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政策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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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政策的特點范文第1篇
一、貨幣政策背景 “新經濟”
(一)新經濟的特點
我們認為，“新經濟”就是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動下，通過創新技術，借助高效率的資本市場，結合有力的宏觀調控，在知識經濟的轉型中實現的一種高經濟增長速度、低失業率和低通貨膨脹率的經濟運行形態。縱觀其全過程，我們認為美國“新經濟”有以下特點。
首先，經濟實現了持續的增長、低失業率和低通貨膨脹率并存。90年代美國的經濟增長率分別為1.2%、-0.4、2.7%、2.3%、3.5%、2.0%、2.8%、3.8%、4.5%、5.7%。此時美國不僅走出了經濟低迷，而且經濟增長率上還超過了德國、日本。其次，美國此時的失業率也隨著經濟增長而穩步下降，從1993年開始，美國就業狀況開始改善，失業率穩步下降，1998年12月降到了4.3%，這是美國30年來的最低水平。而更為引起人們關注的是此時美國的物價水平增長幅度保持在低水平，而沒有因為促進了經濟增長而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90年代美國的通貨膨脹率分別為5.4%、6.9%、6.5%、2.7%、2.7%、2.5%、2.3%、1.7%、2.1%、2.5%。
其次，美國政府財政狀況大為改善。由于美國政府此時施行了以增加經濟增長潛力與削弱非生產性支出同時并舉為特征的結構性財政政策。一方面減少非生產性的開支，特別是削減國防經費，而另一方面則增加對基礎設施的投資，鼓勵技術型的投資，推動經濟的轉型。此外，在稅收政策上，美國政府有的放矢，對富人增收附加稅，全面提高能源稅，另一方面對中產階級和低收入者減稅，并在稅收上鼓勵高新技術企業的發展。到90年代末期，美國不僅消除了財政赤字，而且每年還有超過1200億美元的盈余，使得美國政府進行宏觀調控游刃有余。
再次，高新技術產業迅速發展，成為經濟中新的活力，從而帶動了整個美國經濟的增長。“新經濟”是重視技術、重視知識、重視創新的經濟。高新技術產業把知識轉化為產品，同時有效利用風險投資，最終使信息技術產業成為美國的支柱產業。
(二)對“新經濟”的簡要評價
無疑，美國“新經濟”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亮點，一個是實現了穩定增長、低失業率和低通貨膨脹率并存，另一個是高新技術、知識經濟的發展。
傳統經濟學認為，在市場經濟下，低失業率和低通貨膨脹率是一組相互矛盾，此消彼長的宏觀經濟指標。但在“新經濟”中，這對指標之間的矛盾關系似乎被打破了。應該認識到，市場經濟下，經濟周期是不可以被完全消除的，“新經濟”的成功并不代表這個矛盾不存在，也并不代表經濟波動被完全撫平。我們始終認為，“新經濟”的成功有賴于全球化的機遇，有賴于技術和制度的創新，也有賴于美國政府、美聯儲推行的一系列經濟調控措施。因此，對于“新經濟”的成功，重要的不是去懷疑當前的經濟理論，畢竟它僅在美國的一個國度里實現了，但也不能忽視這種造就特殊情況的原因，因為，這講是各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借鑒。
二、“新經濟”背景下美國的貨幣政策
(一)“新經濟”下美國貨幣政策的特點
首先，實行中性的貨幣政策。所謂中性貨幣政策，就是指利率保持中性，對經濟既不起刺激作用，也不起抑制作用，讓經濟自身潛在的增長率在低通貨膨脹條件下持續地增長。美聯儲預測美國自身潛在的增長率為2.5%，于是通過調整利率，使增長率保持在2.5%的水平上。
其次，以實際利率為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相機選擇調整時機，在一定的時間內同方向連續微調短期利率。依據“泰勒規則”的理論基礎，鑒于宏觀經濟環境的變化以及由于金融創新導致的貨幣供應量越來越難控制的情況下，美聯儲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由原來的貨幣供應量轉為實際利率，其政策最終目標是保證穩定增長，同時毫不手軟地預防通貨膨脹和抑制經濟過熱。在此政策制定和實施過程中，美聯儲調整利率始終把握以下幾個原則，第一個是保持謹慎，采用小幅度的調整，一般是每次調整0.25個百分點;第二是保證靈活性，在目標極為明確的前提下，鑒于經濟形勢的變化而及時調整，使貨幣政策能發揮其短期內迅速作用經濟的特點;第三是保證貨幣政策的透明性，美聯儲通過公開政策信息，讓投資者對經濟形勢的判斷有一個穩定的預期，從而保證了市場的穩定。
再次，保證美聯儲在制定及實施貨幣政策的過程中相對于政府的獨立性。在“新經濟”之下，美聯儲可以根據形勢變化，高效率地做出決策而不受政府干預。
最后，注重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相互配合。財政政策通過稅收和投資調整了產業結構，拉動了高新技術產業，從而為美國較長時期的經濟增長注入活力，而貨幣政策則更著眼與經濟增長的“穩定”二字，通過及時的利率微調和公開市場業務，預防了經濟過熱，抑制了通貨膨脹。
(二)對“新經濟”下美國貨幣政策的簡要評價
首先應該看到，美聯儲該時期的貨幣政策總體來說是成功的，反映在經濟運行的主要指標上。一方面貨幣政策目標明確，另一方面調控手段得當，的確值得世界各國的貨幣當局借鑒。
但同時也應該看到美國該時期的經濟成就是由多方面因素影響形成，而貨幣政策的實施過程中也體現出來局限性。比如，美聯儲持續調低短期利率時，并沒有使長期利率有很大幅度的下降，這將不利于促進投資的增長。再比如由于外部經濟環境的影響，連續的降息，美元的價值反而上升，從而無法實現刺激出口的作用。(三)“新經濟”下美國貨幣政策對我國的借鑒意義
首先，從長期發展來看，中性的貨幣政策應該是我國貨幣政策發展的趨勢。中性的貨幣政策意味著穩定經濟增長的政策，而從我國目前的現實來看，由于對經濟發展的要求較高，貨幣政策還是被用作促進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手段。
其次，應繼續推動利率向完全市場化的改革，從而充分發揮利率調控工具的作用。目前我國利率尚未完全市場化，企業和個人對利率的敏感性都相對較低，因此目前我國主要是以貨幣供應量為主要中間目標。
再次，應該提高央行的獨立性，同時加強政策的透明度。由于我國權力體制的特殊，央行的獨立性相對較弱，同時，央行的貨幣政策往往不夠透明，常成為市場炒作的題材之一，不利于市場的穩定以及投資者的預期。
