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經濟政策的主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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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經濟政策的主要作用范文第1篇
論文摘要:闡述了斯經濟的概念與內涵.借鑒美國 發展 新經濟的經驗.提出了我國發展新經濟的時策。
1新經濟的發展與內涵
克林頓就任美國總繞后·明確把經濟安全作為對外政策的支柱之一。把經濟利益放在對外政策的首位.并以信息技術革命和全球大市場為塞礎，創出了長達100多個月的超長經濟增長周期，伴隨著低通漲、低失業率、持續強勁增長的經濟態勢.使美國進人了“新經濟時代”及產業調整時期，其產業結鉤過去傳統的三大支往產業—建筑業、汽車業及鋼鐵業轉到了現在以電腦訊、航天和 金融 為主的產業結構形態。山于美國的經濟信息產業的迅速突進.對基因層次生命技術的突破，新材料，新能源技術的成就等.可以認定:新經濟來抓于知識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按術全球化，是建立在高新技術和 網絡 經濟之上的一種經濟:知識經濟追求的是知識創新、創成為新經濟的心。而網絡在經濟空間的大最使川.則是新經濟的最是以 現代 化高新技術產動力的新發式它只密集度、高市場靄木，成長和高附加值的四高.特點，而且經濟達不依賴千大規模物流為特征的物質，它依靠的是一種信息鏈.譬如網絡傳輸的是數據、信息和知識。生物技術傳輸的是籠因和生物信息。川之.新技術的本質特征是知識與創新。
新經濟是扣對舊經濟而言。說明了知識資本的形成和積篆。可以使人類支配的資該得到量和質的全面提高，成為推動經濟墩長新的動力。以網絡為摧礎的新經濟，作為一種新的生產力，能創造巨大的價值.而且還以幾伺數峭長。新經濟對比舊經濟，其不同特征是增長動力不它是以高科技、網絡及信息為增長動力:二是生產方式不同，它以集約型為主;三是交換方式不同，它以 電子 商務為主要交換手段;四是經濟主體交往不同。新經濟趨向全球一體化;五是資薄共享。它對人類的供給適無限的、對人類的需求也是無限的。;過對這一特征的透析.可看到在高科技及網絡成長的背后是微電子及 計算 機和網絡技術的支律;集約化生產的下面是知識資本和金錢資本的換位的互助，電子商務普及前提是信息網絡平臺和社會信用休系的建立，經濟一體化不僅意味著分工的深化.味著新一輪利潤再分配的起。在新舊經濟更迭中。在生產力形態上，“新經濟”是“淚經濟俘的延仰。在生產關系形態上。新經濟沖是“舊經濟”的揚亦和異化.因之.沒有傳統的生產就沒有現代方式的銷魯.沒有人力的資本化就沒有傳統資本的退出空間，一新經濟扮的騰躍踏板正是舊經濟，，新們經濟是扣互滲透，融合和轉化的。新經濟既是一種理論上對傳統經濟 規律 的挑戰也是一種對現實經濟形態的沖擊，是關于經濟變革原因的高度概括.
新經擠代表了未來方向，并且是不可逆轉的發展進程.因此將逐步出現翻天賈地的交化，新經濟會給人類帶來福音.
2美國發展新經濟的啟迪
美國新經濟的形成約用了10年的時問.美國經濟之所以新。發展速度之所以快。一是因為技術革命—以數字信息為伙心的技術開發的突飛猛進;二是因為投資革命—以風險投資為主導的在信息科技領域的投資狂潮.把建設“信息高速公路”作為國家的重要發履戰略.形成美國式的”新產業政策”.從70股紀90年代初，信息技術和設備投資作為固定資本投資大幅度增長.擴大了美國總資本存量.使資本形成規模.構成新經濟的主導產業井取代傳統產業，成為美國經濟新的增長點。標志著美國已從 工業 經濟向新型的信息經濟、從后工業化社會向信息社會的轉變。同時美國政府的經濟政策也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既反對完全自由放任，又反對過度干預、其宏觀經濟政策已不僅是將重點放在總量的簡衡上.而更注意結構闊整l創造一個有利于私營 企業 創新和競爭的商業環境;保證政府對研究開發的充分投入.硯已成為僅次于國防投人的聯邦預算第二大支出，消除限礙政府與企業開展合作研究的不利因素;改革環境法制，完善領導機制.推動技術開發、應用與擴散。建設面向即世紀的支撐和泥進工商業的圣礎設施.實現軍事和民用產業的技術據礎一體化.培育世界一流的勞動力隊伍.不斷創造以知識為纂確的新經濟。工資成本是西方國家生產成本的第一大項.20世紀80年代起.美國就大大放松了對勞動市場的政府管制.增加了勞動力市場的競爭性和靈活性.使得90年代以來美國的實際工資增長率大大低于經濟增長率.這一點對美國經濟長期持續高速增長至關重要。即低失業與低工資并存。目前，美國正處于一個飲速革新、井由它帶來經濟上的巨大而持久收益時代.
