最佳的污染物轉移稅率，同時也認為轉讓稅率可作為生態補償標準，加強區域減排合作，實現整個流域的減排成本最小。國內關于跨界環境污染的研究更多是集中在驗證PHH理論，而理論研究主要集中于跨界水污染治理的政策研究方面[9][10]；關于如何解決流域跨界環境污染問題，主要有三種方式：一是建立強有力的流域管理機構[11]；二是建立合理的水權分配原則和水權交易系統[12]；三是采取部分市場化實現水資源配置的“準市場”方案[13]。

筆者采用博弈論分析工具構建跨地區地方政府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的博弈模型，從理論上分析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為選擇與全局利益最大化最優選擇的利益沖突；隨后以長江的地方政府的環境污染治理博弈為例，對理論分析結論進行經驗分析，探討造成我國環境治理困難的影響因素，最后就此提出政策建議。

三、地方政府跨界污染治理的經驗分析――以長江流域為例

跨流域水污染是最典型的跨界環境污染形式，基于長江流域每次發生水污染事故，大抵都要引起區域性的緊張。某種意義上，此類事故也許天生就具備某種“廣泛性”和“超越性”。本部分以我國長江流域跨界水污染治理為例對博弈理論分析的結果進行實證分析，以期更客觀地分析我國地方政府的跨界環境污染和治理問題。

（一）長江流域水污染概況

長江發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脈主峰、海拔6 221米的各拉丹冬雪山西南側，流經青海、、云南、四川、重慶、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江蘇、上海等多個省、市、自治區，在崇明島以東注入東海，全長6 300公里。長江流域的水質狀況如表1所示。

通過表1的數據可知，近10年來，全國流域的水質狀況逐漸好轉，這說明在中央政府一再強調生態環境保護和流域治理的重要性并不斷通過立法和出臺強制性法規來加大流域治理力度的背景下，中國流域生態環境惡化的狀況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整體水質仍為中度污染水平，還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有待進一步的治理[15]。長江流域的水質狀況好于全國其他流域的水質狀況。2004―2010年全流域水質優于Ⅲ類的比例不斷上升，但在2011年整個流域的水質出現下降，之后有所上升，到達最好水平，而省域斷面的水質狀況在2010年之前一直優于全長江流域的水質狀況，但在2011年之后，省域斷面的水質狀況不斷下降，遠差于前幾年的水質水平，2011年省域斷面水質優于Ⅲ類的比例僅為78.7%，遠低于2010年的95%，這也直接造成了長江全流域的水質優于Ⅲ類的比例為80.9%。

另外，通過表1還可知，在2011年之后，長江流域域斷面水質優于Ⅲ類的比例低于全流域水質優于Ⅲ類的比例，這表明長江流域的地方政府更傾向于將重污染企業設置在兩地的交界處，將水污染物排污的外部成本轉嫁到處于本地區流域下游的地區。其原因是我國的環保體制為屬地管理，也就是說環境執法不能跨界，這使得交界處帶來的水污染責任難以確定。位于上游的地方政府這樣的行為選擇，不僅可以將有限的環境治理資金用于其他能夠更好的產生經濟效益的項目中，還可以通過污染企業的稅收以創造更多的GDP和財政收入。

（二）長江流域各省水污染治理狀況分析

本文借鑒趙琳等[16]對長江經濟帶的劃分，選取四川、重慶、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江蘇、上海等9個省級地方政府的環境治理狀況進行分析。表2顯示了9個省級地方政府2010―2012年環境治理投資占GDP的比重和環境治理投資在環境基建和工業污染治理兩方面的使用比重。

通過表2可知，長江流域各省的環境治理投資占GDP的比重大部分低于全國水平，各省在創造較高GDP的同時，對環境治理的投資相對不足，而長江流域各省市的環境治理投資更多的是用在了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建設方面，這是因為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建設能夠改善地區投資環境，爭取到更多的經濟投資從而帶來GDP的增加和財政收入的增長；而在工業污染治理方面的投入比例則非常低，特別是在2011年和2012年，長江流域各省在城市環境基礎設施方面的平均投資比重高于全國水平，而工業污染治理的平均投資比重低于全國水平。

