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的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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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對教育范文第1篇
論文關鍵詞：高職教育，公共英語教學，技能型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經濟建設的不斷深入，國際貿易交流日益頻繁，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的活動逐漸增多，國內企業產品走向世界的愿望越來越迫切，社會對外語人才的需求不斷增強。30年來，外語人才在對外貿易和經濟合作中做出了巨大貢獻，這支隊伍中就包括了一批又一批高職高專院校培養的外語人才。為了適應經濟發展和社會對外語人才的需求技能型，高職高專的外語教學改革經歷了從注重“語言知識”培養到注重“語言應用能力”培養，從“單一培養模式”到“復合培養模式”的轉變、發展過程。[1]
二、高職高專英專業語教學的發展與改革
在20世紀，受到傳統本科院校精英教育的影響，高職高專外語人才培養中過度追求對語言知識的講解，忽略了語言應用能力的訓練，學生走上工作崗位后無法滿足用人單位的要求，缺乏與崗位要求相適應的語言技能，無法突顯高職教育的特色，在人才市場上缺少了競爭力。進入21世紀后，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國際貿易交流活動中角色分工更細，同時受到德國等發達國家的職業教育理念的影響，“語言+職業能力”的高職學生培養模式越來越明確，人才需求出現“復合型”趨勢，語言的學習和訓練不能再是單一的技能，一專多能的復合型外語人才成了需求的主流。
針對如此的變化技能型，高職高專的外語教學及時做出反應。而作為外語教學中最主要的一部分，高職高專英語教學更是密切聯系實際，在專業設置、課程開發、教學方式調整等諸多方面進行了改革，培養出一批批適應不同工作崗位的合格的高職高專英語人才。
(1) 專業設置多元化
據一項問卷調查顯示，目前市場對純外語人才的需求在逐年下降，“外語+技能型”人才需求比例上升至66%。[1] 因此，以適應市場需求為辦學宗旨的高職院校外語教育迅速調整了培養目標，專業設置上涵蓋了商務英語、應用英語、旅游英語和外語教育四大類。其中應用英語專業方向設置，更是緊跟時展的步伐，呈現出多元化趨勢，先后出現了空乘方向、IT方向、國際金融方向、物流方向、國際會計方向和會展方向等。
(2) 課程開發程序化
上述定位清晰的專業設置，在課程開發上也密切聯系相應崗位需求，出現了針對性很強的“職業英語”或“行業英語”。區別于傳統的“專業英語”，“行業英語”打破了以知識傳授為主要特征的課程模式，建立基于工作過程導向的課程體系。十分注重語言實踐交流能力和運用能力，更強調一個人在現代工作環境下的綜合語言能力技能型，為高職學生開發最“職業”的英語，進入職場時可以拿來就用，例如旅游英語、商務英語、醫用英語、物流英語、空乘英語、會展英語等。
課程開發過程中，英語教師深入行業一線進行專業調研，對某一職業或崗位(群)進行工作任務分析，形成按工作過程構建項目化課程。突出表現為：用職業技能表述課程目標、將工作任務轉化為教學內容、以工作內容為載體設計“學習項目”。[1]
(3) 教學方式技能化
結合行業英語的教學，必然要求探索發展出適合培養學生語言英語應用能力的教學方法與手段。近年來，高職英語的教學中出現了一系列注重實踐的教學方式：如案例教學法、項目教學法、模擬教學法等，這些教學方式與傳統的交際法、任務型教學法等相結合，獲得巨大成功。
其中，高職高專英語教學中精品課程的建設則將專業設置、課程開發和教學方法的發展有效結合起來。例如，深圳職業技術學院在從2006年至2008年連續三年分別有三種英語類課程成功申報為國家級精品課程，包括商務現場口譯、商務英語和會展英語。[2] 學院充分利用了深圳特區經濟發展的天時、地利、人和的諸多優勢，針對性地培養了一大批適應市場需求、深受用人單位歡迎的畢業生。
三、公共英語教學的發展探索
在高職高專英語專業迅速發展的背景下，公共英語教學同樣經歷了從本科“壓縮型”向培養英語應用能力轉變的曲折過程。[1] 隨著高等職業教育規模的擴大，公共英語的教學任務猛增技能型，教學理念需要不斷更新，教學模式和考核模式逐漸轉軌，需要努力探索有效的高職高專公共英語教學體系。
在20世紀90年代，隨著多層次教育體系的成熟發展，高職英語脫離了普通高校的大學英語教學和中等專科學校的公共英語教學體系。在2000年，根據教育部“三教統籌”的部署，制定完成了《高職高專教育英語課程教學基本要求（試行）》，對高職高專英語課程的性質和任務、教學目標、教學要求、語言知識和技能等重大問題進行了說明，進一步深化教學改革。根據《基本要求》的闡述，要求以培養學生實際運用語言的能力為目標，突出教學摘要求、分級指導的原則。[3]
《基本要求》的出現，從多方面統一了對高職高專公共英語課程教學的認識：
1. 對使用對象、教學目的、教學要求、測試等做出明確的說明。尤其是在教學目的和要求上提出了跟具體化的標準，增加了“具有一定的聽、說、讀、寫、譯的能力”的教學目的，將教學要求細分為A、B兩級，用“高等學校英語應用能力考試A、B級”的語言測試方式更規范化地指導語言教學。
2. 提出了語言教學中需要注意的幾個問題，對日常的教學工作有很大的指導意義技能型，其中，下列問題應該時刻成為公共英語教師思考和探索的問題。
