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人民幣直接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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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人民幣直接投資范文第1篇
在這些措施中，重要的一條就是支持香港發展成為離岸人民幣中心，支持香港使用人民幣在境內直接投資，允許人民幣境外合格投資者投資境內證券市場，起步金額為200億元。不久，商務部就了有關人民幣跨境直接投資的征求意見稿。10月12日，商務部正式《關于跨境人民幣直接投資有關問題的通知》（下稱《通知》）；13日，中國人民銀行《外商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業務管理辦法》（下稱《辦法》），人民幣跨境直接投資政策正式付諸實施。
為何開展跨境人民幣直投
最重要的原因是境外人民幣規模持續增加，需要回流。2009年7月，國務院決定在國內上海、廣州、深圳、珠海、東莞五個城市開展港澳地區的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2011年8月擴展到全國，跨境貿易的業務也不斷擴大。今年1月－7月跨境貨物貿易達到8661億元人民幣，占同期進出口總額的6.6％。
在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同時，今年1月中國人民銀行制定了《境外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試點管理辦法》，允許部分企業以人民幣進行境外直接投資結算。
隨著跨境貿易人民幣業務的增加，以及境外直接投資人民幣的增加，境外市場人民幣規模也在增加。有預計認為到年底香港人民幣資金存量可能達到7000億－10000億元，而這些資金目前階段缺乏一個回流渠道。
通過貿易渠道回流的人民幣資金成本高，銀行和企業缺乏積極性。也正因為如此，境外企業缺乏使用人民幣的積極性，愿意用人民幣支付，但不愿意把人民幣作為收匯，結果導致人民幣業務主要集中在香港和新加坡。而就商業銀行來說，基本是自家人做自家業務，跨境人民幣業務結算主要在同一銀行境內外機構間進行，跨行尤其是跨境外銀行的信用證、保函、擔保業務開展得很少。
此外，境外期待人民幣進入國內市場。所有貨幣出境以后，必須回到國家，貨幣才能滋生利息。如果不能回到本國，在國外則必須有離岸市場。而即使有離岸市場，離岸市場的資金也必須能夠回到國家，否則，長期下去，這個市場難以持續下去。
因此，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管理辦法推出不久，香港就急切地期望開展人民幣離岸業務，而開展人民幣離岸業務的根本期待是期望境外人民幣合法地回到國內市場，可以在國內市場進行各種投資，以獲得資金利益。否則，企業、銀行都不愿意持有人民幣，因為持有人民幣的資金成本比其他資金成本高，或者可獲得利潤少。
目前，香港存款人民幣利率、交易的人民幣匯率都低于國內的市場價格，為什么呢？原因在于這些人民幣不能直接進入國內銀行間市場，不能直接在國內進行投資，而需要通過國內銀行才能進入國內，而成本決定了其利率和匯率比國內價格低，制約著銀行和企業持有人民幣的積極性，未來也會影響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和人民幣境外直接投資的結算。
因此，人民幣跨境直接投資，也是雙邊投資的便利化，是適應當前人民幣跨境流動需要而采取的積極有效措施。
人民幣FDI的意義
首先可以規避儲備貨幣風險。我國推進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的一個重要背景就是儲備貨幣匯率劇烈波動，給企業帶來很大的風險和利益不確定性。
推進人民幣結算，可以減少儲備貨幣的風險，但其最大障礙不在結算本身，而是境外機構、個人持有的人民幣資金如何獲得與儲備貨幣資金同等的流動性和收益性。如果僅僅局限在貿易結算，不能允許出境的人民幣在境內直接開設人民幣賬戶進行直接投資，進行證券、債務、理財等投資，境外機構、個人就不愿意持有人民幣，這反過來不利于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的發展。
允許境外人民幣直接投資國內，減少了境外持有人民幣的成本和風險。尤其是目前人民幣處于相對升值預期之中，以外幣在國內直接投資面臨貨幣價值縮水的可能，而以人民幣直接投資可以規避儲備貨幣貶值的風險，從長遠來說，甚至可以獲得升值的利益。
其次有利于推動本幣業務國際化。允許人民幣資金合法流出，也允許其合法流回，將有利于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發展，有利于推動人民幣信用證、保函、對外擔保、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這實際是在推動人民幣業務的國際化。
將來，人民幣跨境業務可以逐漸擴展到允許以人民幣作為債權和債務(包括存款)，允許境外人民幣在境內進行證券投資、理財等，這樣，就可以提高和擴大人民幣的影響，擴大使用范圍，國際社會也愿意持有人民幣，人民幣走向國際就有了堅實的基礎。
目前，我國外匯儲備規模已達3.2萬億美元，未來可能更多。在人民幣流出規模達到10萬億元前，我國還可以進行雙邊或多邊承諾，允許任何國家任何機構持有人民幣，在境內投資，甚至可以隨時兌換為儲備貨幣給它們。這樣，國際社會持有使用人民幣的積極性會更高，人民幣的國際地位可以人民幣業務的國際化而提高，甚至成為儲備貨幣。
還可以推動本幣資本賬戶開放。盡管跨境人民幣直接投資僅僅是人民幣直接回流的試點，但它是本幣項下的資本賬戶開放的試水，突破了資本賬戶開放的歷史局限。過去的資本賬戶開放，都是對儲備貨幣的開放。直接投資也好，證券投資也好，乃至債務、債權關系都表現為儲備貨幣的符號，而允許境外人民幣直接投資，拓展了資本賬戶開放的思路，即開放從對儲備貨幣開放轉變為對本幣開放，乃至對其他貨幣開放。
實際上，人民幣貿易賬戶的開放，沒有資本賬戶的開放，是不可持續的，因此，人民幣FDI的開放，也是中國資本賬戶開放在新形勢下的創新，乃至是未來的發展方向。人民幣FDI的開放，將為我國資本賬戶開放積累管理制度和風險防范經驗。
人民幣FDI風險可控
資本賬戶開放或者說金融開放的最大問題在于風險判斷和控制，這也是政策一直關注的。
今年1月，境外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試點，中國人民銀行就強調“確保相關業務穩妥有序開展，防范熱錢流入”，對國家限制類和重點調控類的人民幣外商直接投資結算業務不予受理。而《通知》《辦法》本身更加注重風險防范和控制，這具體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在人民幣資金來源方面，首先強調合法，《通知》規定外國投資者以合法獲得的境外人民幣依法來華開展直接投資活動。其次限定范圍。《通知》規定境外人民幣是指“通過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取得的人民幣，以及從中國境內依法取得并匯出境外的人民幣利潤和轉股、減資、清算、先行回收投資所得人民幣”“在境外通過合法渠道取得的人民幣，如境外發行人民幣債券、發行人民幣股票等方式取得的人民幣”。最后，要求出具人民幣資金來源證明或說明文件，對原出資幣種由外幣變更為人民幣的，需要報請商務主管部門批準。還要求說明資金用途，這為以后資金的流向監管奠定了制度要求。