最后，應重視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相互配合。應該看到財政政策在調整經濟結構上的優勢，而貨幣政策有短期有效的優勢，在相機選擇的前提下，實現社會供需總量平衡。
參考文獻
[1]李國疆 《從美國“新經濟”看貨幣政策的變化和發展》 云南財貿學院學報 2001年10月
[2]唐世超 《90年代以來美國的貨幣政策的特點》 消費導刊 2008年7月
貨幣政策的特點范文第2篇
關鍵詞：貨幣政策 中小企業 融資
一、引言
貨幣政策是一國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它對經濟中微觀主體的融資行為產生重要影響。中小企業作為一類微觀主體，其融資行為必然受到貨幣政策的制約。同時，由于中小企業自身的特點和面臨的特殊經濟環境，與大企業相比，貨幣政策對中小企業融資的影響存在特殊之處。
貨幣政策對于中小企業融資影響的特殊性根源于中小企業自身狀況和外部融資環境。從中小企業自身狀況看，它具有規模小、經營風險大、信用能力低、財務資料不完善等特點；從中小企業的外部融資環境看，由于民間融資渠道不暢通、資本市場基本上沒有對其開放、財政性資金基本上流向了國有大型企業，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比較單一，金融機構仍然是其主要的融資渠道。此外，部分中小企業財務資料不完善、不詳實導致金融機構和中小企業之間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金融機構無法對中小企業的風險進行評估和防范，致使一些金融機構離開了中小企業市場。這導致中小企業在需要外源融資時不得不求助租賃公司、投資公司、典當公司，支付較高的成本以獲得資金。中小企業的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導致其在融資方面形成了融資難度大、融資成本高和融資風險高等特點。
二、前提假設
為分析方便，筆者作出如下假設：第一，企業是資金的需求方，包括兩種類型，大企業和中小企業；金融機構是資金的供給方，也包括兩種類型，銀行類和投資類。第二，銀行類機構只服務于大企業，無論貨幣政策如何都不向中小企業提供服務，其資金供給的價格較低；投資類機構既服務于大企業也服務于中小企業，但在服務順序上大企業優先于中小企業，其資金供給價格較高。第三，融資成本越低，企業的融資需求越高，融資成本越高，企業的融資需求越低，所以企業的資金需求曲線向右下方傾斜。同時，在資本原始積累不充分的條件下，外源融資是企業融資的一種重要途徑，而中小企業的擴張欲望強烈，導致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缺乏彈性，即融資價格的變動對其需求量的變動影響不大。第四，由于投資收益越高，資金的供給量越多，投資收益越低，資金的供給量越少，所以資金供給曲線向右上方傾斜。同時，投資類機構提供資金所要求的回報更高，投資類機構的資金供給曲線在銀行類機構資金供給曲線的上方。第五，銀行類機構的資金供給受到存款準備金率變動的影響，而投資類機構由于不吸收存款而不受存款準備金率變動的影響。
三、擴張性貨幣政策對中小企業融資的影響
考慮擴張性貨幣政策――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對于中小企業融資供給的影響。依據假定，銀行類機構吸收存款，需要繳納存款準備金，存款準備金率的變動對銀行類機構的資金供給產生影響；投資類機構不吸收存款，不必繳納存款準備金，存款準備金率的變動對投資類機構的資金供給沒有影響。降低存款準備金率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導致銀行類機構資金的供給增加，從銀行類機構獲得資金更加容易。但是，銀行類機構只服務于大企業，所以在大企業融資需求不變下，大企業的融資成本降低。同時，因為投資類機構的資金供給不受存款準備金率變化的影響，所以投資類機構的資金供給不變。
四、緊縮性貨幣政策對融資成本的影響
考慮緊縮性貨幣政策――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對于中小企業融資供給的影響。存款準備金率的提高導致銀行類機構資金供給的減少，投資類機構資金供給不變。根據假定，銀行類機構只服務于大企業，投資類機構既服務于大企業也服務于中小企業。在緊縮性貨幣政策下，銀行類機構資金供給的減少導致企業從銀行類機構獲得資金變得困難，一些無法從銀行類機構獲得資金的大企業轉向投資類機構。在投資類機構資金供給不變的條件下，按照大企業優先的原則分配資金，導致對大企業資金供給的增加，這對中小企業的資金供給存在“擠出效應”，導致原本能夠獲得資金的中小企業無法獲得資金。此外，對于能夠獲得資金的一部分中小企業，其融資成本也十分高昂。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貨幣政策對于中小企業融資的影響是非對稱的，在擴張性貨幣政策下，中小企業無法獲得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好處，融資的數量和成本不變；在緊縮性貨幣政策下，大企業對于中小企業存在擠出效應，中小企業融資的數量減少，成本上升。
參考文獻：
[1]區偉權.“影響中小企業融資發展的5個主要因素”.2008年APEC中小企業對話世界500強財富論壇.新浪財經,2008年05月31日
貨幣政策的特點范文第3篇
利率（本文所指的是銀行利率，下同）也稱利息率，是借款人需向其所借金錢所支付的代價，亦是放款人延遲其消費，借給借款人所獲得的回報。由于其與貨幣政策的天然聯系和具有相關性聯系緊密、可控性優異、抗干擾能力強的特點，應當取代貨幣供應量成為中國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
一、相關性方面
利率同貨幣政策具有自變量與因變量的函數關系，貨幣政策的變化必將引起利率的變化。如2009年中國貨幣政策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壓力和挑戰，實施了名為適度寬松實為擴張的貨幣政策，使得貨幣供應量和銀行信貸出現了跳躍式增長，銀行存款利率活期為0.36%；整存整取三個月：1.71%；半年：1.98%；一年：2.25%；二年：2.79%；三年：3.33%；五年：3.6%。2011年中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貨幣政策由此前的“適度寬松”調整為“穩健”，銀行存款利率調整為活期為0.50%；整存整取三個月：3.1%；半年：3.33%；一年：3.5%；二年：4.4%；三年：5.0%；五年：5.5%。2015年中國貨幣政策的基本格調為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松緊適度，加快資金周轉，優化信貸結構，提高直接融資比重，降低社會融資成本，讓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實體經濟。同時銀行存款利率下調為活期：0.35%；整存整取三個月：2.6%；半年：2.8%；一年：3%；二年：3.5%；三年：4%；五年：4.25%。由此可見貨幣政策的變化必將引起利率的變化。