(1) 打好語言基礎是英語教學的重要目標，需要遵循“實用為主，夠用為度”的原則，強調打好語言基礎和培養語言應用能力并重。
(2) 正確處理測試與教學的關系，防止應試教育。
(3) 在完成《基本要求》規定的教學任務后，應結合專業學習，開設專業英語課程。但一定要注重教學的連續性，時刻關注“基礎英語”和“行業英語”的銜接，行業英語逐漸滲透到基礎英語的教學中，同時防止“專業英語”或“行業英語”的教學完全處于無鋪墊、無準備狀態。
(4) 積極引進和使用計算機多媒體、網絡技術等現代化的教學手段，改善學校的英語教學條件。組織學生參加豐富的英語課外活動，設法營造良好的語言學習氛圍，激發學生學習英語的自覺性和積極性。[3]
為了能夠按照《基本要求》的精神更好地完成高職公共英語教學，在實踐教學中需要學習高職“行業英語”發展的成功經驗，結合公共英語教學的特點技能型，注重探索解決上述疑難問題的辦法，對高職高專公共英語教師和他們具體的實踐教學提出更多的要求：
(1) 認識公共英語教學在高職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一切低估和高估公共英語教學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公共英語教學需要培養高職學生基本的職場環境下的語言應用能力，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幫助學生建立起與今后“行業英語”學習相關的語言學習能力，逐步將公共英語教學為專業學習服務的精神落到實處。
(2) 體現“學生為中心”的教學理念。為此，教師應該有意識地了解學生的語言基礎、語言學習能力、專業背景、就業崗位要求等，根據調查研究結果，適時調整教學方式和教學內容，以期真正服務于高職專業教育。
(3) 發揮多媒體等現代技術的教學優勢。視頻、音頻、網絡等豐富的資源充實了教學素材，直觀刺激了學生的聽覺、視覺等，能夠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提高語言學習的效率。
(4) 積極開發針對性較強，適應高職高專教育的公共英語教材，相配套的文字版、多媒體學習課件、電子教案、網絡課程等在內的立體化系列材料，為學習者提供立體、互動的學習方式。
(5) 調動公共英語教師的積極性，主動學習相關專業的“行業英語”知識技能型，向“雙師型”素質的教師發展。
(6) 充實自我，積極參加繼續教育和研修培訓等來提升教師的理論水平，了解最新的高職教育動態。登錄相關網頁，及時了解同類行業的發展，交流經驗。[4]
對照高職高專英語專業的改革與發展，公共英語課程教學同樣經歷了很多曲折。同時，公共英語的教學能夠從中學習經驗，使基礎階段的公共英語教學服務于學生的高職專業學習，突顯高職高專教育的特色，滿足將來職場的要求。
參考文獻：
[1]劉黛琳.高職高專外語教育發展報告[M].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8
[2]深圳職業技術學院網szpt.edu.cn
[3]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高職高專英語課程教學基本要求(試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4]高職高專教育專業類教學指導委員會網techorg.cn
人工智能的對教育范文第2篇
[關鍵詞] 烏靈膠囊；重復經顱磁刺激；認知功能；老年抑郁癥
[中圖分類號] R749.4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6）06（b）-0065-04
抑郁癥是一種發病率高、病程慢、社會負擔大的精神疾病，多伴隨認知功能改變，尤其在老年人群中，其認知損害嚴重影響患者生活質量和社會功能。抑郁癥目前臨床常用的也是臨床醫生首選的治療方法是抗抑郁藥治療，但老年患者對西藥治療的耐受性和依從性差，且治療后很多患者仍殘留認知損害。目前抑郁癥的病因仍未明確，而抑郁癥的認知功能損害較常見，尤其是老年期抑郁障礙，主要影響其執行功能、注意力和記憶能力，對社會功能影響較大。迄今抑郁癥的主要治療方法有西藥[如選擇性5-羥色胺（5-HT）再攝取抑制劑]治療、電休克治療及重復經顱磁刺激（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rTMS）等。各種治療方法都被證實具有抗抑郁作用，但由于老年群體合并軀體疾病較多、耐受性差等[1]原因使得副作用增加，治療依從性較差。
rTMS是近年新興的物理療法，其利用時變磁場作用于大腦皮層產生感應電流來改變皮層神經細胞的動作電位，從而影響腦內代謝和神經活動，耐受性好，安全無創[2-3]。而烏靈膠囊是國家一類新藥，為純中藥制劑。臨床研究顯示，烏靈膠囊具有改善抑郁癥患者抑郁癥狀及各種軀體疾病伴發的抑郁狀態的作用，且安全性良好。關于烏靈膠囊對認知功能影響的研究多局限于腦卒中等器質性疾病伴發的抑郁狀態。本研究即通過烏靈膠囊聯合rTMS治療的方法了解其對老年抑郁癥的療效及認知功能（主要關注執行功能）的影響。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入組病例均為2014年10月～2016年1月在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精神科門診就診的120例抑郁發作患者。納入標準：①年齡≥60歲的抑郁癥患者，符合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4版（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Ⅳ，DSM-Ⅳ）中的診斷標準。