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儒家文化的認識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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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儒家文化的認識和理解范文第1篇

關鍵詞：儒家文化；心理健康教育；價值

一 、儒家文化應用于心理健康教育的意義

我國心理健康教育普遍忽視了傳統文化教育精髓對當代教育的重要指導意義，心理健康教育缺乏相應的人文關懷。隨著社會的轉型和時代的進步以及西方文化價值觀的沖擊，心理問題已經成為當代的重大社會問題之一，現代教育的功利性、競爭性、排他性喪失了傳統文化以和為貴的價值核心，是當代心理問題產生的癥結根源所在。民眾心理健康問題形形、復雜多樣，其突出表現在價值觀念、人格障礙、個體心理偏差等方面。許多人處事經常以自我為中心，只要求別人應該理解自己，尊重自己，而忘記或者忽略了自己應該首先尊重他人，理解他人；其次是人際交往功利化傾向嚴重。越來越多的人注重人際交往的物質性，有用即真理的實用價值觀受推崇。再次是越來越多的人在空余時間選擇上網，生活在虛擬的網絡世界里，忽視現實的人際交往，缺乏感情依賴，在網絡里追尋安全感、歸屬感和幸福感。 國民心理不健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究其深層原因而言，在價值觀上的矛盾、混亂與沖突，是影響他們心理健康的最根本的原因。通過吸取儒家文化的精華來重塑民族價值觀，化解國民在價值觀上的矛盾沖突與混亂，構建和諧的國民心理環境，是解決國民心理健康問題的根源。研究國民心理形成的社會背景、文化背景、時代背景和現實心理訴求，加強及確立傳統文化教育，使國民逐步樹立“修身、明理、致世”的意識，使儒家文化思想成為國民精神指南和行為規范，提升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實效性勢在必行。

經過千年的歷史洗禮的儒家文化逐漸成為集百家之長的正統，塑造了中國人整體的社會性格、思維方式、行為規范和心理環境。儒家文化內容博大精深， 作為維系傳統社會秩序和道德人心的倫理道德體系， 儒家文化精髓所蘊含的智慧和價值取向對當今社會仍然具有重大指導意義。善于挖掘心理健康教育與儒家文化的契合點，對增強心理健康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價值，有利于正確認識和解決心理健康教育一系列現實問題。

二、儒家文化應用于心理健康教育的路徑

1.以儒學經典提升道德修養

用儒家經典文化提升道德修養，以儒家思想的精華滋潤國民的靈魂，運用儒家經典解決對應的國民道德修養方面的心理問題：基于國民普遍存在的“嫉賢妒能”、 “妄自菲薄”、“妄自尊大”等亞健康心理狀態，儒家文化倡導“達者兼善天下，復合擔道，利濟蒼生，不達嚴于律己，獨善其身，修身養性”； 用儒學“嚴以待己、寬以待人”的道德智慧化解不愉快；利用儒學的“忠恕之道”教育民眾寬容、溝通和雙贏是和諧人際交往的最佳鑰匙。儒家文化重視內省，見賢思齊，自我磨煉。儒家文化提出了 “學思并重”、“反思自省”和“慎獨”等觀點。儒學強調人要有自知之明，“吾日三省吾身”，通過不斷反省自我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在實踐中糾錯改過，才能不斷提高思想水平，提升道德修養。

2.以儒家價值觀塑造人格魅力

儒家價值觀有利于塑造健康人格，用“修身之道”使人格至善至美；用“困而彌堅、挫而愈奮”的精神增強耐挫能力；用“經世致用”教育民眾“樂群貴和、重義輕利”， 完善理想人格 ，孔子說 “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義以為上”、“見利思義”、“義然后取”，這些思想傳遞著的提升人格魅力的正能量，是塑造人格魅力的有力杠桿。

3.以儒學之人生觀升華生命的境界

用“安身立命、樂天知命”的人生觀，教育國民善待生命、重視生命、 提升生命的境界。安身立命意味著人活著生命要有著落， 精神要有寄托。樂天知命是說要正視自己的生存條件， 悅納自己。儒家這種“安身立命、樂天知命” 的人生觀， 事關生命的重大課題，這種生存態度，有助于人的心靈的和諧，是對人類的終極關懷，對于善待人類和動物的生命， 不自殺和濫殺，提升生命境界的認識是大有裨益的。

4.以儒家文化修煉平和的心態

儒家文化主張“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要始終保持一種平和的心態，實現身心內外的和諧，儒家經典《大學》把“修身”看做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必要條件，積極入世，自強不息，孔子“見賢思齊焉，見不賢思內省也”。用“中庸之道”保持內心世界的動態平衡。

5.以儒學之智慧點化人生的困惑

儒家文化主張應充分發揮個體的主觀能動性， 通過轉換認識和積極修養來解決控制引發心理沖突或困惑的事件等心理問題。儒學的仁愛思想，提倡“仁”、“義”之信念。所謂“仁”即“愛人”，人要有“克己”和“愛人”的廣闊胸懷。儒家文化強調 “忠恕之道”，通過外在的社會規范展現仁愛精神， 勸誡人們奉行以尊重、友愛、寬容、恭敬的人道原則和平共處，營造出互相關心、互相寬恕、忍讓、諒解的和諧氣氛。在對自我欲求的思考中，一定要重視對他人欲求的尊重，所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達到“善”的境界，為自己找一安身立命處，實現人際關系和諧、身心和諧。良好的人際關系和社會氛圍是保持心理健康的基礎。

三、結語

綜上所述，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項復雜的系統的社會工程，筆者認為儒家文化應用于心理健康教育就像舉世聞名的中藥針對病人一樣，要對癥下藥才能治標也治本，需要建立長效機制才能保證確實管用，因為儒學思想滲投到的心靈深處需要一個過程。充分挖掘儒家文化中蘊含的心理健康思想，凝聚心理健康教育的正能量，并且利用好網絡平臺傳遞儒家文化的正能量，不斷提高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實效性，是我們教育界乃至全社會的時代責任。但愿在儒家文化潤澤下使得每個“丑陋的中國人”都變成“最美的人”，鑄就天人合一的“中國夢”，譜寫美麗中國新篇章！（作者單位：大連職業技術學院）

參考文獻：

[1] 周執前 ，姜巧玲.儒家思想與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創新[J].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09（3）：75-77.