二、可測性方面
利率是可測的，馬克思的利率決定論建立在對利息的來源和本質準確把握的基礎上。馬克思揭示，利息是貸出資本的資本家從借入資本的資本家那里分割出來的一部分剩余價值，而利潤是剩余價值的轉化形式。利息的這種質的規定性決定了它的量的規定性，利息量的多少取決于利潤總額，利息率取決平均利潤率。馬克思進一步指出，在平均利潤率與零之間，利息率的高低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利潤率；二是總利潤在貸款人和借款人之間進行分配的比例。這一比例的確定主要取決于借貸雙方的供求關系及其競爭，一般來說，供大于求時利率下降；供不應求時利率上升。此外，法律、習慣等也有較大作用。馬克思的理論對于說明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的利率決定問題具有指導意義。目前中國現階段利率的因素主要有利潤率的平均水平、資金的供求狀況、物價變動的幅度、國際經濟的環境、政策性因素。這也就決定了利率的可測性。
三、可控性方面
利率具有相當高的可控性。在中國人民銀行作為金融業的管理機構，制定并公布基準利率作為的商業銀行存款、貸款、貼現等業務的指導性利率，存款利率暫時不能上、下浮動，貸款利率可以在基準利率基礎上下浮10%至上浮70%。可見利率具有極強的可控性，國家可以控制利率，調整利率，進而調控貨幣政策。而貨幣供給量由兩個因素決定，即貨幣乘數和基礎貨幣。一般來說，基礎貨幣基本上可以由中央銀行控制；這樣貨幣供給量的可控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貨幣乘數是否穩定可測。貨幣乘數變動的因素又有：居民的經濟行為；企業的經濟行為；金融機構的經濟行為；政府的經濟行為。一般情況下，政府的經濟行為可以控制，金融機構的經濟行為可以限定。但企業和居民的經濟行為只能進行引導，具有一定的不可控性。也導致了貨幣供給量的可控性與利率相比不高。
四、抗干擾性方面
由于中國利率是由中國人民銀行制定基準利率。所以中國利率具有極強的抗干擾性。不會受到外力的干涉。也不會因為個人行為或者其他種種因素自行改變。而貨幣供給量隨著中國金融市場的不斷發展，特別是互聯網經濟和第三方支付平臺的迅猛發展更是使得貨幣供給量的抗干擾性不斷降低。
貨幣政策的特點范文第4篇
論文關鍵詞：貨幣政策轉變,有效性,銀行經營特點,策略
一、對實施穩健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幾點認識
2011年我國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這對于保持我國經濟持續平穩較快增長是非常及時和十分必要的。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要從過去較為寬松的貨幣信貸條件向常態回規。因此，穩健貨幣政策要取得預期效果，必須與其他宏觀政策相互協調，把握好力度。迫切需要加深對貨幣及其相關配套政策的再認識，以適應當前不斷變化的宏觀經濟形勢。
（一）實施穩健貨幣政策，必須發揮信貸政策的特殊作用。穩健貨幣政策是通過中央銀行運用各種政策工具調節貨幣供應量，影響利率及經濟中的信貸供應程度來間接影響總需求，以達到總需求與總供給平衡，進而實現穩定幣值、物價和控制通貨膨脹的最終目標。信貸政策則是按照扶優限劣的原則，以實現信貸投放結構不斷優化，促進經濟結構調整、科技進步、社會資源優化配置為主要目標。然而，兩個政策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它們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關系。從調控內容和目標看，貨幣政策主要著眼于調控總量，通過運用利率、匯率、公開市場操作等政策性工具借助市場平臺調節貨幣供應量和信貸總規模，促進社會總供求大體平衡，從而保證幣值、物價穩定、抑制通脹。信貸政策主要著眼于解決結構問題，通過引導信貸投向，調整信貸結構，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和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從調節手段看，貨幣政策調節工具更市場化一些。而信貸政策的有效實施，不僅要依靠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必要時還須借助行政手段的調控措施。貨幣與信貸政策的緊密關系，決定了當前我國在間接融資占絕對比例的融資格局下，信貸資金的結構配置和使用效率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社會資金配置結構和運行效率。因此，信貸政策的實施效果，極大影響著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對于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提高穩健貨幣政策效果發揮著積極促進作用。所以，在實施穩健貨幣政策背景下，要正確處理好穩健貨幣政策與信貸政策的辯證關系，不僅要運用穩健貨幣政策去管理通貨膨脹，更要擅于運用信貸政策來調解產業結構，積極主動發揮信貸政策的特殊作用，進而實現穩健貨幣政策目標。