②未接受系統精神藥物治療（包括中西醫抗抑郁藥）或心理治療。③簽署知情同意書。排除標準：①存在自殺、嚴重行為紊亂等危險因素者。②存在重復經顱磁刺激藥物使用禁忌證者。③合并其他重性精神疾病者，如精神分裂癥等。④伴有嚴重軀體疾病不適合入組者。退出標準：①患者主動要求退出；②因為嚴重的副作用或病情惡化需要改變治療方案者。采用隨機數字表法將所有患者分為實驗組和對照組。實驗組60例，其中男29例，女31例；平均年齡（65.51±5.13）歲；平均病程（4.12±2.32）年；漢密爾頓抑郁量表（Hamilton rating scale for depression，HAMD）基線評分（27.48±1.35）分。對照組60例，其中男28例，女32例；平均年齡（66.45±5.66）歲；平均病程（4.33±2.05）年；HAMD基線評分（25.96±2.36）分。兩組在年齡、病程、HAMD基線評分方面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經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通過，患者知情同意。
1.2 方法
實驗組服用烏靈膠囊（浙江佐力藥業股份有限公司，生產批號20120521，每次0.99 g，每天3次，療程8周）合并重復經顱磁刺激治療（英國Magstim公司生產的rTMS治療儀，每周一至周五，每天1次，強度采用80%閾值，頻率10 Hz，部位左前額葉背外側，脈沖數100，總計8周，40次）。對照組單用安慰劑膠囊（0.99 g，每天3次，服用8周）聯合重復經顱磁刺激治療（參數同實驗組）。兩組均不合并使用其他精神類藥物，如抗精神病藥、抗抑郁藥、苯二氮類藥物等。
1.3 觀察指標及療效判定標準
治療前及治療8周后分別行HAMD評定[4]和威斯康星卡片分類測驗（Wisconsin card sorting test，WCST）。本研究選用中譯版的HAMD-17版本進行評定，其中9個條目為0～4分的5級評分；8個條目為0～2分的3級評分[4]。由兩位經過培訓的經驗豐富的臨床主治醫師在治療前后分別進行評定。
采用計算機程序進行WCST評定[2-4]，WCST是一種單項神經心理測定方法。它所測查的是根據已往的經驗進行分類、概括、工作記憶和認知轉移的能力。本測驗共設有13個測量指標，本研究記錄總應答數、正確反應數、持續錯誤數、隨機錯誤數和完成分類數來評估執行功能。
對每一治療節點兩組的測試評分進行統計分析，通過減分率來判斷治療的有效性，通過治療前后及兩組之間的評分比較來判定兩種治療方法的療效差異及對認知功能的影響。通過治療8周的HAMD減分率評定療效，HAMD減分率≥75%為痊愈，50%～
1.4 統計學方法
本研究采用SPSS 16.0軟件包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百分率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以P <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臨床療效比較
治療8周后，實驗組臨床痊愈17例（28.33%），顯效19例（31.67%），有效17例（28.33%），無效7例（11.67%），總有效率為88.33%。對照組臨床痊愈15例（25%），顯效20例（33.33%），有效14例（23.33%），無效11例（18.33%），總有效率為81.67%。兩組總有效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1.046，P > 0.05）。
2.2 兩組治療前后HAMD評分比較
兩組治療8周后HAMD評分均較治療前顯著降低，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 < 0.05）。兩組治療8周后HAMD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1。
2.3 兩組治療前后WCST測試結果比較
實驗組治療8周后WCST測試中總應答數、持續錯誤數、完成分類數與治療前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對照組治療8周后總應答數、完成分類數與治療前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兩組治療8周后WCST測試結果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2。
3 討論
神經生化學研究發現糖皮質激素升高及5-HT、γ-氨基丁酸（GABA）功能不足在抑郁癥認知功能損害中可能起一定作用[1]。神經解剖學研究發現抑郁癥患者的額葉皮質、海馬和杏仁核及小腦的血流灌注、體積異常等可能與其認知損害有關[5]。使用西藥抗抑郁藥物治療后，抑郁癥患者的認知功能可能會有所改善，但仍然會有輕度損害，特別是記憶和執行功能，使得老年抑郁癥發展成進展性癡呆的可能性增大。因此，應重視抑郁癥認知功能的治療，使病程縮短，促進抑郁癥狀緩解及認知功能恢復更加徹底。
rTMS的作用機制包括：①通過不同頻率刺激改變大腦皮層神經興奮性，雙向調節大腦神經興奮與抑制功能之間的平衡。②增加多巴胺、5-HT、谷氨酸，調節受體的敏感性。③對基因表達的影響。④對腦血流、代謝、內分泌的影響。研究認為重復經顱磁刺激治療對抑郁癥的治療有效率達到80%以上，而對認知功能無損害，聯合藥物治療能加強早期療效，對早期改善癥狀，增加患者治療的依從性有一定的意義，但未能明確對認知功能的改善作用[2-3]。
