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經濟運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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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收經濟運行分析范文第1篇
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我縣經濟遭受改革開放以來前所未有的困難和挑戰。面對國際國內經濟環境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面對國內重大自然災害和經濟運行中的一些突出矛盾，中央和省及時調整宏觀經濟政策，相繼出臺了一系列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政策措施。但是，由于宏觀經濟政策效應具有的一定滯后性，我縣經濟下行趨勢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加上增值稅轉型和出口退稅政策調整等因素影響，全縣財政收入增長將明顯放緩，而財政支出呈剛性態勢，支出規模居高不下，今后一個時期我縣的財稅經濟運行將面臨較大的壓力。為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根據《浙江省人民政府關于做好增收節支工作的意見》（浙政發〔20*〕74號）和《*市人民政府關于進一步加強增收節支工作的意見》精神，結合我縣實際，現就進一步加強增收節支工作提出如下意見。
一、積極促進經濟發展，切實加強收入征管
各部門、各單位要認真貫徹落實縣委、縣政府出臺的支持經濟發展的有關文件，加強部門間的協作配合，加大對企業的服務力度，努力解決經濟運行中存在的問題，化解矛盾，促進經濟平穩運行。要積極開展招商引資、項目推進，在促進工業經濟轉型升級快速發展的同時，支持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轉型升級，以經濟結構優化帶動財政稅收收入結構優化，增強地方財政實力。稅務部門要積極推進稅收管理創新，進一步優化稅收征管服務，發揮稅收政策資源的最大效應；要加強稅收征管，提高科學化、專業化和精細化水平，促進依法治稅；強化稅收分析預測，堅持定性與定量分析結合，短期和長期分析并重，科學預測稅源變化趨勢，認真研究經濟、征管、政策等因素對稅收收入的影響，及時做好組織收入的應對預案，保持稅收收入持續穩定增長。財政部門要進一步完善政府非稅收入征收范圍和征收渠道，完善社會保險費“五費合征”征繳管理制度，確保財稅收入均衡入庫、持續增長和結構優化，增強財政調控能力。
二、大力壓縮一般性開支，確保重點支出需要
各部門、各單位要厲行節約，勤儉辦事，進一步壓縮一般性財政支出，把財政資源更多地用于提供公共服務和保障民生，用于解決群眾生產生活困難，用于促進經濟社會協調可持續發展。要進一步加大財政支出結構調整力度，嚴格控制行政開支，減少會議、接待、差旅和公車使用等日常支出，壓縮出國團組，降低行政成本。要加強行政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管理，嚴格控制公車購置，嚴格控制新增投資建設項目，嚴格控制基本建設項目資金缺口。要強化預算控制，除縣委、縣政府確定的項目以及民生項目等重點支出外，原則上不再追加部門和單位的支出預算。
三、密切關注財政經濟運行，全面完成20*年預算
財政等有關部門要密切關注宏觀經濟形勢發展變化，認真分析年度財政預算執行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跟蹤房地產稅收調控政策、出口退稅等稅收政策調整的實施效果，特別要關注影響財政收支的不確定因素，分析財政收入增減變化的原因，及早預測全年財政收支情況。要針對財政收支運行中存在的問題，及時采取應對措施，確保當年預算收支平衡。
四、牢固樹立勤儉意識，科學合理安排2009年預算
各部門、各單位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及早準備，科學合理地做好2009年部門預算的編制工作。2009年預算編制必須遵循“量入為出、量力而行、收支平衡”的原則，適當下調預算收支指標，使財政預算安排與經濟運行更加吻合。嚴格控制行政成本，2009年預算安排實行公用經費“零增長”，專項經費“零增長”，會議費、接待費、公務用車購置及用車費、出國費等“零增長”。同時，除省委、省政府和縣委、縣政府確定的增支項目外，各部門、各單位不得新開口子，集中財力保障民生、促進經濟增長。
