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流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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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化交流論文范文第1篇
[關鍵詞]文化：交流；廣西；東盟；柳州
一、中國古代的對外文化交流
在古代，我國同世界各國的交往是逐漸發展的。
從周邊的國家開始，像朝鮮、日本以致東南亞，然后漸漸擴散到印度、波斯、阿拉伯，最后到歐洲、東非和北非。
我國封建社會對外經濟文化往來，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為秦漢時期。這一時期的主要往來僅限于近鄰的朝鮮、日本、越南、泰國、柬埔寨、緬甸等一些國家。直到東漢晚期才和西亞、歐洲有了正式直接往來。而由張騫開通的“絲綢之路”，則為這一時期我國外交關系最光輝的表現。東漢時期，班超出使西域時，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羅馬帝國），甘英到達了安息西境，因不明情況行至波斯灣而還。到166年，大秦國王安敦派使者正式來中國，這是中國和歐洲正式交往的開始。
第二個時期為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更主要的是隋唐時期。唐朝由于經濟發達，文化在當時也處于世界領先的地位，與世界許多國家的文化交流非常頻繁。朝鮮、日本派來許多留學生到長安學習。敦煌莫高窟中的壁畫和雕塑有40%是唐代的作品。而唐代對外交通的繁榮，是在隋代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經歷了魏晉南北朝長期的分裂，隋代重新統一全國，使內地與外界的交通進入了新的階段。尤其是在隋煬帝繼位之后，專門設置了四方館，負責接待并處理四方客使事宜，加強隋朝對外交往的職能。
第三個時期是宋元明清（前）時期，自北宋開始，封建社會中商品經濟發展，內外貿易繁榮，對外航運也突飛猛進，尤其是海上運輸，在世界名列前茅。宋元明時期，我國在對外經濟文化方面出現了一批富有遠航經驗的國際大游歷家。他們包括元朝的汪大淵、明朝的鄭和等人。同時從阿拉伯、波斯和歐洲來的大批商人中，也涌現一批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如元朝時來華的意大利人馬可波羅、摩洛哥人伊本白圖泰等等。但清初以后，由于封建統治階段采取閉關政策，這些聯系便逐漸中斷了。
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對外文化交流
曾說：“文化之盛衰，民族之興亡系之。”
2009年1月31日，總理在同西班牙文化界人士、青年學生座談時的談話中指出，中國5000年的文明史，博大精深，從未間斷。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加大了對外文化交流的力度，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從組織中法文化年、中國俄羅斯年、中意文化年、美國的中國文化節，中非合作論壇等，都具有一定聲勢和影響，取得了良好效果。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為發展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友好關系，增進世界各國人民對中國語言文化的理解，為各國漢語學習者提供方便、優良的學習條件，中國國家對外漢語教學領導小組辦公室將在世界上有需求、有條件的若干國家建設以開展漢語教學為主要活動內容的“孔子學院”，并在中國北京設立“孔子學院總部”。孔子學院的廣泛設立為世界各國了解中國文化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平臺，也體現了新世紀中國語言文化將逐步融人世界的發展趨勢。孔子學院已經成為我國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品牌。
三、廣西柳州的對外文化交流
廣西是中國唯一與東盟國家既有海上通道又有陸地通道連接的省區。泰國的泰族，越南的岱儂族、泰族、高欄族，老撾的老龍族，緬甸的撣族等，均起源于中國南方，與廣西的壯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水族等是同根生的民族，文化上的近似容易引起這些國家的民族對廣西民族文化的認同與共鳴。這些都是廣西與東盟國家文化交流中的基礎以及優勢。
東盟博覽會不僅對廣西的經濟貿易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更重要的促進了廣西乃至中國對東盟國家的對外文化交流。廣西充分利用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獨特區位優勢和中國―東盟博覽會落戶南寧的重要機遇，加強與東盟國家的文化交流和貿易，不斷摸索文化“走出去”的路徑，文化交流和貿易的次數和規模逐年增長。可以說，中國―東盟博覽會是廣西對外文化交流的一個里程碑。
2004年3月，柳州與越南永福省永安市締結友好城市關系，這也是第一個與柳州結成“友城”關系的東盟國家城市，隨著近11年時光流逝，柳州與東盟各國之間文化外事交流也日益頻繁起來，“山水柳州”的文化風情，早已在東盟國家人民心中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就在去年剛剛舉行的第二屆中越青年大聯歡中，700名來到柳州的中越青年代表，不但游覽了穿城而過的碧波柳江、欣賞了兩岸斑斕旖旎的風景，參觀了柳州市博物館、柳侯祠、城市規劃設計展覽館。而且在參觀胡志明舊居時，看到胡志明的革命經歷和在柳的活動，更是讓越方代表團的青年們感慨萬千。而作為第二屆中越青年大聯歡的分會場，柳州不但積極配合國家外交大局，同時，也讓“山水柳州”的美譽通過活動在越南青年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記。
隨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進程的不斷推進，作為廣西重工業城市的柳州，與東盟各國的經貿往來日趨緊密，貿易合作迅速發展。以貿易合作良好展開為基礎，柳州對東盟國家的文化交流也積極的展開來了。“自從東盟博覽會召開后，東盟的留學生來到了柳州，到東盟經商、旅游的柳州人也越來越多，雙方之間的交流日益密切，從而‘山水柳州’的文化風情也越來越為東盟國家人民所熟悉和了解。”外僑辦國際交流科相關負責人如是說。
四、中國文化走向世界
