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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場外交易市場;中小企業;股權托管;直接融資
Abstract:Taking Zibo Qilu Equity Trust Trading Center which is the only OTC in Shandong province as example,and considering the OTC as an important capital market part,we analyze how to develop OTC and build multi-level capital market,to solve SMEs financing problems. We find that OTC expand the financing ways,solve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between capital lender and borrowers,and lower the trade cost. Stock pledge loan links direct financing and indirect financing. OTC can promote finance innovation.
Key Words:OTC,SMEs,stock trust,direct financing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2265(2012)06-0033-04
一、場外交易市場文獻綜述
場外交易市場(over the counter markets,OTC),又稱柜臺市場、店頭市場,是指在證券交易所以外的、由證券買賣雙方協商議價成交的證券交易市場的總稱,其組織方式采取做市商制。場外交易市場與證券交易所共同組成證券流通市場。
從國外看,以美國為代表的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場外交易市場已經有三四百年的歷史,且現在依然在不斷發展、創新,對美國資本市場的完善和經濟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美國場外交易市場按層次高低分為全國證券交易商協會自動報價系統(NASDAQ)、場外交易市場公告板(OTCBB)、粉紅單市場(pink sheets)以及第三市場、第四市場等(李淑龍、蔣虹,2004)。在理論上,目前國外對場外交易市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NASDAQ市場的研究上,對于理論基礎的探索相對較少。藍瑟(Darrell Nicolae Lasse,2004)從影響價差的角度,研究了在OTC市場中金融中介和資產價格是如何被相應的搜尋成本和議價的非流動性影響的。YiumanTse、達沃斯(Erik Devos,2004)從交易成本、投資者認可和市場反應的角度,分析了原來在美國證交所(Amex)上市的股票轉到NASDAQ后投資者類型、基差等方面的變化趨勢。福德雷爾(J.Peter Ferderer,2006)從OTC市場產生的歷史條件入手,分析了場外交易市場在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價格透明度、減少經紀人之間條塊分割方面的優勢。
從國內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我國就已建立了由NET和STAQ兩家全國性、多家區域易組成的場外交易市場。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開始爆發。為避免金融市場內外危機風險的沖擊,維護我國金融市場秩序,確保國民經濟平穩發展,我國政府于1998年開始全面清理整頓場外交易市場。場外交易市場的清理留下了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張鵬、楊瑤,2011)。如原淄博報價系統關停后,造成投資者所持企業股份既無法獲得分紅,又難以進行轉讓,損失較大。但隨著市場經濟的持續發展,中小企業融資的問題促使各地政府開始主導重建場外交易市場,意在拓寬中小企業融資渠道。近幾年來,國務院先后批準了北京、天津、重慶等地探索場外交易市場。在理論上,國內關于OTC市場的探討已經逐漸成熟。周茂清(2005)通過探討場外交易市場的運行機制,認為場外交易市場有其自身存在的客觀經濟基礎,同時也存在一定的問題。