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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__年1-9月,全國旅游外匯收入累計測算數為219.89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8.150。其中:過夜旅游者在華花費為198.58億美元,占全國旅游外匯收入的90.31;一日游游客在華花費為21.31億美元,占9.69。未來幾年內,交通運輸將繼續保持較快增長,市場需求拉動明顯。交通運輸業景氣度進一步提升,存在較好的投資機會。
20__年我國出境旅游增勢強勁,公民出境旅游超過2800萬人。同時,國內旅游整體發展勢頭良好,20__年中國內地旅游出游人數達到11.02億人次,首次突破10億人次大關。國內旅游收入達到4711億元。
據統計,至20__年底,全國共有15339家旅行社,新增加1978家,其中,國際社增加108家,國內社增加1870家;旅行社總資產424.38億元,同比增長9.42;直接從業人員為24.62萬人。但旅行社的增加也使得旅游業的質量問題亮起不少紅燈,這就要求相關部門對旅行社的營業和服務要嚴格監督和規范,制訂更加完善的法律法規來對其進行有效約束。
一、通過編制《館藏云南省農林水利地質礦產經濟作物資料索引》,為云南省國土規劃單位開展國土資源調查、進行國土規劃提供了資料,找到了一些歷史依據。通過查找舊期刊及近代出版物,編制了關于1949年以前的林業狀況的二次文獻,提供了一些難以見到的林業資料,如郝景盛的《云南林業狀況》、何弘德的《云南造林問題》、唐銘平的《云南林業之初步改進》及江愛良的《防護林帶在改善滇省企業氣侯方面的功效》等文章,通過援引數據進行對比,使人們發現生態問題越來越成為云南在林業資源開發利用中的重要問題,如何正確處理好資源開發與資源保護利用問題至關重要。隨著有的地區對林術的亂砍亂伐,森林資源遭到破壞,云南有很多經濟林木如楠、樟、紅椿、陰沉杉等,失去了生長環境,日益稀少; 特別是有的地區只顧采伐,不封山育林, 植被隨之減少,土地裸露面積日益擴大,水土流失嚴重,農業上的自然災害時有發生;有的地區由于失去森林涵養水源,人畜飲水也十分困難。因此良好的生態環境,不僅關系到森林資源的合理開發利用, 同時也關系到整個地區的經濟及社會發展。這類關系到民生的問題,理應作為戰略問題引起有關部門在國土規劃、環境保護中給予足夠重視,進一步加以解決,才能促進社會生產,使整個經濟及生態環境協調發展。
二、30年代,著名學者先生來云南玉溪等三個縣考查后,張朝烺、何毓芳、李文麟、楊成漢、王人吉、袁煥、彭啟瑞、嚴德一、張桂元、喻明高、李培人等批經濟社會學家,先后來云南,分別對50多個縣進行了縣情考察,并寫成了《視察X X縣實業報告》發表于《云南實業公報》第二期至第五十三期。這是一批有價值的經濟資源資料,可以印證某些現實問題。前幾年云南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及安寧市黨政領導論證安寧的現狀及發展,我們及時提供了《云南實業公報》第七期所刊載張朝烺寫的《視察安寧實業報告》,使之通過對歷史的回顧, 找到了解決現實問題的答案, 明確了在保證農業大幅度發展的前提下,應從冶金、鹽磷化工、地下熱綜合利用、開發旅游資源等方面進行發展,這既理順了規劃的頭緒,又以歷史資料為依據,論證了其可行性,從而在戰略決策上有了依據。從這一事例,我們認為,如果有人就這些資料匯編印行一本《云南縣情歷史資料》,對各縣掌握本縣經濟資源及優勢并進行有效的開發利用,是可以作某些參考并有所啟迪的。
三、煙、茶、糖是云南經濟的三大支柱產業。但以云南的茶葉來講,從過去乃至現在,品種雖然多,卻存在一個初級化的問題, 既制約著云南茶業的進一步開發利用,也直接影響著市場問題。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市場越來越成為制約茶業資源開發的瓶頸環節。初級化的產品便無法拓寬市場,比如“滇紅”就不像“祁紅”那樣受到人們的青睞,這不是因為“滇紅”的品質不好,而是從選制到包裝都趕不上“祁紅”,于是云南紅茶在市場競爭中就超不過祁門紅茶;云南綠茶也僅停留在中檔茶的層次上徘徊,沒有新的突破,未能批量地打人國際市場,換取巨額的外匯。要改變這一現狀, 為云南茶業營造一個良好的經濟環境,首要的是生產適銷對路的優質產品,增加市場的競爭力,擴大市場占有量。只有從根本上改變產品的初級化,才能培育新興優勢產業,增強產業自我發展的能力,最終獲取更大的經濟效益。