牛津大學教授雷蒙?道森在1967年出版的名著《中國變色龍：對于歐洲中國文明觀的分析》[1]中詳盡而具體地介紹了西方對中國的種種看法，并總結說：“在西方人眼中，中國的形象似乎在兩個極端間變化：或者是理想的王國，或者是停滯與落后的象征。中國時而被描繪為富裕的、先進的、聰明的、美好的、強大的和誠實的，時而被描繪為貧窮的、落后的……。”矛盾的認知說明了世界需要更了解中國。
文化是溝通人與人心靈和情感的橋梁，是國與國加深理解和信任的紐帶；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精神和靈魂，是國家發展和民族振興的強大力量。21世紀是文化制勝的時代，保護文化的豐富性和多樣性才能留住民族的“根”。中國經濟迅猛發展，文化建設是今后相當長時間內的工作重點。
文化交流必須正確處理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關系。從一定意義上說，文化發展是各國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碰撞、選擇、吸收、創新的過程。由于西方國家現代化建設起步較早，生產力較發達，科學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較高，文化勢能也較高。我國在文化的對外交流和合作中不可避免地要與西方國家發生聯系，因此必須正確處理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關系，積極吸取其文化的精華，自覺抵制其文化的糟粕。
正如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指出：“我國文化的發展，不能離開人類文明的共同成果。要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原則，開展多種形式的對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國文化之長，向世界展示中國文化建設的成就。堅決抵制各種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蝕。”
中國的對外文化交流應當堅持原汁原味，適當創新，切忌迎合，避免產生不中不洋的產品。
中外文化交流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王韜 跨文化傳播
一、“王韜研究”分期概述
在傳統向現代演進的時代，王韜成為“口岸知識分子”①的典型代表，經歷從“文人”到“譯者”的蛻變。七十年的人生幾經跌宕：譯書、辦報、游歷、教學，柯文筆下的“新人”在中西文化與信仰的沖突中探索著。毋庸置疑，他是學者、政論家、文學家。但放眼流淌近代中國的滾滾“西潮”，一個頭銜或許更配得上他的貢獻——中西文化傳播中的先行者。
黨月異②《王韜研究世紀回顧》把始于上世紀三十年代的王韜研究大致分為始發期、持續期、發展期、深入期四個階段。最近的一個階段是從1990年至今，這個階段的研究在王立群看來“突破了前期研究王韜生平和籠統整理介紹王韜著作的局限”③，全面而細致地考察了王韜的各種思想和活動。九十年代以后，相繼問世的研究專著主要有兩部《王韜評傳》（忻平④1990、張海林⑤1993）、《王韜年譜》（張志春⑥1994）、《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王韜與晚清革命》。2012年，王立群《中國早期口岸知識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采用原典實證的研究方法，全面考察了王韜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活動以及西方文化的沖擊給他觀念上帶來的變化。目前，這種對主人公跨文化傳播中表現的關注已逐漸開辟出研究王韜新的路徑。
值得一提的是，黨月異在《王韜研究世紀回顧》中把王韜的事業劃分為“報刊事業”、“中西文化交流”和“翻譯事業”三個方面。總體看似沒有問題，但細究起來卻值得商榷。站在跨文化傳播的角度，三者之間有重疊部分，翻譯書籍作品從某種程度上說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形式之一，而《循環日報》的創立尤其是政論文體的大量采用，其實同樣是在給民眾灌輸西方制度思想，增進民眾對西學世界的了解。
二、王韜與中西書籍互譯
王韜不僅協助麥都思將《圣經》等宗教作品翻譯成中文，也在英華書院同理雅各合作將儒家經典譯成英文。此外，王韜還與傳教士合譯過不少科技類書籍，如《格致新學提綱》、《華英通商事略》等。盡管著述頗豐，王韜的工作場所卻主要集中在上海和香港兩地。
1、上海墨海書館
選擇步父親后塵前往墨海書館的王韜，最有可能是出于經濟利益。王宏志⑦ 《“賣身事夷”的王韜：當傳統文士當上了譯者》力主此類觀點并結合證據詳盡剖析。關于他在上海13年的翻譯工作，有學者將其大致分為兩期：前期以《圣經》、中文贊美詩等宗教作品為主，后期以科技、貿易類書籍為主。柯文的專著《傳統與現代之間——王韜與晚清革命》提供了王韜參與《圣經》翻譯的相關細節，包括成員構成、工作流程和時間安排等。就王韜對兩期工作的態度而論，不少學者從王韜的自述中得出大體一致的結論：前期“消極應付、厭惡不已”，后期則“積極參與、引以為傲”。童元方和王立群等都察覺到了主人公前后微妙的心態變化以及導致這種變化的原因。在王立群的專著《中國早期口岸知識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里，將前期厭惡抵觸的原因歸結為傳教士中文功底差勁和文化差異帶來的“內在抗拒”。童元方⑧《論王韜在上海的翻譯工作》認為，后期翻譯寄托了王韜“經世致用”的抱負。“以器通‘道’、藉‘器’見‘道’， 因中西之道相通而實現大同世界的理想”構成了傭書墨海的王韜獨樹一幟的思想內涵。不論王韜自身是否滿意，他的翻譯工作卻在“第60屆傳教大會報告”中得到高度肯定，羅香林⑨《香港與中西文化交流》也對王韜參與的“代表本”《圣經》報以“文辭雅達、音節鏗鏘”的肯定。
2、香港英華書院
1862年，因政治避難而客居香港的王韜給理雅各當起了助手，工作性質與在上海類似——翻譯。不同的是，這次是把儒家經典譯成英文，使“東學得以西漸”。王立群《王韜與近代東學西漸》肯定了王韜在中西文化傳播中的突出貢獻，并在專著《中國早期口岸知識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勾勒了王韜參與的不少細節，比如面對浩如煙海的各家注釋，王韜不因個人喜好偏重一門一派等等。在英華書院的幾年時間里，王韜直接參與翻譯的經書共5部，分別是《書經》（第3卷）、《詩經》（第4卷）、《春秋》、《左傳》（第5卷）、《禮記》（第7卷）。在與傳教士的合作中，“華夷之辯”的心態普遍存在于傳統文士的內心。如果說在上海翻譯《圣經》的王韜多少存有“獲罪名教”的痛苦與不安，那在香港翻譯《中國經典》則充分填補了他“宣孔孟之道于西土”的虛榮心。王志宏《當傳統文士當上了譯者》深刻洞察了王韜的上述心態，并把這次的跨文化傳播與中西文化的第一次接觸進行對比，得出了“盡管傳播方向各異，卻都秉承‘以儒學為重心’”⑩的結論。由于在上海有著十幾年與西人合作譯書的經驗，外加自身深厚的經學功底以及對“東學西傳”的積極態度，王韜在英華的表現稱得上可圈可點。理雅各將其譽為“最博通中國典籍”的學者。王立群《王韜與近代東學西漸》也認為正是王韜扎實細致的工作使譯作達到了極高的水平。
