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直接投資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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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直接投資的案例范文第1篇
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的Magnus Blomstrom教授是目前國際上該領域最著名的研究者之一，根據他在1996年與其同事Ari Kokko教授對溢出效應的描述，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是指，由于國際企業的進入或參與，東道國本地企業所獲得的勞動生產率提高。實際上，國際上關于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研究在60年代就已經開始起步，正是由于這一問題本質地涉及到在一個開放的經濟環境中國家的發展戰略，幾十年來該領域的研究越來越熱烈，并且也確實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研究的核心問題是溢出效應產生的機制，即當外商直接投資進入東道國以后，是通過怎樣的微觀機制和過程對東道國本地企?I的勞動生產率產生促進作用的。對這一問題的透徹理解無疑將有助于東道國的政府和企業采取相應的措施，以達到更有效地利用外資、促成溢出效應產生的目的。
認識演進：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的影響和作用
回顧歷史，人們對外商直接投資的態度經歷了從最初的抵觸到審慎開放，進而主動吸引的過程。
50年代后期，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有限，學者們也只是把它當作國家間的資本流動在國際貿易理論中加以討論；到了60年代后期，隨著外商直接投資規模的擴大，學者們開始著力研究它對東道國市場結構的沖擊和影響。主流的研究結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資是由發起國本國市場的寡頭壟斷特征引起的，研究者們擔心外商直接投資會將這種本國市場的不完善性擴散到其他國家。與此同時，對國際企業轉移價格問題的研究以及對外商直接投資的不均衡發展的研究都加強了對外商直接投資的抵觸情緒，因而60年代各個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對外商直接投資都持有拒絕或嚴格限制的政策。
70年代，國際借貸資本強有力地支持了亞洲新興國家外向型經濟以及拉美國家進口替代型經濟的蓬勃發展；然而，80年代以政府借貸為核心融資方式的亞洲新興國家的發展受到了挫折；而以墨西哥為代表的一些拉美國家又陷入了債務危機；從而使得發展中國家對以外商直接投資的形式引進國際資本不得不進行重新的思考。與此同時，學者們對外商直接投資的深入研究也得出了一些積極的結果。多項研究的結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具有多方面的溢出效應，特別在國際技術轉讓方面的作用受到了特別的關注。由此，東道國對外商直接投資的態度發生了重大的轉變，無論是被動地吸引國際資本還是主動地創造國際技術轉移的機會，多數國家開始傾向于部分開放和有目的的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
進入90年代以來，人們對外商直接投資有了更進一步的積極認識。相對于其他國際技術轉移的方式，人們發現，越是最新的技術和最具獲利性的技術，國際企業越傾向于通過國際直接投資的方式在東道國使用。原因在于，從國際企業的角度考慮，采用這種形式會把這類技術法律上的控制權留在國際企業內部。從希望獲取先進技術的東道國的角度考慮，由于上述原因，東道國的企業所需要的先進技術并不一定總能從市場上購買到。在這種狀況下，外商直接投資對于東道國本地企業的特殊意義在于，當國際企業在本地投資并采用先進技術進行生產活動的時候，本地企業可以就近通過觀察、模仿、反向工程以及雇用曾經被國際企業雇用的人員等渠道取得相應的技術與管理的有益信息，從而也可以造成其技術信息的外溢。此外，除了外商直接投資可能造成的技術外溢效應，哈佛大學的Caves教授還發現，如果外商直接投資進入了東道國的壟斷性市場，會打破市場中原有的壟斷平衡，本地企業則會在外資企業的競爭壓力下提高效率。這也是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一種體現。事實上，90年代各國的外資政策相對80年代來說更加開放，相鄰的各國之間吸引甚至爭取外資的意圖都更加明顯。可以認為，開放和吸引外資已成為不少發展中國家發展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上述對外商直接投資的認識顯然是這種政策實施的重要依據。
機制探索：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產生
盡管人們對外商直接投資存在著上述比較普遍的積極認識，并且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也確實采取了吸引外資的優惠政策，但根據不同國家制造業數據所進行的經驗研究的結果卻并不樂觀。由哈佛大學的Caves教授、紐約大學的Globerman教授以及斯德哥爾摩大學的Magnus Blomstrom教授分別主導的對澳大利亞、加拿大以及墨西哥制造業的研究都表明外商直接投資確實在東道國產生了溢出效應；但世界銀行的研究人員Haddad&Harrison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Aitken&.Harri-SOll分別對摩洛哥和委內瑞拉制造業的研究卻顯示溢出效應并沒有產生；而由意大利的研究人員Mariotti主持的研究發現，在專業型行業（Specialist sectors）和規模型行業（Scale intensive sectors）中產生了溢出效應；而在科學型行業（Science-based sectors）和傳統行業（Tranditional sectors）中卻沒有產生溢出效應。基于上述不同的研究結果，國際上的學者們得出了一個共識：即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并不是自動產生的。也就是說，各國的開放政策本身并不能夠保證進入本國的外商直接投資會在本國產生溢出效應，因此，深入探索溢出效應產生的條件和機制，成為了各國在現實中能否有效引導溢出效應產生的關鍵。
根據現有的研究成果，國際上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發生機制歸納為“行業內溢出效應”、“行業間溢出效應”以及“由于人員流動造成的溢出效應”三種形式。
1.行業內溢出效應。
行業內的溢出效應也被稱為“示范與競爭效應（Demonstration and Competition effects）”，這種溢出效應的機制體現為，當外商直接投資進入了東道國的特定的行業后，一方面，由于外資企業采用的現代的商業模式和先進的生產與管理技術為外資企業創造了高額利潤的機會，從而為在同一行業中的本地企業產生了示范效應；而本地企業對外資企業的觀摩與模仿行為最終使本地企業達到了提高自身勞動效率的結果，獲得了溢出效應。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和對本地市場的爭奪，對在同一行業中運作的本地企業造成了競爭的壓力；為了保持原有市場并且爭取生存和發展的機會，本地企業會竭盡全力地采取各種可能的措施提高經營效率。這種在競爭環境下促成的效率提高也是溢出效應的表現形式。針對這種機制描述，Riedel和Lake曾經分別對歐洲半導體業進行了兩項案例研究。案例研究的結果表明，美國跨國公司的進入確實為歐洲該行業帶去了新的技術，這種示范效應對歐洲整個行業的崛起作用顯著；Langdon在對肯尼亞肥皂業進行的案例研究中發現，由于進入肯尼亞的國際肥皂制造企業將機器制造的肥皂引入了市場，本地企業原有的手工制造的肥皂失去了銷路，本地肥皂制造廠商也不得不去引進相應的肥皂制造技術，從而提高了生產效率。