稅收經濟運行分析范文第2篇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還得從我國近幾年來稅收超常增長速度談起。“九五”時期，我國稅收收入持續快速增長，每年增長額都在千億元以上，1999年稅收總收入突破萬億元，2000年超收2000多億，2001年又增收2511億元，比上年增長19.8%。這種增長速度令不少人感到不安，照此速度增長，稅收收入實現“翻兩番”的目標，時間不用太長，但是我們應該辯證地看待稅收超常增長。我國稅收高速度增長，并非完全依賴于稅率的提高和稅種的新設。在整個超收收入中，政策性、一次性收入和稅收流失回籠收入所占比例較大（2000年車輛購置稅增加266億元，減持國有股收入122億元，利息稅40億元），同時，有一部分收入是經濟內生增長帶來的稅收自然增收。另一方面，我國94稅制改革之后，稅收制度一直平穩運行，未能進行較大的變動和調整，只是根據經濟環境狀況靈活作了些停、開征稅種的工作。（如固定產投資方向調節稅的停征，車輛購置稅、利息所得稅的開征）。因此，從上述稅收增長收入的結構和94稅改后我國稅制的平衡運行狀態可以推出，稅收增長并未是真正在法律基礎上增加納稅人的負擔，其增長在很大程度取決于以下幾個因素：即稅務工作者的勤勉工作、征管方式的改變和納稅人納稅意識的逐步提高。
再回過頭來分析一下我國稅收收入結構。最近，國家稅務總局的統計資料顯示：1994年所得稅收入占全部稅收收入的16.3%，2001年上升至23.9%；與之相對應，流轉稅1994為79.5%，2001年下降為69.3%，這組統計數據雖然表明所得稅在近年來有上升的趨勢，但從總體上看流轉稅占絕對優勢的基本稅制結構沒有根本性改變。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確立了流轉稅和所得稅雙主體稅的復合稅制結構，以增值稅和營業稅為主體的流轉稅一直處于絕對主導地位。近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征管水平的逐步提高，這種絕對地位有所改變但我國的稅制結構仍然是屬于流轉稅為主、所得稅為輔的典型發展中國家稅制結構。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考慮推行減稅政策，至少會遇到以下幾個問題：一是稅收收入的降低意味著財政收入的減少，這不僅存在經濟風險還蘊含著相應的政治風險。顯然，減稅存在著較大的阻力，雖然廣大投資家期望政府能夠削減部分稅收，但事實上，投資需求的增長在目前看來取決于投資者情緒、經濟景氣指數和市場進入門檻的高低三大因素，減稅直正與投資需求的增長關聯程度不高；二是通過減稅來擴大內需，在我國缺乏實踐環境，西方國家通過低稅政策可以鼓勵勤奮工作、提高稅后收益水平產出規模和企業自身的積累率，進而達到帶動經濟增長的目標，但在我國處于轉軌時期推行減稅政策，“儲蓄—投資—產出”循環流勢必會受到險礙，并不一定會給經濟增長帶來多大的刺激（這從我國降息與儲蓄存款的增長關系可以得到進一步證實）。三是事實上，我國一直以來對企業都實行了特殊的稅收優惠政策，只是未能冠以“減稅”二字，而是以“稅式支出”的方式存在。從1994年以來，特別是在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后，政府已經在很多領域相機實行了力度很大的稅收激勵政策。例如，暫停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的征收；允許企業用于技術改造，國產設備投資額的40%抵免企業所得稅；對高科技企業、集成電路企業實行特殊的廣告業務費用扣除法；并與此同時，結合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推出，在支持農業、環保、基礎設施等方面也出臺了一系列優惠政策。綜合上述分析，答案我們不言自明，稅收的超常增長實在不能成為減稅的理由。
二、從當前政府的事權看減稅
目前，我國已是WTO的正式成員，應該按照國際慣例參與國際競爭，融入到全球經濟之中去。我國稅收制度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幫助企業在資源配置全球化的過程中，在整個世界經濟做大做強的過程中間切到其應有的份額，簡而言之，其主要功能是幫助企業提高核心競爭力。政府可以通過稅式支出和直接的財政支出兩種方式來達到目的，但無論是那一種都需要政府財權的支持。