在中醫理論中，老年抑郁癥屬于“郁癥”范疇，《內經》的《靈樞》認為“人憂愁思慮即傷正”“人或恚怒，氣逆上而不下，即傷肝也”，認為情志不舒、氣郁不伸導致臟腑不和而出現血瘀、氣滯、火郁等抑郁癥的表現。老年人任脈虛，肝氣衰，發病以肝腎漸虛、衰少、髓海不足為病理基礎；以思慮過度、心氣營血暗耗，或憂郁惱怒、氣郁痰迷、陽越于上為病因；以臟腑功能失調、陰陽不交、神志失守、思緒無軌、精神抑郁為病理改變。
烏靈膠囊是以我國珍稀藥用真菌烏靈菌經現代生物技術精制而成的純中藥制劑，內含腺苷、多糖、甾醇類及谷氨酸、GABA、色氨酸、賴氨酸等19種氨基酸，還含有維生素和微量元素等多種成分，具有補腎健腦、養心安神等功效[6]。動物研究顯示：烏靈膠囊能夠提高腦內谷氨酸活性及激活GABA受體從而發揮鎮靜催眠作用，促進淋巴細胞DNA合成，提高機體免疫力，提高造血功能，發揮抗疲勞作用等[7-9]。臨床研究顯示，烏靈膠囊具有改善抑郁癥患者抑郁癥狀及各種軀體疾病伴發的抑郁狀態的作用，且安全性良好[10-11]。
目前關于烏靈膠囊對認知功能影響的研究多局限于腦卒中等器質性疾病伴發的抑郁狀態，藥理研究和對腦卒中后抑郁狀態的臨床研究顯示，烏靈膠囊主要通過以下途徑發揮抗抑郁作用和腦保護作用：①通過增加血腦屏障通透性增加腦內谷氨酸和GABA濃度。②加快谷氨酸向GABA的轉化。③提高GABA受體活性。通過上述作用促進腦神經功能康復[12-14]。推測烏靈膠囊對于抑郁癥患者可能具有類似的神經保護作用，而目前尚未見對于老年抑郁癥患者認知功能影響的相關研究報道。
本研究顯示，治療8周后，實驗組總有效率為88.33%，對照組總有效率為81.67%，兩組總有效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而據WCST測試顯示治療后實驗組總應答數、持續錯誤數、完成分類數與治療前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治療后對照組總應答數、完成分類數與治療前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表明烏靈膠囊與rTMS聯用或rTMS單獨使用對老年抑郁障礙的療效確切，且對認知功能均具有一定的改善作用，這與其他類似研究結果基本一致[15-20]。而相對于西藥抗抑郁藥治療以及無抽搐電休克治療，這種治療方式在保證療效的基礎上安全性更高，患者的依從性更好，其改善認知的作用是電休克治療無法比擬的[21-22]。但本研究樣本量較少，因門診診療的特點，隨訪時間較短，且無法對認知功能進行全面的、長期的評估隨訪，因此對認知功能的研究不夠全面，如未能評價對持續注意能力、記憶力等方面的影響。希望有設計更嚴格、更全面的長期實驗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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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對教育范文第3篇
關鍵詞：人工智能；英語教育；積極影響；消極影響
人工智能概念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正式提出的，隨著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人工智能已成為一門新的技術科學。時至今日，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經歷了人工智能起步期、專家系統推廣期和深度學習期等階段，而在應用領域也取得了重大突破，如Google的無人駕駛技術和運用深度學習算法的AlphaGo戰勝圍棋冠軍等。除此之外，人工智能已被日益廣泛地應用于經濟社會各個領域，在教育領域亦是如此。2018年教育部就印發了《高等學校人工智能創新行動計劃》，要求進一步提升高校人工智能領域科技創新、人才培養和服務國家需求的能力。因此，人工智能必將不斷被融合到教育領域，并為大學教育變革提供新方式。基于人工智能的機器學習、人機交互與知識圖譜等技術方法，可以為大學英語教師在課堂教學、備課與教學研究等多個方面提供支撐；可以為大學英語教學管理與治理提供決策支持；可以為大學生英語自主學習和教師備課提供智能推薦支撐。目前，學者們已對人工智能對英語教育的影響進行了相關的研究。如高華偉分析了外語作文智能評閱與形成性評價融合策略；劉洋針對人工智能技術與高校英語教學的相互關系，通過調查問卷和訪談等方式，分析了現有計算機輔助語言學習軟件和系統的不足，并提出了相應的解決策略；張艷璐對人工智能在給英語教學帶來機遇的基礎上，探究了人工智能在大學英語教學中的應用；趙生學分析了人工智能時代大學英語教學的變革與策略；嚴燕分析了人工智能時代英語教學促進學生深度學習的路徑。在人工智能時代，人工智能技術必將對大學英語教育領域各個方面產生重大影響，如大學英語人才培養目標、教學內容、教學計劃、教學策略、教學模式、成績評價體系與英語領域科研等方面。針對此，本文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重點從教師和學生兩個層面分析人工智能對大學英語教育的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并提出相關建議，以期為大學英語教師教學與大學生英語學習提供參考。
一、人工智能的積極影響
