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展性財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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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展性財政政策范文第1篇
自從1995年我國經濟成功地實現“軟著陸”以來，國民經濟基本進入了低通漲、高增長的良，性運行區間之中，但隨著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和加速，一些體制內深層次的矛盾（如政治體制、行政方式、管理運行效率、經濟結構、國企改革等）日漸突出，多年來經濟上積淀的許多總量、結構問題依然存在而且不斷積聚，再加上受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沖擊，到了1997年底，我國經濟終于出現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商品相對過剩”的買方市場和輕度通貨緊縮局面：物價大范圍持續下跌（長達一年多的負增長）、經濟增長速度下降（從1992年的14．2％下降到1998年的7．8％，但相對增長速度依然是較高的）、失業增加、有效需求不足（尤其是內需的不足）。總之，應該說這段時期我國的經濟處在一個增縮調整階段（見《改革內參》1999年第八期，許安拓）。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從1998年中旬開始適時提出并實施了“積極財政政策”，時至今日，已近3年了，其效果如何呢？現在及今后的財政政策取向又當如何呢？
一、現階段我國積極財政政策的內涵
所謂“積極”原指正面的、肯定的、進取的意思。從這個意義來說，我國自從1997年改革開放以來，所執行的財政政策應該都是“積極”的，都是“放水養魚、放權讓利、藏富于民”的“積極”寬松的財政政策，財政從統收統支、全面統管，到收縮范圍、實施“公共財政”都是旨在調動廣大企業、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而我國目前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卻不是完全從這個意義來講的，它既不同于上述的放權讓利的“積極”，又不同于西方經濟學中所說的積極擴張性財政政策，它是由我國現階段特殊的國際國內政治經濟環境所決定的。其特點有以下幾個方面：
1．擴大赤字，增支也增稅
凱恩斯經濟學中所說的積極擴展的財政政策主要是指以增加政府支出、減少稅收的方法來擴大有效需求，解決就業問題。而我國從1997年下半年開始，政府所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增發國債、擴大財政赤字、增加支出以滿足政府投向公共基礎建設領域和啟動內需的需要。然而，同時非但沒有減少稅收收入，而且稅收還有了很大的超常提高，這是此次積極財政政策的重要特征。
2．立足長遠，調整結構，深化改革
此次積極財政政策主要是立足于經濟的長遠發展而采取的應變之策，是根據國家宏觀經濟發展的戰略要求，對整個國民經濟進行的戰略調整。這又與西方的一般擴展性財政政策不同。1997年以后，我國經濟基本結束了長期供給不足的“短缺”局面，由資源約束型轉向需求約束型。這就意味著，我國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里將面臨內需乏力、需求疲軟的狀態，這就必然迫使我們要從經濟體制、運行機制上實現“兩個轉變”，從全局整體的角度出發調整經濟結構。為此，積極財政政策一方面在增加稅收、增強國家宏觀調控能力，另一方面則以國家宏觀戰略為依托，將增加支出的范圍限制在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領域和支持西部大開發等方面，盡可能避免重復建設、盲目投資的發生。同時也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緩解社會矛盾營造了緩沖的空間。如抽出大量財政資金積極支持社會保障體制、費稅關系等領域的改革，緩解就業壓力和社會矛盾，以此從長遠角度進行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優化，進一步深化改革。
3．短期杠桿，化解風險
這次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著眼于運用國家短期定向的資金投入來啟動內需，帶動民間投資的發展，以此發揮財政投融資的杠桿帶動作用。同時調整經濟結構，化解經濟風險，尤其是金融風險。比如1998年增發的2700億特別國債就是用來提高銀行的資本充足率、促進金融體制改革、化解金融風險的有效措施，而且在增發國債的過程中也推進了利率市場化的改革進程。1999年又從財政資金中拿出數百億元成立資產管理公司，以支持四大銀行清理不良資產，改善大中型國有企業與銀行之間的不良債務，促進國有企業改革。
二、近年來積極財政政策的績效評析
1．積極財政政策所取得的積極效果
自從1998年我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來，已有近4年的時間了，從效果來看，有以下幾方面的積極作用：
①增發國債，拉動投資，抑制了經濟進一步下滑的勢頭，穩定了經濟增長
1997年以來受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沖擊，我國出口大幅度下滑，從1997年出口增長21％下降到1998年的0．6％；同時受多年來重復建設、盲目投資所積淀的大量商品過剩，有效需求不足的影響，導致了國內投資不足、消費不足的矛盾日益加劇，致使國民經濟全面下滑，GDP的增長速度逐年下降。而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使得經濟下滑趨勢得到遏制，據統計，過去3年中央實施擴大內需、積極財政的方針，累計發行國債11206億元，“九五”期間債務收入占GDP比重的4．0％，雖高出“八五”期間1．6個百分點，但仍低于世界各國通常采用的債務風險指標。過去3年全國基本建設累計投資37586億元，其中國家預算內投資累計3985億元，占全部基建投資總額的10．6％。這些措施使得經濟穩定在一定增長區間。據初步測算，通過增發國債，拉動投資所帶來GDP增長，1998年為1．5％，1999年為2％，2000年為1．7％，2000年GDP增長8％；工業增加值39570億元，比上年增長9．9％；固定資產投資32619億元，比上年增長9．3％；進出口總額4742億美元，比上年增長31．5％，其中出口增額2492億美元，增長27．8％，實現順差241億美元；物價也逐步回升，由1998年的－3．1％上升到2000年的0．6％。以上說明我國經濟增長已經進入一個U型的底部——穩中趨升的轉折區。
②積極支持國企脫困，加強社會保障，維護國家穩定