坦誠地講，我國經濟仍處于低水平的增長階段，通貨緊縮壓力較大，還需要通過積極財政來帶動國民經濟的全面發展。當今，政府至少在以下幾個方面需要花大力氣解決：(1)繼續增加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發揮乘數效應；(2)西部大開發的直接資金注入（或轉入政策性銀行）；(3)社會保障投入和下崗人員再就業；(4)落實公務員，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的工資政策；(5)增加教育、科學、環境、農業投入；(6)農村費改稅后面臨的巨大財政支出缺口。以上六項項目，項項都是事關國計民生的大事，需要政府強大的財力來推進改革，絲毫馬虎不得。所以，從經濟運行環境來看減稅具有一定的難度。
三、從經濟運行環境看減稅
無論是“減”還是“不減”，改革的推進是置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之下。1992年，我國開始了市場經濟的歷程，2001年又加入了WTO，可以說，我國的市場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重要發展階段，正逐步由不成熟、不規范走向成熟和規范，在這種體制轉軌過程中，很多問題會由于諸如傳統和國情的原因而使問題復雜化。因此，當經濟結構改變、企業轉制推進、投資需求不足、通貨緊縮伴生、“三農”問題凸現等關鍵問題交融構成我國宏觀經濟大背景的時候，減稅是很難的選擇。1994稅制改革的起因是為了調整財政收入分配格局而進行的改革，而筆者認為，在當前的經濟運行環境下，減稅和不減稅不是稅制改革的要害，改革應著眼于運用稅收杠桿增進國家、企業效率，提升國家的整體競爭力；著眼于整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公平稅負；著眼于全社會福利水平提高。
四、從稅負看減稅
稅收經濟運行分析范文第3篇
對于從事經濟工作的人來說，經濟、稅收是兩門終身必修的課程。對于稅務人員來說，更是這樣。眾所周知，在經濟活動中，要認識經濟規律，駕馭經濟活動，不開展經濟運籌是不行的。而稅收又有著獨自的內涵和特征，開展網絡稅收管理運籌同樣必不可少。在實際工作中，稅收活動是經濟活動的一部分。對于稅收人員來說，開展稅收征管活動必須立足于宏觀的經濟運行。對于納稅人來說，經濟稅收運籌同樣是實現經營活動目標的重要途徑。韓建元等的《經濟稅務運籌》正是這樣一套既包括經濟運籌研究，又包括網絡稅收管理運籌和納稅籌劃等方面內容的叢書。
韓建元是個基層稅務人員。長期的稅收工作實踐使他對經濟運籌、網絡稅收管理運籌，以及經濟運籌與網絡稅收管理運籌、納稅籌劃的關系有著深切的理解和認識。1991年以來，他已撰寫出版了11部稅收、財政、經濟學術專著，發表學術論文100多篇。《經濟稅收運籌》叢書可以說是他幾十年來對經濟稅收活動不斷認識、研究的又一項新的成果，反映了他以理性的思維對經濟運籌、網絡稅收管理運籌、納稅籌劃的新思維。該叢書包括《經濟稅收運籌·經濟運籌學》《經濟稅收運籌·網絡稅收管理運籌》《經濟稅收運籌·納稅籌劃》三部學術著作。按照韓建元的話說，這套叢書是近幾十年來他聯系我國經濟稅收活動實際寫成的。希望能為人們開展經濟運籌，駕馭經濟活動、開展網絡稅收征管運籌、依法開展納稅籌劃提供新思維、新技藝。
縱觀該叢書，我們會看到一個個嶄新的理論判斷，一個個新穎的經濟稅收視覺，一項項新鮮的理論研究成果，使人們倍感振奮和喜悅。韓建元、韓利恒撰著的《經濟稅收運籌·經濟運籌學》以2008年9月爆發的世界經濟危機為背景，深刻剖析了全球視野下的經濟活動，尤其是通過我國政府采取有力措施使經濟回升向好的實例，展示了經濟運籌的內涵、技藝，為開展宏觀經濟運籌提供了鮮活的例證。特別是在該著作中提出的“經濟三角”理論，為開展經濟運籌，駕馭經濟活動提供了新的理論支撐。同時，在每一章中作者還繪制了大量的圖表，加深了人們對復雜多變的經濟運行的認識，對經濟運籌技藝的掌握。韓建元撰著的《經濟稅收運籌·網絡稅收管理運籌》則立足于信息條件下的稅收活動，從網絡稅收的角度全面分析當前我國稅收管理的現狀，提出了網絡稅收管理的新理念、新思維、新方式、新技藝。韓建元認為，當前稅收活動已經進入網絡稅收活動的新階段，稅收管理再也不能囿于傳統的稅收征管模式和方式，要在稅收實踐中不斷創新，以適應網絡稅收管理的需要。該著作對于網絡稅收管理各個環節上的管理提出了新的管理運籌思路，設計了管理的新模式、新形式，開創了網絡稅收管理的新途徑、新平臺。韓建元、韓玉芬撰著的《經濟稅收運籌·納稅籌劃》是作者站在法律的天平上，全面認識征納雙方之間的博弈，依法闡述納稅人開展納稅籌劃的專著。鑒于我國納稅人中中小企業占大多數的特點，韓建元等力求語言樸實，通俗易懂，聯系實際，有的放矢。該著作在闡釋了納稅籌劃的內涵及其“游戲規則”等內容后，就我國現行的主要稅種沿革進行了介紹，之后對開展納稅籌劃進行了具體的分析。為了便于納稅人掌握這些納稅籌劃的技藝，韓建元還在每一章后附錄了一些納稅籌劃的案例，以加深納稅人對某一個稅種的納稅籌劃的認識、理解和掌握。