新經濟政策的主要作用范文第2篇
關鍵詞：馬來西亞，農村，社會政策
在馬來西亞的工業化進程中，盡管農業部門在整個國民經濟結構中所占比例不斷減少，但由于農業直接影響到國計民生、出口收入、工業原料的來源等，因此政府仍十分重視農業的發展。特別是馬來西亞的主體民族馬來族大多從事農業，為了縮小他們與其他民族間的發展差距，維護社會團結，政府對于農村地區的社會發展更是特別關注。保障農村經濟社會同步發展、提高農民生活質量成為馬來西亞社會政策的重要內容。
馬來西亞農村社會政策的基本內容
縱觀馬來西亞農村社會政策的發展，可以看出其內容涉及農民生產、農民生活以及農民人口素質三大方面。這三方面的內容相互聯系、相互促進，構成了馬來西亞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
第一，為農民生產提供支持服務。
1969年的種族沖突事件促使馬來西亞政府采取了“新經濟政策”，消除貧困尤其是馬來族農民的貧困成為新經濟政策的一個重要社會目標。為實現這一目標，馬來西亞政府并沒有采取專門的濟貧措施，而是通過為農民生產提供各種支持服務，促使其在生產發展中擺脫貧困。
1971年，馬來西亞開始推行農村綜合發展戰略，以擴大農村人口就業，實現農業部門的現代化。為此，政府投入大量資金，開展了一系列的項目建設，為農民發展生產提供支持。這些支持項目主要有：(1)開發土地，增加耕地面積，安置無地農民種植經濟作物。至1987年，馬來西亞共實施了422個土地開發項目，開發土地76萬公頃，安置無地移民111728人。(2)改善農田基本建設，建造水利灌溉工程。兩個大規模排灌工程——吉蘭丹州的吉姆達計劃和吉打州、玻璃市州的慕達計劃均于70年代上半期完成。(3)提供化肥、高產種子和農業技術，以提高農業作物產量，擴大油棕、可可等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對換種高產作物提供補貼。(4)實行價格補貼制度，減少市場風險，保障農民的生產利益。由于稻米種植是所有農作物種植中收入最低的部門，為了保證稻農的利益，馬來西亞政府對米價實行補貼。在1986～1990年間，政府在給稻農補貼上的開支達到3.968億馬元，1991～1995年間，補貼開支達3.98億馬元。政府還建立國營銷售系統和稻米烘干、碾磨、貯存一條龍的綜合企業，為稻農提供種種方便，減少中間商對稻農的盤剝。(5)建立支持農業的信貸機制，為農業生產提供貸款。(6)在城市中心建立農貿市場，讓農民直接出售農產品，以獲取較好的價錢。馬來西亞這些支持農業生產的措施對提高農民收入、消除農村貧困發揮了重大作用。
第二，保障農民基本生活需求。
保障農民基本生活需求的社會政策主要有兩大內容：一是為農民提供基本的生活、衛生醫療條件；二是對貧困農民實施救助和幫扶。
馬來西亞獨立以來，政府投入大量資金，在全國建立起了比較完善的公立醫療保健服務體系和網絡。馬來西亞農村衛生服務系統分為兩級，即衛生中心和社區護士站。衛生中心有醫師或專科醫師，服務人群1.5萬～2萬人；社區護士站服務人群約3000—4000人，能處理多種醫療問題，包括分娩。農村地區的醫療衛生服務全部免費，即使是住院病人也只需繳付很少的費用，貧困地區和醫療條件差的地區的農民還可以減免費用。政府還定期對鄉村衛生服務質量進行改進，尤其重視對農村衛生設施、設備和技術的不斷更新和提升。進入21世紀后，馬來西亞建立起一系列新的初級衛生保健診所，部分助產診所也可提供更多的衛生保健服務。
為了加快農村地區的脫貧步伐，1989年，在“新經濟政策”即將結束之際，馬來西亞開始實施專門的反貧困計劃，即特困人員發展計劃。政府將特困家庭登記在冊，并設計一系列適合這些特困家庭需要的項目，以增加其就業機會、提高其收入。這些項目包括小型貿易、家庭手工業、家畜飼養、水產養殖、糧食作物的商業化生產等。政府還為貧困家庭提供無息貸款和培訓、改善住房條件、為孩子們提供食物和教育資助等。至2000年4月，馬來西亞共發放7.672億馬元的無息貸款，大約有15。35萬名貧困者從中獲益。除此之外，聯邦土地發展機構還給那些因傷殘無力工作以及年齡在60歲以上的貧困人口提供直接經濟救助，每人每月可獲得50馬元的救助，一個家庭每月最高可獲250馬元的救助。總共有7000個貧困家庭獲得救助。
在第七個馬來西亞計劃期間(1996～2000年)，馬來西亞實施了一個專門幫助土著少數民族脫貧的計劃。該計劃的資助形式主要是鼓勵土著少數民族參加各種能夠增加收入的活動，如土地開發、蔬菜種植、零售業、家庭手工業等。在新土地開發和安置計劃中，共有8100個土著少數民族家庭獲益，涉及土地面積達1.98萬公頃。到1999年底，1.582萬個土著少數民族家庭獲得了7900萬馬元的補貼，土著少數民族的貧困率已由50.9%下降到15.4%。自2001年起，馬來西亞開始實行“國家遠景政策”(NationalVi-sionPolicy)。這一時期，政府繼續實施一系列類似的反貧困計劃，資助對象主要是邊遠地區的土著少數民族。
在以上反貧困計劃中，政府一方面對無生產能力的貧困家庭提供直接的經濟援助，另一方面還為農民提供住房、飲水等基本生活條件和衛生醫療等社會服務。到1995年，72%的農村貧困家庭通了電，65%的農村貧困家庭有了安全的飲用水；77%的農村貧困家庭能在周邊9公里范圍內有一家政府或私人診所，還有汽車牙科醫療隊和診療所、村衛生隊、飛行醫生為邊遠的農村地區提供醫療服務。由于實施特困家庭發展計劃，農村地區的特困家庭所占比重由1991年的5.2%下降到1995年的3.7%。
第三，提高農民的文化素質和生產能力。
提高農民的文化素質和生產能力一直是馬來西亞政府農村社會政策的一項重要內容。政府希望以此促進貧困農民通過自身努力來獲得較高收入的工作，直至擺脫貧困。提高農民文化素質和生產能力的主要途徑就是讓農民及其子女能夠有機會接受各種形式的教育和培訓。
20世紀60年代，馬來西亞制定了《義務教育法》，對6～15歲兒童實施全民義務教育。為了使《義務教育法》在農村地區能夠切實有效地執行，馬來西亞的農村發展計劃及反貧困計劃都將學校建設作為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到1995年，馬來西亞94%的農村貧困家庭能在周邊9公里范圍內有一所小學，60%的貧困家庭能在同樣范圍內有一所中學。如今，馬來西亞政府可以為兒童提供11年的免費教育。與此同時，政府還為貧困家庭的學生提供各種教育資助，例如為貧困學生提供獎學金、免費課本、食宿、制服等。另外，改善農村教學設施，提高農村教學質量也是政府特別重視的內容。近年來，一些鄉村學校的設備不斷更新，一些不足150名學生的農村學校被合并，以便保證學生能夠享有更好的教學設備和學習環境。為了使邊遠農村學校跟上科技發展形勢，馬來西亞發起了一項農村學校無線因特網培訓和教育計劃，為農村學校提供計算機等相關設備，為學生和老師進行信息通訊技術的教育和培訓。馬來西亞的高等教育雖非義務教育，但是政府設立了國家高等教育基金，為家庭貧困的學生提供財政資助，使馬來西亞青年都有可能進入大學學習。
除了保證讓農民子女接受正規的教育外，馬來西亞還特別重視農民自身能力的培訓。培訓內容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為農民提供有關農業耕種以及工作態度和價值觀方面的培訓和教育，以使其提高生產能力；二是為農民提供工業培訓，使其能夠受雇于非農部門，或自己在農村地區和城市中心從事商業活動。在第五(1986～1990)和第六(1991—1995)個馬來西亞計劃中，政府在培訓和咨詢方面的開支達到2800萬和3.417億馬元。