李金鳳、王軼楠、雷禹(2010)通過介紹美國OTC市場先進的運作經驗,從多層次資本框架的角度研究OTC市場在完善資本市場功能和結構方面所起的關鍵作用,提出應有選擇地借鑒適合我國國情的經驗,積極引入做市商制度,改變組織形式,并不斷完善OTC市場的監管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晉入勤(2010)認為股票場外交易市場制度應當遵循法律定位的差異化、上柜企業的平民化、投資者的機構化、交易方式的創新化和監管制度的高效化這五項原則。周剛、李學峰(2011)通過面板數據模型對臺灣OTC市場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進行研究,實證結果對大陸發展OTC市場有重要的借鑒意義。王雪梅(2010)認為OTC市場除了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外,也為風險投資提供退出通道,在促進風險投資發展的同時,帶動了高科技的發展和產業結構的升級;OTC市場的發展也使上市公司的退出機制趨于完善,促進證券市場的健康發展。
二、淄博市齊魯股權托管中心案例分析
(一)淄博場外交易市場發展背景
關鍵字:項目融資PPP 政府職能 基礎設施建設
PPP(Public-Private-Partemership),即公共部門與私人企業合作模式是指政府、贏利性企業和非贏利性企業或組織基于某個項目而形成的相互合作關系的形式,是公共基礎設施的一種項目融資模式。在此種模式下,政府、贏利性企業和非贏利性企業或組織形成一種多贏的合作模式,使總收益最大化,實現帕累拖最優,即社會效益最大化,這更符合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的宗旨。
在項目實施過程中,政府主導項目公司的選擇和項目的確立,參與成立項目公司,主持招投標,與企業合作共同完成項目融資,而對項目建設,運行管理主要起監督作用,最后接收項目,進行項目移交。與傳統基礎建設模式下的政府職能和作用比,PPP模式下的政府職能和角色有如下特點:首先從資金來源來看,傳統模式主要依靠財政支出,而PPP模式吸收社會資金;其次,從風險分擔程度來看,傳統模式承擔了幾乎所有風險,而PPP模式分擔部分風險;再次,從收益來看,傳統模式沒有或者只有少量收益,而PPP模式則或者項目設施;最后,從所擔任角色來看,傳統模式政府擔任的是決策者和投資者的角色,而PPP模式下擔任的是合作者和監督者的角色。從中可以看出,PPP模式下,實現了政府角色從決策者和投資者向合作者和監督者的轉變,擴大了項目資金來源,提高了運行效率,最終對基礎設施建設起到了提速的作用。
一、PPP模式下政府的職能和作用
為解決我國政府在PPP項目融資模式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同時借鑒國外經驗,將政府職能和作用主要分為宏觀和微觀兩大方面。
宏觀職能是指國家或者省一級政府的“大”政府為PPP項目的實施所發揮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主要包括降低政治風險、完善法律法規、PPP融資模式的推廣和人才的培養。
(一)降低政治風險。政治風險是項目融資首先要考慮和面對的風險,甚至這種風險在某種程度上對項目產生決定性影響。如何規避和降低政治風險自然成為政府首要解決的問題。政治風險可分為兩類:一是國家風險,如政治體制的崩潰,對項目實行國有化等;另一類是國家政治、經濟政策的穩定性風險,如稅收制度的變更。
(二)完善法律、法規。PPP作為一種合同式的投資方式,涉及擔保、稅收、外匯、合同、特許權等諸多方面,內容復雜,文件繁多。因此,政府制定一套完善、完備的相關法律法規建設是此模式順利,有效運行的基礎和前提。
(三)PPP融資模式的推廣和人才的培養。PPP項目融資模式涉及招投標、談判、融資、監督等諸多過程,程序復雜,專業性強。可以說此種模式的認知度和專業人才的數量和質量是項目順利建設和實施的根本和保障。
政府的宏觀職能主要是從整體和態度上對采用PPP項目融資模式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提供前提保障,清除政策,法律等障礙,為此模式的開展和推廣護供堅實穩定的宏觀環境和氛圍。
微觀職能是指省一級或者地方政府的“小”政府為PPP項目的具體實踐和操作所負擔的責任和進行的支持。主要包括提供支持、進行合作與監督。