對儒家文化的認識和理解范文第2篇

【關 鍵 詞】新儒家 新儒學 中國文化

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知識分子，希望看到中國的文化可以在世界學術舞臺上擁有自己的話語權。中國的傳統文化出現了以“新儒家”為代表的一支強有力的文化力量。單純從“新儒家”的字面上很容易給人一種誤解，就是在參與中國文化建設的進程中，因為找不出自己文化的核心力量，不得不去故紙堆里把我們已經批判得體無完膚的孔孟之道又給搬了出來的感覺。這是一部分不做中國傳統文化研究和不涉及文化建設層面的中國人所誤解的地方。因此，對當代新儒家有一個恰當的、合理的認識和理解是本文論述的目的所在。

一、當代新儒家的基本特征

當代新儒家是五四以后中國學術思想發展的又一方向，它融匯了中西思想。它是以人類的精神文明和文化的建設為根本宗旨，用現代的意識和視角來看待傳統的儒學和現代文明的需求，從不同的方面對中國當代的文化建設奉獻一份力量的思想流派。當代中國新儒家也是在不斷的發展和完善自我的。如果說最初當代新儒家是以自覺繼承儒家的“道統”，以儒家價值為終極皈依，以儒家為中國文化的本位，在儒家文化本位和主位性的基礎上探求回應西方、重建儒學的話，那么現在作為一個文化越來越多元，越來越需要世界對于中國文化有所回應的時代，新儒家的思想也開始有所轉變。新儒家們開始更多地以文化的憂患意識和世界的文化觀，用平和的心態來對待西方文化在中國文化建設中的作用，并以全局的意識來積極地傳播中國儒家文化中的有益因素。

二、“新儒學”和“新儒家”的區別

正確理解當代新儒家，就有必要對“新儒學”和“新儒家”做概念性的區分。“‘新儒學’與‘新儒家’相比，前者以批判的理性為方法來裁決真實性與現實性，而后者則以內在體驗來裁決真實性與現實性。前者力求在客體性的基礎上建立知識，而后者則力求在主體體驗的基礎上印證價值；前者力求在知識研討的基礎上做出價值判斷，也以知識為條件重建邏輯或價值，后者則僅先行肯定價值判斷，是否再尋求知識的手段或工具以實現價值理想或目標則因人而異。”可以看出，“新儒學”和“新儒家”雖然在概念的外延上有一定的一致性，但是實質內涵還是有根本性的區別。現代新儒家是可以有不同的學術立場、不同的研究視角、不同的研究方法的不同流派學者的統稱，是以人的實踐性和價值體驗為依據的一群人，也是對當代中國新儒家文化和中國文化建設做出杰出貢獻的學者的肯定稱謂。而新儒學則是以儒家的知識體系為依據來認識當代文化、挖掘當代文化的價值，其更側重于對知識的客觀性和真實性的理解。

三、當代新儒家的發展歷程

當代新儒家思想變化的發展歷程是對新儒家概念的最好詮釋，通過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分析，可以看出當代新儒家的形成過程，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新儒家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發展所做出的貢獻，也可以看出當代新儒家的精神內涵所在。

1.以文化救亡為己任的第一代新儒家

在中國文化被禁錮、思想被奴役、民族被侵略的年代，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們用自己的方式開始了中華民族的復興。五四高舉“科學”與“民主”的兩面旗幟為中國的民族解放和思想解放打開了一扇大門。作為新儒家的開山鼻祖——梁漱溟先生，以民族的文化建設為己任，學習和借鑒西方的哲學為中所用，確立了第一代新儒家的精神特質：受到西方文化沖擊時，換位思考本土的儒家文化，從而找出儒家文化的特質，來發展民族文化，弘揚民族文化。同時，現代新儒家也會理性地借鑒西方文化融合中國文化。他們也會用西方的學術思潮來解釋傳統的儒學，宣揚傳統儒學的現代意義，關注現實生活。梁漱溟先生在發展自己的儒學思想時，借鑒了柏格森的生命哲學中對當時西方理性主義思潮批判的思想。雖然兩者的哲學都主張從生命的視角解釋世界，但是梁漱溟先生更多地是在用柏格森的觀點印證、詮釋儒學。此時，儒學是“體”，而柏格森的哲學不過是“用”。同時，他也斷言“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復興，有似于希臘文化在近世的復興那樣”。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作為中國知識分子對于中國傳統文化本位精神和中國文化尊嚴的“維護”之情。

2.以“返本開新”為目的的第二代新儒家

牟宗三作為第二代新儒家的代表，超越了上一代新儒家僅對西方哲學的借鑒意義，更本質地認識到了中國的哲學發展、文化建設的進程已經無法繞開西方文化意識形態的這一特征。不過面對西方哲學的沖擊，繼續堅持民族文化傳統的延續性甚至“主位性”，是現代新儒家從未改變的崇高使命和基本信念。牟宗三繼承了熊十力的心性哲學理念，并且借用了康德的哲學體系來融會貫通儒道佛的思想，建立了兩層存有論，形成了一個新型的道德形上學體系。牟宗三致力于本體論意義上來建構儒家思想，希望能夠形成一個打通中與西、內與外的現代意義上的中國哲學。他運用西方的哲學體系，為中國文化的根源性和本體性作了充分的論證，為中國哲學向西方的傳播，以及與西方文化建立對話的路徑，做出了重大的貢獻。牟宗三也堅持中國文化的“一本性”立場，闡述了中國古代文化多元體系下的一脈相承。中國文化堅持“一本性”，就預示著對西方文化的吸收借鑒，必須依心性之學內在的“道德主體”加以吸收融會。牟宗三運用“良知自我坎陷”的學說指出知性的形成，必須有良知的坎陷為前提，通過這樣的一種方式解釋道德理性的作用，從而達到他的“道德的形上學”本體論表述。其中在解釋中國沒有科學和民主的時候，他認為中國的現狀是“超過”的不能，而不是“不及”的不能。由此可見，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信心和對中國傳統文化內圣外王的自信。牟宗三作為這個時期的新儒家的代表，體現了一種濃重的本位文化的信念，不管是對西學的借鑒還是對儒學的肯定，都是一種“返本開新”的意識體現。