要做到這些,就應著力在恢復生產傳統名茶上做文章。通過查考《滇南新語》、《普洱茶記》、《滇海虞衡志》、《滇南雜志》、《滇事拾遺》、《順寧府志》、《昆明縣志》等文獻及解放前沈沉所寫的《滇茶產銷》、徐方干寫的《滇紅產銷之研究》、羅繩武寫的《滇茶貿易問題》等文章,找到了印證恢復傳統名茶“女兒茶”、“十里香”、“老蒼茶”、“黑條茶”、“坻壚茶”、“順寧棋槍”、“蠻糯白尖茶”等產品的信息資料。近年來一些茶廠由于受這些資料的啟迪,轉換經營機制,進行產品更新,精制出一些高檔茶,如勐海的“銀毫”、“特級滇綠”;臨滄的“銀毫”和“劍毫”等,一般都具備了上述傳統名茶的色、香、味,呈現出“其色瑩碧,清香如荷,回味甘甜,沁人心脾”的特質,與“獅降龍井”、“碧羅春”、“鐵觀音”等相比較,堪稱“殊無遜色”。但由于在包裝上不甚講求,仍然是“產在高原屈a href=//shici.7139.com/2654/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宋詞丁保茨艽罅拷牘適諧 Ⅻ/P> 據說貴州的“安酒”雖然“味醇釅,后勁大”,原來在銷售上卻很不起價,后來借鑒于當地儺文化—— “地戲”的面具,把人們喜聞樂見的三國歷史人物的“臉殼”用梨木精雕細刻,套裝在安酒瓶上;或用陶土燒制成“臉殼”酒罐,并配上蠟染廣告,結果使每瓶酒從六七元賣到148元,而且還暢銷到韓國及日本。云南的茶葉包裝,是否也應以新穎和別具鄉土氣息的裝璜設計取悅顧客, 從傳統民族文化上另辟蹊徑?如地下出土文物“牛虎銅案”的造型, 就是個很好的包裝題材。又如是否可搞點仿古裝幀,精制織錦的“云環套”,下裝茶葉八小盒,上蓋一本線裝《錢南園顏體枯樹賦》法貼,既是名茶禮盒,又是書法藝術鑒賞精品,自然高雅別致,應有與安酒殊途同歸之效。
另外要通過新聞傳媒,借助于電視、廣播、報紙為云南茶葉做廣告,通過宣傳介紹,將有裨于滇茶之暢銷并在國際市場上爭取席之地。至于云南的糖業,劉白爽所寫的《發展云南糖業》、《云南糖業的前途》等文,都力主要擴大甘蔗的種植面積,而且通過科學管理確保穩產高產,從而保證制糖企業能夠吃飽,徹底改變停機待料的狀況。在經營管理機制上,主張要打破條塊分割或行業分割的格局,建立新型的蔗糖聯合企業或股份公司,在行業內部實現農、工、商、科、運、服一體化,產、供、銷一條龍的管理體制,各司其能,協調發展,這樣才能使企業正常運轉。這樣一些見解和近年來幾次召開的全省蔗糖工作會議精神是吻合的,在著力發展規模經濟的今天,是不無參考價值的,說明地方歷史資料也并非“故紙堆”,認真加以發掘, 同樣可以為現實服務。
四、講到扶貧,清代馮祖繩曾寫過《救貧捷法》,算是云南較早的扶貧資料, 由于歷史的局限已為陳跡, 談不上有多少現實意義。但眾多的地方志中,也不無可借鑒者,如侯永欽纂修的(咸豐)《鄧川州志》中,就講到當地農民除種糧食外,還“家養四牛,日作乳扇二百張,八口之家,足資俯仰矣”。今天如果每戶仍養四頭奶牛,每天也作兩百張乳扇,按現在的市場價格,每對乳扇兩元錢,月收入可達五六千元,一年下來就相當可觀,且不說脫貧致富奔小康,至少改善一下生活是完全可以的。關鍵還是要有人這樣想并且去做。看來要脫貧還有個轉變觀念的問題。過去馮國楣先生曾寫過《滇東南部桐油栽培概況及改進意見》,但由于當時客觀條件的限制未見諸實施,這一意見在今天如能為曲靖地區某些山區縣鄉所重視并采納,仍不失為一條脫貧致富的途徑。貴州、湖南由于發展桐油樹的種植與桐油籽的加工, 為國防工作作出了貢獻,也收到了較好的經濟效益。幾年以來為了發展土特名產,通過查考《植物名實圖考》、《蓍曝雜記》、柳崖外編》、維西見聞錄》、《南園漫錄》、《滇略·產略》《昆明近世社會變遷考略》、《云南茶花小志》等,為田七、蟲草、香菇、竹蓀、松茸、人工菌等的培植,荸薺、茨梨的加工,乳制品的保鮮,名花的栽培,火硝的熬制等找到了所需資料,為一些貧困山區縣鄉人民脫貧致富出了一些點子。