(一)提供支持。首先是經濟支持,包括:1.物質方面支持:保障原材料供應、提供可使用的勞動力等;2.提供優惠政策:如稅收政策優惠、外匯優惠政策、土地使用權優惠政策;3.最低收益擔保:如約束性長期協議,提供附加收益等。其次是行政支持,包括:(1)減少審批手續,簡化審批過程,提高政府效率;(2)成立專項小組或者指定負責項目的主管部門來規范服務,統一思想,協調有關個方面的利益。還有其他方面的支持,如防止他人競爭的保護,對知識產權和其他一些秘密信息的保護,完工和運營方面的獎懲等。
(二)合作與監督。政府參與PPP融資模式,要實現由合作和信任取代命令和控制。傳統政府扮演的是領導命令的角色,對企業的營運決策產生巨大影響,有時直接決定企業的決策。PPP模式更注重的是合作與信任,幾方共同完成項目,是平等互惠的關系。政府同時還要扮演監督者的角色,一方面是為了保證項目按計劃進行融資,如期建設,項目產品的順利出售,最終完成項目目標。另一方面,可以降低項目風險,保證資金的有效使用,如期償還債務,避免不必要的經濟損失,同時也可以防止項目產品價格過高等問題而產生的民怨,最終實現政府,公司,公眾多贏的局面。
政府的微觀職能主要是針對具體項目的具體實施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和障礙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參與問題的解決,從微觀和具體環節上保障項目的順利實施。
當然,政府的宏觀職能和微觀職能也不是涇渭分明的,而是相互滲透和補充的,在這里此種分類方式是為了分工明確,責任明晰,更快更好的利用PPP項目融資模式加快我國基礎設施建設。
二、我國政府目前存在的問題和不足
(一)政府認知不足,領導缺乏重視
PPP項目融資模式是近幾年才發展起來的一種新型融資模式,目前在我國仍是空白,這就造成在我國對此種模式研究不深刻,相關內容普及程度低,政府缺乏必要的了解。同時大部分領導不熟悉其具體內容和操作規范的要領,認為談判既費時又費力,還要給項目一定的擔保和政策優惠,不如傳統的貸款或撥款省心,甚至部分領導習慣于建設方的尋租行為,因此對PPP興趣不大,這顯然減緩了投融資體制改革,也阻礙了PPP模式的推廣和應用。
(二)實施背景不完善,實踐積累存空白 PPP模式的由來可追溯至20世紀80年代,當時英國交通量持續猛增,但又限于政府資金預算的制約,交通部門開始通過在私人部門創立交通運營企業來提供服務。其長久的私人投資方式積累,融資渠道的多元化,法律法規建設的完整性和適應性,這些客觀條件促使新制度的形成。而在我國,仍存在融資渠道單一,缺乏有力的法律支撐,投資體制滯后等諸多問題,同時,至今仍未有項目采取PPP模式,使絕大部分對此模式的理解和研究都停留在理論階段,必然產生理論和實踐無法結合,難以形成適合我國采用的具體操作形式和規范。
(三)職能部門缺位,專業人才匱乏 PPP模式的運作采用項目特許經營權的方式,進行結構融資、項目融資,需要在融資顧問、財務顧問、技術顧問、法律顧問等專業化中介機構的共同協作下才能完成。廣泛運用復雜的金融、財務和法律等方面的知識,專業化機構和人才的支持是項目運作所必須的,而成熟完善的投融資中介服務體系,是高質量、低成本完成項目融資任務的保證。在我
國,雖然也有各種相應的顧問,但其知識水平,業務能力遠不能達到要求,政府也沒有專門的機構和部門來協調和保證項目的順利實施,甚至沒有對應的負責機制和官員,造成責任分工不明確,無法及時解決項目出現的問題。至于人才更是嚴重的缺乏,甚至沒有人精通此模式的完整操作過程,更談不上真正的專家級人才了。
(四)中央政府動作緩慢,地方政府態度消極
國家政府一直在進行投融資體制改革,但過程漫長,效果不明顯,還經常出現反復,而且有人擔心PPP的運用會導致國家對基礎設施項目控制權的喪失,還有人擔心把基礎設施給私人投資建設和經營會帶來一些敏感的社會問題,如項目使用費用老百姓是否能承受等。中央政府需要穩定,而地方政府一怕麻煩,二怕萬一失敗負擔責任,造成領導冷漠,其他人員不積極。
三、建議及解決辦法
從法律層面上講,加快立法進程,甚至可以參照國外立法模式針對某一具體項目進行專項立法。這就要求一方面,借鑒國外成功經驗并結合我國具體國情積極進行論證,修正。另一方面,積極穩健的進行項目試點,在具體項目的實施過程中建立和完善法律法規。作到大膽設想,小心論證,加快我國項目融資的法律體系建設。
從政府制度層面上講,要保證項目的順利進行就要求政府首先要保持政權和體制的相對穩定性,避免改革的冒進性和大起大落。其次要保持政治、經濟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落實科學發展觀和可持續發展。
從人才培養層面上講,一方面委派專業人士到國外參與實踐和進行理論學習,通過國外的先進理論和成功經驗來提高我國PPP模式的研究和開展;另一方面積極加強國內教育和人才培養,促進項目融資的學科建設,實現人才的本土化培養和提高。
關鍵詞:社會融資結構 社會融資規模 綜合金融服務
