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直接投資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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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直接投資案例范文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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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EUTERS .分析：給投資者――朝鮮的政治風險.2009-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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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直接投資案例范文第2篇
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的Mag-nus Blomstrom教授是目前國際上該領域最著名的研究者之一，根據他在1996年與其同事Ari Kokko教授對溢出效應的描述，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是指，由于國際企業的進入或參與，東道國本地企業所獲得的勞動生產率提高。實際上，國際上關于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研究在60年代就已經開始起步，正是由于這一問題本質地涉及到在一個開放的經濟環境中國家的發展戰略，幾十年來該領域的研究越來越熱烈，并且也確實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研究的核心問題是溢出效應產生的機制，即當外商直接投資進入東道國以后，是通過怎樣的微觀機制和過程對東道國本地企業的勞動生產率產生促進作用的。對這一問題的透徹理解無疑將有助于東道國的政府和企業采取相應的措施，以達到更有效地利用外資、促成溢出效應產生的目的。
認識演進：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的影響和作用
回顧歷史，人們對外商直接投資的態度經歷了從最初的抵觸到審慎開放，進而主動吸引的過程。
50年代后期，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有限，學者們也只是把它當作國家間的資本流動在國際貿易理論中加以討論；到了60年代后期，隨著外商直接投資規模的擴大，學者們開始著力研究它對東道國市場結構的沖擊和影響。主流的研究結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資是由發起國本國市場的寡頭壟斷特征引起的，研究者們擔心外商直接投資會將這種本國市場的不完善性擴散到其他國家。與此同時，對國際企業轉移價格問題的研究以及對外商直接投資的不均衡發展的研究都加強了對外商直接投資的抵觸情緒，因而60年代各個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對外商直接投資都持有拒絕或嚴格限制的政策。
70年代，國際借貸資本強有力地支持了亞洲新興國家外向型經濟以及拉美國家進口替代型經濟的蓬勃發展；然而，80年代以政府借貸為核心融資方式的亞洲新興國家的發展受到了挫折；而以墨西哥為代表的一些拉美國家又陷入了債務危機；從而使得發展中國家對以外商直接投資的形式引進國際資本不得不進行重新的思考。與此同時，學者們對外商直接投資的深入研究也得出了一些積極的結果。多項研究的結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具有多方面的溢出效應，特別在國際技術轉讓方面的作用受到了特別的關注。由此，東道國對外商直接投資的態度發生了重大的轉變，無論是被動地吸引國際資本還是主動地創造國際技術轉移的機會，多數國家開始傾向于部分開放和有目的的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
進入90年代以來，人們對外商直接投資有了更進一步的積極認識。相對于其他國際技術轉移的方式，人們發現，越是最新的技術和最具獲利性的技術，國際企業越傾向于通過國際直接投資的方式在東道國使用。原因在于，從國際企業的角度考慮，采用這種形式會把這類技術法律上的控制權留在國際企業內部。從希望獲取先進技術的東道國的角度考慮，由于上述原因，東道國的企業所需要的先進技術并不一定總能從市場上購買到。在這種狀況下，外商直接投資對于東道國本地企業的特殊意義在于，當國際企業在本地投資并采用先進技術進行生產活動的時候，本地企業可以就近通過觀察、模仿、反向工程以及雇用曾經被國際企業雇用的人員等渠道取得相應的的技術與管理的有益信息，從而也可以造成其技術信息的外溢。此外，除了外商直接投資可能造成的技術外溢效應，哈佛大學的Caves教授還發現，如果外商直接投資進入了東道國的壟斷性市場，會打破市場中原有的壟斷平衡，本地企業則會在外資企業的競爭壓力下提高效率。這也是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一種體現。事實上，90年代各國的外資政策相對80年代來說更加開放，相鄰的各國之間吸引甚至爭取外資的意圖都更加明顯。可以認為，開放和吸引外資已成為不少發展中國家發展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上述對外商直接投資的認識顯然是這種政策實施的重要依據。
機制探索：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產生
盡管人們對外商直接投資存在著上述比較普遍的積極認識，并且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也確實采取了吸引外資的優惠政策，但根據不同國家制造業數據所進行的經驗研究的結果卻并不樂觀。由哈佛大學的Caves教授、紐約大學的Globerman教授以及斯德哥爾摩大學的Mag-nus Blomstrom教授分別主導的對澳大利亞、加拿大以及墨西哥制造業的研究都表明外商直接投資確實在東道國產生了溢出效應；但世界銀行的研究人員Haddad&Harrison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Aitken&.Harri-son分別對摩洛哥和委內瑞拉制造業的研究卻顯示溢出效應并沒有產生；而由意大利的研究人員Mariotti主持的研究發現，在專業型行業（Specialist sectors）和規模型行業（Scale intensive sectors）中產生了溢出效應；而在科學型行業（Sci-ence-based sectors）和傳統行業（Tranditional sectors）中卻沒有產生溢出效應。基于上述不同的研究結果，國際上的學者們得出了一個共識：即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并不是自動產生的。也就是說，各國的開放政策本身并不能夠保證進入本國的外商直接投資會在本國產生溢出效應，因此，深入探索溢出效應產生的條件和機制，成為了各國在現實中能否有效引導溢出效應產生的關鍵。