資金方面的要求，有利于保障流入境內直接投資的人民幣合法性。
在投資規范方面，要求跨境人民幣直接投資、再投資符合外商投資法律法規等，要求符合國家外商投資產業政策、外資并購安全審查、反壟斷審查的有關要求。同時，對人民幣投資金額達到3億 元及以上的項目，對融資擔保、融資租賃、小額信貸、拍賣等行業項目，對設立外商投資性公司、外商投資創業投資或股權投資企業，對水泥、鋼鐵、電解鋁、造船等國家宏觀調控行業項目，要求地方上報商務部門審核。
投資規范控制，有利于控制產能過剩行業的擴張，有利于控制擔保、租賃、小額信貸的風險。
投資范圍方面，《通知》規定，跨境人民幣直接投資在中國境內不得直接或間接用于投資有價證券和金融衍生品，不得用于委托貸款。用境外人民幣參與境內上市公司定向發行、協議轉讓股票的，要按照《外國投資者對上市公司戰略投資管理辦法》的要求向商務部辦理相關審批手續。直接投資房地產業應按照現行外商投資房地產審批、備案管理規定執行。通過備案的，將在商務部網站上予以公示，外商投資企業憑商務部網站公示信息、商務主管部門批復文件、外商投資企業批準證書按照有關管理規定辦理相關手續。
投資范圍的規定有利于控制境外人民幣資金在境內證券、衍生品、房地產等市場的投機和炒作。
在業務結算方面，《辦法》允許境外投資者在境內申請開立境外機構人民幣銀行結算賬戶。其中，與投資項目有關的人民幣前期費用資金和通過利潤分配、清算、減資、股權轉讓、先行回收投資等獲得的用于境內再投資人民幣資金，按照專戶專用原則，分別開立人民幣前期費用專用存款賬戶和人民幣再投資專用存款賬戶存放，規定賬戶不得辦理現金收付業務。對外商投資企業設立后，剩余前期費用要求轉入人民幣資本金專用存款賬戶或原路退回。這有利于防止人民幣資金混用和挪作他用。
《辦法》要求銀行審核境外投資者提交的支付命令函、資金用途說明、資金使用承諾書等材料后，為其辦理前期費用向境內人民幣銀行結算賬戶的支付。這確保投資資金來源、使用的合法、真實。《辦法》對銀行辦理結算業務的諸多具體問題也明確了規定，有利于業務風險的監督和控制。
跨境流動大有可為
跨境人民幣投資，是資本賬戶開放的新里程碑。
我國一直在探索人民幣跨境自由流動問題。2005年，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等四部門聯合《國際開發機構在人民幣債券發行管理暫行辦法》，允許世界銀行在境內發行人民幣債券。
當時，曾經設想和討論要求人民幣出境使用，也曾經研究過把國際開發機構擴展為國際機構，讓境外大企業和機構到國內發行人民幣債券，籌集人民幣資金，但人民幣沒有走出國門，只是在國內使用。2010年修訂的管理辦法允許購匯出境使用，允許從境外調入人民幣資金償還本金。
最近幾年，證券市場一直在探索允許境外企業到境內發行人民幣股票，但到目前尚未出臺具體的政策措施。2009年，中國人民銀行《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管理試行辦法》，從貿易途徑開啟了人民幣出境和回流的機制。
今年，中國人民銀行、商務部開展企業以人民幣進行境外投資試點，開啟了人民幣走出去的大門。現在，商務部和人民銀行允許境外人民幣到境內進行直接投資，這是人民幣跨境自由流動又一里程碑。
開放的風險主要是儲備貨幣的風險。1996年12月，我國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宣布實行經常項目下的貨幣可兌換，但資本賬戶一直沒有實現可兌換，甚至基本處于管制之中，如果按照本幣與儲備貨幣區分，考慮雙向開放，中國的資本賬戶可分為七大類，78個項目，大概只有三分之一實行了基本可兌換，三分之二仍然在嚴格管制之中（如果按照儲備貨幣和業務粗分類，為七大類43項，有三分之二基本可兌換）。
長期以來，國際社會對資本賬戶開放持謹慎態度，擔心資本賬戶開放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經濟和金融安全威脅，帶來經濟和金融危機。從墨西哥金融危機到亞洲金融危機，都與資本賬戶開放有關，與允許資本流動有關。
資本賬戶開放何以有如此大的風險?關鍵在于過去的資本賬戶開放，實際是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要求，是本國資本市場、金融市場對國際儲備貨幣資本的開放。而儲備貨幣國家虛擬經濟規模巨大，金融資產規模龐大，如果允許資本自由流動，龐大的儲備貨幣投機資本到金融資產規模弱小的發展中國家投機，必然要出現危機，因為本國沒有足夠的外匯資源和金融資產能力與國際投機力量抗衡，也不能印刷出足夠的儲備貨幣去干預投機。
這種資本賬戶開放，本質上是對儲備貨幣(國)的開放,對資本流動的管制也主要是對儲備貨幣的管制。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所有經濟和金融危機，基本都與儲備貨幣有關。從債務危機、匯率危機,到金融資產的價格危機以及全球大宗商品價格的暴漲暴跌，都與美元等儲備貨幣關系密切。因此，這種資本賬戶開放是不平等的開放，也是充滿風險的開放，我們可以稱之為儲備貨幣項下的資本賬戶開放。
一國資本賬戶不開放，不允許資本自由流動，本幣就不可能有國際地位，本國的金融業也不可能強大，因此，實行人民幣資本賬戶開放是必然的選擇。
人民幣跨境流動，還有很多事要做。如果資本賬戶開放是對本幣開放，對非儲備貨幣開放，就不存在巨大的經濟和金融安全和風險問題。非儲備貨幣國家基本是以實體經濟為主，其金融資產規模有限，即使到國內投機，其力量也有限。而且，本幣的監督和管理，本國比較熟悉，制度相對完善，風險可控。
當然，本幣回流和出境投資達到一定規模以后，資金的頻繁和過量流動，也會帶來風險，需要對本幣跨境資金流動交易進行管理。
跨境人民幣直接投資范文第2篇
人民幣跨境結算是指在進行國際交易時，買賣雙方自愿以人民幣計價，來完成收付款項的經濟活動，它是人民幣跨越國境、走出國門所進行的結算活動，它是人民幣的跨境流通及使用。目前，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以及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深化，人民幣在國際市場上的接受度和信用度也大大提高，顯然，人民幣跨境結算的快速發展有利于提高跨國企業的經營效益，增強其競爭實力；有利于推動我國商業銀行進行金融創新，進一步完善我國金融市場；更有利于促進人民幣的國際化流通與使用，從而加快人民幣“走出去”的步伐，進一步增強我國在國際市場上的影響力。
2人民幣跨境結算的問題探討
雖然我國人民幣的跨境結算業務有了很大的發展，也取得了不錯的成績，但其中仍然存在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影響了人民幣跨境結算的健康發展，因此，我們需要對這些問題進行探討與分析。
2.1結算結構不合理
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1.655萬億元，占跨境人民幣結算總額的85%，同時占中國全球貿易結算總額的27%；人民幣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和對外直接投資）結算2880億元，較去年同期大幅攀升49%，在跨境人民幣結算總額中的份額由2014年的13.78%躍升至15%。[1]可見，目前我國人民幣的跨境結算金額迅速增長，規模不斷擴大，然而，結算結構仍不夠合理，因為其中人民幣跨境的貿易結算所占比重很大，而使用人民幣進行直接投資的跨境結算所占的比重很小，雖然其份額迅速躍升到了15%，但其比重依然很小。所以結算結構仍需要進行合理地調整，只有這樣才能促進人民幣跨境結算的健康發展。
