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措施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半個多世紀的宏觀經濟理論的爭論和發展,主要圍繞著政府是否應對經濟進行干預、干預的有效性以及如何干預的問題展開的。眾所周知,凱恩斯主義主張政府對經濟的積極干預,并主要實施需求管理,突出了政府赤字支出對總需求的擴張作用,認為在總需求不足,即經濟陷入產出水平遠遠低于潛在產出水平的狀況下,如果政府增加其購買量,總需求就會增加。古典主義、新古典主義和貨幣主義強調市場的作用,一般強調長期經濟增長,主張放棄穩定商業周期的政策,尤其是貨幣主義明確主張政府應實行固定規則,政府對經濟不宜實施相機抉擇的政策。供給學派承認并強調財政政策在決定經濟增長和供給方面的刺激作用,認為政府過多地運用稅收政策增加收入或刺激需求,而忽視了稅收負擔對企業和個人的激勵影響,高稅收會使得人們減少勞動和資本供給,從而影響經濟的中長期增長,因此主張政府應更多地通過減稅政策,實行供給管理。
目前我國實行的積極財政政策屬于典型的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對于這種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和有限性至今還缺乏深入而有說服力的研究。從以下的分析中,將提出支持前面判斷的論據。
二、從政策出臺的背景認識和理解積極財政政策
許多文章認為,積極財政政策出臺的背景是亞洲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形成沖擊之后,為了防止國內經濟衰退而采取的政策措施。這個論點是正確無疑的,但是需要進一步的細化分析。眾所周知的事實是,80年代中期到1998年這一期間我國支撐經濟增長的因素中,除去對外貿易因素外,主要是金融業的間接和直接投資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社會財力的80%左右集中在金融領域,政府財政預算內資金只占gdp比重的10%多一點,財政對經濟的影響和控制力已弱化到極點。在啟動積極財政政策之前,政府主要以貨幣政策為主,財政政策為輔來調控經濟。在1993—1995年間,政府主要實施適度從緊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來抑制通貨膨脹。在經濟成功地實現“軟著陸”以后,從1996—1998年初,銀行連續7次降息,事實上貨幣政策已經由“適度從緊”轉變為“適度從松”。但此時的財政依然實行以壓縮財政赤字為主要特征的“適度從緊”政策。在連續降息之后,受到亞洲金融危機沖擊的中國經濟,仍然呈現下滑趨勢,“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必須進行調整的建議被提出。
更為重要的事實是,在受到亞洲金融危機沖擊后,我國銀行的不良資產狀況受到高度關注,在防范金融危機、化解金融風險為主要任務的情況下,貨幣政策的發揮受到了金融業自身不健康和外部金融危機沖機的約束,在經濟運行中難以發揮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撐作用,財政政策不得不但當起對經濟穩定增長的主要重任。從這個意義上講,積極財政政策的表述,是含有財政政策更為主動和主要發揮對經濟增長的調控作用含義的。
三、從宏觀政策戰略思路上認識和理解積極財政政策
從“穩定、安全”的宏觀政策戰略思路考慮,積極財政政策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保障金融的安全。一些比較典型的例子是,財政發行2700億元特別國債補充國有銀行資本金;地方政府財政采取措施解決農村基金會的清算問題;財政撥款100億元啟動和支持“債轉股”,以剝離國有企業在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化解銀行風險等等。積極財政政策的另一個重要作用,就是“穩定”和發展經濟的作用,如國債建設資金進行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利用國債貼息進行企業的技術改造,這些已廣為宣傳,為人所知。