總之，讀了該叢書后，我們會發現，《經濟稅收運籌》叢書貼近經濟稅收活動，凸顯出深厚的實踐基礎，有理論，有分析，有技藝，有實例。最大的特點是實踐性強，針對性強，操作性強，創新性強。在我國開始實施第十二個五年計劃之際，《經濟稅收運籌》叢書的出版，無疑是十分適時的。它必將啟迪廣大從事經濟稅收工作的同志不斷創新思維，把稅收工作做得更好，助推我國經濟又好又快地發展，加快我國進入世界強國之列的進程。
稅收經濟運行分析范文第4篇
論文摘要：文章以晉城煤炭企業發展為例，分析了該市中小煤礦經濟運行狀況，并指出了中小煤炭企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加強對中小煤礦稅收管理的對策。
晉城市地處沁水煤田腹地，無煙煤分布廣、儲量大，全市含煤面積4654平方公里，占全市面積的49％，總資源儲量459億噸。煤炭是晉城的基礎能源，煤炭工業能否持續、協調發展，對實現晉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關系極大。近幾年來該市煤炭經濟運行質量和效益的提高，煤炭經濟運行形勢的好轉，推動了煤炭工業的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全市經濟運行整體呈現出良好態勢，為稅收收入的增長奠定了基礎，特別是該市企業調產改革效應的不斷顯現，交通大格局的逐漸形成，城市建設步伐的日益加快，使全市經濟實力不斷提升。據有關資料顯示，2004年全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完成工業增加值97、42億元，比同期增長24．12％；尤其是原煤產量達到5087萬噸，同比增長25．1％；洗煤產量1082萬噸，同比增長22％；為稅收收入的增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一、煤炭行業是稅收收入高幅增長的主要支柱
20年來晉城市通過發展深加工，延伸產業鏈，做強做大煤、鐵、電、化四大支柱產業，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扶持鄉鎮、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化資源優勢為經濟優勢，實現了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經濟總量高速擴張，2004年全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244．43億元，按可比價計算，比1985年增長了6．2倍，年均遞增10．9％；經濟質量明顯改善，2004年實現稅收42，13億元，比1985年增長了36，5倍，年均遞增21．02％，每百元GDP實現稅收17．24元，稅收實現能力比1985年增加1．36倍，增加9．93元。稅收來源于經濟，經濟總量的擴張和經濟質量的改善為稅收的持續快速增長帶來了不竭的動力。
該市采礦業10年來在四個行業中的稅收比重均在50％以上，而在采礦業中，煤炭占據的比重為99．95％。如果把煤炭運銷也算上，1996年煤炭行業稅收比重為66．48％，1997年煤炭稅收比重曾達到了72．21％的最高值，2004年煤炭行業稅收比重為65．33％。隨著全市煤炭行業的生產集中度和裝備水平明顯提高、煤炭價格的高位運行和煤炭行業稅收征管措施的到位，使得煤炭行業稅收高幅增長：2004年煤炭行業完成稅收收入69732萬元，占整個稅收收入的54％，同比增長126．56％，絕對額增收38954萬元，拉動整個稅收收入增長47．21個百分點，煤炭企業所得稅完成51346萬元，占整個所得稅的79．91％，是稅收收入高幅增長的主要支柱。
煤炭價格上漲的主要原因是：
1．國家政策的調整，使煤炭整體價格保持高位運行。2004年國家實施了一系列政策調整，在發電用煤價格的上調、燃煤機組上網電價的提高、鐵路貨運價格的上調以及煤炭運力緊張的制約和優質煤炭價格不斷攀升的帶動下，煤炭整體價格保持高位運行。據有關資料統計：2004年全市公路外銷煤炭平均售價為289元／Ⅱ電，比上年238年／Ⅱ電的平均售價提高51元／Ⅱ電，鐵路外銷煤炭平均售價為303元／Ⅱ電，比上年197元／Ⅱ電的平均售價提高了106元／Ⅱ電。
