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經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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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經濟政策范文第1篇
面對這樣的困境，解決問題的可靠路徑，就是重回歷史現場，梳理出自身的歷史生成究竟具有什么樣的運作機制，重新為自身的命名奠定堅實的歷史依據。循此思路進入歷史，一個顯在的事實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孕身于兩個具有不同歷史生成機制的時段當中：即“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正是有了這樣兩個不同的時段，為重新進入歷史提供了可能性，在相互參照和相互發明中為我們探究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諸多癥結留下了極大闡釋空間。其中的癥結之一就是經濟與文學的關系。民國時代恰好處在傳統農業經濟和高度體制化的社會主義集體經濟之間，中國文學正是在這樣的歷史關聯中完成了自己的轉型。民國時代的作家有什么樣的現代經濟生存體驗？以現代出版傳媒為基礎形成的文化市場為作品的流通提供了怎樣的生存空間？被卷入世界市場的中國為作家形成了哪些有別于傳統的現實興奮點？現代經濟體制怎樣激發人又如何壓抑人、經濟作為社會存在的要件之一又怎樣賦予現代文學別樣的審美意味？由四川大學、北京師范大學等校青年學者發起成立的西川論壇正是帶著這樣的疑問，于2011年12月18日至19日，在云南蒙自的紅河學院召開了第一屆年會，專題研討“民國經濟與現代中國文學”。
一、經濟體驗與文學書寫。作家的經濟狀況以及由此而來的人生體驗和他們的文學創作之間有著怎樣的關聯，是與會者關注的一個焦點。王學東（西華大學）以魯迅為中心，認為現代作家以自己生存體驗為基礎，在他們的“經濟意識”中，他們一方面以“中性金錢觀”贏得生命存在的基本條件，另一方面又在爭取“經濟權”的劇烈戰斗中，釋放出獨立、自由的精神品格。而正是在圍繞經濟權的搏斗中，不但完成了知識分子的現代轉型，而且在開辟現代新人生的過程中，為如何“立人”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間；李金鳳（四川大學）詳細考察了經濟生活的窘境怎樣限制和激發了郭沫若的創作，而郭沫若的文學創作又怎樣反作用于自己的經濟狀況，從而為我們理解現代文學家別樣的人生歷程提供了一個新視角；王玉春（大連理工大學）考察了現代作家開啟的“生之艱”啟蒙現代性敘事與自我生存困境形象建構之間的關聯。而近年來以陳明遠為代表的當代學人對以魯迅為代表的現代作家們，“年可坐得版稅萬金”的知識分子的經濟狀況與生存狀態的細致考察，為我們理解五四文學提供了多重的經濟視角，從而豐富了我們理解五四文學話語的多重歷史邏輯內涵。張武軍（西南大學）以歷史發展和地域空間的變化為縱橫坐標，聚焦于抗戰時期作家群體所感受和體驗到的經濟生活和經濟方式之間較之以前有了很大變化，這種變化直接影響了作家的人生體驗和文學創作。研究者不但關注了文化中心地區的經濟狀況和作家創作的多重聯系，而且對邊地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狀況和文學發展的關系也作出了開拓性的發掘。胡昌平（塔里木大學）考察了民國時期不同階段新疆經濟政策的調整和文學生產之間的聯系；卓瑪的（北京師范大學）考察了青海湟源經濟繁榮和湟源新詩學形成之間的互動關系。
二、出版傳媒之下的文化市場與文學生產之間的關系。中國文學之所以能完成現代轉型，和以出版傳媒為基礎的文化市場的形成密不可分。現代出版傳媒徹底改變了文學生產、流通、接受、傳播的方式，使得文學創作作為一種現代職業成為可能。那么通過對文化傳媒市場的考察探討民國時期的經濟運作與文學之間的關系，就是理解現代文學生產空間的必由之路。王琳（四川師范大學）從圖書出版的角度透析晚清民初公案狹義小說得以興起的生產體制以及作品自身的變遷，進而辨析了晚清民初時期小說創作的豐富性與復雜性；李直飛（四川大學）以早期《小說月報》為中心，探討了其影響力中的經濟因素、稿費收入影響下的文人心態的轉型、廣告宣傳與作品傳播；王永祥（四川大學）以“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為中心，考察了文學作品的商品屬性與經典建構之間的關系；湯巧巧（西南民族大學）分析了泰東圖書局與創造社之間小資本與大“創造”之間的博弈，認為民國出版業的民營性質，特別是民間資本對于現代文學的風格多樣化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三、上世紀30年代的經濟危機與文學創作路向的轉變。如果說人生境遇中的經濟問題和作品流通的文化市場是現代社會中文學生產的必然遭遇，那么民國歷史中經濟波動的歷史情境，則使經濟凸現為文學創作和自身塑形無法繞開的問題。1929年開始的世界經濟危機將中國卷入全球經濟的多重利益爭奪中，由此而來的中國社會的劇烈分化使得文學敘述和文學想象出現了新的歷史動向。從農村到城市，圍繞經濟利益的分配與調整，所形成的話語權爭奪如何深度介入到文學自身的發展狀況，就成為與會者探討的核心話題。鄔冬梅（綿陽師范學院）通過分析1929-1933年代資本主義世界爆發的經濟危機和此后的大蕭條對民國經濟的沖擊，詳細考察了民國經濟危機與30年代經濟題材小說的興起。并分析了圍繞經濟敘事的左翼文學的興起，以及社會性質大討論中對作家寫作潛在的導引。認為經濟題材的小說豐富了左翼文學的題材與主題，促進了左翼小說的發展，但“經濟破產――剝削反抗”的主題過于狹窄，限制了經濟題材小說豐富的表現與長久的生命力；布小繼（紅河學院）則通過對民國政府應對危機的經濟政策的歷史考察，指出偏狹的階級視角和歷史事實之間強化與遮蔽的矛盾；顏同林（貴州師范大學）分析了三十年代經濟敘事與現代左翼小說的偏至傾向；李哲（四川大學）通過對《春蠶》的個案分析，在經濟、文本、歷史三個維度上分析了經濟敘事關涉的1930年代復雜的話語糾葛。任冬梅（北京師范大學）以1928年代之后農村經濟大蕭條為分析重點，對《駱駝祥子》中祥子的心理動向與對鄉村的徹底背棄做了詳實的史實分析。
民國時期經濟政策范文第2篇
【關鍵詞】廣西；東南亞 ； 僑商 ； 城鎮經濟
【作 者】陳煒，桂林工學院旅游學院副教授，歷史學博士，廣西桂林，541004
【中圖分類號】 F1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454X(2007)01-0179-006
the Overseas Businessmen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odern Times of the Cities and Towns in
the Southwest Ethnic Region
――a Case Study of Guangxi
Chen Wei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problem of i the overseas Chinese businessmen' various economic activities in the cities and towns of Guangxi in modern times. So far as the author is concerned that, in modern times the overseas Chinese businessmen 'investments、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activities in Guangxi promoted the flouring of the cities and towns ,and advanced the society and economy in these area ,and then lent an powerful impetus to the economic exploitation of the ethnic region of Guangxi.