在上述案例研究的基礎上，1992年Wang&Blomstrom建立了一個簡單的理論模型將這種行業內溢出效應的研究推上了一個新的臺階。模型將外資企業引進先進技術的決策與本地企業對學習過程進行投資的決策相互聯系，探討了兩類企業在相互競爭中的決策機制。他們認為，對于本地企業而言，在外資企業的競爭壓力下不得不投資于學習過程，而學習過程的投資越大，本地企業的技術能力越強，越能夠獲取高額的利潤，從而表現為本地企業因為外資的進入而獲得了溢出效應；與此同時，由此內外資企業的技術差距的縮小，又進而會促使外資企業不得不越多越快地向東道國子公司轉移技術，以提高相應的競爭能力和保持原有的利潤空間；這就體現為由于內資企業競爭能力的增強導致了對外資企業的溢出效應；而可喜的是，外資企業的提高又反過來為本地企業進一步獲取溢出效應拓展了新的空間。于是，我們理解，至此，Wang&Blomstrom把行業內溢出效應的機制闡述為了一種可能“螺旋式上升”的拓展機制。Kokko在1994年的一項針對墨西哥制造業的經驗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證實了Wang&Blomstrom的研究結論。
然而，在取得了上述正面的研究成果的同時，我們還需要清醒的意識到，以“示范和競爭效應”為機理的溢出效應并不是唯一的結果。無論研究中還是現實中都存在著與模仿和競爭相關的反例。例如，巴西紡織業的案例研究發現，一個跨國公司在當地建立了分支機構并帶來了新產品——“人造纖維”，使得本地企業生產的棉織物無人問津，最終導致了大批的本地企業破產。因而到目前為止，一個比較普遍的共識是：“示范和競爭效應”確實是溢出效應產生的有效機制；而“在怎樣的條件下才能促使積極的示范效應與競爭效應的產生”仍然是困擾東道國政府和企業的一個現實問題。
2.行業間溢出效應。
行業間的溢出效應又被稱為“上下游關聯效應”。這種溢出效應是通過跨國公司的分支機構與當地供應商和客戶之間的聯系產生的。勞爾1980年選取了兩家印度的大型卡車制造商AL（外資占主要股份）和TELCO（合資企業），考察了兩家企業以及他們的36家供應商在建立、信息技術、財務、原材料采購以及管理和分銷渠道等方面的情況。根據這份案例研究，Lall總結了可能導致“上游”溢出外溢效應的互補行為，他認為跨國公司可能通過下述方式提高當地供應商的生產效率：第一，幫助有潛力的供應商建設生產設施；第二，為提高供應商的產品質量和創新能力提供技術協助或相關信息；第三，提供或幫助供應商購買原材料和中間產品；第四，為供應商的管理和組織提供培訓和幫助；第五，幫助供應商尋找更多的客戶。繼勞爾之后，Linda&Pang選取新加坡的3家出口導向型電子企業又進行一次案例研究。Linda&Pang選取的3家電子企業都是世界領先的電子企業（美國、歐洲和日本的跨國公司）在新加坡的子公司或分支機構，并且3家公司在新加坡都已經經營了8-13年，他們的產品中90%以上出口海外。通過對3家公司的管理層的訪問，Lim&Pang發現，這3家企業都很愿意與當地的供應商建立聯系，并且從財務、技術、管理等方面為供應商提供幫助。在此基礎是Lim&Pang認為，跨國公司在全球市場銷售產品，市場力量使他們在全球范圍內尋求長期的高效率，而本地企業（供應商）的有利條件在于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外資企業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因此，他們提出，東道國政府通過嚴格的政策限制來增加對于本地產品的購買是沒有必要的，政府只需要加強本地企業和那些出口導向型跨國公司的關聯，跨過企業就可以通過后向聯系對本地企業產生溢出效應。
與行業內溢出效應的研究相類似，在外資企業與東道國本地企業發生關聯的研究中也有不樂觀的情況存在。一份針對墨西哥的研究發現，在北美自由貿易區成立以后，有大量的美國企業將其產業鏈中需要利用廉價勞動力的部分轉移到了墨西哥的邊界。這一產業的轉移確實使美國企業從中獲得了降低成本的好處，但并沒有起到幫助墨西哥的相關產業提升效率的作用。由此看來，要切實有效地獲取行業間的溢出效應，也還需要更加深入和更具針對性的研究。
3.由于人員流動造成的溢出效應。
由于人員流動引起的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有時也被稱為勞動力溢出效應，它主要表現為，跨國公司對其當地雇員一般都會給予多方面、多層次的培訓，一旦這些員工離開跨國企業去其他公司就職或開設自己的公司，他們在跨國公司學習的技術就會受益于本地企業。對這種溢出效應機制的描述是Irving Gershenberg通過對肯尼亞的案例研究得出的。Irving Gershenberg選取了肯尼亞41家制造業企業的72名中、高層管理人員作為研究對象，對比研究了跨國公司和非跨國公司對于管理人員培訓的方式、時間以及各種不同類型企業管理人員的流動情況。最后他得出的結論是，跨國公司對東道國管理技術的提高是有貢獻的。這種貢獻主要體現在：跨國公司十分擅長培養和發展管理人員的管理技能，經過一段時間后，部分經過培訓的管理人員加入其他類型的企業工作從而將使這種技能得以擴散，體現為對本地企業產生了溢出效應。此外，Irving Gershenberg還發現，合資企業對于技術溢出的貢獻最大。Irving Gershenberg的案例研究為從事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學者們提供了一條新的思路。
考察現實：看外商直接投資在我國產生溢出效應的潛力
近5年來，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問題也引起了國內學者的高度重視。但由于受行業和企業數據的限制，多數對溢出效應的研究停留在宏觀層面。因此，對于在行業及企業層面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微觀機制的研究還有待深入。
1.獲取溢出效應已成為我國利用外資的重要目標。
縱觀我國吸引外資幾十年的歷史，我們也走過了從嚴格限制到有限度開放，直至加入WTO后逐步走向全面開放的過程。由于相對于國際上其他發展中國家，我國的國民經濟在這十幾年中一直保持高速而穩健的增長，從而使我國在吸引外資方面的國際地位一路顯著攀升，目前已無可爭議地成為對外資最具吸引力的國家之一；與此同時，外資在我國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與日俱增。在這樣的環境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核心問題已不再是“量”，即“如何吸引更多外資”的問題了，而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質”的問題，也就是“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外資促進我國經濟發展”的問題則引起了普遍的關注。其中，如何利用外資帶動我國企業的成長，即如何促使外資在行業和企業層面產生溢出效應成為了目前被各界矚目的核心問題之一。
2.我國的國際化商務環境為溢出效應的產生提供了基礎條件。
借鑒國際上關于溢出效應的研究，我們認為，我國日前的國際化商務環境已經為溢出效應的產生提供了良好的基礎條件。