一、引言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也是實體經濟良性運行不可或缺的支撐力量。關于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關系,許多經濟學家進行了深入的理論探索和實證研究,比較一致的觀點是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存在著相互促進的關系。1969年戈德?史密斯在《金融結構和金融發展》一書中通過對35個國家金融結構和經濟狀況數據進行分析,首次以實證方式證實了金融與經濟發展具有同時且正相關性,經濟快速增長的時期往往是金融高速發展的時期。1973年,Mickinnon,Shaw提出“金融抑制論、金融深化論”,同時建立了M2/GDP-金融深化指標。在早期的研究中,多數學者從金融發展的總量入手,并沒有考慮到金融結構的問題。近年來,隨著我國金融總量快速擴張,融資結構日趨多元化,以銀行為主的間接融資已經不能完整反映金融與經濟關系,也不能全面反映實體經濟的融資總量。2010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社會融資規模”的概念,更加注重從社會融資總量的角度來衡量金融對經濟的支持力度。一些學者結合區域情況,運用數據模型對社會融資對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進行了量化分析,張林杰(2012)基于2002-2010 年年度數據,選取代表金融發展的社會融資總量和代表經濟增長的國內生產總值作為變量,對社會融資總量和國內生產總值的相關關系和長短期影響進行了分析,認為社會融資總量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且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蔣鵬飛(2013)以東莞為例對信貸投放、社會融資總量與地區經濟增長關系進行研究,認為非銀行信貸融資特別是境外資本對東莞經濟起到了強力支撐作用,信貸投放、社會融資總量對經濟增長的彈性分別為0.0421、0.2429,社會融資總量對東莞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顯著強于信貸投放,社會融資總量每增長1個百分點,GDP將增長0.2429個百分點。
近年來,我國社會融資總量持續快速擴張,但經濟卻沒有保持同步,主要在于非銀行貸款融資的發展導致社會融資結構發生顯著變化,一部分資金停留在融資體系內部并沒有投向實體經濟。人民銀行公布金融數據顯示,傳統銀行貸款在社會融資總量中的占比從2006年的73.8%降至2012年的52.1%,而同期信托貸款和委托貸款的占比則分別從1.9%和6.3%,增至8.2%和8.1%。因此,要實現金融對實體經濟發展的有效促進,既要關注社會融資總量的增長,也要關注社會融資結構的變化。
二、我國社會融資結構的變遷
社會融資結構是指間接融資及直接融資的構成和比例,社會融資結構與金融體制有很大的相關性,自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國金融體制開始市場化改革以來,我國金融市場得到了較快發展,尤其是資本市場的建立和發展,為企業直接融資開辟了更多的渠道。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直接融資在社會融資結構中的比重逐步提高。從2002年至2012年數據看,直接融資籌資額(股票籌資額與企業債發行額之和)與同期新增貸款之比逐步提升,截止2012年末,非金融企業境內債券和股票融資占同期社會融資規模的15.9%,比2002年高11個百分點。2004-2007年隨著股票市場的發展和繁榮,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額持續提升,到2007年達到頂峰,2008年受股票市場大幅回調影響,股票融資額占比呈下降趨勢。2010年以來,在經濟快速復蘇刺激下,股權融資明顯回升,債券市場發行規模快速增長,直接融資規模大幅增加。隨著短期融資券的持續快速發行、企業債券發行額度的提高和股票市場融資功能的重啟,資本市場各項功能逐步健全,我國直接融資比重正在大大提高,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結構失衡正在逐步改善。