通過對長江流域各省環境治理投資的分析，可以得到有限理性的地方政府的行為選擇偏好為：地方政府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的選擇是不斷加大對能夠直接帶來政績和投資項目的城市環境基礎建設方面的投入，從而提高地區的GDP和財政收入水平。但諸如城市排水投入、園林綠化投入和市容衛生環境投入等城市環境基礎建設投入是無法從根本上改善環境質量的。他們對于明顯具有正外部性的工業污染治理方面則選擇搭便車。也就是說地方政府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行為選擇無法實現整體效用的最大化，這與本文第三部分博弈分析的結果一致。

除上述原因外，審計署于2009年10月28日的“三河三湖”水污染防治績效審計調查結果中還列舉了三條水污染治理中的不規范情況：一是挪用和虛報多領水污染防治資金5.15億元；二是少征、挪用和截留污水處理費及排污費36.53億元；三是水污染防治資產閑置和部分污水處理廠實際處理能力未達到設計要求。由此我們也可以認為在我國其他領域的環境污染治理中同樣會存在這三種狀況，這又進一步降低了環境治理投入的效率。

通過對長江流域水污染和治理的分析，可以發現我國地方政府在環境污染合作治理的障礙主要有：一是地方保護主義。以GDP為核心的政績考核制度、地方政府的雙重身份和有限理性滋生了地方保護主義，作為理性經濟人的地方政府在雙重身份的權衡中通常會偏向地方利益，使得許多地方政府理所當然的采用行政手段干預環境治理，各種“土政策”“開綠燈”和“行方便”大行其道，幾乎不會主動地對地方經濟做出巨大“貢獻”的污染企業整改或者關停，更有部分地方政府為降低本地區的環境治理投入而將污染轉嫁到其他地區，造成更加嚴重的污染事故。二是跨界環境保護體系權限模糊，無法形成有效的管理。以長江流域水環境保護為例，雖然設立了長江流域管理機構，但這些機構基本上無權過問地方政府的行政及經濟事務，其主要任務是編制流域水資源的利用規劃。在這種格局下，各地區的水資源保護和水污染治理問題往往無法做到全流域的統一規劃和管理，某些地方政府甚至還會采用一些措施阻撓或者禁止流域管理機構檢查其轄區內企業的排污狀況，為企業提供特殊保護，縱容其環境違法違規行為。三是跨界環境污染治理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中國的《環境保護法》規定了各級人民政府應對本地區環境保護負責，但在處理跨界環境污染治理上基本上是無具體的法律法規可依，這致使地方政府在跨界環境污染治理方面相互推脫、爭執不斷，造成環境監管部門執法中的盲區，導致經常會出現“公對公，一場空”“誰都該管，誰都管不了”的局面。

四、結論與建議

本文通過構建多地區參與的跨界環境污染治理模型對跨界環境污染治理博弈進行了理論討論，結果表明：跨界環境污染治理中的納什均衡狀態與帕累托最優狀態相背離，兩者的背離程度隨著參與跨界環境污染治理的地區個數增加而增加。并通過對長江流域7省2市的水污染治理博弈的經驗分析進一步驗證了理論分析的正確性。因此要實現整體環境質量的提高，就需要每個地區能夠真誠合作，特別是經濟發達地區要切實承擔起環境污染治理責任。