2.2我國企業出口產品水平較低
在出口方面，我國企業大多從事的是加工貿易，生產的多為初級產品，高附加值的產品較少，從而出口產品的可替代性較強，缺乏與外商談判的資本，在選擇結算貨幣時相對被動。[2]可見，目前我國許多企業科技水平還不是很高，或者企業在技術研發領域的投入尚且不足，生產技術水平與其他國家的跨國企業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以致于生產出來的產品主要是初級產品，這些產品的技術含量較低，而且產品附加值也較少，所以使得我國企業出口產品處于相對較低的水平。然而，我國的進口產品以技術密集型產品為主，具有技術含量高和高附加值的特點。這樣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國在國際交易中對計價貨幣選擇的話語權，長此以往，將會影響人民幣跨境結算的進一步發展，阻礙人民幣進一步“走出去”的步伐。
3人民幣跨境結算的對策與建議
由于人民幣的跨境結算對我國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因此我們需要采取一些對策措施，來切實解決好其發展過程中所遇到的一些問題，從而促進我國人民幣的跨境結算又好又快發展。
3.1努力調整跨境結算結構，促進合理優化
誠然，結構的合理優化對于事物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如果結構失衡不合理的話，就會阻礙事物的健康發展；相反，如果結構合理優化的話，就會對事物的又好又快發展起到促進作用。所以一方面，要繼續保持人民幣的跨境貿易結算的良好發展態勢，繼續大力推進我國國際貿易中以人民幣來作為計價貨幣，來完成收付款項的經濟活動。另一方面，我國企業要加大對外直接投資中人民幣的直接投資結算金額，而且我國還要不斷改善國內投資環境，以吸引外商加大對我國的直接投資，并推動其人民幣的直接投資結算。通過這些措施，來努力調整我國跨境結算結構，提高使用人民幣進行直接投資的跨境結算，促進其趨于合理優化。
3.2努力提高企業出口產品的科技含量
誠然，“科技是第一生產力”，所以，在人民幣的跨境結算發展過程中，科技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因此一方面，國家要加大對出口企業的技術幫扶力度，對一些致力于提高生產技術水平的企業給予一定的財政補貼，并對一些出口產品科技含量高的企業給予一定的表彰，從而提高出口企業發展生產技術的積極性。另一方面，我國各出口企業要加大對技術研發的投入，重視并落實提高出口產品技術含量的工作，而且還要積極引進其他跨國企業的先進生產技術，做到博采眾長，取長補短。通過這些措施，來努力提高我國企業出口產品的科技含量，提高其附加值，增強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從而進一步提高我國在國際交易中對計價貨幣選擇的話語權。
4總結
跨境人民幣直接投資范文第3篇
關鍵詞：人民幣；國際化；策略；研究
中圖分類號：F830.73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4-2265（2013）06-0030-04
一、人民幣對外輸出對人民幣國際化的現實意義
人民幣對外輸出是擴大人民幣跨境使用的必要條件和基本前提，對人民幣國際化具有重要意義：一是人民幣對外輸出是實現擴大人民幣跨境使用戰略的基礎和起點。二是人民幣對外輸出有利于改善國家對外的資產負債幣種結構，提高應對危機的能力。三是人民幣對外輸出有利于支持中國香港人民幣離岸業務中心建設。人民幣對外輸出有利于增加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的流動性，推動中國香港發展成為人民幣離岸業務中心，支持中國香港人民幣市場發揮好對外輻射功能，推動人民幣跨境使用不斷擴大。
二、人民幣對外輸出的主要方式及發展趨勢
（一）人民幣對外輸出的主要方式
從國際收支角度看，通過國際收支逆差對外輸出人民幣的路徑主要有三個：一是貿易及其他經常項下對外支付人民幣。二是境內機構以人民幣進行對外直接投資（ODI）。三是境外項目人民幣貸款。經過三年多的快速發展，人民幣跨境業務范圍和品種穩步拓展、跨境使用規模顯著擴大、跨境流動管理機制逐步建立，人民幣國際化取得良好開端。截至2012年12月末，全國累計辦理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2.94萬億元。其中，貨物貿易結算金額2.06萬億元，占同期海關貨物進出口總額的8.4%。
由于目前人民幣ODI規模較小、境外項目人民幣貸款增長緩慢，人民幣輸出主要還是依靠跨境貿易。人民幣跨境使用呈現“經常項下人民幣輸出、資本項下人民幣回流”的特點。近年來，人民幣對外輸出呈現減緩態勢，特別是2012年經常項下凈輸出人民幣已降至2696億元，輸出規模大幅下降。
（二）人民幣對外輸出的發展趨勢
2010年以來，我國人民幣對外輸出呈現不斷下降的發展趨勢，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中國香港離岸市場人民幣存款余額在2012年增長趨緩（見圖1）。從圖中可以看出，2012年1月至12月，全國跨境貿易人民幣業務結算量增長41%，達到2.94萬億元，中國香港的結算量為2.26萬億元，占全國跨境人民幣業務總量近8成，但中國香港離岸市場人民幣存款余額卻增長緩慢，從2011年12月末的5885.3億元到2012年12月末的6030億元，同比僅增長2.46%。這與中國香港離岸市場人民幣存款余額2012年末將達1萬億的預期形成較大反差。
二是跨境貿易人民幣收付比和經常項下人民幣結算量同比增幅快速收窄。跨境貿易人民幣收付比已由2010年1：5.5、2011年的1：1.7，收窄至2012年的1：1.2，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已從前兩年的以進口為主逐步向進出口基本平衡的方向轉變。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已由兩年前的爆發式增長轉為小幅穩步增長，這都說明通過貿易方式凈輸出的人民幣在逐漸衰減。
三是對外凈輸出人民幣明顯回落（見圖2）。從圖中可以看出， 2010—2012年人民幣凈輸出呈逐年遞減態勢。特別是2012年由于外商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三類機構投資銀行間債券市場、境內機構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券、人民幣購售以及RQFII等資本項下人民幣回流渠道明顯改善，加之經常項下人民幣輸出放緩，人民幣對外凈輸出陷入谷底。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人民幣跨境收支格局已發生結構性變化，凈支出規模大幅下降。如果長期依賴跨境貿易渠道輸出人民幣，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將會面臨嚴重制約。
三、日元國際化過程中的貨幣輸出經驗借鑒
當前我國經濟在經濟總量、對外貿易、外匯儲備和本幣升值等方面與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呈現出較高的相似性，研究和借鑒日元對外輸出經驗，對于我國更好地推進人民幣對外輸出將大有裨益。
