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債務危機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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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債務危機后果范文第1篇
此前，“歐豬五國”的債務危機引發了全球的關注，而美國政府的債務問題亦是高懸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那么，在這樣的背景下，地方或州一級的債務能夠出污泥而不染？這應是一個常識性的邏輯答案，通常浮出水面的僅是冰山一角，那么，圣貝納迪諾遠非最后的危機樣本。有統計數據表明，自美國開始走出滯漲陰影的年代開始，美國共出現了42起市政破產的案件，僅在2011年，美國一共有13座城市申請破產。因此，抱有“虱子多了不咬人”情結的地方債務危機值得警惕。畢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同樣，地方債務成為壓倒不堪一擊的宏觀經濟并非空穴來風，雖然相比美國聯邦政府15萬億美元的債務而言，地方政府的債務不到其總量的30%。
盡管，中國與美國的治理機制之間存在著千差萬別，但是，在地方債務問題上，同樣不可小覷。有數據表明，截止6月14日，地方城投債共發行178只，融資規模為3025.9億元。盡管我們面對債務風險已有足夠的智慧，但是，通過“展期”或者“置換”等類似的騰挪策略仍然未能化解其中的風險隱憂，尤其在經濟下行的大背景下，這種解決思路，地方債務在“時間換空間”的思路主導下并未轉危為安。尤其是在新一輪“穩增長”的重任之下，“債務”應該是“增長”的源頭活水。
毫無疑問，在信息透明度和“誰舉債、誰負責”的原則下，地方債務的良性發展是穩增長的要義中不可或缺的。從發展的角度來看，過分保守會喪失機遇。因此，無論企業還是政府，為了快馬加鞭，適當的舉債、融資是必要的。但萬物都有度，如果超出資產負債比的上限，過度的舉債式發展會成為引發危機的導火索。
地方債務危機后果范文第2篇
關鍵詞：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形成機理；警示
從2009年12月開始希臘主權債務危機拉開序幕，隨后危機逐步向歐洲其他國家蔓延。危機已經不單是希臘自身的公共財政問題，現已對其周邊國家造成負面影響。更可怕的是，對于投資者而言，這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最后的落腳點在歐元、英鎊等重量級貨幣的前途命運上。為了防止危機蔓延，力保歐元穩定，2010年5月10日歐盟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宣布共同出資7500億歐元，幫助可能陷入債務危機的歐元區成員國，但是由于全球金融和信貸市場仍然對希臘充滿了不信任，加之在此次全球經濟復蘇的進程中，歐美各國復蘇的基礎較為脆弱，危機仍有進一步擴散的可能，使尚未全面復蘇的全球經濟雪上加霜。本文以希臘為例，分析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形成機理及對我國的警示意義。
一、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演進
2001年，希臘為了加入歐元區，請美國投行高盛為其設計出一套“貨幣掉期交易”方式。通過這樁交易使希臘賬面上符合了《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對成員國財政赤字的規定，隱蔽了希臘政府高達10億歐元的公共債務赤字規模，為這場危機的爆發埋下了“隱患”。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演變為全球金融危機后，希臘等歐盟成員國為了刺激經濟，紛紛大量舉債，政府債務急劇擴張。當投資者開始懷疑政府的償債能力時，開始紛紛拋售那些高風險國家的國債和國債衍生品，希臘這樣的國家被列在首位。各國政府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而實施的赤字財政政策成為此次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導火索”。
2009年10月，希臘政府宣布財政赤字嚴重超標，政府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分別達到12.7％和113％，遠超歐盟《穩定與發展公約》規定的3％和60％的上限。鑒于希臘政府財政狀況顯著惡化，惠譽國際信用評級有限公司宣布把希臘主權信用評級由“A-”降為“BBB+”，隨后標準普爾將希臘的長期主權信用評級從“BBB+”下調至“BB+”。隨著主權信用評級被降低，希臘債務危機正式拉開序幕。繼希臘之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主權債務等級也被全球三大評級機構先后幾次下調，2010年伊始，主權債務危機在歐洲全面升級。
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
(一)危機對歐元區的影響
在歐元區并非只有希臘面臨龐大的債務和財政赤字的困境，西班牙、意大利、德國等國都面臨著類似的問題，見表1。
從目前來看，歐盟給予希臘巨額貸款的方便，短期內雖然使得希臘局勢趨于穩定，但是政府用主權信用的形式，用巨大規模的財政刺激辦法，即用更長的杠桿來解救危機，這樣的援助不會從根本上解決危機。作為歐元區第四大經濟體的西班牙約1.6萬億美元的經濟規模是希臘、葡萄牙和愛爾蘭經濟規模之和的兩倍。2009年西班牙GDP萎縮了3.6％，財政赤字激增至GDP的11.4％，一旦西班牙這樣的大國爆發主權信用危機，則可能拖累整個歐元區的實體經濟與金融市場。如果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內歐元區不采取徹底“財政”改革方案，整個歐洲經濟都會受到主權債務危機的拖累。
(二)減緩世界經濟的復蘇進程
歐洲部分國家出現的主權債務危機不僅僅是幾個歐元區國家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債務危機往往具有傳染效應。受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影響，金融市場和股票市場波動比較大。全球大宗商品價格出現暴跌行情，在期貨市場，作為全球經濟活力領先指標的銅價，連續增長了21個月后在2010年4月開始進入下跌的走勢；隨后出臺救助計劃，今年5月10日歐洲央行宣布7500億救助計劃帶來的利好僅僅持續一天，隨后又重新步入下跌甚至暴跌的軌道。5月11日，歐元對美元下跌0.7％，歐盟證券市場指數StoxxEurope600下跌1.2％，近一個月來，全球股市全線下挫，股市市值縮水約7萬億美元。投資者不僅擔心歐洲國家難以解決債務危機，甚至擔心美國就業市場的改善程度可能也不及預料，更擔心全球經濟是否真的會出現二次探底。目前，許多經濟體至今仍未退出次貸危機中推行的經濟刺激計劃，而歐盟甚至全球又再次陷入應對希臘等國家的主權債務危機之中，這使得全球經濟復蘇將會變得更加艱難，同時也加大了全球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退出的難度。
(三)會對中國出口產生一定的沖擊，外匯儲備可能貶值
在經濟與金融全球化時代，任何一個開放經濟體都難以在一種區域性金融危機中完全置身事外。由于主權債務危機的影響，歐元區經濟增長前景變得更加暗淡，這無疑會給中國經濟造成負面沖擊。沖擊之一是歐元區國家可能實施更強硬的對外貿易政策。自2007年以來，歐盟成為我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在經濟惡化的情況下，為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歐元區政府可能會把重點轉移至對外貿易領域，首當其沖中國將成為歐元區國家實施貿易保護主義的對象。據統計，今年4月份，我國對歐出口的增速還維持在25％，但這種反應存在一定的滯后期，下半年反應可能會比較明顯。沖擊之二是中國外匯儲備多元化管理的難度增大。次貸危機爆發之后，中國外匯資產增持更多的是歐元資產，隨著歐洲主權信用危機爆發，歐元對日元與美元已經顯著貶值，并可能進一步貶值，這無疑加大了中國外匯儲備多元化管理的難度。轉貼于
三、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形成機理