馬來西亞農村社會政策的特點
第一，農村社會政策與經濟發展政策融為一體，在生產發展中實現社會目標。
從以上的敘述中可以看出，馬來西亞在處理農村的社會問題時，往往將其與農村的生產發展聯系在一起，在發展中解決社會問題。因此，馬來西亞農村社會政策的相關內容往往包涵在經濟政策之中。在1971～1990年實行的“新經濟政策”中，政府明確指出，“新經濟政策”的主要目標并不只是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而是通過經濟的快速發展和轉型重建社會、維護國家團結。“通過項目方式來提高生產力、增加收入和為不分種族的所有馬來西亞人增加工作機會來消除貧困”，是“新經濟政策”的重要內容之)。在這種思想指導下，馬來西亞在“新經濟政策”時期，沒有實行專門的消除農村貧困計劃，而是將消除農村貧困貫穿于各種農村發展計劃之中，通過為貧困農民提供各種就業機會、增收渠道以及生產服務，使其擺脫貧困。即使在“新經濟政策”末期實施了專門的反貧困計劃，但反貧困的主要措施仍然是通過各種生產發展項目為貧困農民就業、增加收入提供各種機會和支持。
第二，注重農民人口素質和能力的培養與提高，直接的現金濟貧措施有限。
在各個經濟發展時期，馬來西亞一直將消除貧困特別是馬來農民的貧困作為其奮斗目標。但由于奉行“在發展中消除貧困”的原則，馬來西亞的社會政策并不主張對農村貧困人口實行過多的現金救助，而是注重其素質和能力的培養與提高。從前面的敘述中可以看出，馬來西亞在其反貧困計劃中，只是對那些因傷殘無力勞動或年齡在60歲以上的貧困人口提供經濟救助，而對其他人則通過提升其素質和能力來使其擺脫貧困，具體表現為在農村地區建立起較為完善的衛生醫療服務和教育培訓體系，以此來促進農民身體素質和文化素質的提高，從而使農民有能力自食其力以及從事更高收入的工作。這反映出馬來西亞農村社會政策特別重視“自立”和“自尊”的理念。
第三，政府在提供農村公共服務中起主導作用，同時鼓勵其他社會力量參與其中。
在馬來西亞，社會政策的推行主要依靠政府的力量。無論是在資金的投入還是各種社會服務組織機構的建立中，政府都起著關鍵作用。如表1所示，馬來西亞在社會服務方面的開支呈不斷上升趨勢。在20世紀70、80年代，馬來西亞的社會政策主要關注農村地區，政府是農村發展資金以及農村教育和衛生醫療服務的主要提供者。
政府在發揮主導作用的同時，亦鼓勵私營部門、非政府組織等為農村的社會發展做出貢獻。
首先，鼓勵私營部門、非政府組織參與政府發起的各種農村發展項目。在吉打州，約有70%的農村發展項目由私營部門負責運作，政府機構對其進行監管和評估。只有30%的項目直接由政府機構運作。私營部門除了直接參與投資開發外，還為貧困人員提供技術培訓、工作機會、實物和財政資助等。非政府組織也在國家的反貧困計劃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如“馬來西亞努力信用”(AmanahIkhtiarMalaysia，簡稱AIM)是一個金融方面的非政府組織。自1987年以來，該組織利用政府分配的3億馬元的無息貸款為6.9萬個貧困家庭提供信用服務，使其能夠有機會從事小商業和家畜飼養業。AIM還為一些潛在的服務對象實施了特別預備項目，以促進貧困家庭的自立。
新經濟政策的主要作用范文第3篇
關鍵詞：工業集聚；基尼系數；新經濟地理
中圖分類號：F424．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0892(2006)11-0090-07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發展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就，堪稱人類發展史上的奇跡(林毅夫等，1994)，但同時也出現了地區差距不斷擴大等一系列令人擔憂的問題。我國政府希望東部沿海地區先發展起來，然后能夠帶動內地發展的這種基于“新古典經濟學”的良好愿望至今沒能實現(金煜等，2006)。林毅夫等(1998)計算了1978～1995年分省人均GDP基尼系數，結果顯示除了1978～1985年有緩慢下降外，地區差距呈持續擴大的趨勢。他們對人均GDP基尼系數的分解結果顯示，第二產業的基尼系數貢獻率和彈性占主導地位。范劍勇、朱國林(2002)做了類似的計算，他們的研究結果顯示，第二產業基尼系數的貢獻率在1990年后逐步上升，1995年以后超過了60％。由于第二產業中占主導地位的是工業，所以中國的地區差距很大一部分可以歸結為地區間工業生產規模上的差異。
事實上很多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轉型中國家在經濟開放后均出現了地區差距持續擴大的現象，而地區差距擴大背后一個更基本的事實是這些國家均出現了工業生產的集聚(金煜等，2006)。最近十年發展起來的新經濟地理學在解釋工業集聚和地區差異方面獲得了巨大的成功(Fujit等,1999)。企業的生產行為總是傾向于集中在同一個地方，生產集聚是由技術外部性和金融外部性共同創造的，交通運輸成本、產品的差異性和產業的規模等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地理位置和歷史優勢是集聚的起始條件(Krugman，1991a,b；1993)。規模效益遞增和前向后向聯系導致了集聚的自我強化(Venables，1996)。如果限制勞動力的流動，那么生產的集聚本身就將會導致地區差距。近年來的研究基于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來解釋中國地區差距的形成和演變取得了很大的進展。Fujita和Hu(2001)、Kim和Knaap(2001)、D6murger(2001)和D6murger等(2002)對中國地區差距的研究均涉及到了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Hu(2002)構建了一個空間集聚模型來解釋中國不斷擴大的地區差距，認為由于沿海地區擁有發展國際貿易的地理優勢，因此沿海地區出現了最早的工業集聚。雖然中國嚴格的城鄉戶籍制度限制了地區內勞動力由鄉村向城鎮的轉移，但跨地區的勞動力流動滿足了工業集聚的需求，并由于規模報酬遞增的正向反饋效應而使集聚經濟得到加強，從而導致了地區差距的不斷擴大。黃玖立(2006)構建了一個兩國三地區模型，認為對外開放將會打破空間分布的穩定，從而誘發“中心一”結構的形成，而在不對稱的情形下，具有地理優勢的地區往往會成為中心。該模型的模擬結果很好的解釋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地區差距的演變。
在對中國工業集聚的實證研究方面，Wen(2004)首次從新經濟地理的角度用計量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國制造業的集聚問題，其結果是支持了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并表明中國的地區差距處于倒u型曲線的上升階段。Gao(2004)實證研究了技術外部性、自然優勢、當地市場條件和對外開放對中國地區工業集聚的影響。Chen等(2005)㈣采用1987-2001年的省級面板數據，綜合分析了經濟地理、新經濟地理和經濟政策對中國地區工業集聚的影響，計量結果表明經濟地理、新經濟地理和經濟政策三種經濟力量對工業集聚均有顯著的影響。他們最近的研究(金煜等，2006)也得出了與此一致的結論。