三、王韜與西學論著編撰
王韜一生著述頗豐。據學者統計截止目前約有40余種。這些書目中，涉及西學與中學的含量大體相當，而站在歷史角度看，顯然對西學的介紹更具分量。
1、科技類書籍編撰
王韜在上海除協助麥都思翻譯《圣經》外，還花費大量時間與其他傳教士們合譯科技類書籍，主要有《格致新學提綱》（與艾約瑟合譯）、《重學淺說》（與偉烈亞力合譯）、《光學圖說》（與艾約瑟合譯）、《西國天學源流》（與偉烈亞力合譯）等四本。《弢園著述總目》中對此做了記載，一部分學者如宋建昃⑾《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王韜》、童元方《論王韜在上海的翻譯工作》等都對上述內容進行了考證和詳盡分析。作為“譯者”的王韜工作同時也留心西學知識，竭力讓自己成為“學者”。并在工作之余以上述四部譯本為原始材料，另外編撰了《西學原始考》、《西學圖說》、《泰西著述考》等三部著作。王立群在專著《中國早期口岸知識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逐本考證了其內容和材料來源。可以說，王韜在介紹和傳播西方的科技知識方面走在了時代的前面，在中西科技交流史上具有特殊意義。
2、文史類書籍編撰
在國外文學作品翻譯方面，王韜可謂是最早的“試水者”。李景元⑿《王韜和他的翻譯事業》指出翻譯外國文學的第一人不是林杼而是王韜，并將法國《馬賽曲》的早期翻譯歸功于他。此外，這篇論文還引述和評價了王韜“選材必嚴，取材必富，擦言必雅，立體必純”的翻譯主張。
在王韜的眾多著作中，世界史方面的研究占有相當比例，其中尤以《法國志略》和《普法戰紀》兩部影響最為深遠，在當時的中、日兩國均引起較大反響。鄒振環⒀《最早由中國人編譯的歐洲戰爭史》介紹了王韜編撰的歷程，并給予《普法戰紀》高度評價，認為這是“近代世界史著作中影響最大的一部歐洲當代專史”。忻平⒁《王韜與近代中國的法國史研究》則從體例、內容、評析等方面深入解讀了這兩部史著，認為“王韜治法國史絕非單純為學術”，還寄托了個人“振興中國”的夙愿。王韜對以法國史為典型代表的世界史的編撰對近代國人觀察世界提供了全新窗口，引導人們通過閱讀西方各國歷史來深入了解西方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
3、貿易類書籍編撰
1857年，王韜與偉烈亞力合譯的《華英通商事略》問世，并于同年在《六合叢談》連載。對一個重農抑商的國家來說這部著作的意義可謂非凡，而“中國欲制西人以自強，亦莫如由商務始”的見識更是卓然超群。張廣杰⒂《王韜商本思想論略》認為王韜的“商本思想”成形于歐洲游歷歸來以后。但不可否認，“羈旅香海”尤其是編譯了《華英通商事略》之后的王韜在某種程度上已開啟思想的轉型。
4、綜合類書籍編撰
1853年，王韜逐步參與《中西通書》這部綜合性科學刊物的翻譯與編訂，并為之作序。序中，王韜以“用心不專”、“墨守成法”概括中國科技落后于西方的原因，王立群在專著《中國早期口岸知識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認為“這在當時無疑是非常先進的觀念”，并進一步揭示出王韜在編撰西學書籍過程中思想轉變的信號。
四、游歷海外、宣道異域
跨文化傳播的形式除了以文字為載體的書籍，還有以聲音為載體的演講以及衣食為主體的習俗。按當時的條件，除了第一種方式的傳播能做到跨越時空外，對于后兩種來說則必須親歷親為，零距離溝通。作為早期踏上西土的傳統知識分子，王韜在幸運之余也多了份責任。
1、歐洲之行
1867年，王韜隨理雅各前往英國，游歷歐洲近三年時間。這期間，零距離接觸西方文明的王韜逐步意識到中、西文化具有各自特點，無分貴賤。但彼此缺乏了解的事實讓他自覺的承擔起傳播儒家哲學與文化的使命。通過《漫游隨錄》不難發現，王韜跨文化傳播的一條主要途徑就是演講，地點包括在理雅各故鄉亨得利的教堂、在金亞爾鄉書院、在愛丁堡的教堂、在牛津大學的畢業典禮上。對此，王立群在專著《中國早期口岸知識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進行了細致的梳理。據她闡述，在王韜的演講中，“吟誦詩詞”成為展現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手段。
就演講的反饋效果來看，王韜自己是比較滿意的。不是“諸女皆相顧微笑”⒃就是“一堂聽著，無不鼓掌蹈足，同聲稱贊，墻壁為震”⒄等等。當然，這樣用詞難免有夸張成分，但不可否認這樣的傳播確實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一部分西方人士對中國文化的偏見。另外，演講的順利進行離不開精通漢學的理雅各的穿針引線，是他勁道的翻譯讓王韜的講述精彩紛呈。
逗留英倫期間，王韜曾將所帶的中國典籍贈送給牛津大學和大英博物館，被譽為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的“盛舉”。對于這起“置書英國事件”的幾個細節如“書籍存放何處？”“共多少書籍？”“是贈還是買？”等，多位學者間存在爭議。田正平、葉哲銘⒅《重新認識王韜在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中的置書英國事件》梳理了各家的意見，推測出王韜置書地應為大英博物館，有203本共712卷中國書，被購買的可能性大。
2、日本之旅
1879年，王韜開啟歷時百日的日本之行，并據此寫下《扶桑游記》。但實際上，他對日本的關注早在墨海書館時便已出發。通過英美傳教士，王韜逐步意識到明治維新給日本帶來的變化。而憑借幾部歐洲史著蜚聲海外的王韜受邀前往日本進行文化交流。舒習龍⒆《晚清江蘇人與日本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將王韜在日的文化活動做了大體描述，主要是與日本文士“相互拜謁、切磋學問、探討詩詞”。此外，舒習龍還進一步把這些文士分為兩類：一類是中華文明的欽慕者；另一類則是西方文明的同路人。
關于王韜對日本態度的嬗變和矛盾，王立群《從王韜看十九世紀中葉中國文人的日本觀》認為，在王韜筆下的日本西化運動是徹底的，單從日本角度看值得肯定，但崛起后的日本不斷以威脅中國為代價則令王韜無法釋懷。此外，王立群還提出，“對中國文化在日本遭遇的冷落，王韜也深感惋惜和遺憾。”⒇
五、王韜的辦報經歷
在近代口岸知識分子中，王韜的影響力可謂巨大。究其緣由，除游歷海外的特殊經歷外，離不開辦報活動的推動。學者王立群在專著《中國早期口岸知識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按時間順序，將其辦報經歷大致梳理如下：參與《遐邇貫珍》文字校對和發行、兼任《孖刺西報》中文附錄《近事編錄》編輯、香港《華字日報》主筆。1874年，《循環日報》創辦，王韜的新聞事業步入頂峰。