人工智能技術在大學英語教育領域的應用，將對大學英語教學資源、教學模式與大學生二語習得等方面產生積極作用，主要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豐富了大學英語教與學資源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與應用為大學英語教與學提供了豐富的資源。如互聯網上含有豐富的英語視頻與圖片等資源；在線教育平臺也提供了大量的英語課程資源，如中國大學生慕課、雨課堂等，它們各具特色，可為教師與學生提供多樣化選擇。因此，人工智能技術一方面可為大學英語教師提供豐富的教學素材，同時還可根據大學生學習目標與學習習慣等為其英語學習提供豐富的課外資料。同時，很多網絡資源可下載或者回放，這樣可以使得大學生的英語學習不再受到時間與空間的限制。特別是對于教育資源缺乏的地區而言尤為重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決教育資源不平衡問題。其中，百度教育大腦的智能備課系統便是典型應用案例。其依托百度人工智能、大數據和云平臺的優勢，整合了豐富的優質資源。對于教師而言，此平臺可按照教學進度為教師提供經過篩選的教學素材，節省教師的備課時間，提高其工作效率。
（二）豐富了大學英語的教學方式傳統的大學英語授課往往以線下課堂教學方式為主，而人工智能技術的使用豐富了大學英語單一的教學方式。可利用網絡平臺，如雨課堂、慕課平臺等，開展大學英語線上教學模式或者線上線下混合教學模式。新的教學模式有利于教師在大學英語教學過程中采用不同的教學策略。使用新的教學模式和不同的教學策略可以提高大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進而有助于提高大學生英語習得的效率。
（三）提高了大學生英語習得的效率由于英語習得是一個復雜的心理過程，與大學生的情感因素、學習動機等密切相關。采用人工智能技術的大學英語線上教學方式，使得教師與學生之間不是面對面的交流互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學生焦慮、害怕等情緒，有利于學生的英語學習。動機是英語習得中重要的非智力因素，也是影響大學生英語習得效率的重要內在因素之一。學習動機與使用另一種語言的興趣密切相關。而人工智能技術采用豐富的英語學習資源以及英語教學方式的多樣化，這些有助于提高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進而增強學習英語的動力。
（四）形成了大學生英語習得分析數據庫人工智能技術是以大數據為依托，可以跟蹤和記錄大學生英語課堂學習和課后學習等各種信息數據，進而可形成大學生英語習得數據庫。基于大數據分析與人工智能技術方法，如數據挖掘、關聯性分析和回歸預測等，可以挖掘大學生英語學習背后的規律特征，了解到每個學生的具體情況。進而構建每個學生的英語學習畫像，如學生的線上學習狀態、課程作業完成情況、測試成績和學習方式等。可為教師形成可視化的學生個體和班級整體的學情分析報告。因此該數據庫有利于教師掌握每位學生的英語學習狀態，掌握學生個體差異，為調整教學方式、教學方法與策略提供支撐。同時，上述數據為大學英語教學與大學生英語習得的研究也提供了數據支撐。
二、人工智能的消極影響
人工智能在大學英語教育領域對教師與學生發揮著積極的作用，同時對他們也產生了一些消極的影響，主要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對教師的消極影響由于大學英語課堂教學存在一定的缺陷，往往需要改進此教學方式。而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雖有助于大學英語教學改革，但還需要教師熟練掌握人工智能相關技術的使用，會給信息技術能力比較薄弱的教師造成壓力。借助人工智能平臺，大學英語教學不受時間、空間和學生人數等影響，勢必會減少大學英語教師的需求，造成大學英語教師面臨失業的壓力。進而影響大學英語教師的工作積極性，以及大學英語教學質量。
（二）對學生的消極影響根據語言資本理論與期望價值理論，大學生英語學習的期望價值主要是經濟期望價值。而大學生英語學習的期望價值與學習目的和行為密切相關。比如大學生英語學習經濟期望價值主要體現為學習英語對未來找工作很重要，可以增加經濟收入。而人工智能技術在語言領域的應用，勢必會影響大學生對英語學習的期望價值。如人工智能翻譯機的出現，使得各種語言之間翻譯非常容易。即使不懂英語，也可使用它進行英語交流。因此，人工智能技術在英語領域的應用，將降低大學生英語學習的期望值，進而影響他們英語學習的興趣與目的。
（三）對師生關系的消極影響基于人工智能技術的大學英語教學，將改變傳統的以教師為中心的模式，使得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的中心地位得到弱化。學生通過人工智能技術，可以很好地收集到自己需要的各種英語學習資源，如在線課程、英語講座視頻和英語文本資料等，甚至可以通過自學的方式完成英語學習任務。但這些將弱化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互動以及情感，從而隔閡了教師與學生之間的關系。
人工智能的對教育范文第4篇
2016年1月，美國佐治亞理工學院計算機學院的教授AshokGoel，借助IBM的Watson人工智能系統創建了一個在線機器人JillWatson，并將其作為課程教學助理。其目的是幫助教師回答學生通過在線論壇提出的大量課程問題。通過幾個月的反復調試，JillWatson的回答已經能夠達到97%的正確率。現在，機器人助教已經可以直接與學生溝通，不需要真人助教的幫助。這項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使用，解決了AshokGoel教授的助教人數不夠，難以及時回答學生提問的困境，增加了學生參與在線學習的興趣，提高了在線學習的留存率。