盡管已有文獻對影響中國地區工業集聚的因素做了細致的計量分析，但卻均是將工業部門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研究。眾所周知，改革開放以前國有工業在中國工業體系中占據了絕對的主體地位，并服務于當時中央政府的發展戰略，處于政府嚴格的計劃控制之下。同時，受當時特殊的歷史背景和國際政治環境的影響，工業企業的布局并非出于經濟上的考慮，大型工業布局基本上遵從靠山、分散、隱蔽的原則，因此當時中國工業的集聚模式實際上是典型的計劃經濟工業集聚模式。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政府實施了一系列有利于國有企業提高其自身經營活力，增強競爭力的改革措施，此時各種經濟因素開始對國有工業生產的布局產生影響。但是由于此時“國有企業依然承擔了大量的政策性負擔”(林毅夫等，2002)，政府對國有工業部門的影響力依然明顯。因此，研究改革開放20多年來各種經濟因素在國有工業生產布局中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將會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同時，改革開放后，中國的非國有工業得到了迅猛發展，已成為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其在中國地區差距的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已被大量的研究所證實(Demurger等，2002；Chen和Feng2000)。因此，研究哪些因素促成了非國有工業生產的集中對于縮小我國的地區差距也具有很強的政策含義。
二、中國國有與非國有工業的區域聚集特征
雖然由于中國嚴格的城鄉戶籍制度限制了勞動力由鄉村向城鎮的自由流動，中國并不存在如Krugman模型中所假設的那樣存在一個勞動力自由流動的機制。但正如Hu(2002)所指出的那樣，中國跨地區的勞動力流動保障了工業集聚所需勞動力的供給，并由于集聚的規模經濟效應和前后向聯系的正反饋作用，使得工業集聚得到加強。范劍勇等(2004)的研究也認為中國中西部地區勞動力向沿海地區的流動加速了沿海地區產業的集聚，同時也緩解了自身的工業化進程。已有的研究也都表明，改革開放后，中國工業集聚的現象變得日益顯著。如Wen(2004)采用二、三次工業普查數據的研究表明中國大多數工業行業的地理集中程度都很高，而且有上升的趨勢；梁琦(2004)、吳學花、楊蕙馨(2004)和路江涌、陶志剛(2005)的研究也表明中國部分制造業已顯現出較強的集中性。
Keeble等(1986)將衡量收入差距的洛倫咨(Lorenze)曲線和基尼(Gini)系數用于衡量行業在地區間分配的均衡度。基尼系數的計算公式為：
其中，si和sj分別是省份i和j的工業在全國工業中
所占的份額，s為是各省份在全國工業中所占份額的平均值，n為省份的個數。本文計算出了1987~2003年中國工業區位基尼系數，同時還分別計算了國有工業與非國有工業區位基尼系數(見圖1)。
圖1顯示，1987～2003年工業區位基尼系數呈穩步上升趨勢，由0．437上升到了0．549，表明在此期間中國工業生產的集中趨勢是逐漸顯著，這與已有的研究結論一致。當我們將工業進一步分為國有與非國有工業后，圖2顯示，非國有工業的集聚特征較國有工業更為顯著。1987年非國有工業區位基尼系數為0．559，遠遠高于國有工業的0．385。此后非國有工業區位基尼系數雖在一些年份出現了輕微的波動，但從長期看仍呈上升趨勢，到2003年達到0．666；而國有工業區位基尼系數在此期間內的變化則較為平緩，到2003年只是略微上升到了0．394。非國有工業比國有工業出現了更為明顯的集聚特征還表現為，1987年非國有工業產值占全國非國有工業產值比例超過10％的省份有江蘇和浙江，二者分別為18．1％和10．3％，而沒有一個省份的國有工業產值比例超過10％；到2003年非國有工業產值比例超過10％的已有四個，分別為江蘇16．5％、浙江12．6％、山東11．5％和廣東19．8％，國有工業比例則只有山東接近于10％，為9．6％。上面描述的種種現象均表明非國有工業的集聚特征比國有工業更為明顯，說明中國地區間工業生產的不平衡主要表現為非國有工業生產的不均衡分布，這也支持了已有研究所揭示的非國有在我國地區差距的形成和演變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的研究結論(D6murger等,2002；Chen和Feng,2000)。
導致工業生產空間集聚的首要因素是地理條件的差異。而地理條件的差異則首要表現為沿海與內陸、東部與中西部地區的差異。金煜等(2006)計算的工業產值排名顯示，從改革開放之初的1978年，到標志著中國市場化改革進程加快的1992年，再到2001年，排名前四的省份都屬于沿海地區，更具體的講這些地區都屬于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或者環渤海地區。Wen(2004)計算了1995年25個工業行業中占最高和第二高份額的省市區，長江三角洲的江浙滬大約達到總數的一半。2001年，長江三角洲三省市實現制造業產值25456．01億元。占全國制造業產值的30．23％，遠高于環渤海地區(24．41％)和珠江三角洲地區(15．37％)。在圖2中我們描繪了1987-2003年東、中、西三大地區國有與非國有工業產值分別占全國國有與非國有工業產值比重的變化趨勢。由圖2可以直觀看出，國有與非國有工業的地理分布均表現出上述特征。1987年東部地區國有工業產值占全國工業產值的比重為52．85％，此后該指標趨于緩慢下降，但1998年以后又出現緩慢攀升的勢頭，到2003年其值為55．11％；而中部地區則呈不斷下降的態勢，由1987年的31．06％下降到2003年的27．14％；在此期間西部地區所占比重雖然有過短暫的上升，但1998年以后則呈下降趨勢，到2003年為17．75％。而三大地區間在非國有工業生產上的差異則更為明顯，在此期間內東部地區非國有工業產值占全國非國有工業總產值的比重持續上升，由1987年的69．89％上升到2003年的82．9％；而中西部地區則呈持續下降趨勢，中部地區由1987年的22．01％下降到2003年的10．81％，西部地區則由8．09％下降到6．29％。
三、計量模型、變量定義和數據說明
(一)計量模型
