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宏觀經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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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宏觀經濟政策范文第1篇
關鍵詞:銀行監管;宏觀審慎;系統性風險
Abstract:The macro-prudential supervision has been proposed for a long time. Since thi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further strengthening macro-prudential supervision and sticking to the combination of micro-prudential supervision and macro-prudential supervision have become a trend among world’s major financial regulators. In this paper,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latest researche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experts,proposals have been made on how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macro-prudential supervision in order to inspire China’s banking supervision.
Key Words:banking supervision,macro-prudential supervision,systemic risk
中圖分類號:F830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674-2265(2010)06-0045-03
“宏觀審慎監管”并不是一個新概念,早在二十世紀70年代末,國際清算銀行就意識到僅加強單個金融機構的監管不足以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二十世紀80年代,“宏觀審慎監管”一詞正式出現在國際清算銀行的公開文件中,之后開始受到廣泛關注。2009年4月,20國集團倫敦峰會《強化合理監管,提高透明度》的工作報告提出:作為微觀審慎監管和市場一體化監管的重要補充,各國應加強宏觀審慎監管。
一、加強宏觀審慎監管的必要性
審慎原則是金融監管的核心價值,但傳統的監管理念體現為微觀審慎,注重對特定金融機構風險的防范和控制,而缺乏對宏觀經濟環境與政策以及金融市場的關注。歷次金融危機證明,對單個金融機構的監管是非常必要的,但微觀審慎監管卻不能保證整個金融系統的穩定。隨著金融創新步伐的加快、場外交易規模的增加和金融動蕩的加劇,國際組織、各國政府和學術界逐步認識到,作為微觀審慎監管的補充,一國的金融監管者應該加強宏觀審慎監管,后者可以更有效地監測和及時解決金融系統中過度的流動性、杠桿率、承擔風險等有可能導致金融不穩定的潛在因素。宏觀審慎分析的重點是整個金融體系的健康狀況和穩定性,而微觀審慎分析則以單個金融機構為重點。加強宏觀審慎監管,并將其與微觀審慎監管有機結合,標志著金融監管理念和方式的調整,將是后危機時代各國金融監管的主要發展趨勢。
二、宏觀審慎監管的含義
宏觀審慎監管著眼于整個金融體系,以減少金融危機事件對宏觀經濟造成的損失為目標,關注各家金融機構的風險暴露,并認為整體風險是由單個金融機構的行為累積引起的,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進行監管。也可以說,宏觀審慎監管是把整個金融體系當作一個投資組合進行管理,注重的是對整體尾部風險的控制,而微觀審慎監管考慮的是各機構的尾部損失,對單個金融機構損失對系統的影響關注較少。此外,宏觀審慎監管認為金融機構之間能夠相互影響,而且能進一步作用到金融資產價格、交易量和活躍程度等方面。微觀審慎監管將風險看作外生因素,認為單個金融機構的決策和運行對市場的資產價格、市場借貸和經濟活躍情況影響較小,習慣采用對一家機構的指標進行一系列分析,忽略了其對經濟的作用(見表1)。
三、宏觀審慎監管對風險的測度方法和指導原則
宏觀審慎監管對風險進行測度時,主要考慮了風險在橫截面上的分布和在時間上的延續:一是特定時間內風險如何在金融體系內傳播,二是整體風險如何隨時間推移累積變化。
(一)橫截面上風險的分布及其指導原則
橫向層面上,宏觀審慎監管面臨的是如何處理金融機構間共有風險,這些風險可能是金融機構直接暴露的共同風險,也可能是機構間業務交互而間接暴露的共同風險,共同風險解釋了多家機構同時倒閉的原因。宏觀審慎監管者應關注此類風險,將金融體系損失風險控制在局部,防止“尾部風險”的發生,從而減少實體經濟損失。與之相應的指導原則是使之與單個機構對系統性風險的影響相匹配,監管上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對系統性尾部風險進行量化,計算出單個機構對此風險的貢獻度,再相應地調整審慎監管工具,這意味著對那些造成較大影響的機構應采取更嚴格的監管標準。
(二)時間層面上風險的累積及其指導原則
金融系統性風險會隨時間的推移而累積變化,金融體系內部相互作用以及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間的相互作用會放大系統性風險,呈現順周期性。其本質是風險的內生機制,在經濟擴張時,風險認知能力下降、融資約束減弱、杠桿率提升、市場流動性提高、資產價格激增以及支出增多等因素相互作用,導致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規模過度膨脹。反之,經濟不景氣時則加重金融危機。此外,金融制度的設計也具有順周期性,如:信用評級、公允價值會計準則、盯市原則和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內部評級法等,這些順周期行為和制度會與實體經濟相互作用,放大經濟波動,產生加速效應,在危機時會加劇經濟和金融市場的下挫幅度。因此,宏觀審慎監管應關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抑制金融體系內在的順周期性。與之相應的指導原則主張調整監管工具以鼓勵在經濟運行良好時建立更多的資本緩沖以備危機出現時使用,使整個金融體系具備更強的承受力以減少金融危機的損失。此外,建立資本緩沖等在某種程度上類似限速的裝置,可限制經濟擴張時期的風險追逐行為,在第一時間降低金融風險發生的概率。