(二)間接融資在我國融資結構中仍占據主導地位。從下表可以看出,盡管近些年來隨著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間接融資比例不斷降低,2012年人民幣貸款占同期社會融資規模的52%,為年度歷史最低水平,比2002年低39.9個百分點。但從占比上看,仍高于英美國家30%左右的比例。而且如果從廣義上看,銀行體系提供的融資(包括人民幣貸款、外幣貸款、委托貸款、信托貸款和銀行承兌匯票)占比更高。另一方面,從資產結構來看,我國金融機構雖然資產規模龐大,但是結構極其不平衡,根據中國銀監會有關統計,2011年末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總資產為111.5萬億,占全部金融機構資產的92%,保險業、證券業資產占比僅為8%。無論從社會融資總量占比還是金融資產占比來看,銀行業都在我國的金融體系中占據主導地位。這表明盡管近年來我國資本市場發展迅速,市場規模逐步擴大,但直接融資比重仍然偏低,間接融資為主、直接融資為輔的融資格局仍未改變。
中國間接融資與直接融資情況
(三)金融機構表外業務迅速擴大。在人民幣新增貸款占比下降的同時,表外業務、“影子銀行”在社會融資規模中的占比卻在快速上升。數據顯示,2012年,實體經濟通過銀行承兌匯票、委托貸款、信托貸款,從金融體系得到的融資達到3.6萬億元,而在2002年,商業銀行表外業務每年僅有幾百億元。
總體上我國仍是以間接融資為主的融資結構,這種融資結構導致企業融資對銀行信貸的過度依賴,造成宏觀經濟波動風險在銀行體系高度集中,金融體系缺少足夠的彈性,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強烈影響。《金融業“十二五”規劃》指出,到“十二五”期末,非金融企業直接融資占社會融資規模比重提高至15%以上。未來隨著資本市場的持續穩定發展,直接融資比重偏低的局面將逐步改善,直接融資規模和比重持續加大已成為必然趨勢,提高金融對實體經濟支持效率,必須著眼于優化社會融資結構。
三、優化社會融資結構的路徑選擇
(一)對監管機構而言:完善多層次、多產品的資本市場體系,積極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
提高金融市場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對監管結構而言,應積極建立間接融資與直接融資共同發揮作用的有效機制。一是對直接融資市場與間接融資市場進行差異化定位。對于規模較大、經營穩定、風險較低的企業,應該通過資本市場,以發行債券和股票等方式進行直接融資;對于規模較小,處于成長期,未來不確定性較大的企業,采取以銀行信貸為主的間接融資。二是大力發展直接融資市場。大力發展債券市場,積極推進統一監管的場外市場,規范發展區域性股權交易市場。穩步發展期貨及衍生品市場,形成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體系。通過發揮資本市場功能,從體制上增加長期資金市場的競爭者,增加資本供給,相對減少市場對銀行債務性資金的有效需求。三是鼓勵金融機構創新。創新是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重要途徑和手段。作為監管機構,要正視我國金融創新滯后的現實,盡快形成市場共識、有效破除體制障礙,積極推動產品創新、機制創新和制度創新,顯著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同時,要以市場導向和服務實體經濟需求為根本,合理把握創新的界限和力度。四是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金融監管模式。積極探索監管頂層設計,對金融業發展進行統一監管,同時發揮好市場化機制的作用,以適度監管競爭確保金融運行活力。
(二)對各級政府而言: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推動多種形式的社會融資
按照中央金融工作會議精神,積極爭取金融創新先行先試政策,鼓勵金融改革和創新,提高金融機構經營活力。一是多渠道擴大直接融資規模。加強企業上市后備資源培育,推動更多國有企業、優質民營企業通過資本市場和債券市場進行融資,積極推動債務型融資工具,通過調整融資結構,促使銀行資金更多投向三農和小企業等急需資金的領域,進而做大金融總量。二是創新發展融資服務模式。探索建立并引進產業風險投資引導基金、創業投資基金、種子基金等各類風險投資機構,形成較為完備的風險投資體系,為成長型創新企業開拓融資渠道。引導民間借貸合法化,有效利用社會資源,推動實體經濟健康發展。三是積極運用保險資金。目前,我國可用于投資的保險資金總額接近兩萬億元,地方政府應加強與保險公司總部合作,爭取更多保險資金投資。四是積極培育各類地方金融機構。大力發展中小銀行、村鎮銀行和地方性金融機構,形成各具特色的經營模式,增強金融服務中小企業、民營經濟和“三農”的能力,實現大型銀行和村鎮銀行的優勢互補。五是完善金融生態環境,強力推進誠信體系建設,探索建立資產管理公司,提高各類不良資產處置效率,以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吸引金融資源注入。