(一)分散財政與統一貨幣的制度性缺陷
本輪經濟衰退充分暴露出歐元區體系深層次的制度性缺陷，即在歐元區內部貨幣政策由歐洲央行統一行使，而財政政策卻由主權國家分而治之，這種分散的財政政策和統一貨幣政策之間的失衡導致成員國失去了熨平危機的宏觀經濟調控手段——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一個主權國家調節經濟運行的兩個最基本、最核心工具，只有二者松緊搭配才會有效地對經濟運行實施調節。由于歐元區實施統一貨幣政策，各國缺少了利率和匯率兩大工具的支持，為了走出由美國次貸危機所帶來的經濟衰退，成員國只能借助擴張性財政政策來刺激經濟復蘇。加之，這些國家的債券也會成為國際市場上的投機對象，結果造成希臘、愛爾蘭、西班牙等國家物價和工資迅速上漲，財政赤字不斷擴大，各國早已突破了《穩定與發展公約》規定的財政赤字不得超過本國GDP的3％，主權債務總額不得超過本國GDP60％的上限，已經完全脫離了經濟發展水平與國家還款能力，以至于投資者對政府債券的信任度降到了冰點，進而引發主權債務危機。 (二)歐元區各國經濟發展不均衡
歐元區一體化之后各國經濟結構存在很大差別，盡管都是歐元區國家，但各國的預算狀況千差萬別。各國經濟發展所處的不同階段也使財政政策難以有效協調，但為了建立更為龐大的組織，擁有27個成員國的歐盟極力拉攏那些希望加入進來但經濟狀況卻不容樂觀的國家。加人歐元區后，各國自身的優勢與劣勢逐步明顯地表現出來，例如希臘這樣的國家沒有資源優勢，沒有領先的創新優勢，而德國、法國這樣的大國就壟斷了對外出口，強勢國家與弱勢國家之間的矛盾越來越突出。以往在維護歐元與歐洲一體化的更高訴求下，經過歐洲政治精英的努力得以調和妥協，但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這些問題凸顯，外圍國與核心國之間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存在著明顯的不相適應，歐元區無法滿足成員國不同的貨幣政策偏好，外圍國無法利用貨幣貶值快速形成對外盈余，也無法維持當前的財政赤字，使其陷入一種結構性的衰退，并且還面臨債務膨脹，外圍國與核心國差距越拉越大。同時，當經濟發展不平衡的時候還會造成搭便車行為的出現，希臘無節制的信貸最后需要德國這樣的大國來埋單，這種只靠成員國的相互救濟渠道單一且不持續，使得歐元區的救助機制極難建立，危機爆發之初并未及時得到解決，導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愈演愈烈。
(三)經濟結構單一，偷逃稅嚴重，稅收來源有限
希臘主權債務危機的發生原因很復雜，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希臘自身經濟發展狀況。希臘的經濟基礎比較薄弱，經濟結構單一，主要是以海運、旅游等外需型產業作為自己的支柱產業，而這些產業非常容易受外部因素的影響，在次貸危機的影響下，希臘海運市場急劇萎縮，航運業2009年的年收入下降了27.6％；旅游收入快速下滑，2009年赴希臘旅游的美國游客減少了24.2％，同時歐盟成員國進入希臘的游客也銳減了19.3％，來自兩地的旅游業收入分別減少16.2％和14％，這些支柱產業的萎縮直接導致了希臘財政收入銳減。在希臘，偷、逃稅現象十分嚴重，希臘政府在打擊偷逃稅方面一直不理想，據估計，希臘政府因偷逃稅行為每年損失的稅收至少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4％，嚴重制約了稅收收入的增加。
(四)高福利，加之人口老齡化，財政支出負擔過重
希臘具有以高福利為特色的社會保障制度。希臘公務員的隊伍相當龐大，公共部門雇員工資的漲幅甚至超過了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臃腫的公務員體系使得財政狀況每況愈下；希臘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突出，國家的產業競爭力顯著削弱，而長期富裕的生活環境養成的高消費習慣無法自動作出調整，政治家為了選票必然通過政府舉債支出來維持高生活水平與社會福利，導致財政赤字不斷擴大、政府債務高居不下；希臘的失業率常年維持在10％左右，失業救濟便成了希臘非常沉重的負擔。希臘政府一直奉行無節制的赤字財政政策和高貿易赤字發展模式，對經濟造成嚴重透支。希臘加入歐元區后，享受到歐盟區帶來的諸多好處，其中最大優勢就是更容易獲得廉價的貸款，曾一度使希臘經濟快速增長，平均年增長達到4％，但是希臘政府沒有主動控制負債，遵守《穩定與增長公約》，而是一味地保持寬松的財政政策。在經濟上行時，高福利和高赤字可以維持，一旦經濟進入下行期，以債養債的做法便使希臘的主權信用風險逐步升級，最終演變成歐洲主權債務危機。
(五)刺激計劃不當，陷入“救市陷阱”，由金融危機演變成財政危機
希臘的債務危機還未平息，美國又出現了地方債務危機，據前洛杉磯市長理查德·賴爾登2010年5月在《華爾街日報》中聲稱，洛杉磯很有可能會在2014年宣布破產。希臘危機不過是冰山一角，由于其自身問題以及歐元區體制上的缺陷導致債務危機首先在希臘爆發，其實全球普遍存在著債務危機，究其根源主要是各國為了阻止美國金融危機的蔓延，紛紛采取經濟刺激計劃，從而扭曲了資源配置的結果，這是美國次貸危機的延續。金融危機第一階段是由于格林斯潘長期執行低利率政策，使得大量廉價資金競逐資產和資源，衍生出越來越大的證券資產泡沫和金融衍生品泡沫，最終資產泡沫無法維持，吞噬了華爾街金融大鱷；為了挽救金融體系，美聯儲印出更多鈔票，這種行為本質是將金融機構的債務危機轉移到政府身上，這是金融危機第二階段。2009年的大救市其實就是各國政府以債治債，借債投資，雖然全球的大救市使得經濟回暖，但是并未解決核心問題，最終政府規模巨大的財政刺激計劃和投資計劃，造成許多經濟體財政赤字攀升，同時政府的過分干預使得資源錯配的局面最終以債務危機的形式表現出來?？梢哉f，各國出臺的系列救市計劃，造成資金錯配，由次貸危機、金融危機演變成財政危機，世界陷入“經濟刺激計劃的陷阱”。
四、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對中國的警示
西方國家出現主權債務危機，是“以－赤字還赤字”，“以債養債”模式的必然，對中國來說也是重要警示。
(一)財政刺激計劃要在可控的范圍內，把握好財政赤字的“度”
目前我國的國家債務和財政赤字遠低于國際公認的風險臨界點，但也不能過于樂觀。首先，中國地方政府存在根深蒂固的“GDP考核觀”，這就使得一些地方政府盲目舉債搞發展，地方投融資平臺規模迅速增長，造成地方財政入不敷出；其次，政府本質上有主動負債的愿望和機會主義行為的沖動，往往會置社會監督于不顧，賭未來經濟繁榮的預期以保自己的政治周期；最后，當面臨經濟下行時，政府刺激計劃是十分必要的，但這也意味著政府財政負擔會加大，也可能造成通貨膨脹的壓力，以及對私人部門的擠出效應。此外，地方投融資平臺資金中80％來自銀行體系，一旦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積聚，勢必會對銀行產生重大沖擊。所有這些對未來中國經濟肯定存在巨大的隱形風險，中國必須高度警惕地方政府的債務結構與實際債務負擔，做好債務測算和償債平衡工作。當條件成熟時，經濟刺激計劃應適時有序退出，如果當經濟已經過熱時才開始收緊，會被迫要求加大力度，政策效果也不佳，容易造成經濟的大起大落，注意量的積累引起的質的變化，把握好刺激計劃的“度”。 (二)與國際接軌，增加中國財政的透明度
財政透明度是一國制定宏觀政策的基礎。目前比較權威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財政事務部在《財政透明度手冊》中所采納的由Kopits and Craig(1998)給出的定義：財政透明度指向公眾公布政府結構與職能、財政政策取向、公共部門賬目和財政籌劃。根據該定義，財政透明度的核心是要求以及時的、系統的方式對所有相關的財政信息(包括預算信息)的充分披露，包括用來編制預算的經濟假設、政府資產和負債、稅式支出以及對數據可靠性的建議。目前中國財政透明度整體較低，在預算內財政收支之外，存在規模龐大的預算外收支，并由此引出了各部門、各單位的“小金庫”；在政府的預算報告 中缺乏詳盡的數量指標，人們難以對資金使用進行績效評估，在披露債務指標時數據不完全，沒有包含所有既有債務等等。隨著中國經濟日益融入全球化，透明度問題將越來越多地被關注，此次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也告訴我們應該加強政府財政的透明度。中國應與國際接軌，加強與國際機構的溝通、協調，縮小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的《財政透明度良好行為準則》的差距。