20世紀80年代，日本的GDP年均增速高達9%，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作為世界制造業和貿易大國，巨額貿易順差使日本外匯儲備一直雄踞世界首位，日本金融機構紛紛跨入全球十強之列，日元不斷升值。在這些有利條件下，日本外匯審議局于1985年發表了《關于日元的國際化》等一系列官方文件或協議，正式推進日元的國際化進程。在日元國際化初期遇到的難題就是日本是貿易順差國，無法通過貿易赤字的形式對外輸出貨幣。對此，在1987年的威尼斯七國首腦會議上，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提出“黑字還流計劃”（所謂 “黑字”即外貿順差），宣布拿出部分外貿順差、外匯儲備通過特別基金、政府發展援助和商業貸款等渠道向發展中國家輸入日元。“黑字還流計劃”于1987—1991年日本財政年度施行，合計總額約為650億美元。此外，日本還通過加大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等渠道對外輸出日元，1985—1997年，日本對亞洲各國的直接投資金額從14億美元增加到111億美元，增加幅度接近8倍。日本成為這一時期亞洲新興經濟體中最大的對外直接投資來源國。除了輸出到亞洲地區的直接投資外，日本官方援助和市場貸款、出口信貸以及以日元標價的債權也在這段時期顯著增加。據有關資料統計，1994—1997年間，日本對新興經濟體的凈資本流量平均每年達350億美元，大約比目前流量多4倍。以上措施極大地推動了日元國際化進程，各國外匯儲備總額中日元所占比重一度達到8%。
四、加快人民幣對外輸出的策略選擇
在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沒有完全實現的條件下，在大力發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的同時，應當加快推進資本項下及其他方式人民幣輸出步伐，引導和滿足境外對人民幣的多元化需求。
（一）進一步拓寬經常項下人民幣對外輸出渠道
一是引導銀行從服務實體經濟的角度出發，簡化人民幣結算手續和審核流程，縮短業務辦理時間，便利企業使用人民幣進行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收益等經常項下對外支付。二是允許居民個人使用人民幣對外支付旅游、留學等費用，推動銀行卡使用人民幣進行跨境清算。
（二）大力推動投融資領域人民幣對外輸出步伐
一是大力推動人民幣對外直接投資（ODI）。20世紀80年代日本通過大規模跨國投資向世界各國提供了日元資金，加速推動了日元國際化進程。借鑒日本經驗，通過人民幣ODI進行人民幣輸出是未來發展的重要途徑。當前人民幣對外直接投資（ODI）規模偏小。2012年人民幣對外直接投資（ODI）約304.4億元，僅為FDI的12%，表明通過直接對外投資輸出人民幣明顯不足。建議加大開展ODI力度，積極探索對外投資合作新模式，制定優惠政策，鼓勵企業通過跨國并購、設立境外產業園區等形式“走出去”，擴大人民幣在企業“走出去”過程中的結算和融資占比。另外，還要不斷擴大對外直接投資的主體范圍，不斷完善個人境外投資政策，盡快構建個人境外投資管理框架，引導中國民間對外投資有序、規范發展。
二是促進境外項目人民幣貸款業務發展。目前，境外銀行同業間的人民幣存放和拆借均以市場利率定價，提供給企業的境外直接融資也以市場利率上下浮動報價，較我國的境外項目人民幣貸款的定價有競爭力。融資成本高成為制約境外項目人民幣貸款業務發展的瓶頸。建議加強境內外市場調查，針對境外項目人民幣貸款業務，積極做好前瞻性研究和相關優惠制度的頂層設計。進一步鞏固SHIBOR 作為融資利率的計價基礎，同時給予境內銀行浮動定價權，支持符合條件的境外項目進行人民幣融資，進一步促進境外項目人民幣貸款業務的發展。
三是推動人民幣國際經濟合作基金發展。建議借鑒日本的“黑字還流”經驗，充分利用商業銀行、企業的經營資源和優勢，積極推動設立專營海外貸款和投資的人民幣國際經濟合作基金，適時擴大以“國際投資基金”為代表的境外投貸型人民幣基金規模，加快人民幣“走出去”的步伐。
（三）拓展人民幣證券輸出渠道
一是適時允許境外企業在國內A股市場進行人民幣IPO。建議在條件成熟時推出國際板，打通為境外非居民直接融入人民幣的渠道，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此外，國際板還能減少外匯儲備規模，增加人民幣的全球影響力。
二是有序推進QDII的發展。QDII作為一個很好的配置品種，可為境內居民搭建起通往世界市場的橋梁。據萬得數據統計，至2012年11月末全部QDII的最新份額只有不足1000億份，參與主體主要為符合條件的境內機構投資者，顯示出QDII總體規模偏小、參與主體單一的特點。建議進一步拓展QDII主體范圍，穩妥有序推進合格境內個人投資者（QDII2）試點，適度擴大QDII規模，拓寬通過QDII輸出人民幣的渠道。
三是加速發展熊貓債。熊貓債券是指外國政府、境外金融機構、工商企業或國際組織在我國境內發行的以人民幣計值的債券。2012年5月我國熊貓債發行對象已由國際開發性金融機構放寬到非金融外資公司。建議進一步降低熊貓債發行門檻，簡化審批流程，以市場化機制為主導，鼓勵市場自由競爭，增強對境外發行者的吸引力，使更多境外合格機構加入到發債的行列中來。根據境外市場需求，創新和擴大熊貓債品種，適時調整熊貓債發行規模，滿足境外投資者對人民幣的需求。
（四）嘗試開辟人民幣輸出新渠道
一是深化貨幣互換合作。貨幣互換作為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手段，一方面應繼續深化我國央行與各國的貨幣互換合作，擴大與其他國家或地區之間的人民幣互換規模，重點加強與歐美等發達國家的貨幣互換合作。另一方面可考慮與20個已建立了央行貨幣互換關系的國家開展更多本幣業務合作。根據實際業務需要，選擇部分協議進入實質動用階段試點，在此基礎上制定出臺《貨幣互換協議實施操作細則》，更好地為境內外經濟實體提供資金服務。
二是擴大使用人民幣對外援助。二戰后美國通過諸如“馬歇爾計劃”、國防開支以及購買外國貨物之類的對外援助，把美元輸出到世界各地，成為美國對外經濟技術援助最成功的案例。建議參照“馬歇爾計劃”，將對外援助作為一項重大戰略納入人民幣國際化整體框架進行規劃。同時，在政府貸款和國際援助中盡可能地使用人民幣，引導更多的國家和地區在貿易中使用人民幣結算。
三是提升人民幣離岸市場的派生能力。離岸市場的部分本幣存款是通過離岸市場的貸款等渠道派生出來的。這部分派生的存款，只要保持在體外循環，比如在第三方主體作為貿易結算和投融資工具，就不會伴隨貨幣發行國的國際收支逆差而增加。2012年底，中國香港銀行體系人民幣存款余額6030億元、貸款僅790億元，存貸款比率嚴重失衡，顯示中國香港銀行體系人民幣的信用創造不足。根據BIS的研究，歐洲美元市場的貨幣乘數在1970年平均達到5倍左右。如果中國香港人民幣的貨幣乘數未來達到3—5倍，那么中國香港的人民幣資金規模將會有一個質的飛躍。建議在中國香港與深圳前海實驗區雙向貸款試點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雙向貸款制度，在時機成熟時盡快在全國推廣，為大幅提升中國香港派生人民幣的能力創造有利條件。
四是擴大人民幣在境外循環使用。支持境外市場發展人民幣業務，開發人民幣投融資產品，拓寬人民幣在境外的使用渠道，使人民幣在境外“用得出、留得住”。歡迎境外市場主體使用人民幣開展貿易和投資業務，支持各個金融中心在人民幣業務發展方面開展相互合作，形成人民幣在境外的大循環。
參考文獻：
[1]時東.完善人民幣跨境循環機制[J].中國金融，2012，（22）.