四、宏觀審慎監管的政策架構
宏觀審慎監管和微觀審慎監管在監管框架中是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對宏觀審慎監管而言,要對其兩個層面的風險進行指導和調控,都會涉及到單個金融機構的相關指標和運行情況。強化宏觀審慎監管不但需要微觀主體的配合,更需要政策層面的協調和支持。
(一)宏觀審慎監管要與銀行逆周期監管有效結合
首先,對金融機構要提出差異化的資本充足要求。對不同資產規模和風險特點的銀行機構提出不同的資本監管要求,這是增強銀行抵御潛在金融風險和損失能力的重要手段,在經濟下行時期則可以下調資本充足率要求。監管當局也可以根據宏觀經濟金融形勢的發展,針對特定的業務提出特殊的資本要求,對銀行貸款的首付比例、抵押品、還款期限、保證金比例等提出新的監管要求。其次,實施動態撥備政策。當經濟出現好轉時,擴張信用的內在沖動會促使房地產、股票等資產價格快速上漲。因此,在經濟上升時期,監管當局可以要求銀行機構提高撥備水平,以限制信貸資產擴張;在經濟下行時期,可以要求銀行機構降低撥備水平,以擴大資產規模,加大對國民經濟的支持力度。
(二)宏觀審慎監管要與宏觀經濟政策協調配合
從宏觀審慎監管的政策工具上看,不僅包括傳統的銀行監管政策,而且還包括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匯率政策等宏觀經濟政策。中央銀行可以通過事先設定貨幣供應量的增長速度目標來實現政策目標,也可以通過提高利率來控制資產價格泡沫;財政部門可以通過調整房地產交易稅、證券交易印花稅、利息稅等稅率,在減緩泡沫的程度、促進金融穩定方面發揮獨特的作用。此外,金融危機造成的最終損失基本上由國家財政買單是財政部門參與宏觀審慎政策的另一重要理由,而且一國財政的中期穩健性對金融體系的穩定至關重要。
(三)宏觀審慎監管要有科學果斷的相機抉擇政策
一旦確認能夠造成系統性風險的資產泡沫正在積聚,且判斷出金融系統內的非均衡現象已經上升到較危險水平,監管當局就可以對銀行業自上而下地直接采取干預行動,如,提高銀行資本充足率、現金儲備水平,提高流動性要求,提高房地產貸款首付比例,對投機性的金融交易提高交易保證金要求,提高損失撥備等,從而限制信貸投放的速度和水平。
(四)及時有效的宏觀信息共享機制和預警機制
不同的宏觀經濟管理部門間在確保一國金融穩定方面,既要有明確的分工,又要有宏觀政策之間的協調配合,要加強境內外金融監管信息和宏觀經濟信息的交流,特別是在金融機構房地產市場風險、市場集中度風險、跨境資本流動風險等方面,要做到信息及時共享。要建立跨地區、跨部門的風險預警機制,共同提高危機防范能力。
五、幾點啟示
(一)銀行監管應關注宏觀經濟環境,尤其是宏觀經濟政策對金融穩健的影響
建立在實體經濟之上的金融業風險狀況與宏觀經濟狀況聯系緊密,宏觀經濟的狀況勢必影響到金融業的穩健運行。宏觀經濟受到市場效率和宏觀經濟政策的雙重影響,不適當的宏觀經濟政策會造成金融業的風險隱患,因此,為維護金融體系的平穩運行,監管視野應當囊括宏觀經濟環境和宏觀經濟政策。進一步講,要做好地方銀行業審慎監管,也必須了解和掌握區域內的經濟運行情況和行業發展特點。
(二)銀行監管不應僅以金融機構為重點,還應加強對金融市場的關注
傳統的審慎監管以金融機構為主要監管對象,缺乏對金融市場風險狀況的關注與判斷。現代金融業發展表明,風險不僅存在于金融機構中,也潛藏在金融市場中,如,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最初由匯率風險引發,但匯率本身并不體現在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中,因此,僅通過監管金融機構無法全面、真實地衡量風險。目前,國際社會已就加強對金融市場監管達成共識,G20倫敦峰會提出“擴大監管措施的適用范圍,將所有對整個金融系統來說都十分重要的金融機構、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場涵蓋在內”。可見,監管視野從機構向市場拓展是未來金融監管發展的重要趨勢之一。
(三)宏觀審慎監管要防范外部風險的傳染和保持金融機構的內部穩定
當今金融危機的危害首先表現在其傳染的迅速性,在金融機構之間存在緊密業務聯系或相互持有大量頭寸的情況下,危機具有傳導性,尤其是對同類機構的信任危機會導致市場交易萎縮和流動性枯竭,原本穩健的機構也會受到沖擊。金融風險兼具外生性和內生性特征,金融機構自身的穩健程度是其能否有效抵御外部風險沖擊的關鍵所在。因此,在宏觀審慎原則的指導下,監管機構不應僅在特殊情況下對危機進行及時有效處理以防止風險的傳染,同時,更應在日常監管中重視維護金融機構的安全與穩健。
(四)宏觀審慎監管應關注金融創新產品的市場準入和運行情況
傳統的審慎監管關注的重點是對金融機構已有風險的化解,并通過防止風險擴散防范系統性風險,對風險的起源―金融產品缺乏應有的審查和控制。隨著金融創新的發展,各類金融產品種類和數量增多,傳統監管視野的缺陷日漸暴露。因此,銀行監管不僅應關注已暴露風險的規制和監管,還要對金融創新產品的準入設置必要的審查機制,對風險過高的金融產品應設置必要的交易限制條件和定期審查機制,在宏觀審慎監管的要求下,適時抑制金融創新過分而脫離實體經濟發展需求的勢頭。
參考文獻:
[1]Avinash Persaud,07-2009,“Macro-prudential Regulation”,“Crisis response”,the World Bank.
[2]“The Need and Ways to Improve Macro-prudential Supervision”,省略.
[3]E Philip Davis and Dilruba Karim,Brunel University and NIESR,London,06-2009“Macro-prudential regulation―the Missing Policy Pillar”.
[4]Claudio Borio,07-2002,“Towards a Macro-prudential framework for Financial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cesifo.de.