3.面向世界的、多元的第三代新儒家

如今現代新儒家的發展基本上是以海外新儒家為主，以成中英、杜維明為代表的新儒家更多開始從世界的、多元的、面向客觀世界的立場出發，來思考和重建儒學，更多地符合了當前社會發展的趨勢，也體現了儒學回應現代生活的特性。第三代新儒家把儒學傳統從極端的傳統主義和道德理想主義中擺脫出來，面向客觀現實，面向生活實體。

成中英把新儒學從主體世界帶向了整體世界，更客觀、更理性地對待了傳統的儒家文化，不僅使新儒家有更強的生命力，也使新儒家更接近客觀的現實生活，也更有利于新儒家思想的傳播。他的本體學是整體本體、過程本體，嚴格的說是具有一定的方向性的過程本體。“所謂本體，是整體的一個函數，所謂方法論，是另外一種函數。……我提的本體是一個整體化得觀點。……因為人就是一個整體，人就是一個本體。也可以說宇宙就是個本體。因為他是一個完整的存在。”他用西方詮釋學的觀點來構建自己的本體論。他對現代新儒家重建儒學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和看法：首先，儒學的重建必須是一個文化多元化的基礎上進行的，不必把儒學定為至高無尚的地位；其次，新儒家要正面面現代生活中個體的人性需要這些問題，而不能只關注內心；最后，新儒家不能脫離現代社會生活這個實體，不能脫離現實的結構和文明狀態來講儒學，要肩負起解決社會的、精神的現實文化問題的責任。

杜維明作為另外一個代表人物，他的觀點更接近于創立一個文明對話的平臺，讓儒學可以有機會接觸世界，被世界了解。杜維明從人學的立場出發，雖然也關注個人的心性問題，但與前人區別的是他不再強調儒家心性學的本位性和本體性，而是提供一種人文關懷的視角來讓人更好地認識自己和世界。通過強調人的立場來突出儒學的精神性價值，這也帶給儒學一個新的啟示。這一代的海外新儒家的特點是本身對傳統儒學的了解深入透徹，海外的經歷又使得他們對西方的哲學觀點也有深層的理解，這樣就使得他們可以立足于一種世界文化的視野來對待思考傳統儒學的復興問題。

通過對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分析，可以看出當代新儒家在中國文化發展的過程中體現出來的價值。他們更多的以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為根基來學習和借鑒西方的文化。無論他們的觀點、表述，甚至本體論等等有多么的不一致，但是他們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想要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中擁有一個屬于自己的位置，都想要確立中國本土文化的意識。因此，對于儒家“道統”文化的自覺繼承，以及對西方文化的回應和儒學重建目標的一致性是新儒家共同的本質特征。

四、當代新儒家的積極意義

通過對新儒家本質特征的了解，我們也可以意識到新儒家對于中國文化建設的積極意義。首先，它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和發展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吸收借鑒西方文化的基礎上，發展了中國哲學的本體論思想。其次，現代新儒家的憂患意識和清醒的批判精神，帶給中國和世界的警示作用都凸顯了儒學的人本優勢。最后，新儒家對人生的終極關懷，對現代自我意識喪失和道德淪喪的時代，帶來了文化的新指向，也帶來了文明建設的新途徑。總之，對于當代新儒家的正確理解和認識，不僅對于新儒家的發展有積極的意義，也對于中國文化的建設提供了有效的路徑。

參考文獻：

[1]陳鵬.現代新儒學研究[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2]宋志明.現代新儒學的走向[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3]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對儒家文化的認識和理解范文第3篇

[關鍵詞]儒家文化；文化軟實力

[中圖分類號]D669

[文獻標識碼]A

所謂“文化軟實力”指的是“依靠文化、價值觀念等建造出來的無形影響力，它對人的行為和社會價值取向的影響是根本性、長期性、廣泛性的。”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內容博大精深，是我國文化軟實力的堅實根基和思想源泉，只有在弘揚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基礎上才能更好的建設中國文化的軟實力。儒家文化中體現的人文關懷以及倫理道德，對于當下社會人們的迷惘以及道德的缺失有著警醒和正本清源的功能。因此要想提高我國的文化軟實力，就必須要借助于儒家文化，繼承和發揚傳統儒家文化的精髓，充分發揮我國儒家文化的優勢，使我國的文化能夠感召世界并被世界認可，從而振興繁榮祖國，為提高我國的綜合國力作出貢獻。

中國近幾十年的經濟得到了快速增長，但在迅速繁榮的經濟背后卻存在諸多的問題，諸如文化的缺失，道德的淪喪，對社會缺乏安全感，幸福感不足等諸多問題，這些問題的背后所反映的是我國文化軟實力的滯后，文化建設的腳步已經落后與經濟建設的腳步。現存的文化機制存在著一定的障礙，文化創新力不足。另外，對于我國幾千年所積淀的儒家文化存在著嚴重的文化浪費甚至是厭惡情緒。一方面，對于一些傳統文化的保護方面做得不足，另一方面，許多優秀的文化資源得不到開發，處于一種被忽視的狀況。而更為嚴重的是國人對于傳統的儒家文化的一種不屑的態度，認為傳統的文化封建、迂腐、愚昧，已經不適應這個時代了。當下文化軟實力的建設已經成為亟待要解決的重要社會問題，而作為我國傳統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將助力于我國文化軟實力的建設。