跨境人民幣直接投資范文第4篇
關鍵詞：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國際化；中國金融體系
本文為河北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編號：2000105Z）
中圖分類號：F83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3年10月16日
2013年9月5日，國際清算銀行（BIS）了三年一次的全球外匯市場成交量調查報告，人民幣成交量由2010年的第十七位躍升至今年的第九位，首次躋身全球十大交易貨幣，這是我國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的一座里程碑，對于人民幣國際化的早日實現具有重大意義。
一、人民幣國際化的意義
人民幣國際化是指人民幣跨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界，在世界范圍內自由兌換、交易和流通，最終走向國際貨幣的過程。我國從2008年開始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其意義體現在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
微觀層面：人民幣國際化有利于降低國內企業在進出口貿易中的匯率風險以及匯率風險管理成本。當前，我國處于以出口為導向的外向型經濟發展階段，國內眾多企業需要進行大量的國際貿易結算，結算貨幣主要是以美元為代表的外幣。使用外幣進行國際結算加大了企業的匯率風險，尤其是當前人民幣兌主要外幣匯率正處于升值通道，出口企業因此遭受了較大的匯率損失。同時，企業為了減少匯率損失，需要設立專職部門或者外聘專業機構管理匯率風險，從而提高了企業成本。如果實現了人民幣國際化，企業可以在國際貿易結算中大量使用人民幣，這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規避匯率風險，進而降低匯率風險管理成本。
宏觀層面：人民幣國際化有利于我國的外匯儲備結構調整，進而降低外匯儲備風險，也有利于提升我國在國際上的政治經濟地位。截至2013年6月，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為34，966.86億美元，世界第一，約占世界外匯儲備總規模的1/3。外匯儲備構成中以美元資產為主，還包括歐元、黃金、特別提款權等其他資產。近年來，人民幣兌美元、歐元的實際匯率一直處于升值狀態，由此導致我國外匯儲備持續貶值。外匯儲備貶值等同于我國物質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無償轉讓，是國家財富的巨大損失。如果實現了人民幣國際化，就可以將人民幣作為我國外匯儲備并且加大其所占的比例，最大限度地降低外匯儲備風險。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若一國貨幣能夠實現國際化，該貨幣發行國就能在很大程度上主導和控制世界經濟乃至政治。美國的世界霸主地位與美元的國際貨幣主導地位是相輔相成的關系。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正在迅速崛起和壯大，人民幣國際化有利于我國保持政治經濟獨立性，減少其他國家對我國的干預，提升我國在世界范圍內的政治經濟地位。
二、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人民幣國際化的最初嘗試開始于2008年底，初衷是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規避美元、歐元等主要國際貨幣的匯率風險。發展到今天，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貨幣互換階段。這一階段主要是應周邊國家和地區的需要，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貨幣當局簽訂雙邊本幣互換協議，支持雙邊貿易和投資。截至2009年末，中國共與韓國、香港、馬來西亞、白俄羅斯、印度尼西亞、阿根廷等六個經濟體貨幣當局簽署了雙邊本幣互換協議。
第二階段，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階段。在貨幣互換進展順利的基礎上，人民銀行進一步推進人民幣用于跨境貿易結算。2009年4月8日，上海、廣州、深圳、珠海、東莞成為首批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2009年7月1日六部門聯合《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管理辦法》，我國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正式啟動；2010年6月，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范圍擴大至20個省市區，境外結算地擴大至所有國家和地區；2011年8月，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范圍擴大至全國，至此，我國實現了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的境內、境外全覆蓋。如圖1所示，隨著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的逐步推進，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量在迅速增長。以上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主要為經常項目下的結算，此外，從2011年起，人民銀行全面開展對外直接投資和外商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將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從經常項目擴展至部分資本項目。2011年1月，人民銀行《境外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試點管理辦法》，允許境內企業以人民幣進行對外直接投資；2011年10月，人民銀行《外商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業務管理辦法》，允許境外投資者以人民幣到境內開展直接投資。如表1所示，2011年至今，我國跨境投資直接人民幣結算業務得到較快發展，正在逐步嘗試跨境人民幣業務由經常項目向資本項目的擴展，是對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均衡發展的探索。（圖1、表1）
第三階段，離岸人民幣市場發展階段。我國從2008年開始嘗試發展離岸人民幣市場，但離岸人民幣市場真正得到較快發展是在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全面推進之后，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規模的不斷擴大催生了發展離岸人民幣市場的需求，并且提供了較為充足的離岸人民幣交易標的。目前，香港、新加坡、倫敦、臺灣等國家和地區均已形成初具規模的離岸人民幣市場。其中，香港是最早和最重要的離岸人民幣市場，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量占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總量的80%左右，新加坡、倫敦、臺灣等國家和地區雖然起步較晚，但是其離岸人民幣業務發展迅猛，均在爭奪離岸人民幣第二中心的位置。
貨幣國際化一般分為三個階段：貨幣廣泛用于跨境交易；貨幣廣泛用于金融交易；貨幣成為其他國家的儲備貨幣。2008年至今，我國積極推進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同時穩步發展離岸人民幣市場，目前人民幣已經基本實現了周邊跨境貿易結算，處于區域化階段。
三、人民幣國際化的一般條件