(三)地方政府負債要與其收入匹配，決不能過度負債
地方政府之所以必須平衡預算不能負債運行，是因為他們手里是沒有印鈔機的。他們不可能像央行那樣憑空制造“信用”出來。而現在地方政府通過融資平臺事實上承擔的債務，將會成為未來的宏觀經濟風險的來源。除非是壓縮政府自身的開支，無論用何種方式彌補赤字，都有可能最終引發央行發行更多貨幣，這會讓本已嚴重的通貨膨脹形勢雪上加霜。
應該說，在預算法的嚴格規范之下，我國的各級地方政府本來并沒有出現大規模的赤字和負債運行情況。這原本是一個很好的經濟運行環境，但是經濟刺激計劃產生出來的大量地方政府負債，正在惡化這個環境。歐洲債務危機和美國加州財政破產危機殷鑒不遠，已經給我們敲響警鐘?，F在歐洲央行和美國政府都是靠購買或幫助受困地區發行債券暫時渡過危機，要恢復它們的財政平衡和經濟活力還必須經歷漫長而痛苦的過程。地方政府必須嚴格控制自身的負債規模，必須依照預算法平衡預算。用融資平臺的方式避開法律的監管是短視行為，逞一時之快而增加長期經濟運行的系統性風險。
(四)做好轉方式、調結構大文章，由投資出口導向型向消費導向型轉變
希臘今天的局面警示中國過分地依賴出口拉動經濟是不可取的。在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中，出口一直是我國政府促進經濟發展的殺手锏，但是這種發展方式極易受到外部沖擊。雖然目前中國出口恢復較好，但是未來發達國家增長趨緩的風險將會顯現，在歐洲債務危機背景下，中國下半年出口回落是可以預見的。在未來的一段時間里，中國主要的出口國——歐美等發達國家低增長的情況還將持續，從長期來看，出口導向型模式是不可維持的，中國應盡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從依靠外需轉到以內需為主。擴大內需是中國經濟結構性轉換的核心環節，消費是比出口、投資更好、更長效的拉動經濟增長的持續動力，倘若不主動轉向內需為主，在面臨危機時將處于被動的位置。在出口戰略上，將主要向歐美國家出口轉向亞洲新興國家、東盟、非洲國家的出口，出口產品也應全面轉型升級，單純初級產品、勞動密集型產品結構是不可持續的。
(五)土地財政不可持續，應拓展財源
在中國，地方政府長期以來奉行“土地財政”政策，以出售土地籌集財政資源，高房價所帶來的高額土地出讓金和高稅收已成為許多地方政府的財政支柱，正是這種依賴帶來了地方政府的短期行為，成為房價上漲的直接推手。房價的過度上漲造成房地產泡沫，當經濟下行時，順經濟周期會使房價大幅回落，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便會銳減，同時為了經濟的發展政府不得不大量舉債拉動投資，由此政府便會陷入一個惡性循環。因此，政府應拓展財源，改變依靠具有不穩定性和不可持續性的“土地財政”稅收模式。同時，房地產市場與整個金融體系關系緊密，必須高度重視房地產市場問題，謹防房價大起大落。抑制房價過快增長，不能忽視不產生實體經濟效益的“流動性再創造”問題，一個國家的發展重心應該是以發展實體經濟為主的健康模式，這樣才會增強抵御外部沖擊的能力。
(六)理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
危機的出現，人們開始重新思考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開始懷疑市場的有效性。由于市場本身存在盲目性、自發性和滯后性等缺陷，人們認為只有政府才能修正市場失靈。尤其在后危機時期，有擴大政府能力、夸大監管作用的嫌疑。那種認為政府是全能政府，在危機中承擔無限責任的看法，是大錯特錯的。政府過度調控后果很嚴重，只能造成道德風險加劇。政府不是“萬能政府”，代替不了市場經濟自身運轉的高效率。在應對危機時期，強化政府的作用不是要政府取代市場的作用，更不是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而是應矯正市場機制中那些不健康的成分，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禁止對公眾有害的市場行為，使市場經濟回到正確的發展軌道。主權債務危機的蔓延告誡各國政府應舍棄借助危機萌生的全能政府理念，嚴格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政府的真正職責應該是根據自己對信息的掌控能力和對規則的創造能力，為自由競爭理清適當的邊界，保證政府在適當、適度干預的前提下使市場效率實現最大化，又不至于積累過多的市場風險。
(七)正視地方債務風險，防患于未然
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問題由來已久?，F行體制下地方政府的事權與財權高度不對稱，地方政府長期面對資金缺口。在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國家稅收收入的大部分歸人中央財政，盡管中國現行的《預算法》等有關法律嚴格禁止地方財政出現赤字和地方政府舉債，但事實上各級地方政府大都在不同程度上不顧自身償債能力擴大赤字，舉債度日或負債運行，且這些債務大多處于隱性狀態。
此次金融危機加重了地方政府債務危機。很多地方政府的負債額遠遠超過本級財政收入，面臨巨大風險。一些地方政府依托政府融資平臺等方式過度舉債已接近極限，地方政府性債務率已高達94％。
另外，從經濟走勢看，中國很可能步入加息周期，地方政府債務成本增大，房地產市場可能降溫從而令政府土地收入減少，而一旦來自土地的資金鏈斷裂，財政資金又有限，沉重的地方政府債務不得不由中央政府承擔。地方政府留給銀行大量的呆壞賬靠中央政府來核銷，宏觀經濟將可能有“硬著陸”的風險。
國家必須迅速采取行動，對全國整體財政及債務狀況作全面清查和評估，摸查地方債務的規模、來源和性質，做好各級債務的測算和償債平衡工作，進行債務規模限額管理和風險預警，從財政和金融兩方面切實防范償債違約風險。
(八)政府宏觀調控有局限性，謹防凱恩斯陷阱
凱恩斯學派從價格粘性的角度找到了政府干預經濟的理由，認為宏觀經濟政策具有合理性。金融危機的爆發，激發了各國對凱恩斯需求管理的狂潮，各國政府采取“無節制”凱恩斯加上貨幣主義的刺激計劃，這在短期也許是正確的，但從長期來看，被喻為“看不見的手”的市場機制，才是自動調配資源使其得到最優化的有效方式。根據科斯定理，在不考慮交易費用的情況下，只要私有產權界定清楚，各方可以通過市場自由交易達到最優結果。㈣政府宏觀調控就是在經濟發生波動時采取反周期政策來減少波動，使經濟更加平穩，但是在很多場合下非但沒有使經濟平穩發展，反而加大了經濟周期波動的幅度。無論是此前的次貸危機，還是這次的主權債務危機，充分驗證了政府過多地干預經濟總是弊大于利的。為了避免問題的惡化，應謹防凱恩斯陷阱，真正認識市場，讓市場來糾正資源錯配。無論何時，政府不能代替市場的作用，市場力量才是經濟發展的持續動力。愈演愈烈的主權債務風險讓我們重新思考反危機機制，也需要我國重新評價“凱恩斯主義”的成本，“赤字財政”不宜長期化，“赤字財政”作為市場失靈時政府對市場的補救，只能作為啟動力量使用，以期由政府投資帶動民間投資，恢復市場活力。但如果超過啟動力量的定位，變成政府代替市場，則可能帶來更大的風險。
地方債務危機后果范文第3篇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exploit an exogenous shock created by the Sovereign Debt Crisis and analyze banks' disclosure responses to this shock. Using a sample of 164 European banks between 2009 and 2011， we examine the between annual report （risk report） disclosure and loan loss provision. It shows that European banks increase the length of the annual report from 2009 to 2011， in particular the risk management section. Meanwhile， banks tend to reduce the loan loss provision in this period. As for the cross-sectional regression， the results imply that the changes in the length of the risk management report is negative correlated with the change of loan loss provision.