根據現有的研究成果，國際上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發生機制歸納為“行業內溢出效應”、“行業間溢出效應”以及“由于人員流動造成的溢出效應”三種形式。
1.行業內溢出效應。
行業內的溢出效應也被稱為“示范與競爭效應（Demonstration and Competition effects）”，這種溢出效應的機制體現為，當外商直接投資進入了東道國的特定的行業后，一方面，由于外資企業采用的現代的商業模式和先進的生產與管理技術為外資企業創造了高額利潤的機會，從而為在同一行業中的本地企業產生了示范效應；而本地企業對外資企業的觀摩與模仿行為最終使本地企業達到了提高自身勞動效率的結果，獲得了溢出效應。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和對本地市場的爭奪，對在同一行業中運作的本地企業造成了競爭的壓力；為了保持原有市場并且爭取生存和發展的機會，本地企業會竭盡全力地采取各種可能的措施提高經營效率。這種在競爭環境下促成的效率提高也是溢出效應的表現形式。針對這種機制描述，Riedel和Lake曾經分別對歐洲半導體業進行了兩項案例研究。案例研究的結果表明，美國跨國公司的進入確實為歐洲該行業帶去了新的技術，這種示范效應對歐洲整個行業的崛起作用顯著；Langdon在對肯尼亞肥皂業進行的案例研究中發現，由于進入肯尼亞的國際肥皂制造企業將機器制造的肥皂引入了市場，本地企業原有的手工制造的肥皂失去了銷路，本地肥皂制造廠商也不得不去引進相應的肥皂制造技術，從而提高了生產效率。
在上述案例研究的基礎上，1992年Wang&Blomstrom建立了一個簡單的理論模型將這種行業內溢出效應的研究推上了一個新的臺階。模型將外資企業引進先進技術的決策與本地企業對學習過程進行投資的決策相互聯系，探討了兩類企業在相互競爭中的決策機制。他們認為，對于本地企業而言，在外資企業的競爭壓力下不得不投資于學習過程，而學習過程的投資越大，本地企業的技術能力越強，越能夠獲取高額的利潤，從而表現為本地企業因為外資的進入而獲得了溢出效應；與此同時，由此內外資企業的技術差距的縮小，又進而會促使外資企業不得不越多越快地向東道國子公司轉移技術，以提高相應的競爭能力和保持原有的利潤空間；這就體現為由于內資企業競爭能力的增強導致了對外資企業的溢出效應；而可喜的是，外資企業的提高又反過來為本地企業進一步獲取溢出效應拓展了新的空間。于是，我們理解，至此，Wang&Blomstrom把行業內溢出效應的機制闡述為了一種可能“螺旋式上升”的拓展機制。Kokko在1994年的一項針對墨西哥制造業的經驗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證實了Wang&Blomstrom的研究結論。
然而，在取得了上述正面的研究成果的同時，我們還需要清醒的意識到，以“示范和競爭效應”為機理的溢出效應并不是唯一的結果。無論研究中還是現實中都存在著與模仿和競爭相關的反例。例如，巴西紡織業的案例研究發現，一個跨國公司在當地建立了分支機構并帶來了新產品―――“人造纖維”，使得本地企業生產的棉織物無人問津，最終導致了大批的本地企業破產。因而到目前為止，一個比較普遍的共識是：“示范和競爭效應”確實是溢出效應產生的有效機制；而“在怎樣的條件下才能促使積極的示范效應與競爭效應的產生”仍然是困擾東道國政府和企業的一個現實問題。
2.行業間溢出效應。
行業間的溢出效應又被稱為“上下游關聯效應”。這種溢出效應是通過跨國公司的分支機構與當地供應商和客戶之間的聯系產生的。勞爾1980年選取了兩家印度的大型卡車制造商AL(外資占主要股份)和TELCO(合資企業)，考察了兩家企業以及他們的36家供應商在建立、信息技術、財務、原材料采購以及管理和分銷渠道等方面的情況。根據這份案例研究，Lall總結了可能導致“上游”溢出外溢效應的互補行為，他認為跨國公司可能通過下述方式提高當地供應商的生產效率：第一，幫助有潛力的供應商建立生產設施；第二，為提高供應商的產品質量和創新能力提供技術協助或相關信息；第三，提供或幫助供應商購買原材料和中間產品；第四，為供應商的管理和組織提供培訓和幫助；第五，幫助供應商尋找更多的客戶。繼勞爾之后，Linda&Pang選取新加坡的3家出口導向型電子企業又進行一次案例研究。Linda&Pang選取的3家電子企業都是世界領先的電子企業（美國、歐洲和日本的跨國公司）在新加坡的子公司或分支機構，并且3家公司在新加坡都已經經營了8-13年，他們的產品中90%以上出口海外。通過對3家公司的管理層的訪問，Lim&Pang發現，這3家企業都很愿意與當地的供應商建立聯系，并且從財務、技術、管理等方面為供應商提供幫助。在此基礎上Lim&Pang認為，跨國公司在全球市場銷售產品，市場力量使他們在全球范圍內尋求長期的高效率，而本地企業（供應商）的有利條件在于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外資企業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因此，他們提出，東道國政府通過嚴格的政策限制來增加對于本地產品的購買是沒有必要的，政府只需要加強本地企業和那些出口導向型跨國公司的關聯，跨過企業就可以通過后向聯系對本地企業產生溢出效應。
與行業內溢出效應的研究相類似，在外資企業與東道國本地企業發生關聯的研究中也有不樂觀的情況存在。一份針對墨西哥的研究發現，在北美自由貿易區成立以后，有大量的美國企業將其產業鏈中需要利用廉價勞動力的部分轉移到了墨西哥的邊界。這一產業的轉移確實使美國企業從中獲得了降低成本的好處，但并沒有起到幫助墨西哥的相關產業提升效率的作用。由此看來，要切實有效地獲取行業間的溢出效應，也還需要更加深入和更具針對性的研究。
3.由于人員流動造成的溢出效應。
由于人員流動引起的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有時也被稱為勞動力溢出效應，它主要表現為，跨國公司對其當地雇員一般都會給予多方面、多層次的培訓，一旦這些員工離開跨國企業去其他公司就職或開設自己的公司，他們在跨國公司學習的技術就會受益于本地企業。對這種溢出效應機制的描述是Irving Gershenberg通過對肯尼亞的案例研究得出的。Irving Gershenberg選取了肯尼亞41家制造業企業的72名中、高層管理人員作為研究對象，對比研究了跨國公司和非跨國公司對于管理人員培訓的方式、時間以及各種不同類型企業管理人員的流動情況。最后他得出的結論是，跨國公司對東道國管理技術的提高是有貢獻的。這種貢獻主要體現在：跨國公司十分擅長培養和發展管理人員的管理技能，經過一段時間后，部分經過培訓的管理人員加入其他類型的企業工作從而將使這種技能得以擴散，體現為對本地企業產生了溢出效應。此外，Irving Gershenberg還發現，合資企業對于技術溢出的貢獻最大。Irving Gershenberg的案例研究為從事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學者們提供了一條新的思路。