我國的國有企業經過十幾年的改革，目前到了一個關鍵的階段，尤其是近3年攻堅脫困成了國有企業生存和發展的首要目標。為此，國家采取積極財政政策，改善國企發展的外部環境，扭轉通貨緊縮的趨勢，提高了國企部分重點產品的出口退稅率，鼓勵企業到境外投資，嚴厲打擊走私販私，積極實施總量控制和結構調整，治理向企業亂收費、私攤派和亂罰款，成立資產管理公司實施債轉股，加大國債技改貼息和破產兼并的力度。1999年將增發國債資金中的90億元用于技改貸款貼息，據測算，僅此一項就帶動和引導非政府部門投資1800億元的技改投資，同時又停征了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鼓勵企業進行固定資產的更新換代，提高市場競爭力；紡織行業也提前一年完成了壓錠1000萬、分流120萬員工的目標。1999年國有紡織企業實現利潤9．5億元，結束了長達6年的虧損，2000年全行業盈利290億元，其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實現利潤67億元。而財政為了解決好2100萬下崗職工再就業問題，實施了“三條保障線”。為支持各地作好“兩個確保”，中央財政又補助地方資金800多億元，使得3年來1400多萬下崗職工走上了新的就業崗位，維護了社會穩定。與此同時，中央還采取其他積極財政措施擴大國內消費需求。例如過去3年國家財政支出中用于社會保障累計支出1090億元，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費累計支出553億元，行政事業單位離退休費累計支出1065億元，三者合計2627．6億元，這些財政經費支出又帶動和刺激了國內居民消費需求，僅過去2年全國城鎮受益人口高達8400萬人。實踐證明，沒有利益補償機制，沒有國家財政分攤改革的成本，中國社會就難以穩定，中國內需就難以擴大。
③加強了經濟總量和結構調整，積極推進了“兩個轉變”
自從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來，通過探索使用經濟、法律等間接手段加大了經濟總量和結構的調整力度，推動了“兩個轉變”的進程。如：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和農村教育體系的投入，進一步減量優種，從而擴大農村市場的有效需求；通過防止新的重復建設和已淘汰的落后生產能力死灰復燃，加大關閉（停）“五小”（即“小煉油”、“小水泥”、“小玻璃”、“小火電”和“小鋼鐵”的總稱）企業工作力度；通過債轉股、減員增效等措施減輕了銀行和國有企業的負擔，促進了工業結構的調整，使得技術含量高、附加值大的高新技術產品得到快速發展，初步實現了3年扭虧脫困的目標，大多數國有大中型企業兼并重組以后，在國際資本市場上成功上市，基本上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特別是一批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已經能夠按照國際慣例進行國際競爭了。同時經過“三改一加強”也大大地促進了國有小企業經營，機制的轉換和經營狀況的改善；加快了縮小國有資本的投資范圍，使得國有資本漸次退出競爭性領域，以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和適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公共財政框架的建立。
2．積極財政政策所存在的消極隱患
①國債規模不斷擴大，潛在風險增加
這幾年持續增發國債，雖然從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經濟的進一步下滑，但是它畢竟是對未來消費的一種透支，不可避免的內藏一定程度的風險，如果控制不當也會產生類似日本的“國債綜合癥”（經濟增長依賴于赤字發債，債停則經濟下滑），甚至引發泡沫經濟，給未來的經濟增長造成更大的阻力。日本自70年代中期以來一直依靠增發國債，用赤字財政的方法推動經濟增長，而當90年代初的國債投資泡沫破滅后，經濟就陷入了長期衰退之中，至今仍無復蘇的跡象。而一旦停發國債增加稅收（1997年經濟形勢稍有好轉時，當時GDP增長2．6％），經濟即刻急轉直下，功虧一簣了。
再看我國，這幾年的國債依存度和償債率直線上升，國家財政的債務依存度1996年就已達到20．17％，超過國際公認的安全警戒線20％，1999年高達25．26％；中央財政國債依存度早在1995年就超過了50％，1999年高達60．15％，嚴重超過國際經驗控制區間25％—30％的一倍以上，與發達國家相比，幾乎高出日本、美國、英國的3—10倍；同時，中央財政償債率從1986年的1．03％上升到1997年的43．07％再到1999年的48．01％，大大超出了國際安全警戒線8％—10％的區間，償債高峰已經來臨。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繼續增發國債的空間不大。
而這些債務都是明債。我國正處在體制轉軌時期，國有企業改革和國有銀行商業化的進程、社會安全網的建立等等都存在著潛在的風險，如果控制不當，輕則出現償債危機，重則出現社會動蕩。因此，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必須要慎重考慮國家債務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承受能力。
②國債投資效率不高，沒有從根本上帶動民間投資，形成經濟增長的合力
擴展性財政政策范文第2篇
[關鍵詞]政府債務；可持續性；或有負債
中圖分類號：F8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4096（2015）0443070-06
政府債務問題牽扯面廣、影響大，涉及到財政的可持續性和宏觀經濟的穩定，是政府宏觀管理需要研究的重大課題。近期，各國政府飽受債務問題困擾，如美國汽車名城底特律破產、中國審計署對全國政府性債務進行審計和美國聯邦政府因為財政赤字而關門，政府債務問題廣受關注。事實上適度的債務對于國家來說并不是壞事。還有可能增加國家的整體福利，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漢密爾頓有句名言“一個國家的債務，如果不是太過分的話，將是我們國家的福氣”。這說明在其看來，適當發行國債有利于一個國家的福利。因此，研究中國政府債務問題具有極大的現實意義和理論意義。
一、相關文獻綜述
1 政府債務的內涵
政府債務指政府應該直接承擔的債務，主要包括政府自身存續活動產生的負債以及實施公共管理職能產生的公債。Brixi提出了政府的財政風險矩陣，開創性地將政府或有負債納入政府債務的范疇，將政府債務研究從直接負債拓展到或有負債區域，直接負債是政府在任何條件下都需要償還的義務，或有負債是政府在特定條件下需要償還的義務。這一觀點得到學術界的廣泛認可。劉尚喜和趙全厚、林雙林以及張軍和厲大業等利用含有政府或有負債的財政風險矩陣研究了中國政府或有負債問題。
2 政府債務對實體經濟的影響
關于政府債務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學者們也做了充分的討論，其中有以李嘉圖等價定理為代表的無用論和以凱恩斯為代表的有效財政政策工具論。Barro針對李嘉圖的理論模型化，若老人考慮后代的福利，老人將減少消費，增加遺產，在消費者效用最大化條件下，遺產增量等于未來需要交納的額外稅收，最后證明政府舉債沒有發揮作用。這說明了私人可以把政府債務的代際效應消除掉，從而稅收和債務融資實質上是等價的，政府融資的性質無關緊要。Diamond提出世代交替模型，認為政府債務的增加將對經濟產生實質性影響，因為政府債務增加會擠占私人部門的資本和投資。凱恩斯主義支持這一學說，他們認為，政府負債增加屬于擴展性的財政政策，擴展性的財政政策會導致經濟系統中的利率上升，利率上升引起私人部門資本和投資減少，從而產生“擠出效應”。Lerner也建立了疊代模型，認為當代人收益是以犧牲后代人利益為代價的。不過也有學者認為在發達國家和欠發達國家政府發行債券的作用是不一樣的，在欠發達國家，由于資金稀缺，可以先通過政府債券進行融資，然后進行投資來制造財富。Mankiw的研究表明，目前的實證研究不能支持李嘉圖等價定理，因為李嘉圖等價定理的假設條件過于苛刻，現實中許多假設條件都滿足不了。
3 政府債務可持續性問題
政府債務可持續性問題涉及到經濟系統的安全和穩定，很多學者都很關注政府債務的可持續性問題。Buiter、Budina和Wijnbergen認為政府債務可持續性的定義是指政府債務不存在龐氏融資模式，政府不能通過發行新債來償還舊債，即政府不能通過滾動發債來維持債務水平。在政府的資產負債表上表現為政府負債率（政府債務占名義GDP比率）穩定或下降。而伏潤民等從以下方面對政府債務可持續性問題進行闡述：（1）維持政府財政收支平衡的債務狀態；（2）政府具有較強的籌資能力；（3）政府具有較強的支付償還能力。若能滿足其中一個方面，則證明政府債務具有可持續性。此外，張軍和厲大業對美國政府債務可持續性進行分析，Fullwiler則考慮金融市場因素對美國政府債務可持續性的影響。