2．政府宏觀調控，對煤炭企業整頓關停，使煤炭量少價揚。據有關報告：山西每挖一噸煤將損失2、48噸的水資源，據此測算，晉城平均每年要損失水資源1億噸左右。20多年煤礦大規模的開采，造成該市部分礦區土地塌陷，地表振動、崩塌、泥石流等嚴重地質災害。到2004年底該市由于煤炭開采累計造成地面塌陷30．2萬畝，使全市資源枯竭和職工轉產再就業壓力加大，區域產業結構矛盾突出，發展機會成本代價增大。為此，晉城市委市政府提出了“關小改中建大、加工轉化增效”這一提升煤炭傳統產業的發展思路，對全市煤礦進行停產整頓，徹底關閉小型煤礦，截止2004年底，累計關閉小煤窯517座，地方煤礦的總數由1054座銳減為537座，每年減少煤炭產量1500萬噸，煤炭產量的減少，貨源相對緊張，供需矛盾突出，造成煤炭價格一路上揚。
3．石油價格上漲導致煤價高位運行。在國際石油價不斷上漲的帶動下，2004年8月25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下發了《關于調整成品油價格的通知》，大幅上調了國內汽、柴油出廠價和零售中準價，成品油價格上揚，刺激了煤炭需求增加，加大了煤炭運銷成本，直接拉動煤價上揚，提升了煤炭價格。煤炭相關行業發展迅速，對煤炭的需求量增大。電力、冶金、建材、化工等行業經濟的持續增長使煤炭需求繼續保持旺盛勢頭。
二、晉城市中小煤礦經濟運行狀況
建市初期，對煤炭資源的開發實行“有水快流”、“大中小一起上”、“鼓勵國家和個人一起辦礦”等政策，在這一政策的指引下，該市鄉鎮小煤礦數量迅速增長，生產規模迅速擴張，到1997年底，鄉鎮煤礦數量占全市礦井總數96％，產量占全市產量的50％。截止2004年底，全市共有中心煤礦537戶，分經濟類型看，其中國有企業20戶、集體企業488戶、聯營企業4戶、有限責任公司15戶，2004年底，年產量3076．99萬噸，銷售量3087．91萬噸，實現銷售收入752953．07萬元，利潤總額146568．45萬元，繳納企業所得稅38231．95萬元，占該市2004年所得稅的56．37％，占煤炭企業所得稅的74。47％。從數字上看，中小煤礦實現的企業所得稅占到了該市企業所得稅的大頭。
三、晉城中小煤炭企業存在的矛盾和問題
長期以來，在放寬了煤礦的辦礦標準和缺乏規范化管理的條件下，小煤礦得以快速發展。小煤礦對解決該市煤炭供不應求的突出矛盾和發展地方經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時也暴露出許多問題：
1．煤礦數量多、生產集中度低、經營方式單一、產業結構不合理。該市中小煤礦經濟結構單一，受國家產業政策影響較大，致使民營經濟發展后勁不足。全市中小煤礦的經營形式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承包經營。即一些村鎮要與承包人簽訂承包合同、承包合同約定、承包期限、承包利潤、經營方法、雙方權利責任、企業的性質、法律責任等，對承包經營的煤礦企業的性質不變，煤礦的所有權及相關證件為出租方所有，由于煤礦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法人，所以煤礦在承包期間，承包人出任法人代表，煤礦實現獨立核算，自負盈虧，對外承擔相關法律責任，承包人在承包期間，所需的資金、設備、人員管理、經營管理由承包方負責。二是承租經營。承租經營的基本內容與承經營相同，不同的是承租經營的承租人不是煤礦的法人代表，雖然承租合同上承租人實行獨立核算，對外承擔相關法律責任，但承租人在對外經營中，是以煤礦相關的法人代表的名義進行的，實際上是由出租人承擔相關法律責任的。
眾所周知，山西省民營經濟大都是依托當地的煤鐵資源優勢發展起來的，以煤炭采掘、冶煉制造業為主的單一經濟結構，已無法適應市場和國家產業政策的變化。眾多小煤礦裝備差、用人多、效率低，生產技術結構矛盾十分突出，煤炭產品單一，附加值低。隨著國家對煤礦企業“關小改中建大”資源整合政策的推行，對100立方米以下小高爐的關閉，將對這種單一經濟結構造成較大的影啊。
2．煤炭資源破壞嚴重，資源利用率低。當前，中小煤礦開采中“吃肥丟瘦”、“采厚棄薄”現象比較普遍。礦井回采率反映的是生產量與動用的儲量的比例關系，回采率越高，動用儲量越少，資源利用率越高。晉城市鄉鎮煤礦礦井回采率分別為30％～10％之間，個別的在10％以下。有的對7～8米或更厚的煤層只掏心采中間的2米，殘留大量的頂板和底板煤，對1．3米左右的可采煤層尋找種種借口棄而不采。
3．安全生產狀況不好。據有關報道：“帶血的煤”使得安全代價沉重，從1980年到2004年25年間，山西省煤礦在安全事故中有17286人死亡，百萬噸死亡率平均為2．66％，小煤礦百萬噸的安全事故是正規國有煤礦的4—5倍，而該市中小煤礦大都設備簡陋，管理落后，給煤礦安全生產帶來極大的隱患。