考察現實：看外商直接投資在我國產生溢出效應的潛力
近5年來，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問題也引起了國內學者的高度重視。但由于受行業和企業數據的限制，多數對溢出效應的研究停留在宏觀層面。因此，對于在行業及企業層面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微觀機制的研究還有待深入。
1.獲取溢出效應已成為我國利用外資的重要目標。
縱觀我國吸引外資幾十年的歷史，我們也走過了從嚴格限制到有限度開放，直至加入WTO后逐步走向全面開放的過程。由于相對于國際上其他發展中國家，我國的國民經濟在這十幾年中一直保持高速而穩健的增長，從而使我國在吸引外資方面的國際地位一路顯著攀升，目前已無可爭議地成為對外資最具吸引力的國家之一；與此同時，外資在我國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與日俱增。在這樣的環境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核心問題已不再是“量”，即“如何吸引更多外資”的問題了，而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質”的問題，也就是“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外資促進我國經濟發展”的問題則引起了普遍的關注。其中，如何利用外資帶動我國企業的成長，即如何促使外資在行業和企業層面產生溢出效應成為了目前被各界矚目的核心問題之一。
2.我國的國際化商務環境為溢出效應的產生提供了基礎條件。
借鑒國際上關于溢出效應的研究，我們認為，我國目前的國際化商務環境已經為溢出效應的產生提供了良好的基礎條件。
首先，如前所述，相對于其他發展中國家，我國已經吸引了豐富的外商直接投資。這種豐富程度不僅僅是從總量上來衡量的，它還顯著地體現在外商直接投資進入了廣泛的行業范圍和地域范圍；與此同時，從外資來源的角度看，外資不僅僅來源于周邊文化與語言相近的國家和地區，而且我們還吸引了眾多的來自歐美發達國家的著名跨國企業。于是，這就為我國不同行業、不同地區以及不同層次和水平的企業都創造了吸收外商投資溢出效應的機會。
其次，從行業內溢出效應的機制考慮，在我國國內市場上，外資企業與本地企業的競爭是廣泛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由于我國內需市場的蓬勃發展，進入中國市場是外商直接投資的首要目的之一。外資的進入必然地沖擊國內企業原有的市場份額，使本地企業切實地感受到面對面的競爭壓力。與此同時，外資企業的進入，也將先進的科學與管理技術帶進了市場，從而為本地企業的就近觀摩和模仿提供了條件。
再次，從行業間溢出效應的機制考慮，由于我國在勞動力成本低廉方面具有顯著的全球性競爭優勢，于使吸引了大量的以整合全球價值鏈為目標的外資的進入。這就為我國企業與外資企業形成前后向的供應鏈合作關系提供了大量的機會。
最后，由于外資在中國擴大經營的需要，近些年來外資企業培訓本土地員工的規模不斷擴大，將本地員工送到國外培訓的機會也不斷增加；而受到外資企業內部的上升空間的限制，從外資企業到內資企業的人才流動將是不可避免的。為此，爭取由于人才流動而產生的溢出效應也具有很廣闊的前景。
3.對溢出效應微觀機制的深入研究將更有效地促使溢出效應的產生。
對外直接投資案例范文第3篇
關鍵詞：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溫州
中圖分類號：F114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3.02.012
對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最早出現于15世紀前后[1]，是指一國居民（自然人和法人）為獲得另一國的企業控制權，在該國投入生產要素的跨國經營活動[2]。自上世紀90年代后半期開始，隨著全球生產網絡的不斷深化發展，世界經濟呈現一體化整合的態勢，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不斷擴大。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呈現投資總量急劇提高、投資方式趨向多樣化、全球影響力不斷擴大的特點。在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中，國有企業一直占據著絕對的“主力”地位。由于國有企業的制度缺陷和潛在的體制沖突，導致國有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風險巨大。溫州作為中國民營經濟的先發地區，市場發育程度相對較高，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沖動”較強烈，被商務部稱為“走出去”的“溫州模式”。2012年3月，國務院批準設立溫州金融綜合改革區，在試點方案中要求研究開展人民幣境外直接投資試點，這也說明溫州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承擔著中國民營企業和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先行先試的重任。因此，研究溫州民營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有著典型的實踐意義和理論價值。
1 基于全球生產網絡的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理論
傳統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都是從研發、生產加工到最后營銷完整產業鏈對其區位選擇進行解釋。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隨著全球化不斷發展，產業鏈、價值鏈深度分解，國際產業轉移正從產品間向產品內生產的空間分離及生產工序和工藝間的空間分離方向發展。跨國公司在生產持續國際化的基礎上，更加重視按照地方生產網絡的比較優勢，實現地方生產網絡與全球生產網絡的鏈接，進行價值鏈的全球配置和布局。在全球生產網絡背景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活動，不僅能達到縮小技術差距、優化產業結構、增加貿易的目的，而且還能促進各國經濟關系發展，最終推動經濟合作向更高層次發展[3]（表1）。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重點的轉移，無疑會對其“走出去”投資的區位選擇構成重要影響。
1.1 全球生產網絡下產業分工的區位選擇