一、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有助于和諧社會的建設

（一）人與自然的和諧

中庸之道的天人合一思想對于建設和諧社會有著重要的啟示作用，其中中庸思想中的天道與人道的合一可以理解為一種和諧的觀念，從第一個層面上來講強調的是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強調的是人要順應自然界的法則，只有在遵守自然界的法則的基礎上才能創造美好的生活。但這并不意味著人在自然界面前無能為力，人可以通過實踐去認識自然界，掌握自然界的運行法則，從而給人類帶來更好的生活。這表明要實現“天人合一”得靠每個人自身的奮斗，每個人要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積極主動地去追求“天人合一”。在當下社會中，我們不僅要做到愛護大自然，與大自然和諧共生，還要充分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為建設更加美好的自然界作出自己的貢獻。

（二）人與人之間的和諧

儒家的中庸之道在第二個層面上所體現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儒家的“中和思想”集中體現了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相處。在人際交往中，要達到一種和諧的狀態，一方面要求個人積極努力、勤勉奮進，一方面要寬厚待人，謙遜容人。對待事物有一個尺度和界限，不偏不倚，在事物的發展中尋求平衡和矛盾雙方的統一。正是在儒家這一思想的孕育下，培養出了我國人民謙虛、仁愛、包容的性格和以“和為貴”為主流的價值觀。

（三）人與社會的和諧

儒家的中庸之道在第三個層面上所體現的是人與社會之間的和諧。個人要想獲得生存和發展的可能，首先需要獲得社會的認同，在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處于一種對立的狀態時，必須要把社會利益置于首位，只有社會利益得以最大程度的發揮，個人利益才能得到保障，個人才能獲得更廣闊的發展空間。通過民主法治和精神文明的建設，妥善處理人與社會的關系，公平正義、安定有序、人與社會和諧相處的社會才有了實現的基礎性條件。在當代，儒家文化中有關“和諧”的觀念，對于建設和諧社會仍然有著重要的啟示作用。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追求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共生，強調眾生平等。現如今，我們要充分發揚儒家文化中的和諧觀，向世界展示一個友好合作、愛好和平、積極進取的文化形象，提升我國的綜合國力，在世界上塑造良好的國民形象。

二、儒家文化中的“和而不同”思想有利于文化多樣性

儒家思想中的“和而不同”強調中正、協調、均衡。但不是代表要消除一切的矛盾和差別，其前提在于承認一切矛盾和差別的所在，允許多樣性的存在，并在此基礎上追求和諧，是，是和而不同。只有善于協調、在統一各種不同的分歧意見的基礎上形成新的意見，最終達成一種共識，但這并不意味著盲從和附和。真正的“同”并不是意見上沒有任何的分歧，而是通過不同意見之間的對話、討論、切磋和交流，從而達到彼此之間的互相容忍、互相理解、和諧互動、協調統一。

儒家的“和而不同“思想給我國文化軟實力的建設提供了重要的啟示作用。在世界多元化的大背景下，我們必須承認各國文化的多樣性，并包容各國文化的差異性。以兼收并蓄的開放態度來對待和學習外來的文化，但不是盲目地學習外來文化，而是要取長補短。在保證自身文化的自覺和獨立的基礎上，有效的汲取外來文化的精髓。在開放的環境下實現不同文化之間的對話和交流，并在此基礎上消化并吸收不同文化的精髓，在時代背景下實現我國儒家文化的重新構建。

三、儒家文化中提倡的仁義禮智信有利于提高全民素質

“仁義禮智信”是儒家的“五常”，做人的準則。“仁”即“仁愛”、“以人為本”，。儒家文化所追求的是一種精神上的價值和整體利益，而不是一己私欲，立足于廣闊的視野，追尋安貧樂道、自在自足的曠達的人生態度。儒家文化中的仁愛思想在處理人與自身、他人以及社會的關系中起到一種正確的規范作用。

“義”即公平正義，堅守原則。不同時代、不同社會“義”的具體體現有其延續性和共性但也會有所區別，伴隨著人類之間日漸頻繁和密切的交往，人類在道德原則上逐漸人達成了更多的共識，即被絕大多數人類普遍認為的“適宜”的道德原則，也即所謂得“天下之公義”。確立一個社會的“義”，是當下道德建設的重要任務。今天，我們要在儒家的“義”的基礎上賦予“義”以時代意義，比如凸顯社會公平、公正、公益等，另一方面要重新喚起人們對于“義”的自覺和信念，也就是要樹立道德正義感和道德原則立場。

禮即恭敬尊重、禮儀文明。禮具體體現在四個方面即尊重原則，在人際交往中，以互相尊重為前提，在尊重對方，不損害對方利益的同時，又要保持自尊。遵守原則，遵時守信、真誠謙虛、友善隨和，遵守社會公德。適度原則，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和交流要遵循適度的原則，在不同的場合里、面對不同的對象，應始終保持不卑不亢的態度，落落大方，把握好分寸。自律原則，在要求別人尊重自己之前，首先要做的應當是檢查自己的行為是否符合禮儀規范要求。禮維護著社會秩序，是社會穩定的重要保障，促進著人際關系的和睦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尊重。提倡言行舉止的文明禮貌，禮的這些功能和作用，在當代對于我國文化軟實力的提高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

“智”即“智謀之力”。是指明辨是非、知曉善惡以及知己識人。在儒家文化的不斷發展中，“智”成為了一種道德規范。在現今社會，我們迫切的需要國民獲得“智”，不盲目跟風，不被邪惡勢力所煽動，擁有能明辨是非的本領，在不損人利己的前提下，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信”即“誠信之品”。是指信守承諾、以誠相待、誠實不欺的道德準則，是社會和諧有序、繁榮富強的基本保證。在現今的中國，誠信意識淡薄，無論是社會的誠信、政府的誠信、企業的誠信，還是個人的誠信都面臨著時代的考驗，誠信問題已經成為當下社會急需解決的一個重大課題。這就要求我們在全社會范圍了積極弘揚儒家的“信”，喚起人們對于誠信的重視，重塑社會風氣。