Key words: Guangxi; southeast Asia; overseas businessman; economy in the cities and towns
一、近代東南亞國家中的廣西籍華僑及其經濟活動
廣西人出境的時間可上溯至我國戰國時期，但當時仍屬于古代民族的遷徙。而真正作為廣西籍華僑華人規模性的成批量移居國外則約始于宋代。至前廣西與東南亞國家間因特殊的地緣關系，已有不少廣西人前往東南亞諸國或經商或謀生。但總體看來，古代廣西移民東南亞國家的規模都不算大，增長速度也十分緩慢。后，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廣西和國內其它地區一樣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隨著封建剝削與國外資本主義掠奪加強，社會矛盾空前激化，大批廣西人外出前往東南亞國家謀生。造成這一時期廣西人大規模遷居東南亞的原因有以下三方面：
其一，是因生活困難，為了生存而背井離鄉出國謀生。后，清政府為支付巨額戰爭賠款，加大了對人民的剝削，各種苛捐雜稅接踵而來，地主階級也乘機加劇土地兼并。當時整個廣西已出現“佃眾田稀”，農民“乞田而耕”的現象。①19世紀中后期，桂東的平南、郁林、梧州等地區，約有80％的農民完全沒有土地，10％的農民占有少量土地，占人口10％的地主階級占有土地達80％以上。②這些缺地或無地的農民只有依靠雇工微薄的收入維持生活。與此同時，帝國主義的入侵，洋貨的大量傾銷，也造成大批手工業者破產失業，內外困交使原有的矛盾進一步激化。為求生存，農民被迫遠走家鄉外出南洋謀生。桂東南地區出現了“有的父攜子，有的夫攜婦，有的攜帶全家男女老幼，川流不息源源繼續南來謀生的，如過江之NF6EA”的景象。其二，是因逃避戰亂或政治迫害而進入東南亞國家。近代廣西社會動蕩不已，戰亂紛呈，每次戰亂前后，因反抗失敗、逃避征兵、征戰未歸、躲避戰亂等原因而出走周邊東南亞國家的廣西人為數甚多。其三，是東南亞國家鼓勵移民等相關政策的推動。19世紀后半期，向東南亞的移民又增添了適應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發展需要的因素。當時的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等地紛紛淪為英、法等國的殖民地。為了加速對殖民地豐富礦產和熱帶林木資源的開發和利用，英法殖民政府對中國移民采取鼓勵不加限制的措施，從而吸引了大量中國移民從事各項開發性的生產活動。“他們大部分是來自中國南部沿海諸省，如福建、廣東、廣西等地。”③
近代在東南亞各國經營謀生的廣西籍華僑華人數量總共有多少，目前還沒有確切的統計數目，但我們仍可從一些零散的資料中，窺見其一般概況。如在新馬泰南一帶，從1860年至1890年，來自廣西的華僑大約有五六千人。④又如1920年至1930年間，……據當時估計該時期往返居留馬來西亞的廣西人大約已有20多萬。⑤至于近代越南的廣西籍華僑的人數則更多，據資料顯示，1951年越南有華僑150萬人，其中北越9萬，中越5萬，南越135.7萬。其中有相當部分為廣西籍華僑。如以保守比例15％計算，越南廣西華僑應在20萬以上。數量眾多，規模龐大的廣西移民群體進入東南亞諸國，他們大多憑借白手起家，在異國或務工或經商，對當地經濟開發做出了巨大貢獻。“八桂鄉人在新馬泰南洋各地之職業，做錫工、伐木占50％，割膠工10％，小商販15％，種養業10％，服務業15％”。⑥而19世紀末在越南西貢的廣西人是以“貿易二、雇工三、耕種五之比例謀生。”⑦由于海外華僑的辛勤耕耘，極大推動了所在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許多地方和行業留下了他們艱苦創業的足跡。如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越南廣寧省芒街，因陶瓷業十分繁榮，號稱“越南瓷都”。當地的陶瓷廠，大多為廣西籍華人所創辦，當時他們在芒街橋頭附近即北侖、寧明兩河河岸，先后建有15個碗廠。所雇傭的工人、技術人員也多從廣西博白、合浦等地來。⑧其他東南亞國家的經濟發展中廣西籍華僑的貢獻也不少。正是由于包括廣西籍僑胞在內的廣大中國華僑對東南亞各國各項經濟開發事業長期不懈的努力，深刻地改變了東南亞國家的面貌，帶來了當地經濟上的繁榮。他們憑借自己的勤勞與智慧，贏得了當地社會的廣泛贊譽，同時也為自身積攢資本，轉向投資國內工商業奠定了基礎。
二、近代廣西城鎮經濟成長中的“東南亞僑商”因素
近代廣西城鎮工商業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僑商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視，它是繼粵商等外省客商后，另一支投資近代新式工商業的重要力量。廣西因素來地瘠民貧，工商業發展所需原始資本積累十分緩慢，僑資入桂給先天不足的廣西增添了元氣，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建設資金的匱乏，直接推動了近代廣西民族地區生產事業的發展和城鎮工業化力量成長。近代僑商在廣西投資興辦工礦企業始于19世紀末。甲午戰后，私人資本對國家財政與經濟發展的重要性開始受到清朝統治集團的普遍關注與重視。為此，在放寬對私人投資企業種種限制的同時，也推出了以吸納民間私人資本，利用海內外華商資金商辦近代經濟事業為主要內容的經濟政策。作為吸引對象之一的海外僑資頗受政府矚目。19世紀末廣西巡撫張鳴岐等人特派道員劉士驥出國宣傳，招引僑商返桂興辦實業，收效甚好。自清末始，陸續有華僑到廣西各城鎮投資經營工商業。