4 政府債務管理
目前有關文獻對政府債務管理的討論主要集中在進行發行管制和進行規模管制兩方面。Lane根據對各國政府債務管理的梳理和總結，認為監管模式主要有行政管理、規則管理、協調控制和依賴市場規則，這些監管模式被稱為監管手段光譜，顯示出政府債務管理的市場化程度。
與上述研究政府債務的文獻不同，本文研究重點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1）試圖深入挖掘和剖析中國政府債務的真實情況；（2）從微觀和宏觀角度對中國政府債務管理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二、政府債務產生的原因
政府債務產生的原因主要有彌補財政赤字和短期資金不足、籌集公共品建設資金、各級政府財權事權錯配、執行宏觀經濟政策以及為實現特定目的而發行債券。一是彌補財政赤字和短期資金不足。當政府支出超過收入的時候，就會形成財政赤字，而彌補財政赤字有發行債券和向銀行借款或透支兩種方式。還有學者認為政府債務的產生主要是因為彌補財政赤字和短期資金不足。二是籌集公共品建設資金。政府的主要職責是提供公共品和對收入進行再分配，而大部分公共品具有非競用性和非排他性，這些公共品投資大、收益低，容易形成負債。其中基礎設施建設更易形成負債，如公路、鐵路和市政建設等。三是各級政府財權事權錯配。當財權和事權不匹配的時候，政府財政不平衡，特別是當財權小于事權時，容易出現政府債務。以中國為例，1994年中國進行分稅制改革后，財權重心上移而事權重心卻在下移，中央財政取得大部分收入，而地方政府則只能取得較小份額的稅收，這迫使地方政府負債維持運轉。四是執行宏觀經濟政策。當經濟處于衰退階段，國家可以舉債來進行反周期行為，如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以保持經濟增長和充分就業。當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時，不論是減稅還是發行債券，都會增加政府債務。五是為實現特定目的而發行債券。有些國家或地區為了籌集戰爭、反恐資金等特定目的而發行債券。最典型的例子是林肯在美國南北戰爭前為籌集戰爭資金，同時又要避免向其他銀行貸款產生巨額債務而發行債券綠幣，其由13個殖民地的聯合政權“大陸會議”批準發行。另外，美國為支持伊拉克戰爭和反恐戰爭，發行大量債券。
中國政府債務主體分為中央政府債務和地方政府債務。總體情況是中央政府負債規模較小，地方政府負債規模較大。目前中國地方政府債務產生的原因主要是財權與事權錯配和籌集公共品建設資金。一是財權與事權錯配。根據《關于2011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與2012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中的數據進行測算，2011年中央財政收入約占全國財政收入的49%，地方政府約占51%，在支出方面，中央所占比重不足20%，地方所占比重為80%以上，很多地方政府需要負債或依靠中央政府轉移支付維持運轉。二是地方政府需要籌集公共品建設資金。很多地方政府大力發展城市基礎設施，如地鐵、軌道交通和高速公路等項目，所需的大部分資金通過舉債籌集。目前中國中央政府債務產生的原因主要是籌集公共品建設資金和執行宏觀經濟政策。使中央政府債務增加的公共品主要有高鐵等項目，同時為應對金融海嘯，促進經濟穩定和增長也形成中央政府債務。總體看來，中國中央政府債務信息較為透明和清晰，負債規模不大，地方政府債務信息不透明，管理不規范，負債規模不容小覷。
三、中國政府債務現狀
1 政府債務指標良好
目前有關政府債務的指標主要有政府負債率（債務規模/GDP）、赤字率（赤字額/GDP）、債務率（債務余額/政府綜合財力）、償債率（當年還本付息額/政府綜合財力）和逾期債務率（逾期債務額/債務余額）。
2012年中央政府債務在9.81萬億元左右，地方政府債務10.89萬億元，二者合計約20.70萬億元。中國政府負債率約為39.43%。1992年《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確定了政府債務的警戒線即預算赤字不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3%，負債率低于國內生產總值的60%。中國政府39.43%的負債率明顯低于警戒線。
2 中國政府負債率在國際上處于較低水平
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政府負債率處于較低水平。截至2012年底，美國國債約為16.43萬億美元，美國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約為103.00%，日本政府債務約為12.50萬億美元，日本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約為209.95%，希臘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為156.90%，即使是負債率較低的德國，其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為81.90%，超過60%的警戒線。總體來看，中國政府債務狀況不錯。還有發行債券的空間。
與新興經濟體相比，中國政府負債率亦不高。以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和南非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因經濟持續高速增長而被高盛稱為金磚國家。截至2012年底，巴西政府債務達3.01萬億雷亞爾，占GDP的比重為68.50%，越南政府債務約為676億美元，占GDP的比重為50.00%，印度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為67.57%，南非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為39.90%，俄羅斯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為10.60%。新興經濟體的政府負債率比發達國家普遍要低。這是因為新興經濟體GDP和財政收入增長快，同時新興經濟體政府債務評級相對更低，政府融資成本相對更高，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
3 中國地方政府不會破產
沒有適用政府的破產法律，也不具備企業破產的法定條件。從法律上來看，中國只有《企業破產法》，并沒有政府破產法，沒有適用的破產法律，《企業破產法》中規定了申請破產的主體只能是企業法人。《企業破產法》從債務人和債權人的角度分別提出破產的條件：債務人不能清償到期債務并且資產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或明顯缺乏清償能力時，人民法院應當認定其具備破產條件。只要債務人不能清償到期債務，無需考慮資不抵債問題，債權人就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破產申請。
目前中國政府并不存在資不抵債的情況或有債權人申請政府破產。參照《企業破產法》的破產條件，關注政府債務時不僅要關注政府債務總量，還需要關注政府資產。
