飲酒文化與禮儀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飲酒文化與禮儀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飲酒文化與禮儀范文第1篇

關鍵詞 文化遺產；吸引力；泰山；旅游者感知

一、引言

作為旅游資源，世界文化遺產的價值來源于自身所蘊含的獨特文化因素，如何認識這些因素對旅游者的吸引力是遺產旅游研究必須重視的問題。在實際旅游時，旅游資源對旅游者的吸引力主要取決于旅游者的判斷，旅游者的感知情況決定著吸引力的強弱。據介紹，國內外旅游感知研究往往為旅游企業提供市場定位戰略，或進行區域旅游形象策劃。研究內容包括旅游形象感知的影響因素、形象感知類型、形象感知行為模式、形象感知營銷、目的地形象策劃等[1]。其中，有研究者提出了旅游者的數量與其感知度之間的關系模型，以此作為旅游需求引力模型[2]。也有人通過旅游地市場因子分析，對比分析旅游地間的吸引力狀況，得到各自的旅游地吸引力因子，完成旅游地市場現實定位[3]。關于中國世界遺產旅游者感知的個案研究也取得了一定進展，如對同里鎮旅游者感知的分析研究[4]，對武當山認知要素、滿意度、景點感知度、形象定位的研究等[5]。上述研究多關注影響旅游感知的因素、感知行為的模式、旅游地形象特點與形象定位，而對于旅游者所感知的文化遺產的吸引力特性及吸引力系統內部結構的分析則較為薄弱。為了更深入地分析文化遺產對旅游者的吸引力，了解文化吸引力系統特性及內部結構，探討旅游吸引力與遺產地整體文化的關系，有必要選取相關遺產進行個案研究。

泰山是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是中國傳統旅游目的地。據有關研究，在中國的遺產地中，泰山在旅游者中幾乎到了無人不知的程度。被調查者表示想到泰山旅游和認為泰山“旅游最旺盛”的比例都比較高[6]。泰山旅游的發展情況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對于許多有代表性的泰山文化資源在旅游方面的價值已有了一些研究，并提出了許多相應的開發利用對策。如關于泰山宗教旅游資源開發與利用的研究[7]，關于泰山石刻旅游價值的研究等[8]。這些研究對于認識泰山文化旅游資源的價值、促進旅游發展當然是非常重要的。不過現有的研究主要是采用定性分析方法，缺乏更為具體的定量分析，比較注重特定類型的人文資源，缺乏泰山文化系統的整體感。而且，在研究角度上基本是從研究者的主觀認識出發，或者從旅游供給的角度分析資源價值，缺乏對旅游者感知情況的深入研究。因此，本研究希望通過對旅游者的問卷調查及用相關的統計軟件進行定量分析，從旅游者感知的角度，確定哪些因素構成了泰山旅游吸引力系統，并對泰山文化旅游資源系統的吸引力進行更為深入的探討。

泰山的旅游吸引力可以看作是多種旅游資源的綜合吸引力，或者可以認為是資源的組合吸引力[9]。這樣的方法和思路與旅游目的地形象研究或“旅游目的地映象研究”基本相同[10]。但本研究更注重分析泰山旅游吸引力的系統構成，以及旅游吸引力系統與泰山文化系統的關系，以期為國內遺產地旅游吸引力研究提供必要的借鑒。

二、問卷調查的基本情況

1.問卷內容設計

(1)有關泰山文化旅游資源的感知問題

依據泰山旅游活動的歷史及現實情況，借鑒有關泰山文化資源研究的現有成果，本文將泰山文化旅游資源分為名人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平安文化、傳統政治文化、鬼文化、封禪文化、泰山文學與藝術、國際化活動、民俗文化、泰山人文化、石文化、美食與特產文化、稱號文化等15個方面共63個問題，每一個問題分別從旅游者是否知道、旅游者的感興趣程度和旅游者的評價3個方面考察旅游者對泰山旅游資源的認知。填寫問卷時，旅游者根據自己對旅游資源的知曉程度，在各項資源后打“√”或“×”；對于對資源的感興趣程度和評價，采用李克特（R.A.Likert）5點量表尺度進行測量，其中1表示“非常不同意”，2表示“不同意”，3表示“中立”，4表示“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旅游者根據自己的認知填寫1－5之間的數值，數值越大，表示旅游者的感興趣程度或評價越高。

(2)開放性問題

為了進一步了解旅游者的看法，還設計了三個開放性問題，詢問旅游者最希望增加的旅游體驗設施及文化活動，在泰山旅游最滿意和最不滿意的是什么。

(3)旅游者的個人信息

包括旅游者來自哪里、年齡、性別、旅游動機等方面的問題共16個。

2．調查方法與過程

本次調查于2006年4月28日開始，2006年6月10日結束。本問卷采用隨機抽樣調查法，共發放問卷600份，回收問卷492份，其中有效問卷319份，回收率82％，有效率53％。為了確保問卷的有效性和樣本的寬泛性，600份問卷發放方法如下：（1）200份由筆者在一天中不同的時間在紅門、桃花峪、天外村及泰安、濟南火車站對已經到過泰山的旅游者發放，并對開放性問題進行訪談調查；（2）200份由旅行社導游對旅游者進行調查，由導游收回問卷；（3）200份由飯店客房服務員放在客房，由客人填寫后收回。

3.樣本基本情況

樣本中泰安地區及省內的旅游者占總數的68%，說明泰山的旅游市場主要是近距離市場，吸引力范圍主要是省內及周邊地區；接受調查者以年輕人為主，30歲以下的年輕人占了近78%；總體文化程度較高，大專以上文化程度占70%以上；職業或社會身份構成中，學生最多，達40%，其次是企業人員、教學科研人員及公務員；家庭收入中，1000至3000元者最多，近半數；旅游目的類別以觀光為最多，40%的旅游者停留時間不超過24小時，近80%的旅游者停留時間在三天以內；上下山的路徑以紅門為最多，上下山的方式以徒步形式為最多。樣本的基本情況顯示，泰山旅游者主要來自省內及周邊地區，年輕人占多數，家庭經濟情況一般，停留時間不長，活動內容及方式比較傳統。

三、旅游者感知的吸引力系統結構

本研究的目的是根據對旅游者的問卷調查，分析泰山的文化旅游資源中被旅游者感知為構成泰山旅游吸引力的因素及其相互關系。限于文章篇幅，在此只對調查結果進行因子分析，而對問卷的開放性問題及旅游者的個人情況對調查結果的影響不作討論。