《循環日報》在內容和形式上都具有里程碑式意義。內容方面提出“君主立憲”等政治改良方案。形式上，政論文體則開啟一代文風。王韜晚年，一部分政論文章被匯集成《弢園文錄外編》出版，成為后人研究其新聞思想、改良思想等的重要參考依據。
六、王韜與格致書院
在李鴻章的默許下，王韜回到上海，為獻言獻策。當初正因科舉而受拒仕途之外的王韜，在人生最后的十幾年里把大部分精力留給了“教書育人”，在格致書院踐行自己“傳播西學、教育新人”的教育理念。通過王韜《格致書院課藝》和傅蘭雅《格致書院會講西學章程》，不少學者（如王立群）認為，王韜接管下的格致書院與傳統教育相比，從招生到教學內容和方式都發生了質的變化，“為近代中國教育改革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另外，王爾敏專著《上海格致書院志略》對王韜在書院“考課”等一系列舉措進行詳細考證和記錄。
結語
從上世紀90年代至今，關于王韜的研究已取得了不俗的成績，幾百篇論文的發表和五部專著的出版就是最好說明。盡管如此，對王韜跨文化傳播的研究仍有較大上升空間。一方面新的史料不斷被挖掘和整理，如浙江師范大學的陳玉蘭《王韜著作整理》項目獲得高校古委會規劃立項等；另一方面，新的理論視角不斷涌現，新聞傳播學、社會學、文化學、史學等領域的共同推進和交叉分析或將成為未來研究的主流。
參考文獻
①柯文[美]：《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M].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16
②黨月異，《王韜研究世紀回顧》[J].《德州學院學報》，2003（10）
③王立群：《中國早期口岸知識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王韜研究》[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14
④忻平：《王韜評傳》[M].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0
⑤張海林：《王韜評傳》[M].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
⑥張志春：《王韜年譜》[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⑦⑩王宏志，《“賣身事夷”的王韜：當傳統文士當上了譯者》[J].《復旦學報》，2011（2）
⑧童元方：《論王韜在上海的翻譯工作》[J].《上海科技翻譯》，2000（1）
⑨羅香林：《香港與中西文化交流》[M].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61：78
⑾宋建昃，《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王韜》[J].《夏之卷》，2001
⑿李景元，《王韜和他的翻譯事業》[J].《中國翻譯》，1991（3）
⒀鄒振環，《最早由中國人編譯的歐洲戰爭史》[J].《編輯學刊》，1994（4）
⒁忻平，《王韜與近代中國的法國史研究》[J].《上海社會科學院學書季刊》，1994（1）
⒂張廣杰，《王韜商本思想論略》[J].《山東教育學院學報》，2008（1）
⒃⒄王韜：《漫游隨錄卷三》[M]：P135、97
⒅田正平、葉哲銘，《重新認識王韜在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中的置書英國事件》[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2006（3）
⒆舒習龍，《晚清江蘇人與日本文化的交流和融合》[J].《淮北煤炭師范學院學報》，2008（4）
⒇王立群，《從王韜看十九世紀中葉中國文人的日本觀》[J].《北京科技大學學報》，2010（3）
中外文化交流論文范文第3篇
傳統中國畫的國際化是陽小毛教授必須面對的課題，陽小毛現任江西財經大學教授、碩士生導師，早在2002年公派去法國學習期間，就有一個問題纏繞著他的思緒，偌大一個巴黎，幾百家畫廊、藝術館、博物館，卻很難見到一幅地地道道的中國畫，不是歐洲人對中國傳統文化不感興趣，而是中國傳統文化與歐洲文化背景的巨大差異，使歐洲人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段中不可能明白中國畫的玄妙，文化的傳播與文化的對接需要時間去磨合。
作為一個有民族責任心的畫家，陽小毛十分清楚這一點，要讓歐洲人看懂中國畫，那么中國畫的國際化，中國民族繪畫與國際接軌是中國藝術家繞不開的話題，作為中國畫的繪畫語境當隨時生轉型，這是歷史的必然。在巴黎期間陽小毛與來自國內各美術學院的教授藝術家學者探討這一命題。他欣喜地見到一些畢業于中央美院的留學生，在法國春季沙龍、秋季沙龍中所作的各種嘗試，異國的環境迫使他們求變，他們汲取許多西歐藝術的元素融入傳統的中國畫，使之中國畫更具現代意識，也就更易于讓大胡子的老外大致明白，起碼是先從視覺上產生共鳴。他開始以國際化的目光關注傳統的中國畫，如何讓中國畫走向國際，自覺地成為他的一份責任，青年時代他對西洋畫的民族化進行過深入地學術探討，陽小毛教授是在西方形式構成美學理論影響下切入中國畫的，然后回歸到傳統。他發現中國傳統繪畫與現念是吻合的，只是如何豐富傳統形式的藝術表現值得去嘗試。他十分關注中國畫的國際化與現代化，他要讓更多的海外人士了解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國畫。自2001年他在美國華盛頓舉辦畫展、2000年在中國北京舉辦畫展、2002年在法國巴黎舉辦畫展之后，2010年到來之際畫家陽小毛將自己的畫展辦到了韓國的國會，韓國的國會副議事長以及許多的國會議員觀看了畫家陽小毛的畫展。畫家陽小毛的作品被收藏，許多陽小毛早期的創作由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這些90年代的大量印刷品在收藏界流傳，并有學術論文譯成外文在一些國家與地區傳播。
畫家陽小毛曾在中央美術學院研修西洋畫，隨之公派赴法國巴黎深造，堅實的造型能力和色彩基礎為提升和改造中國畫建立了自己的學科體系，力求傳統的中國畫與國際接軌，他認為無論中國畫與西洋畫的差異有多大，最終均屬視覺藝術，視覺藝術具有自身的視覺規律，這就為中國畫的國際化、現代化，中國畫的突破與創新提供了可能。陽小毛將傳統的中國畫傳播到世界各地，在讓世界了解中國文化的同時使自身更多地了解了世界。他走出了傳統與地域的局限，與其他本土藝術家所不同的是，他將自己的目光投向了一片蔚藍色的海洋，投向了一個更加廣大的視域。
藝術簡介