最新宏觀經濟政策范文第2篇
為什么招工難來得如此迅速
我們需要從中國經濟正在經歷的轉折，來認識何以從就業難到招工難的轉變如此迅速。在改革開放以來的很長時間內，主要通過勞動力市場配置就業的普通勞動者，特別是農民工工資沒有實質性的提高。這是因為直到2004年之前，中國處于典型的二元經濟發展階段，具有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征，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和企業冗員的存在，抑制了非熟練勞動力工資的提高。以民工荒現象為標志的勞動力短缺現象首先于2004年出現，隨后就從未間斷，并推動著普通勞動者工資持續上漲。因此，按照二元經濟理論的定義，我們把2004年看作是劉易斯轉折點到來的年份。
如果說這個轉折點的標志有些模糊，對于其是否已經到來還值得爭論的話，我們再來看另一個可以十分確定的轉折點，即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停止增長，人口撫養比相應不再下降的轉折點。由于勞動年齡人口持續增長和撫養比下降創造了人口紅利，因此這個轉折點意味著人口紅利的消失，也稱作人口紅利轉折點。根據最新預測，中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逐年下降，預計在2013年前后達到峰值，屆時勞動年齡人口總量接近10億。自那時以后，勞動力的絕對數量不再增加。而且，在達到峰值之前，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率已經遞減。因此，無論如何我們不能說勞動力仍是無限供給的了。
中國招工難現象之所以一經發生就如此迅猛，是因上述兩個轉折點之間的間隔時間很短。根據研究和統計，日本于1960年前后到達劉易斯轉折點，1990年之后到達人口紅利轉折點，其間有30余年調整期。雖然在1990年之后日本經濟陷入停滯，但終究在這個調整期間日本成為高收入國家。韓國于1972年前后經過了劉易斯轉折點，迄今為止尚未到達人口紅利轉折點，預期于2013年前后與中國一起進入人口紅利消失的發展階段。也就是說，韓國兩個轉折點的間隔高達40余年。
按照同樣的標準判斷，如果同意說中國于2004年經過了劉易斯轉折點，那么隨著2013年勞動年齡人口不再增加，人口撫養比停止下降，從而迎來人口紅利轉折點，則意味著兩個轉折點之間充其量只有9年調整時間。可見，兩個轉折點到來間隔時間短暫，使得勞動力短缺現象出現之后，短時間內就演變為嚴重的民工荒或招工難現象。中國的這一轉折特點，也給勞動力市場性質打上了特殊的烙印。
轉型期勞動力市場：雙重特征
中國勞動力市場正在從二元經濟所對應的模式轉向與新古典經濟相對應的模式，勞動力市場的表現既存有二元經濟特征又表現出一定的新古典模式特點。因此，在認識二元經濟下勞動力市場性質的基礎上，也需要把握新古典模式下的勞動力市場的相關特征，因為過去階段的一些特征仍然存在，而后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轉型的目標所指。我們可以嘗試借鑒這兩種分析框架來認識當前問題。我們先把新古典模式的勞動力市場與劉易斯勞動力市場類型進行對比（見附表）。通過對比，我們可以了解，當前我們的勞動力市場特征既不是純粹的二元經濟結構，也不是典型的新古典模式。
我們首先來看工資決定的問題。在劉易斯模式描述的二元經濟結構下，勞動力是無限供給的，農業中勞動邊際生產力極端低下。務農收入遠低于非農產業的工資水平，外出務工勞動力的工資，受勞動力供給數量的制約而長期得不到提高。由于戶籍制度等體制因素，使得農民工工資并不由其勞動邊際生產力決定。而在新古典模式下，理論上勞動者工資是基于勞動的邊際生產力、通過市場機制和勞動力市場制度作用而決定。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減少和勞動力短缺普遍出現，各類產業和行業都出現資本替代勞動的趨勢，勞動生產率顯著提高。與此相伴隨，農業和非農產業工人工資自2004年以來持續大幅提高。
接下來我們看勞動力市場出清的情況。在劉易斯模式下，既由于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征，也由于存在勞動力部門轉移和區域轉移的制度障礙，勞動力供求關系不會通過工資水平的調節而得以出清，所以長期存在二元經濟結構，勞動力供大于求是一種常態。而在新古典模式下，在理論上或趨勢上，勞動力市場可以通過勞動力流動和工資調節結清供求差異。
直至20世紀90年代后期，在國有企業減員增效改革之前，這種勞動力供求關系表現為農村的勞動力剩余和城市的企業冗員，沒有表現為失業率上升，經濟波動也沒有反映在失業率變化上。而在1997年通過改革打破鐵飯碗的情況下，城市則出現大規模的失業和下崗現象。據估算，2000年調查失業率一度高達7.6%。隨著政府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特別是勞動力市場發育水平的提高，就業形勢逐漸轉好，2002年以后登記失業率保持在高度穩定的狀態。
進而，從就業問題來看，二元經濟結構最大的問題是存在大量勞動力但缺乏就業崗位，因此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期，我們所有就業政策都立足于勞動力供大于求的前提而制定，目標旨在創造盡可能多的就業崗位以擴大就業；而在新古典模式下，就業問題更主要的是集中于周期性失業、結構性失業和摩擦性失業的問題，這些問題更多地需要通過宏觀經濟政策、政府的勞動力市場政策來解決。
最后，從政府責任來看，二元經濟下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擴大就業，消除影響勞動力就業的障礙；但到了新古典時期，宏觀經濟政策直接應對的目標也就更加明確了，即以宏觀經濟政策和勞動力市場政策應對周期性失業和自然失業。
應對招工難的政府對策