1.泰山文化旅游資源吸引力系統的主要成分

對問卷涉及的63項旅游資源，測量其因子載荷并進行因子分析，能夠反映出該資源與旅游者感知的泰山整體吸引力的關系。在此之前，對樣本進行了KMO測度和巴特利特球體檢驗以判斷觀測數據是否適合做因子分析。KMO值為0.934，大于0.5。根據Kaiser(1974)的解釋，如果KMO值大于0.9，表示“非常適合”因子分析。另外，參與因子分析的63個變量的巴特利特球體檢驗（BartletttestofSphericity）值是9427.901，其對應的相伴概率值為0.000。這兩種檢驗的檢驗數據表明樣本適合做因子分析。最后，采用了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ComponentAnalysis），并進行方差最大化旋轉(VarimaxwithKaiserNormalization)，以“特征根\特征值”和碎石圖為標準來選擇合適的因子數（Hair,Anderson,Tatham&Black,1995;Norusis,1994）[11]。

最初，指標10“馮玉祥墓和馮玉祥小學”和指標11“小泰山”被提取為因子13。然而兩指標間的可信度系數等于0.587，表明它們不存在內部的一致性。指標1、6、8、32、33、46因其在方差最大化旋轉后因子負載小于0.5，故被剔除。通過可信度分析，其它被提取因子的可信度均大于0.6，說明問卷是有效的。剔除這8個指標后，剩下56個指標被提取為12個因子(見表1)。也就是說，在所調查旅游者的感知中，這12個因子是符合泰山文化特性的，是吸引旅游者的主要因素，這些因素構成了泰山旅游吸引力系統。

2.泰山文化旅游吸引力因素的結構

因子變量的方差貢獻（特征值）是衡量因子重要程度的指標[11]。根據各個因子變量的特征值，可以把泰山文化旅游資源分為3個層次(見表2)：

特征值E＞4的三個因子為核心吸引力資源，分別是稱號文化（E=5.684），特產與美食（E=5.391）和宗教文化與道教景點（E=4.222）；

特征值2

特征值E

作為核心吸引力資源的三個因子對旅游者的吸引力最強，在旅游者的感知中，代表著泰山文化的特性。從三個因子的構成要素看，稱號文化是人們對泰山文化的概括，特產與美食是泰山環境和當地生活傳統的產物，宗教文化與道教景點則主要是中國固有宗教的內容。由此可以認為，在旅游者眼中，泰山文化是典型的中國原生文化，體現了中國傳統社會對于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

表1 因子分析提取的泰山旅游吸引力的12個主要因子（N=319）

表2 主要因子的特征值與吸引力強度

對文化旅游資源三個層次的劃分，主要是體現具體文化因素在旅游者主觀評價的泰山整體吸引力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不能完全體現其客觀構成的結構關系。泰山文化是一個完整的系統，各要素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相互依存，吸引力的大小有時無法科學地反映具體因素在文化體系中的重要性。對旅游者吸引力較高的因素可能是容易被感知的表層的形象，而深層次的文化內涵并不一定能夠得到理解。在因子分析中，特征值最高的是[BF]“稱號文化”[BFQ]，即泰山是世界自然與文化遺產、4A景區、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地質公園、森林公園等。這些因素是在對泰山某方面或整體自然與文化資源進行概括整合的基礎上形成的，當然需要以具體資源為基礎。整體與個體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關系，不能割裂兩者的關系。本次研究表明，泰山文化旅游資源整體吸引力較高，但一些重要的具體資源特征值較低，需要引起足夠的注意。

圖1 泰山文化旅游吸引力的結構

四、旅游吸引力系統與泰山文化系統的關系

經過方差最大化旋轉后，指標10、11、1、6、8、32、33、46因可信度較低或旋轉后因子負載太低被剔除。但是在未經過旋轉的載荷矩陣中，除了指標1“旅游體驗的三重空間”因子載荷（用“L”表示）低于0.5外，其它指標的因子載荷均約等于或大于0.5，相對較高的均值說明這些文化資源是旅游者比較關注的。而它們在統計歸類過程中被剔除，則說明這些文化旅游資源與旅游者感知的泰山傳統文化系統在性質上存在不一致的地方。通過對因子分析中被刪除項目的分析，可以初步認識旅游吸引力系統與泰山文化系統的關系。當然，問卷設計的項目無法包容泰山文化旅游資源的全部內容。能夠對旅游者產生吸引力的，畢竟只是當地文化資源中具有代表性、獨特性或在一定條件下被旅游者所認識的資源。

泰山國際登山節的感興趣程度與評價指標都很高，說明其影響力很大，受到旅游者重視，社會評價較好。該項目被剔除，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它過于強調經貿和體育娛樂功能，與旅游者認識的泰山文化形象有一定差距，這說明競賽性的登山節與旅游者感知的泰山文化傳統并不協調。

泰山廟會、泰山石敢當、旅游體驗的三重空間、小泰山都是泰山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這些項目的剔除可能與調查對象有一定關系。本次接受調查者多為年青人，對傳統文化的了解與繼承還需要一個過程。

岱麓游覽區和桃花源景區的有關景點開發相對較晚，旅游者感興趣程度和評價都較為一般，圍繞這些景點的文化建設和旅游開發需要加強。

馮玉祥墓和馮玉祥小學屬于近代革命文化的范疇，與泰山傳統文化系統有一定距離，對其文化內涵的挖掘利用則應注意與泰安地區現代革命文化資源進行統一協調與規劃，尋找不同的發展模式。

聚類分析的結果表明，旅游者感知的泰山旅游吸引力系統只是泰山文化總體系統的一個子系統，或在特定領域的表現，并不能孤立存在，而需要總體系統的支持。而且，泰山旅游吸引力系統本身及其與其它文化資源的關系不是一成不變的。事實上，旅游吸引力系統也沒有清晰的界限。旅游吸引力系統的構成及特點依賴于旅游者的感知，不同的旅游者所感知到的吸引力系統有所差別。即使是相同的旅游主體，因感知環境、條件的變化，旅游吸引力系統也會發生相應改變。總體系統中的因素可以在適當的條件下轉化為吸引力因素，而吸引力系統中的因素也會由于種種原因失去旅游吸引力。

表3 因子分析刪除項目的各項指標分析

五、結語

像泰山這樣的遺產類旅游資源，都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從旅游者感知的角度，利用定量分析方法明確其旅游吸引力系統的構成因素及其內部結構，對于正確認識各種文化旅游資源的價值及進行適當的旅游開發都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從對調查問卷的統計分析可見，旅游者普遍認同的是泰山作為傳統文化代表的特性。當然，某類因子在旅游吸引力系統中的地位與作用并不能完全反映其真實的文化價值，以及遺產文化系統的真實結構。如泰山的石刻、以帝王封禪為代表的政治文化，在泰山遺產文化中都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而其旅游吸引力只處于次級地位，表明對遺產文化資源旅游價值的判斷應重點考慮旅游者的感知。