中國政府擁有外國政府羨慕的優質資產，如土地、國有企業、金融機構以及依靠發行債券建立的公共基礎設施（公路、鐵路、機場和地鐵）等。根據農民日報報道顯示，2012年中國土地出讓金收入已超過3.15萬億元，此外，政府還有非常可觀的中央企業利潤上繳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中國也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外匯儲備，截至2013年3月31日，中國外匯儲備為3.44萬億美元。中國的財政收入平均每年以兩位數的比率增長，2012年達到117209.75億元。中國地方政府不存在資不抵債問題，所以從法律上來說，中國地方政府沒有破產的可能性。
4 中國政府債務主要是內債
負債率高并不必然會引起債務危機，因為內債和外債給一個國家帶來的風險是不同的。史上著名的拉美國家債務危機主要是由于無法償還到期的公共外債本息引起的，而日本雖然債臺高筑，但仍然未爆發債務危機，這是因為日本債券市場開放度較低，投資者主要來自國內，而且經常項目長期盈余，大量資金回流國內，支撐著國債的發行和續存。當然也要注意內債對經濟的破壞性，當政府資金鏈斷裂，可能會造成銀行壞賬上升，企業破產。目前中國政府債務資金主要來源于銀行貸款和發行債券，因而債務風險最壞的可能性是被限定在有限的經濟主體內，不會導致全局性風險，政府債務風險總體可控。
四、中國政府債務的影響因素及存在的問題
中國政府債務的影響因素包括：一是經濟周期。當經濟處于繁榮階段，政府資產價值增值，企業利潤上升，企業所得稅上繳增多，個人收入增長，個人所得稅也增加，財政收入增加，同時就業增加，需要政府救濟的人數減少，政府負債也較少，目前新興經濟體都處于經濟繁榮階段，負債率較低。而當經濟處于衰退階段，企業和個人上繳利稅減少，財政收入減少，同時符合政府救濟條件的人數增加，政府面臨較大的財政壓力，需要發行債券彌補赤字。二是通貨膨脹。政府實際債務水平是政府名義債務剔除價格因素之后的值，即利用名義債務量除以價格平減指數，當一個國家通貨膨脹水平較高的時候，其實際債務水平被高估，通貨膨脹目標決定了政府利用量化寬松的規模。當政府和民眾可以接受較高的通貨膨脹率時。政府可以通過發行超額貨幣償還債務。目前中國廣義貨幣M2超過100萬億元，政府通過發行貨幣獲取“鑄幣稅”的空間有限。三是稅收。增加政府當期可支配資金有增加稅收和發行債券兩個渠道。李嘉圖定理表明增加稅收和發行債券融資的效果是一樣的。從表面上看，以稅收籌資和以債券籌資并不相同，但政府的任何債券發行都體現將來的償還義務。從而在將來償還的時候會導致更高的稅收。如果人們意識到這一點，他們會把相當于未來額外稅收的那部分財富積蓄起來，結果此時人們可支配財富的數量與征稅的情況一樣。目前稅收和負債等價的關系尚未得到實證結果的支持，但這個理論告誡我們在發行債券的時候要考慮賦稅代價公平的問題。
中國政府雖然并沒有出現像美國底特律那樣的財政危機，但這并不代表中國政府債務沒有問題。中國政府債務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1 地方政府債務信息不透明，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債務缺乏有力監督
地方政府債務信息不透明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對地方政府債務監管的缺位和滯后，目前由于《預算法》沒有賦予地方政府舉債權，所以沒有對地方政府舉債進行規范。因此，地方政府無需向公眾公布政府債務的財務狀況和披露相關事項以及政府的償還能力。二是地方政府為逃避《預算法》的規定，采取很多隱蔽的方式進行融資。如采取信托貸款、融資租賃、售后回租、發行理財產品、BT（建設一移交）、墊資施工和違規集資等方式變相舉債融資。
2 政府債務可持續性問題日益突出，土地財政政策難以為繼
中國政府債務可持續性面臨挑戰，主要表現為：一是目前經濟處于下行，財政收入放緩。中國經濟整體上仍處于經濟繁榮階段，但經濟增長速度開始放緩，財政收入增速有所下降，因此，要警惕財政收入增長放緩和企業利潤增速下降對政府債務償還能力的影響。二是土地財政政策難以為繼。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大多數以土地作為抵押物，但目前土地財政政策難以為繼，一方面，部分城市房地產價格處于高位，政府需要對于房地產進行調控，未來地方政府土地出讓金收人穩定性和持續性都存在不確定性。另一方面，土地供求出現結構性問題，部分城市土地財政收入有限。雖然在北上廣等一線城市土地拍賣價格屢創新高，土地出讓金收入持續走強，但在部分二三線城市，房地產泡沫初現，鬼城頻出，部分城市需要靠大規模地出讓土地才能獲得預期收入，甚至某城市公務員工資依靠企業，土地財政穩定性較差。審計署2013年第24號公告表明政府債務可持續性較差：36個城市總體債務規模增長12.94%，而且部分城市存在新債還舊債的情況：依賴土地出讓收入償債現象嚴重，出讓土地收入占這些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債務余額的54.64%。
3 政府債務可能投入到產能過剩、高污染高消耗項目
隨著國內經濟增長的放緩，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問題凸顯，公共利益實體游說政府將資金投入某些產能過剩行業。因而政府應該警惕政府債務資金的流向。目前國內鋼鐵、水泥和煤炭等行業產能過剩，政府不能融資支持這些行業，因為這會催生更大的泡沫，帶來更大的風險。另外，也要警惕政府債務資金流向高污染高消耗項目，目前中國經濟增長的發展方式主要依靠投資驅動，而地方政府為了增加政績，啟動了不少高污染高消耗項目，這與中央政府調整優化經濟結構、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高經濟增長效率和質量的目標背道而馳。
4 中國或有負債規模不容忽視
根據Brixi財政風險矩陣所闡述的內容，中國政府或有負債規模不容忽視。最典型的是銀行倒閉時的救助，目前中國利率市場化已經啟動，未來銀行經營風險可能進一步加大，而中國并沒有相應的銀行存款保險制度，當銀行破產或倒閉時，政府需要對此兜底，這屬于政府或有負債。影子銀行系統事實上的政府隱性擔保①造成了政府或有負債。中國影子銀行系統迅猛發展，管理極不規范，目前部分銀行理財產品已有違約風險，如華夏銀行涉及中鼎投資產品，最后在政府監管部門干預下而得以告終，此次事件造成的沖擊巨大，但政府監管部門的干預暗示政府對于此類影子銀行所產生的風險承擔部分責任，這是政府的隱性或有負債。
五、政府債務管理的政策建議
1 財務、審計等微觀管理方面的政策建議
第一，審計機關應該利用其信息化優勢將政府債務納網審計系統。聯網審計是運用現場審計實施系統與辦公自動化系統的連接實現網絡化的審計管理。結合審計機關在全國范圍內推廣的聯網審計，可以將政府債務有關科目納入到聯網審計系統。一是技術上具有可行性。只需要在原有審計系統中加入有關政府債務的模塊即可，這樣可以很容易地對政府債務數據進行查詢、分析和管理。二是實現即時審計。審計人員通過網絡訪問被審計單位財政財務信息數據庫。縮短了檢查活動的相隔期間和檢查時間，對于具體的財政財務收支事項，既可以在該事項結束后進行審計，也可以在該事項進行過程中適時進行審計，從而實現了事后審計與事中審計的結合，靜態審計與動態審計的結合。三是提高政府債務審計效率和質量，推動審計方法的改進。將政府債務項目納網審計系統可以降低審計風險，利用信息化的手段將政府債務碎片化管理模式調整為專管模式，可以輕而易舉地對政府債務實現“逐項逐筆”審計，節省大量人力、時間和資金。
第二，在對地方政府進行債務審計時，結合群眾路線，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從群眾角度了解地方政府債務的情況。中國現行《預算法》不允許地方財政出現赤字，而地方政府會采取多種手段進行舉債，地方政府債務信息極度不透明。目前部分地方政府通過信托貸款、融資租賃、BT和違規集資等方式變相融資現象突出，而且由于金融創新和技術水平提高，地方政府可能會采取更為隱蔽甚至造假的方式逃避債務監管。因此，審計人員除了保持應有的關注和職業懷疑態度外，還要充分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在了解被審計單位階段和實現審計程序過程中讓群眾有機會和可能提供有關政府債務的線索，這樣可以全天候、多維度地了解和識別地方政府債務的情況。