認識到中國勞動力市場轉型的特殊性之后，關于政府應該如何應對的政策建議也就呼之欲出了。總體來說，我們應抓住招工難現象背后的勞動力市場新特征，改變傳統政策思路，消除認識上的固化和偏頗，防止決策失誤。
首先，在勞動力市場出現總量偏緊的情況下，不能對結構性和摩擦性就業困難掉以輕心。隨著產業結構調整加速，在新的就業機會不斷被創造出來的同時，一部分傳統崗位也不可避免地消失。如果需要轉崗的勞動者技能不能適應新崗位要求，則會面臨結構性失業風險。由于我國勞動力市場發育尚處于較低水平，人力資源配置機制尚不健全，在產業結構變化過程中，勞動者還不能做到無摩擦轉崗。因此，摩擦性失業現象會經常存在。
包括各類畢業生在內的新成長勞動者群體，雖然受教育程度較高，但其人力資本與勞動力市場對技能的需求有一個匹配過程。至于那些缺乏新技能的城鎮就業困難群體，與勞動力市場需求的銜接則會遇到更多摩擦。因此，上述兩個勞動者群體最易受到這兩類失業的困擾。這是最適宜發揮政府促進就業職能的領域，對勞動力市場功能和政府公共服務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即要求政府有針對性地提供就業、創業、轉崗和在崗培訓，規范和完善人力資源市場功能，從勞動者能力和市場配置效率兩個方面降低自然失業率。
其次，在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征逐漸消失的情況下，要更加關注經常性發生的周期性失業現象。在市場配置資源和引導經濟活動的條件下，宏觀經濟的周期性波動不可避免，與宏觀經濟周期相對應的周期性失業現象也同樣不可避免。在我國當前發展階段，進城務工的農村轉移勞動力，由于沒有獲得城市戶口，就業不穩定，往往要承受更大的周期性失業沖擊。例如，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實體經濟和就業的沖擊，導致上千萬農民工在2009年春節提前返鄉，就是這種周期性失業的表現。
從一般經驗和中國特殊性看，應對這種類型的失業有兩條途徑。第一，借助宏觀經濟政策手段，發揮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宏觀調控作用，熨平經濟周期。為此，宏觀經濟政策要把就業置于優先地位，以就業狀況為依據確立政策方向和力度，降低周期性失業風險。第二，通過改革消除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對周期性失業的放大效應。為此要加快推進基本公共服務按屬地原則均等供給的進程，把農民工納入城鎮失業保險、就業扶助等公共服務范圍，降低他們面對就業沖擊的脆弱性。
最新宏觀經濟政策范文第3篇
【關鍵詞】建筑業；宏觀環境；PEST；對策
1、引言
舊中國的建筑業是十分落后的。在1933年的國民收入中，第一產業占比達到61%，第二產業占比10.3%，而建筑業僅占國民收入的1.1%。1934年是舊中國建筑業生產水平最高的一年，其生產凈值在整個國民經濟中也不過1.4%[1]。從1949年國民經濟恢復期開始，我國建筑業逐漸走上正軌，穩步發展，到了1979年，我國建筑業生產創造總值占到全國工業總產值的4.97%，解決就業人口占全國國民經濟各部門總就業人數的5.82%[2]，建筑業的支柱地位開始顯現。但是我國在八十年代時期，人均住房量0.22平方米（遠遠低于發達國家1.35平方米/人），而且勞動生產率低，我國每人每年完成30平方米開發（國外平均為120平方米/年人）[3]，建筑工業化程度低。
進入二十一世紀，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建筑業得到了極大發展，2011年建筑業占國內生產總值達到6.8%，占工業總產值比重為14.5%[4]，這說明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建筑業已成為國民經濟中的一個支柱產業。但是在建筑業發展迅速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注意到新時期有新的發展環境，不同的發展環境下，得到的發展戰略是不同的。本文就通過戰略管理里宏觀環境的PEST分析法則，分析當前時期建筑業的宏觀戰略環境，以期為建筑業持續健康的發展提供宏觀管理策略。
2、對中國建筑業進行PEST分析
“PEST分析”是戰略管理中對某一行業或者企業進行的宏觀環境分析方法，通過對政治（P），經濟（E），社會（S），技術（T）四個方面的分析來把握宏觀環境，進而制定出相應的宏觀戰略管理策略。
2.1 中國建筑業的政治法律環境
政治環境（Politics）是指一個國家在一定時期內是否具有穩定的社會制度，執政黨的性質理念，政府出臺的各種方針、政策，以及國家制定的與建筑業相關的法律、法規等。不同的國家有著不同的社會制度和不同的執政黨，不同的社會制度和執政黨對不同行業的生產經營活動有著不同的限制和要求。即使在社會制度沒有發生變化的同一個國家，政府在不同時期的基本路線、方針、政策也是在不斷變化的。對于這些變化，建筑行業必須進行分析研究，從而把握政治法律發展環境。
首先，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雖然我國目前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但是國家的政治情況穩定，在2012年剛剛結束的十中，對30年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取得的顯著成就進行了闡述，其報告中在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中提到“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城鎮化還有很長的道路要走”這一現實國情，而有專家分析預測，我國城鎮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將直接拉動基礎設施建設投資1萬億元，這些基礎設施建設又直接和建筑業有關，所以十報告發映出國家層面很重視城市建設，在報告中還談到了保障房，綠色建筑，以及新農村建設等與建筑業之間相關的問題，通過十報告可以發現我國城市基礎設施的更新、城中村的改造、城市功能的升級、居民居住條件的改善等都離不開建筑業，國家對建筑業發展的重視也是建筑業良好穩定發展的根本。