近代華僑在桂城鎮投資活動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即1896年至1925年新桂系執政前。此一階段海外華僑來桂投資主要集中在礦業，其它行業少有涉及。1896年粵籍華僑巨子張弼士接辦貴縣平天山銀礦，增加資本數百萬元。“聘用西歐礦師，勘探礦區，修筑礦山道路以便運輸，抽水、打風、運礦諸機及冶煉鍋悉購自國外。”當時“龍山市上，每逢圩幾成銀市。附近居民趨民煉冶，蒸成風氣”。⑨該礦所產的銀錠、銀粒銷往云南、貴州、湖南、廣東等省，收入頗豐，四年內獲銀40余萬兩。后因經營不善，地方不靖等原因停辦。繼張弼士后，先后有華僑葉恩、劉義任、歐云等人來桂興辦實業。1908年葉恩、劉義任集銀300萬兩，創立振華公司，開采銀礦、興辦銀行和輪船公司。振華公司在貴縣縣城設立總部，在香港設分部。公司開辦一年多后，陸續從國外購置汽鍋，煉冶爐、抽水機、運輸鐵輪等投入生產。礦區面積原定50畝，后又增加50畝，共100畝。⑩后，廣西省內政局不寧，各派軍閥相互混戰，經濟建設停滯不前，華僑投資也一度中斷。需要指出的是華僑投資廣西實業，一開始即選擇具有投資大、回收慢特點的重工業―礦業，并不是盲目和任意的，這與他們常年在外經歷有莫大關系。廣西“華僑之經營南洋群島者，大半以開礦為主，閱歷已深，觀摩益善，舉凡探礦之機關，采礦之法度，運礦之籌劃，售礦之區域，多能知其要領。”[11]積累了豐富經驗，再加上廣西歷來礦產豐富，該行業自然備受青睞。
第二階段即從1925年至1949年。該時段華僑資本輸入的隊伍和規模不斷擴大，并在30年代一度出現，經營范圍亦由單一的礦業擴展到其它行業。如輕工業、交通運輸業、農墾業及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等等。
在礦業方面，從1928年至1935年，據當時廣西省政府經濟委員會調查，在省建設廳注冊登記采礦面積在300公畝以上的礦業公司達66家，華僑投資開辦的占10家，有礦區17個。分別為梁柱南的普益礦業公司；鄧澤如的賀成公司；潘海雪的鐘山錫礦公司等。以上僑商開采的礦場大都取得了較好的經濟效益。如1933年南洋華僑鄧澤如、潘海云等投資的賀成公司，每月約產純錫砂七八十噸，自煉、自運、自銷。第一年獲利10余萬元，第二年獲利50余萬元。厚利所在，吸引本地地主、富商和海外華僑紛紛投資經營，成為當時廣西最大的錫礦公司。[12]
在輕工業上，新加坡僑辦的南洋公司與廣西企業公司合資500萬元開辦廣西糖業公司。從事糖業的生產與運銷。蒼梧華僑陳國材與貴縣華僑陳俊群、陳有泉、張秀波于1940年發起組織“桂光煤油公司”，由陳國材任經理，于蒼梧戎圩開辦煤油廠生產桂光牌煤油。此外，陳國材還在家鄉辦起了“家庭工業社”，該社成立了制造火柴的工場，生產星光牌火柴。同時還設置了專售火柴與火油的門市部，因其產品質優價廉，頗受當地群眾歡迎。1930年僑居印尼賀縣籍華僑沈篤天、沈善騰兄弟將國外資本全部拍賣，帶領全家回到家鄉，于梧州創辦同春公司，從事紡織業生產經營。為支持華僑實業發展，著名僑領陳嘉庚在柳州投資850萬元設立了集資銀行專辦工業建設。
后，在民族危機日益加深情況下，愛國心驅動著華僑加大對國內的投資力度。華僑的投資領域又擴展至農牧業、文通運輸業和文化業等領域。1932年僑居馬來西亞的容縣籍華僑陳廣在投資明德錫礦公司失敗后，又返馬拍賣了幾十畝膠園，回到柳州與時任廣西建設廳長的伍廷NFCDC合股興辦農牧場。1939年華僑黃寄生、黃遠等創設廣西露塘墾殖公司，墾殖柳江縣屬鳳山河灌溉區的荒地4.6萬畝，其業務范圍有墾殖、園藝、畜牧、森林和加工運輸等。另有柳城華僑公司承墾土地17580畝。[13]為改善投資環境，華僑還紛紛投資于近代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印尼華僑沈篤天、沈善騰兄弟在賀縣八步成立了“利達公司”，有運輸汽車20多輛，除在城內運營外還往返于桂東地區各城鎮間從事貨物運輸。華僑趙麗泉把在新加坡、柬埔寨和越南西貢等地經營積累資金轉回北海(時屬廣東)開辦欽廉地區第一家發電廠――廉北珠光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近代在廣西境內投資實業的華僑，既有本省的也有外省的，其中尤以本省和粵籍華僑投資最多，規模最大。僑商的投資活動為近代廣西城鎮工商業的起步和發展輸入了寶貴的資金，客觀上有力地促進了廣西城鎮與區域民族經濟的發展。
三、僑商對近代廣西城鎮經濟近代化的推動作用
1.加速城鎮近代化步伐
近代世界城市發展的歷史表明，工業化是推動城市近代化的最直接、最重要動力，工業化以大規模的機器生產代替了手工勞動的小商品生產，致使城市從數量、規模、布局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并獲得空前發展。因而工業化與城市化是同步發展的，兩者相互影響，互相促進。如上所述，近代華僑在廣西投資的大多是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近代企業，如礦業、機械制造、運輸業等。這些企業規模一般較大，資金相對一般民營企業來說也較為雄厚，主要從事以機器為動力以社會勞動為基礎的大生產。于是為適應這些僑資工業大機器生產需要，一大批帶有輔的相關產業行業也相繼在城鎮中誕生。