（二）實施穩健貨幣政策，必須以優化信貸結構為核心。2011年穩健貨幣政策內涵為，“增強金融調控的針對性、靈活性、有效性，把穩定價格總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按照總體穩健、調節有度、結構優化的要求，綜合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把好流動性這個總閘門，引導貨幣信貸向常態回歸，實現合理適度增長。要把信貸資金更多投向實體經濟特別是“三農”和中小企業，促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要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提高直接融資比重，保持社會融資總量的合理規模。要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其中信貸結構優化是核心要件。只有切實調整信貸結構，嚴格控制高污染、高能耗以及產能過剩行業等國家產業政策和信貸政策限制領域的信貸，大力增加國家產業發展的重點領域和經濟社會發展薄弱環節的信貸支持，才能在控制信貸規模的同時，確保經濟社會發展的合理信貸需要，才能真正確保信貸總量適度，也才能真正有效地防控金融風險。只有對不同的部門實施差別化的信貸結構調整，才能避免穩健貨幣政策在傳導過程中偏離目標，從而保證穩健貨幣政策的執行效果。在落實穩健貨幣政策時，對于過度投資、投資低效、風險較大的部門，比如高耗能行業、投機性房地產需求等，人民銀行和銀行監管部門要通過各種工具和手段，抑制商業銀行貸款投放。對于戰略性產業、經濟中薄弱環節，比如低碳經濟、民營經濟和農業，則要引導商業銀行加大信貸支持。
（三）實施穩健貨幣政策，必須保持宏觀政策相對穩定。2008年以來的兩年多時間內，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大起大落。2008年上半年為防止過熱實行了從緊縮貨幣政策，隨著8月份金融危機全面爆發，財政、貨幣政策轉為極度寬松，宏觀刺激政策持續了大約一年之后，2009年保增長的目標得以實現。到2010年，隨著世界經濟逐步復蘇和我國經濟回升向好的勢頭不斷鞏固，國內出現了通貨預期強化和通脹壓力上升的苗頭，宏觀政策開始逐步收緊，轉以抑制潛在的過熱風險，貨幣政策也由適度寬松調整為穩健貨幣政策。以上宏觀政策的不斷變化，雖然是應對宏觀經濟形勢不斷變化的需要，同時卻加重了各方面政策執行的難度。在當前通貨預期強化和通脹壓力上升下，宏觀政策當然要因時而動，但更應該保持相對穩定。要從長遠的視角來觀察我國的問題，摸清我國的實際情況，兼顧眼前與長遠，才能夠作出比較準確的判斷，才不會出現頻繁的、過度化的政策調控。尤其是對一些戰略性問題，更要從長計議，探索出一套適應我國國情的、持續的、相對穩定的穩健貨幣政策。
（四）實施穩健貨幣政策，必須有宏觀政策部門主動配合。實施穩健貨幣政策特別是優化信貸結構，需要差別化金融調控工具和監管、財政、稅務、產業多部門的協調配合。人民銀行可以通過差別化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定向票據、再貼現、公開市場操作等工具，選擇性地放松或收緊商業銀行貸款的資本約束和流動性約束，以此引導商業銀行的信貸行為。
銀行業監管部門要主動協調貨幣政策目標和監管目標，靈活使用監管工具。在金融結構調整體系中，銀行監管作為商業銀行貫徹執行中央銀行貨幣政策調整的一個重要外部環節，其職能不僅要在事中和事后發現紕漏和糾正錯誤，還應在事前有效配合穩健貨幣政策，積極發揮約束和導向作用。
二、貨幣政策轉變后基層銀行經營的主要特點及中小企業面臨的新困難
（一）基層銀行經營的主要特點。從2010年四季度至今，央行已四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并三次加息，加快了貨幣政策回歸穩健步伐。隨著宏觀調控力度的逐步加大，主要銀行經營及風險管理政策出現調整，引發基層行經營呈現出新的特點：一是營運資金較緊，攬存壓力加大。穩健貨幣政策背景下的信貸規模適度控制、存款準備金率上調、加息和通脹預期，使銀行面臨信貸規模下降和利潤空間收縮的壓力，不得不調整業務結構，尋求新的收入和資金來源。2010年10月以來，央行五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不斷調高，主要銀行系統內部資金集中的力度也在加大，基層分支機構的流動性收縮來得更快、更猛。目前我國負利率的問題依然存在。在負利率導致的社會儲蓄意愿低迷的情況下，僅維持現有存貸比，銀行就要付出更多的攬存努力。導致部分銀行不斷推出帶有明顯存款性質的各類理財產品，通過基層行吸引市場資金，緩解銀根抽緊后可能面臨的流動性困難。二是信貸規模壓縮，額度控制加強。2010年12月以來，國家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各銀行機構總行普遍對授信規模和信貸增速實施了一定控制，由此導致部分銀行分支機構前期簽訂的一些授信協議、承諾難以按原有額度、期限、利率等條件兌現。2010年底開始，各大型銀行已普遍開始收緊信貸，進入今年年初，規模從緊趨勢顯現。信貸規模收緊，銀企博弈格局發生變化，根據借款企業綜合貢獻狀況采取差別化的信貸政策，原先的非核心客戶、邊緣客戶將面臨“被壓縮”、“被清退”的局面。另一方面，基于銀行發展戰略、風險防控的角度考慮，將緊缺的信貸資源主要投向于目標核心客戶、大規模集團型企業，并且要求借款企業落實足值的不動產抵押，提供與貸款規模相匹配的資產支持，進一步推高了信貸政策的準入門檻，原先游離于信貸準入政策邊緣的借款企業將會面臨“出局”的尷尬境地。信貸規模的收縮導致借款人甚至部分重點優質中、小企業客戶的信貸需求較難滿足。三是市場轉向賣方，信貸門檻抬升。信貸規模控制，使信貸資金成為市場稀缺資源，銀行在貸款風險定價中處于有利地位，在客戶選擇上得以實行更嚴格的行業限制、更高的擔保條件、更高的利率以及更多附加條件，有的貸款品種利率不斷上浮仍然供不應求，貸款定價中的額度溢價飆升迅猛。信貸市場轉向賣方，一方面給銀行帶來了超額收益，另一方面也為銀行調整客戶機構，篩選優質客戶，特別是發現有增長潛力的中小企業客戶創造了條件，對促進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優化以有效利用信貸資源配置，彌補因規模受控可能帶來的收益減少產生重要影響。四是管理面臨壓力，潛在風險滋生。隨著貨幣政策從適度寬松轉向穩健，銀行信貸規模收縮，使銀行經營管理面臨更多不確定性，對風險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戰。面對目前國際國內形勢的復雜多變，各類風險交織的情況下，任一風險應對、處置不力，都可能影響銀行形象和聲譽，引發聲譽風險。此外，在難以正常融資的情況下，由于借款人的資金需求難以適時得到持續滿足，在信貸寬松條件下長期依靠借新還舊和滾動貸款維持經營資金鏈正常運轉的個人和公司客戶可能面臨資金斷鏈的風險。部分資金鏈緊張的企業很可能鋌而走險，利用銀行漏洞獲取資金。而一旦發生案件極易使公眾對銀行管理能力產生懷疑，動搖市場信心，引發聲譽風險。