首先，如前所述，相對于其他發展中國家，我國已經吸引了豐富的外商直接投資。這種：豐富程度不僅僅是從總量上來衡量的，它還顯著地體現在外商直接投資進入了廣泛的行業范圍和地域范圍；與此同時，從外資來源的角度看，外資不僅僅來源于周邊文化與語言相近的國家和地區，而且我們還吸引廠眾多的來自歐美發達國家的著名跨國企業少。于是，這就為我國不同行業、不同地區以及不同層次和水平的企業都創造了吸收外商投資溢出效應的機會。
其次，從行業內溢出效應的機制考慮，在我國國內市場上，外資企業與本地企業的競爭是廣泛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由于我國內需市場的蓬勃發展，進人中國市場是外商直接投資的首要目的之一。外資的進入必然地沖擊國內企業原有的市場份額，使本地企業切實地感受到面對面的競爭壓力。與此同時，外資企業的進入，也將先進的科學與管理技術帶進了市場，從而為本地企業的就近觀摩和模仿提供了條件。
再次，從行業間溢出效應的機制考慮，由于我國在勞動力成本低廉方面具有顯著的全球性競爭優勢，于使吸引了大量的以整合全球價值鏈為目標的外資的進入。這就為我國企業與外資企業形成前后向的供應鏈合作關系提供了大量的機會。
最后，由于外資在中國擴大經營的需要，近些年來外資企業培訓本土地員工的規模不斷擴大，將本地員工送到國外培訓的機會也不斷增加；而受到外資企業內部的上升空間的限制，從外資企業到內資企業的人才流動將是不可避免的。為此，爭取由于人才流動而產生的溢出效應也具有很廣闊的前景。
3.對溢出效應微觀機制的深入研究將更有效地促使溢出效應的產生。
國際直接投資的案例范文第2篇
一、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大量集中在避稅港地區的現狀
根據商務部《2008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中超過三分之二的投資資金流向了避稅港地區，其中香港、開曼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所占比重最大，如圖1所示，到2008年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中，香港占63％，開曼群島占20％，英屬維爾京群島占6％，世界上其余的國家和地區共占11％。
表1列出了2003-2008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年度流量排名前十的國家，從中可以看出，香港、開曼群島和英屬維爾京群島這三個地區幾乎穩列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向國家的前三名。
從2003年到2008年，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的很大部分都投往了香港、開曼群島和英屬維爾京群島(如圖2所示)。各國對避稅港投資的最終投資地通常都不是避稅港本土，而是把避稅港當成中轉站，再投往第三國，很多跨國公司只是在報表中顯示投資避稅港，但資金并不匯到避稅港，而直接匯往第三國。我國也不例外，避稅港地區并不是我國對其投資的最終投資地，其中一些投往避稅港的資金，通過外商直接投資的形式返回國內，使原企業可以享受“超國民待遇”，但并不是所有的資金都返回國內，本文通過對我國企業對避稅港進行外直接投資的案例分析，尋找我國企業對避稅港投資的動因，并希望可以為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政策制定提供事實依據。
二、避稅港地區吸引跨國公司的原因
(一)跨國公司投資避稅港的原因
避稅港地區，通常是一些風景秀麗的島國，缺乏自然資源，因此政府為了發展當地經濟采取低稅率或不征稅的方法吸引外國資本，跨國公司往往為了通過轉移價格避稅在避稅港成立分支機構。這些公司在避稅港享有所有權結構上的高度保密權，很多公司在避稅港地區只是注冊，并不實際發生業務，由其母公司記載在避稅港中間業務。避稅港地區的政府通過征收登記費和管理費來獲得收入，其他稅種(如所得稅)并不征收。
很多避稅港地區又是離岸金融中心，擁有發達的信托業和保險業。信托公司在避稅港享有與離岸公司同樣的法定的隱私保護權，可以逃避特定的稅收，以及回避某些遺產法或簡化遺產檢驗程序。避稅港的保險業務屬于自保險業務，與通常的保險業務相比，具有保金低的特點，降低風險成本。自保險公司建立在避稅港，就可以通過繳納保費的方式轉移利潤，從而達到避稅的目的。
(二)“超國民待遇”是我國企業投資避稅港的特殊原因
國民待遇是WTO的基本原則，該原則制定的初衷是公平貿易，使外國公司可以在東道國享受與東道國本國企業相同的待遇。而我國自改革開放政策實施以來，為了吸引外資，促進本國經濟發展，外資企業在我國實際上享受的是“超國民待遇”，也就是擁有比本國企業更加優惠的政策支持。隨著我國經濟貿易的發展，民營資本也不斷發展，并參與國民經濟建設，但我國存在政策上對民營資本的“歧視”，國有資本享有壟斷權，外資享有優惠政策，而民營資本在政策上沒有優惠。由于在我國不同企業存在政策上的差別待遇，民營企業就有尋租優惠政策的動力，因此，在避稅港地區建立殼公司，然后以該公司的名義投資國內，從而獲得外商投資企業的優惠政策。
(三)我國企業投資避稅港地區的其他原因
我國企業對避稅港地區的投資按其最終日的地來分可以分為兩部分：即返資回同和投往第三國。返資回國的部分除以上提到的企業尋租外商投資優惠政策外，還有一部分投資是因為有些跨國公司根據自己的全球戰略計劃，在避稅港地區建立了分支機構，并通過該分支機構投資我國并開展業務，我國企業為了并購這部分業務投資避稅港，通過對其在避稅港的上級公司進行并購達到并購該跨國公司在我國業務的目的。
最終投往第三國的資金，一部分我國企業并購避稅港母公司以達到并購其在我國業務相類似，只是這些公司的經營業務在第三國，因此我國企業通過收購注冊在避稅港地區的公司從而獲得其在第三國的相應業務。另外一部分為我國企業無法或者很難對最終目的地進行投資的情況，主要是政治原因，比如我國企業對臺灣地區的投資多繞行避稅港。
三、我國企業投資避稅港的案例分析
案例1：用友在英屬維爾京群島注冊WEC00――返程投資享受超國民待遇
《北京用友軟件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年度報告》中，列出r用友公司的所有直接或間接控股子公司，從中可以看到以下的信息：
(1)偉庫信息技術有限公司(WEC00 NETWORK TECH―NOLOGIES CO.,LTD.以下簡稱WECOO)為在英屬維爾京群島注冊成立的一家網絡技術投資公司，是北京用友軟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用友”)的全資控股子公司。
(2)偉庫(上海)網絡技術有限公司也是用友的全資子公司，但屬于間接控股，是用友的全資子公司WECOO在上海張江高科技園設立的一家外商獨資企業。
(3)UF GLOBAL為于2002年1月17日在英屬維爾京群島注冊成立的一家軟件技術投資公司，本公司的全資子公司UF IN-TERNATIONAL(也是用友在英屬維爾京群島的全資子公司)于2002年5月18日認購了UFGLOBAL對外發行的全部股份。
(4)用友軟件資源(上海)有限公司為用友的問接全資子公司UF GLOBAL在上海張江高科技園設立的一家外商獨資企業。
由此可見，用友公司在英屬維爾京群島建立子公司，并通過其子公司對我國進行返程投資。地方政府建設高科技企業園區的目的就足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增加本地區的GDP，因此這些園區給予外商投資企業的優惠政策更多。從這個案例可以看出，我國企業確實存在待遇差異下尋租優惠政策的返程投資。
案例二：物美計劃收購江蘇時代超市――收購注冊地為避稅港的企業在我國的業務