礦業開采不僅需要大批的機械化設備，而且機器零件的損壞與折舊率也較高，這些生產工具如完全依靠外地進口、維修不僅費時費力，而且無形中增添了成本。出于上述考慮，僑商在直接投資礦業的同時還附帶興建了一批機器維修和制造工廠。1933年由潘海雪等和廣州藝堅機器廠的何配石集資5萬元，于賀縣建立大成機器廠，主要從事生產砂泵、水泵、鼓風機和承接礦場安裝、維修機器等業務。至20世紀30年代中后期，賀縣共有大成、西興和、永安、梁四記等6家機械工業，有企業職工2270余人。[14]為解決礦山爆破材料不足問題，又陸續建設了幾家化工廠，以制造白硝和生產火柴。30年代末，賀縣的火柴廠已達13家。隨著機械化采礦業的深入發展，對電力需求量也日益增多，為滿足機器生產需要，作為城市基礎設施重要內容的電力行業也迅速地在城市發展起來。當時除各礦業公司自行安裝有發電機組外，為緩解電力短缺的壓力，還由政府出面采取官商合辦形式于1934年在賀縣八步鎮成立了安裝3200千瓦，經常發電量2400千瓦，堪稱當時廣西最大火力發電廠――八步電力分廠，向附近企業及商家供電。[15]城市工業的不斷發展使城市的對外交流處于深刻的地域分工和廣泛的商品交換經濟大環境中。為了更好地在經濟上發展生產，促進對外交流，新式交通運輸工具的引進亦迫在眉睫。1935年粵商葉輝等人租用“永利亨”、“東航”、“南漢”等客輪，行走于廣東都城至八步間。平桂礦物局為提高水路運輸能力還專門購置了5～30噸的帆船數十艘，150噸機動船兩艘；電船1艘，投入礦產品的運銷。[16]當時八步碼頭最高年份停泊船只達422艘，年貨物吞吐量超過百萬噸。往返行走于賀街至信都、八步至西灣、鐘山、古城，以及廣東的都城、西南、佛山等地。在陸路交通方面，30年代己形成以八步為中心，西北到西灣鐘山，直達桂林；南至公會；北到富川；東連賀信懷公路的運輸網絡。
城鎮是一定規模人口聚居場所，城鎮的產生和發展過程，就是城鎮人口不斷集中和增加的過程，城鎮人口數量是城鎮規模大小的重要標志之一。工礦業的發展與交通運輸的近代化，極大地方便了人口、貨物的流動，越來越多的來自城鄉各地的農民、工人集中于企業里進行協作性勞動，從而反過來加劇了生產和人口的高度聚集，并由此帶動了原有城鎮規模的不斷擴大和新城鎮的興起。如賀縣1933年時，僅礦工人數就已高達3萬余人，被譽為廣西“瓷都”。城內商業十分繁榮，中西餐廳、茶樓酒館、廣東劇院、賭場、飲食業等應運而生。[17]全城1933年擁有洋貨店等商鋪102家，資本總額達14萬多銀元。到1944年時，賀縣城內已有商鋪525家，從業人員達2170余人，商業資本超過74萬銀元，城區人口達4萬多人。[18]當時桂東南地區其它僑鄉，如郁林、容縣、蒼梧等地也因華僑的工商投資，城鎮經濟得到較快發展，城市規模也不斷擴展。民國初年以上三縣人口均不過4萬人，到1937年容縣城區及近郊人口達7.86萬，郁林城區人口達5萬多，蒼梧城區人口更增至7.43萬人。[19]
近代礦業的開采還促進了一批小城鎮的興起。如賀縣的水巖壩、黃田、路花、望高等地在19世紀末還是默默無聞的小村莊，20世紀20~30年代，隨著當地采礦業的發展，礦工人數日益增多，30年代“水巖壩一帶橫直十余里的礦場……技術人員及礦工人數，亦達六至七萬。”[20]故水巖壩雖系小鄉村落，而房屋梯比，街市喧嘩，除各公司工人住宅，市區住房竟達六七百家，房屋新建者占多數。為數眾多的外來人口匯集一地，極大地刺激了當地圩鎮經濟的興起與發展。“當時僅有十幾戶人家的小村莊水巖壩，迅速形成三百間商店的水巖壩市場。”[21]市場上商品應有盡有，礦工和農民把自己產品拿到圩鎮上出售，并就地購買必需生產、生活用品，圩鎮經濟十分繁榮。小小的水巖壩街熱鬧非凡，人來人往，熙熙攘攘，什么鐘山街、賀縣街……商品林立，貨物品種齊全，街上車水馬龍，每到下午五時，工人下班趕圩，街上更是人山人海。[22]人類學家蓋爾迪認為：“城鎮化并非簡單地指越來越多的人居住在城鎮而應該是指社會中城市與非城市地區之間的來往和相互聯系日益增多的過程”。[23]因近代僑辦礦場人多集中在賀縣治所――八步鎮及其附近地區，故而在八步作為地區經濟中心地位不斷加強的同時，其與周邊鄉村間經濟聯系亦不斷增強。逐漸形成了以八步中心市鎮為中心的覆蓋周圍廣大鄉村的圩鎮商業網絡體系。這些圩鎮一般都具有相當之規模，“每逢傍晚街上，行人絡繹，其擁擠情形，無異于邕寧之蒼西，梧市之大南也。”[24]當時除礦產品外，附近各縣鄉圩鎮收購的谷米、土特產品也均經集中八步轉運梧州等地，而進口的洋百貨也無一例外地由梧州運至八步再轉銷周邊各縣。近代因工礦業發展而興起，主要服務于工人生產生活的小城鎮在桂東南和桂中等地為數不少。各級圩鎮的不斷發展，這不僅給鄉村人口提供了較多的就業機會，也誘發了鄉村農民的高期望收入的沖動，導致了鄉村人口向圩鎮的聚集，進而為近代廣西城鎮向近代化邁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近代華僑企業在城鎮的興起與發展，有力地推動了工業經濟在城鎮和區域社會經濟中所占比重的逐漸上升，隨著城鎮工商業的日益發展，城鎮已不再是單純的消費中心或商品流通中心，其作為生產中心的地位亦得到逐漸加強。盡管這一增長過程仍較為緩慢，但它畢竟是一種讓人感到欣慰的可喜變化，對近代廣西商強工弱局面的初步改善貢獻了一份力量。這些均無疑有助于促進城鎮與鄉村、城鎮與城鎮間的縱橫經濟聯系，有助于強化城鎮作為區域經濟中心所特有的集聚、輻射功能的整體發揮，進而不斷把先進生產力諸要素，先進的思維方式和意識形態向周邊地區擴散，對近代廣西民族地區的經濟開發起到了積極作用。
2.推動民族地區城鄉社會生產力的提高