陽小毛：中國著名畫家，江西財經大學教授，碩士生導師，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中國畫百杰藝術家。大學本科攻讀西洋畫，先后于中央美術學院深造繪畫藝術，公派赴法國巴黎研修歐洲美術，20世紀80年代由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大量印刷品和早期的水彩畫在國內收藏界和海外廣泛流傳。堅實的造型能力和色彩基礎為提升和改造中國畫建立了學科體系，力求傳統的中國畫與國際接軌，他認為無論中國畫與西洋畫的差異有多大，最終均屬視覺藝術，視覺藝術具有自身的視覺規律，這就為中國畫的國際化、現代化、中國畫的突破與創新提供了可能。畫家陽小毛對中國畫新視域的拓展做了許多有益的探索，全國許多媒體《中國畫家》《當代名家》《美術時空》《書畫名流》《文化娛樂》等專題介紹畫家陽小毛與作品，專版介紹《畫家陽小毛掠影》刊登于人民美術出版社《水彩藝術》叢書，曾多次榮獲全國及省市各類獎項，兩次榮獲市政府獎。
1998年中國畫《女性之光》參加日本東京第51回國際文化交流展
2000年在中國北京舉辦畫展，并由《北京日報》《中國日報》予以報道
2001年在美國華盛頓舉辦畫展，并由《華盛頓郵報》《美術報》予以報道
2002年在法國巴黎舉辦畫展，并由《歐洲日報》《歐州時報》予以報道
1989年《祖國在我心中》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三次再版
2007年《陽小毛中國畫作品集》中國民族美術出版社出版
論文《陷入溫柔泥沼的當代美術》發表于《美術報》
論文《精神的追尋與放逐》發表于《美術報》
論文《漂泊的家園》發表于《北京日報》
論文《水彩特質的雨霧歐洲》發表于《美術報》
中外文化交流論文范文第4篇
歷史上，中國大運河是一條中外文化交流的走廊。在這條走廊里，交流是雙向的：早期，主要是中國文化輸出；后半期，則是外國先進文化輸入。
大運河的輸出
在舉世聞名的《馬可·波羅游記》中，馬可·波羅（1254-1324）描述了他看到的長江以北運河：忽必烈已經開通了從瓜洲到大都的水路。這條水路是一條寬而深的航道，把江河、湖泊連接起來。《游記》還記錄了他在山東一帶看到的運河城市如臨清、濟南和東平等地的情況。
近代西方人進入中國、并對中國逐漸產生影響，最早大約可以追溯到明代。這個節點與世界歷史的發展有關。史學家一般把哥倫布1492年第一次航海當作中世紀和現代的轉捩點。此后，西北歐沿海強國通過戰爭、掠奪、貿易、傳教、建立殖民地等方式逐漸向外擴張。至19世紀，歐洲在文化、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迅猛發展。而明清時期的中國早已繁華，舉世聞名，引發了西方人的關注，當時外國人來中國，首先接觸的往往就是大運河。前往北京的外國使節、傳教士、旅行者等多取道于此。大運河沿線的水利工程、城鎮鄉村和風土民情，給外國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的作品中的觀察與描述無疑有助于西方加深對中國的認識。
1488年，朝鮮人崔溥（1454-1504）在海上遭遇風浪，漂流14天后在寧波附近獲救登岸。之后，他沿浙東運河、京杭運河前往北京，歷時44天，成為明代走完大運河全程的第一個朝鮮人。他用中文寫下的《飄海錄》成為彌足珍貴的大運河史料。
日本僧人策彥周良（1501-1579）于1539年和1547年作為日本遣明使副使和正使來中國，在中國逗留5年多，多次沿大運河南來北往。他將兩次來華經歷寫成《初渡集》《再渡集》。這兩本記事性詩文集是中日關系史上的重要文獻。
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1552-1610）在明萬歷年間來中國。他從南京出發沿運河前往北京，沿途經過許多大運河城市。對明代運河漕運的有關情況，他甚感興趣，在《利瑪竇中國札記》中做了詳細記載。
除了利瑪竇之外，明清時期有不少來中國的傳教士將他們在中國的所見所聞寫成書，在歐洲出版，其中不乏關于大運河的詳細描述。這一時期還有不少中國傳統典籍經翻譯而介紹到歐洲。英國傳教士、漢學家理雅各（1815-1897），是牛津大學第一位中國語言和文學教授。他不僅翻譯中國典籍，還著書立說，系統論述孔子、孟子以及中國的文學和宗教。在牛津任職之前，他于1873年4月從上海出發，坐船經大運河訪問北京，回程時去了泰山和曲阜，之后經大運河返回上海。他對中國文化的譯介，可以聽到大運河的水聲。
但外國人對大運河的描述，并非僅限于見聞。他們目的性很強，頗有系統性，撰寫專門報告，研究大運河，研究大運河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
英國學者吉恩斯在1890年在倫敦出版《世界各國的水道和水運》中提到中國的大運河，認為“就許多方面來說，世界上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大運河。它也是所有其他運河中，我們了解最少的。”1895年出版的《時代世界地圖集》中載有中國大運河的地圖。1912年10月，美國《國家地理雜志》刊登F.H.金的學術論文，題目是《中國的運河，人類的奇跡》，該文對江南運河地區河網密布做了詳細的記錄。1917年在倫敦出版的《百科全書，中國》有關于大運河的詞條。
大運河的接納
通過大運河，西方對中國有所了解。而現代西方文化最早進入中國，所謂西風東漸，正是沿著大運河而播揚。
法國傳教士金尼閣（1577-1628）在利瑪竇逝世后不久抵達北京，并發現了利瑪竇的札記。明萬歷四十年（1612），金尼閣返回歐洲，他身著中式服裝出入于各國公共場合，以感人肺腑的演講宣傳利瑪竇和其他在華傳教士們的功績，并著手整理翻譯《利瑪竇中國札記》。該札記于1615年在德國出版，掀起了歐洲的“中國熱”。當時，大批歐洲年輕傳教士申請赴華，德國人湯若望（1592—1666）即是其中的一位。湯若望歷經明清兩代，為西學東漸做出重大貢獻。1618年，金尼閣離開里斯本第二次來華時，攜帶在歐洲各國募集的7000冊圖書和儀器，從杭州沿大運河抵達北京，建立了中國第一個外國圖書館。金尼閣本人估計書籍和儀器在離開歐洲時價值1萬金幣。金尼閣擬定了一個龐大的計劃，聯絡艾儒略、徐光啟、楊廷筠、李之藻、王徵、李天經等中外人士共同翻譯出版這些書籍。金尼閣二度來華后，先在南方進行傳教和譯著工作，較長時間住在杭州，并以杭州為中心沿大運河到嘉定等地活動。1628年，金尼閣在杭州去世，把“西書七千部”介紹給中國知識界的計劃流產，大部分書籍流失。1938年，北平天主教堂整理藏書樓時發現了殘存的數百部，其中有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和開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學概要》等重要的科學典籍。
之后，外國傳教士大量進入中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浙北的運河城市早已成為一些外國傳教士在中國活動的基地和大本營。嘉興的文生修道院西臨大運河，1902年建成之后到1908年，它是天主教中國遣使會的唯一總修院。嘉興的天主教堂在1930年建成，號稱中國第一、遠東第三大教堂。文生修道院和天主教堂均為浙江省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曾經擔任美國駐華大使的司徒雷登（1876-1962），出生在杭州。父母均是美國南長老會在杭州的傳教士。南長老會海外傳教的第一個基地是杭州，以后沿大運河逐步向嘉興、蘇州、江陰、南京等地擴展。1904年，司徒雷登在美國結束學業，回到杭州開始傳教，他的傳教足跡正是沿大運河迤邐北去。