為避免環境治理中出現“囚徒困境”和“公地悲劇”局面，本文建議：

1. 建立基于區域分工與合作的跨區生態補償體系，爭取達到帕累托最優狀態。跨區域的生態補償機制，要將以財政轉移支付為主的政府補償和以民間資本為主的市場補償方式結合起來，形成“財政轉移支付縱橫交錯，市場補償穿插其中”的網絡式生態補償體系，以克服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兩方面帶來的問題。縱向補償指的是中央財政以財政轉移支付的方式給地方政府提供生態建設專項資金。橫向補償指的是受益區政府或企業向保護區政府或企業支付生態產品的使用費，這里主要是不同區域政府間的財政轉移支付。市場補償是指通過生態產品和服務的交易平臺，實現受益區企業和保護區企業和居民自由平等交換，包括受益區企業給保護區居民和企業提供資金補償、技術援助和項目支持等，相應地保護區居民和企業要給受益區提供優質的生態產品和服務，還包括受益區企業向國家繳納的環境保護稅費等。

2. 明確跨界環境治理產品的產權歸屬，引入市場機制。生態環境的外部性和公共產品屬性以及現階段在生態服務價值評估和標準確定方面的限制，造成生態環境效益的經濟價值準確評估存在較大的困難。因此，需要政府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對生態服務進行補償，但某種程度上政府失靈的存在決定了市場主體參與的必要性。在生態補償領域適當引入市場機制，利用經濟激勵手段來促進生態環境保護與建設是必然的發展趨勢，市場機制的參與有利于建立公平、高效的生態利益共享及責任分擔機制。

3. 加強環境治理和生態保護的監管。一是改進以GDP為核心的政績考核體系，明確地方政府的工作目標應是包含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雙重任務的最大化社會福利目標，并逐步提高環境保護的考核比重。只有構建包含生態保護的綠色GDP政績考核體系，將自然資源使用、生態環境保護和環境破壞指標納入到政績考核框架中，才能調節地方政府在經濟建設和生態保護之間的選擇偏好，增強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和環境治理的積極性。二是增進環境治理和監管部門的獨立性，成立由國務院副總理負責、環保部統一領導的環境治理與監管機構，剝離當前農業系統、林業系統、國土資源系統掌控的有關環境治理職能，實現一個部門統一管理，自下而上垂直領導，打破屬地管理，實現跨界環境執法。三是環境評價引入第三方咨詢機構，確保環境評估的客觀性和透明度，為地方政府、企業和居民提供相應的技術咨詢、項目支持、交易輔導等服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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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長江生態環境的建議范文第3篇

關鍵詞 生態環境建設;社會經濟;林業教育;可持續發展

中圖分類號 F316.2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5739(2009)13-0206-01

隨著森林的減少,地球出現的溫室效應,導致全球氣溫升高。中國是世界上荒漠面積較大、危害嚴重的國家之一,全國荒漠化土地總面積為2.622萬公頃,占國土總面積的27.2%。荒漠化治理雖然取得一定成就,但荒漠化的發生、發展并未得到有效控制,總體面積仍在擴大,且呈愈演愈劣的趨勢。實踐證明,生產建設和生態平衡之間的關系是否協調是經濟建設中的戰略性問題。因此,我國經濟發展不能走西方先發展后治理的老路,應走邊發展邊防治的路。在治理這復雜的生態環境系統工程中林業教育就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環節。現就此探討一下生態環境建設與林業教育之間的關系。

1 我國生態環境建設與林業教育的基本情況

城市是人類主要生存聚居場所,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12.5%。人口密集,工廠林立,交通繁忙等使生態環境遭受污染和破壞。有的城市環境污染嚴重,使人在冬季的死亡率顯著增加,噪聲污染和自然資源的破壞也很嚴重。湖北江漢湖群,素有千湖之稱,現在湖群已由原來的1 000多個減少到300多個。長江上游植被受破壞,引起嚴重的水土流失,每年沖入長江的泥沙達6億多噸。鄉村環境的污染主要來源于農業污染及生活污染,特別是農藥、化肥的使用使污染有日益加重的趨勢,影響農副產品的質量,威脅人民的健康。