本次調查也能反映遺產文化旅游資源的開發水平。泰山符號文化因子數值最高，說明泰山文化旅游資源的概念化傾向明顯。正如研究指出的，我國多數遺產旅游的發展還停留在“符號旅游”階段，缺乏對遺產旅游價值的深層次開發與研究，也很難讓游客充分領略遺產資源的自然與文化內涵[12]。稱號是文化系統的符號，有賴于具體資源的支撐。而具體因子數值相對較低，說明文化資源的開發利用稍嫌欠缺，長此以往，泰山的整體吸引力也會受到影響，陷于空洞化。

一些重要的文化資源項目特征值較低，反映出文化資源系統的一致性存在問題。尤其是影響較大的項目如國際登山節；而一些重要的傳統文化項目數值較低，提示在旅游文化資源的開發過程中必須注意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揚，注意文化的系統性和一致性。

由于文化系統的復雜性，對文化資源的認知有一定難度，即使對于相同的資源，不同人群的認知也相距甚遠，如旅游者與當地居民，不同特征的旅游者。本研究只是對于一部分旅游者關于泰山文化旅游資源的認知情況進行了調查分析，其結果必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注釋：

①雖然因子載荷大于0.5指標才是有意義的，但為更全面反映主要因子的內容，結合指標間的可信度數據，本表中列出了因子載荷接近或大于0.5的指標。為了便于比較，將各因子均值統一轉換成李克特（R.A.Likert）5點量表形式。

參考文獻：

[1] 郭英之．旅游感知形象研究綜述[J]．經濟地理，2003（2）：280-284．

[2] 王海鴻．旅游吸引力分析及理論模型[J]．科學經濟社會，2003（4）：44-47．

[3] 楊玲，胡小純，馮學鋼．旅游地吸引力因子分析法及其數學模型[J]．桂林旅游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4（1）：66-69．

[4] 劉莉，陸林．江蘇省同里鎮旅游者旅游感知調查分析[J]．安徽師范大學學報，2006（2）：220-223．

[5] 肖靜．世界遺產地武當山旅游感知形象研究[J]．十堰技術學院學報，2006（2）：35-37．

[6] 朱NBD2E＃，吳旗濤．中國世界遺產類旅游產品的感知度研究[J]．旅游學刊，2005（5）：21-25．

[7] 崔鳳軍，袁明英．泰山宗教文化特征及其旅游開發研究[J]．岱宗學刊，1999（2）：10-13．

[8] 劉水泰．山石刻的旅游價值[J]．泰山學院學報，2003（5）：6-12．

[9] 陳巖英．旅游地的吸引力系統及其管理研究[J]．旅游科學，2004（3）：16-21．

[10] 毛瑞謙，劉春燕．旅游目的地映象研究述評[J]．旅游學刊，2006（8）：40-44．

[11] 余建英,何旭宏．數據統計分析與SPSS應用[M]．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2004：292-298、307．

飲酒文化與禮儀范文第2篇

摘 要：醉駕入刑背后有著深刻的文化根源，中國傳統文化影響我國犯罪圈，通過對立法者立法思維和民意的影響，推動醉駕入刑，完善我國非傳統社會安全法治體系。中西文化的差異使我國對酒駕行為的刑罰較其他國家輕，我國目前還存在著對酒駕進行規制的刑罰體系稍顯混亂、規定過于籠統等問題，需要進一步解決。

關鍵詞：文化；醉駕入刑；公共安全

醉駕入刑是我國社會公共安全法治的一大進步，對維護社會公共交通安全意義重大。其實質是社會變遷過程中，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沖突和文化失調的一種反應。文化是闡釋刑法的一個重要方面，醉駕入刑問題不僅可以從經濟、政治等方面加以說明，還可以從文化視角對醉駕入刑問題進行研究。

一、醉酒駕車的文化背景分析

（一）中國酒文化源遠流長

“渭城朝雨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唐代大詩人王維給我們留下了膾炙人口的《渭城曲》，寄予了詩人對即將出遠門友人的不舍和依依惜別之情。后人往往能從詩歌中營造的清新自然、曠遠豁達的意境中感受到古人的豪放氣概，而其中表達情感的工具就是酒。

酒文化作為廣義文化的一種表現類型，不是一種個體精神心理現象，而是一種集體精神模式。文化是為全體社會成員所共享的一整套觀念性普遍模式，是人們在長期的社會歷史活動中沉積下來并通過遺傳、社會規范、社會制度等途徑而延續和存在的。在縱向上，文化能把現在的人及其活動同過去的人和未來的人及其活動溝通起來使之形成連續性；在橫向上，能把同一社會的人與人連接起來，使之相互認同形成統一性。飲酒是中國長盛不衰的傳統文化。從夏商時期至今，酒在中國延續了五千多年，酒文化也逐漸形成、積淀、延續至今，將古代的飲酒活動與現代的飲酒活動連接起來，形成一種文化傳統。

酒在古今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是都是須臾難離的，中國人對酒的認同感不言而喻。中國人表達情感、喜事、白事、身體困乏等處處離不開酒。飲酒自古以來已經滲透到中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酒是禮儀的象征、酒是情誼的象征、酒是情感的宣泄。勸酒也是中國酒文化的特色之一，極富文化內涵。如果主人不勸酒則顯得招待不周，誠意不夠，酒桌氣氛不夠活躍。請人喝酒，不勸人多喝幾杯，就是失禮，會讓人誤認為小氣。而自己被勸喝酒，如果不喝，就是不給人面子，不夠義氣。

正是由于酒在中國人生活中的普遍性和勸酒之風的盛行，中國社會中的飲酒甚至一醉方休、不醉不歸的風氣才會如此泛濫。飲酒可以促進人們之間的情感交流，增添節日的氛圍，適當飲酒還有益身體健康。但是，飲酒過度則會危害身體健康，情緒失控容易引起人身沖突。在古代和進入現代文明社會之前的中國，飲酒不會危害社會管理秩序和公共安全。中國酒文化不僅不與中國傳統文化沖突，甚至還屬于廣義的文化范疇，契合中國傳統社會風俗習慣。所以，中國傳統酒文化延續幾千年流傳至現代，沒有被明令禁止或規制。

（二）中國酒文化與現代文明沖突

在農業文明為主的古代中國，酒文化和社會公共秩序沒有直接的沖突。但是，工業革命以后，社會交通發生重大改變，汽車被發明出來并逐漸成為日常生活中主要的交通工具。因醉駕入刑是在2011年，因此我們研究背景僅限于2011年之前中國的狀況。