伴隨著海外華僑入桂投資開辦近代企業，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產技術、經營管理方式也隨著資金、人員的流動沿著商業網絡傳入了廣西各民族地區。因近代廣西僑資企業資金雄厚者大多集中于礦業生產領域，故而該行業的這一變化和影響亦最為顯著。廣西的礦產蘊藏之地，多位于偏僻的民族地區，僑商對當地的投資，無疑會促進這些地區城鄉生產力與商品經濟的發展。最早創立的貴縣華興、振華兩公司，均聘請了海外技術人員指導開礦，華興公司“聘用歐西礦師勘驗礦區。”振華公司聘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礦科博士華人容覲彤”，是廣西工礦業在引進技術人才方面的最早嘗試。此外，還大量購買并使用國外先進機器設備，成為廣西礦業史上由土法開采冶煉向機器開采冶煉的轉折點。隨著僑資企業的增加，生產規模的壯大，企業主從國外引進的機器設備和技術也越來越多。先進機器的生產效率在同類企業中引起了極大反響，他們也紛紛竟相使用機器采礦，由此帶動了整個行業生產技術的全面進步。如在桂西大廠礦區，民國22年(1933年)華僑李季廉創辦利物公司，開采長坡山、龍頭山等地礦藏，這是僑商第一次到大廠辦礦，并首次使用機器開采。在富賀鐘礦區，自“民國17年(1928年)官礦局設模范錫礦場于水巖壩，就引用馬來西亞式砂泵、水機等機械設備開采砂錫礦”。[25]到1933年富賀鐘一帶礦區已有33家礦廠使用機器采礦，擁有發動機馬力共達五千余匹。[26]新式采礦法與傳統土法相比，具有較高的效率，大大降低了生產成本，提升了產量。1912年至1932年，富賀鐘錫礦平均年產純錫僅501195斤，采用新式生產方法后，純錫產量迅速增加，1935年達1140多噸，比過去增加了1～10倍。[27]而1935～1941年年均純錫產量在2100噸左右。原煤產量也由1933年的0.26萬噸提高到1941年的5.17萬噸。焦碳產量由1938年的97噸，增加到1941年的1389噸。新機器與新技術的采用對促進廣西城鄉工礦業發展，推動民族地區經濟發展起到積極作用。
在僑資涉足的城鎮工業、交通運輸業和農墾業等行業，先進資本主義生產經營管理方式也得以廣泛的應用。清末，華僑龐寬甫、黃實卿、陳雨亭等人在合浦(時屬廣東)創辦廉北普益汽車運輸公司，為本地區開創現代化運輸的先河。[28]1915年商人余瑞初與華僑合資開辦梧州地區第一家擁有先進設備的發電廠――“梧州電燈股份有限公司”。蒼梧僑胞陳國材在家鄉夏埕鄉辦的家庭工業社，為當地第一家近代工業。此外，當時除僑辦礦廠大量招聘礦工從事雇傭勞動外，大多華僑開辦的墾殖公司也沿用了東南亞各國普遍采用的帶資本主義性質的雇傭勞動方式進行商業性開墾種植。如民國時期柳江民生墾殖公司有包種工人425人，柳城厚生墾殖公司有長工70人名及一批季節性的包種工人。包種的方法有兩種：一是一方丈種油桐一株，除草兩年，可得工資七分，另給三分作為借款，兩年期滿歸還。承包種植期間包工可在行間種植雜糧，收獲全歸包工，作為補助工資。二是實行包墾包種包活。每一方丈種桐一株，共得工資一角。[29]這種資本主義性質農墾公司在引進、傳播資本主義農場經營方式和西方先進的農林種養技術，推動廣西民族地區城鄉經濟開發上發揮了一定作用。
當然，由于近代華僑資本輸入廣西地區所受到的社會經濟環境和輸入規模及方式等的制約，其所能發揮的直接作用并不十分盡如人意。但這種外資輸入的性質和活動，其對于城市經濟發展與區域民族經濟的開發所起的積極影響和深遠意義，已大大超過其直接實際作用。
3.僑商社團對近代廣西城鎮社會經濟發展的促進
近代東南亞國家中各種以血緣、地緣為紐帶結合而成的商人社團，如會館、同鄉會等也通過各種途徑在推動和加速廣西城鎮經濟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近代以來，隨著廣西籍華僑在外數量日益增多，規模日漸壯大，出于“聯絡鄉誼，團結鄉梓，為同鄉謀福利”的考慮，他們紛紛于居住地成立了各種宗親會、同鄉會、會館等社團組織。最早建立的廣西籍華僑海外社團為新加坡三和會館。1883年由旅新廣西博白龐敦武、高州褐志松等人發起籌建而成，之后又相繼有馬來西亞文冬廣西會館等多個社團組織誕生。據統計，近代東南亞國家廣西籍華僑成立的社團組織共達25個。[30]
這些社團組織成立后大多以維護廣西同鄉福利，促進雙方經貿發展為己任，為溝通彼此雙方貿易往來，擴大國貨出口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工作，從而客觀上為廣西城鎮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條件。如鑒于營銷國貨為當地華商經貿活動一項重要內容，為推進國貨及家鄉土產出口，他們經常派遣人員回鄉進行商務考察，提出商品改良意見，發掘和組織廣西商品山口。如廣西大化貢川紗紙為近代廣西著名的土產之一，同時也是當地壯瑤人民的一大產業，產品主要以銷往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等地為主。因紙質堅韌，質量甚佳，十分暢銷，市場上冒名頂替者不少。1930午印度尼西亞商務團在貢川考察紗紙時，就針對這種情況，要求當地廠家樹立品牌意識。建議當地所產紗紙加蓋印章，以辯真偽。貢川團務當局依據僑商要求，立即刻就一顆“中國貢川”大印。之后印有“中國貢川”大印的紗紙銷量供不應求，遠銷澳門、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加拿大、美國的舊金山等地區和國家。民國時期，外地商人在貢川開設收購紗紙的商號就達13家，每街日上市紗紙達100多擔。[31]貢川因此成為近代廣西紗紙生產中心。
為推動東南亞華僑對近代廣西工商業進行投資，這些海外社團除在國外大力宣傳廣西的投資環境及工商政策外，還時常派有代表回鄉參與家鄉關涉經濟建設方面的研討，為其發展獻計獻策。如《星洲日報》董事會主席華僑胡文虎于1935年編印《新廣西》一書，將廣西情況介紹于此間之同僑，及關心廣西建設者，俾有較明嘹之參考資料，而共同努力，未始不無小補也。[32]1929年，廣西省政府在柳州召開的第一次全省建設會議就有不少東南亞華人社團代表參加，并先后提交提案17件，占會議提案總數的16.18％。[33]會后由于他們的積極宣傳“大霹靂、新加坡、吉隆坡等埠之僑胞，己發起組織華僑實業團，從事開發桂省富賀鐘錫礦，本其在海外辦礦之經驗，而為祖國效力”。1928年，吉隆坡廣西會館總經理梁嚦金(容縣籍人)親自組織墾殖公司回桂殖邊。