其次，隨著我國社會法律體系的建立和完善，建筑業相關的法律系統和運行狀態也是建筑業發展宏觀環境的重要因素。近幾年我國相繼出臺了《建筑市場誠信行為信息管理辦法》（2007年）、《危險性較大的分部分項工程安全管理辦法》（2009年）、《關于進一步強化住宅工程質量管理和責任的通知》等文件，它們指導各項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調整建筑市場主體及其行為、規范建筑市場運行、協調產業發展適應國內外形勢等，隨著我國建筑業產業政策越來越完善，范圍涵蓋了建筑業的各個方面，可以預見中國建筑行業將越來越規范。
2.2 中國建筑業的經濟環境
經濟（Economic）環境是影響建筑行業諸多因素中十分關鍵和基本的因素。經濟環境主要指構成建筑企業生存和發展的社會經濟狀況，包括社會經濟結構、經濟體制、宏觀經濟發展水平、宏觀經濟政策等要素，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宏觀經濟的發展狀況和政府所采取的宏觀經濟政策。
根據2012年最新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1年，雖然國內外環境日益嚴峻復雜，但是我國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全面貫徹落實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各項政策措施，使國民經濟保持平穩較快發展。2011年實現生產總值471564億元，增長了9.2%，其中全社會建筑業增加值32020億元，比上年增長10.0%。全國具有資質等級的總承包和專業承包建筑業企業實現利潤4241億元，增長24.4%，其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1172億元，增長36.0%。通過以上數據我們不難發現，我國總體經濟仍保持高速增長，建筑業發展仍超過平均發展水平，達到10%，但是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也應該注意到，受到全球經濟萎靡的影響，建筑業的發展速度變慢了，從2009年18.6%的增速，2010年的13.5%，降到了2011年的10%，發展速度有減緩的趨勢。對于這個趨勢不應該過早得出建筑業發展越來越緩慢的結論，因為受到金融危機等的影響，國際市場疲軟，開始進入新一輪衰退期，而我國在國際局勢萎靡的同時能繼續保持一個較高速度增長，雖然幅度變小，但總體還是穩步發展，再加上政府通過四萬億等經濟刺激計劃來支持經濟高速發展，所以可以預見，未來幾年我國總體的經濟導向還是以發展為主，所以建筑業不應該過于保守，而應該在經濟高速發展中起到關鍵的作用。
2.3 中國建筑業的社會環境
社會（Society）環境是指一個行業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社會因素中對建筑業影響最大的是人力資源情況，據2012年《中國統計年鑒》統計，截止2011年底，全國建筑業企業完成總產值117059億元，建筑業從業人員已達3852.5萬人，占全社會從業人員的5%，中國作為一個人口大國，勞動人口數量大，為建筑業的人力資源提供了充分的保障，而且根據建設部建設事業人才現狀抽樣調查資料分析，建筑業專業人才的比重由1983年的4.8%增加到2005年的31.3%，有學歷和高職稱人員的比例也不斷提高，所以中國的社會環境對建筑業的發展是有利的，但是，隨著近幾年建筑業的高速發展也帶來了一些社會問題，譬如中國的人口紅利時代開始衰退，老齡化越來越嚴重，建筑工地的技術人員知識比較老化，管理觀念也相對滯后，素質不高等都是中國建筑業人力資源建設存在的問題。
2.4 中國建筑業的技術環境
技術（Technology）環境是指與建筑業生產經營活動相關的科學技術要素的總和，它既包括導致社會巨大發展的、革命性的產業技術進步，也包括與建筑業生產直接相關的新技術、新工藝、新材料的發明情況、應用程度和發展趨勢，還包括國家和社會的科技體制、科技政策和科技水平。
隨著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提出，中國建筑業技術在最近幾十年也得到了迅猛發展，高強、高性能的結構材料開始應用，建筑保溫與新能源得到廣泛認可，綠色建筑的提出對于保護環境、節能減排與可持續發展也有重大意義，建筑業施工技術的提升減少了工作的浪費并且節約了時間，建筑業技術環境中最重要的是建筑業的信息化改造，使得傳統的建筑業煥然一新，高科技新技術使得建筑成本降低，工期縮短，質量提高。所以我國建筑業的技術環境是越來越好的，越來越先進的，但是我們也應該認識到中國建筑業的技術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是有差距的，建筑垃圾的回收與安置技術相對落后導致在建筑業快速發展的同時對環境造成了較大的污染，綠色建筑技術的落后導致大量溫室氣體的產生，所以處理好建筑技術與環境的關系也是當前中國建筑業所需要面臨的關鍵問題。
3、總結和建議
通過PEST分析，可以發現我國建筑業的宏觀政治環境穩定，法律逐步完善，經濟發展迅速，經濟政策以發展為導向，社會能為建筑業持續提供高素質人才，技術差距和發達國家逐步縮小等對建筑業發展十分有利的環境，但是也應該認識到在最近幾年建筑業的高速發展中產生了不少問題，這些問題都會不同程度的制約建筑業的發展，所以通過PEST分析應該認清建筑業的宏觀戰略環境，對建筑業的宏觀環境進行分析，從以下四方面支持建筑業的發展：
①完善建筑業的市場體系