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汽車產業的快速發展，汽車進入尋常百姓家，逐步成為重要的代步工具，汽車的保有量逐年提高。到刑法修正案八通過之前的2010年，我國汽車保有量7802萬輛，僅次于美國，超過日本的75361876萬輛，成為世界第二的汽車大國。到2010年底，全國公路里程已達398.4萬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通車里程7.4萬公里；機動車保有量已達1.99億量；擁有駕駛證人數接近2.05億，其中汽車駕駛證人1.44億。大踏步邁入汽車生活時代的中國，平均每7個人中就有一個駕駛員。隨之發生的是違法駕駛行為及其所致交通事故的頻發，其中酒后駕車的危害性遠遠高于其他道路交通違法行為。據公安機關統計，1998年全國共發生5075起酒后和醉酒駕車肇事案件，造成2363人死亡；2008年發生7518起，死亡3060人；2009年1月至8月，共發生3206起，造成1302人死亡，其中酒后肇事2162起，造成893人死亡；醉酒駕車肇事1044起，造成409人死亡。醉酒駕車犯罪呈多發性、高發態勢，危害更加嚴重，一次致多人死亡的案件屢有發生。

汽車的廣泛使用和飲酒在中國人生活中的普遍性，發生在同一時代就造就了醉酒駕駛。中國進入汽車時代，汽車是由西方人制造的以鋼鐵為載體，以追求速度為宗旨的西方文化的典型代表。這種西方文明與中國歷史悠久，具有廣泛社會基礎的以水為載體，以追求悠閑為宗旨的中國傳統酒文化在同一時代同一地域相碰撞，結合產生了醉酒駕駛這一怪胎。中國酒文化在幾千年來根植于中國土壤，在中華民族共同意識之下極具生命力，如果沒有現代文明的沖擊，也許我們不會去審視傳統酒文化。但是兩種文化沖突在中國當代切實發生了，造成了嚴重惡果，就使得我們不得不直面這一現實問題。中國人一頭撞進“酒文化”的懷抱，無酒不成席、不醉不成歡的飲酒傳統，把酒駕變成新的社會頑疾。

二、中國文化對醉駕入刑的影響

法與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法是大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其他文化相互影響，共同構筑中國文化。如梁治平先生所說：文化是整體，法是部分，法是文化的命題中應有之義，法與文化不可分割，西方的法制是被作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來看待的，法不過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我國刑事立法也必然受到中國傳統文化和特定時期的文化要素的深刻影響。

（一）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犯罪圈

社會總體文化會影響社會的方方面面，刑法也不例外，一國的刑法總是處于一國的社會總體文化覆蓋下，這就使得人們對刑法的認識和運用帶上了民族文化的特色。社會總體文化作為人們的總體精神指向，貫穿于人們的所有活動之中，人們在刑法問題上的精神指向是社會總體精神指向在刑法領域的具體化和特殊表現。

中西方在犯罪的認識上所受到的來自宗教和封建倫理的影響是不同。西方的犯罪概念深受宗教的浸潤，基督教的原罪思想對犯罪概念具有深刻影響，因此，西方文化被稱為罪感文化。中國文化缺乏宗教，一般認為宗教對“犯罪圈”界的影響并不明顯。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以倫理法為特征，犯罪包含許多倫理內涵，犯罪首先被視為對傳統道德的嚴重背叛，是一種應當在道德上予以嚴厲譴責的行為。中國傳統文化決定了飲酒行為沒有被劃入犯罪圈，但是現代文化的劇烈沖擊，導致了我國將醉酒行為與駕車行為相結合的醉酒駕車行為劃入犯罪圈。

傳統酒文化與現代汽車文明的碰撞帶來了嚴重的社會危害結果，影響了公民的人身安全和社會公共安全，因此帶來了我國犯罪圈的變動。飲酒雖然容易引起危害社會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等犯罪行為，但是，酒文化在我國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受我國傳統酒文化和現實狀況制約，將飲酒行為本身入罪在現階段的中國是不可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將醉酒駕駛行為入刑，是中西文化沖突的結果。通過擴大犯罪圈，用刑法規制醉駕行為，表明中國傳統酒文化與西方現代文明的沖突在中國已經不可調和，行政法律法規已無法有效控制，只有通過最嚴厲的法律制裁，才有可能解決中國目前嚴峻的交通安全問題。

（二）中國傳統文化影響醉駕入刑的方式

醉駕入刑的直接原因是醉酒駕駛行為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險性，影響我國的道路交通公共安全，立法機關通過立法活動將其規定為犯罪。雖然中國文化對醉駕入刑的影響并不是顯而易見的直接影響，而是潛移默化的間接影響，但是這種間接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

首先，中國文化通過影響立法者的立法思維影響醉駕入刑。對法律的直接制定者必然是立法機關，雖然各國的立法機關不同，但是，都是由若干人通過特定的方式，提出議案，制定并審議、通過立法草案。而從文化學的角度看，人們在長期的社會歷史活動中沉積下來并通過遺傳、社會規定、社會制度等途徑而延續和存在共同的思維模式，雖然人往往不能自覺，但是這種共同的思維模式時刻都對人起作用。當醉駕行為對公共交通安全產生巨大威脅，嚴重影響社會和諧時，立法相關者們便會將這類行為的立法規制工作納入議題。

其次，中國文化通過民意影響醉駕入刑。在判斷是否應將醉駕行為犯罪化，用刑事制裁處罰時，要通過衡量醉駕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而在判斷某一行為社會危害性大小時，將民意納入參考范圍是符合罪刑法定精神的。因為“罪刑法定主義的內容之一是法律主義，而法律主義是以政治上的民主主義為基礎的”，“從刑法民主的角度而言，何種行為構成犯罪，必須由國民選出的代表決定”，既然立法者是“國民”的代表，當然要受到后者意愿即民意的影響。而普通大眾的意愿更是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之中，受中國文化影響而形成的共同的思維模式。因此，醉駕是否入刑在立法過程中必不可少的要傾聽民眾的聲音，建立在民意基礎上的法律才會得到民眾的普遍認同，收到良好的實施效果。