（二）中小企業面臨的新困難。我國貨幣政策由適度寬松轉為穩健后，中小企業將面臨三方面的困難：一是供求矛盾加劇，中小企業獲取貸款難度增加。總量規模收緊，信貸資金供求缺口擴大已成不爭事實。值得關注的是，貸款規模收縮比例在大、中、小型企業之間存在明顯的差異性。基于風險、收益、成本等方面考慮，銀行往往采取“保大壓小”的結構調整策略，使得中小企業獲取貸款的難度增加。多數中小企業面臨貸款難、資金保障壓力大的同時，還面臨招收員工難、原材料漲價、匯率波動大等困境，“大單、長單”的接收意愿下降，經營導向趨于短期化、投機化，將對制造、外貿等實體產業產生深遠影響。二是融資成本上升，中小企業財務壓力明顯加大。信貸供求關系偏緊導致借貸利率走高，民間借貸利率進一步上升。銀行短期貸款基準利率上升，中小企業貸款利率上浮已呈常態化，個別貸款甚至上浮幅度更大。利率上浮的貸款品種主要集中于與中小企業高度關聯的個人經營貸款、小企業貸款等品種，廣大中小企業成為融資成本上升的“聚焦點”、“重災區”，成為貨幣政策轉向、貸款規模收緊形勢下的主要“被調控對象”，與政策基調相違背。多數中小企業財務實力弱、盈利空間小，難以承受長期的高息成本，容易出現資金鏈斷裂和案件風險。
三是融資壓力傳導，行業中游企業將面臨更大的資金壓力。規模收緊下，行業上游企業基于市場優勢地位，以延期付款方式，將財務成本轉嫁至中游企業。處于行業下游的中小企業基于目前的融資困境，也通過原材料、配件等供銷渠道向中游核心企業傳導融資壓力，致使行業中游企業面臨上、下游企業的雙重資金壓力。
三、貨幣政策轉變后基層銀行應對策略
（一）把握實施穩健貨幣政策的宏觀政策取向。201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2011年宏觀經濟政策要積極穩健、審慎靈活,重點是更加積極穩妥地處理好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管理通脹預期的關系，加快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把穩定價格總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實增強經濟發展的協調性、可持續性和內生動力”。宏觀經濟政策是建立在對我國基本國情準確判斷后提出的，應當認真貫徹落實。一是實施穩健貨幣政策的宏觀政策取向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經濟、社會、文化、民生以及快速發展的工業化、城鎮化進程，都需要大量建設資金，在間接融資占絕對比例的融資格局下，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就顯得非常重要。面對地方政府難以抑制的發展沖動，以及全面完成節能減排、房地產調控、清理地方融資平臺貸款和淘汰落后產能等任務，只有實施嚴格的信貸政策，才能規范信貸投向，優化信貸結構，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和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對于不符合國家政策支持方向、產能過剩的行業盡管其有信貸資金需求，銀行要執行嚴格的信貸政策，在信貸上予以控制，積極主動配合國家宏觀政策，嚴格控制“兩高”行業和產能過剩行業的貸款。二是堅持信貸政策和有效監管相結合。實施穩健貨幣政策的宏觀政策取向，是巧妙運用“看的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進行宏觀調控的具體體現。幾年來，作為一只“看不見的手”的貨幣政策承擔了太多職能，包括總量調控和結構調整的職能。然而，由于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暢通、市場主體不健全、政府管理經濟目標考核不科學，尤其是缺乏像信貸政策這樣一只比較嚴格的“看的見的手”的積極配合，常常出現一“松”就亂、一“緊”就死的局面。這說明嚴格的信貸政策和有效監管，是實施穩健貨幣政策真正的關鍵，否則，政策設想再美好，實施起來可能只會是徒勞，一定程度上信貸政策和有效監管的成效決定貨幣政策執行的成效。所以，要改變過去單向調控貨幣供求的方式，巧妙運用“看的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進行宏觀調控，消除由于過緊或過松對經濟產生的消極影響，確保2011年的銀行信貸增長恢復到平常水平又不對經濟增長造成負面影響。
（二）為基層銀行執行穩健貨幣政策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一是政府部門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完善擔保機制，建議各級政府按照中小企業上繳稅收的一定比例計提專項資金，注入政策性擔保公司，補充“臨時還貸扶持基金”，形成以“擔保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稅收增加—擔保增強”主線的循環互動機制。控制融資成本，在推進財政貼息制度基礎上，建議人行對中小企業貸款的上浮幅度作適當限制，防止宏觀調控政策“誤傷”中小企業。加強財政扶持，加大中小企業貸款利息收入的稅收減免力度，強化差異化核銷政策，進一步調動銀行信貸支持的積極性。深化信用體系建設，整合中小企業在人行、工商、稅務、司法機關的各類信息，實現信息共享，加大違約成本，優化區域金融環境。二是加大監管推進力度。加強監管引領，促使銀行及時轉變思想理念，提高發展小企業貸款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加大考核力度，將中小企業貸款發展要求納入監管考核體系，考核結果與監管評級、準入審批、檢查頻率等管理措施相掛鉤，進一步增強監管激勵效果；強化集中度風險監管，進一步加強大戶貸款、集團授信監管，加大違規貸款、超限額貸款的處罰力度，糾正銀行“壘大戶、傍大款”的不當傾向；加強輿論引導，持續開展“送金融知識下鄉”活動，幫助中小企業主增強信用意識，全面了解信貸政策，落實誠實申貸、用貸原則，為中小企業貸款發展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三是中小企業要強化“自主管理”能力，提高經營管理水平。中小企業貸款持續、快速、穩定發展需要銀企雙方共同努力。當前環境下，中小企業要圍繞“提升自主管理能力”，著重做好兩個層面的工作。一方面，要擺正經營發展理念。堅持長期穩健經營理念，加強融資風險管理，配合銀行落實貸款新規，以實際行動體現企業方面的合規意識、誠信意識、合作意識，增強銀行支持的信心。另一方面，要提高內部管理水平。優化產供銷運營體系，規范財務核算制度，加強賬戶和資金往來管理，完善經營管理信息的披露機制，盡快扭轉信息不對稱的現狀。嚴格做到三個“不”，即：不提供虛假報表蒙蔽銀行，不利用關聯交易套取貸款、不利用同名劃轉挪用資金，增強銀企合作的基礎。
（三）基層銀行要盡快適應貨幣政策調整的要求。針對貨幣政策轉向條件下基層銀行經營活動的特點，各上級行和銀行監管部門必須保持高度關注，幫助基層行盡可能平穩地適應貨幣政策調整的要求，在新的貨幣政策條件下平穩健康運行。