從宏觀政策的總體組合和搭配上看,“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的搭配,包括的總體政策含義是,在主要保證金融穩定和安全的同時,相對更多地發揮財政政策在擴大內需、支持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當然也要發揮貨幣政策支持經濟增長的作用。
從上述分析看,對積極財政政策僅從“松”“緊”角度和層次上考慮,可能難以描述其政策的更高或更深的含義。
四、從實際操作措施來認識和理解積極財政政策
完整理解財政政策措施,要對收入和支出以及收支平衡、赤字狀況進行全面分析。
1.從收入政策來看,1988年以來我國沒有采取減稅的政策。官方認為,我國現階段不宜通過減稅刺激經濟,而應適時適度地擴大財政舉債規模和財政支出,增加投資,刺激消費,擴大出口,通過改革克服制約有效需求的體制和政策因素,促進國民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在收入政策取向上,也沒有明確提出增稅政策。在實際操作的措施中,既有增稅的措施,例如恢復開征利息稅,清理和停止到期的稅收優惠政策,加強稅收征管等。也有減稅措施,如恢復或提高出口退稅率,逐漸降低銀行業的營業稅稅率,減輕農民的稅費負擔,對西部地區和某些高科技行業實行稅收優惠政策等。從上述情況看,我們似乎難以判定財政收入政策的特點。
從1998年以來財政收入增長情況看,財政收入的增長幅度大大高于經濟增長幅度,財政收入的彈性系數之比達到1:1.5—1:2以上(見圖1)。由于gdp是按照可比價格計算,而財政收入是按照當年價格計算,兩者之間仍存在不可比因素,如果將gdp也按照當年價格計算,那么財政收入的彈性更高(安體富,2002年)。實際執行的情況表明,財政收入執行結果是明顯的增稅政策。
2.從支出政策來看,財政支出規模基本上呈現持續擴張的態勢。支出的增長速度高于 gdp的增長,1998—2000三年也高于財政收入的增長,但在2001年有所不同,財政收入增長高于支出增長(見圖1)。對于2001年財政收入增長高于財政支出增長應做何種解釋,在下文中將結合其他內容進行判斷。
3.對財政赤字進行考察和分析。1998年一2000年赤字的絕對量逐年擴大,2001年赤字比2000年有所縮小。考慮到2000年開始,對赤字的口徑做了調整,即把當年國債的付息額列入經常性預算支出,并體現為當年財政赤字。按照同比口徑,2001年的赤字則比上年的赤字有較大幅度的減少。從當年赤字與上年赤字比較的變化率來看,赤字擴大的速度明顯降低,由1999年的89.1%降低到2001年的負增長4.8%,如果按照同比口徑,2001年財政赤字的增長率為負9.2%。
4.對國債規模進行考察和分析。與赤字的走勢有所不同,1998—2001年國債的絕對規模逐年擴大,債務擴張的速度也明顯提高。1999年為3.2%,2000年為9.1%,2001年為19.7%(見圖2)。
2001年以來,出現了這樣一種觀點,認為 2001年的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有所控制或減弱,主要論據是,財政在中央銀行的凈債權數額比較以前年度有明顯增加(李揚,2001年),政府發行的長期建設國債規模控制在1500億元,國債投資力度沒有增加(張立群,2001年)。這種觀點有一定道理,但仍需要做進一步的分析和研究。值得說明的是,從2002年的財政預算案來看,積極財政政策的擴張力度又有明顯的加大。
以上的實證分析表明,財政支出表現出明顯的擴張性政策特征;而從財政收入政策看,按照目前的宏觀經濟理論,并不具有擴張性政策的特征,反而具有一定“緊”的政策特征。因此直接對表象的描述應為:積極財政政策是赤字和國債規模的擴張性支出政策與緊的收入政策的共同組合。有些經濟學家將其形象地比喻為:一腳踩油門,一腳踩剎車。但要作出更為確切的判斷,關鍵問題在于對這樣兩種政策的作用合力需要進行比較分析。