此外，在中國酒文化影響下的飲酒行為，是醉酒駕駛的前提，因飲酒行為屬原因自由行為，醉酒駕駛的過錯仍應由醉酒駕駛者承擔，這也是要對醉駕者實行刑法制裁的原因之一。

三、中國文化對醉酒駕駛行為刑罰的影響

（一）國外對醉駕行為的法律規制

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已經將醉酒駕駛規定為犯罪，判處輕重不同的刑罰。如在美國，酒后駕車即上銬逮捕，并列入個人檔案記錄；如屬首次醉酒駕車，除了罰款還可判處坐牢6個月；倘若酒后駕車被吊銷執照后，仍繼續駕車，則將罰款500美元或坐牢一年。日本刑法對酒后駕車、醉酒駕車最高判刑20年；縱使無傷亡事故發生，最高亦可處拘役3年。澳大利亞則規定，對醉酒駕駛員，如系初犯，罰款10美元；如系重犯，要處10年有期徒刑；除判刑外，還要把駕駛員登報示眾。馬來西亞規定，一旦發現酒后駕車者，立即予以拘留，并將他的妻子也一同拘留，關在一起，令妻子徹夜教育丈夫。在土耳其，對酒后駕車的駕駛員由警方押出城至20公里外的地方，然后強迫他步行回城。

美國、日本和澳大利亞對于醉酒駕駛都規定了較重的刑罰，均可判處有期徒刑。美國除記入個人檔案、罰款外，根據初犯和再犯分別可判處6個月或一年。日本可判處3年到20年不等。澳大利亞對初犯和重犯者也區別對待，初犯僅罰款，重犯可處10年有期徒刑。馬來西亞和土耳其也對酒后駕車者規定了具有本國特色的刑法。

（二）我國危險駕駛罪的刑罰規定及缺陷

中國刑法修正案八增加的危險駕駛罪規定，對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處拘役，并處罰金。我國的拘役刑期為一個月以上六個月以下。中國的規定與美國、日本、澳大利亞等國家相比處罰明顯較輕且規定過于籠統。

中國的立法規定與中國的文化不無關系。首先，刑罰是犯罪行為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和社會危險性的集中體現，立法者和社會公眾意識到醉酒駕駛行為帶來的嚴重危險通過一定程序將其寫入刑法。但是中國酒文化的盛行，酒在中國人生活中的普遍性，增加了飲酒行為的可接受性，因此，認為該行為的主觀惡性較小，僅判處拘役刑。我國傳統“慎刑”的刑法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我國立法者的立法理念。

其次，從我國刑罰體系上看，危險駕駛罪與交通肇事罪、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均對醉酒駕駛行為作出規定，根據主觀惡性和犯罪情節規定了不同的刑罰，共同構成了對醉酒駕駛行為的犯罪規制體系。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我國傳統的“宜粗不宜細”的刑法思想的影響。但是，罪行的銜接問題會構成司法實踐操作的難題之一。因此，可以將醉酒駕駛行為的危險犯、結果犯和結果加重犯統一規定到危險駕駛罪之下，以增加法律的明確性，方便司法操作。

此外，為了更為有效的控制醉駕行為的發生，對于危險駕駛罪本身我國可以借鑒其他國家做出更為細致的規定。如規定可以對初犯判處拘役，對再犯者判處有期徒刑等等。

（三）通過司法活動影響個案量刑

對醉酒駕車行為個案的處理，是由司法工作人員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運用刑法進行處罰的。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依據該罪的法條本身和刑法第13條規定，法官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對于犯罪情節的判定和在自由裁量范圍內，判處怎樣的刑罰則受法官個人的思維方式決定。如前所述，法官的思維方式也無法避免的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因此，中國傳統的酒文化和刑法行為也可以通過法官的具體司法活動，影響個案的量刑。

四、醉駕入刑催生新的中國酒文化

人對文化具有創造性，人具有想象能力、解釋能力、重建能力，不僅可以否定舊文化，也可以重筑新文化。立法過程中充分考慮民意，有助于促進社會公眾對刑事立法的認同，在運行過程中取得良好的實施效果，才能最終獲得公眾的信仰。通過對某種行為一系列的立法司法活動，能夠在社會中引導公眾理念，重筑公眾對某種行為新的認識。

刑法修正案八生效兩年來，治理酒駕取得了明顯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據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有關負責人介紹，酒駕行為已得到明顯遏制。法律實施兩年來，全國公安機關共查處酒后駕駛87.1萬起，同比下降39.3%，其中，醉酒駕駛機動車12.2萬起，同比下降42.7%，酒后駕駛和醉酒駕駛行為總量大幅下降。全國因酒后駕駛導致的交通事故呈明顯下降趨勢。據統計，2012年5月1日至2013年4月30日，全國因酒后駕駛導致交通事故起數同比下降了12.4%。其中，因醉酒駕駛導致交通事故起數、死亡人數和受傷人數，同比分別下降35.2%、21.1%和34.7%。

“醉駕入刑”能夠發揮刑法的一般預防功能，對公民的行為產生積極引導作用，不知不覺中改變著公眾的思維方式。醉駕就是犯罪，“開車不喝酒，喝酒不開車”逐漸成為所有車主不可回避的社會責任。醉駕入刑不僅僅對車主們的飲酒觀念產生了影響，也讓傳承數千年的酒文化和人們生活的行為習慣逐漸改變。醉駕入刑引導公眾理性飲酒，讓“開車不飲酒、飲酒不開車”的理念逐步深入到中國的酒文化之中，在新時代賦予中國酒文化新的內涵。（作者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

參考文獻

[1] [美]托馬斯?R`戴伊著、謝明譯：《理解公共政策（第十二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2] 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3] 趙秉志：《“醉駕入刑”專家談》，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4] 許發民：《刑法文化與刑法現代化研究》，中國方正出版社2001年。

[5] 周振杰：《刑事法治視野中的民意分析》，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年版。

[6] 趙秉志、趙遠：《危險駕駛罪研析與思考》，載《政治與法律》2011年第8期。

飲酒文化與禮儀范文第3篇

關鍵詞：亳博館藏 盛酒器物 生活影響 歷史脈絡

亳州博物館是仿漢城堡式建筑，也是亳州市大型綜合類博物館。館名稱由時任中國社科院的郭沫若大師所寫。整個博物館共占地面積為2.5萬平米，其中建筑面積為0.52萬平米，整個室內陳列面積為0.28萬平米，文物庫房建筑面積為0.12平米，博物館內館藏文化數量達4000余件。公元196年，喜愛“對酒當歌“的曹操，在建安元年（196年）就將安徽亳州的九醞春酒以貢酒的名義進獻給漢獻帝，并附上了“九醞春酒請奏”這一奏折。曹操無論如何都想不到自己亳州家鄉的白酒會因為《九醞酒法》而發揚廣大，享譽四海。今天，亳州市也因為曹操及華佗的歷史影響力，發展成為全國著名的“酒城”和“藥都”。