五、論及本土飲食文化,通過檢索地方文獻,對于老字號推出過的滇味菜肴,也能大體知其崖略。像昆明的滇味菜肴,早在清朝光緒年間,已形成獨特的地方風味,當時云貴總督李經羲的跟官大廚師已在菜海子開設酒樓“玉春園”,不久相繼出現了“臨春園”、“第一樓”,雖然也分“燕翅幫”、“蒸炸幫”,但都以滇味馳名。除擅辦燒烤席、魚翅全席、海參全席外,還以做舊式“三冷葷、四熱吃、四座碗、八小碗、十二圍碟”及新式的“十大件”見長,每道菜的配料、燒法、火色不僅與外省不同,在色、香、味上也別具一格。在承包整桌筵席的同時,為了方便顧客,招徠生意,還兼售小鍋現炒云南名菜,如美蓉魚翅、鍋巴海參、紅燒鴿蛋、雞腰竹生、什錦凍魚、涼拌魚肚、鍋貼烏魚、醬汁雞腿、雞絲虎掌、口蘑面精、火腿乳餅、糯米雞、魷魚卷等。至于蒸菜則以“新春園”為代表, 除賣小籠蒸豬肉、蒸排骨、粉蒸雞、蒸肥腸、蒸羊肉、蒸羊拐外, 還兼售金線魚、豆豉魚。再說昆明的燒鴨,則以“雙合園”烤得最好,馳名全城,其特點是鴨子壯而且嫩,因用松毛細火烘烤又善于掌握火色,每只燒鴨黃而酥脆,透心而不焦,絕無夾生浸血的次品這些滇味菜肴,經歷多年烹飪出售,不斷改進,更臻精美可口,其技藝為云生園、福順居、鼎興等飯店繼承下來。至于昆明的風味小吃,從地方文獻中也可得知,文明坊腳張壽羽家的包子,藩臺衙門前董瓊家的餛飩,文廟直街前鄭干臣家的腸旺面,武成路上的都督燒賣, 玉龍堆前的羊血米線,均各具風味,人們品嘗時無不贊其美好,為省垣的飲食文化增色。
在地方文獻的整理及開發利用當中要見成效,一般要注意做到三個結合
一 是要把展示館藏地方文獻及其開發、利用,與本地區深化改革發展經濟結合起來, 即利用地方文獻資源為本地區的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二 是進行地方文獻的開發利用要與抓管理人員的素質提高結合起來。
三 是進行地方文獻的開發利用,要把日常的流通閱覽、參考咨詢與有關單位的課題研究結合起來,特別要通過橫向聯系,了解信息,掌握有關單位專家學者所承擔的課題及項目,進行跟蹤服務,充分發揮館藏優勢與之配合,協同完成任務。
總之,對云南地方文獻的開發利用,歸根結底得了解圖書,洞悉圖書,特別是對云南圖書的發生、發展、演變及特點,尤其是各書的學術資料價值都應加以掌握,只有做到了這點才能從初知門徑到登堂入室。
關鍵詞:數字出版;融合;規范;標準
本文將要討論的并非通常意義上的數字出版,也并非年度行業報告所包括的那些數字出版,我國2013年度出版行業報告宣稱數字出版全年收入達到2,540.35億元人民幣。事實上數字出版有廣義和狹義之別,2,540.35億元人民幣為2013年度廣義上的數字出版的全部收入,即指數字網絡技術條件下的一切傳播行為的收入。對于廣義數字出版,行業內外一直存在分歧。有專業人士認為,所謂廣告、游戲,特別是手機信息通訊,實在不應當被看作是出版行為,因而廣義數字出版有泛出版之嫌。2013年互聯網廣告達1,100億元人民幣,網絡游戲達718.4億元人民幣,手機出版達579.6億元人民幣,這是比較嚴謹的出版專業人士不太愿意籠統納入出版收入統計科目的新型業務收入。嚴謹的出版專業人士常常會詰問:什么時候游戲收入成了出版收入呢?什么時候把所有廣告收入都算作出版業業績呢?還有,手機短信、彩鈴、鈴聲下載怎么也都算是出版了呢?等等。
本文要討論的是狹義數字出版,亦即與傳統出版內涵相對應的網絡數字技術條件下的內容傳播行為,包括微信、微博、移動閱讀、網絡出版、電子書以及博客、網絡期刊、數字報紙、在線音樂等業務,它們盡管在不同程度上各自與傳統出版有著區別,但或多或少都具有內容傳播的意義。
本文開宗明義就是要討論“數字出版熱點”,因而需要在上述狹義數字出版范圍內選取若干種形式來加以討論。我們選取了微信、微博、移動閱讀、網絡出版、電子書等五種目前已經成為熱點或正在形成熱點的數字出版形式來討論。
一、微信:3個案例、10個傳播特征與2個質疑
微信是騰訊公司于2011年1月21日推出的一款可以發送文字、對講、視頻聊天、曬圖、搖出朋友、掃二維碼、看新聞、嘀嘀打車、享受打折優惠的智能手機應用軟件。其衍生功能包括銀行支付、二維碼掃描、“搖一搖”讓用戶實現近距離陌生社交、微信商城等。2012年8月23日,騰訊公司對微信功能進行拓展,推出微信公眾平臺,主要面向企業、媒體、公共機構、明星名人、個人用戶等,事實上成為了一種人際交流、信息的模式,具有較為廣泛的文化交流和傳播的意義,也就具有出版的本初意義。