現有的宏觀經濟經濟理論認為,政府支出的擴張(即赤字和國債的擴大)會對社會總投資需求產生兩方面的效應。一方面是,當國債主要用于建設投資時,會產生擴大社會總投資的作用;另一方面,赤字的擴大,也即政府部門的國債投資又會在一定程度上擠出私人部門的投資。在我們受本文主題的限制,不可能對這兩方面效應進行量化的分析時,我們暫時推論這兩種效應對社會總投資量的影響是持平的。更為重要的是需要考慮財政收入政策——實際的增稅效應。增稅也會產生對私人部門投資的擠出效應,那么增加的稅收收入會用于抵補政府的財政支出,這樣對社會總需求的影響就取決于,對私人部門的擠出數量與政府赤字規模的大小。如果擠出數量大于政府赤字,那么增稅的效應就是相對縮小了社會總需求;反之,政府赤字大于擠出數量,增稅的效應可能就是擴大了社會總需求。這樣看來,赤字成為了一個擴張與收縮的“閘口”。
總地來看,在總需求中,國債和增稅都對私人部門的投資和消費是在做“減法”,政府的國債投資和消費支出,是在做“加法”。從總量上觀察“加”和“減”的結果,粗略的量化分析是,對政府資金投入資源配置的凈增量(投資的增加)和政府從微觀企業資源配置中取得的收入增量(資金轉移到政府手中,從而使企業資金減少)進行比較,這可以大致推斷兩者對總的加減結果。從1998—2001年政府投入的支出增量來看,債務增量總額約為9248億元,同期的財政收入增量總額約為7062億元,兩者相比的結果是,政府的投入量大致為2186億元。結論基本上是加數大于減數。
如果上述分析是成立的,我們對積極財政政策的基本判斷是,它總體上(中期內)具有擴張政策的特性。但是政府根據短期經濟形勢變化,通過對財政支出與稅收增量的控制,適時在調整擴張的力度。
如果我們再考慮到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由于支出乘數大于稅收乘數,在擴張性支出政策與稅收增收政策的相互作用之下,支出擴張的乘數可能大于稅收增收的乘數,所以更可以支持以上作出的積極財政政策在總體和本質上是擴張性的結論。綜合考慮到存在著收入的從緊對支出擴張的緩沖,所以準確的概括是,積極財政政策是一種適度擴張性的政策。
[關鍵詞] 宏觀調控 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
宏觀調控是指國家依據客觀經濟規律的要求,為了實現一定的經濟發展目標和戰略任務,運用各種手段對國民經濟的發展方向、規模、速度和比例進行調節,以正確處理各方面的利益關系。
宏觀調控目標:保持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基本平衡;保持國民經濟的適度增長率;合理調整產業結構;保持物價總水平的基本穩定;實現勞動力的充分就業;公平的收入分配;國際收支平衡。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作為宏觀調控的經濟手段,通過各自的傳導機制及政策工具來調節社會供需平衡,進而影響經濟運行。
一、 財政政策
1.財政政策的涵義。財政政策是政府針對一定時期的經濟目標,依據特定的財政理論,為指導財政工作和調節財政關系,所制定的基本準則和措施。財政政策和其他經濟政策相比,其主要特征:較強的法治性、相對的穩定性、關聯的系統性。財政政策工具:國家預算、稅收、國家公債、財政補貼、綜合財政信貸計劃等。
2.財政政策的主要種類及其應用。根據財政政策對社會總需求的不同影響,可以將財政政策分為擴張性財政政策和緊縮性財政政策。擴張性財政政策就是通過減少收入、擴大支出來增加總需求。采用的政策措施是:降低稅率擴大投資規模、增加財政補貼、實行赤字預算和發行公債等。緊縮性財政政策是通過增加財政收入、減少財政支出來壓縮總需求。采取的政策措施是:提高效率、降低固定資產折舊率、縮小投資規模、減少財政補貼、實行盈余預算等。
二、 貨幣政策
1.貨幣政策的涵義。貨幣政策是指國家通過金融系統調節貨幣的供應量和需求量,實現宏觀經濟目標所采取的控制、調節和穩定貨幣的措施的總和。貨幣政策工具:法定存款準備金、中央銀行貸款、再貼現利率、公開市場操作、中央銀行外匯操作、貸款限額、中央銀行存貸款利率等。