中國是陶瓷文化與酒文化的誕生地。陶瓷酒具，不僅僅是一種飲酒工具，更是融入了酒文化和陶瓷文化的重要載體。根據當前考古記錄表明，遠古時代，就已經出現了瓷質酒具。瓷質類酒器在商朝時期就被應用，而在東漢末年實現了迅猛發展，到唐朝時逐漸完善。宋代作為我國制瓷業迅猛發展的嶄新時期，尤其是隨著文人社會地位不斷提升，特別是在以文治國的理念影響下，整個陶瓷類酒具技術實現了革命性影響。在宋代，使用陶瓷酒器時，其造型上更為俊美，釉色以靜穆為主，精美的生產技藝，加上融入的深厚歷史內涵，其中展現了極具研究價值的藝術魅力和內涵，因此可以說宋代的酒具有自身時代特點。本文結合宋代政治經濟及文化內涵的全面分析，通過展現宋代陶瓷酒具的美學理念，從而探究統治者以文治國的管理理念和理學價值理念與整個酒器文化之間有著全面融合，進而研究統治理念與宋代陶瓷酒具審美理念的有效影響思路，最后，通過分析宋代陶瓷酒具的設計理念及內涵，從而對當前陶瓷酒具設計工作提供有益支持。

在幾千件文物中有不少和酒文化息息相關的器物，館藏的宋代白瓷溫碗、酒注，溫碗直口深腹，口微斂，口腹部基本同徑，碗高11.6厘米，口徑13.7厘米，圜底圈足，底部有支釘痕跡。整體素面，胎質細膩，白中微黃，溫潤清雅。酒注口直微敞，肩豐腹直，腹下部部稍斂，底為平圈，內外均施白釉，兩個器物是一套的酒具，注子置于溫碗中。酒是放入注中，溫碗注入熱水為酒加熱，也稱溫酒。

喝酒時，離不開酒器的使用。我國自古以來，就講究美食與美器相結合，在喝酒過程中，更為講究的是飲酒器具與飲酒過程相匹配，因此作為我國傳統酒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酒器應用歷史悠久，且千姿百態。在酒器造型設計過程中，其風格更注重平和，而裝飾特點上也更青睞清新淡雅的風格特點，可以說宋代酒器就是其整體器皿文化的代表和象征。客觀的講，宋代出現這一風格也不是偶然，宋代時期整個社會風氣受文人審美理念影響較大，文人的審美標準直接影響整個社會發展，而在飲酒過程中，其整體風格也出現了全新變化，人們不在像以往，使用碩大的青銅器來飲酒，而追求的是在較為寧靜的環境中去品味美酒的味道。同時，無論是日常使用的器皿，還是欣賞品，其中都追求的是文雅和恬淡幽靜。此外，宋代也是我國制瓷技術發展極為成熟的時期，在宋代汝、定、官、哥、鈞名揚天下，后世也很難匹敵。除了五大名窯之外，耀州窯、龍泉窯和景德鎮等也有著充滿自身特色，影響力極其廣泛的制瓷技術。在器具造型上，宋代瓷器最大的特點就是其線條轉折特征明顯，在細節處理上，及其到位，從不輕率處理細節，從而使得整個器具的整體性特征極為明顯，這不僅反映出工匠藝人的生產理念，更從客觀上展現出現代工藝技術與其差異。

館藏另一件宋代磁州窯四系酒瓶，瓶為橄欖形，勁短束，圓唇直口，肩口處分布有四個柳葉小系，平腹上下均稱，溜肩，平底，上部顏色為乳白色，下部三分之一處施黑褐釉，器物整體造型挺拔俊秀，風格古樸厚重，手工輪制成型。在瓶腹部書寫有墨色“酒海”二字，書體為行草，運筆開合自然，飄逸灑脫，行筆間體現了應時了宋代的書風，自然地流露出制器者的底蘊，表現韻味十足。古時候，人們往往把一種容量很大的酒器稱為“酒海”，唐代詩人白居易《就花枝》詩曰：“就花枝，移酒海，今朝不醉明朝悔。”溫庭筠《乾子?裴宏泰》說，裴鈞“有銀海，受一斗以上，以手捧而飲”，所謂銀海，就是銀質酒海；因此酒量很大的人，也常被稱之為“海量”。

還有一件霸氣十足的戰國盛器“陶”（音讀léi，古代一種盛酒的容器），喇叭口，短頸，圓肩，鼓腹，小平底，肩部附有對稱獸紋輔首，肩部和腹部有三道裝飾立體感很強的弦紋，胎通體灰色無釉。在人類幾千年的歷史中，酒有著重要分量。據傳，在遠古時期五谷被用于食用之后，就發現五谷可以用來釀酒。根據當前考古發現表明，在夏以前，酒器就已經出現。在我國古代文化當中，酒不只是一種飲料，更是社會禮儀文化中不可缺失的元素。所以，在禮儀文化不斷成為社會發展的主要內涵，酒器就發展成為禮器的重要組成元素。在我國古代，酒器類型極為多樣，類型不同，其命名方式、功能作用、形狀等等都極其不同，比如在銅器酒具中，有爵、校ㄒ艏祝、觚（音孤）、角、尊等各種類型，其功能價值也不一樣。在我國，道家哲學就是整個酒文化精神的核心，莊周哲學倡導天人合一、物我合一。在整個莊周哲學體系中，其提倡的是自由，倡導的是自我理念的追求和展現，倡導的是“乘物而游”。在莊子哲學理念中，其尤為倡導的是自由，寧肯做爛泥塘里的烏龜，也不做被束縛的千里馬。同樣，追求自由、忘卻利益榮辱，而這恰恰就是我國傳統酒器精神的內涵展現。

飲酒文化與禮儀范文第4篇

摘要：本文試圖從文化語境層面探討中美校長致辭語類的結構潛勢（GSP）差異。研究表明，中美校長致辭語類結構存在一定差異，這些差異受文化及意識形態的影響。

【中圖分類號】G04

1引言

根據Bakhtin’s（1986）發表的“言語體裁問題”的觀點，大學網頁的校長致辭（President’s Message），無疑是一種制度化了的反映文化語境的話語類型。因此本文試圖從文化語境層面探討中美校長致辭語類的結構潛勢（GSP）差異。語言有三大功能：人際，概念，和組篇。本文的文化語境指意識形態即信念，知識、態度等系統。

2.語類、語域，意識形態

語類是極其復雜的概念，Martin 把語類定義為：“一個由講話者以文化社團成員為身份而參與的有階段，有目標，有目的的活動。”

Hasan從文本結構角度定義語類，Martin等則側重于語境因素即目的（Goal）在定義語類上的作用。同一語類具有相同的目的或意圖，不同文化語境的同一語類，因受意識形態的制約，所傳遞的信念也會不同，實現信念的語言體現也不同。