人民幣國際化的一般條件包括三個方面：首先，中國成為強大并且富有競爭力的經濟體，這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首要條件。當前的信用貨幣制度下，人民幣僅依靠中國的國家信用保證支付，中國越強大，中國的國家信用等級就越高，人民幣幣值就越穩定，進而其他國家就越愿意使用人民幣進行結算、投資和儲備。中國如果成為富有競爭力的經濟實體，所生產的均為高技術含量的產品，那么在國際貿易中就具有更強的話語權，可以指定人民幣作為國際結算貨幣，更容易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其次，人民幣匯率水平合理，人民銀行具備較強的匯率調控能力。合理的匯率水平可以減少及緩和匯率波動，降低人民幣持有人的匯率風險。同時，人民幣國際化后，受到國際貿易季節性波動和國際游資投機的影響，人民幣匯率可能會出現異常波動，需要人民銀行具備平抑人民幣匯率異常波動的能力，保障人民幣持有人的資金安全，同時保護國內經濟穩定。第三，中國具有開放、發達的金融體系。第三方使用人民幣進行國際結算會積累下數額較大的人民幣，進而產生使用人民幣進行金融投資的需求，開放、發達的金融體系可以滿足其需求。同時，開放、發達的金融體系也是人民幣廣泛用于金融交易和成為儲備貨幣的先決條件。
四、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策略
當前，人民幣處于區域化階段，尚未實現國際化，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需要從以下四個方面努力：
第一，將中國發展成為強大并且富有競爭力的經濟體。為了將中國早日發展成為強大的經濟體，我國需要加快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調整，建立起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主導作用，保證資源合理高效配置，發揮國家的宏觀調控作用，保證經濟穩健適速發展。同時，大力發展高科技產業，提高產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逐步加大高科技產品在出口產品中的比重，并最終取代初級產品，提升我國產品的世界競爭力。
第二，實現人民幣匯率市場化。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有利于形成合理的匯率水平，當前人民幣匯率仍然處于管制階段，尚未實現市場化。為了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我國應當逐步推行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在保證匯率穩定和國內經濟安全的前提下，先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按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原則，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然后，在健全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基礎上，由局部到整體地逐步實現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同時，人民銀行應當提高匯率管理水平，以符合人民幣國際化的相應要求。
第三，進一步促進香港人民幣離岸中心的發展。在香港金融市場上，開發并不斷豐富以人民幣定價和交易的金融產品，擴大人民幣金融產品的市場份額，使人民幣金融產品成為香港金融市場上的主要交易品種。同時，借助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向全球推廣人民幣金融產品，提升人民幣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地位，逐步實現人民幣廣泛用于國際金融交易。
第四，發展金融體系，豐富金融風險管理工具。人民幣廣泛用于金融交易最終還要依賴于國內金融市場的成熟和壯大，而目前我國金融市場尚處于發展階段，市場中的金融產品種類單一，極度缺乏匯率、利率等金融風險的管理工具。發展金融體系使其早日符合對外開放的要求，以開放的金融體系促進人民幣國際化，需要從以下兩個方面入手：首先，實現利率市場化，推進商業銀行改革，使其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符合人民幣國際化對商業銀行體系的要求；其次，發展資本市場，豐富金融風險管理工具，為投資者提供充足的人民幣投資和風險管理產品。
人民幣首次躋身全球十大外匯交易貨幣只是一個開始，所謂行百步者半九十，我們不應當自此沾沾自喜，而是應該對自身的欠缺和不足保持清醒的認識，加緊完善人民幣國際化所需的各種條件，爭取早日實現人民幣國際化這一目標。
主要參考文獻：
[1]BIS，Foreign exchange turnover in April 2013：preliminary global results，Monetary and Economic Department，September，2013.
跨境人民幣直接投資范文第5篇
[關鍵詞]一帶一路；人民幣跨境結算；影響因素；人民幣國際化
[中圖分類號]F8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283（2017）03-0106-07
一、引言
2013年9月和10月，主席正式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戰略構想，并倡議從加強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五個方面來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絲綢之路始于古代中國，連接了古代亞洲、非洲、歐洲的商業貿易，而如今再提出“絲綢之路”，不僅是為了恢復古老絲路的輝煌，更是在國家層面上提出了重大的發展戰略。
金融作為經濟的核心，是實現區域經濟持續協調發展的重要前提。“一帶一路”沿線的貨幣流通，與國家之間的金融市場、金融機構等發展水平緊密相連，反過來又促進了區域金融的發展。自2009 年《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管理辦法》及《實施細則》推出以來，人民幣跨境結算快速發展，人民幣的國際化水平不斷提升，人民幣國際地位也得到了全球認可。據環球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的統計顯示，2014年12月人民幣已成為全球第五大支付貨幣，僅次于美元、歐元、英鎊和日元，市場份額達到217%。中國銀行2015年8月的跨境人民幣指數（CRI）為321點，較上月上升了42點，創2013年指數以來歷史新高，這意味著人民幣在跨境和境外支付結算中使用比例擴大，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保持良好發展態勢。2016年9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陳雨露在烏魯木R舉行的絲綢之路金融論壇上表示，中國在2016年前8個月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跨境人民幣實際收付金額達8600億元。種種數據都反映了人民幣跨境結算的總體穩步增長態勢。
盡管整體走勢良好，但是人民幣跨境結算水平與美元、日元、歐元相比仍有較大差距，人民幣國際化程度也與我國經濟實力不相吻合。“一帶一路”沿線地理跨度大，國家與地區的經濟、政治、制度差距也大，因此為人民幣實現成熟的跨境交易帶來了困難。
二、文獻綜述
人民幣跨境結算是人民幣國際化歷程的一大組成部分，目前國內關于人民幣跨境結算的研究，主要圍繞人民幣跨境的貨幣政策影響、人民幣國際化的影響因素、人民幣跨境結算的影響因素等方向展開。李稻葵（2008）指出，人民幣國際化應從境內、境外市場兩方面推進：一方面，境內改善金融機構設置，提高金融市場穩健運行的效率，逐漸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的可兌換；另一方面，境外充分發揮香港發達、現代化的金融優勢，擴大人民幣債券市場的規模。魯剛（2013）提出，當某種貨幣的使用者越多，則該種貨幣的交易成本會越低，其流動性就越強，進而又會吸引更多的使用者，由此形成良性循環。一國貨幣要成為國際通用的貨幣就必須克服現有國際貨幣“貨幣慣性”的制約。沙文婕（2015）通過定量和定性分析以及對比幾種主要國際貨幣國際化進程，指出人民幣跨境結算影響因素分別為經濟實力與發展模式，金融市場廣度與深度，對內與對外幣值穩定。白偉東（2016）指出，短期內我國經濟發展狀況、離岸人民幣市場以及財政收入可以對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量產生正向效應，促進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量擴大，但長期來看，這些因素的影響不明顯。而進出口貿易總額的增加，及人民幣匯率上升會對人民幣跨境結算產生長期的正向影響。陶士貴（2016）認為，利率市場化是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的前提條件，人民幣的跨境交易也會在無形中推動利率市場化進程，兩者的關系更大程度是間接地通過利率與匯率來實現。他指出要提高了人民幣利率和匯率的相關性，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有序推動資本項目自由化，實現資本流動的均衡管理，這樣才能最終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林樂芬（2016）指出，溫和平穩的通貨膨脹、穩定的經濟發展、貿易順差以及初期的對外投資有助于實現人民幣國際化，她還指出，目前急于追求開放、自由的市場并不一定能促進人民幣國際化，一旦人民幣被“一帶一路”沿線各國接受，在沒有外部沖擊條件下，將可能通過貨幣慣性因素長期持續下去，這對人民幣國際化來說是難得的機遇。