傳統的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理論的研究大多基于成本角度，如韋伯（Webber）[4]的古典區位論就把成本最小化作為企業投資區位選擇的標準；馬歇爾（Marshall）[5]認為本地化經濟（Localization Economies）可以降低企業各種成本，對于單個企業而言本地化不僅是一種外部性[6]，而且對企業的區位選擇活動起著重要作用[7]；鄧寧（Dunning）[8]引入了區位優勢的概念來解釋企業的區位選擇，區位優勢能強化或補充跨國公司的核心競爭力，但決定區位選擇的因素越來越趨向綜合。UNCTAD[9]認為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決策主要是根據市場條件做出的，區位因素具有系統性，市場規模和成長性、生產成本、技術水平、基礎設施完善程度、宏觀經濟狀況和總體管理框架等因素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決策都有影響；優惠政策并不具有絕對作用，只有在市場規模、生產成本、技術水平及基礎設施等因素基本相等的時候，優惠政策才會在區位選擇中發揮作用。UNCTAD[10]將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國家區位因素歸納為三大類：投資政策因素、經濟因素和投資促進措施因素（圖1）。
隨著全球生產網絡的形成和發展，國際間產品分工正向產品工序的分解及全球化配置方向轉移并呈現嚴格的價值等級關系。特定國家依據要素稟賦的優勢，吸引國內外投資專注于某一環節或工序的生產（服務提供）。因此一個國家吸引外資，將不再是因為其對某個完整產業具有要素比較優勢，卻可能僅僅因為其在某個生產（服務）環節所具有的比較優勢，企業將依據自身在某個生產（服務）環節的要素訴求，決定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
從跨國公司層面來看，通過生產環節的布局轉移，可在全球范圍內利用某區域在某個生產環節具有的比較優勢，實現資源最佳配置。具體到產品生產布局方面，跨國公司一般將高檔產品生產主要放在發達地區，部分中間品出口或在國外進行組裝；低檔產品的生產完全轉移到國外進行。從價值鏈布局來看，跨國公司將價值鏈進行空間分離形成一定的空間結構：母公司控制核心技術，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環節被定位在人才密集且經濟發達的國家或地區，低附加值的加工環節轉移到勞動力資源豐富且低薪酬地區，使全球生產形成多邊、互補、垂直與水平分工交織的新型國際分工網絡體系[11]。
從宏觀層面看，嵌入全球生產網絡的企業，其對外直接投資將按照自身在全球價值鏈中所處位置及投資地稟賦優勢來決定[12]。一般而言，擁有關鍵資源或核心能力的領導企業的總部控制整個生產網絡，其所在區域是全球生產網絡的權力中心，這個權力中心自然成為優勢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地；充當管理層的各地生產型領導子總部或區域職能總部所在區域一般為區域經濟中心，是生產管理類對外直接投資的集聚中心；充當生產網絡執行層的地方生產網絡的供應商及生產型子公司所在區域則處于“邊緣地帶”（圖2），是優勢拓展型對外直接投資的集聚地。總體而言，發達國家（地區）是全球生產網絡的核心節點，而后進國家（地區）盡管通過嵌入生產網絡獲得發展，但一般是全球生產網絡的地區。
從微觀層面來看，企業在生產網絡中的分工地位不僅反應了其在網絡中的權力地位，并直接表現為網絡權力與網絡組織在空間分布上呈現的耦合性，同時也決定其對外直接投資的訴求及區位選擇。一般而言，控制研發等高附加值環節、位于網絡權力中心的企業選擇信息、人才等軟要素集聚的高端區位；而處于執行地位的企業、從事價值鏈低端標準化生產的企業，主要考慮土地、原材料、低勞動力價格等硬要素的區位成本[13]。在這樣的網絡分工和區位分布下，區位不僅關系企業能否進入全球生產網絡，一定程度上也成為決定企業網絡地位形象的“地理名片”。全球領導企業總部、全球專業供應商總部一般定位于少數“全球經濟控制點”的城市[14]，這些城市也成為全球生產網絡的“權利中心”城市；領導公司的區域總部及部分主要供應商總部、關鍵零部件生產基地、部分產品組裝基地，是領導企業總部與生產單元之間的“中繼站”，一般設在區域通通信樞紐城市、區域重要城市；一般標準化的零組件生產基地，主要位于要素價格較低、稅收較低的發展中國家（地區）。
發展中國家往往從事勞動密集型環節或低技術工序，網絡成員難以觸及到核心技術，因此對發達國家產生技術依賴而被長期“鎖定”， 由于技術溢出效應有限，失去了以往產業前向、后向的帶動作用，難以實現由低端環節向高端環節的提升，發展中國家企業寄希望通過參與全球生產網絡而獲取綜合性回報的空間被極大地壓縮[15]。中國企業要打破長期被“鎖定”在為跨國公司“打工者”的地位，必須借助知識和技術的積累，提高在國際分工中的全球要素資源配置能力和市場競爭力，加快中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進程[16]。
1.2 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
國內外學者仍以比較優勢理論和成本理論為核心，延續了從成本、制度、集聚經濟角度分析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研究傳統，但也形成了一些更加符合發展中國家企業實際情況的學說。有研究指出，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往往利用東道國的種族紐帶和人文共性來對收入水平較低、市場容量不大的發展中國家進行投資[17]，受“心理距離（Psychological Distance）”的影響，發展中國家側重于對相鄰發展中國家的投資，遵循“周邊國家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的漸進發展軌跡[18]。有學者運用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對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空間分布進行實證研究。在區位選擇方面，有學者研究發現，穩定的政局及其他的經濟變量，包括政策變量、實際稅率對FDI進入有顯著影響作用[19]；Crumbley[20]分析認為經濟變量和制度變量對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存在較大影響。在空間分布方面，有學者經過實證究發現，發展中國家的FDI初次進入東道國后，隨著東道國社會環境的變化，存在著地域性因素的變化，但FDI流向發達國家的基本格局沒有改變[21]。
有學者研究了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市場規模更大、工資水平相對中國更低以及自然資源稟賦更加豐裕的區位，更能吸引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22]；東道國的制度環境和自然稟賦狀況共同影響了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23]。林毅夫等[24]認為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應遵循“早半拍”的原則，符合該原則的有東歐、中亞等地區；大部分學者從國際經驗出發，指出目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應首先考慮東盟國家，其次是前蘇聯的一些國家和地區[25，26]。與上述觀點不同，程慧芳等[27]應用引力模型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進行分析，提出了對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四類“引力”國家（地區）。李偉杰[28]認為應充分利用中國與睦鄰國家經貿往來密切、心理距離短、華人華僑分布廣泛、漢文化影響深遠等獨特優勢，遵循“周邊國家—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的漸進軌跡。