19世紀后半期起，大運河沿岸城市建立了相當數量的教會學校。教會學校最直接的貢獻就是把現代教育模式移植到了中國。經過多年經營，在整個20世紀上半葉，13所教會大學和幾十所教會中學為中國融入現代文明、為教育和社會的現代化作出了重大貢獻。而這些學校中相當一部分位于大運河沿線的城市或者與運河關系甚為密切的城市。
教會大學各校名師云集，各有自己的個性和特殊專業，辦學有聲有色，學生才俊輩出。燕京大學的社會學系和新聞系，在全世界都有影響力。在二戰后的“東京審判”中，中國法官中的大部分都是畢業于東吳大學。醫科更是教會大學的強項，協和醫學院、湘雅醫學院以及齊魯大學的醫科，為中國培養了最優秀的醫學人才。
1901年，清政府廢除漕運，大運河似乎失去了歷史作用，但因為依靠大運河為廣闊腹地而有機會迅速成為中國最大港口和最繁華城市的上海，中外文化交流在20世紀結出碩果。
很多人驚異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江浙一帶大量涌現文人政客這一現象，細究起來，卻不難看出大運河的作用。正是大運河使得整個地區經濟繁榮，積聚起深厚的文化底蘊，從而使得中外文化交流得以在各個層面廣泛深入進行，人才輩出是理所當然的。
（除署名外，本文圖片由作者提供）
Grand Canal： Corridor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s
By Wei Daguo
Historically， the Grand Canal of China served as a corridor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s. The exchanges were mutual： in the early centuries， Chinese culture went out to the outside world； largely in the Ming （1368-1644） and the Qing （1644-1911） dynasties， foreign cultures began to come in.
Prosperity of the Grand Canal
One of the earliest description of the Grand Canal of China was made by Marco Polo （1254-1324）， who traveled across China for years. He mentioned the Grand Canal that connected the Yangtze River and Dadu， the present day Beijing， the capital of the Yuan Dynasty （1279-1368）. There are detailed descriptions in the travelogue about the canal towns in Shandong Province.
It was in the Ming Dynasty that westerners began to flood into China on a large scale. Their arrival in China followed Columbus’ epoch-making travel. Afterwards， the west expanded outward through wars， trade， religious missions， colonialism， profits through looting. By the 19th century， Europe played a big role in the world. Europeans came to China， allured by the legendary wealth of China. During these centuries， foreign diplomatic envoys， missionaries， and travelers usually traveled on the Canal to reach Beijing. They were deeply impressed by the size and the grandeur of the Grand Canal. Their reports deepened the western understanding of the great country in the orient.
The Italian missionary Matteo Ricci （1552–1610） came to China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Wanli of the Ming. He traveled on the Grand Canal from Nanjing to Beijing and chronicled his canal tour in detail in his book. In addition to Matteo Ricci， other missionaries also wrote books and introduced their China experiences to Europe. Some missionaries even provided Europeans with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classics. James Legge （1815-1897）， a noted Scottish sinologist and missionary in Malacca and Hong Kong for 33 years and first professor of Chinese at Oxford University for 21 years. He translated Chinese classics into English and wrote books on Confucius and Mencius as well as Chinese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Before he took office at Oxford， he started in April 1873 in Shanghai to visit Beijing. He traveled on the Grand Canal. On his way back， he visited Mount Tai and Confucius Temple. Then he traveled on the Canal again on his way back to Shanghai.