關鍵詞： 貸款損失準備；信息披露；歐洲債務危機；歐洲銀行
Key words： loan loss provision；information disclosure；European sovereign debt crisis；European banks
中圖分類號：F83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6）35-0008-05
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義
歐洲債務危機對歐洲的金融市場產生了重大影響，特別是對歐洲銀行業這種以信用為經營基礎的行業而言。一方面，銀行作為債券持有者而遭受直接損失，也可能因為傳染相應而間接受到影響；另一方面，市場的不確定性也讓投資者對銀行的風險管理能力產生質疑，從而使得投資者尋求獲得銀行的風險屬性等更多財務信息，例如貸款損失準備，甚至要求當前銀行提高信息的精確度等。但銀行會選擇何種方式增加信息披露，會有一定的靈活度。與此同時，銀行增加信息披露也是需要承擔成本的，那么就會結合其利潤以及盈利情況進行綜合考慮。一方面銀行可能會增加年度報告和風險管理部分的披露，同時為了銀行的利潤考慮不變或者減少貸款損失準備的計提；另一方面銀行也可能會增加貸款損失準備的計提，向外界傳遞自身良好的風險抵抗能力，而不再增加年報和風險管理部分的披露。
由于歐洲債務危機發展越來越劇烈，影響的范圍、領域越來越來廣，歐洲的金融市場在此危機中也受到波及，且呈現越來越嚴重的趨勢，從而動蕩不已。而歐洲銀行作為金融體系中核心，其受到的沖擊自然不言而喻。歐洲債務爆發之前，由于對國家債券具有傳統的偏好，歐洲各個銀行都持有一定的債券，隨著債務風險的發展，不管希臘等國是否真的違約，還是變相違約，都會造成持有債券的歐洲銀行的損失。在此情況下，歐洲銀行出于各種考慮可能會改變其貸款損失準備的計提比率。此外，受歐洲債務危機的影響，投資者對歐洲金融市場的信心收到了打擊，并對銀行的風險管理能力產生質疑，尋求獲得銀行風險屬性等更多的信息。而銀行為了打消投資者的顧慮和懷疑，必然會采取相應的措施，比如銀行的信息披露有所改變等。因此本文以歐洲債務危機為論文的研究背景來研究歐洲銀行貸款損失準備與信息披露之間的關系，分析在此次債務危機爆發前后歐洲貸款損失準備變動情況，歐洲銀行信息披露的變動情況，以及銀行信息披露變動和貸款損失準備變動之間的相關關系，具有以下意義：
①揭示此次歐洲債務危機對歐洲銀行產生的影響，對銀行防范類似危機具有長遠的意義。
②揭示信息披露變動與貸款損失準備變動的關系，為利益相關者（包括投資者、債權人、顧客、政府、監管機構等）更充分了解歐洲債務危機下銀行的所采取措施的動機。
大多數學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企業信息披露以及貸款損失準備的現狀和影響因素的探討，而對銀行信息披露與貸款損失準備之間的關系的研究甚少，本文將信息披露變動以及與貸款損失準備變動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兩者之間的關系，本文認為在歐洲債務危機背景之下，信息披露變動與貸款損失準備變動之間可能存在依存關系。本文將信息披露與貸款損失準備兩者聯系起來，而不是單獨研究信息披露或者是單獨研究貸款損失準備，這可能是本文的創新之處。
2 國內外研究文獻綜述
銀行經營管理者有動機通過財務會計信息向市場傳遞其未來業績表現良好的信號，信號傳遞可能是銀行計提貸款損失準備的影響因素之一。張瑞穩和張靖曼（2013）實證研究研究了中國商業銀行計提貸款損失準備與信號傳遞之間的相互關系。研究發現，銀行的管理者會計提貸款損失準備的比例對外傳遞信號：當管理者預測到銀行未來將會有持續較高盈利時以及銀行的利潤未來將會大幅增加時，他們會提高貸款損失準備的計提水平，以此向外界傳遞企業盈利穩定以及前景良好的信號。蔡逸軒（2009）以存貸比率為信號傳遞動機的替代變量，構造了貸款損失準備計提動因模型，結果發現我國上市銀行在計提貸款損失準備時存在明顯的信號傳遞動機。陳許東和何艷軍等（2014）研究發現貸款損失準備作為銀行重要的管理指標，銀行在考慮貸款損失準備的計提比率時首先以其財務穩定為主要目標，并借助貸款損失準備的比率向外界投資界傳遞信號。
Leuz&Schrand（2009）以安然事件會研究背景來研究信息披露與資本成本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隨著安然事件的披露，公司的財務信息披露增加了，同時這些增加的公司信息反過來又減少了公司的資本成本。Verrecchia （2001）研究發現當公司披露更多的信息，投資者能夠更好地了解和評價公司，從而會有效改善公司未來流動性從而達到降低公司的資本成本的效果。李明（2001）也提出了類似的結論，認為信息披露會提高公司在市場上的競爭力，從而降低公司的資本成本。Diamond&Verrecchia（1991）認為，現在資本市場是不完善的，公司和外界投資者之間是存在信息不對稱現象的，而信息披露可以減少信息不對稱現象，從而有效地降低公司的資本成本。Healy&Palepu（1993）提出，公司向外部投資者披露信息的程度對公司發行股票和債券等有重大影響。并且在2001年他們研究又發現，財務報告和信息披露是公司向外部投資者提供公司治理和績效情況的有效手段，并且公司有一定主動披露公司信息的動機。周慧（2005）認為信息披露表現了管理者的真正動機，公司管理者基于經濟利益的考慮會主動與投資者進行信息交流。Botosan（1997）認為公司進行信息披露有強制性信息披露和自愿性披露，在對資本成本和自愿性披露的程度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事，發現兩者之間成顯著的負相關系。Piotroski（1999）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結論。他認為每個公司的管理者都會想要增加公司的資本價值，而增加額外的風險披露可以此種效果。
綜上所述，國內外學者都對貸款損失準備和信息披露進行了研究。在貸款損失準備研究方面，國內外都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主要研究方向是貸款損失準備的計提影響因素，主要包括兩個方面：貸款損失準備與盈余管理的關系、貸款損失準備與信號傳遞的關系。而關于信息披露的研究，國內研究的成果較少，而國外的研究成果相對而言就較為豐富。通過前文的介紹可以發現關于信息披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信息披露的影響因素以及信息披露的積極后果。影響信息披露的因素主要為：銀行規模（Chow &Wong- Boren，1987）、財務杠桿（Jensen，1986）、盈利能力等。信息披露的經濟后果有兩個方面：一是降低資本成本，一方面公司披露更多的信息可以改善公司未來的流動性，從而降低公司的資本成本，另一方面，公司披露更多信息可以有效地減少信息不對稱現象，從而達到降低資本成本的效果；二是向外界傳遞良好信號。信息披露是公司向外界傳遞的一個信號，當公司披露的信息越多，即向外界傳遞這樣的一個信號：公司的業績很好，具有很強的競爭優勢。所以公司會選擇披露更多的信息。
雖然很多學者都研究了貸款損失準備計提的影響因素、信息披露的影響因素以及信息披露的經濟后果，但很少有學者將兩者之間的關系進行直接研究。本文認為歐洲債務危機為背景下，將銀行信息披露和貸款損失準備之間存在著某種關系。本文研究了銀行信息披露和貸款損失準備的變化情況，以及銀行信息披露變動和貸款損失準備變動之間的相關關系。
3 研究假設
歐債危機的爆發對銀行而言是一個重大的打擊。一方面銀行作為歐洲債券的主要持有者會遭受直接損失；另一方面債務危機的迅速爆發與蔓延，使得投資者對銀行的風險管理能力產生質疑，開始尋求獲得銀行的風險屬性等更多的財務信息，例如貸款損失準備，甚至要求當前銀行提高信息的信息的精確度等。在此情況下，銀行的信息披露會如何變化，其貸款損失準備計提比率會如何變化，以及這兩者的變動之間存在著怎樣的依存關系。本文對此進行了探討。
在此之前已有學者研究表明影響貸款損失準備計提的因素有兩個：其一是出于盈余管理的目的。即公司出于其自身利潤的考慮，為了在經濟狀況不好的情況，讓公司的利潤不會顯得那么糟糕，會更傾向于降低貸款損失準備的計提比率。其二是信號傳遞。此外，隨著歐洲債務危機的爆發，外界對銀行信息披露的關注度增加，對銀行信息披露的透明度要求增加也是客觀存在的現實。根據委托理論，銀行外部的投資者有權通過銀行的信息披露來了解其經營情況，根據信息不對稱理論和信號傳遞理論，銀行必然會向經歷歐洲債務危機打擊的投資者傳遞信號好。由此可見，歐洲債務危機爆發后，由于市場投資者對銀行財務報告的信息披露透明度產生質疑，作為歐洲國債首要持有者的歐洲銀行可能會考慮選擇增加其貸款損失準備。同時銀行也可能選擇增加其年報（或風險管理報告）的內容，以增加透明度。