我國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空間分布現狀是：非洲居首，東南亞次之，拉丁美洲位列第三，發達國家極少[29]。這樣的空間分布，基本符合FDI的區位選擇理論，但對非洲的FDI存在一些盲目性[30]。從中國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研究來看，有學者以“企業規模—產業類型”為分析框架，從不同因子的影響作用大小，選擇不同的投資東道國[31]；按企業規模的不同，大型企業可以選擇到發達國家投資，中小型企業可以選擇到發展中國家投資[32]；從企業創新能力的不同，傳統產業可以選擇到周邊國家投資，知識和技術密集的高新產業可以選擇到發達國家投資以提升企業競爭力[33]。與此同時，要對東道國的投資區位環境進行評估[34]，注重“聚集效應”、保持成本優勢、強化企業核心競爭優勢的區位選擇[35]。趙偉[36]以浙江萬向集團為例，提出“走出去”的民營企業，應依循從外包的低端承包到“反客為主”建立跨國公司的思路。根據心理距離、先易后難、增強核心競爭力的區位選擇原則，民營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策略為：選擇那些在經濟發展程度上和我國差異較小的國家和地區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最佳區位應該是周邊發展中國家、東歐和中亞各國，再有針對性的考慮走向歐美等發達國家[37]。
2 中國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決定性因素
在UNCTAD區位因素分類的基礎上，本文把民營企業區位選擇的決定因素歸結為：優勢拓展因素、制度利用因素和優勢尋求因素。
2.1 優勢拓展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
在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中，由于投資者面對海外不確定、不熟悉的社會經濟環境，成本最小化依然是區位選擇的重要因素[38]。一般認為，對外直接投資趨向交易成本低的國家（地區）[39]，國內較高的交易成本會推動對外直接投資的發生[40]，勞動力成本、交通通訊成本等是區位選擇的重要因素[41]，信息成本對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的選擇也有重要影響[42]。
新經濟地理學認為產業空間集聚會形成產業的自然優勢和技術溢出等外在優勢，由于對外直接投資企業面對陌生的投資環境，與東道國企業相比處于一種天然的劣勢地位，比當地企業有著更高的信息成本[43]，為克服高信息成本和高風險，東道國產業聚集區對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起著決定性作用[44]。Luger等[43]對瑞典的案例研究證實了集聚經濟效應對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重要性，集聚經濟對FDI的區位選擇的正向影響體現在城市和行業的規模效益方面[45]。
以克拉維斯（Kravis）、弗里德曼（Friedman et al.）、凱夫斯（Caves）等為代表的市場學派理論，強調市場接近、市場規模及市場增長潛力因素的作用，認為東道國市場規模是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一個重要因素[46]。但出口導向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與東道國市場規模的關系并不顯著[47]。一些學者使用GDP作為市場規模的替代指標來研究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因子，研究發現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流入量和GDP增長率存在正向的顯著關系[48]。
2.2 制度利用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
對外直接投資是東道國與跨國公司兩個主體共同參與、共同決定的一個博弈過程。安哥多（Agodo）、貝爾德伯斯（Belderbos）、奧克荷姆（Oxelheil）及魯明泓等制度學派代表，從制度層面和政府政策層面分析東道國對吸引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盡管成本、市場規模和集聚經濟對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起著決定性作用[49，50]，但一定程度上，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實際上是一個多階段的過程[49]，投資者必須深入了解東道國政府對外來企業設置的不同阻礙和鼓勵措施[51]。Dunning認為企業投資區位決策的關鍵在于企業自身優勢能夠與區位優勢得到最佳的結合[52]，只有當其他因素趨同時，東道國激勵政策才能夠起到最終的決定性作用[53]，因此許多跨國公司并不把激勵政策作為投資決策考慮的因素[54]。東道國在提供激勵措施時，要將目標集中于本地區具有競爭優勢的行業，還要區分區域激勵和行為激勵[55]。對出口國企業來說，對外直接投資只是規避反傾銷的“次優”選擇，東道國通過實施反傾銷的確可以暫時吸引更多的對外直接投資，但一旦東道國取消這樣的措施，它們會重新將生產地點放到成本更為低廉的地方[56]。Barlow和Wender對247家美國公司就海外直接投資的訪談時發現，相對于根本性原因，投資激勵只是一個次要因素[57]，一個自由開放的經濟體制和對對外直接投資的歡迎態度在所有因素中最重要[58]，跨國公司在美國的經營活動就與美國的有效保護率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59]。
2.3 優勢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