2009年9月8日，在香港聯交所公告，物美國際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物美國際”)擬出資向CS Investment收購Times全部股權的50％，從而間接擁有汀蘇時代超市全部股權的50％。物美國際是北京物美商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物美”)在英屬維爾京群島注冊的全資附屬公
司，2006年商務部同意物美向其在英屬維爾京群島的子公司物美國際進行增資，其目的為收購江蘇時代超市。江蘇時代超市是Time Supermarket Limited(注冊地為英屬維爾京群島)在中國的經營零售業子公司，Time Super-market Limited又是CS InveSt-merit的100％控股公司，CSInvest-merit(注冊地為英屬維爾京群島)是香港肇豐集團的全資控股子公司，由此可見而江蘇時代超市的最終投資方是香港肇豐集團。
由于香港肇豐集團在英屬維爾京群島所屬公司是在我國大陸地區經營的江蘇時代超市的母公司，因此物美要想并購其在我國大陸地區的業務，則需投資英屬維爾京群島。這類投資雖然其最終的投資地也是我國，但不能歸到為尋求優惠政策的返程投資，其發生的原因多為已有跨國公司為避稅等原因在避稅港地區已經注冊成立公司，然后投資我國開展業務，我國公司要并購其在我國大陸的業務，因此產生的對外投資。
案例三：中石油購買Bridas股份――我國資源型企業并購第三國資源企業
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海油”)與BridasEner-gy Holdings Ltd(是一家獨立第三方公司，以下簡稱“BEH”)達成協議，Bridas Corporation(以下簡稱“Brida”)成為雙方各持一半股份的合資公司。該協議于2010年3月13日簽署，2010年5月5日執行完成。Bridas原為Bul-gheroni家族BEH的全資附屬公司，Bridas持有Pan American能源40％的權益，而Pan American是阿根廷僅次于Repsol-YPF的第二大油氣生產商，也是2009年阿根廷最大的原油出口商。中海油提供資金支持，由其全資附屬公司中國海洋石油國際有限公司與BEH完成交易。
新建立的合資公司是一家在英屬維爾京群島注冊成立的私人公司，主要從事油氣勘探與生產業務。該合資公司通過其關聯公司(包括在PanAmericanEnergyLLC持有的40％的權益)在阿根廷、玻利維亞和智利境內從事勘探與生產活動。
本案例中的投資是由我國的國有能源型企業拓展拉丁美洲業務所推動，而所購買的股份的企業的注冊地也是英屬維爾京群島，該企業擁有的第三方企業擁有在拉美的石油勘探權，因此并購后我國企業獲得相應的資源的開采的權利。
案例四：京東方收購臺灣美齊科技――由于政治原因無法對最終投資地進行直接投資
2010年3月15日京東方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并購臺灣美齊科技顯示整機業務的公告的，公告中稱：
京東方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京東方”)董事會已審議通過開展整機代工業務的戰略實施計劃，并設立了北京京東方視訊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BOE視訊”)作為整機業務的實施主體。京東方已與美齊科技就本次并購簽署《資產買賣契約》。本次并購包括兩大部分：(1)公司擬通過全資子公司BOE視訊在英屬維爾京群島或任何其他國家或管轄區域設立一家全資子公司(以下簡稱“BOEVH")，由BOEVH與美齊科技在BVI設立的下屬子公司JEFFREYINV.LIMITED簽訂協議，購買JEF－FREY在中國設立的全資子公司高創(蘇州)電子有限公司股權(此部分并購屬于第二部分的內容，即并購在我國經營的注冊地為避稅港地區的企業的投資)；(2)通過BOEVH在臺北設立一家全資子公司(以下簡稱“BOETW”)，由BOETW與美齊科技簽訂契約，購買美齊科技于臺灣地區的相關計算機顯示器及電視機業務。
臺灣開始允許大陸企業對其進行直接投資是從2009年開始的，在此之前，我國企業要想投資臺灣地區，必須“繞道而行”，避稅港地區則是良好的中轉站。而目前大陸企業對臺灣進行直接投資剛剛起步，實施程序上有待不斷完善，因此很多企業仍選擇這種“繞道而行”的方式。京東方則是通過在避稅港地區建立子公司，然后通過該子公司在臺灣建立公司收購臺灣業務。
四、總 結
國際直接投資的案例范文第3篇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投資風險；跨國公司
中圖分類號：F27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2374（2014）07-0001-03
1 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現狀
1.1 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優勢
從企業本身角度來看，隨著市場化經濟體制改革深入，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企業逐漸成熟壯大，一部分企業具備了對外投資的實力基礎。且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的積累大量案例，對外投資日趨成熟。從政府服務角度來看，政府相關部門在對外投資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服務經驗，能為未來的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提供更為有效的幫助。從國際經濟環境角度來看，外部經濟環境也發生了深刻變化，也為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提供了比較好的進入時機。
1.2 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社會經濟使命
中國經濟發展到這個階段，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難和挑戰。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既要保證一部分行業對外投資的持續性，為中國經濟持續發展保駕護航，又要解決短期內一部分產業轉移的問題，為中國經濟轉型服務。當下的中國經濟仍然面臨許多問題需要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來解決。一是經濟持續發展的能源安全問題，對世界能源資源進行戰略性投資，拓寬能源資源來源渠道成為對外直接投資的一個必要任務；二是經濟結構調整的部分行業能源過剩問題；三是外匯儲備安全問題；四是環境治理中的碳排放限制問題；五是實現經濟結構轉型、增長方式改變的問題。因此，政府要未雨綢繆，提前謀劃企業“走出去”，盡早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從戰略角度看，世界經濟大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都十分龐大，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是衡量一國經濟是否成熟的重要標志
之一。
2 對外直接投資特點
2.1 投資持續增長，并購活躍