4．煤炭生產經營秩序混亂。全市中小煤礦中國營、二輕以及國營二輕與其它聯營煤礦大部分鄉(鎮)、村辦煤礦財務核算健全，能正確核算成本利潤，存在突出的問題是部分村辦煤礦特別是承包、承租煤礦，財務核算不健全，實行真假兩套賬，大量的現金交易，為隱瞞收入提供了條件，目前稅務機關無法準確掌握這些煤礦的銷售量，使計稅依據難以準確確定，核定征收不到位，使這些煤礦成為稅收流失的“黑洞”。
四、加強對中小煤礦稅收管理的對策
1．加強稅務登記管理，強化日常監管。稅務機關要主動清理和檢查煤炭企業辦理稅務登記的情況，強化對煤炭企業分支機構和小型煤炭企業的日常監管。基層稅務機關要認真核對本轄區內的煤炭企業情況，稅收管理員要按照科學化、精細化管理的要求，深入了解煤炭企業的特點、生產銷售等情況以及稅控裝置運行、發票開具等情況，及時發現和糾正稅收違法行。
稅收經濟運行分析范文第5篇
近期我國財政政策的運行在受到越來越多關注的同時也面臨著較大的爭議。方紅生和張軍（2010）認為，由于財政政策或者積極或者消極的方向選擇，對財政政策效果的分析需要采用非線性研究方法，以便對財政政策效果中來自其他因素尤其是經濟周期運行階段的影響進行識別。郭慶旺和賈俊雪（2006）利用我國1998年～2004年各省財政政策和產出數據進行研究，結論認為2003年我國積極財政政策的退出中存在非凱恩斯效應，即財政收入變量、基本建設支出變量、文化教育科學衛生支出具有非凱恩斯效應，行政支出變量則不具有非凱恩斯效應。郭慶旺、賈俊雪、劉曉路（2007）利用1992年～2005年的數據卻得到幾乎相反的結論，即稅收變量和財政支出變量具有顯著的凱恩斯效應。
二、 財政政策的凱恩斯效應
在凱恩斯理論中，也存在非凱恩斯效應的可能，而且非凱恩斯效應產生的途徑非常多元化。最常見的情況就是通常所說的“擠出效應”，即政府在經濟衰退時期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來擴大財政支出，從而增加了資金需求，擠出了私人部門的投資和消費，進而壓縮了社會總需求，那么積極的財政政策反而可能抑制了經濟復蘇的步伐；再者，政府在經濟膨脹時期采取減少財政支出的方式來執行消極的財政政策，那么財政支出的減少可能帶來財政盈余的提高，并通過降低違約概率抑制了利率水平，那么這種消極的財政政策反而可能促進經濟的增長。總體說來，諸多因素均可以造成財政政策調控的非穩定性。
Perotti（1997）、Giavazzi和Pagano（1996）分別從財政政策環境背景和財政政策規模及組成等角度對非凱恩斯效應產生的原因給予了一定的解釋。首先，在跨期最優的模型中，決策期限長短、稅收的扭曲作用、未來財政政策都有能對凱恩斯效應的發揮產生影響。考慮典型的情況：政府通過一次總賦稅來籌集資金，償還政府債務或削減未來一代人的稅收水平。在有限期問題中，私人部門的消費和投資水平會受到長期影響，但是暫時的稅收增加額要大于各期消費的減少額，所以稅收增加與儲蓄的增加保持了正向相關的關系，根據哈羅德多馬模型，與經濟增長也保持了正向的關系。但是，如果決策期限為無窮期，那么政策效果就有可能具有中性特征。如果私人部門的預期是完全的、理性的，那么稅收的增加與可支配收入完全匹配，并不受私人部門邊際消費傾向的影響，只是資源在政府與私人部門之間的轉移。其次，決策時間范圍也很重要。Blanchard（1990）認為稅收的凈福利損失并不是稅率的線性函數。如果該函數是稅率的遞增函數，那么可能的情況是，隨著稅率的增加，福利凈損失的增長速度逐漸加快，從而使得稅收對產出的負效用可以大于稅收增加和財政支出增加所能帶來的產出增加。最后，在公眾對財政政策和財政本身的信心方面，也可能產生非凱恩斯效應。在這種情況下，稅收水平的提高會降低政府部門負債違約概率，由此會降低必要報酬率，提高經濟增長率。而財政運行情況和公眾對于財政的信任水平也是隨著時間發生變化的。當財政運行良好或公眾的信任水平有所轉變的時候，財政政策的調控結果可能出現方向性變化。
此外，預期的作用和勞動力市場因素也是產生非凱恩斯效應的主要原因。預期會將較大規模和時間持續較長的財政政策視為影響經濟人持久收入的重要原因，從而消費水平和投資水平受到了結構化的沖擊，可能導致非凱恩斯效應產生的可能。Bertola和Drazen（1993）指出，財政政策的初始條件對財政政策效果具有非常大的影響。當財政支出水平處于較高水平時，出于可持續性的考慮，財政支出變量必然要有所調整，基于私人部門的預期作用，私人部門的持久性收入水平有所上升，從而使得財政支出增加所帶來的邊際總需求為正；當財政支出水平處于較低水平時，私人部門會預期財政支出水平長期保持上升趨勢，從而減少其持久性收入水平，進而使得邊際財政政策的總需求效應為負。這也就是說，財政政策的凱恩斯效應與非凱恩斯效應取決于初始條件，即財政支出水平的高低。由于財政政策存在從高支出水平向低支出水平以及低支出水平向高支出水平的循環變化，財政政策的凱恩斯效應與非凱恩斯效應之間也存在循環往復的運動規律。在勞動力市場方面，Ardagna（2004）提供了一種非凱恩斯效應的影響機制。當政府實施積極或消極財政政策的時候，對家庭部門勞動力就業成本有可能帶來潛在的影響，包括增加或減少失業救濟、政府部門勞動力支出等，這樣私人部門勞動力供給的相對成本將有所增加或減少，從而產出水平將會減少或增加，從而體現出財政政策的非凱恩斯效應。