自20世紀60年代后，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集中在美、歐（共體）和日本三角，主要原因是發達國家（地區）是全球新產品、新技術和新信息的來源地和集聚地，有利于企業的發展[60]。在知識經濟時代，創新成為驅動發展的重要因素，以知識和技術為中心，一種新的分工體系開始形成[61]。坎特維爾和托蘭惕諾[62]的技術積累理論更能解釋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優勢尋求型的區位選擇。發展中國家企業向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目的是為了尋求更先進的技術[63]。從最能代表創新水平和能力的R&D機構的對外直接投資來看，跨國公司到美國投資R&D機構，是為了跟蹤和獲得美國技術以提高自身技術能力和優勢，這一因素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64]。
3 溫州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實證研究
根據溫州市商務局提供的數據，截至2009年底，溫州共有對外直接投資的民營企業529家①。筆者根據市商務局提供的企業清單，于2010年上半年對溫州市對外直接投資的民營企業發放了問卷，最終共收到有效問卷167份，占溫州對外直接投資民營企業的比重達到80%左右。在此基礎上，本文對溫州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進行實證分析。
3.1 溫州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情況
在存量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上，被調查的溫州民營企業主要表現出“集中投資為主、分散化投資為輔”的總體特點。被調查企業在全球范圍內的投資分布比較廣泛，除大洋洲、拉丁美洲、非洲三地外，其他各地區均為存在較為集中的投資，其中到西歐地區投資的企業最多，占樣本總數的19%（圖3）。
在對“貴公司投資最多的三個國家或地區”的回答中，共有36個國家或地區列入溫州民營企業投資目的地，其中：美國最受青睞，有59家企業選擇在美投資，占樣本企業的35.3%；選擇俄羅斯、德國、意大利、阿聯酋、日本投資的企業也較多。
3.2 溫州民營企業預期對外直接投資地區
在預期投資區域中，按選擇的企業數量多少排序依次為：東亞和東南亞（76家）、西歐地區（67家）、北美洲（67家）、東歐地區（54家）、中東地區（52家）、非洲（41家）、拉丁美洲（21家）、大洋洲（9家）。與歷史投資相比，東亞和東南亞超過西歐地區成為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首選區域；選擇在非洲投資的企業數上升幅度最大，新增13家，增幅達到46.4%。
對“未來產品和服務的首選市場”排在前三位的分別為東亞和東南亞市場、投資所在地的市場、中國國內市場，而排在后三位的分別是拉丁美洲市場、整個國際市場、大洋洲市場。可以看出，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目標市場還是比較明確的，并不是毫無目的的“整個國際市場”，包括東亞、東南亞、中國在內的整個亞洲市場是企業產品和服務的首選市場；大部分企業“走出去”瞄準的市場還有投資所在地的市場，這說明先期投資的存量給企業帶來良好的收益和市場前景，企業擴大對外直接投資意愿增強。
從預期對外直接投資的首選國家來看，美國依然受到“走出去”企業的青睞，超過一半的樣本企業希望未來前往投資。與現狀相比，未來3-5年，選擇排在前列的阿聯酋（新增27家）、俄羅斯（新增19家）、德國（新增15家）進行投資的企業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長。但溫州民營企業對在意大利投資的前景不太樂觀，與現狀相比，僅有新增3家希望在意大利投資的企業。
4 溫州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啟示
4.1 優勢拓展是區位選擇的主要因素
溫州民營企業歷史對外直接投資在歐洲國家的累計企業數達到45家，地區排名位居第一，這主要是因為歐洲國家是溫州華僑的集聚地。在改革開放之初，溫州商品輸出主要是依靠“僑貿”，隨著商品輸出轉變為資本輸出，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是設立貿易機構，是因為與歐洲國家華人華僑分布廣泛的“心理距離短”和人文紐帶、人文共性等獨特優勢。隨著國內生產要素成本價格的逐步提高，東亞和東南亞國家成為預期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區域，也反映了優勢拓展型的成本因素成為重要的影響因素，“心理距離（Physical Distance）”開始產生作用，遵循“周邊國家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的漸進發展軌跡[59]。由于拉美地區自身經濟復蘇有待時日、大洋洲地區市場潛力不大，一直沒有成為溫州民營企業預期投資的重點地區，這反證了優勢拓展在區位選擇中的重要性。
4.2 制度利用是區位選擇的不可忽視的因素
東道國的優惠政策、規模貿易壁壘是制度利用型區位選擇的測度因素。從對非洲的直接投資來看，該地區自然資源豐富、勞動力成本低、消費品市場容量大，隨著國家加強中非合作政策效應的顯現，越來越多的民營企業開始選擇非洲，這是東道國優惠政策正面效應的體現。從民營企業從事的產業來看，既有從事礦產資源開發和初加工的；也有投資設立生產基地轉移國內過剩產能，服務本地市場，這也驗證了優勢拓展在區位選擇中的重要地位。
從對俄羅斯的直接投資來看，俄羅斯土地和礦產資源資源豐富、市場廣闊且輻射歐洲廣闊腹地。上世紀90年代前蘇聯解體后，溫州人率先開展對俄邊貿，逐步通過貿易網絡深入前蘇聯地區，但傳統的“灰色”清關做法使溫州企業不時遭遇俄羅斯海關、稅務部門的打擊。隨著近幾年俄羅斯經濟逐步邁入正軌，溫州企業投資建設的俄羅斯商品交易市場和生產基地不斷增多，從邊貿出口建立產品生產貿易基地的發展軌跡，驗證了規模貿易壁壘、東道國相關交易成本（腐敗、行政效率）等因素在制度利用型區位選擇中的影響作用，也是東道國政策倒逼效應的體現。
歐洲是溫州民營企業歷史和預期投資重點區域，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規避我國相關的管制政策。據筆者訪談和調研，由于我國對資本支出管制較嚴，部分溫州人利用溫州民間金融發達、民間資本充裕和溫州華僑網絡廣泛的優勢，通過“互換”方式首選歐洲進行對外直接投資，這是“負面”政策利用型區位選擇的一個典型案例。
4.3 優勢尋求型是區位選擇新的重要因素
傳統對外直接投資理論認為發達國家并不是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地區，因為民營企業基本上屬于中小企業，“大型企業可以選擇到發達國家投資，中小型企業可以選擇到發展中國家投資”[32]，因此我國民營企業“當前對外直接投資發達國家極少”。但美國成為溫州民營企業歷史和預期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熱點、重點地區，不能不說溫州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與眾不同”。因為美國作為當前全球第一大經濟體，擁有關鍵資源和核心創新能力，是全球生產網絡的權力中心之一，溫州民營企業選擇在美國、歐洲及日韓等國投資，是典型的“優勢尋求型”區位選擇，是符合“知識和技術密集的可以選擇到發達國家投資”的理論解釋，這也反應了溫州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在全國民營企業中“先知先覺”的典型性。