我國森林資源由于長期的重采輕造,忽視科學技術教育,林業科技進步在林業中的作用僅10%,致使我國森林資源減少,蓄積量下降。要改變這種狀況,林業必須由粗放經營向集約經營轉變。這首先取決于勞動者的文化素質。我國林業職工隊伍素質極不適應科技興林的需要。主要表現在:一是文化程度偏低,職工隊伍中大專以上文化程度僅占3.5%,中專和高中文化的占21.7%,初中以下占74.8%。二是技術人員少,力量薄弱。研究生只占專門人才的0.54%,而無學歷的卻占29.6%;干部具有高、中級職稱的占19.7%,工人中技工占45.5%,并且一部分人達不到現職現級技術水平。三是專業分布不合理。如森林工程、林產品加工、環境保護等專業人才數量少。另外,數以百萬計的人員技術、管理知識更缺乏。同時,鄉村愛護環境、愛樹、護林教育不夠,毀林、盜木的事情時有發生。

2 生態環境與林業教育之間的關系

我國當前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科學技術屬于非物質生產力,它存在和發展的規模取決于物質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當今世界進入一體化的科學時代,科學技術內涵也深化了,科學技術和教育在整個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變化了。我國人口眾多,地大物博,有些資源絕對量占世界第一,但人均量很低。如我國人均森林面積為0.11hm2,相當于世界人均面積0.85hm2的16%,在世界200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到第133位。我國人均森林蓄積9.1m3,相當于世界人均72m3的13%。這種實際情況,決定了我國不能再靠拼資源和破環生態環境來滿足國家經濟建設對林產品的需要。教育、經濟、環境三者的關系即是當前利益上彼此促進、互相支持的協作關系,又是近期效益與中長期發展的戰略關系。其根本在教育,通過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勞動者素質,提高科學技術水平來保證環境質量。

3 建議

保護長江生態環境的建議范文第4篇

關鍵詞 國務院八七分水 水權調整 優化完善 生態補償 省區

1. 國務院批復八七分水方案

1.1八七分水方案

1987年9月11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國家計委和水電部“關于黃河可供水量分配方案報告的通知”。這是我國首次由中央政府批準的黃河可供水量分配方案。該水量分配方案由國務院辦公廳以（1987）61號文通知各省（市、區）作為西線南水北調工程生效前黃河可供水量的分配方案。分配方案是基于黃河地表水資源量580億m3，可供分配水量為370億m3，輸沙水量210億m3。

1.2分配方案的局限性

現在看來，在那個時期已經考慮到了黃河水資源承載能力，統籌考慮生活、生產用水，但并沒有生態環境用水，僅協調河道內與河道外用水。方案經歷了較長時段的枯水期和嚴重斷流的考驗。

但是25前各省區對于水資源需求不像現在一樣嚴峻，同時受其局限性不可能分配的十分科學和完美，比如山西省能源發展估計需求相當大，文件稱“以山西為中心的能源基地大部分位于黃河流域，工農業需水量較大，水資源的供需矛盾更加突出”。當時分配43.1億 m3，時至今日該省使用耗水15億 m3，只占其分配指標的三分之一，當然有其山高水低，利用困難因素，導致山西省大量開采地下水，造成地下水位下降和水污染嚴重而引發生態環境問題，可以預見其未來即使扭轉目前用水狀況，其用水量也很難達到分配指標。

2.南水北調的確定性與不確定性

2.1西線南水北調工程不確定性

八七分水作為西線南水北調工程生效前黃河可供水量的分配方案，由于西線的不確定因素，很難說何時能夠上馬。西線經過了幾十年的前期工作，近年國務院一度暫停了前期工作。西線主要問題在于生態環境的要求，以及長江及西南地區水資源遭遇枯水期和水利水電工程的大力發展，特別是我國政府承諾的節能減排目標，促使我國大力發展綠色水電能源，隨著規劃和開工建設大型水電站，生態補償機制還沒有建立，這都給西線的建設增加了不確定性因素。