因此，我們提出本文的假設：
信息披露變動和貸款損失準備變動之間可能存在一定依存關系。即，如果銀行已經選擇增加貸款損失準備，那么，它可能就不愿意再通過年報（或風險管理報告）來反映其財務狀況；反之，如果銀行減少貸款損失準備了，那么，它可能就會選擇通過年報（或風險管理報告）來反映其財務狀況。
4 實證分析
4.1 數據采集與描述
本文以2009-2011年間的歐洲銀行為基礎，從中提除了那些未采用IFRS會計準則和會計年度不是結束于12月底的銀行。在此基礎上，選取2009-2011年均年度報告和風險管理報告的銀行為研究對象，共計164家，樣本選擇共涉及到34個歐洲國家，基本覆蓋整個歐洲地區。銀行的年度報告和風險管理報告均來自于各個銀行的的官方網站。其它財務數據來自于Thomonson Reuters數據庫。本文選取銀行2009-2011年的年度報告和風險管理報告作為本文研究的數據來源。手工采集了2009年和2011年各個銀行年度報告和風險管理報告的頁數數據，相應的手工收集了各個銀行在年度報告中所計提的貸款損失準備數據。在統計貸款損失準備的數據時，重點關注了其貸款損失準備中具體是針對那些風險資產而計提，以及不同的風險資產其計提比率之間大小的比較。同時也重點關注年度報告中對貸款損失準備的政策以及對其變化的解釋與說明，同時側重分析了各個銀行的貸款損失準備主要是針對那些類別的資產所計提的，以及各類資產計提的比率多少以及其變化方向以及其變化程度。各變量的定義如表1所示。
本文采用多元回歸的方法對歐洲債務危機背景下，銀行信息披露與貸款損失準備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 多元回歸模型如下：？駐AR1109（？駐RISK1109）=？琢0+？琢1？駐LLP1109+？琢2LASSETS09+？琢3MTB09+？琢4ROA09+？琢5LEV09+？琢6？駐LASSETS1109+？琢7？駐MTB1109+？琢8？駐ROA1109+？琢9？駐LEV1109+？著
其中？琢0為常數項，？琢1，？琢2，？琢3……？琢9為各自變量系數，？著為誤差項。
本文對變量進行了描述性統計，具體結果見表2所示。
從表2中的統計結果可以看出，歐洲債務危機爆發后，年度報告和風險管理部分的披露均大幅增加。年度報告的平均長度從2009年到2011年增加了10.9%，而風險管理部分的平均長度增加了17.7%。鑒于年度報告的增加可能只是由于風險管理部分增加而引起的，但結果并非如此。當從年度報告長度統計中剔除風險管理部分的頁面數量時，結果仍然顯示年度報告增加了10%的頁數。這些統計結果表明，歐洲債務危機的爆發所帶來的信息披露透明度的問題，引起了歐洲銀行年度報告的頁數增加，同時也引起了風險管理部分的頁數增加。
從表3統計數據也表明，歐洲債務危機爆發后，銀行計提的貸款順勢準備減少了。貸款損失準備的平均值從2009到2011年改變了13.4%。同時從表3中也可以看出從2009-2011年期間有111家銀行減少了貸款損失準備的計提，而且貸款損失準備減少了30%-60%的最多，同時在0-30%和60-90%的銀行個數相當，占比也加大，相比之下，只有53家銀行在此期間增加了貸款損失準備。
4.2 回歸分析
在表4的多元回歸結果中，分別檢驗了因變量%ΔAR1109、%ΔRISK1109與自變量之間的關系。（A）列的檢驗結果顯示，未加入控制變量變化量時以及在加入控制變量變化量時，貸款損失準備百分比變化（ΔLLP1109）都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為負，表明在歐洲債務危機爆發后，銀行年度報告頁數變動與貸款損失準備變動成負相關關系，即銀行的年度報告頁數增加了，同時貸款損失準備反而減少了。（B）列得檢驗結果顯示，不管是否加入控制變量的變化量，貸款損失準備百分比變化（ΔLLP1109）都與貸款損失準備（ΔLLP1109）負相關，在加入控制變量的變動百分比后，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為負，表明銀行風險管理報告頁數變動與貸款損失準備變動程負相關關系，即銀行風險管理報告頁數增加同時貸款損失準備減少了。從而，我們可以看出，歐洲債務危機爆發后，銀行出于盈余管理的考慮會更傾向于減少貸款損失準備，以方便進行利潤平滑，修飾自身的營業利潤。但由于外界對銀行信息披露透明度的要求的增加，以及為了向外界傳遞良好的信號，銀行會增加信息披露?？梢娫跉W洲債務危機背景下，銀行信息披露變動與貸款損失準備變動成負相關系，與預期一致，假設得到驗證。
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顯示：
銀行規模（LAAETS）與信息披露變動負相關，但顯著水平很低。表明在歐洲債務危機爆發后，銀行規模的大小是否與銀行信息披露有關還有待檢驗。所以，規模越大的銀行，信息披露變動不一定減少或增加。
成長性（MTB）與風險管理報告頁數在1%的顯著水平下顯著負相關，但其與銀行年度報告頁數變化并不顯著，表明成長性更好的公司可能更傾向于向外界增加風險報告，消除外界對其風險管理能力的質疑。
盈利能力（ROA）與銀行年度報告在5%的顯著水平下顯著正相關，同時與風險管理報告也分別在5%，10%的顯著水平下顯著正相關，表明盈利能力越好的銀行越愿意增加信息披露，一方面由于盈利能力好的公司可能有能力負擔的起由于信息披露而產生的成本，另一方面盈利能力好的公司這樣做更容易獲得外界及投資者的信任，便于企業的發展。
財務杠桿（LEV）與信息披露變動負相關，但顯著性水平較低，可能是銀行作為特殊的公司，其經營業務主要為存貸活動，資產負債率比其他業務的公司的普遍高，因而資產負債率與銀行信息披露變動還有待檢驗。
其中銀行規模和財務杠桿與信息披露變動并不顯著，這可能是由于受到歐洲債務的沖擊，銀行出于動蕩之中，所以其回歸結果可能和以前學者的結果存在不同的地方。此外，由于作為一個特殊的行業，其主要的業務為存貸款，相比較一般的公司而言，其資產負債率都會很高，因而也可能導致財務杠桿在其中的回歸結果并不顯著。此外我們沒有發現Lasset09、LEv09和因變量存在顯著關系，可能的原因是在歐債危機這段動蕩期，不管是大銀行還是小銀行，他們改變披露政策主要是來自于外部市場的沖擊，而自身的一些財務特征（如債務、銀行大小）并不能對其信息披露有顯著的影響。
5 結論
本文選取2009-2011年164個歐洲銀行為研究樣本，使用年度報告和風險管理報告來是的百分比變化來衡量銀行信息披露的變化，使用多元回歸模型研究了在歐洲債務危機背景下，銀行信息披露變動與貸款損失準備變動之間的關系。在對164家銀行樣本進行統計性描述時發現，在2009年至2011年期間，銀行的年度報告和風險管理報告都出現大幅增加，同時銀行的貸款損失準備則呈現減少趨勢。實證檢驗了歐洲債務危機背景下，銀行信息披露變動與貸款損失準備變動之間的關系。通過實證研究發現，歐洲債務危機爆發后，銀行的經營業績受到銀行，出于利潤的考慮，銀行更傾向于降低貸款損失準備的計提，但面對外界對銀行信息披露透明度的要求，同時也為了向外界傳遞一個良好的信號，增加投資者的信心，吸引投資者的投資，銀行普遍傾向于增加信息披露，相繼增加了他們的年度報告長度以及風險管理報告的長度。同時本文通多對控制變量的分析也發現成長性更好以及盈利能力更好地銀行更傾向于增加信息披露，以此來展示企業良好的實力，向外界傳遞良好的信號，吸引投資準則投資。而銀行的規模以及財務杠桿與信息披露的變動之間的關系并不明顯，即銀行無論規模是大還是小，財務杠桿是大還是小，其對信息披露的變動的影響都不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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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Healy， P.M.， K.G. Palepu， and A.H. Sweeney. 1999. Stock performance and intermediation changes surrounding sustained increases in disclosure[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16： 485-520.