Martin認為語類與更為抽象的文化因素相關，因此，要解析語類的差異，應從意識形態著手，但通過語域（register）與話語語義層得到體現，語言是社會活動，社會活動必然有時間和空間因素，所以語域與話語的具體語境直接關聯，涉及到具體的話題，目的，交際雙方的社會身份以及交際的方式等。這些語境因素直接影響了語言的實現，即受語場，語旨和語式三個語境構件因素的制約。而語境構件最終在語法詞匯層面得到實現。語域是語類與語言之間的接口。所以，通過觀察話語（結構，詞匯語法），可以揭示語類結構與意識形態的關系。

3.校長致辭語境構建描述

中國校長致詞的語域描述：

語場：目的：歡迎讀者，簡要介紹學校若干情況，有宣傳的意味。

語旨：既代表自己也代表學校，不平等的權利關系，主要是面向境外讀者。

語式：通過學校網站刊登，事先有書面稿子。

英美大學校長致辭語域描述：

語場：目的：歡迎讀者，簡要介紹學校若干情況，有宣傳的意味。

語旨：即代表自己也表學校，不平等的權利關系，潛在對象為有意報考該校的本國以及他國的學生，也可能包括有意加盟的教師。

語式：通過學校網站刊登，事先有書面稿子。

語類結構潛勢是實際語類結構的抽象概括。符號如下圖所示：

在經過上述分析和總結后，我們歸納出成分要素在美國大學校長致辭中出現頻率如下：

在中國大學校長致辭中各成分比例如下：

本研究對50所中國大學和50所美國大學校長致辭的實際語類結構進行了系統的概括。得出下列語類結構潛勢（此次研究由于不同一性，將出現頻率出現在40%及以上的成分作必要成分）。

4.中美校長致辭語類結構對比

4.1必要成分分析

中國大學校長致辭語類結構必要成分包括：GI，D，UC，E（期望），S（簽名）；美國大學校長致辭語類結構必要成分包括：GI，D，TES，PES，E，C（結尾），S。

從相同要素講，首先，中國大學校長和美國大學校長都注重學校的總體概況（General Introduction， GI），其中包括學校的招生規模、新生情況、人員介紹以及學校地位、學校優勢（地理位置優勢）、學校財政。二，無論是中國大學校長還是美國大學校長都愿意分享學校發展（Development， D），比如，中國大學和美國大學校長致辭中有44%的學校發展內容是學校歷史，有38%的學校發展內容是學校成就（包括人員介紹），但年度總結只在美國大學校長致辭中出現。

從不同要素講，在對比中顯而易見，美國大學校長致辭中UC出現的概率只有16%而中國大學校長致辭中UC出現的概率為42%。中國大學校長致辭更注重學校特色（Unique Characteristic， UC）的描述，其中包括學校使命、學校精神和學校承諾。而學校使命和學校精神居多，主要以校訓的形式呈現從而可以充分顯示學校的文化內涵和學院底蘊。在中國大學校長致辭語篇出現UC的語篇中，只有14%校長未提及校訓，可見學校使命在學校特色中的重要地位。從美國大學校長致辭出發，校長個人經驗和建議（Personal Experience and Suggestion， PES）以及科教力量（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Strength， TES）表現明顯。

4.2意識形態差異

從中美兩國大學校長的信念上來看，中國的大學校長他們常常會談到學校源遠流長的歷史，以及在這悠長的歷史中，學校曾取得的那些傲人的成就，憑著這些傲人的成就，學校確立了自己不可撼動的地位。比如在學校總體概況中學校地位的提及，學校特色中校訓的頻繁出現。另一方面，他們也會再而三的強調學校嚴格亦或人性的管理理念、短期及長期的教學目標等類似的指標性指導。而美國的大學校長則不同，他們更愿意談談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些經驗教訓，并展現出學校的科學教研能力，以此顯示出學校的與眾不同和出類拔萃。例如在個人經驗和建議方面，美國大學校長更側重“個人經歷”而中國大學校長更側重“個人建議”。

從中美兩國大學校長的知識上看，中國的大學校長熱衷于引經據典，孔子孟子等諸子百家常常會出現在他們的發言中。然而美國的大學校長，常常在發言時提出倡議。先講一個自己曾經經歷過的一個故事，再以此為基礎引申出某個道理，往往是美國大學校長的“模式”。例如在總體概況中，中國大學校長會以“With a history of more than XX years”類型的句子為開頭，介紹學院悠久的歷史和簡要提及在如此的發展過程中不變的學校校訓和學校精神；而美國大學校長會直接介紹大學機構、人員狀況等，或者會先回憶自己當時上學或者初來大學的感受。

從中美兩國大學校長的態度上來說，中國的大學校長，更偏向于書面化的語言，用詞謹慎正式，句式以從句為主，往往覺得比較正式而嚴謹，且篇幅長短都相差無幾。相比較下，美國的大學校長致辭中排比、前后呼應的手法在篇章中用的比中國大學校長多，言簡意賅。

飲酒文化與禮儀范文第5篇

酒文化作為一種歷史悠久的傳統文化有著重要價值，它已經滲透到人們生活的各個領域之中，甚至成為人們表達情感和溝通交流的媒介，酒文化也被賦予更多社會內涵。中國酒文化自有釀酒歷史以來就伴隨產業發展，并且經過了幾千年的積累，現已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酒文化。［7］在此基礎上，可以認為酒文化就是以酒為核心所產生的諸多物質、技藝、精神、習俗、心理、行為等各種現象的總和。酒文化所包含的東西主要是圍繞著酒的起源、生產、流通和消費，還包括酒文化所具有的社會文化功能及其所產生的各種社會問題。因此，酒文化的研究對象不僅包括酒的原料、器具、釀造技藝等自然屬性，還包括酒的社會屬性，即酒在社會活動中在政治、經濟、文化、科學技術、社會心理、民風民俗等各個方面所產生的影響。［8］這也是酒文化涵義所包含的具體內容。酒與傳統文化的密切關系可以從酒與儒家和道家文化、酒與制度文化、酒與文學藝術、酒與社會風俗等各個方面進行考察。酒在某種程度上是文化的一種象征，酒文化產業發展對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具有重要意義。酒文化與儒家文化的政治教化相結合，使得中國酒文化一般沿著法制化、禮儀化方向發展，這也使得酒文化具有巨大的社會價值，有助于解決目前社會中存在的不良飲酒習慣，以及酒類生產經營中存在的問題，對構建和諧社會具有重要價值和意義。中國多民族特性也使得酒文化具有各種特色，目前所談的酒文化是以漢族為主體，包含各民族在內的酒文化集合體。中國酒文化是各民族的共有財富，具有較為豐富的內涵，并且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礎和可持續的生命力。酒文化及其產業所涉及理論較多，不僅有上述傳統文化，更有產業經濟學、管理學、文化學等各種內容。因此，要研究酒文化及其相關理論必須對相關學科和內容都有所了解，這才是研究酒文化及酒文化產業的基礎。