截至2012年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存量）達5319.4億美元，突破5000億美元，位居全球第13位。中國1.6萬家投資者在國（境）外建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以下簡稱境外企業）近2.2萬家，分布在全球179個國家（地區），覆蓋率達76.8%；其中亞洲的覆蓋率高達95.7%，歐洲為85.7%，非洲為85%。2012年，在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量較上年下降17%的背景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創下878億美元的歷史新高。同比增長17.6%，中國已經成為僅次于美國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對外投資國。
2.2 行業分布廣泛，結構變化較大
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涉及的行業范圍越來越廣，投資結構有了較大的變化。據商務部最新統計，2012年，對外直接投資覆蓋了國民經濟所有行業類別，其中存量超過100億美元的行業有：租賃和商務服務業、金融業、采礦業、批發和零售業、制造業、交通運輸業/倉儲和郵政業、建筑業，上述七個行業累計投資總量4913億美元，占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總額的92.4%。
這些年我國企業對其他行業的海外投資，如：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等行業均成倍增長。未來農業和食品、新能源、房地產和導管制造業等領域將逐步成為中國企業新的海外投資熱點。
2.3 投資主體多極化發展，民營企業規模不斷提高
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頒發的《2011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顯示，在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中，中國企業占55.1%、有限責任公司26.4%、股份有限公司11%、股份合作企業3.7%、外商投資企業1.9%、其他1.9%。雖然國有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中占有相當比例，但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等其他投資主體在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例逐年
提高。
2.4 國際工程承包企業投資度加強
金融危機爆發后，國際基礎設施投資和建設已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復蘇和增長的有效手段。這給我國的工程承包企業提供了進一步拓展海外市場，參與國際基礎設施建設投融資業的機遇。
3 中國企業海外投資面臨的主要問題
3.1 海外投資收益率不甚理想
據羅蘭貝格管理咨詢公司與《環球企業家》雜志聯合的《2011最具全球競爭力中國公司調研報告》：在122家準確披露海外業務收入的中國企業樣本中，有近50%的公司國際化收入占比不足15%，只有30%的公司海外業務收入占比超過30%。從企業凈利潤來看，企業在過去3年中的平均凈利潤率呈現下降趨勢，從2007年的10%到2012年的9%。主要原因在于有些企業缺乏對經濟周期的正確判斷，有些企業盲目跟風，末對市場做深入的了解，對項目的可行性未做深入的調研，大量資金投入或并購高位接盤后，給項目運營帶來極大的風險，
3.2 海外投資政治及法律因素
目前，政治風險中的國家安全問題和法律風險中的合規合法的問題是我國“走出去”企業亟需關注的兩個重要敏感性話題。近年來合法合規被全球跨國公司視為風險之首。
3.3 忽視企業社會責任
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那種只講規模、產值、經濟效益而不談企業社會責任的做法越來越失去競爭力。未來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應該是技術領先、管理領先并且對社會負責任的企業。是把對社會、環境以及企業利益相關者的責任成功地融入企業戰略、組織結構和經營過程的企業。如何強化對外投資過程中的企業社會責任，成為決定中國企業海外聲譽的關鍵問題。
3.4 對外工程承包和勞務合同成本上升、競爭力下滑
隨著我國規外承包工程規模的不斷擴展，一些問題也浮出水面。從內部來講，勞動力成本上升及國內設備材料價格的攀升，嚴重削弱了中國企業的報價優勢和利潤空間。目前，登記在冊具有對外承包資質的中國企業超過3000家，同質化現象嚴重；同時，企業在項目管理、風險防控等方面的弱點也成為困擾企業突破發展的新瓶頸。
4 指導原則及建議
4.1 宏觀指導原則
4.1.1 分類指導，揚長避短。首先，部分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目的是取得資源，屬于資源保障型對外直接投資。這類企業需穩固支持，指導企業拓寬資源獲取渠道，對部分資源可前瞻性進入。中國作為貿易大國，仍然被鎖定在全球制造業價值鏈的低端，缺乏核心技術和品牌，也缺乏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跨國公司，改變這一現狀，技術升級時關鍵。政府支持這類企業對外投資的同時，應當引導這類企業形成戰略聯盟，提高抗風險能力，提高技術吸收傳播效率。另外，中國對外投資目的地主要集中在周邊地區，對發達國家投資力度不足，應該引起足夠重視。
4.1.2 穩扎穩打，次第推進，注意節奏。產能過剩轉移型對外直接投資速度過快，會讓中國國內出現空心化現象，而且中國是人力資源大國，如果沒有及時培訓升級勞動力，大量失業人口會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技術升級型對外直接投資過快會引發吸收不足等一系列問題。所以，注意對外直接投資的節奏，既要主要國際經濟環境有利時機，又要與國內投資實力及吸收能力結合起來，同時，政策還要有持續性，以減少偶然性因素帶給企業的風險。
4.1.3 放眼長遠，互利共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成功與否不在于“走出去”的前期入駐，而在于“走出去”后的經營、運轉和發展。因此，需要企業在并購后加強對海外資產、人力、品牌和文化的整合。在“走出去”過程中，處理好國際化與本地化的關系，堅持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并重。
4.1.4 日韓成功經驗借鑒。20世紀80年代以來，韓國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飛速發展，這個過程中的一個鮮明特征就是韓國政府的積極扶持促進了韓國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快速發展，實現了產業轉移與調整。中國東部地區目前有大量產能過剩的勞動力密集型企業，對于這類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政府應從韓國方面吸取經驗，采取集群式對外投資模式進行直接投資。
日本企業曾在政府的支持下，大舉進軍產業率更高的美國。通過這個過程，日本得到了技術，并且在許多方面實現超越。中國部分企業具備進行技術尋求型的基礎，同時當前的國際經濟環境給中國企業實施技術尋求型投資提供進契機。中國有大量成熟的知識資本密集型企業，中國企業可從日本經驗中獲得啟示。
4.2 建議
4.2.1 提高海外企業“軟實力”。首先，加強中華文化在全球文化圈的拓展與滲透，減少由于各種“制度距離”引致的對外直接投資成本與風險，為企業的國外進入與國外拓展提供較好的環境依托。母國文化傳播與其經濟擴展式相互促進、密不可分的。