三、 財政政策對經濟周期調節作用
在宏觀經濟管理中，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是：財政政策是否具有熨平經濟周期的作用。市場經濟的缺陷體現在諸多方面的市場失靈，包括應對信息不對稱性、外部性導致的資源配資低效率、壟斷導致的無效率、收入分配不公問題等等。其中，經濟自身運行的不穩定是政府憑借經濟行為介入市場經濟的主要依據。同時，為了增加經濟運行的穩定性，減少經濟波動給社會福利帶來的負面影響，也需要有政府部門適當地介入和管理。
當財政政策的凱恩斯效應和非凱恩斯效應與順周期或反周期操作方式相結合的時候，才能證明財政政策是否真正能夠起到穩定經濟的作用。當財政政策具有凱恩斯效應的時候，如果采取反周期操作的調控方式，則財政政策具有穩定經濟的作用；如果采取順周期操作的調控方式，則財政政策不能起到穩定經濟的作用。同理，當財政政策具有非凱恩斯效應的時候，如果采取反周期的調控方式，那么財政政策不具有穩定經濟的作用；如果采取順周期的調控方式則能夠取得穩定經濟的效果。所以，需要結合財政政策的凱恩斯效應與非凱恩斯效應來討論如何針對經濟周期變化來制定和執行財政政策，而不能認為財政政策一定要采取反周期操作才能穩定經濟運行。如果政策方向與政策效果未能有機結合，反而可能造成加大經濟運行波動性的后果，這不僅有違政策制定的初衷，更會給社會經濟長期發展帶來不利影響。
現有文獻在20世紀70年代之后經濟體制改革對我國全國和地方經濟影響的研究方面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有部分研究集中討論了我國財政政策改革對全國經濟和地方經濟的長期和短期影響。其中長期影響著重討論財政政策分散化與長期經濟增長的關系，短期影響著重討論財政政策與經濟周期和經濟波動的關系。從長期影響來看，Zhang和Zou（1998）發現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央集中化趨勢導致經濟增速下降，這給經濟體制和財政體制改革提供了負面影響的證據。但是也有研究持相反意見，比如Ma（1997）以及Lin和Liu（2000）得到了相反的結論，他們的研究認為財政體制的分散化帶動了經濟快速增長。Jin等（2005）同樣認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分散化趨勢在財政方面給省級地方政府帶來了更加強烈的預算方面的刺激，正是這種改革趨勢成為支撐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從短期影響來看，財政政策分散化管理趨勢可能會提高或降低各個省份之間經濟周期協同性水平。如果各個省份之間經濟波動性和周期性的相關性降低，那么中央政府在執行財政或貨幣政策方面會面臨巨大的挑戰，因為各個省份之間雖然所處的經濟政策背景大致相同，但是會因為各自經濟周期相關性不足而出現經濟運行的分散化，即有些省份處在經濟周期的上升階段，而其他一些省份則處在經濟下降階段。如果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降低了各個省份之間經濟周期的相關性，那么這也就意味著改革給短期經濟運行帶來了負面的影響。而長期影響的的正面效應和短期影響的負面效應需要進行一定的權衡以便為財政管理體制分散化趨勢給予全面的評價。Carmingnani和Laurenceson（2011）利用幾種不同的方式來求得省級經濟周期變動因素，他們的研究表明全國經濟周期和地區經濟周期是不一致的，地區間經濟周期的相關程度與地區間空間距離成負相關關系，即省份之間距離越大則經濟周期同步性越低。與此同時，我國財政政策方面責任和行政機構的劃分人為割裂了經濟整體性，加之立法和監督層面漏洞較多而并不完善，地方政府在執行所屬地區財政政策時具有較大的靈活性和自我管理的權力。這樣，財政政策就有可能被地方政府用來熨平地方經濟周期波動，成為地方經濟管理的一個政策工具，而不是以全國經濟周期為基礎來進行調節。這樣的政策能否起到應有的作用取決于政策效果是否具有凱恩斯效應以及政策本身是否是逆周期調節的。