已有的實證研究文獻以經濟地理和新經濟地理學理論在解釋產業集聚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但研究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大國的工業集聚現象，就不能不考慮各項政策的變更對工業集聚的影響。Kanbur和Zhang(2005)、D6murger等(2002)均強調了政策因素對中國地區差距的重要作用，金煜等(2006)的研究也證實了各項政策變量顯著影響了中國的工業集聚。因此，我們建立基本的回歸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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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型(1)和模型(2)中，下標i和t分別表示第i個省份的第t年，ui為不可觀測的地區效應。x為隨機擾動項。SOEit和NSOEit分別表示國有與非國有產值占當年全國國有與非國有工業產值的比例，這是借鑒了Wen(2004)的思想。Geography為一組經濟地理變量，New-Geography為一組新經濟地理變量，Policy為一組政策變量。
(二)變量定義
1．經濟地理變量。影響地區工業生產差異經濟地理因素首推地理位置上的差異，本文通過設置東部沿海地區虛擬變量(coast)的方式來捕捉地理因素對工業集聚的影響。金煜(2004)125I使用層次線性模型發現少數民族人口比例對工業產出的影響顯著為負，其認為可能是因為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在語言文化等方面差異很大，而且自然條件較差，增加了交易成本，從而不利于工業集聚，因此本文也借用少數民族人口比例(Minority)這一變量來控制地區文化差異對工業集聚的影響。由于直轄市的經濟功能與其它省份相比有明顯的不同，它們更多地承擔了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服務中心的功能，大都市的經濟特性在一定程度上會排擠它們作為制造業中心的功能(金煜等，2006)，因此本文也設置了直轄市(city)這一虛擬變量用以控制。
2．新經濟地理變量。新經濟地理學引入了規模報酬遞增和正反饋效應，強調了產業外部性和人力資本外部性(Henderson，1974)、企業間的“前向”和“后向”聯系(Venables，1996)，以及運輸成本和需求因素(Krugman,1991a)在決定企業選址中的重要作用。為了檢驗這些新經濟地理理論對中國工業集聚的解釋力，本文選取了以下指標：(1)居民的消費需求水平。一個地區的居民消費水平越高，越會吸引企業到該地集聚。同時，企業的集聚也將引起人口在當地的集聚，提高當地的工資水平，這又進一步提高了當地的消費水平，從而產生產業集聚的良性循環。一地區居民的消費水平不僅取決于該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同時還取決于當地的人口規模，因此本文最終選取一地區GDP總量占全國GDP總量的比例(GDP)來衡量該地區的居民消費水平。(2)企業數量(Enterprises)。一地區的企業數量越多，該地區的產業外部性以及人力資本外部性越強，就更能吸引企業的集聚。同時，一地區的企業數量越多，該地區的產業市場需求也越大，企業間的“前向”與“后向”聯系程度越高，也就越能吸引產業的集聚。本文以一地區工業企業數占全國工業企業數的比例來衡量該地區的企業數水平。(3)工資水平(Wage)。一地區工資水平越高，一方面
會吸引勞動力在當地的集聚，從而有利于工業集聚；另一方面，高的工資水平增加了企業的生產成本，當由于工資上漲而使企業生產成本的增加大于集聚經濟和規模經濟給企業帶來的收益時，將不利于工業的集聚。本文采用一地區人均職工工資作為衡量一地區工資水平的指標。(4)人力資本水平(Hc)。一個地區人力資本水平越高，新進入的企業就越容易招聘到所需的專業人才。同時，較高的人力資本意味著較低的R&D成本，企業獲得的創新收益也越大。本文以6歲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來衡量一地區的人力資本水平。 (5)交易成本及運輸費用。Krugman(1991a)強調了運輸成本對產業集聚的影響。如果只考慮成本因素而不考慮其它因素，企業將會選址在具有最低運輸成本的地方，既要顧及到消費地，又要顧及到原料地。由于一地區內交通條件的改善可以降低該地區內的運輸費用，也降低了該地區與其他地區間的運輸費用，因而一地區交通條件的改善并不一定會促進工業在當地的集聚，而取決于交通條件改善對工業生產的集中(concentration)效應和分散(dispersion)效應的比較(Wen，2004)。若集中效應大于分散效應，則交通條件的改善將會吸引工業的集聚；反之，則不利于工業集聚。本文選取了公路密度(Road)來衡量一地區的交通運輸條件。另外，城市化的發展本身也會促使如法律體系、交通通訊網絡等各類基礎設施的改善，這顯然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從而吸引工業在當地的集聚。本文以非農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來衡量一地的城市化水平(Urban)。(6)歷史與預期因素。Krugman(1991b；1993)強調了歷史和預期對產業集聚形成和發展的重要影響，由于預期因素較難控制，因此我們選取了一地區1987年國有工業(SOE87)和非國有工業(NSOE87)產值占當年全國國有與非國有工業產值的比例來該地區發展工業生產的歷史條件。
3．經濟政策變量。(1)對外開放(Export和FDI)。大量的研究證實了對外開放有利于引進國外的資金、技術和先進的管理方法，擴大了產品的出口，顯著促進了經濟的增長，也有利于工業在當地的集聚。本文采用商品出口總額占GDP比例(Export)和FDI占GDP比例(FDI)兩個指標來衡量一地區的對外開放度。(2)金融發展(FINDEV)。金融發展由于在動員儲蓄、分散風險、甄別項目、監控企業和平滑交易等方面均具有積極的作用，因而其在現代經濟增長中發揮著核心作用，其對工業集聚也會具有顯著影響。本文以金融機構貸款占GDP比重來衡量一地的金融發展水平。(3)財政支出(FISC)，我們定義其為政府財政支出占GDP的比例。政府財政支出的力度度量了政府參與經濟活動的程度，從理論上來說政府過多的參與經濟活動將可能扭曲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各種資源配置機制，從而不利于工業的集聚。
(三)數據說明
本文中所用的工業產值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經濟信息網(WWW．Cei．gov．cn)，少數民族人口比例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網站(www．stats．gov．cn)公布的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6歲以上人口受教育程度統計數據來源于1997-2004年《中國人口統計年鑒》，可用其推算出人均受教育年限。其它未做特別說明的基礎數據均來源于1997-2004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金融年鑒》以及相關年份各省市統計年鑒。由于海南和兩個省份的數據缺失較嚴重或沒能得到，因此我們將這兩個樣本刪除；另外重慶市直到1997年才直轄，我們按照傳統的做法將其歸人四川省。本文最終得到28個省級單位1996-2003年的面板數據進行計量分析。
四、計量分析結果及說明