四、儒家文化中的人文信仰有助于重塑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的自我認同感，集中體現在一個民族的文化中。儒家文化中的人文信仰對于安頓國人的心靈、實現社和諧發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在當下，國人普遍缺乏信仰，重新扛起儒家文化信仰的大旗，對于當下的國人具有重要的意義，在新的時代背景下，以儒家文化中的人文信仰為基石，重新打造新時代的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增強國人對于本民族的自豪感、認同感和凝聚力。

自“中華民國”以來，在西方文化的沖擊下，我國傳統的儒學文化地位下降，慘遭拋棄，大多數中國人一時難以找到新的具有普世價值的共同信仰來填補思想上的空缺。在現今，意識形態領域由和社會主義占據著主導地位馬克思但是在精神文化領域上，國人的信仰則有所缺失，沒有主導的精神支柱，處于一種迷茫的狀態。同時，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以及世界各國不同文化價值觀的沖擊，中國社會充斥著各種錯誤的信仰以及不正確的價值觀，社會關系變得冷漠疏遠，低俗文化盛行。儒學中的人文信仰，為當下我國社會提供了一個普世的道德準則。儒家文化中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及忠、孝、悌思想所體現的在道德上的約束力，對于當下重塑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有著重要的作用。儒家文化中以道德約束家庭、維持社會穩定以及調節利益關系的思想，對于拯救社會上的不良風氣，增強文化軟實力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

五、儒家文化有助于中國走向世界提高國際影響力

對儒家文化的認識和理解范文第4篇

關鍵詞： 儒家文化 異同

自思想進入中國以來，它在傳播的過程上就不可避免的與中國的本土文化――儒家文化發生融合，碰撞。兩者雖然源于不同的文化背景、經濟基礎、政治制度，但是如果將兩者相互比較，還是會發現他們的一些共同之處。對這個問題的分析，也有著深遠的現實意義。

一、從本質上探究與中國儒家文化的差異

由于產生的背景各不相同，兩種文化所服務的經濟基礎與政治制度是各不相同的，其所代表的也是完全不同的階級的利益，所擁有的社會文化功能也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思想體系。所以在探究二者關系之前，我們有必要將它們之間的界限劃清。

（一）文化背景差異

及其思想來源都是在歐洲資本主義文化背景孕育的。而其存在的意義便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之下超越歐洲的資本主義文化。

而儒學文化的產生背景則與相差甚遠。由孔孟起始的原始儒學其誕生背景主要源于農耕文明和血緣家族文化。由農耕文明所催生的以自然道理為基礎的中國式的形而上學，由血緣家族文化中誕生了尊卑有序，貴賤有別的倫理觀念。而在宋代誕生的新儒學，主要以皇帝為中心的政治儒學，其實現的基礎便是對皇權中心主義與封建官僚制度的擁護。

（二）時代精神差異

時代精神對特定時代有著不可估量的影響力。它是時代價值取向的代表者，以前驅性和進取性為特質，具有正面價值。而哲學通常都是時代精神通的表現載體。哲學家，是特定時代特定背景下產生的產物，是匯聚了那個特定時代下最精致、最隱蔽、最珍貴的精髓哲學思想的產物。因此，馬克思說，哲學是文明活著的靈魂。

哲學是在歐洲資本主義制度趨于成熟的時代下誕生的。在這個時代下，資本主義的社會化大生產和私人占有生產資料的生產形式之間存在著不可克服的社會矛盾，無法避免的帶來經濟危機與社會危機，而此時擁有著代表社會新的生產力特征的無產階級，以其擁有的大而先進的生產力、政治力，在歷史的舞臺上登場。而哲學便是無產階級這種強大力量的代表。

原始儒學則是在一個王室衰微，諸侯爭霸，禮樂崩壞的時代，當時的時代精神反映了亂中求治的時代需求，于是原始儒學便在那個條件下應運而生。孔子以“復周禮，緬三代”的為思想為核心，展示了克己、復禮的大義。而亂世思治的時代同時也為他提供了一個展示由他構想的理想境界中的世界的機會。從而使儒家思想在那個時代成為了價值中心，從民族的角度來講，激發民族凝聚力是價值中心的重要使命。

儒學文化與哲學各自所具有的時代精神是各不相同的，兩者中間有著兩千年的歷史跨度，并不是同時空的精神產品，它們各自在歷史中的勢位高低，自然一目了然。

（三）代表觀念和階級意識的差異

作為代表先進的近代物質生產力的，它反映了在資本主義大背景下相互對立的生產關系間的相互斗爭和無產階級根本利益。由于在意識形態性上與資產階級政權在根本上是對立的，是具有革命性的哲學。所以，他不可能成為現存國家的擁護者和衛道士，它是它們的摧毀者和掘墓人。

與相比，儒學思想在意識形態上就不備有這種革命性。在其創立之初，雖然也有著代表非權貴群體利益的思想，但是其思想終究也只是來自于沒落貴族階級，依然具備著階級意志。自漢唐以來，儒學思想便成為了中國封建社會用以維護封建皇權利益的官方正統哲學。

與儒家文化從其階級性和革命性的立場上來講，是根本對立的，是完全不同的意識形態。

二、異中有同的與中國儒家文化

與儒家文化雖然在根本上存在著巨大差異，但是二者之間也擁有著共同之處。如果對這一點不能做出正確認識，就可能對在中國的傳播作出不全面的認識，同時也可能無法理解中國化過程中，其在本質中與中國儒家文化所發生的相容與相通。這兩種在時代性與階級性上有著本質性區別的思想體系，在學說上卻可以找到一些相似、相通、相容之處。

與儒家文化在世界觀上都具有無神論的特點，其思想有著反對神學、宗教的特點

由于曾經受到“左”思潮影響，曾經不加分析的將儒學完全歸類為唯心思想、形而上學，其實儒家學說是不講“怪、力、亂、神”，并且一直對神學保持著懷疑。而哲學則是科學的無神論，其以對神學理論的徹底否定在歐洲思想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雖然在對社會進行改造的理論上與儒學思想有著極大的區別，但是它們都是反對通過非人類的力量來改造社會的。兩者都重視現實社會與現世人生的思想。以此來看，在無神論的觀點上兩者是有著相通之處的。