綜上，近代僑商對廣西的投資和工商事業的關注，加速了廣西城鎮經濟的近代化步伐，對廣西這一少數民族聚居大省的經濟開發作出了重大貢獻。現今，廣西正抓住西部大開發和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立的有利時機，把吸引外資，加大與周邊國家的經濟往來，作為推進城鎮化建設和民族地區經濟開發的重要途徑。因而對本文以上主題的探討無疑有助于深化當前廣西經濟建設的決策思考。
注 釋：
①程大璋等纂：《桂平縣志》卷二九，民國9年(1920年)鉛印本。
②廣西區通志館編：《革命在廣西調查資料匯編》1～7頁，廣西人民出版社，1962年。
③《雪蘭莪廣西會館金禧紀念特刊》，100頁，吉隆坡，雪蘭莪廣西會館編輯出版，1979年。
④李文昭編：《馬來亞八桂考實錄》，66頁，吉隆坡，1961年。
⑤覃德文主編：《南洋八桂通鑒》，64頁，吉隆坡：馬來西亞八桂文化出版社，1963年。
⑥《博白縣僑情資料》，趙和曼編：《廣西籍華僑華人資料選編》，87頁，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⑦(清)王錫祺：《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十一帙，轉引自趙和曼編：《廣西籍華僑華人資料選編》，87頁，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⑧毛鵬：《華僑與芒街陶瓷的興衰》，《八桂僑刊》，1987年第1期。
⑨⑩[17]梁崇鼎等纂：民國《貴縣志》，卷十一，1935年鉛印本。
[11]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二輯，983頁，科學出版社，1957年。
[12]趙和曼編：《廣西籍華僑華人資料選編》，247～248頁，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13][29]廣西地方志編撰委員會：《廣西通志?農墾志》，21頁，廣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14]盧鼎鵬主編：《八步鎮志》，87頁，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15][16]平桂礦物局志編篡委員會：《平桂礦物局志》，172頁，357頁，桂林漓江印刷廠，1997年。
[18]賀州市志編纂委員會：《賀州市志》457頁，廣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19]參見方光漢主編：《各省地方志?廣西》，中華書局，277頁，270頁，146頁，中華書局，1938年印行。
[20]羅偉鈞：《解放前富川、賀縣、鐘山三縣錫鎢礦產的開采概況》，《廣西文史資料》第14輯。
[21]麥法朗：《廣西水巖壩礦區的工農生活》，載《東方雜志》卷32，20號。
[22]鄒佛勝、鄒漢超：《水巖壩‘小南洋’》《賀縣文史》第10輯。
[23]周大鳴著：《現代都市人類學》219頁，中山大學出版社，1997年。
[24][25]吳尊任：《粵西礦產紀要》124頁，22頁，梧州文化印刷局，1936年。
[26]陶紹勤：《廣西礦業概況》，1～8頁，1936年版。
[27]鐘文典主編：《20世紀30年代的廣西》，327頁，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
[28]廣西壯族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廣西通志?僑務志》265頁，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30]根據趙和曼編：《廣西籍華僑華人資料選編》，259～400頁內容統計，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31]韋振蘇等整理：《民國時期名揚中外的貢川紗紙》，黃德俊主編：《桂西文史錄》，第2卷，307頁，廣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民國時期經濟政策范文第3篇
關鍵詞：一流大學；大學校長；中國；美國
作者簡介：閆園園（1988-），女，山東高青人，東南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碩士研究生。（江蘇?南京?210096）
中圖分類號：G64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0079（2012）20-0005-02
鳳凰網教育版的某篇專刊提到：原清華大學校長顧秉林在2010年10月13日舉辦的首批985大學校長聯誼會上稱中國的校長是世界上最累的校長。我國現在正致力于世界一流水平大學的建設，而一流的大學需要一流的管理團隊，一流的管理團隊又需要一流水平的領頭羊——校長。美國一些大學可屬世界一流水平，本文就對美國幾所世界一流大學的校長與中國國內幾所一流大學的校長進行了比較，以此得出中國一流大學校長與世界一流大學校長的異同，進而進行了分析與思考。
一、校長的背景
1.美國三所一流大學校長的背景