By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early 20th century， the Grand Canal of China had become a constant subject in encyclopedias， map atlases， and academic books published in the west.
Western Culture Came In
While information on the Grand Canal went abroad， westerners brought western culture into China. In China scholars describes the phenomenon through the Ming， the Qing and the Republic years in words “Western Winds Blow into East.” The Grand Canal played a big role in this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Nicolas Trigault （1577-1629） arrived in Beijing shortly after Matteo Ricci passed away. A French missionary and sinologist， he was an influential westerner in China. He toured China before going back to Europe to report to the Pope on missionary affairs in China. In 1612， he returned to Europe. He traveled across Europe， publicizing the work of the Jesuit missions in China and raising funds. He appeared in public dressed in the Confucian gown. It was during his European tour that he edited and translated Matteo Ricci’s China Journal. The work was published in Augsburg in 1616 and later it was translated into many European languages and widely read. Twenty-two young missionaries followed him back to China.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 was one of the 22 missionaries. He served the emperors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Qing Dynasty.
Nicolas Trigault brought 7，000 books and instruments to China and traveled on the Grand Canal all the way from Hangzhou to Beijing. He set up the first foreign library in China. He planned to translate the books into Chinese in collaboration with a group of elite Chinese scholars. He died in Hangzhou in 1628 and he was buried in Hangzhou. His translation project aborted and most of the books dissipated. In 1938， hundreds of books were found in a library of a Catholic church in Beijing. These books were part of the 7，000 books Trigault had brought to China.
After the Opium War in the mid 19th century， missionaries flooded into China.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early 20th century， canal cities and towns in northern Zhejiang were home to headquarters of some foreign missionaries in China. St. Vincent de Paul Seminary， a Catholic abbey in Jiaxing， served as the only seminary for all the missionaries in China from 1902 to 1908. The Catholic Church in Jiaxing， built in 1930， was the largest church in China and the third largest in Far East at that time. The two sanctuaries are now cultural relic units under provincial protection.
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1962） was the first President of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later United States ambassador to China from 1946 to 1949. Born in Hangzhou in 1876， he was son of Presbyterian missionary parents based in Hangzhou and reached out to believers around Hangzhou and areas along the Grand Canal north of Hangzhou. John Leighton Stuart grew up on Hangzhou and spoke the local dialect. After he finished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came back to Hangzhou and started missionary work in 1905. His constituents were residents in canal towns and villages.
中外文化交流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HTK]戲劇藝術；《哈姆萊特》；藝術創作；藝術作品；中國接受史；路徑整合
中圖分類號：J0 文獻標識碼：A