一、國外文化產業發展的基本模式及價值

文化產業已經成為世界各國的重要產業，根據世界文化產業發展現狀及學術界的研究及總結，可以借鑒的文化產業發展模式主要有三種:

1．市場驅動型這種類型發展較為成熟的是美國。文化產業已經為美國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其文化產業發展以市場為基礎，以自由主義為理念，注重文化產品生產以及銷售的高度市場化，減少政府干預，政府所做的就是為文化產業發展提供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美國政府進行多種協調，這不僅包括研究文化產業發展規律，還包括制定各種政策、創新各種投資渠道和經營方式，根據市場經濟發展規律，進行文化產業創新，追求經濟發展的最高利益。

2．資源驅動型這主要存在于歐洲發達國家。文化產業具有明顯的一般資源產業的特征，其可以滿足人民的文化需求，文化產業是一種新型的可再生性資源，能夠促進其他相關產業的發展。較為典型的是英法兩國，英國的深厚文化資源為文化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基礎，加上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促進了英國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英國在其深厚的文化資源基礎上也注重人才的培養，培養了多樣化的文化產業人才。法國也是一個文化資源深厚的國家，法國對文化產業發展十分重視，制定了一系列促進政策。文化產業資金來源不僅有地方政府、中央政府，而且還有許多民間資本，與此同時政府還在稅收等方面為文化產業發展提供便利，這就使得文化資源能夠更加有效地被開發，文化產業發展能夠得到各種保障。

3．政策驅動型該類型多存在于亞洲國家。日本的文化產業在20世紀90年代后逐漸發展起來，21世紀初，日本政府提出了知識產權立國的戰略，強調文化產業發展對提高本國綜合國力的作用。日本政府在法律與政策的制定方面，為文化產業的發展提供各種強有力的支持和保障。特別是在制定了法律法規政策后，更加注重政府的行政指導。韓國在上世紀末經濟發展出現問題之后，就開始強調文化產業發展的重要價值和作用，并把其確定為韓國21世紀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政府把資金大量地投入到文化及相關產業，并且在與文化產業相關的人才培養、營銷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進，從而為文化產業的發展提供了政府層面的保障。各國對文化產業的重視促進了文化產業快速發展，文化產業在世界各國經濟發展戰略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位置，也成為衡量各國綜合國力的關鍵要素;國際性的文化產業集團和國際文化組織的影響力逐漸增大，已經成為世界文化產業格局變動，甚至是世界文化市場變化的重要力量;文化產業發展的兩極分化也逐漸顯現，這要求世界各國注重文化安全。現今國際文化戰略競爭體系一般都具有對抗性質，這就改變了文化產業在世界范圍內的競爭模式，以多種形式為主要特征的產業融合戰略逐漸顯現，并成為明顯的特點。文化產業發展的高級階段，就是通過文化產業與其他產業間的鏈接和融合，使不同文化產業間的力量形成一種戰略性質的集成。國外文化產業有著系統的理論支持，如美國的“軟實力”理論、英國的“創意產業”理論等等。文化產業的發展帶來了產業革命，一個國家如何在這種競爭中獲得優勢，就需要研究文化產業的發展戰略。這也是酒文化產業發展的基礎及其需要加以借鑒的地方。

二、我國酒文化產業發展建議

文化產業發展戰略的制定、完善和有效實施，已經在世界各國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并有著豐富的國際經驗:

首先，既要重視政府在文化產業發展中的主導性作用，也要重視市場調節的作用，尊重市場經濟發展規律。目前我國已經把文化產業作為國家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之一，采取措施來大力發展，但文化產業還沒有與國家經濟建設和發展實現同步，因此政府主導下的文化產業建設和發展模式已經成為必然選擇，日韓在此方面的經驗可以借鑒。

其次，拓展文化發展的投資渠道，實現投資主體的多樣化，從而保障文化產業發展有充足的資金，這是文化產業得以發展壯大的根本保障。根據客觀經濟規律，任何產業的發展和繁榮都不離開資金的大力投入，文化產業也不能違背這一客觀的經濟規律。要獲得資金，就必須要有廣泛的融資渠道，這就需要建立多樣化的投資和融資渠道。除去政府投入外，還需要建立、發展和完善各種民間資本的投資渠道。鼓勵文化企業通過上市等措施進行融資，資金是酒文化產業創新和發展的基礎，只有資金充裕才能更好地促進文化產業的快速發展。

再者，文化產業的發展一定要根據市場規律的要求，與產業經濟發展基本規律相符合。文化產業要遵循市場經濟發展的規律，進行商業運作。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值得我們借鑒，發達國家的跨國文化企業運用市場機制，整合資金、技術、信息、人才等，文化產品一旦生產出來，就有計劃、有創意、有定位地向市場進行推廣，從而獲取經濟、社會、文化等價值，這樣也增強了國家的綜合國力和世界影響力。

第四，重視文化產業人才在文化產業發展中的關鍵性作用，文化產業具有與科技相結合的特點，從根本上來說需要高素質的、能夠對文化發展起到促進作用的、具有多項技能的多能型人才。這種人才一定要具有文化產業管理人員應具備的文化素質和能力結構等綜合性素質，在某種程度上，文化產業發展的決定因素就是有思想、有創意、懂藝術、善管理的高素質人才，這決定了文化產業發展的水平，國外的文化產業人才培養模式值得借鑒。

第五，要實現文化產業發展的多樣化和多元化，在文化產業發展過程中堅持進行文化方面的多樣交流。只有在文化產業發展過程中注意文化的多樣性，才能實現文化產業發展的多元性，也才能實現文化產業的快速發展和繁榮。發達國家的全球文化產業發展意識正是在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多樣化的背景下產生的，只有加強與世界其他國家的文化交流，才能為本國的文化產業發展注入更多活力，從而推動本國文化產業的快速發展。［9］這就要求我國在建設文化產業時，要更加自信和開放。

第六，文化產業的發展要在傳承中不斷創新。文化產業的創新不僅是文化的創新，還需要文化管理體制等方面的改革，革新文化生產及其相應的傳播手段和方式，從而解放文化生產力，提高文化發展的活力。黨的十報告強調了文化產業發展的新手段，這是文化產業發展的一種新趨勢，文化產業的創新要與高新技術相結合，促進文化與經濟的相互滲透。創新是酒文化產業發展的靈魂，也是酒文化產業發展的重點，需要從各個方面努力。酒文化創新要與地方實際，以及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相適應，這樣才能取得具體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