一是增加商業銀行內部規模調度的彈性。要在統一規模和資金調度的框架下，更多地運用經濟資本占用考核等更具有彈性和靈活性的考核與調控手段，根據不同機構和地區經濟及銀行業務發展情況，總量從緊下，分層、分區系統內調控把握信貸投放節奏和力度，防止銀行系統內部規模管理“一刀切”給基層行資金運營管理和正常信貸業務活動帶來嚴重不良影響。二是用好賣方市場下銀行信貸結構優化的機遇。各級銀行要抓住信貸額度階段性趨緊的機遇，重點支持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高端裝備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車七個產業，重點滿足符合產業和信貸政策導向、綜合收益好、忠誠度高的客戶的合理需求，重點支持中小企業，對中小企業貸款規模實行專項管理、單獨控制，以權限下放、單列考核為重點，大膽嘗試供應鏈融資、小額保證保險貸款等新型融資模式。會同有關政府部門打通存貨、知識產權、特許經營權抵質押業務運行鏈條，加大擔保方式創新力度為中小企業貸款平穩、較快發展提供資源保障。同時，對存在潛在風險和重點調控行業的存量客戶，認真研究制定清收和退出計劃，以此緩解增量計劃不足的矛盾，加大平臺貸款、集團客戶和房地產貸款的管控力度，加大不良貸款清退力度，騰出資源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和用于補充小企業貸款規模。三是適時開拓新的利潤增長渠道。信貸規模的嚴格控制對基層銀行主要依靠利息收入的發展模式形成了較大的挑戰。要維持近年來利潤快速增長的勢頭，必須加快基層行的金融創新步伐，根據當地金融服務的實際需求推出更多的、新的金融產品，大力發展涵蓋企業和個人的理財、基金、國內信用證、國際結算等資本占用較少，收益水平較高的中間業務，提高產品滲透度，用多樣化的金融服務代替單一的信貸支持，推進收入多元化，緩解宏觀調控對銀行盈利水平的沖擊。
（四）執行穩健貨幣政策基層銀行需防控聲譽風險。穩健貨幣政策下使銀行面臨信貸規模下降和利潤空間收縮的壓力，不得不調整業務結構，尋求新的收入和資金來源。這一過程中，若營銷宣傳不規范、信息披露不充分、消費者利益保護不到位，極易引發聲譽風險。為此，銀行要適應貨幣政策調整的要求，加強聲譽風險管理。一是完善聲譽風險管控體系。銀行要把加強聲譽風險管理提高到戰略高度，納入全面風險管理體系，統籌加以考慮，科學制定商業銀行聲譽的戰略規劃和行動方案。建立健全聲譽管理機構，完善聲譽風險管理機制與流程，適時、全面監測銀行聲譽狀況，提升聲譽風險管理水平。加強聲譽風險文化建設，強化全員聲譽風險意識，提升風險應對能力，營造聲譽風險管理的良好氛圍。二是強化市場紀律的自我約束。堅持誠信經營原則，進一步完善服務程序公示制度，誠實、正確介紹服務產品，審慎做出授信承諾和實施授信行為，出現確實無法實現服務承諾情況時，應給予滿意、誠懇的答復，避免因盲目承諾難以兌現而產生的聲譽風險。注重互利互惠、長遠發展，合理簡化服務程序，整合收費項目，減少短期行為，并充分履行對金融消費者的告知義務，充分尊重消費者的消費意愿。完善客戶關系管理，完善客戶投訴處理工作機制，及時向利益受到損害的消費者提供便捷、快速的協商渠道，防止消費者極端行為，避免負面輿情。三是加強合規管理。以強化合規建設為依托，進一步完善合規風險管理機制，有效識別、監測、評估、報告合規風險，從而提高合規管理和業務規范化水平，有效避免聲譽風險。四是加大輿論引導力度。加強輿情監測，關注并及時引導正確的公眾輿論。加強與各類新聞媒體的溝通，積極回應媒體，引導媒體客觀公正地報道事件，避免誤導公眾。
參考文獻
1 胡曉煉,關于準確理解和實施穩健貨幣政策的建議[J],當代金融家雜志2011.02
2 谷秀軍,實施穩健貨幣政策,著力提高針對性靈活性有效性[N],金融時報2011.02
貨幣政策的特點范文第5篇
關鍵詞：銀行規模；流動資金；資本；銀行信貸；實證研究
中圖分類號：F83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09）01－0008－05
一、導言
在過去二三十年中，有相當多的研究著重于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以更好地了解貨幣政策如何影響實體經濟。我們知道，傳統利率傳導渠道側重于貨幣政策通過利率對信貸的影響，而貨幣政策的銀行貸款渠道則側重于貨幣政策對銀行貸款供給的影響。銀行信貸渠道的一個最重要前提是，借款人沒有其他可行辦法，只能以銀行貸款作為主要的資金來源。無論是對銀行信貸渠道還是對銀行市場結構的研究都已經大量出現，但大多數的研究都是基于銀行信貸渠道已經存在或把銀行市場本身作為一個整體來進行觀察，而對于“當面對貨幣政策沖擊時，擁有不同特點的銀行會有如何不同的反應”的研究則甚少，特別是對銀行業市場競爭性結構的特點對貨幣政策沖擊的反應更是極少研究。
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銀行內部特征（銀行規模、資本和流動性）與銀行信貸渠道關系的相關文獻有：Kashyap&Stein（1994）發現在所有信貸中，大銀行趨向于更集中對工商業（C&I）貸款，而小銀行更多地是對農業、房地產和消費者進行信貸；Peek&Rosengren（1998）[1]和 Stein（1998）[2]指出那些資本量更少或承擔著更多的不良貸款的銀行可能遭受通向不安全資金市場的機會的減少，他們的信貸行為也對貨幣政策的沖擊更為敏感；Kashyap &Stein（2000）利用1976-1993期間聯邦儲備系統中的商業銀行和銀行控股公司的數據，研究了貨幣政策對具有不同程度的流動性的銀行信貸行為的影響。發現，當面對緊縮性貨幣政策時，規模越小和流動性越差的銀行可能會減少他們的貸款供給，因為他們有能力去提高融資的儲備形式受到了約束，由BHCs屬下的小銀行的信貸比類似的但獨立的小銀行對貨幣緊縮更缺少敏感性；Kakes&Strurm（2002）研究了德國銀行的信貸市場行為，小銀行對貨幣政策的沖擊表現地更為脆弱，而大銀行做出信貸決策的行為則獨立于貨幣政策；[3]另外，Kashyap&Stein（2000）[4]和Ehrmann（2001）[5]在定量研究方面做出了特殊的貢獻。等等。
從上面可以看出，國外真正全方面而系統地研究銀行的市場特點對貨幣政策銀行信貸渠道的影響的文獻并不多，國內相關研究更是幾乎不存在。特別地，國外相關研究都是以西方發達國家比較完善的銀行體系及資本市場體系作為基礎。而對于像當前中國這樣一個正處于轉軌時期又極具個性特色的市場體系來說，他們的研究并不一定適用。一是實證部分過于簡單，有些也不太嚴謹。如模型的可靠性、變量的選擇等方面，或假設條件過多，等等。二是絕大多數都是針對西方發達國家，而很少考慮到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像中國這樣的經濟轉型國家。沒有考慮到發展中國家的特殊環境，近年來，雖然出現了一些相關文獻，但都處于研究初期階段，研究也過于粗糙。三是多數研究只是從銀行行業本身的特點進行研究，沒有考慮到其他外部影響因素，如監管、技術變遷等，忽視了市場的整體性和相互制約性。有些或有考慮到了，但卻沒有進行較為深入細致的探討。因此其局限性是很大的，這也可能會造成這樣一種誤差：銀行市場的特點對貨幣政策傳導的銀行信貸渠道的影響或夸大或降低了。