從市場信息和市場渠道因素的作用來看，迪拜（阿聯酋）是優勢尋求型的區位選擇典型。迪拜（阿聯酋）在溫州民營企業歷史和預期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中位居前列，因為迪拜是中東地區的金融和經濟中心，又是歐洲、非洲和亞洲的經濟、交通中轉樞紐，區位條件優越。迪拜每年舉辦的國際性大型展會、博覽會、招商引資會等，提供了直接貿易和轉口貿易等市場營銷渠道及市場信息資源，對市場有著天生敏感的溫州民營企業熱衷投資迪拜，是企業家尋求優勢區位選擇重點考慮的因素。
從已經實現的優勢獲得性來看，對歐洲的投資已成為典型案例。自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以來，歐洲國家經濟逐步陷入“泥潭”， 因此意大利的投資前景不太樂觀。但由于歐洲具有“不可替代性”，溫州民營企業對歐洲區位選擇的堅持，是因為歐債危機為溫州民營企業尋求優勢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遇，部分民營企業已進入歐洲收購研發設計機構、知名消費品品牌和市場營銷公司，將加速其向價值鏈高端提升。
總之，溫州民營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是有選擇地按照價值鏈提升和生產網絡全球化布局的要求，選擇技術創新和市場渠道發達的歐美、日韓等發達國家投資研發、市場營銷機構尋求優勢；在勞動力成本低、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投資設立生產基地，拓展傳統的比較優勢；利用東道國的政策，從事資源開發或者設立生產基地規避貿易壁壘，利用制度優惠。因此，溫州民營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沒有受限于企業在全球生產產網絡中的分工地位和權力地位，在網絡權力與網絡組織的空間分布上沒有呈現出耦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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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直接投資案例范文第4篇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 投資方式 投資區位
一、引言
傳統觀點認為：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發達國家是國際資本輸出一方，發展中國家是國際資本輸入一方。20世紀70年代后期，發展中國家開始了較大規模的對外直接投資，80年代呈現出穩定增長的態勢，從90年代開始，增長速度大幅增加。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直接投資中所占份額快速增長，已達到一定的規模，對主流國際資本流動相關理論提出了挑戰。
《2010―2012年世界投資前景調查報告》表明，來自發展中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的跨國公司開始成為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主體，今后中國、印度、俄羅斯將成為最具投資潛力的對外投資者之一。中國和印度兩個發展中大國有著諸多相似之處：地理位置相鄰，均為人口大國，經濟發展十分迅速，歷史背景相似，這種相似卻又不完全相同的關系構成了它們之間進行比較的基礎。目前在中印兩國比較的內容方面，學者們重點關注兩國的發展模式，而兩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由于均處于起步和成長階段，尚未引起學者們的足夠重視。在此背景下，本文從投資方式和投資區位兩個角度對中印對外直接投資進行比較，研究兩國的異同，便于發現問題，從而借鑒印度的可取之處，提出對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具有建設性的政策建議，旨在促進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健康發展。
二、中印對外直接投資方式的比較
（一）中印對外直接投資方式的發展現狀
世界市場上，企業進行國外直接投資有兩種基本類型：其一是收購兼并當地企業，即跨國并購；其二是投資創建國外新的企業，即綠地投資。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綠地投資在全球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比例有所下降，跨國并購的比例有所上升。跨國并購逐漸取締綠地投資，將成為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的新趨勢。
從表1中可以看出，1999―2005年間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一直以綠地投資為主，跨國并購較少，平均值為24%；2008年我國跨國并購額占對外直接投資流出流量的比重創歷史新高，為73%；2009年我國受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較其他國家小很多，但跨國并購比重仍下降了28個百分點至45%。20世紀90年代經濟自由化改革前，印度對外直接投資大多采用合資企業的形式，在那之后獨資公司成為印度對外直接投資的又一大投資方式，如今跨國并購已成為印度企業進軍海外市場的主要方式；印度1999―2005年跨國并購額占投資流量比重平均值為60%，遠遠超過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均值；2009年印度受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十分嚴重，跨國并購額所占比重下降了71%，下降至2%。
（二）中印對外直接投資方式的異同
從資金額的角度來看，中印對外直接投資方式有著很多相同之處：兩個國家在對外直接投資發展初期，跨國并購交易額所占比重均不高；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兩國對外直接投資快速發展，跨國并購交易額所占比重均大幅上升，在這方面印度的增長速度超過了中國，甚至在世界上處于前列；2009年全球經濟危機壓縮了可用于對外直接投資的資金，導致兩國跨國并購交易額均大幅下降，在這方面，印度受到的影響更大一些。