從微信用戶情況調查數據來看,微信已經成為相當普遍的人群的一種生活方式。騰訊微信的月活躍用戶數已經從2014年第1季度的3.96億上升到了第2季度的4.38億,這個數字毫無疑問還會繼續增長。2013年12月,相關機構對北京、武漢、廣州三地的微信發展作了抽樣量化研究,關于微信用戶部分的調查結果如下:以每天使用微信時長為標準可分為三類用戶:27%的用戶使用微信時長小于5分鐘,39%的用戶使用時長在6~15分鐘,34%用戶使用時長在15分鐘以上。在微信用戶結構上,男性占50.5%,女性占49.5%;月度總有效使用時間:男性47.6%,女性52.4%;年齡結構中使用率最高的是24歲以下,占33.7%。
我到2014年第2季度才開通微信,而且基本上屬于潛水一族。我一直是一個職業寫作者和出版人,從業多年養成了過于嚴肅的寫作態度和出版態度,暫時還難以適應在微信朋友圈里隨意發表文圖的做法。但是,必須承認,只是幾個月的微信閱讀,就讓我發現這是一片新的天地,常感開機有益,獲益良多。
微信的多樣功能已經使得傳統出版業逐漸有了借力的謀劃。自2014年3月起,微信支付功能全面開啟,不少出版單位開始入駐微信商城。其中華文天下、讀庫、磨鐵等幾家民營內容制作公司表現比較活躍,在公眾號中設立專門的微店專區,銷售他們的圖書和衍生產品。最近有3個案例能夠說明微信之于傳統出版的借力作用。現分述如下:
第一個案例是余秋雨利用微信售書。他把自己20多年前初版的《文化苦旅》重新增補改寫,放在微信上銷售,4000冊新版《文化苦旅》簽名本,上線三天即售罄。有媒體認為,余秋雨由此成為“微信售書”模式的“第一個吃螃蟹者”。其實這只不過是第一個到微信上來玩整本書的人,與吃螃蟹的創新和冒險層次差得很遠,第一個吃螃蟹總是有生命危險的,而“微信售書”只是出版傳播的一個新手段,并沒有多大的風險。
第二個案例是磨鐵公司通過微信來推送圖書。此案例與前一個案例沒有多大區別。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青春不一定被浪費》系磨鐵公司制作和銷售,他們利用公眾號開展微信銷售,獲得較好的促銷業績。此書在開卷公司的監控數據顯示目前賣了6,900多冊,按照比率計算,該書應售出將近3萬冊。
第三個案例是公眾號為“羅輯思維”的微信銷售圖書包。我以為,這個案例更具微信傳播特色。每天早上公眾號“羅輯思維”60秒語音留言及文章推薦已經形成幾十萬粉絲的受眾群,在這個基礎上,他們設計制作了一個圖書包,包括《戰爭》(廣東旅游出版社)、《心外傳奇》(清華大學出版社)、《趣味生活簡史》(接力出版社)、《黑客與畫家》(人民郵電出版社)、《神似祖先》(中國青年出版社)、《中國國民性演變》(湖南人民出版社)在內的內容風格相當混搭的6本書,隨書還贈送鄉土鄉親茶葉和阿芙精油各一份,定價477元,裝箱快遞到戶。全部銷售過程在微信平成,僅支持微信支付,8,000箱圖書包在90分鐘內全部售罄。箱內6本書在傳統圖書市場上各自的銷售也隨之迅猛增長,有的增長達到17倍之多。
以上3個案例還不能看成是微信的數字出版行為,充其量只是傳統出版與微信的媒介融合和相互支撐。關于微信作為數字出版一種形式的價值,相關專家已有過許多論述,概括起來,其內容傳播的主要特征有:1)內容自由度高;2)受眾黏度強;3)多媒體傳播;4)系統開放免費;5)傳播互動及時;6)閱讀可選擇性強;7)受眾可辨認度高;8)碎片化內容過多;9)垃圾信息泛濫;10)安全性脆弱。也許還有其他一些特征存在,目前至少這10個特征是明顯的。移動互聯網資深名博MTC組織的聯合創始人王鐘雄對微信的出版形態價值有一番評價,比較具有代表性,即:微信將是一個全新的內容推送平臺,更是一個新的創作模式和數字出版模式。如果作家()直接利用微信公眾平臺進行創作和推送,每日更新,讀者關注后直接閱讀,這就將“作者和讀者”打通,即傳說Kindle推崇的出版模式,中間再也不需要第三方的抽水。他認為微信也許引發自助出版浪潮。