這只是人工智能在教育領域的小試牛刀。雖然有專家預測在未來十年內不會看到人形機器人替代教師進入課堂，不過地平線報告2016年基礎教育版和2107年高等教育版都預測未來五年內人工智能將會在教育行業普及。
教育行業已有的人工智能研究和應用
Woolf等人在2013年提出了人工智能在教育領域應努力解決“五大挑戰”：①為每一個學習者提供虛擬導師：無處不在地支持用戶建模、社會仿真和知識表達的整合。②解決21世紀技能：協助學習者自我定位、自我評估、團隊合作等。③交互數據分析：對個人學習、社會環境、學習環境、個人興趣等大量數據的匯集。④為全球課堂提供機會：增加全球教室的互聯性與可訪問性。⑤終身學習技術：讓學習走出課堂，進入社會。
過去十年，一些研究者對人工智能在教育領域中的應用做了大量的探索。相關的研究成果包括：①跟蹤學習者的思維步驟和解決問題的潛在目標結構（Anderson等，1995）；②診斷誤解和評估學習者的理解域（VanLehn，1988）；③提供及時的指導、反饋和解釋（Shute，2008）；④促進高效學習的行為，如自我調節、自我監控和自我解釋（Azevedo&Hadwin，2005）；⑤以合適的難度水平和最適當的內容來規劃學習活動（VanLehn，2006）。
這些研究，基本上使用到了人工智能的每一項技術——自然語言處理、不確定性推理、規劃、認知模型、案例推理、機器學習等。“智能導師系統”就是基于這些研究和技術而開發的人工智能教育應用。類似的成熟產品包括Tabtor（hellothinkster.com）、CarnegieLearning（carnegielearning.com）和FrontRow（frontrowed.com）。2014年，加拿大西蒙弗雷澤大學的一項試驗發現用智能導師系統的學習者比使用其他教學方法的學習者獲得的成績更高。
人工智能在教育行業的新發展
教育行業的三種類型（內容、平臺和評估）的服務商都在經歷著一場變革。內容出版商面臨紙質印刷到數字出版和開放教育內容的挑戰。學習平臺正試圖區分自適應、個性化和數據分析的功能。評估供應商則繼續探尋從多項選擇題測試轉向更具創新性的問題類型。人工智能將為這三種類型教育服務商帶來新的發展思路和契機，同時也惠及教育生態系統中的所有利益相關者。學生通過即時反饋和指導提高學習效率，教師將獲得豐富的學習分析和個性化指導經驗，父母能夠低成本地為孩子改進職業前景，學校能夠規模化提高教育質量，政府能夠提供負擔得起的教育。2017年，人工智能將在以下領域發揮其效益。
1.人工智能批改作業
批改作業和試卷是一件乏味的工作，這通常會占據教師大量的時間，而這些時間本可以更多地用于與學生互動、教學設計和專業發展。
目前，人工智能批改作業已經相當接近真人教師了，除了選擇題、填空題外，作文的批改能力已經大幅提高。美國斯坦福大學已經成功開發出一種機器學習程序，能夠批改8～10年級的作文。隨著圖像識別能力的大幅提高，手寫答案的識別也接近可能。就連占有美國標準化考試60%市場份額的全球最大教育企業——培生公司也認為，人工智能已經可以出現在教室并提供足夠可信的評估。據培生公司近期的報告IntelligenceUnleashed推測，人工智能軟件所具有的廣泛的、定制的反饋能夠最終淘汰傳統測試。
2.人工智能實現一對一輔導
自適應學習軟件已經能為學生提供個性化學習支撐。據2011年VanLehn的一項研究發現，人工智能在某些特定主題和方法上比未經訓練的導師更具有效性。進一步的研究發現，人工智能導師能在學生出錯的具體步驟上給予實時干預，而不是就整個問題的答案給予反饋（Corbett&Anderson，2001；Shute，2008）。
自適應學習在拉美地區正在興起。AndréUrani市政學校的學生使用人工智能軟件Geekie觀看在線課程（視頻和練習）。Geekie為學生提供每一步的實時反饋，并隨著學習的進展來傳授更為精細的課程內容。
早在1984年，本杰明·布盧姆的研究就提出一對一輔導能帶來更好的學習效果。而人工智能技術可以模擬一對一輔導，以更好地跟蹤、適應和支持個體學習者。這將是人工智能在教育中更高層次的個性化學習應用。例如，比爾·蓋茨看好的人工智能聊天機器人或個人虛擬導師，能在學生面臨挑戰時提供強有力的支持，隨時隨地回答學生的提問；還可以為學生訂制學習方案和規劃職業發展路徑，并引導學生走向成功。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可以匹配聊天機器人或虛擬導師的面孔和聲音來滿足學生個人喜好。對比網頁界面的自適應學習系統，這才是真正做到了一人一導師。
3.人工智能關注學生情感
2016年地平線報告高等教育版把情感計算列為教育技術發展普及的重要方向。也就是說，人工智能不僅限于模擬人類傳遞知識，還能通過生物監測技術（皮膚電導、面部表情、姿勢、聲音等）來了解學生在學習中的情緒，適時調整教育方法和策略。例如，機器人導師捕捉到學生厭煩的面部表情時，就可以立即改變教學方式努力激發他們的興趣。這種關注情感的人機交流為學生營造一個更真實的個性化學習環境，更好地維持了學習者的動機。美國匹茲堡大學開發的AttentiveLearner智能移動學習系統就能通過手勢監測學生的思想是否集中。突尼斯蘇斯國家工程學院的研究人員正在研究開發基于網絡的人工智能教學系統。該系統能夠識別學生在任何地方開展科學實驗的面部表情，以優化遠程虛擬實驗室的教學過程。