2.貨幣政策的主要類型及應用。貨幣政策可分為擴張性貨幣政策和緊縮性貨幣政策。在不同的時期,政府應采用不同的貨幣政策。在總需求不足、失業率上升、經濟增長乏力甚至出現經濟衰退時,中央銀行應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即放松銀根、擴大貨幣供應量,以刺激有效需求的增長。可供選擇的政策手段主要有增加貨幣發行量、降低法定準備金率、降低貼現率、在公開市場上購進政府債券等。其中任何一項措施都會產生擴大貨幣供應量的擴張效應,多種手段的聯合運用則效果更為顯著。當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經濟增長過熱,形成通貨膨脹的壓力時,中央銀行應采取緊縮性貨幣政策,即縮緊銀根、減少貨幣供應量,以抑制總需求的膨脹勢頭。相應的政策手段主要有提高法定準備金率、提高貼現率、在公開市場上拋售政府債券。此外,中央銀行還可以采取道義上的勸告、控制分期付款和抵押貸款的條件等手段。這些政策措施的運用都會產生緊縮性貨幣供應量的緊縮效應,多種政策措施的聯合運用會對總需求的膨脹勢頭產生強有力的抑制作用。
三、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互配合的必要性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分別有著特定的調節領域和作用機制,基本功能也各有側重,它們對社會供需平衡的作用點調節力度存在著差別。如果強調用一種政策代替另一種政策,簡單強化一種政策而忽視另一種政策;或者是主張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各行其是,就會失去政策間的互補作用,難以發揮協調、制約的整體功能,甚至于出現碰撞與摩擦,彼此抵消力量,減弱宏觀調控的效應。面對不斷發展變化的宏觀經濟形勢,客觀地決定了只有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密切配合,才能更好地實現宏觀控制的目標。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一,二者調節領域的側重點不同。財政政策的調節領域主要在國民收入的分配再分配過程,它對社會供需總量和結構的調節,是通過對國民收入分配的調節而傳導出去的。貨幣政策的調節對象主要是貨幣流通領域,它通過貨幣供應量的增減變動而促使社會供需總量保持平衡。第二,二者調節作用的機制不同。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稅種的設置、稅基的確定、稅率的高低、預算分配、財政補貼等工具,明確國家、地方、企業、個人之間的分配關系。貨幣政策主要是通過信貸、利率、匯率等工具對社會生產要素進行合理配置,銀行對貨幣資金的集中與使用,主要是在資金盈余部門和資金短缺部門之間通過有償方式進行的余缺調劑,保證社會資金在有效運用的前提下提高效益。第三,二者的作用力度不同。在經濟總量調節上貨幣政策比財政政策的作用更直接一些,但在經濟結構上,財政政策比貨幣政策的作用更明顯一些。
四、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應用
按照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松(擴張性)、緊(緊縮性)類型其在宏觀調控中的應用有四種組合形式,各有不同的配合效應:
1.松的財政政策和松的貨幣政策搭配,即“雙松”政策,其配合的結果能夠比較迅速地激發社會總需求的增加。在社會總需求嚴重不足,生產能力和資源未得到充分開發利用的情況下,利用這種配合政策,可以刺激經濟增長、擴大就業,但它往往帶來經濟增長過熱和通貨膨脹。
2.緊的財政政策和緊的貨幣政策搭配,即“雙緊”政策。這種政策的組合效應,會有效地制止需求增長過猛和通貨膨脹,抑制經濟增長過熱勢頭,但可能帶來經濟的滑坡,失業增加。
在1929年到1939年之間所發生的全球性經濟大衰退成為大蕭條,在此情況下,商業和經濟運營普遍衰退。首先農產品價格下降,導致農業衰退,引發了金融行業的惡化,大蕭條所引發的經濟衰退比以往經濟衰退的影響更為深遠。經濟危機在全球范圍引起經濟的衰退,進而經濟發展緩慢,引起失業增加,工業化國家中資木的短缺引發國內消費和出口的降低政府所采取政策工具之間搭配存在多樣性的特點,由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之間的乘數都存在不確定的情況,政府所采取的多樣化的政策工具,在乘數不確定的情況下,考慮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之間的選擇,最佳的解決辦法是采用政策組合的工具。實施多樣化政策工具的原因在于,至少有機會使一個乘數的估計誤差被其他乘數的誤差所抵消。如果效果好的額情況下,制定政策的誤差會部分的相互抵消。