現有文獻同時也研究了高等收入國家財政政策對經濟周期波動性所造成的影響。Levinson（1998）研究了美國財政政策與經濟周期的關系，他們指出財政政策方面的約束導致經濟周期波動性的上升。Clark和Wincoop（2001）認為美國區域間經濟周期的相關性相對于歐洲國家來說更加具有同步性，并指出美國全國統一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是各個區域間經濟周期同步性的重要影響因素。但是，如果各個區域受到的隨機沖擊缺乏對稱性，那么統一的財政政策不得不需要考慮經濟周期同步性下降，從而不能達到調整地方經濟運行的目標，而地方性財政政策可能被用來抵消區域經濟沖擊。Fatas和Mihov（2006）討論了以上這些不同觀點，研究了美國48個州所執行的預算準則對財政政策效應影響，他們認為對財政政策的約束降低了經濟周期的波動性，并由此得到結論，財政政策是造成美國各州經濟周期波動性的重要來源。Kose等（2003）研究了全球化對各國經濟周期協同性的影響，研究發現財政政策增加了各個國家的經濟波動性。Fatas和Mihov（2003）以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為研究目標，討論了91個國家相機抉擇財政政策與總產出波動性和經濟增長的關系，結果表明對財政政策施加一定的約束可以起到降低經濟周期波動性的效果。Lane（2003）以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為研究對象，發現順周期調節的財政政策對總產出和收入水平的波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Darvas等（2007）在討論以上問題時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他們以21個OECD國家為研究對象，使用預算赤字與總產出比重指標的差別來衡量區域間財政離散度或趨同度。然后，他們對這些地區之間財政政策離散程度與總產出增長率相關程度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結果發現兩個國家間財政趨同性會有助于兩個國家之間經濟周期同步性水平的提高。
四、 經濟周期對財政政策效果影響
經濟周期對財政政策效果的影響，不僅需要考慮周期是否具有同步性，并依此考察財政政策的同步性，同時也要考慮各經濟周期階段對財政政策效果的影響。對于某一個省份來講，如果在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財政政策乘數大小不同，則說明省級財政政策乘數在經濟周期之間具有非對稱性。
當前用于對財政政策乘數效應研究的方法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通過線性計量向量自回歸模型，比如VAR模型，一種是線性結構宏觀經濟模型，比如DSGE模型。VAR模型主要強調需求沖擊，利用該模型對財政政策乘數效應的研究尤其側重財政支出分類和結構對經濟的影響。但問題是該模型不能區分不同經濟周期階段政策效果的大小。同樣，DSGE模型的線性化處理簡化掉了經濟狀態的作用，利用單一狀態的反映方式和約束關系來解釋不同經濟狀態下經濟運行的基本特征。這些線性的研究方法需要假設經濟主體能夠在各個經濟周期之間根據實際收入的變化而平滑消費水平，擺脫信貸約束和勞動力市場所發生的變化，并且需要假定市場處于出清狀態。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當經濟處于上升周期時，家庭部門和廠商很少受到來自勞動力市場和信貸市場的約束，貨幣政策可以通過靈活的調控來影響經濟主體的行為；當經濟處于下降周期的時候，家庭部門和廠商將不得不調整自己的最優化選擇，但是由于以上約束的存在，此時財政政策更有可能通過對這些約束的放松而擴大對經濟的影響效力。所以，在不同經濟環境下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可能是不同的。
這樣的理論分析在實證研究中也得到了初步的證實。Christiano等（2009）和Ramey（2009）的研究認為財政政策時間的選取對充分發揮政策的效力起到決定性的作用。Woodford（2010）研究表明，當經濟長期處于零利率水平并且價格和工資調整相對滯后的情況下，財政支出更有可能發揮較大的效力。Cogan等（2010）利用DSGE模型研究了美國財政政策乘數的變化，認為在2009年初之后的幾個季度乘數顯著大于1，但隨后逐漸減小到不足0.5。如果采用單一經濟狀態的線性模型，那么可能導致錯誤的結論：財政政策乘數偏弱甚至對促進經濟增長和恢復不能起到應有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