本文使用Stata8．0軟件對模型(1)和(2)進行擬合。當模型中不可觀測的地區效應ui與解釋變量相關時，若直接采用混合最小二乘法回歸就有可能因遺漏變量問題導致估計結果的偏誤，此時我們采用固定效應變換以將偏誤消除，同時為每一個截面設置一個虛擬變量，采用啞元變量最小二乘法(LSDV)估計模型；當ui與解釋變量不相關時，可以通過隨機效應變化，采用廣義最小二乘法(GLs)消除誤差項的時序相關。主觀判斷模型是固定效應還是隨機效應模型是件困難的事情，我們將通過Hausman檢驗在二者之間做出選擇。同時，由于我們還關注地理區位以及其他一些隨時間不變的解釋變量對工業集聚的影響，若采用固定效應估計模型將會將這些變量同ui一起消除掉，此時我們將用隨機效應估計模型，并以LM檢驗來判別隨機-效應是否存在。我們對所有隨時間而改變的變量均取其之后一期值進入回歸模型，使得這些變量在成為被解釋變量之前已經被決定，以減輕模型的聯立性偏誤。估計結果見表1。
表1中模型I-Ⅲ是對國有工業集聚影響因素的估計結果。模型I是固定效應模型的估計結果，Hansman檢驗結果是顯著的支持了固定效應模型，模型Ⅱ在模型I的基礎上加入了經濟地理變量，此時我們使用隨機效應擬合模型，而LM檢驗結果表明模型顯著存在隨機效應，在變換了估計方法后，除去變量Urban外，其他變量的估計結果并沒有發生顯著變化。模型Ⅲ中我們是加入了SOE87和NSOE87兩個反映歷史因素的變量，同時為了避免該兩個變量與沿海地區虛擬變量Coast嚴重的共線性而使模型估計結果產生干擾，我們在模型Ⅲ中刪除了Coast，同樣采用隨機效應擬合模型，LM檢驗也支持模型中存在隨機效應，模型的估計結果相比于模型Ⅱ也并沒有發生系統性的變化。因而我們可以認為對國有工業集聚影響因素的估計結果是穩健的。
我們將影響國有工業集聚的因素歸納如下：(1)經濟地理因素。沿海地區更接近國際市場的地理優勢對國有工業的集聚并沒有顯著的影響；由于三大直轄市中，天津和上海均是老工業基地，歷史因素導致了其對國有工業集聚具有正向作用；變量Minority的估計系數并不顯著，表明文化差異并不影響國有工業生產的布局。(2)新經濟地理變量。SOE87和NSOE87兩個變量的估計系數均高度顯著，表明歷史因素顯著影響了國有工業的布局。具體來說，歷史上國有工業存量較高的地區將顯著影響此后國有工業在當地的集聚，而歷史上具有發展非國有經濟傳統的地區則不利于國有工業在當地的集聚；本地市場需求(GDP)和企業間“前向”與“后向”聯系顯著促進了國有工業的集聚；工資水平(Wage)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雖然梁琦(2004)認為當勞動力可流動的時候，公司傾向于定位在接近較大市場的地點，承受較高的工資，較高的工資反過來又吸引勞動力的集中，進一步擴大了市場從而吸引產業的集聚；但是由于我國存在的是一個限制勞動力城鄉流動的戶籍制度，梁琦(2004)模型中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前提并不滿足，因而工資水平與國有工業集聚之間正向關并沒有足夠理由說明高工資將導
致國有工業生產的集中，我們更愿意認為二者之間的正相關關系主要是由于國有工業企業改革的滯后，其仍然承擔了大量的政策性負擔，因而其生產的布局并不受到經濟因素的影響所致，而人力資本(Hc)、城市化率(urban)和交通運輸條件(Road)與國有工業集聚的負相關關系也可以從上述觀點中得到解釋。(3)經濟政策變量。金融發展(FINDEV)和財政支出(FISC)分別對國有工業集聚具有不顯著的負向和正向影響，這似乎有點出乎意料，因為對國有企業的財政補貼和銀行信貸支持一直是政府扶持國有企業的重要政策手段，而二者對國有工業集聚作用的不顯著似乎只能以國有工業自身效率的低下來解釋；經濟開放(FDI、Export)對國有工業集聚具有顯著的負面影響，這可能主要是經濟開放加劇了市場競爭，而激烈的市場競爭顯然是不利于效率低下的國有工業在當地的集聚。綜合上面的分析，我們似乎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由于國有工業企業的改革并不徹底，其仍然承擔了大量的社會性負擔，其經營效率也沒能得到根本性的提高，因而雖然經過了20多年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各種經濟因素對國有工業布局的影響仍然微弱。
表1中模型Ⅳ一Ⅵ是對非國有工業集聚影響因素的估計結果，這三個模型的估計思路和方式同模型I一Ⅲ一致，這里不再累述。需要明確的是雖然變換了估計方法和刪減了變量，但這三個模型中估計系數并沒有發生顯著變化，因而其估計結果也是穩健的。
將影響非國有工業集聚的因素歸納如下：(1)經濟地理變量。沿海地區更接近國際市場的地理優勢顯然有利于非國有工業的集聚；三大直轄市由于其作為城市經濟具有特殊的政治、文化和服務職能，因而不利于非國有工業的集聚；文化因素也并不影響非國有工業的布局。(2)新經濟地理變量。歷史因素也顯著影響著非國有工業生產的布局，歷史上某地區具有較高國有工業存量不利于該地非國有工業的集聚，而非國有工業存量較高的地區有利于該地非國有工業的聚集。本地的消費水平和企業間的“前向”與“后向”聯系也顯著促進了非國有工業的集聚；工資水平對非國有工業集聚具有不顯著的正向影響；人力資本對非國有工業集聚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城市化水平提高對非國有工業集聚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而交通設施的改善卻對非國有工業集聚具有負向作用，這點同Wen(2004)的研究結果非常一致，這表明交通條件改善對非國有工業生產的分散效應大于集中效應，但一地區法律體系、通訊設施等基礎設施的改善卻是顯然有利于非國有工業的集聚。(3)經濟政策變量。對外開放顯然有利于非國有工業的集聚；金融發展也顯著促進了非國有工業集聚，雖然大量的研究均表明中國金融部門在信貸資金配給上存在嚴重的偏向國有企業以及歧視非國有企業的傾向(Park和Sehrt，2001)，但是改革開放后非國有企業的快速發展似乎表明存在金融資源由國有部門向私人部門轉移的漏損渠道(盧鋒、姚洋，2004)，這保證了非國有工業必要的資金融通，促進了非國有工業的集聚；政府的財政支出對非國有工業集聚并沒有顯著的影響力。
五、結論及政策含義
本文利用1987-2003年的省級面板數據對我國的國有與非國有工業集聚現象進行了比較研究，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在此期間中國的工業集聚特征日益顯著，而這主要又是由于非國有工業集聚程度的不斷上升，非國有工業較之國有工業具有更為顯著的集聚特征。我們對影響國有與非國有工業集聚因素所做的計量分析結果表明，由于國有企業改制的不徹底，其仍然承擔了大量的政策性負擔，導致了各種經濟因素對國有工業生產布局的影響仍然很微弱；而非國有工業由于產生并成長于改革開放后的市場化改革過程中，其生產布局顯然受經濟因素的支配，經濟地理、新經濟地理理論和經濟政策因素均對其具有很好的解釋力。
本文的研究也具有很強的政策含義。由于我國的地區差距很大一部分歸結于地區工業生產布局的差異，而工業生產在地區間分布的不均衡性又主要表現為非國有工業生產布局在地區間存在巨大差異，因而為了實現區域經濟的平衡發展，加快經濟發展落后地區的人力資本形成、提高交易效率和深化對外開放等應該是可以被重點考慮的政策手段。