我贊同王鐘雄先生對于微信在創作和出版傳播上的價值評價,即“微信將是一個全新的內容推送平臺,更是一個新的創作模式和數字出版模式”。但在其后2個問題上卻持有一些質疑:一是關于“將‘作者和讀者’打通,即傳說Kindle推崇的出版模式,中間再也不需要第三方的抽水”的說法,顯然有失偏頗。雖然這種說法對于批評某些無需存在的“第三方抽水”具有積極意義,但對于在人類思想文化知識傳播中發揮過巨大作用的“第三方”中介――編輯出版,卻是不符合事實、不公平的。作為傳播中介的“第三方”――編輯出版,曾經為人類文明作出過巨大貢獻,其繼續存在下去的理由目前看來也是毋庸置疑的。二是關于“微信引發自助出版浪潮”。我認為這一看法需要加以適當的澄清。微信使得出版業討論多年的自助出版得以實現,但自助出版如果從此成為一種浪潮,則有礙于對出版中介性作用的正確認識。可以想象,人們在經歷了過多的泛漫化交流――自助出版之后,還是需要回轉身來尋找具有權威地位的中介出版的介入,這既是一個正反合的過程,更是因為各種中介的存在乃是人類社會得以有效聯系和有序運行不可或缺的要素。在一個和諧開放的社會里,中介式出版和自助式出版將各得其所、相輔相成,可中介式出版業無論如何都會是社會出版傳播的主流,否則,社會出版傳播將會失去標準,而一個沒有標準的社會出版是不可想象的。
二、微博:用戶量下滑與自主性缺失的啟示
微博是微信的初級版。或者說,微信是微博的升級版。微信較之于微博,升級的要點就在于自主性的設計。微博甫一出現,人們便驚呼自媒體誕生,其態勢幾乎要覆蓋所有“第三方”媒體。然而,很快人們便發現微博對于信息泛濫幾乎毫無控制力,惹事博主的結局差不多只有被動挨打、抱頭鼠串、落荒而逃。而微信則有效提升了受眾的自主性。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湯雪梅研究員認為:微博和微信有共同之處,如都是以人際傳播為特色,主要是基于個人和出版方的推廣、宣傳、交流,但是微博屬于弱關系,粉絲多為無效目標受眾,不像微信朋友圈那樣有效,就群體效果而言,顯然微信要勝過微博。
全國現在有100多家網站提供微博服務,市場份額最大的是新浪微博和騰訊微博。2013年下半年,我國騰訊微博用戶有2.6729億人,新浪微博是2.5756億人,其他如搜狐、網易等是三五千萬的用戶量。微博早于微信,所以最初一時之間人人上了微博。進入2014年,微博用戶開始下滑。2014年1月,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CNNIC)《第33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稱,截至2013年12月,我國微博用戶規模為2.81億,較2012年年底減少2,783萬,下降9.0%。網民中微博使用率為45.5%,較上年底降低9.2%,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數量還會繼續下降。微博使用率(占網民比例)從2013年12月的45.5%下降到2014年6月的43.6%,手機微博使用率(占手機網民比例)同期從39.3%下降到35.8%。對于微博等社交類網站的活躍度下降,《第33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認為主要原因有四:一是社交類網站耗費時間太多,二是網民轉向自主性強的微信,三是長期使用后失去了新鮮感,四是朋友間的互動變少。從四個原因可以看出,微博主要是一種人際社交方式。從第一、二個原因可以看出,其作為出版傳播的自主性存在著缺失之虞。
盡管微博逐漸式微,但我們還是將其作為數字出版的熱點來對待。首先,微博為我們社會的輿論開放作出了歷史性貢獻,這是不言而喻的。當微博反腐成功的時候,當官方實行微博問政的時候,人們因這一數字交流形式釋放出來的正能量而得到鼓舞。其次,微博的出現一定程度上豐富了人們的思維方式,一時之間“微時代”“微思考”“微思維”一類的新詞成為社會熱詞,“微博營銷”“微博問政”“官方微博”成為時髦,這是微博的影響力。再次,微博的出現為自助出版提供了最便捷的路徑。最后,微博拓展了人們閱讀的范圍和方式,盡管其碎片化特點尤其受人詬病,但那畢竟還是一種閱讀,是一種營養含量比較低而雜質成分過高的精神食糧。
盡管微博正在式微,但我相信它還會存在下去,一是因為用戶先入為主的慣性,二是因為微博比微信更自由。微信朋友圈的沙龍氣派頗讓散漫的社會青年不太適應,而使用微博更像是流浪漢招搖閑逛,有無朋友在他們看來是無所謂的。