二、模型的設定
本文的模型有兩個原始模型來源：Kashyap（2000）模型和Ehrmann（2001）模型。首先簡單介紹一下這兩個模型的核心方程。
1.Kashyap（2000）模型
Kashyap（2000）模型的核心方程是：
模型中：表示差分算子；L代表各種類型的貸款：房地產貸款、農業貸款、工商業貸款和居民（消費）貸款；F是由聯邦基金利率（FFR）測量的貨幣政策指標；X代表銀行的各種特征：規模、流動性和資本；Y即真實GDP； 是由CPI的變動率測算的通貨膨脹率；Qj為修正季度趨勢的季節虛擬變量；Vi是指個別銀行的影響； 是模型的誤差項。
另外，規模、流動性和資本分別由以下方程得到：
這個方程組用公式描述運用了三個銀行業比率指標。第一個指標衡量銀行業的規模，對商業銀行總資產進行對數調整得到。第二個指標衡量銀行業的流動性，即相對于貸款而言的銀行業可貸資金規模。該比率可通過對比金融機構存款總量與其資產規模得到(D/A)。第三個指標衡量銀行業資本充足水平，可以通過計算金融機構資本及儲備水平與其資產規模的比率得到（C/A）。
2.Ehrmann（2001）模型
Ehrmann（2001）模型的最初簡化方程是：
對上述模型引入動態機制并且進行一階差分，可以得到最終的模型：
其中，i、t和l分別代表銀行、時間以及滯后期數。為了防止潛在的內生性問題，所有的解釋變量均為滯后值。Lit-j、rit-j、yit-j以及pit-j，分別表示i銀行t-j期的銀行信貸增長率、貨幣政策變動、真實GDP增長率以及通脹增長率。成員國金融體系特征指標表現為模型中l的Xit-l，筆者將考慮的特征指標包括三個方面，即銀行規模、流動性以及資本充足比率。模型還考慮了固定效應，體現為各國具有特定的截距?琢i。?著it為模型的殘差，bj、cj、dj、ej、fj均為待估計參數。模型中的宏觀經濟變量，即真實GDP和通脹增長率是作為控制變量引入的，即假定這些宏觀經濟變量能夠反映相應的時間效應。單一貨幣政策是否存在銀行分布效應關鍵在于交互項系數fj的顯著性及其符號上。
3.模型設定
為了分析銀行結構的三個特點對貨幣政策的影響，首先將融合Kashyap（2000）模型和Ehrmann（2001）模型的中心思想，并加以修改，得到所需要的模型，再利用GMM方法（廣義矩估計方法GMM，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對所得到的模型進行實證分析：
相對于前面介紹的兩個經典模型，這個方程式有了一些修正。模型中：表示差分算子；L代表商業銀行貸款總額 ；r是由七日銀行同業拆借利率測量的貨幣政策指標；X代表商業銀行個體的各種特征：規模、流動性和資本；Y即真實GDP；?仔是由CPI的變動率測算的通貨膨脹率；?著it是模型的誤差項。
另外，與前面介紹的模型一樣，方程式中的規模、流動性和資本也分別由以下方程得到：
在模型中，銀行信貸渠道的存在可以通過測量貨幣政策對不同規模、流動性和資本的銀行信貸的不同影響的相關系數符號來評估。規模小、流動性不強、低資本的銀行在尋求外在融資時面對著巨大困難，繼而當貨幣政策緊縮時，他們可能會減少他們的信貸，相對于大規模、流動性強和高資本的銀行來說減少得更多。
三、數據選擇和變量構造
本文將利用我國商業銀行的面板數據對我國商業銀行的信貸供給做詳細分析。特別地，將考察貨幣政策銀行信貸渠道對于銀行信貸供給的影響是否依賴于銀行的各種內部特征（規模、流動性和資本）。
為了揭示統一貨幣政策實施以及具有不同特征的銀行的短期性動態效應，本文的研究采用的是年度面板數據，樣本期間為1995年到2007年。面板數據中包括的橫截面樣本為中國工商銀行（ICBC）、中國銀行（BOC）、中國建設銀行（CCB）、中國農業銀行（ABC）、中國交通銀行（BC）、中信實業銀行（CITIC）、中國光大銀行（EBC）、中國華夏銀行（HXB）、中國民生銀行（CMBC）、中國廣東發展銀行（GDB）、中國招商銀行（CMB）、中國上海浦東發展銀行（SPDB）、中國深圳發展銀行（SDBC）、中國興業銀行(FIB)共14家銀行所構成的銀行業市場。其中有些銀行的相關年份數據因為某些原因缺失，沒統計在內，但對于本文整體回歸結果和意義不會產生太大的影響。全部數據是根據《中國金融年鑒》（1997－2006）、各個銀行的年報、中國人民銀行統計季報、中經網、國研網以及CCER經濟金融數據庫等資料匯總計算而來。
面板數據（panel data）也稱時間序列截面數據（time series and cross section data）或混合數據（pool data）。面板數據是同時在時間和截面空間上取得的二維數據。從橫截面上看，面板數據是由若干個體在某一時刻構成的截面觀測值，從縱剖面上看是一個時間序列。用面板數據建立的模型通常有3種，即混合估計模型、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在面板數據散點圖中，如果對于不同的截面或不同的時間序列，模型的截距是不同的，則可以采用在模型中加虛擬變量的方法估計回歸參數，稱此種模型為固定效應模型。
筆者在面板數據中用名義GDP增長率和通脹增長率來反映信貸需求方面的作用，也可以說是反映貨幣政策效果的指標。用七天銀行同業拆借利率作為全國統一貨幣政策的變量。所有這些數據大多來自于中國金融年鑒、中國統計年鑒、中國人民銀行網站及國研網等提供的數據計算整理而成。由于筆者并沒有發現信貸具有季度效應，因此本文所選取的GDP增長率都沒有經過季度調整的增長率。為了增強數據的可比性和統一統計口徑，本文所選取的通脹增長率是以居民消費指數CPI為基礎修正得到。以七天銀行同業拆借利率為貨幣政策的變量對于所有商業銀行來說是一致的。至于面板估計數據中各商業銀行的信貸余額增長率以及銀行內部體系特征變量指標等數據，是根據中國金融年鑒以及各銀行網站等提供的時間序列數據計算得到的。
本文對商業銀行內部特征的描述運用了三個銀行業比率指標。第一個指標衡量銀行業的規模，對商業銀行總資產進行對數調整得到。第二個指標衡量銀行業的流動性，即相對于貸款而言的銀行業可貸資金規模。該比率可通過對比金融機構存款總量與其資產規模得到（D/A）。第三個指標衡量銀行業資本充足水平，可以通過計算金融機構資本及儲備水平與其資產規模的比率得到（C/A）。