進一步的研究發現，人工智能還可以關注學生的心理健康。當前已經有使用人工智能來為自閉癥兒童提供有效支持的案例。例如，倫敦知識實驗室在Topcliffe小學開展試驗，讓自閉癥學生與半自動虛擬男孩安迪開展互動交流，研究人員發現患有自閉癥的學生在社交能力方面有進步。
4.人工智能改進數字出版
教科書等課程材料并非總是完美，傳統印刷出版讓課程的修訂變得過于緩慢。這不僅是生產工藝的問題，更主要的是紙質課程材料無法快速獲取使用者的反饋來識別缺陷所在。而數字化出版在人工智能的支撐下能徹底改變這一現狀。
人工智能可幫助使用者快速識別課程缺陷。大規模網絡開放課程Coursera的提供者已經將這一想法付諸實踐。當發現大量學生的作業提交了錯誤的答案時，系統會提示課程材料的缺陷，進而有助于彌補課程的不足。
另一項人工智能在數字化出版的應用是自動化組織和編寫教材。這是基于深度學習系統能模仿人類的行為進行讀和寫。ScottR.Parfitt博士的內容技術公司CTI就依據這項技術幫助教師定制教科書——教師導入教學大綱，CTI的人工智能引擎能自動填充教科書的核心內容。
隨著自然用戶界面和自然語言處理在人工智能領域的成熟應用，課程材料的數字化出版也會有更新的形態——不再局限于書本或網頁的形式，聊天機器人和虛擬導師將成為內容表達的更好的方式。
5.人工智能作為學生
多年的研究表明，教會別人才是更好的學習，即learning-by-teaching。美國斯坦福大學教育學教授DanielSchwartz正基于這一理念來開發新的人工智能產品。他聯合了多個領域的專家一起開發了人工智能應用——貝蒂的大腦（Betty’sBrain），讓學生來教貝蒂學習生物知識。試點研究發現，使用這一方法來學習的學生比其他學生成績更好，且在科學推理上也更勝一籌。
類似的研究和開發還有瑞典隆德大學的TimeElf和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的SimStudent，這兩個人工智能產品也是基于learning-by-teaching而開發，讓學生在教會機器人知識的過程中深化對知識的理解。
另外，人工智能還推動其他教育方法和技術更好實現。如讓虛擬現實學習環境更具沉浸感；給學生帶來更多動手實踐的機會；提供基于豐富學習分析的仿真和游戲化學習場景等。
人工智能的對教育范文第5篇
關鍵詞：人工智能影視教育課堂在場價值觀
人工智能技術作為社會媒介化發展的特殊產物，不僅能夠建構起智能媒介化的信息社會，更能深入到傳媒研究領域，引導影視傳媒研究朝著“互聯網+教育”的方向發展。當前影視傳媒教育正面臨重要的轉型階段，如何通過媒介信息技術調整現有的理論學習模式和教學培養目標，已經成為影視教育進行改革創新的突破口。基于人工智能為教育信息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影視教育正致力于從“刀切教育”邁向“精準教育”，從“課堂缺席”轉為“課堂在場”，從人才培養模式到教育信息平臺搭建，都在不斷強化智能教育培養，力求為影視傳媒教育的智能化改革和實踐提供決策依據。
一、影視教育智能化發展的應用價值
智能化影視傳媒研究是教育信息化極為重要的應用場景，人工智能技術不僅拓寬了影視傳媒教育的研究方向，同時也在技術手段、渠道搭建、傳媒倫理等層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1.消除數據鴻溝，發揮智能傳媒教育技術賦能和知識平權的雙重功能。影視傳媒研究是以實踐為基礎的理論性教學，以培養創新型和復合型人才為教育目標。教育學者是影視文化傳播的驅動者，因個體間存在傳播技能、信息儲備和交往行為方面的差異，造成影視傳媒教育具有嚴重的知識鴻溝。在影視研究學者步入算法教育的重要階段，智能教育平臺可通過讀取人的反饋改變原有的教學模式，調整每一位受教育者的天賦類型。與此同時，教育學者能夠充分利用算法技術和人工智能手段，獲取定制化的影視資源和學習條件，以技術邏輯引導學習流程，用分析框架提高教學模式的理論性和可操作性，通過強化教與學的變革場景，激活文化創作的想象力和邏輯性思維，使科技創新在理性與感性、理論與實踐的引導作用下，從一般的理論教學形成智能媒介化的信息教學模式，從單向傳授轉變為雙向互動的學習教育模式。
2.拓寬學習渠道，推動教育形態從理論課堂到智能媒體教育課堂的變革。人工智能技術與影視教育教學的深度融合，正引發起一場新的教學革命。從教育手段和學習途徑上來看，原有的課堂教學已無法滿足理論和實踐的雙重需求，大數據催生出的智能化影視教育，在虛擬世界和現實世界間搭建起新的算法課堂，利用人工神經網絡簡化理論教學的概念，又通過具有超強運算能力和通訊能力的技術手段協助實踐操作。例如，人工智能照相機作為輔助型的教學工具，被運用于智慧課堂的攝影實踐教學中，借助云端技術和物聯網連接遠程數據中心，可以幫助不懂攝影技術的學習新手盡快了解電影拍攝的理論框架和基本技能，推動教學場景從應用性教學到智慧型課堂的氛圍建構。人工智能與影視教學的跨界融合，成為智能傳媒教育進行顛覆式創新的重要表現形式，教育形態正逐漸從智慧課堂過渡到智慧校園，從傳統的理論范式過渡到智慧媒體的應用型范式，幫助構建起新的學科話語體系。
3.重視傳媒倫理，推動智能化影視傳媒教育價值觀和技術性的生成。人工智能是以追求效益為初心的理性工具，在技能研發階段尚未對倫理規范提出強制要求，技術倫理向來是人工智能難以逾越的一道鴻溝；影視傳媒教育則是以培養學生的倫理觀和價值觀為出發點，重視以道德審美為核心的理性意識。智能化傳媒教育將信息技術和影視教學進行結合，使得理性工具得以同理性意識深度融合，人文關懷建立在技術作用之上，這既是培養受教育者核心價值觀的時代需要，亦是強化人工智能技術倫理的有效途徑。人工智能時代，強調智能化影視傳媒教育技術性和價值觀的生成，與其說是建立在影視教育應用場景上的技術倫理規范，不如說是借信息技術完成對傳媒倫理和受教育者價值觀的理性建構，讓人工智能發展緊密聯系意識形態和倫理道德問題，加深技術手段和教育學習的彼此作用，從而獲得傳媒教學在倫理層面的共識。隨著傳媒影響力的逐步擴大，以內容為載體的影視教學活動意味著要擔負起更重要的教學責任，學科研究核心價值觀的建設必須以注重傳媒倫理和技術倫理為教學基礎，重新建構現有的倫理道德觀念，為人工智能技術注入價值觀的活的靈魂。