一個完善的市場體制是保障建筑業穩定健康發展的根基，隨著建筑業的發展，一些老的不適應新時代的法律法規應該被淘汰，應該制定一系列適合建筑業發展的法律法規政策，以政策來指導建筑業的穩定發展，支持大型企業提高核心競爭力，促進中小建筑企業向專、特、精方向發展，并且完善市場準入制度。
②提高建筑業從業人員素質
建筑業的高速發展要求人們的技能知識水平不斷提高，所以我國應該為人才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重視對建筑業人才的培養和引進，加強高層人員的崗位繼續教育，并且可以和各大高校聯合培養，開展技術人員的崗前培訓和技術交流，并通過適當的鼓勵機制鼓勵從業人員學習、創新。
③加強技術進步和創新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通過宣傳引導、政策鼓勵、積極教育、創新經驗交流等多種形式，規范建筑業企業通過科技創新增加社會效益的價值取向，加強對創新價值觀的引導和培養，在全行業倡導科技創新的價值理念，通過建筑企業的技術創新提升產業整體競爭力。積極推進建筑業的工業化、信息化并通過學習新技術新工藝來增強施工技術，加強對關鍵技術的研究工作，形成產學研一體的技術創新體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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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宏觀經濟政策范文第4篇
“目前，著眼點已不局限于2011年，而要為2012年提前做好政策布局。”一位接近國家發改委的人士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表示。
這源于年內宏觀經濟形勢的日漸明朗。決策層與市場正趨于達成共識：上半年通脹上行加劇、經濟下行加劇的格局，將在未來數月得到一定程度的逆轉――進入通脹可控、經濟增長平穩的時期。
國務院總理近期在《求是》上撰文指出，穩定物價總水平仍是當前宏觀經濟政策的首要任務，并指出要盡可能使物價漲幅在下半年降得多一些，以為2012年穩定物價打好基礎。
“業界與主管部門主流的聲音仍然認為，雖然當前物價趨穩，但是明年面臨著更為復雜的國際與國內經濟環境，中國的宏調政策仍應以防控通脹為主要目標。”上述人士表示。
同時，長期在保增長、控通脹“兩難”選擇間徘徊的宏觀調控政策，也會暫時從糾結中舒一口氣，迎來經濟結構調整的窗口期，并需要為明年確定新的政策重點。
物價增勢趨緩
進入2011年以來一直飽受通貨膨脹困擾的中國宏觀經濟，暫時步入物價水平的下行階段。
9月初，國家統計局8月份宏觀經濟數據顯示，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增速從7月份6.5%的高位回落至6.2%，環比降幅0.3個百分點。
市場對2011年下半段的經濟形勢已經形成基本共識。《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采訪發現，市場與經濟學界主流聲音對第三、四季度的通貨膨脹走勢持較為樂觀的態度。在實施將近一年之久的緊縮貨幣政策之后，年內物價水平的持續回落已不難實現。
這一趨勢從8月物價數據中便可見一斑。造成過去近一年時間通貨膨脹高企的主要因素――食品價格漲幅，已經開始出現回落態勢。8月，食品價格環比上漲0.6%，比7月份1.4%下降0.8個百分點。但食品價格上漲對其他商品價格的波及作用仍未消除，非食品價格的增幅在8月份仍在上升，環比提高0.1%。
摩根大通中國區市場業務主席李晶表示，PPI（工業品價格指數）的增幅在8月份同比上漲7.3%，雖然保持了較高增速，但延續了7月的環比下行態勢，環比回落0.1%。這意味著，未來一段時間，通過出廠工業品向下游終端消費品市場傳遞的漲價因素，很有可能得到進一步緩解。
《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采訪發現，相對于8月份的CPI數據，業界對2011年底CPI的預計均回落至較低水平，較為樂觀的預期認為年底CPI將降至4%左右，較高水平的預期則為4.5%。同時，業界普遍認為，9~10月份將成為物價漲幅明顯掉頭的時間點，具體時間則視秋糧產量、糧食價格的波動而定。
“按季度數據來看，第三季度將出現全年物價增幅的峰值。”中國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對本刊記者表示。由于時近年底，翹尾因素將越來越弱，糧食價格等波動因素趨緩，因此第四季度的物價水平增幅將明顯下降。
記者發現，雖然CPI已開始下行，但市場普遍預計宏觀調控政策不會立刻放松。6.2%的同比增幅說明通貨膨脹仍處高位，因此貨幣政策不會在近期出現轉向。
目前，貨幣政策保持了既有的力度，并試圖通過新的措施替代存款準備金上調，達到回收流動性的效果。摩根大通報告指出，央行近期將準備金要求的適用范圍擴大至銀行儲備基礎中的各類保證金存款。新規定將于未來3到6個月分階段推出，可有效回籠資金9000億元，相當于按每次50點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兩至三次。
值得關注的是，最新信貸數據顯示，8月份國內新增信貸達到5485億元人民幣，比7月份增加近100億元，超出市場普遍預期。有消息顯示，央行于近日對數家國有商業銀行定向發行近200億低息央票，主因是質疑這些機構有在月底沖貸款的行為，通過這種方式收回一定程度的流動性。
控通脹不放松
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師范劍平指出，雖然通貨膨脹的最高峰應該已經過去，但鑒于國內外復雜的經濟形勢，仍然不可在政策上隨便放松。“這一輪的通貨膨脹，是國內成本推動、需求拉動以及國外輸入性因素綜合產生的。”
這些因素并沒有從根本上消失，甚至將在不遠的將來還可能有所加劇。