(三)對企業而言:積極轉變融資理念,實現融資方式的多元化
近年來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融資難問題一直是金融業討論的焦點,融資難既有金融體系不發達、企業自身經營管理不規范以及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等方面的問題,也有企業自身融資理念、融資方式選擇的問題。伴隨著金融市場尤其是直接融資市場的不斷發展完善,企業應積極轉變融資觀念,選擇合適的融資方式。一方面,科學選擇融資方式。規模較大、經營穩定、風險較低的企業,可以通過發行債券和股票,直接面對金融市場公開披露信息,以較低成本進行融資;規模較小,處于成長期,未來不確定性較大的企業,更適合一對一、個性化的融資方式,可以選擇貸款融資。另一方面,改變現有融資理念,建立創新型融資理念。既要立足于間接融資,利用擴大股權,廠房、設備等固定資產按揭貸款,應收帳款、存貨、商品、無形資產、林權、土地承包經營權預收收益等抵押多種方式進行融資;也要著眼于直接融資。具體而言,主要包括借助于債券市場,發行集合票據、企業債券;采取融資租賃等新型融資手段;根據多層次資本市場發展,積極探索從代辦系統股份掛牌轉讓系統或新三板進行股權融資;積極引進風險投資、私募股權基金以及產業投資基金投資。
(四)對銀行類金融機構而言:加快推進戰略轉型,提升綜合金融服務能力
銀行業是我國金融業的核心支柱,在優化社會融資結構中要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對銀行類金融機構而言,隨著利率市場化、金融脫媒趨勢愈加明顯以及資本管制的日益嚴格,以貸款為主的盈利模式受到嚴重挑戰,單一金融功能主體已無法合理、高效地配置金融資源,要服務好實體經濟發展,發揮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必須順應我國經濟轉型和金融改革的要求,積極推動業務轉型,由傳統的服務方式向綜合經營服務方式轉變,由簡單的信貸營銷向綜合融資轉變,努力在新一輪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成為“綜合金融服務服務商”。一是牢固樹立綜合融資理念。積極適應客戶融資模式的有效轉變,摒棄將資產簡單等同于貸款的思想,在客戶經營過程中,統籌考慮客戶融資需求,堅持資產業務多元化發展方向,堅持為客戶提供綜合融資服務方案,促進債券承銷、理財產品等業務的協同發展,提升發展內涵。二是積極推進綜合化經營戰略。目前,包括四大行在內的許多銀行都已經或者正在積極介入基金、保險、證券、信托、租賃等領域,初步建立了綜合化經營的框架。未來要通過推進跨市場和跨領域經營,實現業務組合和盈利來源多元化,充分發揮各業務領域的協同效應,進一步提升綜合競爭實力。三是積極把握直接融資市場快速發展帶來的市場機遇,大力發展債務融資工具承銷、股權融資、財務顧問、并購重組服務等投資銀行類業務,提高短融、中票以及理財等直接融資產品在優質客戶融資中的占比,新增融資向債券化、理財化、租賃化、基金化和貸款并重的綜合融資模式進行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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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銀行借貸是企業融資的主渠道。然而,近年直接融資開始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以債券市場為例,2015年交易所債券市場異軍突起,全年共發行公司債券2.16萬億元,發行資產支持證券2092億元,同比大幅增長。當被問及發債用途時,很多企業都表示,用于償還資金,補充流動性。而這背后,公司債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進行債務置換并降低融資成本。通過發行公司債,公司獲得低成本資金的同時,也間接提高了企業其他融資方式的議價話語權,有效降低了公司的總體融資成本。