現有文獻主要關注“一帶一路”進程中影響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跨境結算的因素，大都從全球范圍進行定性或定量分析，但由于“一帶一路”的戰略提出不久，并且人民幣跨境結算近年來才迅速發展，因此針對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實行人民幣跨境結算的研究較少且較為零散。
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人民幣跨境結算現狀
2014年，人民幣國際化發展較快，人民幣跨境收支在本外幣跨境收支的比重升至236%，人民幣離岸市場進一步拓展，人民幣的國際合作不斷深化。
人民幣在跨境貿易和直接投資中的使用規模穩步上升。2014年，經常項目人民幣結算金額達655萬億元，同比增長416%。對外直接投資（ODI）人民幣結算金額達18656億元，同比增長1179%；外國直接投資（FDI）人民幣結算金額達86202億元，同比增長924%。從各方面來看，中國政府部門已經開始將人民幣作為涉外經濟統計、核算、管理中的計價貨幣。
就人民幣在跨境貿易中的使用而言，境外地域涉及范圍進一步擴大。2013年，我國人民幣跨境結算主要在是香港地區，占比達74%。截至2014年末，有189個國家與我國進行人民幣跨境結算。新加坡、日本、英國、德國等國家與我國的跨境結算量較2013年均有所上升，但總體占比仍然較低，跨境結算不均衡。
圖12013年境外主要國家（地區）人民幣
結算量份額情況
數據來源：中國人民銀行。
根據現有文獻研究的關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所作的分類及沿線國家對中國倡議的回應及其政策意向，將這片廣大區域從地理上界定為蒙俄、東南亞、南亞、中亞、西亞中東和中東歐地區的64個國家（未含中國），如表1所示。結合圖1可以看到，沿線64個國家中僅有新加坡、印度尼西亞兩國的人民幣跨境結算量占總體比重較高，其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目前的占比仍很低，一方面可以看出現階段“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推進人民幣跨境結算方面略顯不足，發展前景較為廣闊；另一方面，也表現出中國的人民幣跨境業務在不同國家發展水平差距較大。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包括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體，經濟發展后發優勢強勁，與中國經濟具有良好的互補性。雖然不少石油輸出國家的人均收入都達到發達國家水平，但其國民收入主要依賴石油出口，因而通常不將其劃歸到發達國家。由于“一帶一路”跨度極大，各個國家在經濟水平和對外貿易、投資、金融市場成熟程度、信用水平等方面差距較大，呈現地域性特征，我國要正視沿線國的發展差異，采取具有針對性的措施，以各種途徑深化人民幣跨境結算，為未來實現人民幣國際化奠定區域基礎。
四、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人民幣跨境結算的影響因素
（一） 沿線國經濟發展情況
“一帶一路”建設將活躍的東亞經濟圈與發達的歐洲經濟圈連接在一起，沿線核心區域涵蓋亞洲的大部分區域及歐洲、非洲部分區域，共涉及65個國家（含中國），覆蓋約44億人口，2014年經濟總量約為23萬億美元，分別約占全球的62%和30%。經濟發展、經貿合作潛力都十分巨大，蘊藏著大量人民幣跨境結算的潛在需求和發展人民幣國際化的巨大潛力（詳見表2）。
相比于大量的人口，“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整體GDP總量較低，經濟水平相對不發達，除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制造業主要集中于電子制造加工等位于價值鏈高端的產業外，沿線國經濟增長大多依托能源原料輸出、制造業、外包加工等低附加值產業，處于產業價值鏈的底端。
盡管沿線國家大都富含一定的能源、礦產、農業原材料以及旅游資源，有著廣闊的開發潛力，但大部分國家的工業化程度都偏低，產業結構相對單一，對資源的利用率相對較低，且一味地依賴能源資源易導致國內環境的破壞和違背當今世界“綠色”的主題，此外也容易受到國際市場出口產品和原料價格波動的影響，例如2014年西亞和北非地區的經濟增速就因受到國際油價持續低迷的影響而僅為187%。與此同時，“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相對薄弱，且人口規模巨大、勞動年齡人口比重較高。
（二） 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的貿易合作
2001―2014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的進出口貿易總額占中國總貿易額的比例由165%增至260%。其中出口比例更是幾乎翻了一倍，從145%增至272%。這反映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與中國的貿易依存度已經越來越高。
從中國與“一帶一路”地區貿易總額來看，我國與東南亞國家貿易聯系最為密切，其次是西亞、中東19國。這主要是因為與該地區產業、資源的互補性較強，以及文化、地緣的優勢導致往來密切。中國對沿線國家出口商品以機械設備及紡織服裝為主，進口產品以礦物燃料、礦物油及其蒸餾產品、瀝青物質為主。中國與沿線國家進出口商品結構與這些國家出口優勢行業基本一致，一方面“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的貿易競爭雖然在加劇，但是中國與其主要的貿易競爭國家（如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之間的競爭程度有所減弱；另一方面“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的互補性也在逐漸增強，從整體上看中國與沿線國家之間的貿易互補要強于貿易競爭，有利于進一步拓展國際貿易合作。
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的貿易往來十分密切，從經常項目來看，中國與沿線國產業、資源互補性強，對沿線國石油、礦產資源進口的需求量大，集中在蒙俄和中亞5國以及西亞、北非地區，中國以建設出口基礎設施和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
（三） 沿線國與中國的金融合作程度
金融乃經濟的核心，也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不同發展程度的經濟水平也將影響一國金融水平的高低。而金融正是“一帶一路”所倡導的貨幣流通的直接載體，因此無論從金融，還是經濟層面，“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由于國家發展水平不同，都會影響人民幣跨境結算的程度。