第三，從合并財務報表角度科學公允地計算和反映政府債務。要想科學公允地反映政府債務，就必須合并被審計單位內部各單位的財務報表，因為有些科目從整體上看是可以合并抵消的，如城司與其子公司之間的應收應付款等。一般而言，政府債務的合并處理都是同一控制下的合并。在合并報表時，首先確定會計主體，然后將屬于同一會計主體各單位之間的債權債務合并抵消。審計時厘清被審計單位組織結構框架，特別是涉及到融資平臺的時候要注意關聯方關系。在審計被審計單位財務報表時，重點審計被審計單位合并底稿，以防止會計主體的同一賬務被重復多次計算，進而防止被審計單位轉移、隱匿其債務。
第四，對現有債務進行微觀審慎管理，防止債務風險蔓延和擴散。雖然目前中國債務風險總體可控，但如果處理不好，債務風險可能蔓延和擴散。在審計中要妥善處理好開建項目，對債務融資項目進行分類管理，將項目分為優質項目、一般性項目和禁止性項目。優質項目指社會發展急需、未來資產價值預期升值（當舉債單位資金流出現困難時，項目資產足以抵債）且財政預算暫時未安排資金的項目；一般性項目指為推動社會發展、未來資產價值不確定且財政預算未安排資金的項目；禁止性項目指無益于社會發展、未來資產價值預期貶值且產能過剩、高污染高消耗的項目。因此，在政府債務審計中要針對不同的融資項目分別提出審計建議：支持優質項目融資并為要此類項目拓寬融資渠道，以為經濟社會的發展做出基礎性和支撐性貢獻：對于一般性項目，在審計過程中應該要求地方政府做到量入為出、合理規劃，勿因追求短期效應而犧牲長期利益，將風險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圍之內：對于禁止性項目，審計機關應該要求被審計單位立即整改，即立刻停止項目建設，妥善處理好資產和償還債權人債務，將風險扼殺在搖籃之中，將損失降低到最小。
2 財政等宏觀管理方面的政策建議
第一，加強政府債務立法，從程序和規模上對政府債務進行限制。一是加強政府債務方面的立法，加強發行債券的事前授權和事后監管。通過立法明確規定政府發行債券的條件、程序和規模以及發行后對資金流向和用途的監督。授權是發行債券管理的核心手段，它是一種核準制，條件比注冊制嚴格，美國部分地方政府發行債券必須得到議會和專門委員會的同意。日本普通地方公共團體發行債券也需要經過議會的決議。二是政府應該控制債務規模，適度發行債券。控制債務規模主要原因是：債務規模失控容易引發債務危機甚至是經濟危機，如最近的希臘債務危機。所以國家應該通過立法對債務進行絕對數量或相對規模的控制，并設計量化指標。對債務規模的控制要和債務的可持續性掛鉤，從債務融資方面和債務償還能力方面綜合考慮債務規模，長期來看發行債券對經濟的影響是有限的。李嘉圖定理證明了這一點，當代人的舉債需要下代人來還，透支了未來的消費，有悖于代際公平。三是對債務融資獲得的資金的使用過程進行控制。財政監督部門應該對債務資金的用途進行監督，判斷其合法合規性和真實有效性，并形成書面報告，提交政府審議，聽取意見并進行公示。
第二，提高政府債務信息的透明度。債務信息的透明度指向公眾公布債務資金的來源結構、用途、相關賬目、債務籌劃和償還能力。透明度要求政府公開財務收支，特別是要公開政府顯性負債、隱性負債、直接負債和或有負債情況，披露債務的會計記錄和財務報告，披露反映涉及債務資金使用的各項經濟活動。
擴展性財政政策范文第3篇
一、gfmis概念及設計思想
性，又要有一定的超前性，充分考慮到未來發展的需要；高度重視和切實保障各個系統的安全。
財政部政府財政管理信息系統建設的主要目標，一是適應建立公共財政框架需要，大大提高預算編制和執行過程的規范化程度；二是強化預算約束機制，提高預算、財務管理透明度，促進廉正建設；三是實現資金管理的科學化，減少財政資金沉淀，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四是全面反映財政收支狀況，提供宏觀經濟信息，為制定財政政策提供決策依據；五是實現財政數據共享，從整體上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政府財政管理信息系統將為整個財政管理服務，并將與有關部門、機構及預算單位聯網。系統必須保證：（1）嚴密性。能詳細記錄每一筆收支業務，保證總分類賬記錄的準確性，能實時查詢每一筆支出的來龍去脈；（2）可控性。整個支付過程在自動化程度較高的機制下運行，減少人為干預；（3）易操作性。微機操作界面要清晰、簡潔，便于操作、維護；（4）實時性。系統設計要具有很強的數據處理能力，能保證進行高效率地實時處理；（5）安全性。系統的安全要達到或超過銀行標準；（6）可靠性。要有主機、輔機和遠程災難備份系統；（7）可擴展性。要充分考慮技術革命的發展前景，系統能適應未來發展的需要；（8）可兼容性。能夠兼容在其他環境下開發的軟件和數據；（9）數據格式的一致性。采用單一數據庫，統一數據字典，保證數據格式一致。
二、gfmis框架及主要內容
gfmis框架主要由管理系統、信息流程和系統數據處理模式等內容構成。系統分為“宏觀經濟預算”、“預算編制”、“預算執行”三大部分，各部分之間的數據流程按預算編制及執行的業務工作流程確定。在gfmis系統中，所有數據接統一編碼體系集中存放在一個數據中心（其核心為國庫總分類貼數據庫和預算編制數據庫），真正做到宏觀經濟預測、預算編制、預算執行的數據共享。豆。宏觀經濟預測、預算編制、預算執行之間的數據關系。
“宏觀經濟預測”系統根據從gfmis數據中心采集的“預算編制”、“預算執行”當年和歷史的數據，結合從稅務、海關、國家計委、國家經貿委。國家統計局和中國人民銀行等綜合部門采集來的數據進行綜合分析、預測，為“預算編制”提供預算指南。
“預算編制”系統根據“宏觀經濟預測”系統提供的預算指南和從gfmis數據中心采集的“預算執行”的各年份、各種類型的數據，結合預算編制其他方面的數據，測算可供分配的預算資源，向各部門下達預算編制指示和控制數，匯總編制部門預算和調整預算，為“預算執行”系統提供細化了的預算指標數據。
“預算執行”系統根據“預算編制”系統提供的部門預算指標數據和從gfmis數據中心采集的“預算執行”、“預算編制”各年份、各種類型的數據以及各部門上報的月度用款計劃，下達國庫授權，并進行審核、記錄和支付；進行現金管理以及提供各種財務報表和報告。
2宏觀經濟預測、預算編制和預算執行流程（格）。
3宏觀經濟預測、預算編制和預算執行系統的功能。
“宏觀經濟預測”系統的功能是：協助財政部作財政預測、制訂宏觀經濟框架；測算總預算參數并向國務院提出建議，為各部門申請預算建議數提供預算指南。系統主要包括“宏觀經濟計量模型（宏觀經濟預測）”、“政策分析模型”、“經濟景氣分析和宏觀經濟監測預警信號系統”、“財政收支預測分析系統”及“宏觀經濟數據庫”。
“預算編制”系統的功能是：接受來自各部門正在進行和計劃進行的詳細預算，以此形成與各部門談判的基礎文件；產生批準后的預算；記錄預算編制過程中的任何修改和批準過程。系統分為“中央部門預算編報子系統”、“財政部內預算網絡審核子系統”、“基礎數據庫子系統”和“定員定額子系統”。
（l）“中央部門預算編報子系統”細分為“基本支出預算編報子子系統”和“項目預算編報于子系統”以及“政府采購預算子子系統”。“基本支出預算編報于子系統”包括“下載預算”、“編制預算”、“匯總預算”、“審核預算”和“報送預算”等模塊：“項目預算編報子子系統”包括“編制項目”、“審核項目”、“篩選排序”、“項目申報”等模塊。
（2）“財政部內預算網絡審核子系統”細分為“接受預算”、“審核項目”、“篩選排序”、“匯總預算”和“批復預算”等模塊。
“預算執行”系統分為“授權管理系統”、“承諾管理系統”、“支付管理系統”、“現金預測與債務管理系統”、“收入管理系統”、“資產管理系統”、“工資和養老金管理系統”和“執行與會計報告系統”等，各系統以“總分類賬”為核心，所有數據都存在“總分類賬”中心數據庫中。
“授權管理系統”的功能是：對各單位用款計劃進行審核，授權。
“承諾管理系統”的功能是：進行預算及國庫授權審核，生成支付文件。
“支付管理系統”的功能是：支付令或簽發支票，處理多種類型的支付信息，與銀行對賬并進行信息追蹤。
“收入管理系統”的功能是：記錄收入征繳數據，稽核收入征繳各環節運作情況，審核收入退庫等。