哈佛大學現任校長：德魯·福斯特，歷史學家，她是1672年哈佛大學建校以來，第一位非哈佛畢業的校長；也是哈佛373年歷史、28位校長中第一位女校長。福斯特1968年畢業于賓夕法尼亞州布爾茅爾女子學院，1971年和1975年分別獲得賓夕法尼亞大學碩士和博士學位，之后在賓大工作了25年，期間被授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2001年福斯特接手拉德克利夫學院任院長，該學院于1999年并入哈佛。2007年10月福斯特就任哈佛大學校長。
耶魯大學校長：理查德·萊溫教授，1968年獲得斯坦福大學歷史學學士學位，之后在牛津大學研究政治學和哲學，并獲碩士學位。1974年獲耶魯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后留校工作，任經濟學教授。萊溫教授已從事教學、研究和行政工作二十載，1993年被任命為美國耶魯大學第22任校長。在出任耶魯大學校長之前，曾任耶魯大學經濟系主任和文理研究生院院長。萊溫教授是技術變革經濟學方面的專家，美國藝術和科學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技術經濟政策委員會委員，他的著作涉及知識產權、專利權制度、產業研究和發展以及反托拉斯和公共管理對私有產業的影響等廣泛領域。
斯坦福大學校長：約翰·漢尼斯教授，2000年10月被任命為斯坦福大學第10任校長，曾擔任斯坦福大學電氣工程系助理教授、教授、計算機科學系主任、工程學院院長、斯坦福大學教務長，致力于生物科學與生物工程的跨學科研究，并努力提高師資隊伍素質和員工待遇。近年研究的重點是高性能計算機系統結構。漢尼斯博士曾獲美國藝術與科學院研究院創始人獎等多個獎項，是美國國家工程研究院、國家科學院、美國藝術與科學研究院等多個學術組織的會員。
2.中國國內一流大學校長的背景
北京大學校長：周其鳳，1983年回國后在北京大學任教，后先后被聘為副教授、教授、北京大學化學學院高分子科學與工程系主任、高分子科學研究所所長、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北京大學副教務長。2001年6月至2004年7月，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教育部研究生工作辦公室主任、司長；并先后兼任教育部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發展中心主任、“211工程”部際協調小組辦公室主任、“教育部財政部985工程”辦公室主任等職。2004年7月至2008年11月，任吉林大學校長（副部級），校學位評定委員會主席。2008年11月任北京大學校長。其在社會上的兼職有：國家學位會委員，國務院學位評定委員會主席，中國科學院化學部常委，教育部化學和化工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人事部博士后管理委員會委員，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化學學院高分子科學與工程系教授以及吉林大學雙聘院士。
清華大學校長：顧秉林，中國科學院院士，物理學家和材料科學家。曾擔任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副系主任、主任，美國Notre Dame大學、日本東京大學高訪學者，日本東北大學客座教授。2000年任清華大學研究生院院長，2001年3月任清華大學副校長，兼任校學位評定委員會主席，校學科建設領導小組組長，2003年任清華大學校長。其在社會上的兼職有：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物理學與天文學學科評議組召集人，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委員會委員，教育部物理與天文學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物理學會副理事長，亞太物理學會理事，中國體視學學會理事長。
3.比較
（1）相同點：一是有較長的求學生涯，而且是求學于不同的學校，并獲得很高的學歷。二是在自己的學術領域獲得高水平的學術成就，獲得國家的高度榮譽。三是在擔任校長前，就任過不同職位，有著豐富的工作經歷。
（2）不同點：一是美國三所大學校長進行過不同領域的學習，具備多個學科的知識。中國兩所大學校長只在自己單一的原專業中有很高的造詣。二是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的校長出身于人文學科或社會科學。中國兩所大學校長皆為理科出身。三是美國三所大學校長在任校長之后在社會上的兼任職位較少。而中國兩所大學校長在校外兼任較多的職位。
4.思考
19世紀，耶魯大學在尋求新校長的時候，一位董事會成員這樣描述大學校長的形象：“他必須是明治穩健的領導者、能干的公眾演說家、偉大的作家和同各界交往的政治家。我們選擇的雖是俗世上的普通人，但身上具有偉大的精神品質：一個經驗豐富能夠委以重任的管理者；一個地道的耶魯人，而且是偉大的學者；一個思考世界難題的社會哲學家，又不喪失普通人的感受力。”這種描述顯然是對校長形象的理想想象，但可看出校長的重要性。校長作為一所幾千甚至幾萬人的校園的領導者，其作用相當于總統或主席對于一個國家的作用，因此，作為最起碼的條件，校長必須具有較高的學術造詣和豐富的工作經驗。在以上的比較中也可看出，不管是美國世界一流大學，還是中國一流大學，校長都是具有豐富經驗和高水平學術造詣的人。