新經濟政策的主要作用范文第4篇
關鍵詞：新經濟；營銷創新
一、新經濟時代基本特征
《美國總統經濟報告》中所說：“新經濟是指由技術、商業實踐和經濟政策的相互良性互動，從而產生巨大的經濟績效。其具體表現為快速的經濟增長和收入提高、低失業率和適度通貨膨脹。”與新經濟的基本特征相對應的是整個人類社會環境發生了極為深刻的變化，展現在人們面前的是一個全新的經濟時代，這個時代的主要標志有。
(1)信息化、網絡的飛速發展。自上世紀以來，計算機、互聯網和光纖的出現，使整個世界進入了信息化時代，人們可以在世界的任何一個地方了解到世界上在任何瞬間發生過的事件，實現“足不出戶的溝通”和參與，且這種溝通的手段和方法越來越簡潔透明。
(2)傳統的交通運輸業的長足進步。高速公路、高速鐵路得到了飛速發展，空中運輸的日益普及，再也不是奢侈，實物傳輸的速度和規模大大地提升了。
(3)經濟呈現全球一體化趨勢。集中表現在市場全球化，即需求市場向全球的任何企業和自然人開放，且企業與自然人有可能在全球范圍內尋求自己的市場；資源配置全球化，即人們可以運用自己的實力和嗅覺，在全球范圍內選配自己所認可的各類資源，從而提升自己的配置效率；競爭規則的國際化，最顯而易見的就是絕大多數國家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TO)，并承認和運用它的競爭規則。
(4)資源更加匱乏，經濟發展與資源短缺的矛盾更加突出。
(5)環境保護問題更加突出，可持續發展成為人們日益廣泛關注的焦點。
新經濟時代的出現，既給各國經濟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也給經濟不發達國家的企業帶來了新的挑戰。事實上，歷次經濟技術革命無一不在資源配置的手段、途徑及效率上產生了重大變革，對人們的生活方式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二、新經濟影響營銷創新的表現
所謂營銷創新就是根據營銷環境的變化情況，并結合企業自身的資源條件和經營實力，尋求營銷要素在某一方面或某一系列的突破或變革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并非要求一定要有創造發明，只要能夠適應環境，贏得消費者的心理且不觸犯法律、法規和通行貫例，同時能被企業所接受，那么這種營銷創新即是成功的。還需要說明的是，能否最終實現營銷目標，不是衡量營銷創新成功與否的唯一標準。新經濟條件對營銷創新的影響表現在下面幾個方面。
第一，打破時空障礙。全球范圍可營銷新經濟出現，信息傳播已無國別地域之分，從生產與銷售理論上看已無逾越之障礙—廠商與消費者可以在全球范圍內尋找貿易伙伴，從狹窄的國內區域營銷，轉向國外或全球性營銷。特別是暫處弱勢者，已有可能“大處著眼、小處入手”立足全球營銷觀起步，營銷創新由此而生而發。
第二，市場多變引發營銷新組合。新經濟發展拉近了消費者距離，但同時也加劇了同類產品生產者的竟爭，依據國際市場多種變數而可實現營銷新組合。如產品創新，可抓住消費者心理需求變化，把握住個性化需求規律，以提高科技含量，擴大功能用途，增加附加價值或文化內含等來滿足。價格決策—網絡化市場要求，一是產品類型的滿足，二是價格成本的可接受性;而企業則可按成本要求提供柔性產品概念，再按概念組織生產或售貨—彈性化成為可能。另外比如分銷，已出現電子虛擬市場。虛擬商店、電子貨幣等多種數字化交易方式，中間商中介作用已大為降低。促銷、信息網絡使無紙化促銷成為一種時尚，將有圖文并茂的產品索檢，價格動向瞬間一覽無余；網絡的定制化功能可將產品組合信息集中儲存、自由存取，為消費者提供充分的購物空間。當然還有其他變數影響營銷組合因素，構成新經濟營銷創新的更大空間;
三、新經濟條件下營銷創新應用
新經濟時代的營銷創新應用，從理論到實踐均要有個較長期的適應過程，如下幾點可助“創新”思路，對初涉營銷者更應慎密謹為。
第一，自我約束激勵創造“購物天堂”。新經濟的健康發展，需要企業自強自律，不斷消除低效率和浪費現象，減少不合理利潤因素，自覺抵制偽劣假冒、欺行霸市等。激勵全體員工拼搏進取，敬業、樂業、愛業，提升自我品質；大力弘揚團隊意識，更新企業形象，千方百計留住顧客，營造真正的“購物天堂”。?利用多種外因營造“購物天堂”，如通過網絡傳輸商流、物流、信息流、資金流等創造時空效應，產生 “購物方便”感；適時開展“升質降價”促銷活動，產生消費者“低支出，高品質”的物流價廉的享受感。
第二，天時、地利、人和長駐于市不衰。新經濟網絡開闊了眼界，擴大了視野。新產品層出不窮，往往因一個小理念的轉變而賺了大錢，又會因一個小小失誤而血本無歸。因此新經濟時代的營銷創新，應有“瞻前顧后，觀微知著、抓住本質、攻防有略，進退有序”等氣魄與膽識。
所謂“天時”是指營銷大氣候—堅信新經濟是人類社會新商貿的良好開端，將為企業帶來無限商機。而謂“地利”則指現有土地、勞力、礦產資源，以及潛在需求等優勢。所謂“人和”是我國經商者的傳統美德。特別是我國“入世”后，建立、健全國際經濟游戲規則，創造公開、公平、公正的競爭環境.?亦為外資企業提供穩定、寬松的市場準入機會等。
第三，引導營銷網絡化。據資料反映。我國傳統企業比重70%以上，而科技貢獻率比重在30%以下，難與西方強勢企業相比，技改之路任重而道遠。所謂知識經濟，即知識加經濟，就是在傳統中增加知識比重。而謂新經濟是以信息技術革命為特征，網絡化為其重要表現。因此，傳統企業進入新經濟就要完成兩大技改任務。即一方面完成技術改造以實現工業化目標;另一方面，要完成信息技術改造以實現信息化、網絡化。圍繞雙技改構成企業間的立體競爭—網絡化營銷空間拓寬。當然，兩個任務的概念有不同的表述。完成技改在于提升企業品位，豐富產品知識或科技內含，為增強競爭力打基礎。而完成信息工程，企業產品在網上的形象公諸于市、布信于市。不管同步或異步營銷網絡化，都將是新經濟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參考文獻：
新經濟政策的主要作用范文第5篇
（世經評論·北京）舉世矚目的“新經濟”現象，在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化帶動下，以生命科學技術、新能源技術、新材料技術、空間技術、海洋技術、環境技術和管理技術等高科技產業為龍頭，具有明顯的高增長、低通脹、低失業率的特點，從多方面形成了對傳統經濟理論的挑戰，筆者認為，新經濟對傳統經濟理論的挑戰，充其量只是舊理論需要進一步補充、完善，而不是標志舊理論的否定和終結。下面我們舉三個例子加以說明。
一、經濟周期理論
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美國經濟已經連續9年保持2－4％甚至更高的年增長率，成為美國歷史上最長的一次，超過二戰以后20世紀60年代106個月的繁榮，這與經濟學家預測的經濟周期現象已大相徑庭。這樣，經濟周期理論，尤其是短周期理論是否還成立，或者說是否還適用？