至于微博的數字出版存在價值,它的缺憾只可能比微信更多而不可能減少。從人們因為其自主性過低而轉向微信這一點我們可以得到啟示:社會出版傳播的自主性需求顯示了第三方中介式出版不可動搖的主流地位。數字出版技術萬不可陶醉于目前在自助式出版傳播取得的成效上,數字化中介式出版應當成為今后數字技術開拓創新的發展方向。
三、移動閱讀:閱讀的理想狀態及其有限性
移動互聯網技術的運用使得移動閱讀風起云涌。移動閱讀主要是手機閱讀和平板電腦閱讀等。2014年7月21日,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的《第34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4年6月,中國手機網民規模達到5.27億,較2013年年底增加2,699萬人,手機上網的網民比例為83.4%,首次超越80.9%的傳統PC上網比例。在上網設備臺式電腦、筆記本電腦、手機和傳統PC中,手機是使用率最高的,達到83.4%。目前,聯通沃閱讀和電信天翼閱讀分別占到手機閱讀市場的30%和25%,中國移動閱讀占到45%。易觀國際數據表明,2013年,手機閱讀應用的使用率僅次于手機即時通訊、手機搜索、手機音樂。2013年中國移動閱讀市場規模較2012年的34.7億增長80.1%,全年達到62.5億元。這是令內容生產商們大受鼓舞的。
移動閱讀肯定是人類閱讀的一種理想化狀態。試想,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掏出出版物來閱讀,這不正是閱讀生活中的人們最為理想的一種狀態嗎?只不過現在掏出來的可能不是書本而是閱讀器、手機、平板電腦,這在本質上又有多大的區別呢?往往,人們一看到有人手持這些儀器式的玩意兒,就以為他們一定是在玩耍,這就有些望文生義、想當然了。其實,這當中存在著玩游戲的可能,但并非全都在玩游戲,這也是肯定的。何況,統計機構提供的數據已經明確這是手機閱讀,是毋庸置疑的內容閱讀。現代社會,人們的時間越來越碎片化,因而越來越需要碎片化的閱讀,而移動互聯網技術的發展為人們碎片化閱讀提供了直接的服務,而且還會提供更好的服務。據專業人士設想,未來理想的移動閱讀將依靠“人機結合”來把關,用大數據檢索、發現閱讀內容,再在這一范圍內人工提供真正的個性化組合;將訂閱興趣與訂閱作者、媒體相結合,只有關于某個人、某家媒體的特定話題才會被讀者收到;或者可以由人工對搜索結果進行整理、分類,對興趣關鍵詞進行更細致的區分再交給讀者訂閱。總之,隨著技術的發展,人們的閱讀生活將更加豐富多彩,這是可以想見的。
對于移動閱讀,包括互聯網閱讀、電子閱讀器閱讀,文化界、出版界一直存在著一種憂慮,擔心碎片化閱讀、瀏覽式閱讀的泛濫會造成整體化閱讀、深度閱讀的減少乃至被放棄,長久以往,整個民族都會有膚淺化、化發展的趨勢。這種擔心不無道理,確實需要引起人們的警惕。但是,凡事不可求全。對于我們這個國民閱讀率偏低的國度,首要的問題是讀不讀,然后才是讀什么和怎么讀的問題。現在,在許多公共場合,不少人捧手機、捧平板電腦、捧電子閱讀器讀東西,先不管他們在讀什么,起碼比什么也不讀,只管聊大天、大聲嚷嚷、動不動爭吵打架要好很多吧?有人嘲笑“低頭一族”,我看這至少比“昂頭吵鬧一族”要文雅一些。如果全民族都能抓緊碎片時間讀些碎片內容,即便是整體化閱讀有所損失,也是可以暫時忽略不計的。何況,我們不能一概貶斥碎片化內容。《論語》也是碎片化的,柏拉圖的《理想國》也是碎片化的,不能因此就說它們膚淺化、化。何況,時至今日,誰要想終止移動閱讀已經絕無可能;即便是強求移動閱讀必須整體化、深度化,也已經不太可能了。
當然,作為一個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華民族,深度閱讀、整體化閱讀不可能永遠被忽略不計。移動閱讀只能作為一種普及性閱讀的方式受到保護、服務和引導,不可能任由其泛濫無邊。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移動閱讀只是閱讀生活中一種有限度的理想狀態。全社會對此要有所認識,有所引導,在普及閱讀的基礎上,要大力引導深度性閱讀、整體化閱讀,特別是在專業閱讀、高層次閱讀人群中要強化閱讀的價值選擇。這是全社會特別是教育界、科學界、文化界、出版界需要認真肩負起來的歷史責任。