2.2南水北調工程中東線的確定性

隨著2014年南水北調中東線的通水，我國海河和淮河流域各省區水資源短缺得到局部緩解，受水區局部地區地下水嚴重超采得到遏制，生態恢復有了可能。原來黃河受水區缺水狀況將有所變化。

因為黃河流域自身的水資源供需矛盾問題一直很突出，特別是西北干旱荒漠地區的治理更是需要安排一定水量來保證，黃河的水資源應該首先滿足本流域生產生活和西北荒漠治理的需要為前提。基于上述南水北調西線引水工程不確定性和中東線引水工程的通水，要必要對黃河“八七分水方案”進行適當調整，使其逐步趨于合理和完善。

3.各省區政府相繼批復了取水許可總量控制指標細化方案

黃河水量分配方案是我國大江大河中首次制定的分水方案，作用明顯，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黃河流域各省區的計劃用水和節約用水。

國務院八七分水方案是省區總量，沒有劃分干流、主要支流，需要細化到干支流以及地市。黃河取水總量控制指標細化體系是精細調度的基礎。因此，各省區政府在流域機構的協調下相繼批復了取水許可總量控制指標細化方案。

取水許可總量控制指標細化方案的頒布實施，將有利于加強分級總量控制，在有效遏制引黃用水需求的快速增長之時，有利于避免區域水資源配置格局的失衡和協調省（區）內部用水矛盾；有利于水權轉讓；有利于流域與區域的統一管理；有利于黃河水資源的統一配置和調度管理。各省區取水許可總量控制指標細化方案的實施，將更易顯現干支流、各省區內部各市、各省區間實際用水與方案的不協調性及不合理性，將有助于“八七分水方案”的調整與完善。

4. 國務院批復第二次水資源綜合規劃

2010年國務院批復全國水資源綜合規劃，到2020年，全國用水總量力爭控制在6700億m3以內，到2030年，全國用水總量力爭控制在7000億m3以內；在該規劃里涉及到黃河總水量由國務院八七批復的580億m3減少到現在的535億 m3，也就是說現狀黃河來水量比國務院批復“八七分水方案”時減少了45億m3，即處于逐步減少趨勢，而流域各省區用水量卻趨于增加，這其中尚未考慮流域生態環境用水量及其趨勢。

各省區政府在流域機構的協調下相繼批復了取水許可總量控制指標細化方案仍然是按八七分水指標進行的，以后如何協調或調整需要進一步的探討和研究，使其適合流域和各支流水量的變化。

5.對八七分水中優化、完善與調整

結合國務院分水的背景與現狀的黃河水量變化、流域各省區用水量增加以及荒漠治理和生態環境需水，在南水北調西線生效前和東中線2015年前通水后，有必要對八七分水中370億m3做必要的完善與調整，進一步優化。

5.1青海省增加生態保護補償水量

“三江源”地區號稱“中華水塔”，是長江、黃河、瀾滄江三大江河發源地，是我國最重要的水源涵養區和生態功能區，不但對維護西北地區的生態安全十分重要，也是遏制西部荒漠化向東侵襲的天然屏障，三江源生態保護區應當建立起一個長效生態補償機制。青海省提供了黃河水量的一半以上，當年僅分配14.1 億m3，建議給予生態環境用水2~3億m3或更多。

5.2寧夏、內蒙古適當增加水量

八七分水方案已經考慮了黃河最大可能的供水量，特別指出：山西省因能源基地發展的需要，增加用水量50%以上；寧夏、當前農業用水較多（但有效利用率不高，今后主要應在節水中求發展）增加用水量10%左右；河北省、天津市今后一個時期需從黃河引水接濟，分配用水量20億m3。其它沿黃各省（區）一般增加用水量約30~40%。

寧夏、內蒙古屬于少數民族地區也是國家發展側重地區，其用水量早已超指標，并大幅度地實施了水權轉換措施解決工農業、城市與農村用水矛盾，而當時并沒有考慮生態環境治理用水量，為了持續發展和荒漠治理和生態環境保護，建議給予兩自治區區各5億m3，重點解決荒漠治理用水。