總的來看，共有9家中資銀行在“一帶一路”沿線24個國家設立了56家一級分支機構。其中，子行16家，分行32家，代表8家。中資銀行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設立分支機構呈現出以下兩大特征：從機構設立而言，五大行仍是中資銀行“走出去”的主力軍，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布局已初具規模。從地域分布來看，中資銀行在俄羅斯、東南亞和西亞國家設點相對較多，在中亞、南亞、中東歐、獨聯體其他國家中的6國等地區仍有較大發展空間。另一方面，截至2015年末，來自20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56家商業銀行在華設立了7家子行、18家分行以及42家代表處。從分支機構來看，東南亞國家的銀行在華業務活動最為活躍，南亞國家次之。新加坡、俄羅斯、泰國、印度、菲律賓和馬來西亞等國家的銀行在華設立的分支機構較多。蒙古國、俄羅斯、中亞以及西亞、北非國家的銀行設立的分支機構形式以代表處為主。與此同時，目前銀監會已與28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金融監管當局簽署了MOU（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諒解備忘錄）或合作換文。“一帶一路”沿線國除新加坡、阿聯酋、卡塔爾和巴林等國金融市場較為發達以外，整體金融水平、金融的廣度與深度都較為欠發達，這為人民幣跨境結算帶來不利的同時也意味著未來的金融市場空間廣闊。
（四） 國家信用水平
根據中誠信對“一帶一路”沿線主要國家的信用評級，可以發現沿線國的信用呈現以下特征：1信用級差跨度大。主要歐元區國家（除希臘信用為CCC，展望負面）由于自身的經濟實力和國際貨幣地位決定了信用級別普遍較高。部分中亞和東盟國家憑借豐富的資源及相對成熟的經濟財政體系，信用級別較高。而“一帶一路”沿線其他大多數國家，由于內部面臨政治穩定及經濟轉型的壓力，外部面臨經濟再平衡和資本外逃的風險，信用水平表現相對較弱。2部分國家信用評級中次級因素評分差異明顯，其中部分國家政治及違約風險相對突出。歐洲國家經濟風險較低，但財政風險相對突出。中亞、東盟等國財政風險較低，但經濟及債務風險兩極分化嚴重。除荷蘭等歐洲四國及東盟的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個別國家外，整體沿線國家政治風險都較為突出。3部分沿線國家存在級別下調風險。總體來看，歐元區內部債務危機還在持續，尤其是希臘面臨嚴峻的財政和債務局面，債務危機和銀行危機之間形成惡性循環。信用水平的低下會惡化國內投資的預期，沿線國由于信用風險而難以獲得融資也將進一步降低信用。投融資的不活躍必將影響跨境人民幣的結算量。
（五） 人民幣匯率走勢
2005 年7 月21 日，我國開始采用更富彈性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不再單一盯住美元。此后，人民幣進入升值通道，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也逐漸增大。2012 年4 月16 日，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交易浮動幅度由05%擴大為1%，2014 年3 月17 日，此交易浮動幅度又由1%擴大為2%。進入2015 年，隨著歐洲等重要經濟體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實施，包括歐元、日元在內的大部分貨幣對美元匯率都出現大幅貶值的態勢，雖然因為美元指數走強，人民幣對美元出現了小幅貶值，但是人民幣對其它主要貨幣實際上卻是升值了，人民幣對歐元、日元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貨幣的匯率更是出現了明顯的升值。隨著人民幣升值及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增大，我國出口商的價格比較優勢逐漸削弱，外向型企業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人民幣跨境結算受對外貿易規模的影響，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阻礙。
（六） 沿線直接投資格局
截至2013 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直接投資存量高達720 億美元，占中國對外直接投資（OFDI）總存量的11%左右，遠高于2003年的4%（見表4）。10年來，尤其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OFDI整體呈上升趨勢，年平均增長率高達51%，超過了同期對其他地區的投資增速。
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地區OFDI的區域分布差異較大。其中，2013年對東南亞地區的投資規模最大，OFDI達727 億美元，存量達到3567 億美元，均占對“一帶一路”沿線地區投資流量、存量總量的一半以上。對中亞地區的投資增長最快，2003―2013年期間的OFDI年均增速高達69%，遠高于對其他地區的年均增速。相比之下，中國對中東歐的投資最少，截至2013年末僅16億美元。從國家尺度上看，中國OFDI集中在新加坡、緬甸、印度尼西亞、哈薩克斯坦、蒙古國和俄羅斯。自2007 年以來，新加坡已經成為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地區OFDI流量和存量占比最高的國家，我國主要投資領域涉及批發零售貿易、物流運輸、金融和餐飲服務等。這不僅是因為新加坡集工業、金融和轉口貿易中心為一體，還因為其政治穩定、市場有效性強，同時與中國文化相近。
整體而言，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的投資呈上升的樂觀趨勢，但投資區域分布的不平衡程度逐漸擴大，且沿線國在我國的直接投資量較低，不利于人民幣跨境結算的區域化發展。且投資項目多集中于能源資源開采、加工制造和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一定程度上實現了過剩產能的轉移和國內資源的補充，但是由于這些產業相對的經濟附加值不高，投資報酬率不足以吸引更多的投資主體，因此也遏制了投融資，降低了人民幣跨境結算的需求。
五、“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人民幣跨境結算存在的問題
（一）外部貿易需求萎縮，對外貿易人民幣跨境結算需求降低
經濟新常態下，國內消費增速拾級而下，與之相伴的是國內民眾大量采購海外產品，進行海外旅游。這表明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并不是短期需求的匱乏，而在中長期有效供給的缺失，必須從供給端刺激經濟增長。外部需求萎縮，發達國家將“再工業化”作為重塑競爭優蕕鬧匾戰略，發出向實體經濟回歸信號，圍繞信息、生物、環保等領域的新一輪科技和產業競爭愈演愈烈，從提升產品內在質量來開拓新一輪市場。在這樣的環境下，我國的外部需求萎縮，將降低人民幣跨境結算需求。
（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整體金融市場發展程度較低，不利于人民幣跨境結算
“一帶一路”沿線大多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整體經濟水平、金融市場欠發達，中國與沿線國的金融合作程度也相對較低。金融市場的發展程度極大地影響著該國貨幣國際化水平。一方面，我國“走出去”的中資銀行數量較少，且大多是國有商業銀行，金融市場廣度較小，市場價格難以真實反映當前的供求情況以及未來的走勢預期；另一方面，本國金融市場也不成熟，深度不足，提供的金融服務類型不足以滿足國與國之間的交易需求。
（三）美元、歐元作為主流貨幣占據了跨境結算和計價貨幣的主要分額，貨幣慣性大，阻礙人民幣跨境結算
美元和歐元是全球各國作為外匯儲備的主要貨幣，無論是結算還是計價都具有絕對優勢，美元和歐元有著完善、便捷的操作模式和結算網絡，各國、各地區在對外貿易中已經形成了使用美元、歐元的慣性。此外，美國、歐洲高度發達、交易頻繁的金融市場有著豐富的風險控制和投融資手段。貨幣持有者會因為美元、歐元較低的交易成本和持有風險較低而積極持幣。相應的，美國、歐盟必然會因為人民幣等貨幣動搖了其貨幣的霸權地位而采取各類遏制措施，阻礙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
（四）對沿線地區的直接投資發展不均衡、投資領域單一，投資產業鏈短，且投資摩擦大，在東道國負面影響相對較多
從投資目的地看，中國OFDI項目過度集中于資源開發和初級加工領域，而高端制造業、科技研發等中高端領域少。由于中國對外投資多旨在滿足本國生產對資源的需求，而未充分考慮和維護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利益，不夠重視沿線國對實現本國經濟可持續多元化發展的訴求，在外媒的渲染下產生了負面影響。
六、對策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