[10]Leuz， C.， and C. Schrand. 2009. Disclosure and the cost of capital： evidence from firms responses to the Enron shock. NBER Working Paper， 14897.
地方債務危機后果范文第4篇
一、1.2萬億元財政赤字規模，其中中央財政赤字8500億元，地方財政赤字3500億元，用中央地方債券予以解決，這是中央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集中表現，也是針對目前經濟下滑和財政減收的壓力，穩中求進保增長而采取的重要措施。我國從去年開始，出口訂單減少，企業成本升高，經濟下滑壓力大，對此，以求多列赤字，增大財政投資的力度，解決財政支大于收的局面，擴大內需以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實現7.5%的GDP增速?，F在世界上美國、歐盟等國為應對債務危機，都在壓縮財政赤字，以求減稅和減支來走出財政懸崖和債務危機。我國反向而動，增列財政赤字，主要是基于國內經濟走勢而采取的積極財政政策。
二、財政赤字沒有不行，太多了不行，關鍵要掌握好“度”。我國受計劃經濟影響，相當長一段時間強調財政收支平衡，實行零赤字財政預算，這也是計劃經濟低速發展的原因之一。這次適度安排赤字財政是一個進步，但是赤字不可過大過高，注意規避財政風險。世界上經濟慣例是一國財政赤字不能超過GDP的3%，國債規模不能超過GDP的60%，以此為上限規避財政風險。我國這次確定1.2萬億元財政赤字規模，已達GDP的2%，接近于風險控制線，已無再增發的空間和余地。為此，今后要加大財政體制改革的力度，減少“吃飯財政”的支出比例，抓緊機構改革，精簡公務員和事業單位編制的數量，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才能徹底減輕財政赤字增發的壓力。
三、增列1.2萬億財政赤字的利弊分析：怎樣看中國設定的1.2萬億財政赤字為應對國內外經濟運行的諸多變數和復雜局面，增列1.2萬億元的財政赤字也是不得已而為之。要一分為二地用辯證思維來看待和理解。
（一）從正面看，今年列出1.2萬億元財政赤字的目的和意義。
一是有利于增加財政支付能力，增大政府調控經濟的力度，優化財政收支結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用更多的投資刺激經濟增長，實現穩中求進保增長。
二是有利于增大財政對民生的支持力度，更多向民生工程加大投入，用積極財政政策配合穩健的貨幣政策，實施民生優化戰略，加大對就業、住房、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和養老服務等民生工程的投入力度，推動城鎮化建設，多辦民生實事，切實提升民眾的幸福指數。
三是助推和支撐全國的結構性減稅。結構性減稅從去年1月開始在上海試點，10月推廣到13個省市實行，推行以營業稅改為增值稅，兩稅合一減輕企業負擔。同時對交通運輸業和現代服務降低增值稅率，引導和助推經濟結構調整。今年要分期分批在全國推廣結構性減稅，這也是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的重要舉措。結構性減稅，這對企業來說是利好消息，可以減輕企業負擔，長遠看有利于培養稅基、壯大財源，為今后經濟發展和財政增收積累潛能和后勁。但從財政角度看是利空消息，結構性減稅直接帶來財政減收，增大地方財政壓力?，F在是兩難的選擇，不實行結構性減稅，企業受不了；推行結構性減稅，財政受不了。為此必須用增發國債高列赤字的辦法，緩沖和應對結構性減稅給財政減收帶來的壓力，以此為結構性減稅留出操作空間，支撐此政策在全國推廣。
（二）辯證地從另一角度看財政赤字過大也會帶來更大風險，要積極應對和規避。
一是財政赤字過高會增大財政風險。高列赤字也是財政的舉債行為，發債過多，赤字過高，運營過久，會增大財政償還風險，一旦資金鏈斷裂會突發財政風險。我國直接的顯性債務并沒有超GDP60%的上限，但我國隱性債務很多，鄉村債務、養老金財政支出缺口等隱性債務尚沒有計算在內，真正全口徑債務也是很嚇人的?，F在需要全國上下增大風險憂患意識，不能再走舉高債謀高速這種粗放增長的老路子。為此，轉方式調結構迫在眉睫，以此規避中國版的“財政懸崖”。
地方債務危機后果范文第5篇
關鍵詞：迪拜模式；債務危機；啟示
中圖分類號：F1文獻標識碼：A
一、迪拜債務危機及其形成原因
迪拜位于阿拉伯半島東部，面積3，885平方公里，人口226.2萬人，為人口最多的酋長國。目前迪拜的常住居民中有80％為外來人口，來自150多個國家。迪拜的經濟實力在阿聯酋排第二位，阿聯酋70％左右的非石油貿易集中在迪拜，所以習慣上迪拜被稱為阿聯酋的“貿易之都”，它也是整個中東地區的轉口貿易中心。
但是，在阿聯酋7個酋長國中，迪拜是最缺石油的一個，只占有其石油資源的約2％，而且這些石油資源將于2010年枯竭：在迪拜政府看來，地下的石油總有一天是會被采光的，而要維持國家的可持續發展，就必須早作打算，發展其他產業。由此，建立世界金融中心的設想，就在這種背景下產生了。隨之而來的就是大規模的城市基礎建設以及旅游設施的開發等。迪拜的轉型，主要是走高借貸開放房地產業和旅游業的道路。這一模式巧妙地躲過了對石油資源的依賴，揚長避短，一時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僅過去5年間，迪拜就有3，000億美元的建設項目紛紛上馬，包括世界上唯一一家七星級帆船酒店、世界最奢侈的室內滑雪場等。但是，海外資金是迪拜經濟得以維持的關鍵，而國際金融危機的肆虐，引發迪拜出現外資抽逃、資產縮水，使得迪拜債務危機出現。
2009年11月26日，阿拉伯聯合酋長國迪拜酋長國政府宣布，將重組其最大的企業實體迪拜世界的債務，公司所欠約600億美元債務將至少延期六個月償還，其中包括迪拜世界下屬地產巨頭納西勒公司即將于12月份到期的35億美元伊斯蘭債券。消息一出，令全球金融市場為之震驚。一時間，股市一片慘淡，金價、油價嚴重受挫。迪拜的債務危機宣告了“迪拜模式”的破產。所謂迪拜模式，就是以高端房地產和金融業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靠大規模舉債和融資等大興土木，試圖驅動金融杠桿“利滾利”，以此拉動經濟發展。迪拜債務危機爆發后，迪拜的房價比最高峰時期下滑了近70％。股票市場上，在銀行股帶動下全球股市大跌，美國三大股指分別下跌了1.48％～1.73％；26日法國CAC指數下跌3.41％；英國富時100指數下跌3.18％；德國DAX指數下跌3.25％。27日標普500指數下跌1.72％。亞洲股市延續歐洲股市的暴跌，27日日經225指數跌幅達3.21％；韓國漢城指數跌幅高達4.69％；香港恒生指數暴跌1075.91點。跌幅達4.84％。滬、深股市繼26日暴跌之后，第二天繼續分別大跌2.36％、3.09％。