5.3河北、天津隨著南水北調中東線的通水減少依賴黃河水量

八七分水方案中河北省、天津市今后一個時期需從黃河引水接濟，分配用水量20億m3。隨著南水北調中東線的通水減少依賴黃河水量，建議核減河北天津的水量，以解決黃河自身生態環境治理和保護所需要增加水量。當然，隨著“引黃入邯（邯鄲）”2010年11月開始引黃河水，規劃中河北省將來達到15億m3。同時，北京有可能利用黃河水。

5.4山東省的用水指標水權置換方式

山東省也已超過了國務院分水指標，雖然有東線南水北調的補給，但由于山東省經濟和工農業發展迅猛，用水仍依賴黃河水。建議山東省的用水需要增加指標可通過水權置換方式獲取，以解決超指標用水問題，比如給予用水指標富余的陜西省、山西省初始水權不同方式的補償機制。采用什么方式可以探索，如通過援建對口支援等方式，主要還是針對解決兩省水資源利用存在問題，是否可以探索把省區內部采用水權轉換解決工農業、城鄉和區域用水矛盾問題，引用到流域各省區件，以解決流域內各省區存在用水指標余缺問題，或者采用遞進收取水資源費，至少要對超指標用水部分加倍收取水資源費，從經濟上給予制約。

5.5甘肅省用水

甘肅省也面臨荒漠化治理需要更多水資源，特別是石羊河流域用水除了“引硫濟金”，以及通過甘肅“景電”向民勤供水，將來黃河黑山峽河段開發如大柳樹水利工程的建設“引黃濟民”工程，將極大改善石羊河流域的生態。

5.6充分利用水資源使其發揮最大效益

在我國水資源短缺的情況下，需要進一步高效利用水資源，但是節約用水畢竟是有限度的，要認識到水資源年年更新的大背景，如何減少入海出境水量，是最根本的出路。

其實，水資源是天然可再生資源，每年都在不斷更新。從年內角度看，我國大部分地區降水主要集中在汛期，其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60％以上，經對汛期和冬季降水統計，扣除雪山冰川融水外，中國水資源每年更新來源于海洋季風大氣降水超過90%以上。根據中國水資源公報，我國每年超過2.2萬億m3河川徑流水資源沒有被利用入海或出境了，而這些水量主要集中在南方，特別是西南。

我國水資源開發利用程度20%，但流域之間差異很大。特別是南方河流水能資源豐富而開發利用程度低，華北地區接近100%，海河和淮河每年大約引黃河水100億m3，而長江流域只有18%，潛力巨大。

作者通過對黃河流域預測2013年將結束自1986年以來較長時段的枯水少水年，有可能出現一個平水年較豐的時期，隨著污水資源化的全面使用，結合跨流域調水以及“洪水資源化”，，2015年將是北方環境修復成為一個“拐點”。

5.7建議調整的水量首先用于生態環境建設

在我國大江大河中，我們母親河黃河是生態環境最為脆弱、大面積環境惡化，急需治理的河流，黃河流域還是水資源時空分布差別極大、人均占有量和耕地占有量較少的河流，同時還是水資源利用千差萬別的流域，怎樣合理把有限的黃河水用好，在解決好流域自身發展需要同時，把流域生態環境治理好。