四、網絡出版:出版方應當有所作為的出版
據《第34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4年6月,中國網民規模達6.32億,較2013年年底增加1,442萬人,互聯網普及率為46.9%。網絡出版,亦即互聯網出版,就是將作品登載在互聯網上,通過互聯網技術進行傳播。網絡出版和傳統出版比較對應,大多數作品都可以同時用紙介質和網絡介質供公眾瀏覽、閱讀、使用。網絡出版由于是一種低成本的內容傳播方式,較之于紙介質出版,形式更為靈活多樣。目前一般有五種模式,一是作者自行上傳;二是網絡公司出版,施行付費下載或閱讀;三是自行制作電子圖書并自行發行銷售;四是根據市場需求提供電子書;五是廣告商為推行商品自費購買電子圖書。從這五個方式來看,除了具有自助出版特點的做法外,傳統的第三方承擔出版服務形式在網絡出版中也是普遍存在的。
網絡出版已經在互聯網上存在了相當長一個時期,也生產出了相當數量的網絡作品,其中頗有一些具有影響力的作品,如20世紀末美國的斯蒂芬?金網絡小說《騎著子彈飛行》、臺灣地區的痞子蔡網絡小說《第一次親密接觸》等,對中國內地的網絡寫作和出版起到了引導和示范作用。新世紀以來,中國內地網絡寫作風起云涌,南派三叔的《盜墓筆記》、安妮寶貝的《告別薇安》、蕭鼎的《誅仙》系列、江南的《龍族》、桐華的《步步驚心》和辛夷塢的《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等,給網絡讀者帶來了相當多的閱讀驚喜。網絡出版給人們帶來最大的驚奇主要不是好看耐看,而是網絡們的寫作速度和所贏得的讀者忠誠度。不少網絡每天以一萬字的速度寫作發表,這已經讓慣于推敲的傳統作家倍感困惑,而讀者近乎狂熱的忠誠狀態更使得傳統作家百思不得其解。我們只能說,網絡讀者群是一個年齡特殊和審美趣味特殊的群體,網絡們捕捉到了這個群體的閱讀口味,這個群體的閱讀口味又引導了網絡們寫作風格的形成。
網絡出版與傳統的第三方承擔出版服務的對應性相當強,因而在運行過程中遇到的問題也大體相似。譬如,版權保護問題同樣突出,已經出現過許多起維權訴訟。而現在的問題是因為訴訟成本過高,被侵權方常常暫時放棄維權訴訟,但并不意味著平安無事。如果出版行業還把網絡出版看成是一個值得長期經營的業務,那就應該呼吁有關部門盡快完善著作權相關立法,出臺有關政策。《著作權法》《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都需要適應社會發展、行業發展、權利人發展的需要,與時俱進,及時修訂,而且,在網絡上要盡快形成執法必嚴的維權體系。否則,網絡出版漸漸就會變成隨寫隨扔、隨發表隨失竊的盜賊橫行之地,前景也就可想而知了。
對于網絡出版,目前除了維權難度較大應當引起社會的高度重視之外,最需要提出來討論的是網絡出版的出版方缺乏作為的問題。一些出版網站的原創園地充分顯示出了自助出版的自由度,這使得許許多多偶有靈感而缺乏寫作訓練的初學者獲得機會將自己的涂鴉之作公之于眾,然后,也許無疾而終,也許僅僅因為杜撰的一個奇異怪物、一個感情亮點或者人際一抹色彩,受到漫不經心在網絡上漫游的讀者的喜愛,從而一發而不可收。像這樣的原創作品,有的網站日上傳經常處于5千萬字甚至1億字的總量。于是人們對于編輯出版這一中介環節存在的必要性發出了質疑。事實上,在原創園地上開展自助出版著實是時代的進步,但是,出版中介的選擇性、規范性更是這個行業的真正價值所在,甚至可以這樣來看出版行業在數字化時代的作為,那就是,越是在海量信息、海量發表的時代,就越需要出版行業獨具慧眼的選擇和權威性的規范和評介。在這個問題上,網絡出版的有志者還需要有所作為,甚至是更大的作為。
五、電子書:圖書出版業最具發言權的地方
所謂電子書,就是把傳統出版的內容封裝到電子數字技術載體上來,是一種封裝式的數字出版;有的電子書也可以對原有內容進行一些編輯、鏈接、視頻載入等數字技術加工,從而使讀者獲得更多的閱讀和收益。電子書具有便攜、容量大、可下載、成本低等特點。電子書是數字出版中與傳統出版關系最密切的一種。