美國最新的非農就業數據顯示，其8月份新增就業崗位為零，否定了奧巴馬政府前期一系列經濟挽救措施的效果。為刺激美國經濟復蘇，并為其即將在2012年的總統大選中爭取連任，奧巴馬于9月12日向國會遞交新一輪的就業刺激計劃，額度高達4470億美元。
美國可能的后續政策將通過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人民幣匯率升值預期增強、國際跨境資本沖擊等方式，加劇明年中國通貨膨脹重新沖高的風險。
同時，國內勞動力價格不斷上升、銀行存款負利率等因素仍將在較長時間持續。“從中長期的視角看，中國政府防控通脹的任務仍然較為艱巨。因此宏調仍應以控物價為主要目標，以為應對2012年的各種沖擊做好準備。”連平說。
硬幣的另一面，來自于地方政府即將為明年展開的投資布局。
8月份，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同比大幅萎縮，增幅僅為13.6%。安邦咨詢首席經濟學家賀軍對本刊記者表示，由于過去兩年的項目仍在建，因此商品房銷售低迷對開發商的商品房投資造成的打擊，在2011年還未完全顯現，很可能在2012年爆發出來。
“因此2012年開發商的商品房投資這一塊，會有更為顯著的下降，從而可能刺激地方政府在今年最后幾個月提前尋找更多的投資出路。”賀軍說。
從現有跡象來看，中央銀行仍然力求從總量上收緊流動性。9月中旬，央行新聞發言人針對M2(廣義貨幣)增速逐漸從高位回落的現狀表態，指出雖然這一指標增速放緩，貨幣條件適應了當前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趨勢，但相對于完整的社會融資總量，目前M2的統計范疇也許并沒能反映市場流動性的真實情況，存在低估的可能。
對此，央行表示正在研究覆蓋范圍更廣的貨幣統計口徑M2＋，以求更加充分地反映金融市場的最新發展。
中國銀行戰略發展部高級經濟師周景彤對本刊記者表示，央行此舉主要是為了應對各家商業銀行通過表外業務釋放流動性的行為。
由于存款準備金的不斷提高，以及隨著巴塞爾協議推進而帶來的愈發嚴格的存貸比要求，不少商業銀行在2011年大行表外業務之道，通過各種理財產品、信托業務吸收存款規模，拓寬貸款渠道。
在這樣的背景下，國際評級機構惠譽公司預計，2011年中國實際社會融資總量將高達18萬億元人民幣。
中金公司指出，M2+未來這一新概念或將在過去M2的統計基礎上，加入財政存款、部分同業存款、非金融機構的保證金存款、外匯存款以及銀行的理財產品存量等。市場普遍認為，央行這一表態，實際上是婉轉回應了此前人們對貨幣政策或將逐漸放松的猜測，暗示當前政策以及市場流動性在實際層面仍偏寬松。
但有分析人士指出，央行此舉，顯出一些無奈。在中國經濟運行的邏輯中，財政政策往往更具決定力量，貨幣政策則缺乏獨立性。即使在貨幣政策有意收緊的階段，政府投資仍然可以成為流動性釋放的引擎。
中國社科院中國經濟評價中心主任劉煜輝對記者談到，主管部門應認識到，通脹下行期是中國經濟結構調整重要的窗口期。政府主導的投資放緩，將有助于通脹放緩；而低效率的投資造成資源錯配，正是中國通脹的一項根本原因。
中國經濟增長長期依靠投資拉動，迫使貨幣政策不得不向現實“低頭”。國家行政學院決策咨詢部研究員王小廣對本刊記者表示，貨幣政策在實際層面仍偏寬松，改變的根本辦法是結束負利率。
“但這將提高投資尤其是房地產等行業以及大型企業的投資成本，從而威脅到經濟增速。”王小廣說，“因此，不改變地方政府對投資的依賴，貨幣政策實際偏寬松的情況難以扭轉。”
劉煜輝指出，宏觀決策當局目前應該盡快控制公共投資，同時改善私人部門的資金供給，配以加息和逐步降低存款準備金率的貨幣政策。只有這樣，中國經濟才可期保住防控通脹的果實。
不會硬著陸
PMI（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等一系列先行指標則顯示，三、四季度宏觀經濟增長將保持穩定態勢，年底由于多重因素疊加可能形成的地方政府投資膨脹，更給2011年GDP增幅上了一道保險。
從上半年起，國內的主流經濟學界一直持續對中國實體經濟是否下滑展開爭論，持續緊縮的貨幣政策也因此毀譽參半。
進入第三季度末，回顧1~8月的宏觀經濟，可以發現其實際走勢“兼顧”了唱多者和唱空者的判斷。最新的8月數據顯示，對國內經濟增速影響較大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下降，從7月份的25.4%降為25%。
固定資產投資細分數據顯示，其步入下行區間的重要刺激因素，來自于從2011年2月份開始大幅收縮的交通業投資，其同比增速從2月的30.7%下降到7月11.6%，構成這一降幅的主要因素來自于鐵路部門的“超經濟”原因。
而集中反映地方政府基礎設施建設的建筑業投資增長強勁，同比增幅從2月的26.8%一路升至7月的40.1%；同時受到保障房項目支撐，房地產投資在2~8月基本保持平穩，同比增幅在31%到33.6%之間波動。
這些數據說明，雖然與快速增長的年份相比，目前的經濟增速吃緊一些，但是投資這個驅動力并未明顯減弱。目前，大多數機構與經濟學家對2011年全年GDP同比增幅的預測保持在9%左右。
范劍平對記者表示，經濟增長減速本就是宏觀調控的目標之一，目前部分反映經濟增長的數據雖然處于下行中，但是并未出現此前部分市場人士擔心的嚴重下滑，抑或“硬著陸”。“因為政策超調造成的下滑，從未出現過。”范劍平表示，“從這個角度看，全年的平穩增長，有其自身的必然性。”
在政策博弈期，對經濟形勢的判斷，其意義遠不止于單純的給出預期，更在于影響、引導政策。“擔心中國經濟增速將降落到難以承受的程度，其背后的目的是給相關部門施壓，希望政策放松，甚至重新刺激經濟增長。”王小廣說。
他認為，在全球需求疲軟和普通居民可支配收入不足、社會保障體系尚不完善的背景下，出口與消費增速將在未來幾年繼續處于下行周期。
目前，國內消費品零售總額在剔除物價因素后的同比增速僅為10.8%，比2010年下降4個百分點，比2009年下降逾6個百分點。同時，投資的高速增長將不斷提高資本收益率，進一步擴大資金所有者與其他生產要素提供者的財富差距，造成GDP增長短期可保，長期則難尋動力。