發展直接融資,能夠為實體企業提供較長期穩定的資金支持,減輕現金流壓力,降低其融資成本。央行某部門專業人士介紹,債券發行利率一般低于貸款利率,股票融資不需要利息支出,直接融資占比上升有利于降低社會融資成本。
不僅是債券,2015年的股權融資同樣增勢良好。全年共有220家企業完成首發上市,融資1578.29億元,同比分別增長76%和136%;399家上市公司完成再融資發行,融資8931.96億元,同比增長31%。截至2015年12月,企業融資成本為5.38%,比2014年下降169個基點。其中一個重要方面,是直接融資比重加大,社會融資結構不斷優化。
然而,盡管增幅不算小,但總體看,我國直接融資仍然偏低,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發揮也不充分,難以完全適應經濟增長和轉型的需求。從國際比較看,我國直接融資占比不僅明顯低于成熟市場,也低于不少新興市場。進一步顯著提升直接融資比重,有廣闊的空間和巨大的潛力,也是較迫切的任務。
有“親和力”才有市場活力――較高的直接融資門檻讓很多企業望而卻步
直接融資不僅能降財務成本,也有利于投融資雙方直接對接,更好更快地將資金“血液”輸送給實體經濟尤其是創新創業企業,推動經濟轉型。長期以來,企業對直接融資也抱有很大熱情。但是,實際情況中,直接融資顯得“親和力”不足,較高的門檻讓很多企業望而卻步。
主板市場處于多層次資本市場的頂端,能進入其中的是少數“幸運兒”。以創業板為例,主要是服務于創業創新型企業。這些企業通常處于快速成長期,對資金的需求較緊迫,對發行上市效率要求較高。與海外市場平均三四個月的發行周期相比,我國創業板市場一至兩年的周期顯得較漫長,部分企業甚至超過三年。在申請上市期間,企業為保證業務、財務的穩定性,不敢進行大規模投資、并購重組等,一定程度上對企業發展產生制約。
主板的高難度,讓很多企業把目光轉向了新三板。然而,盡管新三板更“接地氣”,掛牌相對容易,但與巨大需求相比,仍然顯得不夠,還有大量企業在等待進場。而且,掛牌公司中,能夠成功融資的只是少數,其小額、快速、靈活、多元的融資特色有待進一步體現。
適當降門檻,能夠激發出巨大市場活力。這一點,在2015年的公司債市場中得到充分體現。2015年1月,修改后的公司債券發行與交易管理辦法將發行主體由主要是上市公司“擴容”到所有公司制法人。這一改變不僅吸引了大量公司通過公司債融資,發行方式也更豐富,形成了面向公眾投資者的“大公募”、面向合格投資者的“小公募”以及面向特定投資者非公開發行的私募。其中,私募發行不設任何硬性財務指標,資信評級上也不做強制要求,更加便利了企業。
打造更強資本“快車”――加快機制創新,解決“錢從哪兒來,投向哪里去”
如何顯著提高直接融資比重,讓其在金融體系中有更多擔當?關鍵是要加大機制創新力度,建立一個市場化、廣覆蓋、多渠道、低成本、高效率、嚴監管的直接融資體系。
近幾年,直接融資市場化機制不斷完善,市場效率提高。在上市條件上,2014年5月,創業板準入條件做了適度調整,取消了持續增長的要求,更加適應創新型企業業績波動的特點。但是,現有門檻仍要求發行人盈利,導致很多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的企業尤其是互聯網、生物制藥等領域的創新企業無法進入。2015年6月,國家已明確要求,積極研究尚未盈利的互聯網和高新技術企業到創業板發行上市制度,研究解決特殊股權結構類創業企業在境內上市的制度。
新三板是目前多層次股權市場的一大亮點。在經過規模的迅速擴大后,新三板已進入完善市場化制度的關鍵階段。如果新三板能盡快完善核心制度,完全有希望成長為一個真正市場化和國際化的市場。
有相關媒體稱,2016年新三板將優化掛牌審查業務,進一步細化掛牌準入標準,完善發行機制,鼓勵掛牌同時向合格投資者發行股票;依托網絡平臺開展融資路演服務,優化發行定價機制,豐富市場融資品種。
長期以來,直接融資中“股債失衡”“股票大、債券小”現象一直存在。債券市場加快發力,是提高直接融資的關鍵一環。2016年的全國證券期貨監管工作會議提出,研究發展綠色債券、可續期債券、高收益債券和項目收益債券,增加債券品種,發展可轉換債、可交換債等股債結合品種,深化債券市場互聯互通等。
【關鍵詞】間接融資方式;選擇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深化,特別是我國資本市場的建立和發展,各種直接融資工具的不斷發展和完善,使得我國企業的融資方式日益多元化。多元化的融資方式為企業自主融資提供了條件。目前我國企業的融資方式主要有內部融資和外部融資兩種,內部融資主要是通過企業內部的折舊以及留存資金來解決資金來源。而外部融資則是通過向企業以外的對象來籌集資金,其中相當一部分是通過金融市場來籌集的。我國企業外部融資的方式主要是債務融資和發行股票融資。而債務融資又有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之分,這里我主要就我國企業根據間接融資方式的結構演進來進行的對間接融資融資方式的選擇說明一點自己的觀點。