我們認為，近代以來西方國家多次出現過的經濟周期性波動是客觀的歷史事實。經濟學家從各個角度對此作出解釋和描述，形成了種種經濟周期理論。這些理論，有的從內在因素，有的從外在因素去尋找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其中，從投資波動和技術創新角度說明波動的理論特別引人注目，而投資波動和技術創新又有著內在聯系。創新，尤其是技術創新，往往會帶來新的投資契機和需求，進而逐步形成新一輪經濟高漲和繁榮，一旦創新熱潮過去，投資會減少，經濟會衰退。如果用這種理論思考美國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長盛不衰就不難理解了。原來，美國經濟這么多年高增長，是科技進步在生產增長中作用日趨增強的結果。從1994年到1998年，高科技部門占美國GDP比重已達到27％，預測21世紀初將達到50％。正如美國國家科技委員會在1996年7月的一份報告中所指出的，技術進步是決定經濟能否持續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至于要問，為什么今天美國的高科技能如此迅速轉化為生產力，推動經濟持續增長，那么，應當說風險投資的制度創新功不可沒。可以這樣認為，新經濟與其說是高技術催生的神話，不如說是硅谷技術與華爾街資本市場聯手導演的結果。風險投資通過一定機構和方式向各類機構和個人籌集風險資本，然后將它投入到不確定性的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或項目，并以一定方式參與所投風險企業或項目的管理，期望通過實現項目的高成長率并最終出售股權獲得高額中長期收益。盡管所投企業或項目大多失敗，但10項中只要有1項成功，除了能彌補失敗的損失，還能給創業投資者帶來巨額回報。在美國，1996年創業投資回報率為19．7％，近5年來的平均回報率為18．4％。風險投資主要投向高科技中小企業，包括生物工程、電子工程、醫療技術、現代通訊、計算機等。正是這種風險投資機制，不斷推動美國生產率提高，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生產率這樣不斷提高，使美國經濟的調整在快速增長中完成，改變了周期性波動的局面，但并沒有表明傳統周期理論對這種現象就毫無解釋力。一旦風險投資遇到重大障礙，經濟波動也許仍不可免。
二、菲利普斯曲線
有人提出，傳統經濟學認為，經濟增長會導致工資提高，工資提高會引起物價上漲，從而引起通貨膨脹率上升。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線顯示了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存在反相關關系。而事實上，美國經濟增長率從1996年至今已連續四年保持4％左右，失業率從1992年的7．5％降至目前的4．1％，而同期的通貨膨脹率則在3％以下。“新經濟”使高增長率、低失業率、低通脹率三者之間的兼容度前所未有地增大，傳統經濟理論中的菲利普斯曲線又一次失靈了。還有人提出，“新經濟”的主要特征是經濟持續增長，低失業率與低通脹率并存，表明了傳統理論中的菲利普斯曲線已經消失。
我們認為，不能簡單地下如此結論。眾所周知，菲利普斯曲線所表明的失業與通脹之間負相關的關系是以下面兩條件存在為前提的：第一，經濟增長引起失業率下降，而失業率下降導致貨幣工資率上升，即貨幣工資率上升是勞動市場超額需求的函數，而失業率是勞動市場超額需求的一個負函數；第二，工資是產品成本的主要構成部分，從而是價格的主要構成部分，因此只有當貨幣工資上漲超過勞動生產率上升時，貨幣工資上升才會引起物價上漲，否則，貨幣工資變動并不會立即引起物價變動。這是傳統的菲利普斯曲線明明白白告訴我們的道理。然而，在美國新經濟中，正是這兩條件都不存在，因此，失業率和通脹率的關系當然就不存在。
讓我們先考察這些年來美國經濟高增長有沒有引起貨幣工資上升的情況。確實，美國從20世紀80年代初起15年內由于經濟增長，財富增加了30％，失業率下降到4．7％，但據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1999年公布的一份報告顯示，在過去數年中工資出現低增長甚至負增長。為什么會這樣？這與新經濟是以知識為基礎這一點分不開。在工業化時代，勞動與資本是最基本的生產要素，而在新經濟時代，知識這一要素取代了勞動要素與資本要素作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這一點給企業的收入分配帶來了兩方面的影響：第一，知識具有外溢性，掌握了知識的人容易把知識從本單位拿到別的單位運用。為了穩住那些掌握了知識和專門技術的員工，防止把技術和知識外傳，除了給工資報酬，還要給以股權激勵，使員工感到自己是企業的主人，把自己的命運和企業的命運捆綁在一起，從而改變了工業時代勞資關系對立的局面，即工人要求提高工資，企業為了追求最大利潤不希望提高工資這種局面。在知識為基礎的新經濟時代的企業制度中，工人并不一定要求提高工資，甚至不反對降低工資。因為，降低工資可降低產品成本，增強本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對企業有利，自己從股權中分得紅利收入會增加。于是，新經濟時代的工資增加并不快甚至不增加；第二，新經濟以知識為基礎，因而企業家和高級技術人員在企業中的地位與作用與傳統的工業時代相比是進一步提高了。在新經濟時代，一個企業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高級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的作用，而股票期權成了對他們最重要的激勵手段。因此，新經濟時代，由于能干的企業家是最重要最稀缺的資源，他們的收入與普通員工收入差距越來越大。高收入者的主要收入來自股票期權，但這不構成工資成本，因此，在美國新經濟中，經濟的高增長、低失業率，并沒有帶來工資和物價的高增長。
再考察生產率變動和產品成本變動的情況。這些年來，在美國，隨著信息產業發展，企業紛紛用計算機技術和網絡技術對企業的生產技術設備更新改造，使生產率大大提高。近10年來，美國生產率每年增長平均為2．2％。美國勞動生產率提高如此之快，別說這些年來工人貨幣工資沒有多少提高，即使有顯著增加，也不會引起工資成本推進的通貨膨脹。這是因為，通貨膨脹率并非與貨幣工資上漲同步，二者差額即生產率增長。如果生產率增長3％，貨幣工資也上升3％，則成本從而產品價格并不會變化。
這樣，在新經濟中，一方面低失業并沒有使貨幣工資有顯著上升；另一方面，生產率卻有所上升。這樣，高增長、低失業、低通脹就是顯然的了。因此，不是傳統理論中的菲利普斯曲線不成立了，而是這條曲線賴以存在的條件不具備了。如果這些條件仍具備，這條曲線所表明的失業與通脹間負相關關系仍會存在，尤其對于象我們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如果貨幣工資上升幅度大大超過勞動生產率的上升，則這條曲線所表明的失業與通脹間交替關系一定會明顯地表現出來。即使象美國這樣的國家，如果工資增長速度比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更快，一定會導致通貨膨脹。目前，美國的失業率在4％左右，當勞動力十分緊張時，工人們就可能要求提高工資。近年來，美聯儲一次又一次提高利率，主要就是想抑制增長勢頭，防止通脹抬頭。 三、信息經濟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