最新宏觀經濟政策范文第5篇
關鍵詞：房地產經濟 個人住房抵押貸款 波動 風險 影響因素
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市建設成了主趨勢，房地產在這個潮流趨勢中，得到了極大的發展。房地產經濟作為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國民經濟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成為了帶動我國經濟發展的新的增長點。如何合理開發房地產，使其健康、科學、穩定、長久的發展，是我國經濟面臨的重要問題。如果房地產得到良好的發展，不僅能帶動國家經濟的發展，還能從基本上滿足群眾對住房的要求；反之，就會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負擔。因此，為了保證房地產持續平穩的發展，必須對影響其穩定的因素進行分析。
一、影響房地產經濟波動的主要因素
（一）供給與需求矛盾的影響
在一般市場經濟的前提下，由不動產總供給與總需求的波動及相互作用可產生周期性不動產經濟波動，這是不動產經濟學的結論。因此，從行業內部來說，影響房地產經濟波動的因素，主要是房地產市場供給和需求的矛盾。而在我國房地產市場中，房地產的需求變化要緩慢于房地產的供給變化，需求線波動超前于供給線的波動，因此，無論是在總量上，還是在結構上，供給與需求的變化是經常變動的，房地產的需求、供給總量處于一個不平衡的狀態，這種失衡，必然要求房地產經濟進行調整，以保證快速發展。因此，房地產的經濟波動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房地產供給關系的變化。
（二）宏觀經濟政策與投資波動的影響
宏觀經濟政策與投資的波動，對房地產經濟的穩定性產生著直接性的影響。房地產的投資方根據宏觀經濟政策以及經濟形勢的變化，做出投資行為。由于投資行為具有很強的預期性，因此很容易發生波動。當投資方對房地產的預期上升時，他們的資金就會快速、大量的投入進去；當對房地產的預期下降時，投資者就會持幣張望，減少投資。房地產投資的多少，一方面對房地產的市場供給產生影響，另一方面又會對房地產的市場需求形成重大作用。因此，房地產的經濟波動受投資波動的影響。
（三）國民經濟的影響
從根本上來說，影響房地產經濟波動的因素，是國民經濟。房地產作為國民經濟的其中一個部門，在國民經濟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兩者互相影響，因此房地產本身的發展，不能脫離國民經濟的整體的實際發展水平。如果房地產超前發展，就會越過了國民經濟的承受能力，導致失穩。在房地產行業中，一方面，危房地產的成交量大部分取決于國民經濟的發展狀況；另一方面，由于房地產的開發，需要銀行資金的大量、穩定、持續的幫助和支持，屬于負債經營，因此受金融業的融資政策的影響。而銀行的運行方式主要取決于國家銀行貸款的政策，而政策又與國民經濟的運行密切相關。因此，從根本上來說，國民經濟的變化導致房地產經濟的變化與波動。
二、個人住房抵押貸款存在的風險
個人住房抵押貸款，是指購房者在購買房屋時，先向開發商支付一定比例的首付款，再以所購房屋作為抵押擔保，向銀行申請長期貸款，然后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按月償還本息的一種金融活動。結合實際情況，發現個人住房抵押貸款主要存在著以下風險。
（一）政策法規風險
目前，在市場經濟的形勢下，我國政府還不能充分實現市場的調控功能，相關的法律制度還不夠完善，對于房地產消費信貸，特別是個人住房抵押貸款，并沒有全面的、科學的法律法規，導致在個人住房抵押貸款的過程中，由于存在著各種不規范的操作而引起了相關的法律問題。由于這些問題在我國法律體系中，沒有與之相對應的、具有針對性的法律條款，因而形成了貸款運作的法律風險。
（二）信用風險
在個人住房抵押貸款中，最直接、最基本的風險，就是信用風險。信用風險是指在交易雙方以信用關系為媒介的交易過程中，交易的其中一方不能兌現給付承諾而給另一方造成損失的可能性。一般包括自主違約、被迫違約、提前還貸、惡意騙貸等等行為。例如提前還貸，是指購房者沒有按照合同要求時間進行貸款還清行為，而是提早完成付款，這種行為不僅會讓銀行失去應有的利息收入，而且銀行還需要為提早還回的資金尋找適合的投資渠道，導致額外的損失；惡意騙貸在實際中一般稱為“假按揭”，主要是指開發企業以單位名義購房，借購房之名騙取金融貸款的做法，是一種欺騙行為。
（三）操作風險
在我國現有的市場體制下，很多監管機構和部門都不健全，而經營機構為了追求業務成績，不顧相關規定進行操作，例如借個人住房抵押貸款為名開辦個人股票、沒有經過批準就隨意降低擔保標準等等。這種違規經營的行為對個人住房抵押貸款造成了風險。
（四）利率風險
利率風險是指存貸款利率在金融市場利率的波動下而縮小，甚至出現存款利率高低貸款利率，導致銀行收不抵支的風險。目前，個人住房抵押貸款的利率是隨著央行對利率的調整而變動的，因此很容易出現利率風險。如果銀行不能在結合最新利率變化情況而采取正確的措施，就會給銀行的經營帶來一定的風險，甚至是損失。
（五）管理風險
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商業銀行為了爭取更多的業務，而不顧后果的去搶占市場份額，對個人住房抵押貸款的業務運作沒有形成合理的、科學的業務流程，比較隨意。除了管理政策不達標，在管理人才上，也較缺乏具備管理專業素養和知識的專家和人才，使個人住房抵押貸款存在著管理風險。
三、結束語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房地產開發和個人住房抵押貸款已經成為社會極為普遍的活動。本文對影響房地產經濟的因素以及個人住房抵押貸款存在的風險進行了分析，希望相關人員能夠提高關注度，從而促進國家與社會的和諧發展。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