目前我國電子書的閱讀量并不樂觀。據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第十一次全民閱讀調查報告》顯示,2013年我國成年國民人均閱讀電子書2.48本,比2012年的2.35本只增加了0.13本,我們國家紙介質的圖書閱讀量2013年是4.77本,比2012年的4.39本增加了0.38本。兩相比較,我國電子書的閱讀量還遠不及圖書的閱讀量。而美國電子書的市場情況卻值得我們關注。據美國出版商協會(AAP)的統計,美國出版業2013年電子書共賺進75.4億美元,而傳統的圖書部分則為70.1億美元,電子書的收入超過了圖書收入。我國2013年電子書的收入是23.8億元人民幣,圖書的收入則是770.8億元人民幣,二者之間幾乎構不成競爭關系。美國出版業在電子書業務上幾乎是毫不猶豫地與數字技術公司進行合作甚至是融合,已經有超過95%的傳統出版社開展了電子書業務,幾乎到了凡有新書出版,必有電子書可以下載的地步。我國傳統的出版社對于包括電子書在內的數字出版多數仍處于觀望狀態。最近中信出版社站出來和亞馬遜中國公司合作,為Kindle提供了超過1,000種的電子書。這一合作行為值得我國出版業同行借鑒。
由于歷史的原因,傳統出版業對于電子書業務一直存在著成見,認為電子書經營者挾數字技術優勢打壓出版物內容定價,甚至認為電子書經營者憑借載體優勢不勞而獲,還有的人士認為,低價位的電子書一旦普及,將會造成圖書經營的更大困境。事實上,低價策略是吸引價格敏感型用戶最直接的手段,并非所有電子書都適用,價格的確定首先還是要看供需關系,然后要看合作各方利益的合理分配。2010年美國六家大眾出版商聯合起來向亞馬遜就電子書討要定價權利,也就是要把電子書定價從原先亞馬遜自行確定的每種最多不超過2.99美金提高到不超過14.99美金,成為國際出版業一件引人注目的大事。盡管美國有關方面最后裁決出版商強行定價違反了反壟斷法,但這從此開啟了傳統出版商與數字技術運營商討論價格的必要程序。可以想見,這一定價風波刺激了電子書的理性經營,電子書定價的程序正在逐步建立,這將有利于合作各方更好地參與和合作。我國是圖書出版大國,電子書經營是圖書出版業最具發言權的地方,我國電子書的經營理當走在前面。美國出版業在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值得我們借鑒學習。電子書其實主要是一種封裝式出版,擁有良好、悠久歷史的傳統出版業應當及早把我們擁有的優質圖書的內容封裝到電子閱讀器中來,使之獲得更好的傳播,造福于讀者。這是我們的義務和責任。
數字化發展是出版業的趨勢。到目前為止,數字出版還處于形成、發展過程中,遠未到達完善的境地。然而,正因為它代表著出版業發展的趨勢,所以,對其形成、發展中產生的各種問題,我們要有足夠的耐心和信心去予以處理,應當相信人類有足夠的智慧處理好面臨的一切不足。
從目前我們所能掌握的知識來看,數字出版最明顯的特點是移動性、碎片性、瀏覽性、交互性、及時性、便捷性,這些特點對人類社會的信息傳播、思想文化交流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尤其是以微博、微信為代表的移動互聯網技術的傳播,使得我們國家思想交流、信息溝通、輿論監督空前活躍,民眾的參與度空前高漲,這是以往難以想象的事情。當然,數字出版的碎片化、膚淺化是對人類業已成熟的整體閱讀、深度閱讀的一次巨大的逆襲,毫無疑問,這需要引起人們的警惕。不過,人類的閱讀、交流、思維一直是從碎片、膚淺向深入、整體發展的過程,事物發展的規律是朝著對立面運動,也許數字化時代正是將傳統認識過程引向其對立面,經過必要的碎片化、膚淺化,再進入更高層次的深度化、整體化的階段。倘若這一說法能夠成立,那么,這就意味著傳統出版正面臨至關重要的傳統價值觀的揚棄。為此,我們要有一個揚棄的態度。在揚棄的過程中,傳統出版與數字出版將實現更加緊密的融合,雙方無論是逆襲還是融合,都將以人類文化傳播交流的全面需求為目標,形成新的出版傳播規范和交易標準。這就是本文對數字出版熱點做出多面觀察和討論的初衷。
(聶震寧,北京印刷學院新聞出版學院院長、南京大學出版研究院院長)
*本文系“全球化趨勢下我國數字出版產業發展戰略研究”(項目編號:14BXW016)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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