黃河流域西北寧夏、內蒙一帶生態環境惡化，不但影響下游，而且對我國華北地區也帶來不利影響，所以兩自治區生態環境治理事關重大。

建議調整的水量首先用于生態環境建設，改造荒漠化地區如河套地區相鄰的毛烏素沙漠、庫布其、烏蘭布和沙漠和騰格里沙漠南緣。

把少量黃河水留到生態脆弱區改善生態環境，充分利用有限水量進行生態工程建設，再造“河套”和沙漠變綠洲將成為可能。 參考文獻

[1]李東.淺析水資源開發利用率與水電開發率(J).中國水能及電氣化，2010(5)：31~35

[2] 中國水資源公報[R].水利部，2008

[3] 李東.高壩大庫是我國大江大河長治久安的工程性保障措施. 2010-11-20

[4] 李東.地下水利用與保護規劃技術分析.水信息網2009.12.28

保護長江生態環境的建議范文第5篇

一、集中發展，培育中心

以提高資源，特別是土地資源的集約節約利用效率為目標，依托重點工業園區，促進產業在地域空間上相對集中，用產業集聚提高城市吸納能力。發揮漢江流域水資源充沛、水質條件好的優勢，根據資源環境承載力，結合流域生態環境保護要求，將漢江流域打造成由商洛市、安康市、南陽市、十堰市、襄陽市、荊門市、隨州市、孝感市等多點串聯的生態經濟帶，逐步形成“大分散，小集中”的空間格局。以流域中下游丘陵、平原地區為重要載體，加快漢江流域中下游的綜合運輸體系建設，促進經濟要素在該區域的聚集，打牢合理有序空間格局形成的基礎。正視土地緊缺對經濟社會的嚴重制約，通過丘陵地區的開發，為城市和產業發展拓展空間。按照梯次推進、突出重點、有序開發的原則，統一規劃，精心組織，提高漢江流域資源綜合利用水平。

根據區域經濟的發展規律，結合沿江城市發展的基礎和潛力，著力培育區域性中心城市，增強中心城市對流域發展的輻射帶動能力。重點是以增強經濟實力為基礎，以提高效率為保證，以全面創新為動力，通過在技術、體制和文化等不同層面的改革創新，打破對現有生產力發展的束縛，提升區域性中心城市的發展水平。進一步優化整合各種資源，延伸產業鏈，打造具有地區特色、產業關聯度高、配套能力強、頗具競爭優勢的產業集群。以完善城市功能為立足點，不斷充實中心城市高級功能，形成服務水平高、帶動能力強、發展環境優的城市功能體系，使中心城市成為帶動區域發展的動力源。借鑒國內其他地區“飛地經濟”的經驗，鼓勵以“合作共建”、“凈托管”等方式開展合作，共建“飛地園區”，增強城市發展的產業支撐。按照新型城鎮化發展的要求，從生態環境、文化傳承和景觀風貌等方面重塑城市形象，強調城市環境的宜人性，體現城市作為“人居環境”的本質。發揮襄陽、南陽等城市腹地規模和人口規模大、經濟基礎好、遠離國內經濟中心的優勢，以增強產業發展能力為切入點，做大做強中心城市規模，支撐漢江中游經濟社會發展。進一步突破行政區劃的藩籬，強化丹江口―老河口―谷城以及仙桃―潛江―天門的一體化發展，加快建設組合型城市，提高這些區域的競爭力。

二、基礎先行，航運為先

基礎設施建設是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前提，超前規劃基礎設施建設具有重要的引導和帶動作用。所謂“基礎先行”就是根據漢江生態經濟帶發展的實際需要，借鑒德國萊茵河、美國田納西河、法國羅納河等國際著名流域開發的經驗，結合沿江鐵路、公路和水運的建設，統籌規劃區域內的鐵路、公路、航空、水運等重大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加強漢江生態經濟帶對內、對外的經濟聯系。以防洪安全為前提，遵循防用并舉的原則，進一步搞好漢江及其唐白河、丹江、堵河、褒河、曾河、浪河、南河等重要支流的水利基礎設施建設，促進水資源的合理開發利用。密切關注南水北調后漢江中下游水資源變化和灘涂資源的利用，推進鄂北水資源配置工程、引江濟漢、引江補漢、漢江中下游梯級開發、漢江灘涂地利用等民生與基礎設施項目建設。