其次，我國企業要在信息公開方面更加開放與透明，加強與當地政府、議會、民眾、媒體和非政府組織的溝通，堅持當地化原則，積極參與當地的公益事業，履行社會責任。
此外，軟實力還體現在不斷優化管理模式，適應跨國發展。特別是并購跨國企業，要把日常管理細化并加以固定，以消除溝通上的障礙。
4.2.2 提高企業“硬指標”。這里的“硬指標”指我國跨國企業產品、服務的質量及創新能力。我國制造業走出國門必須按照國際化的要求，提升差異化產品的生產能力和專業、個性化服務水平，不斷滿足當地消費者的需求，這是我國企業植根海外市場的基礎。
人才本地化是營銷本地化、研發本地化、管理本地化的前提和基礎。當地人才可以在法律、財會、營銷等方面幫助我國企業適應投資目標過市場環境。
4.2.3 立足國內，營造良好的企業發展環境。首先，中國是一個巨大的消費市場，受到國外跨國企業青睞，國內制造企業也不應忽視。企業要研究國內消費者的需求，不斷創新，努力創造一個有利于培育“高附加值”創新成果的積極環境，為“走出去”打下扎實的
基礎。
其次，中國企業的國際化之路需要穩定、可預期的國內外法律環境作保障。在國際規則層面，目前國際投資規則曾“碎片化”狀態，生效的多是區域和雙邊的投資協定，還沒有一個類似于世貿組織的普適的國際投資規則。目前，我國已與130個國家和地區簽訂了雙邊投資保護協議，覆蓋了“走出去”大部分的國家和地區，為我國外投資創造了較好的國法環境。
4.2.4 強化私營企業對外投資。政府實施的金融補貼和國有銀行低利率貸款等金融支持措施，可以顯著提升企業境外投資的金融能力，有利于幫助企業擺脫海外擴張面臨的資本約束，擴展企業戰略空間，使企業選擇需要大量資本投入的擴過并購和獨資方式成為可能。同時，中國私企的企業家相對更具企業家精神、品牌意識和國際視野，支持這些有實力的企業進入發達國家更容易成功。
4.2.5 加強對集群式對外直接投資的支持力度。加強對集群式（集團式）對外直接投資的支持力度，以期降低個體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的偶然性風險，合理應用整體優勢，讓經濟收益最大化。企業以產業鏈為單位國家化，上下游企業形成集群整體“走出去”，可增加抗御風險的能力，獲取集群效應，也能在國際談判中提高話語權。
4.2.6 加強對跨越式對外直接投資的支持力度。加強對跨越式對外直接投資的支持力度，促進企業競爭力的提升，推高企業在國際產業結構，提高中國經濟綜合競爭力。支持部分實力雄厚的企業采取先去發達國家投資尋求技術、品牌、國際營銷網絡，再向其它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拓展的跨越式對外直接投資模式，要以點帶面，加強行業內的企業聯系，形成企業聯盟，以期獲得最大的綜合經濟收益。
總之，我國在對外投資領域還處于起步階段，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問題還很多，希望有更多的有條件的企業用于探索，更好的“走出去”，不斷提升中國企業的全球競爭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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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直接投資的案例范文第4篇
面對這樣的新情況，我國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措施趨利避害？對這些看似脈絡清晰，實則錯綜復雜的問題的回答和預測無疑有著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國際直接投資新趨勢
近幾年來，受世界經濟持續繁榮，跨國公司迅速發展和經濟全球化程度繼續加深等因素的影響，跨國公司直接投資呈現出了繼往開來的新趨勢。
（一）國際直接投資總量和主體持續增長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報告—《2007年世界投資報告—跨國公司、采掘業與發展》指出，2006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連續第三年呈現增長趨勢，達到13060億美元，增長38%。這一數字接近2000年創造的14110億美元的歷史紀錄。可見，國際直接投資總量持續增長，投資主體也不斷增長，只是增長速度有所放緩。
（二）以發達國家為主流向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將繼續增長
2007年的世界投資報告數據表明，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轉型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都出現增長。其中，發達國家增長45%，增幅遠高于前兩年；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轉型國家的外資流入量都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分別為3790億美元和690億美元。但是，流向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直接投資將會繼續增長，規模也將會有所擴大。
（三）發展中經濟體和經濟轉型體發展為國際直接投資來源地
《2007年世界投資報告》的相關數據報告表明來自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經濟體的企業越來越在國際上占有重要地位，它們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為母公司提供了新的發展機會。另外，來自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期經濟體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促進了大規模的南-南直接投資流量，從而促進了南南國家在投資領域的交流與合作。
（四）全球當地化
經濟全球化和激烈的國際競爭，促進了國際產業轉移，跨國公司為提高全球競爭力，紛紛對外投資。而進入21世紀，當地化和全球化一樣變得越來越重要。跨國資本不僅在全球范圍內實現一體化的生產活動，而且還要認識東道國的具體特征,要考慮當地的供給能力、當地消費者的偏好、政府規章制度等。跨國資本在當地化和全球化之間不斷地尋求平衡。
我國的國際直接投資概述
（一）我國國際直接投資所取得的成就
我國改革開放的30年也是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的30年，隨著改革開放步伐的加快和企業實力的增強，我國企業跨國投資也蓬勃開展起來，成為主動參與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有關人士在“第二屆中國企業跨國投資研討會”新聞會上指出，截至2007年底，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非金融類）累計達920.5億美元。如今，我國繁榮的經濟和龐大的外匯儲備使得來自我國的資本正成為全球市場上的重要投資者，此前，我國資本已經進入了多個世界級的公司。在過去的一年里，我國在多元化投資方面已經做出了很多努力，收購了摩根士丹利、黑石集團等金融巨頭的部分股權。
（二）我國國際直接投資所面臨的問題