二、積極的宏觀經濟政策
宏觀經濟中的微調是指存在于宏觀調控中,針對現實社會運行的經濟中存在的小沖擊、小波動、小十擾而做出的相應的小調整。不斷地試圖穩定經濟的政策行為。對財政政策而高,長時間的內部時滯,使得采用相機選擇的微調措施在實際的經濟調整過程中存在不可能性。盡管社會中存在的自動穩定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經濟政策中的微調效果。對于貨幣政策而高,由于中央銀行實施的貨幣政策是經常運行的,內部存在的時滯較小,微調所起到的效果是你可能的。如果宏觀貨幣政策的實施所起到的影響一直是在應對曉得波動,則微調所起到的效果是恰當的。
相機抉擇是政府根據經濟市場所發生的情況和各項調節在采取過程中所起到的效果特點,進行需求管理從而機動靈活的采取一種或幾種措施,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互搭配。政府實行相機抉擇的政策的目的在于既保持總需求,又不引起較高的通貨膨脹率。根據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在決策速度,作用速度,預測的可靠程度和中立程度的四個方而的差異,相機抉擇一般有三種搭配方式: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緊縮性的財政政策;緊縮性的財政政策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和緊縮性的財政政策。單一政策規則是指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政策學派,關于貨幣供給量每年以固定的的比例增長的政策主張弗里德曼建議的唯一政策是貨幣供給量每年按固定的比例增長,其中固定的比例等于實際國民收入增長率加上通貨膨脹率,單一政策規則的目的在于是貨幣供給量不要限制國民收入的自然增長的速度。貨幣主義者主張的這一政策被稱為單一的政策規則。
積極地規則是指對重大的經濟沖擊做出的具有反周期性質的規則,在討論積極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所達到的效果時,要把對重大經濟沖擊做出反應的政策行動與微調加以區別。而對重大經濟沖擊時,決不能主張不應該積極運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_政府和中央銀行可以根據具體情況和不同目標,及時采取反周期性質的政策措施在未來政策的確定性和政策的靈活性之間的權衡中國,積極地政策制定者重視政策實施過程所表現出的靈活性,而那些贊成難以變動規則的人則重視中央銀行在過去競技場反錯誤的政策措施。
三、動態不協調與規則及斟酌使用
關鍵詞:國際收支 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
我國國際收支及調節政策的現狀分析
我國國際收支多年來呈現雙順差的局面。2008年上半年延續2007年的經濟形勢,經濟快速增長,消費價格指數和生產價格指數均呈現增長的趨勢。2008年下半年由于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以及地震等一系列經濟自然環境的打擊,經濟從增長期轉入衰退期。
2005-2008年上半年,由于局部通貨膨脹的壓力,政府采取穩中有緊的財政政策和緊縮的貨幣政策;2008年下半年,由于經濟形勢的要求,財政政策由穩健轉向積極,貨幣政策也走向擴張。2005年人民幣匯率制度實現了重大變革,放棄盯住美元實行參考一籃子貨幣,放開了人民幣的管理程度。2005年至2008年上半年由于內外經濟形勢的影響人民幣呈現持續升值的態勢,2008年下半年開始由于經濟形勢的變動,人民幣匯率呈現一定的波動,未來貶值預期較大。