要充分發揮水運成本低、污染小、占地少的優勢，根據干支流自身的情況，采取工程措施提高漢江航道通行能力，挖掘重要支流的航運潛能，努力構建發達的內河航運網絡，改善港口和工業區的水陸聯系，降低企業物流成本。以此為基礎，借鑒國內外流域開發的典型經驗，統籌考慮漢江港口城市建設和產業布局，加快漢江生態經濟帶的快速崛起。鑒于漢江上游是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水源涵養區，以及上游支流灘險較多，漢江航運的重點是中下游干支流。下游地區要進一步發揮江漢平原水網密布的優勢，以水系溝通為重點，逐步恢復漢江流域下游內河航運網絡體系。

三、深化合作，共同發展

“深化合作”既包括加強漢江生態經濟帶與長江經濟帶、長江中游城市群、關中城市群等區外的合作，也包括強化漢江生態經濟帶內部各城市之間的合作。要以漢江―長江航運的相互銜接為切入點，統籌謀劃漢江生態經濟帶和長江經濟帶的基礎設施建設、生態環境保護、通關便利化等舉措，拓展長江經濟帶內陸腹地。加強漢江生態經濟帶與長江中游城市群和關中城市群的融合發展，把漢江流域作為兩大城市群重要的生態屏障，把兩大城市群作為支撐漢江生態經濟帶發展的內陸腹地，聯動發展，共同提升。在漢江生態經濟帶內部，積極構建由政府機構、科研機構、社會組織、企業、個人等共同參與的區域治理機制，促進政府、社會組織、企業、個人等之間的相互溝通和交流，提高流域治理能力和水平。建議漢江生態經濟帶建立市長聯席會議制度，成員由各市的市長組成，作為區域合作發展的決策機構，定期和不定期協商解決區域內的重大問題。鼓勵和支持漢江生態經濟帶借鑒長三角設立“合作與發展共同基金” 以及歐盟設立結構基金的經驗，在經濟帶內部設立“區域一體化發展基金”，使其成為城市援助政策的核心。以漢江生態經濟帶內綜合交通運輸體系一體化建設為突破口，加快推進旅游服務、金融服務、現代物流等產業一體化發展，不斷加強產業發展、市場準入、科技創新等方面的對接，努力建設流域內大一統的市場體系。

要在區域合作中發揮各自的優勢，形成定位明確、特色鮮明、功能互補、競爭力強的流域發展新格局。進一步發揮漢江生態經濟帶上游地區生態環境好的優勢，以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竣工調水為契機，加快構建調水區與受水區之間橫向生態補償機制，將生態產品資本化，讓上游生態產品供給區享受保護生態環境的收益。發揮中游地區遠離區域經濟中心的優勢，加快打造區域性中心城市，吸引上游人口集聚。發揮下游地區毗鄰武漢大都市的優勢，積極主動融入武漢都市圈和長江中游城市群，實現借勢發展。協調好流域上游與中下游地區的關系，通過主體功能區的劃分和相關區域政策的實施，實現上游生態保護區和中下游重點開發區的共同發展。通過空間布局的調整，強制性保留生態岸線、農田保護區、生態廊道等，并嚴格執行國家產業政策和節能減排目標責任制，實現經濟發展與自然環境關系的協調，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

四、上下協同，生態共保

要打破行政區劃界限，統籌搞好漢江生態經濟帶的生態環境保護規劃。在高度重視漢江兩岸生態環境建設，鼓勵和支持漢江兩岸的城市綠色發展、低碳發展和循環發展的同時，進一步做好唐白河、丹江、堵河、褒河、曾河、浪河、南河等漢江支流的流域治理、水土保持等工作。除此之外，要進一步創新體制機制，積極推進建立橫向生態補償資金，專項用于水污染防治、水土流失治理。同時，積極推動流域環境污染聯防聯控，建立流域保護和污染防控長效機制。漢江流域上下游協同的重點要突出水生態環境保護和生態環境修復，共同爭取國家的政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