從投資領域的角度來看，中印跨國并購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排除2009年全球經濟危機的負面影響，近幾年我國跨國并購交易額所占比重有了很大的飛躍，而且在世界跨國并購交易額排名中非常靠前。我國參與跨國并購的多為國有企業且交易額極其巨大的，投資領域主要是戰略性資源開發，如有色金屬、石油、天然氣等，而私營企業跨國并購成功率非常低，仍處于起步階段。與中國不同，印度私營企業在汽車機械、生物醫藥、金融服務、軟件服務業等領域正顯示出強大的國際競爭力。印度跨國并購經典案例主要有：汽車機械行業，2008年塔塔集團以23億美元從福特汽車集團購得路虎和捷豹兩個知名汽車公司品牌；生物醫藥行業，印度Jubilant Organosys公司以2.55億美元現金收購加拿大Draxis Health公司；金融服務業，2007年印度Firstsource Solutions公司以3.3億美元價格收購美國MedAssit公司；軟件服務業，2008年印度軟件服務企業3i Infotech公司斥資1億美元收購美國Regulus公司。通過跨國并購，尤其是對發達經濟體的企業收購，印度私營企業在獲得先進的機器設備、知名品牌的同時也壯大了企業國際競爭力。
總的來說，中印對外直接投資中跨國并購的發展速度和所占比重都比較接近，而相比之下，印度跨國并購所涉及的領域更有利于國家經濟和私營企業的發展。
三、中印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的比較
（一）中印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的發展現狀
根據《2009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從投資覆蓋率來看，2009年末我國的1.3萬多家境外企業共分布在全球177個國家和地區，總投資覆蓋率為72.8%，其中亞洲、非洲地區的投資覆蓋率最高，分別達到90%和81.4%；從資金的地區分布來看，亞洲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資金密集區域，資金流出流量比重高達71%，其余大洲的資金投入比例都非常低，按比重依次為拉丁美洲13%，歐洲6%，大洋洲4%，非洲3%，北美洲3%。
印度在20世紀90年代經濟自由化改革以前，對外直接投資的區域主要是亞洲地區，尤其是周邊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投資行業主要是貿易和資源開發領域；此后，在投資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基礎上，印度對外直接投資開始向發達國家和地區進軍，其中西歐和北美開始成為印度的重點投資區域，投資行業種類繁多，其中以IT服務業和制藥業尤為突出。印度在發達國家和地區直接投資主要是以跨國并購的方式進行，圖1反映了2000―2007年印度跨國并購的區位分布情況。可以看出，印度跨國并購主要集中在美國、加拿大、歐洲這些國家和地區，跨國并購的特點主要是以技術為導向。
（二）中印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的差異
從投資區位的角度來看，中印對外直接投資存在著較大的差異。雖然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覆蓋率較高，但從投資流量的區位分布來看，亞洲仍然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區域。而20世紀90年代以后，印度基本上完成了對外直接投資從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向發達國家和地區的轉變，目前以西歐和北美為重點投資區域。
就總體而言，中印兩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上都經歷了從發展中經濟體向發達經濟體逐步轉移的過程，顯然印度企業在進入發達經濟體的過程中走在了中國的前面，其中以技術和品牌為導向的跨國并購起了很大的作用。
四、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相關建議
在對外直接投資方式方面，應提倡以跨國并購的方式進行對外直接投資，使之成為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一方面，應完善有關跨國并購的法律法規，且提供關于國外跨國并購相關法律法規的信息咨詢；另一方面，應為進行跨國并購的企業提供相關的稅收、信貸優惠，為企業進行跨國并購提供便利。
在對外直接投資區位方面，應擴大對發達經濟體的投資規模。我國應鼓勵具備一定國際競爭力的企業到發達國家和地區進行跨國并購，學習和吸收世界先進技術與管理經驗，增強我國企業的綜合競爭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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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高巍. 印度對外投資的經驗及啟示[J]. 國際經濟合作，2006（12）
對外直接投資案例范文第5篇
（一）內容特點
該書圍繞我國服務業展開論述，分析了第三產業國際投資的基本情況，構建了完整的內容框架。該書立足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分析了第三產業投資的有利條件以及第三產業投資的內因與外因。該書在搭建國際直接投資影響服務業產業成長的理論分析框架基礎上，深入實踐層面，探析二者實證關系，證明了服務業國際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從整體上來看，該書分為理論分析與實證探究兩個模塊，詳盡探討了我國服務業的國際投資問題，考察其經濟實效性，并探究影響服務業國際直接投資效果的諸多要素。為了應對國際市場的挑戰，我國推行“走出去”戰略，積極提高國際雙向投資水平。基于此，該書提出我國服務業國際直接投資策略，為充分發揮服務業國際直接投資的積極效應、推進我國服務業發展、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提供理論參考。
（二）理論價值
該書的理論價值不僅在于全面論述了我國服務業國際直接投資的現實背景，還在于建立了邏輯嚴密的理論系統，闡述了產業國際投資的相關理論。通過總結梳理國內外關于服務業國際直接投資的研究成果，提煉出若干理論觀點，分析服務業國際直接投資經濟效應理論。該書在論述過程中，分析了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對服務業的適用性，并在確定科學理論適用于服務業研究之后，形成了國際直接投資經濟效應理論分析框架。隨后，以廣東服務業為研究對象，依據國際直接投資經濟效益理論，探討當前廣東服務業的投資現狀和投資特征，為后續實證分析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一方面，我國服務業國際直接投資處在穩步發展階段，投資額不斷增加，投資規模不斷擴大；另一方面，我國服務業處在轉型階段，開展國際直接投資利于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三）實踐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