“現金預測與債務管理系統”的功能是：預測財政資金流量；提供國庫授權限額；決定發債規模與結構；實現國庫資金資本運作。
“預算執行與財務報告管理系統”的功能是：
以預算分類體系和標準會計科目為基礎，1.按時間（旬、月、季度）；2.按功能分類（類、款、項）；3.按經濟分類（類、款、項）；4.按項目（活動）；5按部門；6.按收入、支出資金類型等自動生成各種類型的報告和報表；7.批復部門決算。
“資產管理系統”和“工資和養老金管理系統”的功能設計目前還未考慮成熟，尚待進一步研究。
4.財政副政府財政管理信息系統（gfmis）的特點。
（1）全面記錄各項財政收、支交易，具有全程信息反饋、查詢功能；（2）以統一編碼體系和統一數據平臺為基礎，實現預算編制和國庫執行的統一管理；（3）實現支付的事前控制、內部控制和流程自動化；（4）能嚴格監視現金寸頭，并能改善現金和債務管理；（5）能為預算編制和執行提供全面的綜合管理報告；（6）可以為管理部門、立法機構和公眾提供月度、年度財務報表和報告；（7）總體設計考慮當前國際通行的最新模式（包括數據庫建立和先進的通用財務軟件）；（8）系統的安全性達到或超過銀行計算機系統的安全標準。
5.政府財政管理信息系統（gmis）實施計劃。
（l）2001年選擇部分中央部門和部分地方進行開發性試驗；
（2）2002年逐步擴大試點范圍，總結經驗進一步完善系統設計；
（3）爭取在“十五”期間建立現代化的政府財政管理信息系統基本框架。
三、政府財政管理信息系統（gfmis）建設的配套改革措施
gfmis建設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需要有關方面的配套改革，才能使系統發揮最大的作用。目前需要進行的配套改革主要有：
1.預算編制改革。要細化預算編制，全面推行部門預算；要逐步使所有財政性資金的收付建立在明晰的預算基礎上，為預算執行提供依據。
2.政府收支分類改革。要參照國際通行做法并結合我國國情，改革政府收支分類，科學地反映各類財政收支活動。
3.國庫單一賬戶制度改革。要建立以國庫單一賬戶體系為基礎、資金繳撥以國庫集中收付為主要形式的現代國庫管理制度，減少資金撥付環節，提高資金使用效益。
4.建立、健全銀行清算系統。要加快建立健全中國現代化銀行清算系統步伐，提高銀行間清算業務的效率。
擴展性財政政策范文第4篇
在人類步入新世紀的今天，經濟的發展方式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網絡的產業化應用不僅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也改變了經濟增長的要素結構。在包括凱恩斯和薩繆爾森等人的傳統的主流經濟學看來，四個衡量宏觀經濟的指標——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國際收支平衡是不能同時達到的。但是，在今天時興的新經濟中不可能變為了可能。而在現代中央銀行都將這四個目標列入基本的貨幣政策目標中。這也使得央行的職能和運做方式需要進行變革，以適應現代經濟的"新"。
而本文重在探求新經濟中貨幣政策是否還象過去幾十年中經濟學家解釋的那么有效，進而探詢如何運用貨幣政策能起到應有的效果，而不是與預期相反的結果。并從美國的經驗中探尋中國貨幣政策改革的方向。
首先，我們必須明確究竟什么是所謂的"新經濟",新經濟一詞是從美國泊來的，沒有非常明確的定義，但又實實在在地在美國出現，而且迅速席卷世界。歸納起來，我覺得可以概括為如下幾點：
以數字化信息技術和因特網為標志的技術變革在全球化拓展；
知識創新的商業模式——建立在個人信譽基礎上的風險投資制度已經成熟，被投資者所認可；
互聯網的普及速度超過了以往過去的任何發明，它以其開發性、可擴展性和互動性，迅速成為了客戶需求的新平臺，成為了一個新標準；
服務業替代制造業主宰產業發展；
全球化的各種規則開始建立，降低了要素流動的摩擦；
資本市場是這一創新時代的最重要的引擎，是結構調整最有效的工具，而工業社會中集中控制資源進行結構調整的方式已經過時；
在新經濟中，公司正在走上收益遞增的軌道。這些新經濟的趨勢性特征涉及到技術、商業模式、客戶標準、產業、規則和金融工具，它們綜合貢獻給了經濟增長，構成經濟增長的新要素，這些新要素正在改變著經濟增長的周期性波動，從而構成了所謂的“新經濟”。
而從傳統經濟學來看,經濟的發展是有周期的，新古典經濟學認為經濟周期是主體隨即錯誤的結果，所以政府在貨幣政策上不宜干預過多。而新凱恩斯主義則認為，經濟周期是外部沖擊對經濟產生的影響，所以貨幣政策對于克服危機，使經濟步入良性循環是大有裨益的。后凱恩斯主義認為周期的發展是政治壓力的結果，所以在貨幣政策上趨向于比新凱恩斯主義更自由的方式。
那么，作為具體的運行，我覺得美國的貨幣政策是的趨向不是明顯的偏向于一種派別的，而是一種綜合各種觀點雜糅的體系。在強有力的實現對經濟的預期良性運行的控制的同時，盡量采取比較含蓄的，市場化方式。這種理念在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的身上展現的淋漓盡致。
而就在最近（12月5日），格林斯潘正式表示，對經濟部分失去發展表示憂慮。并認為美國經濟發展步伐放緩是能源價格大幅上升，使企業能源成本上升近40%，而由于市場競爭激烈，無法使企業的損失在市場中得到彌補。而應該警惕可能出現的由金融資產縮水導致的家庭和企業的支出疲軟。廣大投資者一直以來擔心美國經濟趨向硬著陸，格氏此番撫藉言語正中他們的下懷。美國經濟減緩的速度出乎意料，去年的技術股泡沫顯然已破滅。正如格林斯潘所指出的，對近期任何經濟數據都不應該大驚小怪，異乎尋常的經濟增長速度減緩正是必要的。幾年來，需求一直超過供應。美聯儲為了緩解勞動力市場的緊張形勢，防止通脹上升，1999年中期來已將利率提至6．5％，累計加息幅度達1．75％。格林斯潘似乎認為隨著股價下降，金融市場趨緊抑制了消費者支出，經濟正走上軟著陸的軌道。一段并不清晰的話語剛出，萎靡的納指馬上大漲274點，創下近三十年的單日最大漲幅。
而且我們也曾經看到，格林斯潘在過去的美國所謂的新經濟的高速列車行進中不時的用針尖刺破將要被吹漲的氣球——通貨膨脹的虛假繁榮。而我覺得他的行為正好暗合了薩繆爾森的用宏觀經濟學中的乘數原理與加速度原理對經濟周期的假設——薩氏以為在邊際消費趨向和加速度不變的情況下經濟總是上下波動。那么，一旦邊際消費發生改變，經濟的良性軌跡就極可能被改變。所以格林斯潘一直采取防微杜漸的方式警告人們，什么時候有通脹的危險。而他又不肯明示，是擔心"軟著陸"變成"硬著陸"。我個人認為僅憑這一點格林斯潘便稱得上是金融監管的超一流人才。何以見得？君不見八十年代的日本雖然經濟正是如日中天，但是日本政府也意識到虛假繁榮背后的通貨膨脹的威脅將在未來嚴重的侵害日本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可是就在日本煞費苦心的擠干了泡沫以后，再施行零利率也無法拉升經濟的起飛。而我們中國在經歷了八十年代末期的高速增長中"通脹猛于虎"的通苦以后，在九十年代初，經濟的過熱中，施行了緊縮銀根的政策，其后雖然成功的實現了經濟的軟著陸。但是現今的通貨緊縮中，貨幣政策實行卻收效甚微。今天的解釋也各不相同，但我覺得與那時的過緊是有聯系的。
而在今年，繁榮了十年的美國新經濟也遇到了極大的危機。我們觀察美國經濟的視角一般有三個：一是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的金融政策；二是明年的消費趨勢；三是明年的投資趨勢。而
美聯儲在12月19日宣布維持現有利率不變。而很多經濟學都認為利率下調是在所難免的，為什么聯儲沒有行動呢？央行不愿意改變多年來謹慎的多看少動原則，他們要觀察多年的高投入，生產率增長及股市走強是否發生了逆向轉變并形成惡性循環。不過美聯儲也承認新經濟的威脅已經由通脹變為疲軟。而消費趨勢離不開收入的預期，我們知道在宏觀經濟學中有帶動消費的財富效應。從九十年代以來，美國每年因股票和房產升值而使家庭財富平均每年上升2.26萬億美圓。而儲蓄率在99年降至可支配收入的2.2%，大大低于長期的7%左右的水平。而在2000年，美國國民的股票收入幾乎為零或負增長，而今年初對于股市的高預期造成家庭貸款消費的上升，預期的不理性將使明年的消費減少。還有就是投資，自96年以來，信息技術與通信行業吸納了大量的資金也使勞動生產率上升。新經濟的低通脹高增長也要主要歸功于資金支持——特別是在風險投資制度下的融資途徑下的電信與高科技行業的快速發展。而從目前來看，這些行業投資已經近于飽和。