我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引進外國直接投資仍是我國參與國際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但同時也應當看到，在我國經濟開放程度不斷提高、國際經濟聯系日益增強的大背景下，積極擴大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將對國民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起到更為深遠的促進作用。從根本上說，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決定于其經濟發展水平。鄧寧的投資發展周期論對此做出了科學的解釋。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水平還比較低，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不可能很大。除此之外，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仍處于穩定低水平。另外，在國際直接投資問題上，我國仍然存在著體制上和資金上的障礙。
（三）適合我國國情的國際直接投資策略
政府的政策支持。這是一個資本高速流動、跨國公司競爭異常激烈的時代，面對這樣的競爭格局和發展趨勢，我國政府在政策上對跨國企業的支持對我國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至關重要。
企業的開拓進取。在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中，我國企業不可避免地將會遇到一系列的策略選擇問題，如投資國別的選擇、投資所有權形式的選擇等。許多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失敗的重要原因就是在這些策略選擇上出現了失誤。因此，必須特別注意對外直接投資策略的選擇，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區位是跨國公司從事國際直接投資所必須考慮的極為重要的因素。選擇國別或地區時應遵循的總原則是加強國際直接投資的區域選擇,開拓發展中國家和周邊國家的投資市場。
最大化地利用發達國家技術集聚地的外溢效應，實現“研發在外、應用在內”的發展戰略。我國經濟經過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的快速發展，資金、技術已發展到一定階段，這就需要從宏觀經濟的角度來看待外資的涌入，需要逐步從承接轉移來的產業轉變到從國際生產體系中引進更多的先進技術、管理經驗。我國企業要想獲取技術這一產業競爭中最為關鍵的戰略要素，在強調“自主創新”、“科技強國”的同時，也應當積極主動“走出去”，開展以技術獲取為目的的對外直接投資，最大化利用發達國家技術集聚地的外溢效應，將海外研發機構的研究成果在國內迅速轉化、投入生產，實現“研發在外、應用在內”的格局。
出資方式策略。境外投資企業有不少是拿外匯資金（貨幣資本）作為出資物的。其實，到境外辦企業不一定都拿資金去，拿機械設備、技術(專利、商標或專有技術)、管理折股投資都是可以的。我國企業在機械設備、技術和管理方面已經具有一定的相對優勢，應鼓勵更多的企業利用這些優勢從事境外投資。即使在對外直接投資中必須投入一定量的貨幣資本，也不一定都從國內輸出，而是要盡可能從當地或國際金融市場上籌集。
經營當地化策略。經營當地化又稱經營屬地化或經營本地化，是指對外直接投資企業以東道國獨立的企業法人身份，按照當地的法律規定和人文因素，以及國際上通行的企業管理慣例進行企業的經營和管理。
對我國國際直接投資的展望
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是新世紀我國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十年，2008-2010這三年更是對我國的經濟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決定性意義。今后一段時間，我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將呈現以下趨勢：
（一）行業選擇上將突出有利于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行業
首先，今后將加大對發達國家前瞻性高科技產業的學習型投資，這既是我國產業結構高級化調整對先進技術的現實需求，又是我國獲取發達國家先進技術的最有效途徑。其次，對外投資于成熟技術的過剩產業，擴大出口貿易量。擴大這些產業的投資不僅能優化國內生產、產品結構、促進勞務和設備產品出口，而且能擴大出口份額，為高科技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積累和提供外匯資金。
（二）地區分布日益多極化
發達國家仍是投資的重點地區，亞、非、拉等發展中國家由于其經濟的普遍轉好、市場潛力巨大、優惠的政策以及為我國企業相對優勢的發揮提供了便利條件等因素，而被我國企業所看好。
（三）投資方式靈活多樣
隨著更多的企業走出國門，企業對投資方式的選擇將更加靈活多樣。除了繼續采取并購方式，縮短進入進程，盡快得到技術和市場。在投資于發達國家高新技術領域的大型企業時，我們更可能會嘗試以戰略聯盟的方式進入，充分享用戰略聯盟形式帶來的好處。
在當今世界經濟中，各國企業開展跨國經營已形成趨勢和潮流。面對21世紀，能否利用國外資源和市場在發展中國經濟中取得新的突破，是關系到我國今后發展全局和前景的重大戰略問題。在當前經濟全球化和新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良好機遇下，在我國政府的大力支持與企業的共同努力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將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必將推動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在現代化目標的實現和長期持續發展中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1.陳繼勇等.國際直接投資的新發展與外商對華直接投資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
國際直接投資的案例范文第5篇
論文關鍵詞：產業；國際貿易；中國貿易政策
一、中國產業組織政策環境分析
(一)國內環境分析
1．中國企業的規模普遍偏小，產業集中度低，產業國際競爭力弱。
從工業特別是制造業的發展來看，我國工業企業普遍規模較小。產業集中度低，產業自主創新能力缺乏，產業國際競爭力弱。我國主要行業的平均集中率水平也遠低于主要發達國家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水平。我國對外技術依存度高達50％，而美國、日本僅為5％左右，國內企業僅萬分之三有核心技術，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缺乏，產業發展受制于人，產業國際競爭力弱。
2．跨國公司利用其地理優勢地位，控制市場、克制競爭的傾向初現出來。
在國內包裝企業訴利樂案中，利樂倚賴其在無菌包裝機方面的壟斷地位。在包裝耗材上實行了不正當的限制性商業策略，控制了絕大部分包裝市場，并且使利樂紙的平均價格在2003到2005年的兩年時間內上漲了大約2倍。
3．國內行政性壟斷問題嚴重，行政性壟斷產業的改革任重道遠。
我國的行政性壟斷產業主要包括鐵路、港口、民航、電力、電信、城市公用事業、石油天然氣、有色金屬、特殊行業、郵政、城市公交、煙草食鹽糧食藥品等重要商品以及流通、軍工、鑄幣、銀行保險等金融業，產業部門涉及面廣。行政性壟斷造成了雙重惡果：