另外，也可以發現一個問題，中國大學校長職銜非常多，或許這也是顧校長說中國大學校長是世界最累的一個原因。校長為了大學的各項事務，本身就有非常多的事情要處理，還要頂上這么多的兼職，累是必然的。曾任康奈爾大學校長長達18年之久的Frank H. T. Rhodes總結出以下被校長忽視而導致其失敗或受挫的原因，并提出了解決方法：缺少睡眠，沒有時間鍛煉，縮短假期，不斷處在危機中，這些現象都是通往個人筋疲力盡道路上的警報信號。阻止個人過分疲勞的方法是制定嚴格的作息制度、科學管理的日程表，權利適當下放，學會說“不”，組成高效的行政班子，堅定個人對大學價值的信念。負荷過重的大學校長并不是在忍受疲勞，他們是在創造疲勞，因為缺乏科學有效的工作習慣從而不斷把負擔加給自己。知識上的貧乏也是一種極有威脅的疾病。因為過于忙碌，校長們會感覺到內心上的空虛；校長們會感到缺乏豐富的知識和充實的精神世界，而這正是大學中必須的。Robert Bolt有句名言，空虛的人和精神的流浪者在校長的職位上和在普通人的位置上一樣多。
針對Frank總結的第二點，校長應該不斷學習。作為一名校長應該涉及不同領域，特別是哲學、教育學和管理學領域。所以，校長應該安排一定時間學習各種知識，一方面可以豐富內心生活，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學校管理的進一步完善。
二、校長的遴選
1.美國大學校長遴選
一般來說，美國大學的管理者是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成員承擔著受托責任，董事會的職能就是保證大學不偏離既定的目標。大學校長是董事會決定的。董事會指定遴選委員會，遴選委員會有教授、有校友也有商界的人士，甚至還有學生代表。遴選委員會最后敲定的候選人不是唯一的，可能會有兩位候選人，然后交給董事會決定。遴選委員會在選的過程中，可能會有一些商業性的機構介入，比如說獵頭公司。美國大學遴選校長的具體程序為：一是由校董事會成員、教師代表、職工代表以及校友代表等組成校長選拔委員會。二是由學校董事會討論決定校長的任職資格。三是董事會在國家（美國）著名的高等教育雜志或其他有影響的報紙、媒體上招聘校長廣告，同時，還會寫信給一些知名的校長、其他學校校長、教務長等，請他們推薦人選。四是校長選拔委員會確定候選人。五是校董事會根據前面的工作匯報，集體討論決定校長人選。
2.中國大學校長的任命
受國情以及文化傳統的影響，我國大學校長的選拔制度長期以來與政府官員的遴選制度如出一轍。我國大學校長一般都由上級政府或主管部門選拔、任命，在這一過程中，上級有關部門也會征求部分教師的意見，但是這些意見一般都很少向教師反饋，基本上是不透明的，教師幾乎不了解自己的意見是否被采納以及采納的情況如何。而且，并不是每位教師都有機會在校長選拔過程中提出自己的意見和看法的。因此，可以說我國大學校長的選拔至今還沒有一個基本的制度可以遵循，廣大教師還沒有參與校長遴選的權利。
3.比較
很明顯，在大學校長的任用上所使用的詞語就不同，一個是遴選（遴選是指慎重的選擇或選拔，主要用于比較正式的場合，如公文，投標競標，干部選拔中）。一個是任命（任命的意義有承命，接受命令；指下命令任用）。遴選體現了一種民主公平性，而任命則體現了一種行政權力性。
4.思考
近年來，高等教育界熱點之一就是大學行政化問題，有關專家提倡去行政化。而政府任命校長就是大學嚴重行政化的一個表現。教師是一個神圣的職業，承擔著教書育人的使命。那么，校長作為領導教師的人更是神圣的。所以，校長的任用不能簡單的由政府決定，它必須接受來自多方的意見。在這方面，我國可以借鑒美國的做法：挑選社會各界人士組成一個委員會，征求各代表的意見，經過一關關嚴格的程序作出最終的決定。雖然這樣可能會比較麻煩，要經過一個稍微漫長的過程。但是，只有這樣才能體現出公平民主性，才能選出最優秀、最合格的校長。
三、總結
通過以上比較，筆者認為大學校長必須具有以下特點：
首先，大學校長必須是一名教育家，或者至少必須懂教育，而且要不斷的學習教育學。教育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有其特殊的規律，不同時代又有不同的特點。大學是教書育人，直接為社會培養各種人才的教育場所，作為一校之長，必須懂得教育其中的規律，才能按照規律辦事，保證校園的健康正常發展。我們知道，民國時期雖然動蕩不安，但是各高校的發展情況卻比較好，在對其特點進行總結中，可以發現有一個共同特點，各著名高校的校長都對教育學有一定研究，都是教育家，如北京大學校長、東南大學校長郭秉文、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等等。
其次，大學校長也需要懂得一些管理方面的知識。畢竟校長要管理的是有幾千幾萬人的場所，要保證這樣一個龐大機構正常有序運轉就必然會用到管理學的知識。
再次，大學校長應該放棄過多的社會兼職，專心于學校的管理工作。因為一個大學校長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清楚闡述大學的遠景，并堅持長遠目標而奮斗，同時要闡明短期目標。只有放棄無關頭銜，集中時間，才能熟悉大學傳統，開發它的實力，把握新出現的需求，抓住新的機遇，培養新的環境，建立新的機構等，為其構建大學遠景和任務做準備。
最后，大學校長也應該抽出一定時間與學生交流。大學教育應該以人為本，此處“人”即指學生。校長與學生交流不僅能滿足學生心理需求，贏得學生好感，而且能聽取吸收學生的一些好意見。
參考文獻：
[1]欒兆云.中美大學校長隊伍建設比較及其啟示[J].大學教育科學,
2008,(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