所以，新經濟畢竟沒有超越過去的工業革命，電氣時代中所固有的經濟周期的制約。高利率，利潤下降，消費需求的收縮都是周期性的，少一點震蕩，快一點復蘇就是貨幣政策大有可為的地方了。經濟減速的跡象撒下如此之多的陰影，這一事實僅僅提高了人們對通脹的預期。也已有人擔心格林斯潘講話可能導致以下一種循環：由于投資者認為明年初會減息，導致股價上揚。但必須指出的是，降息的前提是消費者支出的下降。問題在于，如果股市反彈過高，消費支出仍將強勁，如此，就不會降息，甚至可能得加息。這樣今天的貨幣政策到明天就完全相反了。
盡管美聯儲可能調控美國經濟，使之軟著陸，投資者同時也明白美聯儲任務的難度之大。歷史經驗顯示，事實上央行是鮮難做到的。這一方面是由于處于增長減緩中的經濟比繁榮強勁的經濟更不堪經受外部沖擊。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經濟增長減速會使各種經濟、金融失衡狀況暴露無疑。隨著增長減速，原先那種以為利潤會永遠增長、股價會一直上升，因此可以入不敷出的消費將顯然是極不明智的。同時，悲觀情緒也可能過度。今后的風險在于，美國的實際高投入、大幅提高生產率、企業利潤增長、股市走強等一系列良性循環會變為惡性循環。出現這種情況，美聯儲就需要采取減息措施，但不是在此之前采取措施。
但是面對新經濟的新，聯邦儲備委員會也沒有什么可以認為是肯定行之有效的方式。連格林斯潘也在10月上旬美國銀行家協會成立125周年的紀念大會發表的演講中認為，技術進步的飛速發展已經導致美國現有的許多銀行監管條例顯得十分陳舊和過時。
同時，他呼吁發達國家應該緊密合作，修訂各國現存的銀行監管條例以適應在新經濟中規模不斷擴大、速度不斷加快的各項金融交易活動。但是，格林斯潘也沒有提出如何修訂銀行法規的建議。他只是強調，目前的銀行監管部門在實行監管行動時更多地依靠銀行在金融市場上的自律性，運用條規開展監管活動效果大不如前。
盡管如此，格林斯潘仍指出，“從銀行業發展的歷史角度看，加強對銀行的監督管理應該始終作為監管防范金融風險的第一道防線，這是銀行發展歷史過程中，我們獲得的一條千真萬確的關鍵的經驗和教訓。”格林斯潘對去年出臺的銀行業監管改革法案大加贊美，并指出這是“通向未來變化道路上的一面開路旗幟而已”。他還認為，全球所有的銀行監管部門都會發現現有規定條例的改革勢在必行。根據格林斯潘的估計，將來監管部門會將注意力從考慮銀行的債務比例轉向發現銀行是否有違規經營行為。格林斯潘認為，目前世界正處于一個動態變化的系統之中，要求監管部門能夠不斷調整以適應新變化。同時，隨著新經濟浪潮的席卷全球，金融系統變化的日新月異，要求監管部門必須在第一時間作出相當準確的反應和行動，否則經濟形勢將向一個完全相反的方向演變。正是這種情況，要求銀行監管條例適應新時代的變化，進行必要的改革而不至于落伍。
在看了美國新經濟的"剪不斷，理還亂"后，再想想咋們亞洲和中國，其實發展水平還低了許多，如何借鑒美國的經驗，吸取教訓，將使我們少走許多彎路。
當年，就在美國新經濟快速成長的時期，亞洲卻出現了經濟危機，這意味著東亞的以產量為目標的“集中干預型”資源配置方式的失靈，傳統產能大規模過剩。中國則在工業化還未完成的時候，又趕上了知識經濟時代：一方面政府還有很多集中配置資源的要求，如西部大開發。在這方面，政府投入大量的資金與人力，從貨幣政策來看，既有貸款的優惠，也有大量的特別國債；另一方面又要面對知識時代提出的創新問題。在這種局勢下，中國的調整必須與國際調整的趨勢相一致。中國的各種產業從汽車到住房，實際上連基礎設施都有產能過剩問題，而現在中國政府除了集中配置基礎設施外，已經沒有其他可集中配置的方向，因此集中資源突破產業瓶頸的老辦法在現時條件下已無處著力，是改變配置資源方式的時候了——應把核心放在建立和完善資本市場，充分發揮資本市場
的高層次功能，大力刺激民間創新的動力上，比如減免知識型創新企業所得稅等類的措施更是不可少。政府的作用還要在有利于新經濟成長的軟環境建設方面加強，以求有更多的知識創新企業在本地區成長，帶動經濟從舊到新的轉變。
資本市場已經成為推動技術變革和產業重組的最重要的引擎，中國一方面要實現工業化，承接生產力的轉移；另一方面要面向新的技術創新時代，積極改變國內集中配置資源的方式，發揮資本市場的作用，中國1999和2000年初資本市場中股市的兩次快速攀升都與大規模的資源重新配置有關，資本市場對互聯網做出了最積極的反映，這也體現了中國資本市場開始在調整著中國的產業結構。當然，這也與借鑒美國新經濟中的明顯的財富效應的政府行為有關系。但是，由于沒有二板市場，中國資本市場的創新空間非常有限；由于大量非流通股的存在，利用投行進行并購調整結構的手段也就不足，如無法在資本市場上迫使一些低效率企業退出產能等，從而使得結構調整緩慢。
新經濟的概念是與網絡化和全球化聯系在一起的，這意味著新經濟將帶來更先進的交易設備和交易手段，讓更多的國家和地區參與世界經濟的競爭。金融產業在這個大趨勢下必須要面對新的挑戰。一方面，為了在新的形勢下提高產業的競爭力，必須給金融產業更多的自由；另一方面，新經濟大大增加了金融產業的風險，進行風險管理又要求我們中國政府加強對金融產業的監管。事實上，在這兩個目標之間是存在著一定矛盾的。我覺得這對于我國來說尚有一定的優勢——集計劃與市場于一體的貨幣政策或許會比較有效。
擴展性財政政策范文第5篇
而本文重在探求新經濟中貨幣政策是否還象過去幾十年中經濟學家解釋的那么有效，進而探詢如何運用貨幣政策能起到應有的效果，而不是與預期相反的結果。并從美國的經驗中探尋中國貨幣政策改革的方向。
首先，我們必須明確究竟什么是所謂的"新經濟",新經濟一詞是從美國泊來的，沒有非常明確的定義，但又實實在在地在美國出現，而且迅速席卷世界。歸納起來，我覺得可以概括為如下幾點：
以數字化信息技術和因特網為標志的技術變革在全球化拓展；
知識創新的商業模式——建立在個人信譽基礎上的風險投資制度已經成熟，被投資者所認可；
互聯網的普及速度超過了以往過去的任何發明，它以其開發性、可擴展性和互動性，迅速成為了客戶需求的新平臺，成為了一個新標準；
服務業替代制造業主宰產業發展；
全球化的各種規則開始建立，降低了要素流動的摩擦；
資本市場是這一創新時代的最重要的引擎，是結構調整最有效的工具，而工業社會中集中控制資源進行結構調整的方式已經過時；
在新經濟中，公司正在走上收益遞增的軌道。這些新經濟的趨勢性特征涉及到技術、商業模式、客戶標準、產業、規則和金融工具，它們綜合貢獻給了經濟增長，構成經濟增長的新要素，這些新要素正在改變著經濟增長的周期性波動，從而構成了所謂的“新經濟”。
而從傳統經濟學來看,經濟的發展是有周期的，新古典經濟學認為經濟周期是主體隨即錯誤的結果，所以政府在貨幣政策上不宜干預過多。而新凱恩斯主義則認為，經濟周期是外部沖擊對經濟產生的影響，所以貨幣政策對于克服危機，使經濟步入良性循環是大有裨益的。后凱恩斯主義認為周期的發展是政治壓力的結果，所以在貨幣政策上趨向于比新凱恩斯主義更自由的方式。
那么，作為具體的運行，我覺得美國的貨幣政策是的趨向不是明顯的偏向于一種派別的，而是一種綜合各種觀點雜糅的體系。在強有力的實現對經濟的預期良性運行的控制的同時，盡量采取比較含蓄的，市場化方式。這種理念在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的身上展現的淋漓盡致。
而就在最近（12月5日），格林斯潘正式表示，對經濟部分失去發展表示憂慮。并認為美國經濟發展步伐放緩是能源價格大幅上升，使企業能源成本上升近40%，而由于市場競爭激烈，無法使企業的損失在市場中得到彌補。而應該警惕可能出現的由金融資產縮水導致的家庭和企業的支出疲軟。廣大投資者一直以來擔心美國經濟趨向硬著陸，格氏此番撫藉言語正中他們的下懷。美國經濟減緩的速度出乎意料，去年的技術股泡沫顯然已破滅。正如格林斯潘所指出的，對近期任何經濟數據都不應該大驚小怪，異乎尋常的經濟增長速度減緩正是必要的。幾年來，需求一直超過供應。美聯儲為了緩解勞動力市場的緊張形勢，防止通脹上升，1999年中期來已將利率提至6．5％，累計加息幅度達1．75％。格林斯潘似乎認為隨著股價下降，金融市場趨緊抑制了消費者支出，經濟正走上軟著陸的軌道。一段并不清晰的話語剛出，萎靡的納指馬上大漲274點，創下近三十年的單日最大漲幅。