一方面，壟斷地位使得這些產業內的企業一方面攫取了遠高于其他行業平均利潤率的利潤，排斥競爭。損害消費者利益。另一方面由于內部約束機制不健全和發展動力的缺乏，長期以來．使這些產業成本居高不下，產業經營績效低下。行業的特殊性加上國有企業的身份，使得這些產業的改革舉步維艱。
(二)國際環境分析
1．跨國兼并成為主體。
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世界范圍內掀起第五次企業兼并浪潮，這次兼并浪潮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兼并數量急劇增多。二是單項兼并交易金額世界記錄屢創新高，兼并規模日趨擴大。三是跨國并購發展迅猛。四是兼并范圍廣。第五次兼并浪潮是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世界范圍內經濟競爭加劇的結果，為了生存和在全球范圍內整合資源以取得競爭優勢，同行業的領頭企業紛紛走向聯合。同時，第五次兼并浪潮的出現并沒有緩和競爭。它使得世界范圍內經濟競爭更趨激烈，通過此次兼并，在某些產業，只剩下實力超群、為數不多的幾家巨型企業，為了爭奪世界市場，這些企業欲置對方于死地而后快，競爭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波音和空客的競爭為我們提供了最好的注解。
2．西方發達國家紛紛調整競爭政策，放松規制和提升本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已經成為國際潮流。
以微電子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的興起和市場需求的擴大改變了傳統自然壟斷產業的性質。競爭政策調整的另一個動向是從對反壟斷的強調轉向扶助本國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提高。當前，發達國家的反壟斷政策對壟斷的認定已從結構標準轉向行為標準。并且還要考察壟斷行為的市場績效，“一事一議”已經成為通行的原則，對橫向兼并等過去嚴格限制的行為已基本放任自流。
3．網絡經濟的興起，對世界各國的反壟斷提出了新的挑戰。
網絡經濟是以計算機網絡業為中心以及由這個產業派生出的若干相關產業。網絡產品固有的規模經濟性、網絡外部性(正反饋效應)、技術的市場不相容性和網絡產品技術標準造成了網絡產品的鎖定效應和先行者優勢。從而使得壟斷成為網絡產品市場上的一種必然而普遍的現象。在結構和行為上顯然構成壟斷的廠商，在績效上卻無可指責，結構、行為和績效的脫節將政府的反壟斷政策推入了十分尷尬的境地：反壟斷，意味著績效損失；不反壟斷，從道義上又說不過去。網絡經濟領域的壟斷問題對各國政府的反壟斷政策提出嚴峻的挑戰。從1997年開始的微軟壟斷案，2002年最終以和解的方式解決，和解協議中，微軟并沒有做出多少讓步。
二、我國調節外匯儲備對中國產業調整的舉動
2008年12月以來，計有美國、歐盟、加拿大、印度、南非、澳大利亞等國家和地區，對中國出口產品發起了超過10起貿易救濟措施或者法案，而以其他方式抵制中國出口的政策也屢屢出臺。在這樣的環境下，中國出口保持增長的前景更加難測。印度提高了部分鋼鐵產品的關稅；南共市成員試圖將外部共同關稅提高5％，但未獲其首腦會議通過。
2008年中國進出口總額為2．55萬億美元，貿易順差為2900億美元，吸引國外投資900億美元。2008年底我國外匯儲備余額達1．95萬億美元。我國已連續15年對外貿易保持順差，國外直接投資始終處于凈流人，目前是全球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因此這兩方面的凈流入使近幾年我國外匯儲備數量劇增。其規模已遠遠超出理論界提出的外匯儲備應維持在其外債總額的40％左右的水平上。擺脫“金融恐怖平衡”的枷鎖，是我國政府和學術界急需破解的難題。
(一)擴大內需。加快產業調整步伐。降低對外依存度
以國內需求促進經濟增長，降低以凈出口和投資拉動經濟的依賴，這是減少巨額的外匯儲備的根本方法。中國儲蓄率高，除歷史文化傳統等因素外，很大的緣由是居民有許多后顧之憂而不敢消費和沒有能力消費。實施擴大內需政策，政府應加大在就業、教育、養老、醫療、環保等方面的投入。使國內居民的消費成為經濟增長的引擎。同時，調整產業結構，加大對以內需為主的產業政策支持力度，逐步減少對出口外向型經濟增長模式的依賴，尤其是限制初級原料加工出口的企業。擴大高新技術產品及資源性原料進口，從而減少國際貿易順差，降低巨額的外匯儲備。
(二)謹慎地購買美元資產，逐步加大黃金購買量，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在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下，購買美元資產是擁有外匯儲備國家不得不的選擇。美國國債因其良好的信用、穩定的收益及流動性，是各國政府首選的投資對象。但近幾年美元貶值的狂潮也令各國憂心匆匆，外匯儲備多樣化可以在一定程度的化解風險。同時。除了購買美國國債，還可以考慮購買美國通貨膨脹保值債券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發行的債券等。
截止到2009年4月，中國已擁有黃金儲備1054噸，在世界各國排名第五。2000年以來，中國調整過兩次黃金儲備，即2001年和2003年，分別從394噸調整到500噸和600噸。但目前中國的黃金儲備價值約占全部外匯儲備資產的1．6％，該比例遠低于超過10％的全球平均水平。黃金在中國總儲備的比重實際上自2003年以來一直在下降。中國黃金儲備還有很大的上升空間，至少應達到10％左右的國際水平。
但人民幣國際化的道路漫漫，2000年5月亞洲國家簽署了《清邁協議》，開辟區域貨幣合作新篇章。2009年3月中國已經與俄羅斯、韓國、馬來西亞、阿根廷等簽署雙邊貨幣互換協議，互換規模達6000億人民幣，與此同時，人民幣貿易結算試點也在香港和內地沿海城市開展，這種“貿易結算+貨幣互換”的模式，是兩國規避美元匯率風險，擴大雙邊貿易的新探索，它對中國政府加快人民幣區域自由化進程，增加人民幣的國際影響力提供幫助，為中國外匯儲備擺脫美元體系的束縛提供了新途徑。
三、案例分析出口退稅政策對中國產業的影響
(一)技術密集型的高新技術產業
高新技術產業歷來是國家重點的關注行業。根據商務部的相關數據顯示，我國的高新技術出口商品共分為十類。在這十類中，出口的主要是計算機類、通訊技術類和電子技術類相關產品，而生物技術和航空航天技術產品的出口相對薄弱。在進口方面，也主要集中在電子技術和計算機類。可見，信息技術類商品在高新技術貿易方面占據主導地位。
從我國高新技術產品進出口增長率看，2001年至2006年高新技術產品的進出口增長率均超過進出口總額的增長率。但從近期看，無論是外貿總額的增長還是高新技術產品對外貿易的增長，其增幅均有所放緩，特別是2007年，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首次出現低于總體貿易額增長的情況。這也與總體的外貿環境不容樂觀有一定的關聯。即使外貿環境發生如何的變化，國家對發展高新技術產業。鼓勵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態度始終不變。國家對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退稅率大部分都維持在17％的最高退稅率。國家多次調低出口退稅率。雖然使得一些生產效率低的中小企業從市場中淘汰，低端產品規模逐步減少．產業結構有所優化。國家又不得不提高其出口退稅率，以緩解南于產業結構升級所導致的剩余勞動力釋放所帶來的就業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