在道德觀上，中國儒學文化和也有著相同之處，兩者對人擁有的自然屬性，及與此相應的表現形式，所具備的合理性表示接受，但是同時又認為人的自然屬性應該受到社會屬性的約束，并對其進行規范，才能達到完善的人性。在儒家思想中，也有著“食色性也”和“為惡去善”這樣的體現。雖然馬克思對維護個人的自由和權力十分重視，但是他也認為個人解放是必須要在全人類解放的大前提下才能夠達成的。這與儒家思想中的“克己復禮”的價值觀是相通的。

三、結語

在中國儒家文化與中，有著諸多的相通之處，但是這種相通卻并不意味著完全一致，而是同中有異，異中有同。而在中國能夠順利發展的基礎便是與儒家文化在碰撞與摩擦后的相容、相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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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晶，王雅舒.探析中國化的三種角度[J].文藝生活?文藝理論，2010，（08）.

對儒家文化的認識和理解范文第5篇

一些空泛的概念或被一些具象的事物弄得如墜云里霧里，不知其可。定位失準，就無法讓企業文化發揮其自身的作用。

那么，酒類企業如何精準定位企業文化呢？為此，本報記者專門采訪了有著多年企業文化研究經驗的我國企業策劃專家馬千里。馬千里說：“企業文化不是企業的根，而是企業成長的土壤。”

“我們沒有找到酒文化的真正核心”

華夏酒報：企業應該是一種什么樣的社會組織？

馬千里：我常常把企業看作一個有生命的物種，就像養花種草一樣管理企業。如果你是一顆草，再努力也不可能長成參天大樹。但你有另外的發展方式，你可以把每顆草都做茁壯，讓它成為草坪，它帶來的生態影響不亞于一棵大樹。企業必須尋找適合自己成長的土壤，企業的土壤是什么呢？就是企業文化。一個企業倡導什么樣的企業文化，就是選擇什么樣的土壤。

企業其實更像人，企業文化就是人的思想、觀念、道德水平，這些根本因素決定了這個人的行為方式，實際上也決定了他的人生方向和人生價值。

華夏酒報：看來一個企業選擇和培育什么樣的企業文化確實是個大問題。我們的讀者多是酒類企業，酒文化博大精深，酒企業在塑造企業文化上是不是更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呢？

馬千里：中國最有文化的產品就是白酒，但現在的白酒卻被做得最沒文化！

中國酒文化到底是什么呢？搞技術的會從白酒工藝的特點和沿革來理解，搞文學的會談“李白斗酒詩百篇”，搞權術的會說“杯酒釋兵權”……但這些只是酒文化的外延甚至是派生，而不是酒文化的核心。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酒的俗文化，比如請客送禮、聚飲酗酒，酒淪落成打通關節的必需品，酒文化成為低層次的“酒桌文化”，李白揮毫的瀟灑、文君當壚的浪漫、貴妃醉酒的雅致都哪里去了？當然，這些并不全是酒企業的責任，但在研究和維護中國酒文化方面，酒企業確實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

華夏酒報：我可以感覺到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特殊情結，我對您所講的“酒文化低俗化”的觀點也有同感。但企業畢竟不是文化機構，是很實際的，更關注、倡導健康的酒文化對企業效益的影響，您能談談這方面的看法嗎？

馬千里：如果你去一個有情調的酒吧，我相信你會點一杯葡萄酒。因為只有葡萄酒才符合浪漫的情調；世界杯期間，酒吧里的啤酒賣瘋，因為只有啤酒才能反應和升華球迷的激情；西方貴族聚會，白蘭地是必備的酒品，因為它代表著高貴。當一種產品的文化給消費者規定了消費場景的時候，這種文化就會變成一種力量，那就是我們企業追求的“銷售力”。世界杯期間，國內的酒類電視廣告只有四特一種白酒，但不用調查也知道，四特不會因為這支廣告在當時提升任何銷量。

這些有著鮮明文化特征的酒都是外來酒，我們最有文化的白酒恰恰缺乏的就是這種產生銷售力的文化。有人說，即便是現在，也有“無白不成席”的說法，但我們更應該看到，在更多的場合，白酒正被其他酒品所替代，可怕的是白酒并不能在這個時候向消費者提供強有力的選擇白酒的理由！別的不說，我們那個時代的人結婚的時候喝的交杯酒還是白酒，現在的交杯酒就是在農村也必須是紅酒了。不是我們的白酒不浪漫，而是我們現在把白酒做得不浪漫了。現在白酒概念的多元化是市場活躍的表現，但同時也是對主流白酒文化的干擾。任何文化的發展都不是一帆風順的，但主要的是我們的主流白酒文化多年的不作為，正是酒文化低俗化加速的主要原因。

華夏酒報：如果酒企業認識到文化是銷售力的話，就會有維護酒文化的動力。

馬千里：確實是這樣。現在成功的酒企業恰恰是在發揮酒文化的銷售力。比如店小二酒，正是那種詼諧、和氣的小平民形象給它贏得了市場；酒鬼酒桀驁不遜、追求個性的文人氣質，捕獲了一個大的消費群體。這些成功其實都是文化作為銷售力的印證。

目前，大品牌白酒也在發揮著酒文化的銷售力。茅臺、五糧液、劍南春這些大品牌盡管有各自的文化訴求，但根子上還是追求高貴。但這種追求其實是對中國酒文化的無意識延續，而不是有意識地強化，至少不是從中國酒文化角度有意識地強化。為什么這樣說呢？我們可以看市場實際表現，如果這些大品牌酒真的代表了高貴，那么為什么還能夠在國宴上被紅酒輕易替代呢？再進一步講，為什么不能進入西方國家那些需要體現高貴的場合呢？