而且我們也曾經看到，格林斯潘在過去的美國所謂的新經濟的高速列車行進中不時的用針尖刺破將要被吹漲的氣球——通貨膨脹的虛假繁榮。而我覺得他的行為正好暗合了薩繆爾森的用宏觀經濟學中的乘數原理與加速度原理對經濟周期的假設——薩氏以為在邊際消費趨向和加速度不變的情況下經濟總是上下波動。那么，一旦邊際消費發生改變，經濟的良性軌跡就極可能被改變。所以格林斯潘一直采取防微杜漸的方式警告人們，什么時候有通脹的危險。而他又不肯明示，是擔心"軟著陸"變成"硬著陸"。我個人認為僅憑這一點格林斯潘便稱得上是金融監管的超一流人才。何以見得？君不見八十年代的日本雖然經濟正是如日中天，但是日本政府也意識到虛假繁榮背后的通貨膨脹的威脅將在未來嚴重的侵害日本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可是就在日本煞費苦心的擠干了泡沫以后，再施行零利率也無法拉升經濟的起飛。而我們中國在經歷了八十年代末期的高速增長中"通脹猛于虎"的通苦以后，在九十年代初，經濟的過熱中，施行了緊縮銀根的政策，其后雖然成功的實現了經濟的軟著陸。但是現今的通貨緊縮中，貨幣政策實行卻收效甚微。今天的解釋也各不相同，但我覺得與那時的過緊是有聯系的。
而在今年，繁榮了十年的美國新經濟也遇到了極大的危機。我們觀察美國經濟的視角一般有三個：一是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的金融政策；二是明年的消費趨勢；三是明年的投資趨勢。而美聯儲在12月19日宣布維持現有利率不變。而很多經濟學都認為利率下調是在所難免的，為什么聯儲沒有行動呢？央行不愿意改變多年來謹慎的多看少動原則，他們要觀察多年的高投入，生產率增長及股市走強是否發生了逆向轉變并形成惡性循環。不過美聯儲也承認新經濟的威脅已經由通脹變為疲軟。而消費趨勢離不開收入的預期，我們知道在宏觀經濟學中有帶動消費的財富效應。從九十年代以來，美國每年因股票和房產升值而使家庭財富平均每年上升2.26萬億美圓。而儲蓄率在99年降至可支配收入的2.2%，大大低于長期的7%左右的水平。而在2000年，美國國民的股票收入幾乎為零或負增長，而今年初對于股市的高預期造成家庭貸款消費的上升，預期的不理性將使明年的消費減少。還有就是投資，自96年以來，信息技術與通信行業吸納了大量的資金也使勞動生產率上升。新經濟的低通脹高增長也要主要歸功于資金支持——特別是在風險投資制度下的融資途徑下的電信與高科技行業的快速發展。而從目前來看，這些行業投資已經近于飽和。
所以，新經濟畢竟沒有超越過去的工業革命，電氣時代中所固有的經濟周期的制約。高利率，利潤下降，消費需求的收縮都是周期性的，少一點震蕩，快一點復蘇就是貨幣政策大有可為的地方了。經濟減速的跡象撒下如此之多的陰影，這一事實僅僅提高了人們對通脹的預期。也已有人擔心格林斯潘講話可能導致以下一種循環：由于投資者認為明年初會減息，導致股價上揚。但必須指出的是，降息的前提是消費者支出的下降。問題在于，如果股市反彈過高，消費支出仍將強勁，如此，就不會降息，甚至可能得加息。這樣今天的貨幣政策到明天就完全相反了。
盡管美聯儲可能調控美國經濟，使之軟著陸，投資者同時也明白美聯儲任務的難度之大。歷史經驗顯示，事實上央行是鮮難做到的。這一方面是由于處于增長減緩中的經濟比繁榮強勁的經濟更不堪經受外部沖擊。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經濟增長減速會使各種經濟、金融失衡狀況暴露無疑。隨著增長減速，原先那種以為利潤會永遠增長、股價會一直上升，因此可以入不敷出的消費將顯然是極不明智的。同時，悲觀情緒也可能過度。今后的風險在于，美國的實際高投入、大幅提高生產率、企業利潤增長、股市走強等一系列良性循環會變為惡性循環。出現這種情況，美聯儲就需要采取減息措施，但不是在此之前采取措施。
但是面對新經濟的新，聯邦儲備委員會也沒有什么可以認為是肯定行之有效的方式。連格林斯潘也在10月上旬美國銀行家協會成立125周年的紀念大會發表的演講中認為，技術進步的飛速發展已經導致美國現有的許多銀行監管條例顯得十分陳舊和過時。
同時，他呼吁發達國家應該緊密合作，修訂各國現存的銀行監管條例以適應在新經濟中規模不斷擴大、速度不斷加快的各項金融交易活動。但是，格林斯潘也沒有提出如何修訂銀行法規的建議。他只是強調，目前的銀行監管部門在實行監管行動時更多地依靠銀行在金融市場上的自律性，運用條規開展監管活動效果大不如前。
盡管如此，格林斯潘仍指出，“從銀行業發展的歷史角度看，加強對銀行的監督管理應該始終作為監管防范金融風險的第一道防線，這是銀行發展歷史過程中，我們獲得的一條千真萬確的關鍵的經驗和教訓。”格林斯潘對去年出臺的銀行業監管改革法案大加贊美，并指出這是“通向未來變化道路上的一面開路旗幟而已”。他還認為，全球所有的銀行監管部門都會發現現有規定條例的改革勢在必行。根據格林斯潘的估計，將來監管部門會將注意力從考慮銀行的債務比例轉向發現銀行是否有違規經營行為。格林斯潘認為，目前世界正處于一個動態變化的系統之中，要求監管部門能夠不斷調整以適應新變化。同時，隨著新經濟浪潮的席卷全球，金融系統變化的日新月異，要求監管部門必須在第一時間作出相當準確的反應和行動，否則經濟形勢將向一個完全相反的方向演變。正是這種情況，要求銀行監管條例適應新時代的變化，進行必要的改革而不至于落伍。
在看了美國新經濟的"剪不斷，理還亂"后，再想想咋們亞洲和中國，其實發展水平還低了許多，如何借鑒美國的經驗，吸取教訓，將使我們少走許多彎路。
當年，就在美國新經濟快速成長的時期，亞洲卻出現了經濟危機，這意味著東亞的以產量為目標的“集中干預型”資源配置方式的失靈，傳統產能大規模過剩。中國則在工業化還未完成的時候，又趕上了知識經濟時代：一方面政府還有很多集中配置資源的要求，如西部大開發。在這方面，政府投入大量的資金與人力，從貨幣政策來看，既有貸款的優惠，也有大量的特別國債；另一方面又要面對知識時代提出的創新問題。在這種局勢下，中國的調整必須與國際調整的趨勢相一致。中國的各種產業從汽車到住房，實際上連基礎設施都有產能過剩問題，而現在中國政府除了集中配置基礎設施外，已經沒有其他可集中配置的方向，因此集中資源突破產業瓶頸的老辦法在現時條件下已無處著力，是改變配置資源方式的時候了——應把核心放在建立和完善資本市場，充分發揮資本市場的高層次功能，大力刺激民間創新的動力上，比如減免知識型創新企業所得稅等類的措施更是不可少。政府的作用還要在有利于新經濟成長的軟環境建設方面加強，以求有更多的知識創新企業在本地區成長，帶動經濟從舊到新的轉變。
資本市場已經成為推動技術變革和產業重組的最重要的引擎，中國一方面要實現工業化，承接生產力的轉移；另一方面要面向新的技術創新時代，積極改變國內集中配置資源的方式，發揮資本市場的作用，中國1999和2000年初資本市場中股市的兩次快速攀升都與大規模的資源重新配置有關，資本市場對互聯網做出了最積極的反映，這也體現了中國資本市場開始在調整著中國的產業結構。當然，這也與借鑒美國新經濟中的明顯的財富效應的政府行為有關系。但是，由于沒有二板市場，中國資本市場的創新空間非常有限；由于大量非流通股的存在，利用投行進行并購調整結構的手段也就不足，如無法在資本市場上迫使一些低效率企業退出產能等，從而使得結構調整緩慢。
新經濟的概念是與網絡化和全球化聯系在一起的，這意味著新經濟將帶來更先進的交易設備和交易手段，讓更多的國家和地區參與世界經濟的競爭。金融產業在這個大趨勢下必須要面對新的挑戰。一方面，為了在新的形勢下提高產業的競爭力，必須給金融產業更多的自由；另一方面，新經濟大大增加了金融產業的風險，進行風險管理又要求我們中國政府加強對金融產業的監管。事實上，在這兩個目標之間是存在著一定矛盾的。我覺得這對于我國來說尚有一定的優勢——集計劃與市場于一體的貨幣政策或許會比較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