導致迪拜債務危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經濟對房地產過度依賴。迪拜房地產行業的發展不僅僅是為了滿足本國人民的居住需求，而是把目光投向世界高端消費者的身上?？墒?，這樣的消費群體畢竟只是少數，所以一旦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因為本國消費無法填補外來消費大量減少而留下的空白，使原本并不處于危機中心的迪拜，自身發生了危機。即將完工的‘迪拜塔’饅全球最高建筑，大樓內外裝潢都極度豪華，而正是為了建造這個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樓，迪拜才背上了800億美元的外債，是其GDP的1。03倍。另外，大力發展房地產還吸引了越來越多的著名跨國公司在迪拜落戶，而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跨國公司縮減開支，也造成迪拜的寫字樓租金收入不足，導致現金流斷裂。在迪拜，投機者經常從銀行獲取貸款，然后將其中的1／10投在還沒有修建的某處地產上，僅需要將這處房產轉手給下一個買家就能賺取巨額利潤，下一個買家也會做同樣的事情賺錢。因此，在迪拜某些地產的價格僅在幾年之內就增長了十倍?？梢哉f，迪拜債務危機是房地產泡沫的必然結果，也暴露出迪拜經濟發展模式和高速發展背后的隱憂。許多市場人士指出，迪拜的盛衰與其地產開發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有關，真可謂成也地產，敗也地產。
第二，投資過度依賴外部貸款。迪拜雖地處中東，但是它既不是一個產油大國，也沒有像樣的支柱產業，舍棄工業基礎而發展房地產行業使迪拜抵御外部風險的能力大大減弱。迪拜國內基礎貨幣儲蓄并不多，為了大力發展房地產和旅游業，只能依賴外部貸款。在以前，國際經濟環境大好時，國際上看好迪拜發展，于是熱錢大舉流入。但是，一旦金融危機發生，國外投資者風險意識加強了，再投資就更加謹慎，并不愿再多借錢。這次危機發生時，迪拜的很多建設項目還在進行當中，仍需后續資金源源不斷地注入，但由于過度依賴外部貸款使得迪拜在此刻無錢可用，出現資金鏈斷裂無法避免。迪拜夢想建立一個世界金融中心，實現跳躍式發展，實在是太急功近利。利用國際上的熱錢來搞建設，最終只不過是一個無法實現的美夢。
第三，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2008年爆發的美國次貸危機，對迪拜的影響并不像其宣稱的那樣“毫發無傷”。在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大國都受到沖擊，迪拜也是不可幸免。房價下跌、建設項目被取消等利空因素接連出現，使其暫停償還債務的可能性越來越大。而且近年來迪拜也大舉投入國際金融業，在金融危機持續的影響下，迪拜的投資出現嚴重虧損，給債務危機埋下隱患。比如：2007年，“迪拜世界”斥資51億美元。購入美國娛樂業巨頭米高梅公司近10％的股份。但后來，米高梅的股價一度從當時的84美元降至16.8美元。另外，迪拜其他投資公司花費近30億美元購入了德意志銀行和渣打銀行的股份，但這兩家銀行的股價在金融危機中也大幅縮水。海外投資的失敗，對迪拜更是雪上加霜。
第四，匯率制度缺乏彈性。迪拜執行的是本國貨幣迪拉姆盯住美元的匯率政策，使得本國的匯率制度缺乏彈性，一旦美元有什么變化，本國貨幣的匯率跟著受影響。盯住匯率制是一種匯率相對固定的匯率制度，它是指一國使本幣同某外國貨幣或一籃子貨幣保持固定比價的匯率制度。迪拜盯住美元匯率制度有利于維護本國貨幣的穩定性、預防惡性通貨膨脹、穩定與其他國家的經濟往來關系，也有利于提高一些它的貨幣國際信譽和地位。但是，釘住美元匯率制度會導致迪拜經濟政策失去獨立性，且更容易遭受國際游資投機的沖擊。美國次貸危機發生后，發放4萬億美元救市，使得國際社會對美元貶值形成強烈的預期，從去年到今年，美元的貶值導致迪拜和海灣地區物價飛漲，通貨膨脹率連續數月高達兩位數。美元的貶值
引發迪拜經濟的衰退，這在一定程度上充當了此次債務危機的“幫兇”。
總之，迪拜危機的根源，從表面看是因為房地產投資的過度膨脹，但其本質卻是國家發展戰略出現了失誤，脫離了本國的實際，做了超越其本身能力的事情。
二、迪拜債務危機對中國的啟示
迪拜危機對當前的中國有很重要的啟示。表面看來，兩國無論從國土面積還是國情來看幾乎處于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但其實有許多相似之處。例如，兩國均擁有龐大的經常項目順差；迪拜和中國從過去到現在一直都熱衷于做大規模的基礎投資：兩國都希望以房地產為新的支柱帶動經濟高速增長，房地產價格持續快速上升；兩國的匯率制度都仍然是相當固定的，一個緊盯美元，一個參照一籃子貨幣：最后，迪拜和中國的大型國有企業，占領了國民經濟的重要領域，利潤狀況良好，但企業制度透明度極低，激勵機制嚴重扭曲。此外，中國和迪拜還有一個“通病”，就是彼此都屬國際熱錢垂青的市場。基于以上現實，此次迪拜債務危機給我們帶來了較多的啟示，主要表現在：
第一，應警惕房地產市場的過度繁榮。迪拜事件中對房地產市場過度依賴所造成的慘烈后果，值得我們借鑒來反思我們國內的房地產市場。現在中國的房地產也很熱，迪拜事件發生后，回過頭來看我們的房地產業，無疑中國的房地產也存在很大的問題，尤其房價泡沫～直為社會各方之詬病。目前，一方面由于通貨膨脹的預期和保值增值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投資渠道的狹小和中國資本市場的不完善，在股票市場陰晴不定的情況下，大量資金涌入看似更加有潛力的樓市。因此，中國的樓市基本上是投機和投資性需求，形成最終消費能力的自住型需求已被高昂的房價擠出了市場。商品房空置率(空置率=空置面積，近三年累計竣工面積)也許就是一個證明。有研究機構認為，中國商品房的空置率在30％～50％。于是一邊是大量的房屋空置，一邊是普通居民望房興嘆的危險局面出現了。整個房地產金融業可謂隱患重重。有專家認為，目前房地產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命脈，而迪拜的教訓告訴我們這是危險的。中國房地產業的巨大泡沫、畸形發展已經在扭曲中國的經濟結構，威脅中國經濟金融安全。然而，由于GDP政績和土地、住房開發對地方財政的高貢獻率，一些地方和城市經濟如迪拜一樣完全靠房地產支撐。中國政府似乎被房地產“綁架”了。如國內經濟增長高度依賴房地產業，并繼續容忍房價飆升，這就如同迪拜極度奢華的七星級酒店一樣，無法避免因資金鏈條斷裂而導致爛尾工程出現，最終會負面影響國內實體經濟運行的穩定。中國政府不是沒有預見到房地產市場過熱的威脅，過去幾個月來也有一系列的動作，但由于全球金融危機的威脅仍在，動作都不果斷，改革的力度不足，行動過于遲緩都可能致命，中國應吸取迪拜的教訓，盡量采取行動，以確保中國經濟的長遠健康發展。