中國白酒具有白蘭地的高貴品質，也具有葡萄酒的浪漫情懷，還具有啤酒的激情個性，但正是因為它什么都能夠代表，反而什么也代表得不那么完整。而我們的酒企業又沒有在這方面下足夠的功夫，這正是我說“現在的中國酒最沒文化”的原因。這不能怪我們的酒企業，因為關于中國酒文化的研究、提煉工作并不深入，一直圍繞著酒文化的外延和派生打轉，進入不了實質，怎么可能真正利用酒文化產生銷售力呢？

華夏酒報：其實這涉及到白酒和洋酒競爭話題，您覺得白酒是不是應該從酒文化角度和洋酒進行競爭呢？

馬千里：葡萄酒、白蘭地、啤酒已經對白酒產生了很大沖擊，這個沖擊的實質就是文化上的沖擊，也就是說，酒類競爭已經上升到文化競爭的層面了。與外來酒種相比，中國白酒所擁有的文化顯得特別深厚，這么深厚的酒文化更應該成為中國白酒無可比擬的市場銷售力，這一點也是無可爭議的。

也正因為中國酒文化的博大精深，也使得酒文化的研究、提煉成了一個不大不小的難題，如果我們找不到中國酒文化的核心，中國酒文化的銷售力就不可能發揮出來。我們可以看到，白酒也在進軍國際市場，但再大的品牌在做這件事的時候都顯得反常的低調，為什么呢？我覺得其實還是對自己是不是把握住了中國酒文化的核心缺乏信心。

“中國酒文化的實質是儒家文化”

華夏酒報：您說的“白酒被做得最沒文化”，其實是說白酒還沒有能夠真正發揮酒文化的優勢。而要發揮中國酒文化的優勢就應該先進行酒文化核心的提煉，我現在非常想知道您對這個問題的研究成果。

馬千里：談不上研究，我愿意談談我的一點心得。我覺得在酒文化核心的判別標準上首先要有個明確的認識，否則我們將無法判斷到底哪些因素是中國酒文化的核心。企業文化并不是務虛，就是因為企業文化可以對企業行為、員工行為產生無形的引導和約束，使得企業向著企業文化倡導的方向前進，這是一種最高境界的“管理”。那么酒文化也應該有這個特征，具備這個特征的酒文化因素才可能是酒文化的核心。

那些聽起來很精彩的酒故事、酒傳說，還有酒工藝、酒具等都是酒文化的內容，但這些并不具備指導人的思維和行為的作用，也不具備多大的銷售力，所以不是酒文化的核心。我覺得中國酒文化核心最大的一個要素就是“禮”和“德”。

酒禮突出體現在古代酒宴上，其中一些禮儀、禮節延續至今。如，中國大部分地區還保留“三巡”的習慣，無論待客還是朋友小聚，首先是要通喝三杯，然后再來些別的花樣，這是一種不成文但力量強大的禮儀；還有敬酒，晚輩或下級在碰杯的時候，酒杯要低于對方，以示尊敬；與飲酒相關聯的，比如酒桌新上的每一道菜都要首先轉到主位等等，這些其實都體現了酒文化的禮儀要素。而這些要素的重復、強化最終會對人在生活中的思維和行為產生影響。酒桌的長幼有序、以敬為禮既是中國文化的體現，反過來也是對中國文化的強化。

當然，其他酒種比如紅酒也很講究禮儀，但白酒在中國人心目中“禮”的地位和作用是異常牢固和強大的，比如，我們搞祭孔大典，是絕對不可能替代為啤酒、葡萄酒的。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招待客人也是要向客人推薦白酒，以表示尊重。但現在這已經成為一種套話，往往主客雙方在稍微交流后就很容易替代為其他的酒種了。這從另一方面也說明，白酒并沒有很好地延續和強化“酒禮”這個文化核心要素。

中國文化歷史悠久注定了中國“禮”的特殊性，中國的禮其實已經成為不成文的道德規范，是一個具有國家管理功能的體系，并表現在社會的各個方面。中國古代主管國子監或太學的教育行政長官就叫“祭酒”，可見古人對酒和文化、教育的關系的理解。“祭酒”所傳播的不是單純的禮，而是通過禮來傳播“德”———這就是中國酒文化核心中的核心。中國酒文化既是“德”的完整體現，也同時起到對“德”的強大傳播作用。這個“德”我們可以暫時簡單理解為中華民族所有優秀的品德。有了這層意思，我們就可以看出來，中國酒所承載的社會功能以及中國酒文化的核心是什么了。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酒其實已經成為中國人道德、思想、文化獨一無二的綜合載體，世界上恐怕再也找不出這么強大文化功能的產品了。

華夏酒報：中國酒文化是以“德”為核心的，“禮”是酒對“德”的體現，可以這么理解嗎？

馬千里：可以。“禮”是最重要的一個方面，中國酒所承載的文化是很豐富的。對中國人而言，白酒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載體，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我們同時會發現，中國酒文化中的“德”和“禮”正是儒家哲學的核心要素，也就是說，白酒其實一直承擔著儒家哲學的載體的作用。中國白酒是儒家思想的忠實傳播者，中國酒文化的實質就是儒家文化。這絕不是歷史的巧合。

可能有人會反駁我的觀點，說儒家創始人是孔子，而中國酒的產生卻遠在孔子之前。其實，我們并不能夠說因為儒家創始人是孔子，那么儒家思想就起源于孔子。早在孔子之前的周朝就已經有了儒家思想，或者稱為樸素的儒家思想，孔子是一個完善者和推行者。自從樸素的儒家思想產生的那一刻起，酒就被選為“形象代言人”了。從此，德和禮等中國政治、文化思想就開始反映在酒文化上，成為酒德和酒禮。自然萬物的運行規則為“道”，人類社會的運行規則為“德”，而孔子把“德”的推行又具體化為“禮”，這是一脈相承的中國哲學，也是中國酒文化的“基因組”。當代，中國酒文化正在走向多元化，新的白酒品牌更加豐富了中國酒文化的內涵，這是酒文化發展到今天體現出來的新特征。但其實質是不會改變的，除非中國人徹底放棄了儒家思想。而實際上，儒家思想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要用儒家文化打造中國酒”