當前國際收支調節政策分析
(一)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搭配
蒙代爾認為,可以用財政政策調節內部均衡,貨幣政策調節外部均衡。根據2007年的情況,可以用緊縮的財政政策調節內部經濟,擴張的貨幣政策調解外部經濟。而我們所采取的是穩中有緊的財政政策和緊縮的貨幣政策。其中的原因是財政貨幣政策用來調節內部經濟。在局部價格過高的情況下,要維持國內價格的穩定就要采取緊縮的貨幣政策,在國際收支順差的情況下要維持人民幣幣值的穩定,就要采取擴張的貨幣政策,而這兩者根本無法兼得。
針對目前的外部經濟順差同時內部經濟衰退的現象,按照蒙代爾的理論可以采取擴張的貨幣政策調節外部經濟,擴張的財政政策調節內部經濟。
(二)支出轉換和支出增減政策搭配
斯旺認為,可以用支出增減政策謀求內部均衡,支出轉換政策謀求外部均衡。根據2007年的情況,內部均衡可以采用緊縮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實現內部均衡。同時,通過人民幣升值來抑制國際收支順差。實踐中的調節方式是:穩健財政+緊縮貨幣+人民幣升值。
從斯旺理論的角度來看,以上的調節方式搭配似乎比較合理。但是,通過進一步地分析可以看出,人民幣升值是以出口減少和進口增加作為代價的,而我國貿易結構極不合理,出口的減少是一個巨大的損失。同時,緊縮的貨幣政策會減少進口,這正好抵消了人民幣升值帶來的進口增加。因此,這一政策的凈效果是出口減少和進口的不確定性,這樣的成本就太大了。而且,人民幣升值也會帶來資本和金融賬戶順差的加大。因而,鑒于我國的國際收支結構,人民幣升值并不是一個好的解決方案。
目前,我國國內經濟緊縮和國際收支順差同時存在,按照斯旺的理論可以采取擴張的財政貨幣政策+人民幣升值進行調節,同樣的道理,人民幣升值仍然不是一個好的解決方案。
國際收支調節策略建議
綜上所述,在我國的實踐中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調節的主要目標是內部經濟,很少考慮到國際收支的因素。筆者認為: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二者缺一不可。在調節國內經濟的同時應重視國際收支調節。可選擇的措施有三種:
第一,按照蒙代爾的理論,貨幣政策調節外部均衡,財政政策調節內部均衡,匯率政策、產業政策和科技政策為輔助。即:鑒于目前的經濟形勢主要采取擴張的貨幣政策調節國際收支順差,擴張的財政政策調節國內經濟衰退。這種方式的重大缺陷就是放棄了貨幣政策調解內部經濟的強大作用,尤其是在目前這種全球金融市場衰退的環境下,單純用財政政策調節內部經濟所產生的效果不如雙管齊下見效快,因此,這種方式在目前的環境下是不可取的。
第二,按照斯旺的理論,財政和貨幣政策調節內部均衡,匯率政策調解外部均衡,基于前面的分析用人民幣升值的方式調節順差對我國來說不是一個好的解決方案,因此這一選擇也不可取。
第三,財政和貨幣政策著重調節內部均衡,關稅政策、直接管制政策、產業和科技政策著重調節外部均衡。即:擴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調節內部經濟衰退;加強產業政策和科技政策對中小企業的支持力度,鼓勵中小企業采取“走出去”的戰略擴大對外競爭實力,同時采取有效的措施防范人民幣升值過快。這種方式是我國現在及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可以選擇的最優方式。
參考文獻:
1.姜波克,楊長江.國際金融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彼得•林德特,查爾斯•金德爾伯格.國際經濟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
3.金人慶.中國財政政策理論與實踐.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5
4.夏斌,陳道富.國際貨幣體系失衡下的中國匯率政策.銀行家,2006