最近，《光明日報》（2013年9月20日）辟一整版篇幅刊登了中國現代文學館傅光明研究員在中國科學院的演講《哈姆雷特：一個永恒的孤獨者》。作為一個莎學學者，自然為此十分興奮。但捧讀之下，既為作者的斑斕文采所折服，為作者關于“生命的孤獨者”的多維思考所觸動，同時也感到深深的失望與無奈。作者是以老舍研究見長的當代中國戲劇文學史研究者，也是《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集》的譯者，同時也譯有《觀察中國》等書。如此良好的背景，在其演講中卻看不到《哈姆萊特》批評在中國近三十余年歷史進展的信息。比如，作者斬釘截鐵地斷言：“莎士比亞的偉大恰恰在于，他把老舊的哈姆雷特從具有北歐海盜或中世紀色彩的復仇英雄，變成了一個嶄新的文藝復興時代溫文爾雅的、高貴的人文主義者，在他身上所體現出來的那種富于理性和啟蒙的人性光輝，直到今天，還在熠熠閃爍。”“《哈姆雷特》的悲劇力量恰恰在于，莎士比亞要讓所有這一切的愛，都因為那個最邪惡的人形魔鬼——國王克勞迪斯，被毀滅、埋葬。”這種絕對化二元對立式解讀，使我們仿佛回到了三十年前乃至五十年前。證諸目前的許多涉《哈》文章和讀物，這種恍若隔世的論述仍俯拾皆是，對于哈姆萊特形象在莎學界的演化，這些作者或者不曾了解，或者置若罔聞，難尋學術積累之痕跡，這不能不說是我國學林的一大奇觀。當然，這種二元對立解讀的生存權利自然不應被剝奪，但是對于哈姆萊特形象在我國莎評中的根本性轉型可以不做任何回應和討論而仍可在講壇學壇暢行，顯然是一種頗為值得反思的文化現象。我認為，我國莎學在總體上尚缺乏明確的“接受史意識”，更缺乏莎劇接受路徑互動與整合的系統性、整體性研究，或許是造成這種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
一
毋庸置疑，《哈姆萊特》是在世界上傳播最廣泛、影響最深遠的文學藝術經典之一。自清末民初時期該劇傳入我國以來，在我國文學藝術與文化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與廣泛影響。該劇在我國的傳播與接受的歷史，既有與世界各國一樣接受人類文學藝術瑰寶的共通性，也有基于我國特定文化背景與歷史情境的特殊性，是研究中外文學藝術與文化交流及其作用與影響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個案。因此，莎劇中國接受史研究，當以系統研究《哈姆萊特》的中國接受史為重中之重。但是時至今日，國內學界在這種研究上雖有一定成績但尚屬初步，多維整合的系統性、整體性研究尤其如此。鑒于戲劇文學與戲劇藝術的特殊性，一部戲劇在非同種語言之異域的跨文化傳播與接受史，涉及翻譯、批評（含闡釋、解讀）、演出（含改編性演出及影視作品）、教學等諸多方面。傳播者首先是接受者，而這些特殊的接受者又同時處于與廣大受眾的多層面互動之中。與此同時，上述各種傳播與接受方式又呈現出既相對獨立又相互作用的復雜關系，這是戲劇接受史的系統研究難度較大的客觀原因。就《哈姆萊特》來說，我國大陸學界在該劇的中國“批評史”研究方面比較著力，比如孟憲強《三色堇：〈哈姆萊特〉解讀》（2007）、李偉民《中國莎士比亞批評史》（2006）等著作中對此有所總結；在“翻譯史”研究方面，我國港臺學界取得了比較突出的成績，體現在周兆祥著《漢譯〈哈姆雷特〉研究》（1981）、彭鏡禧著《細說莎士比亞論文集》（2004）等著作之中；在“演出史”研究方面有曹樹鈞、孫福良著《莎士比亞在中國舞臺上》（1989）、李茹茹著《莎士比亞：莎劇在中國舞臺上》（2003）等著作；“教學史”方面，除了一些零星的成果外，尚無系統性成果問世。而在各種傳播與接受方式的相互作用研究方面，在上述研究成果中也有所涉及，加之一些戲劇家（如、、焦菊隱、林兆華等）有一些經驗之談。近年李偉民教授“多管齊下”的全景式努力尤為值得稱道，這集中體現在其《光榮與夢想：莎士比亞在中國》（2002）和《中國莎士比亞研究：莎學知音思想探析與理論建設》（2012）兩部著作之中。但真正的路徑互動意義上的“接受史”研究的總體局面還尚未形成。究其原因，一方面與我國有關學界長期缺乏這種“接受史”研究視角相關，另一方面則是由于種種原因造成的學科、界別機械劃分限制了這種跨學科、跨界別研究課題的展開。“接受史”研究視角與總體構想的引入，可以為上述諸方面互動研究的系統開展提供貫通性樞紐。這種研究的系統展開，可通過對《哈姆萊特》這部文學藝術瑰寶在我國（含臺港）多層面傳播與接受的歷史進行比較全面的考察和深入反思，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充分發揮這部經典巨制的多方面現實功能提供啟發與借鑒。
二 依據筆者的初步研究，中國《哈姆萊特》接受史可大致分為如下五個歷史時期：一、19世紀末至20世紀20年代；二、20年代至40年代；三、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四、“”十年；五、“”結束至今。其港學界的接受史分期又可相對獨立。研究應以《哈姆萊特》在中國的“翻譯史”、“批評史”、“演出史”、“教學史”研究為基礎，改變將各種傳播與接受方式分立研究的傳統模式，著力考察該劇傳入以來各個歷史時期各種傳播與接受方式的歷史發展與相互作用。在研究的總體路徑上，可主要運用歷史考察與理論分析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兼采當代接受理論、歷史情境分析及其他各種研究方法之長。可首先考察并確定各個歷史時期的《哈姆萊特》之接受的標志性事件，繼而圍繞這些事件展開實證研究，揭示該歷史時期《哈姆萊特》之接受的特點及發展趨向，說明其在中國文學藝術與文化發展史上的作用與影響；既通過深入分析把握各個階段的特殊性，又在國外文學藝術之中國接受方面獲得一些一般性結論。顯然，這種研究的重心，當在于各個歷史時期多種傳播與接受方式的互動研究，但這種互動研究以進一步深入進行各種分立研究為前提，故需要進一步深入把握學界以往各種分立研究的成果，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在史論兩方面將研究推向前進。而目前研究難點在于學界以往研究比較薄弱的“演出史”、“教學史”方面，需要組織力量展開規模較大的實際考察與系統分析。就戲劇文學與藝術接受史而言，局限于翻譯史與批評史研究是具有片面性的，“演出史”（包括舞臺演出與影視作品）和“教學史”在接受史上都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因此，需要下大氣力改變在這兩方面研究上的薄弱局面，從而為全面把握《哈姆萊特》接受史奠定扎實的基礎。在這樣的基礎上，應著力闡明我國各歷史時期《哈姆萊特》之接受與我國各時期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的深層關聯，揭示其在我國各時期產生獨特影響的歷史根據，充分展示出這部世界經典悲劇在具體歷史情境中發揮作用的一般規律與特殊機理。不過，這種研究不應對各個時期的接受史研究平均使用力量，而應在考察前四個時期《哈姆萊特》接受史的基礎上，把研究重心放在改革開放以來多元認知背景逐漸形成的條件下對這部名作之接受史的多層面、多角度考察方面，力求加以立體、動態、整體性把握。除《哈姆萊特》本劇的接受史之外，同時亦應對其當代的一些衍生作品的中國接受史加以探討，如后現代戲劇《羅森格蘭茲與吉爾登司吞死了》，《哈姆萊特》劇情延伸小說《葛楚德與克勞狄斯》等，因為這些作品代表了作者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對《哈》劇的新理解，它們傳入中國之后也產生了重要影響，也是研究《哈姆萊特》中國接受史所不應忽視的。作為一部悲劇文學巨制，《哈姆萊特》在中國的接受史既有其作為大悲劇的一般作用機理，即通過揭示人類在抗爭各種生存災難與不幸的過程中所表現出的具有共通性的心理境況，使作品受眾于震撼靈魂的悲劇中得到情感凈化與心靈升華；同時，作為西方文藝復興轉型時期的一部人文主義名作，《哈》劇的傳播與接受又適應了我國各個歷史時期的特殊需要，發揮了其獨特功能。我們應在對這種在不同歷史階段、不同歷史情境下的功能轉變給出有說服力的實然考察的基礎上，加強應然視角的深入、系統探討，為在“以人為本”已成為時代強音的新時期歷史條件下，進一步發揮這部人文主義名作及其他莎士比亞戲劇在我國的現實作用，為推動我國戲劇文學藝術的發展及其社會文化功能的發揮，提供有益的借鑒。以“以人為本”為內核的廣義人文主義理念，我曾概括為如下兩個基本點：一、以人（而非神、物）為核心的世界觀與人生觀；二、對人的尊嚴與價值的普適性肯定。而《哈姆萊特》的價值絕不是由于塑造了一個高大全的“人文主義者”哈姆萊特，而是由于通過對一系列圓形人物的精心刻畫，最為集中、最為經典地體現了這樣的人文主義理念，而這種理念在我國當下特定的歷史文化語境中具有極為重要與根本的弘揚價值。這是筆者長期致力于《哈姆萊特》研究系列工作①的主要思想訴求，也是提出《哈姆萊特》中國接受史研究構想的基本思想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