華夏酒報：白酒的確是一種具有深厚文化內涵的產品，但怎么做才能把中國酒文化轉換成銷售力呢？

馬千里：其實，目前很多酒企在對企業文化的認識上，還處于對企業文化外延部分的認識，僅僅停留在企業文娛活動、企業內刊、幾條標語和視覺形象設計上，并沒有抓住企業文化的精髓。要把中國酒文化轉化成銷售力，首要前提有兩個，一是對中國酒文化的認識；二是企業對企業文化的作用的理解，以及對企業文化建設的操作能力。

往往在具體企業中，企業文化和產品文化并不是一個概念。比如麥當勞的產品文化是激情、自由，但他們的企業文化卻是精細、嚴謹。因為企業文化影響的重心是企業內部，重在企業管理，產生的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產品文化影響的重心是市場，重在企業經營，產生的是產品銷售力。對象不一樣，訴求內容就不一樣。在實際操作中，企業文化和產品文化未必能夠達成相互的作用。對企業而言，最理想的狀態就是，在實際操作中實現企業文化和產品文化的高度一致，而中國白酒正有這樣的先天條件。

中國白酒企業，可以提煉、塑造自己的企業文化，形成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理念的企業文化。同時也可以順應中國酒本身的儒家文化的特點，來塑造產品文化。另外，白酒的風味其實在很大程度上也與儒家倡導的人生境界相吻合，都講究溫和敦厚。儒家思想的國際影響日益增加，這個大環境也是中國酒走向世界的契機。

而白酒的文化，必然是中國文化。誰最能代表中國文化，無論大家如何爭議，目前最好的選擇只有儒家文化。不僅在國內儒家文化是幾千年的積淀，是中國人的文化基因，國際角度認同中國的，也是儒家文化最為鮮明。所以，用儒家文化來打造中國酒企業，用儒家文化來打造中國酒，對內對外都是最理想的選擇。

華夏酒報：中國酒確實有很多與儒家文化想對應的方面，白酒文化以儒家文化為核心具有可操作性，也具有可預見的市場力度。但要把儒家文化作為企業文化該怎樣操作，又會有什么樣的效果呢？

馬千里：企業文化建設是一個企業管理體系，我不贊成所有中國企業都導入儒家思想的企業文化，但在中國這個大氛圍里，企業文化必然不能與儒家文化相違背。實際上，在有所成就的企業中，都能從“仁、義、禮、智、信”五個字中找到對應的成功要素。無論中外企業，違背了這五個字很難說有成功的機會。像國外企業的瑕疵產品召回政策，就顯示出極大的企業誠信。可以說，失敗的企業各有各的原因，但成功都是相似的。

企業文化不是萬能的，甚至單獨的企業文化是不具備直接的銷售影響的。企業文化只有成為指導行為的準則，形成企業文化指導下的企業管理經營模式，通過員工認同、企業制度、所有企業行為才能發揮其作用。并且，企業文化作用的發揮，最終將使得企業成為一部具有高速獨立運轉能力的機器，既具有自身的發展能動性，又具有強大的自我復制性。不僅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企業文化如此，任何優秀的企業文化都具備這樣的功能。

“魯酒完全可以憑文化代表中國酒”

華夏酒報：中國白酒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儒家思想的發祥地在齊魯大地，所以，魯酒就具備了一種得天獨厚的文化優勢。可是，魯酒近年來的發展為什么一直不景氣呢？

馬千里：山東有很多名酒，蘭陵、孔府家、景芝景陽春、扳倒井等等組成了很有特色的魯酒群體。我們還會發現魯酒的一個特點，就是特別善于挖掘歷史文化的概念，但魯酒對歷史文化的挖掘僅僅局限在名字上，而沒有真正發揮這些文化的真正作用。比如孔府家，本來是很好的品牌題材，但在品牌塑造上恰恰偏離甚至放棄了自己的文化優勢。“孔府家酒，叫人想家”，這樣的訴求重點其實并沒有太多的特色，也沒有和齊魯大地的文化相結合，名為“孔府”，卻對這個概念表現出漠視，這是一種極大的資源浪費。這一現象不是孔府家所獨有，“蘭陵酒好喝不上頭”、“難舍最后一滴，景芝景陽春”、“飲不盡的豪爽———扳倒井”，都是放棄文化優勢的做法。

當然，品牌概念可以有無限的選擇，但都必須有根有據。如果把這個概念定位成追求目標，那就必須有相應的手段。否則，這些概念就成為空中樓閣，與自己的產品實際上是缺乏足夠關聯。

我們可以做個測試，把不同品牌的“廣告詞”互相換位，看是什么效果。比如“難舍最后一滴，孔府家酒”、“飲不盡的豪爽———景芝景陽春”，有什么不同嗎？也就是說，強加給自己的所謂“特色”其實并不存在。而我們看川酒的品牌概念，“唐時宮廷酒，盛世劍南春”、“滴滴歲月酒，悠悠沱牌情”，反而在切實地挖掘自己獨有的歷史文化，這些概念就成為其他品牌不可替代的了。

這一總體現象反映出魯酒自身的深層次問題，說不客氣一點，魯酒其實還徘徊在低層次的經營上。魯酒的振興在于發掘魯酒的歷史文化，而魯酒在這方面有著比川酒更為實在的、深厚的文化底蘊。

華夏酒報：如果魯酒能夠按您的文化戰略來管理經營，會是一種什么樣的前景呢？

馬千里：魯酒完全可以成為“中國酒”的代表，成為走向世界并被世界所認可的“中國酒”。企業之間的競爭最終是企業文化的競爭，產品的競爭最終也是產品文化的競爭。魯酒的文化環境和文化底蘊卻是其他地方的白酒所無法比擬的，也就是說，一旦中國酒的競爭態勢上升到文化競爭的階段，魯酒的文化優勢將產生爆炸式的市場效果，國內市場是這樣，國際市場更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