“中性財政政策”,是財政部長金人慶于去年5月27日在上海世界扶貧大會上提出的。他表示,今后中國將采取中性的財政政策,有保有控,確保中國經濟的持續穩步健康發展。這一論斷的提出是一個重大轉折點,意味著中國的財政政策將由“積極”轉向“中性”。
中性財政政策的內涵應包括兩個方面:總量與結構。從總量上看,中性財政政策意味著財政政策的實施對宏觀經濟的影響既不擴張,也不緊縮,即對社會總供給與社會總需求的平衡不產生刺激性或抑制性的影響。這表現在預算收支上就是基本平衡,不搞赤字。從結構上看,財政上實行“有保有控”,通過一定的政策手段一方面促進瓶頸、短缺部門的發展,另一方面控制那些偏熱行業的發展,以減少經濟增長過程中出現的結構性扭曲。
二、實行中性財政政策的背景
(一)積極財政政策與經濟發展的不適應性日益突出。回顧積極的財政政策實施6年來的情況,應該說,積極財政政策對加快我國基礎設施建設、擴大內需、增加就業、保持經濟快速持續發展勢頭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在取得巨大成績的同時,積極的財政政策也帶來了一系列問題,包括:第一,政府參與投資過多,影響了民間的投資環境;第二,積極的財政政策大量發行國債,加大了財政的財務風險。目前整個國債占GDP的比重已從1997年的7.93%提高到20%多,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也在提高;第三,由于積極財政政策的各方面效應,通貨膨脹的潛在壓力顯現。
鑒于此,當民間投資的增長達到能夠支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的時候,亦或通貨膨脹將成為經濟健康運行的主要威脅時,也就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完成其歷史使命、必須轉向的時候。
(二)實行中性財政政策是當前宏觀經濟形勢的客觀需要。從2004年年初的突出問題來看,隨著民間的投資明顯趨于活躍和旺盛,我國投資總量的增幅過大,并且在房地產、鋼鐵等行業中的投資有一哄而起的跡象,人們對于投資過旺、經濟偏熱的關注也迅速上升。而這種對投資需求的過熱是政府和市場行為共同作用的結果。要控制投資過快增長,要么控制市場投資,但市場投資的復蘇恰恰是我們多年來所希望的,因此,在投資總量增長過快的情況下,我們自然偏向通過控制政府投資的增長來達到抑制社會投資總量的過快擴張。在這種情勢下,如果繼續堅持積極財政政策的取向,不斷地擴張政府投資,就可能抵消當前政府采取的宏觀調控措施。因此,減弱政府投資擴張的力度在當前十分必要。
然而,在局部地區局部行業投資過大、經濟過熱的同時,也存在著農業、科技、教育等投資不足的現象。這就要求在制定和實施宏觀調控政策時采取“有保有控”的財政政策,即中性財政政策。
三、實行中性財政政策的基本思路
(一)從總量上控制,增收節支,減少赤字。在預算收支平衡上,嚴格依法征稅,加強稅收的征收管理,確保財政收入穩定增長。同時嚴格控制支出增長,在切實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益上下功夫;在國債方面,控制國債的發行規模,減少國債資金安排使用過程中存在的大量浪費和低效率的現象。
(二)調整政府投資結構,做到有收有放。首先,調整支出結構,對與經濟過熱有關的、直接用于一般競爭性、營利性的“越位”投入,政府資金應退出。基本建設支出和行政經費支出要相應減少;同時,優化國債支出方向,應積極致力于長期建設國債資金逐步退出一般競爭性領域。適當調減國債項目投資規模,以及國債使用中的負面影響。這就是所謂的“有控”。
其次,我國當前的國情決定了我們要實行的中性財政政策還不是對經濟完全不影響、不干預,而是在控制相關投資的同時,還要做好重點投資的工作,關系國計民生的重點項目、經濟社會發展的薄弱環節,以及財政“缺位”的范疇仍需財政的大力支持。例如:環保、西部開發與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的重點項目;農業、公共衛生、教育、社會保障的配套設施建設;對于這些范疇,財政不僅要保,還要加大投入和支持的力度,以促進社會全面協調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