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基礎的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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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基礎的實質范文第1篇
[ 關鍵詞 ] 知識經濟 會計變革
一、知識經濟的涵義與特征
知識經濟是以知識為依托,建立在知識和信息的占有、生產、分配和應用之上的,具有無限發展潛力的新型經濟模式。知識經濟的提出主要是出于兩種考慮:(1)強調知識的重要性,強調知識對于社會經濟的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強調“知識密集”有利于技術更新和企業發展;(2)強調知識自身也是一種產業,也是一種有價值的產品,符合投入產出規律,可以作為資本進行投資。它不僅僅是經濟的催化劑,同時還可以導致經濟創新。具體而言,知識經濟主要具有以下特點:
1.知識經濟時代的經濟發展主要依靠知識和智力的運用。知識化特征首先反映在構成知識經濟支柱的產業是高智力產業,即產業發展的知識技術化。新科學技術的共同特征包括高度的知識性、高度的增值性、高度的滲透擴散性、高度的風險性、極強的時效性。
2.知識經濟以知識為核心生產要素。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成為最基本的也是最關鍵的生產要素,其他的生產要素都要靠知識來更新,靠知識來裝備。一切發展都以知識為基礎,知識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已遠遠超過資本和勞動本身。所以,知識就是經濟增長的源動力,知識已成為決定生產力、創造力、競爭力的關鍵因素。
3.知識經濟是變資源依賴型為知識依賴型的技術產業經濟。傳統工業經濟以自然資源和礦藏原料的提煉、加工、制造為基礎,以大量消耗原料和能源為特征。知識經濟則是以高科技為其最重要的資源依托,通過高科技發展和創新來創造財富,因此,知識經濟是一種能長期、持續、快速發展的經濟。
4.知識經濟是以知識決策為導向的經濟。一些走在前列的國家,向世界輸出的是知識信息和發明創造。這就使企業投資無形化,要求管理和決策必須知識化,信息傳遞的快捷性和開放性,也迫切要求建立合理的知識結構來為決策活動服務。
二、知識經濟背景下的會計變革趨勢
1.現行的會計基本假設需要重新設計
現行的會計假設包括會計主體、持續經營、會計分期和貨幣計量。隨著知識經濟引領下的新經濟時代的到來,新的企業組織模式和交易模式層出不窮,大量網絡公司的出現,對會計假設的內涵提出新的挑戰。首先,會計主體應逐漸轉變為以信息需要者為目標,而不應局限在以企業為主體的會計假設上,即以信息使用者的經濟利益來界定會計計量范圍,按國際會計準則規定,“會計信息的使用者包括現有的和潛在的投資者、雇員、貸款人、供應商和其他的債權人、顧客、政府及其機構和公眾。”只有這樣的會計主體空間,才能使人力資源會計、增值會計、金融工具會計、商譽會計、物價變動會計等新興會計學科能夠脫穎而出,推動會計學的發展和會計學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其次,持續經營假設是將一系列會計方法、原則、程序建立在企業持續經營的基礎上,如歷史成本原則、配比原則等。但網絡公司具有即分即合的短期經營性,因此,確立清算會計即建立在企業面臨解散的假設基礎上,按公允價值和收付實現制解決財產的估價和費用的分配問題可能會更加具有相關性,更有利于風險控制。第三、在當今網球信息時代,會計信息的使用者要求在網絡上電子聯機實時報告,對前瞻性信息需求迫切,而且網絡公司通常在一段極短的時間內完成一項交易,在完成交易后還可能立即解散。因此,對網絡公司而言,以其交易期間作為會計分期似乎更加合理,以此為基礎編報的會計報表更能滿足會計信息使用者的要求。最后,由于“網上銀行”、“電子貨幣”的出現,使得以觀念中的貨幣作為計量基礎成為可能,這對貨幣計量假設無疑是一個創新。另外,由于媒體空間的無限擴展性,使得國際間資本流動加快,資本決策可在瞬間完成,對于具有外幣業務的會計主體來說,則加劇了其所面臨界的貨幣風險,如匯率變動風險、記賬本位幣的可靠性等,所以應施行更有效的風險投資管理。
2.會計計量模式將逐漸向公允價值計量模式過渡