間接融資是相對于直接融資的一個概念,是沒有通過金融中介涉入的融資方式,其中以銀行借貸為主要的間接融資方式。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財政一直處于赤字狀態,失去了國民收入的主導地位,而此時銀行存款和國有銀行貸款開始迅猛增長。國有銀行控制的金融資源遠遠超過了國家財政,國有銀行貸款逐漸成為我國企業融資的主要方式。我國企業融資目前是以間接融資為主,直接融資為輔的模式。這是因為我國企業也受到各種金融管制,經濟政策,信息傳遞效率,市場競爭結構以及社會大眾的成熟度等的影響,我國企業的直接融資還只是處于初級階段,尚不能成為我國主要的融資方式,從而對銀行貸款越來越依賴,促使企業管理者偏好于選擇國有銀行借貸的方式來籌集資金。間接融資有很多優點但是同時也存在一些問題,這些優點主要表現在:
一、銀行等的金融機構網點多,吸收存款的起點比較低,能夠廣泛籌集社會各方面閑散資金,積少成多,形成巨額資金。
二、在間接融資中,由于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是多樣化的,這樣一來融資風險便可由多樣化的資產和負債結構分散承擔,相比直接融資的風險由債權人獨自承擔來說,安全性較高。
三、有效的降低了融資成本。因為金融機構的出現是專業化分工協作的結果,它具有了解和掌握借款者有關信息的特征,而不需要每個資金盈余者自己去搜集資金赤字者的有關信息,因而降低了整個社會的融資成本。
但是間接融資因為金融機構的介入而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使得資金的供給者和需求者不能直接聯系,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投資者對投資對象經營狀況的關注和籌資者在資金使用方面的壓力和約束,這也是我國在選擇間接融資方式時遇到的一大障礙。
總結一下,我國企業間接融資體制主要存在以下幾個問題:
一、高負債、高風險的企業的資本結構特征與銀行信貸比重主導型的債務資本結構特征。在這突出表現出了承受著高負債、高風險的非國有企業在獲得銀行信貸方面相對于國企來說有一定的難度。
二、信貸市場上資金“逆配置”導致金融市場內在資源配置效率的損失。金融市場內部資源配置是金融創新的重要內容,市場經濟越是發展,對金融市場的服務要求就越高,伴隨著銀行之間的競爭越來越激烈,內在資源的配置必須不斷創新來適應市場。
三、體制內銀行危機的積累。國企與國有銀行是作為資金供求的兩大主體,銀行信用貸款成為國有銀行與國有企業之間的“共同財產”,銀企信用關系的扭曲化,國有企業越來越依賴于銀行資金的支持,也使我國銀行資金配置格局存在嚴重缺陷。
產生這些問題的實質原因,一方面是銀行本身在內部積累的過程中存在一定的危機,主要表現在國有銀行資產流動性減弱造成的超借現象以及銀行現有資本不足以支撐未來資產的損失,不利于形成健全的銀行借貸體系。另一方面則是國家轉軌時期的金融制度安排。金融支持在經濟轉軌中非常必要,由于我國目前長期存在的投資儲蓄差異使得國有銀行的信貸性貨幣金融支持對體制內的產出的平穩增長有重要意義。國家通過國有銀行信貸以及維持壟斷性國有金融制度方式實施金融支持,既穩定了體制內的產出增長,又推進了金融市場化改革。
我國企業債券的出現是在1984年下半年以后,1986年開始正式批準發行企業債券,隨著金融市場的出現和發展,股票和債券等直接融資方式在我國得到穩步發展。然而,就目前情況看,我國企業選擇的外部融資方式順序是:銀行貸款、發行股票、債券融資,外部股權融資偏好現象已經成為我國企業融資行為的一大特征。間接融資屬于整個金融制度變遷中的有機組成部分,遵循其內在一致的演進邏輯。無論企業間接融資體制如何演進,現有的金融壟斷性的間接融資制度安排都將沿著有利于提高整個社會的儲蓄動員水平的軌跡變遷,有利于國家實施轉軌時期的金融支持,穩定體制內的經濟增長和促進體制外的經濟增長。盡管目前我國企業融資的模式仍是以“間接融資為主、直接融資為輔”。但是,從長遠來看,為了加強社會盈余資金的使用效率,我國應當加強資本市場的發展,通過發展直接融資,拓寬企業的融資渠道,減輕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貸款壓力,增強融資工具的流通性。
參考文獻:
[1]張艷.我國企業融資方式的選擇對策[J].財會信報,2009-11-30(D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