二、影視教育智能化發展的風險問題
人工智能技術的迅速發展，賦予影視傳媒教育極大的應用價值，與此同時也面臨著潛在的風險問題。
1.灌輸式教育仍占據主流，智能化影視教學陷入價值認知困境。在人工智能技術出現以前，理論+實踐的教學策略已經成為一種固定的形態存在于傳統影視教學工作中，受教育者根據統一的培養目標規劃自己的學習方式，包括影視創作及影視理論等相關課程都按照相同的培養模式進行。由于教育主體對人工智能的認知存在兩極分化的現象，過往只能夠通灌輸式對學生進行強制教育，智能化影視教學則是處于小范圍內的實踐和創新。對影視教育而言，理論與實踐是學習的內容，繼承與創新才是研究的實質。明確人工智能教育的價值認知，從灌輸教育逐步邁向定制化教育，為高校的人才培養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持，應當是影視教育智能化轉型發展的著力點。
2.智能教育應用場景缺乏思考，其深度和廣度有待進一步挖掘。當前，智慧課堂、智慧校園的出現奠定了智能傳媒教育的基本雛形，依靠大數據、物聯網等信息技術支撐的智能傳媒教育，在平臺搭建層面已出現顯著性成果，但對應用場景的深度和廣度挖掘還存在明顯問題。影視教育智能化應當以追求個性化和定制化教育為目標，崇尚的是終身學習的教學理念，不應當將人工智能技術僅局限于傳統的教學課堂，除了要從“線下”走向“線上”，還需要考慮到以人機交互為主要形態的教學應用場景，挖掘人工智能教育更多的應用情境和展現方式，從而對影視課堂的理論與實踐教學價值提供合理的在場性證明。
3.專業壁壘依然存在，智能化教學成果馬太效應極為明顯。智能教育世界要求培養更加多元化的應用型人才，但人工智能的馬太效應逐漸滲透到影視傳媒教育工作中，也會導致教學成果受到出現嚴重的失衡現象，難以滿足高校對人才培養的多元化需求。作為藝術研究的影視教學活動，其科學精神和創新實踐同樣重要。尤其在媒介融合背景下，要想推進受教育者從“影視學者”逐漸過渡到“影視作者”，人工智能不僅需要滿足師生的定制化教學任務，還應當破除專業和行業的壁壘，對其相關聯的學科和傳媒領域進行合作，才能夠改變當前智能化影視教育在教學模式上面臨的不足，不斷為社會輸送更多的應用型人才。
三、影視教育智能化發展的轉型實踐
面對智能傳媒教育的風險與挑戰，影視專業更應當立足于自身的教育發展特色，從人才培養模式、應用場景建設、教育資源整合等方面，推進影視教育智能化發展的轉型實踐。
1.從“灌輸教育”走向“精準教育”，創建新的人才培養模式。智能傳媒教育范式的自主性建構，應當立足于對傳統教學效率和人才培養模式的顛覆。基于當前影視傳媒智能化發展在人才培養模式層面的不足，其轉型實踐需要從受教育者的個性化需求出發，在師生、家長和社會的通力合作下，創建新的人才培養模式，利用碎片化學習完成系統化的學習過程，逐漸從“灌輸式教育”走向“精準化教育”。例如，人工智能時代對影視學生的培養更趨向于“以個人為導向的系統化學習”，通過前期對受教育者的大數據整理，對每一位同學的邏輯性、想象力、創造性和溝通能力等進行分析，從影視理論和影視創作兩大方向出發對受教育者形成定制化的學生畫像，并提供針對性的智慧作業，幫助教師采集學生的學習情況，從而實現規范化的信息管理。可以預見的是，智能傳媒時代，“互聯網+教育”學習模式的生成，在推動知識平權化等方面發揮重要價值，成為影視教育智能化追求的重要轉型路徑。
2.從“課堂缺席”走向“課堂在場”，打造新的傳媒教育平臺。人工智能不僅要改變傳統的人才培養模式，同樣也應當提供更加多元化的學習應用場景。過去的影視研究多局限于單一的課堂場景，采用課上理論和課下實踐的方式進行授課，完成影視教學的閉環。人工智能時代，影視傳媒教育應當調整原有的受教育模式，通過搭建合理的人工智能應用平臺，可以巧妙地將課堂場景與智能技術結合起來，為受教育者提供更加多樣性的教學應用場景，從而實現成長課堂的“在場共生”。例如，人工智能可以帶動影視制作的推陳出新，通過搭建智慧超媒體系統，將電影屏幕從影院搬到校園，自動生成無窮界面。與此同時，影視傳媒的智能化還可以幫助教師自動生成電影梗概，將理論性教學轉變為可視化形象，使電影理論同定制化的影像人物之間建立匹配關聯，讓教育場景從線下逐步延伸到線上，為影視研究提供重要的云服務。
3.從“媒教分離”走向“共建合作”，實現產研學的自主對接。影視教育智能化發展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尋求理論與實踐的融和，幫助構建起傳媒教育和傳媒業界的良性生態關系。傳媒教育智能化也可以全面提高受教育者的學習效率和工作效率，通過優化教育資源，帶動影視內容的高質量生產、影視人才的高質量創作。因此，從“媒教分離”走向“共建合作”，引導產研學的自主對接也成為了影視教育智能化轉型實踐的有效探索。未來的影視傳媒發展，能夠抓取海量資源建構獨立的影像景觀模型，為機器人參加藝考創造可能性，并且也可以緊抓電影內容的智能化生產，從前期的電影腳本自動化寫作到后期的虛擬演員個性化定制，系統均可以對劇本創作、電影拍攝等課程進行精準化評估，從中篩選出符合影視公司要求的作品，進入后續的市場化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