第二，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其實，迪拜危機對于中國的借鑒意義，與其說是在于房地產不能超常發展，還不如說是應該制定一個合乎國情的發展戰略，要把內需作為經濟發展的基礎。中國經濟在2008年下半年是很危險的，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面臨垮掉的風險。于是政府出臺了“4萬億救市計劃”。2009年上半年，銀行發放信貸7.37萬億元，本來是希望企業拿到這筆錢去做實業，擴大內需，希望流動性注入經濟后，利率下降，投資成本下降，將刺激企業增加投資，最終推動GDP增長。郎成平說過，“中國目前的情況是，經濟70％過冷，30％過熱。其中靠政府投資和相關產業是過熱的，比如基礎建設，而其他民營企業是過冷的?！痹谡哟笸顿Y力度的情況下，擠出效應在所難免。再加上資本市場不完善，中小民營企業因缺乏擔保、信用記錄等，很難拿到資金。而拿到錢的基本上是大型國有企業，但是在外需萎縮導致嚴重產能過剩，缺乏高利潤的投資機會的情況下，大量流動性流向價格波動性高的資本市場，尋求投機機會，導致這些企業將錢投向不動產。誠然，投資房地產，刺激老百姓買房也是內需，但這只是其中一部分，如果國家把恢復經濟都靠在房地產上，那是很危險的。老百姓如果把大部分錢都放在房子上，哪里還會有錢去消費其他的商品?而只會造成國家財富流向政府和房地產商手中。近幾年，我國的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投資擴張來拉動的。自2000年以來，我國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一直快于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增長。2003年我國消費率僅為55.4％，2004年的總投資率上升到43％，這相當于1993年經濟嚴重過熱時的水平，而總消費率還不足57％，2006年消費率更是首次下降到50％以下，為改革開放以來的最低點。就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來看，消費率一般在76％～79％，投資率為18％～21％。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消費率偏低20％左右。投資率則偏高18％左右。因此，在投資與消費的關系上，要把積極擴大消費需求作為當前拉動內需的一項重要任務。現階段擴大消費需求的重點是積極擴大居民消費需求，需求要多元化。這樣國民經濟才能健康發展。
第三，提高風險意識，警惕國際熱錢。據中國官方估計，2009年流入中國的熱錢至少有近1，000億美元。雖然目前中國的資本市場還不完善，人民幣還不能自由兌換。但在開放人民幣資本市場上要吸取迪拜教訓。危機之前，迪拜一直是熱錢青睞的圣地，巨大資本流動性的積聚大大加快了迪拜資產泡沫化的進程，然而在國際資本逃離和金融危機的沖擊下，資產大幅縮水、房地產市場低迷、銀行放貸停滯、大型項目停工，再加上能源價格重挫、債務飆升，迪拜奇跡破滅。許多新興市場國家的貨幣政策在應對流動性時已明顯表現出局限性、滯后性和被動性，貨幣政策的順周期特征也不足以應對流動性和資產泡沫。當務之急是防止熱錢快進快出。今年中國的股市、樓市都很火，里面有很多國際熱錢在“搗鬼”。如果金融危機繼續深化，中國經濟出現不利局面時，國際熱錢就會快速轉移，到時會加重危機程度。
第四，加快產業結構調整。一直以來，我們都在談改變經濟增長模式、提高經濟增長質量。但由于增長速度一直很快，決策者難以下決心動大手術。迪拜危機明確地揭示了其經濟模式的重要缺陷：過度依賴投資特別是房地產投資、外部賬戶順差過高、國有企業長期壟斷重要行業。而這些恰恰也是我們的問題。對于我國而言，此次危機的最大機遇就是實現結構的調整。如果結構性失衡問題不解決，周期性危機的爆發就是必然，當前中國經濟發展中的需求結構、產業結構、要素投入結構以及外貿結構都面臨著系統性調整的需要。社會的發展還是要靠實業一步一個腳印做出來，不論是地方政府，還是企業家的心態，都應避免浮躁，“耐得住寂寞，經得住誘惑”，經濟才能健康平穩地運行。
第五，積極推進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在金融危機對世界造成巨大影響的今
天，中國的經濟仍然能夠保持總體向好的態勢，這是令世界羨慕的，同時也是那些金融炒家眼里的“肥肉”。迪拜夢碎了，他們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中國；并且目前國際上對人民幣的升值預期不斷上升，國際炒家通過各種途徑大舉進入我國，豪賭人民幣升值。大量熱錢的涌入，在很大程度上危害了我國金融體系的穩定，降低了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加大了我國的金融風險，不利于宏觀經濟的穩定發展。諾貝爾獎得主羅伯特?蒙代爾就曾發出過“人民幣過快升值無異于自殺”的警告。他指出，人民幣過快升值是沒有道理的，對中國來說這絕對是個壞消息，如果人民幣升值太快，中國房地產市場也會受到很大打擊。我國在2005年開始實施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改為參考一籃子貨幣。對人民幣匯率制度進行改革，主要是為了克服原有人民幣匯率制度日益突出的弊端，確立更為靈活的匯率制度，以適應國際和國內經濟金融形勢的變化。更好地為我國經濟金融的改革和發展服務。與盯住某種單一貨幣相比，參考一籃子貨幣的匯率制度比較難以管理，盯住的程度也相對較弱。由于所有的雙邊匯率都是浮動的，交易成本也就較高。面對諸多復雜的國際環境，人民幣匯率應當更靈活地變化和調整來更為準確地反映國際收支的發展變化，避免過度和持久的高估或低估，以便有效地對國際收支失衡產生調節作用。因此，只有相應地提高人民幣匯率的彈性，才能使中國的貨幣政策繼續保持獨立性。
第六，平衡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根據郎咸平教授的觀點，“目前我國的投資營商環境不斷惡化，企業家們不再干實業了，拿到的貸款，不去再投資而是打入股市樓市，因為那里的利潤更高。”如果真是如此，這倒是可以說明目前我國的樓市不斷攀升的原因。但是股市、樓市都是屬于虛擬經濟，而虛擬經濟是一把“雙刃劍”，它可以為實體經濟提供融資支持，轉移風險，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實體經濟運行的效率和社會資源配置效率。但另一方面，虛擬經濟也是一種極易滋長泡沫的經濟，一旦嚴重脫離實體經濟的支撐，就會逐漸演變成投機經濟。監管稍有疏忽，容易導致泡沫破裂，發生金融危機或經濟危機。無論是美國的次貸危機還是迪拜的債務危機，都是源于虛擬經濟的過度發展。而目前我國的房地產市場以及股票市場都存在著虛擬經濟的泡沫。4萬億元流動性資金注入后，這種情況只會更加嚴重。所以。我們應當重視金融監管，對于金融創新也應該抱著謹慎的態度，在引入金融衍生品、金融創新業務時，風險評估、管理機制要跟得上。實體經濟是本，我們應該更加重視發展實體經濟，因為唯有實體經濟發展良好，建立在其基礎上的虛擬經濟才能發揮積極的作用。如果本末倒置，只會使經濟泡沫越吹越大，但是泡沫總會破滅的，到那時造成的危害是難以估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