表1對回歸變量的定義進行了歸納和總結，其中第一列給出了預期的參數估計符號。當筆者根據動態回歸結果計算長期參數時，GDP增長率與通脹增長率的長期系數預計為正數，反映來自需求方面的作用。七天銀行同業拆借利率的長期系數應為負值，反映貨幣政策對信貸供給的作用。至于不同商業銀行的特征變量與貨幣政策交互項的符號，筆者的預期如下：（1）資產規模效應的符號預期為正。眾多的實證研究表明通常情況下大銀行比小銀行在獲取外部融資方面具有優勢，因此更容易規避貨幣政策的影響。（2）流動性效應預期為正。原因是一家銀行流動性越高，那么當該銀行面臨緊縮性貨幣沖擊時信貸供給受到的影響和沖擊越小。（3）資本效應預期為正。與流動性指標相似地，筆者也預期其交互項符號為正，即當面臨緊縮性貨幣沖擊時，一家商業銀行資本越充足信貸供給受到的影響和沖擊越小。可見，當商業銀行個體表現為高流動性和高資本水平時，銀行業對于貨幣政策沖擊的吸收能力越強。
四、估計結果及分析
本文運用不同的模型設定進行面板數據回歸，得到的估計結果如表2所示。所有的模型均為動態模型，即在估計方程的右側均包含了被解釋變量的滯后項。其中，模型1運用OLS進行固定效應估計，模型2-5是GMM估計。回歸估計的長期系數是根據Putkuri(2003)的方法進行計算得到的，反映外生變量對具有平均特征商業銀行的信貸供給影響的長期效應。Putkuri(2003)認為從長期來看，不論是外生變量還是內生變量的增長均可以假設為衡定的，因此外生變量對內生變量影響的長期系數為估計得到的滯后外生變量對內生變量的短期影響系數之和除以1減去滯后內生變量對其自身的短期影響系數之和。
從回歸結果來看，貨幣政策七日銀行同業拆借利率的長期效應在所有的模型中均十分顯著，且符號均與預期相符合。說明從長期來看，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對處于平均特征水平的商業銀行信貸供給的確起到約束作用。不過根據模型設定的不同，貨幣政策對信貸供給的長期效應大小也略有不同。根據不同的模型設定和估計，筆者發現銀行同業拆借利率上升100個基本點將導致信貸供給增長下降0.207%-0.44%。從影響信貸供給的需求方作用來看，估計與筆者的預期略有出入。GDP增長率對信貸供給的影響在模型1和模型4中均不顯著，不過從所有模型的估計來看，符號均為正，這與筆者的預期是相符合的。在不同的模型中，GDP增長率每上升1%將導致信貸余額增長0.107%-0.379%。而從長期系數回歸結果來看，通脹增長率對于信貸的作用在所有的模型中均不顯著，且符號與筆者的預期也不符。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受到樣本截面較小的限制，另一方面也可能說明單一貨幣政策實施后通脹增長率可能并不能夠有效反映信貸需求的作用。
在模型3到模型5中，包括了個別商業銀行的特征變量與銀行同業拆借利率的交互項：
1.銀行規模與銀行信貸渠道的影響。模型3中，反映銀行規模大小的交互項系數為負，且十分顯著，這意味著與具有平均特征水平的商業銀行相比，一家商業銀行擁有的規模越大，緊縮性貨幣政策的影響越大。這與Putkuri（2003）的估計是一致的。
2.流動性與銀行信貸渠道的影響。根據模型4估計的流動性效應與筆者事前的預期也是一致的，即流動性越高，越能夠對沖緊縮性貨幣政策帶來的影響。并且從回歸結果來看，流動性效應的規模也不容忽視。這意味著銀行個體如果在整體流動性上存在差異的話，單一貨幣政策帶來的潛在不對稱效應將是十分明顯的。在這里，筆者發現了在中國的銀行信貸渠道存在的許多證據。事實上，一個信貸渠道的存在能評估出來，由本文的經濟計量結論表明，流動性更好的銀行并不對貨幣政策緊縮反應表現得比流動性差的銀行更強烈。確實，他們利用他們的流動性去補償貨幣政策緊縮的效果，流動性的相關系數是積極和十分顯著的。銀行似乎把他們的短期銀行間資產降低，導致他們信貸供給上的一個利率上升。
3.資本與銀行信貸渠道關系。最后，筆者對包括反映銀行個體資本充足率的指標交互項的模型5進行了回歸，結果十分不顯著。這可能是由于國內商業銀行個體資本充足率水平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從而并不能夠對信貸產生約束作用的緣故。這說明商業銀行個體在資本充足水平上的差異將不對單一貨幣政策造成不對稱效應。總的來看，可以發現單一貨幣政策對于銀行規模大、流動性水平低的商業銀行效應將更為明顯。
五、結論
本文在宏觀層次面板數據的基礎上，運用一個簡化的單方程回歸模型對國內不同商業銀行個體的特征是否會對貨幣政策傳導下的銀行信貸市場行為產生不同作用進行了考察。經過研究表明銀行信貸渠道在我國是存在并發生主導作用的，并且各個商業銀行個體在銀行內部特征上的差異的確會對單一貨幣政策的傳導產生不對稱影響。特別地，筆者發現商業銀行個體的規模將加強貨幣政策對銀行信貸供給的作用程度；而銀行流動性程度則有助于削弱貨幣政策的影響效力。換而言之，筆者的研究結果表明商業銀行個體規模越小、流動性越高，則銀行信貸供給行為越能夠吸收政策引致的貨幣沖擊，貨幣政策的效力越弱。相反，還發現銀行的資本充足程度并沒有對貨幣政策傳導產生顯著影響。不過，從對長期系數的估計結果來看，貨幣政策的長期影響作用規模并不大，這一方面可能反映了銀行信貸渠道在我國發揮作用遇到一些阻礙，并不是很暢通，而另一方面則可能反映了數據樣本較小的局限性。不管怎樣，研究表明我國統一貨幣政策在傳導過程中經由商業銀行體系的作用可能將對各類商業銀行個體產生不對稱的影響，從而加劇統一貨幣政策操作的難度。
本文探討了銀行內部結構在貨幣政策發揮作用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內容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第一，我們得承認，貨幣政策及其傳導機制的研究無疑是現代經濟中一個最具開放和充滿活力的問題，但對于這方面的研究和問題的解答并沒有一個完全能夠量化或說絕對對與錯的答案。
第二，本文嘗試著去研究近三十年來我國銀行業結構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對于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特別是當前占主導地位的銀行信貸渠道的影響，利用VAR和GMM等相關計量方法，對我國銀行近三十年的時間序列數據，研究了銀行規模、流動性及資本在貨幣政策發揮作用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并發現，銀行業越集中（通過兼并和收購），貨幣政策的效果（通過公開市場操作）越差。
第三，本文還分析了不同類型的銀行信貸對貨幣政策沖擊所作出的不同反應，并發現小銀行對于貨幣政策的沖擊的反應較大銀行更為敏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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