歷史成本計量模式受到的批評主要來自通貨膨脹的挑戰。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即使物價不變,歷史成本計量也無法體現居核心地位的知識資源的價值,若再聯系可能發生的通貨膨脹以及衍生資產的特征,知識經濟時代較為理想的對各類資產計量基礎是以“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具體代表是當前的市場價格、現行價值。按公允價值能夠全面反映企業擁有或控制的各種資源,相對要比按歷史成本計量更加可靠。
3.企業核算的重心逐漸向無形資產傾斜
傳統的工業經濟是有形資產的使用和消耗獲取收益。而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決定一個公司的生存不再是公司的廠房、設備、而更主要決定于公司無形資產的比重。在一些高新科學技術企業中,無形資產在總資產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其所起作用也越來越重要。簽于無形資產在企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要求企業核算時應以無形資產核算為重心,詳細反映企業無形資產會計,以適應知識經濟對會計的要求。傳統會計對無形資產的計量以投入價值為基礎,資產的投入價值是指為取得資產而支付的價格。知識經濟條件下,無形資產的計量應以重成本為基礎。重置成本是在現時的技術和條件下,重新購置同樣的資產所需的支出。在知識經濟條件下,以投入價值為基礎不能真實準確地反映知識經濟條件下的財務狀況的全貌。如,當某項無形資產被新技術所替代,或普遍推廣而失去其壟斷地位,該項無形資產價值也趨于零;與此同時,在技術進步的刺激下,為維護專有技術的先進性和壟斷性,企業又不斷加大物質與知識的投入、改進、更新其知識產權、又使得無形資產發生增值,因此,在知識經濟條件下,由于大量無形資產表現出價值的不確定性,其歷史成本難以客觀地反映資產特定時點的實際價值,因而應采用重置成本代替投入價值來計量無形資產。
4.利潤分配基礎需作出相應變革
由于知識資本在企業中越來越重要,成為企業未來利潤的主要決定因素。因此,應承認知識在創造財富中的地位,并賦予以相應的利潤分配權。如:員工除得到工資、獎金等勞動報酬以外,還應根據其可持續性貢獻、工作能力、職位價值、勞動態度和發展潛力等配股額,給予出資權或認股權;或者,在企業提取了盈余公積金和公益金后,可以先按經過風險調整的資金報酬率向企業金融資金提供者分配利潤,余下部分可根據知識資本所有者進行分配。
5.會計報表應有所創新
在知識經濟時代,為滿足外部會計信息使用者的決策要求,應對會計報告適當創新。為適應會計報表的及時性的要求,企業應增加報表披露次數,縮短報表的時間間隔,如提供季報、日報、旬報、周報等,以保證信息的及時性是非常必要的。同時,由于知識經濟的高度增值性,企業要定期編制增值表以反映企業增值的形式及其在企業內外各個貢獻主體之間的分配情況。從這個意義上講,增值表將取代損益表成為會計報表體系的中心。
6.會計信息網絡的使用不斷加強
電子計算機在會計中的應用目前已有初步成效,會計的通用軟件已大量問世。但目前的普及程度還不夠,今后更需要向提高方向努力。主要目的是:(1)開發會計軟件,由會計核算為主轉向以財務分析、預測、決策為主;(2)逐步開展計算機審計;(3)建立網絡系統,實現各項管理數據共享、信息通用;(4)電子商務是知識經濟時代的商務模型。隨著知識創新和技術進步,會計要適應網絡社會的要求,從理論上和方法上進行變革。
7.會計人才的知識和能力結構需要不斷優化
知識經濟將在世界經濟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面對知識經濟的要求,會計人才的知識和能力結構應增加新的內容。主要包括:(1)加強自然科學與現代技術知識的教育;(2)在組織和商業知識中,應重視組織行為知識學習;(3)根據知識經濟模式更新會計專業知識;(4)加強會計人員應具有創新能力。(5)提升自我學習能力。(6)強化人際交流與合作能力。
三、結束語
經濟決定會計,經濟越發展會計越重要。經濟發展決定著會計未來發展的速度和水平。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是社會發展的必然。會計作為經濟信息的一個子系統,必然面臨知識經濟的沖擊。但是,會計并非完全被動地扮演自己特殊的角色,中外會計歷史證明,會計自身的建設、完善與創新對經濟發展起到不容忽視的作用。因此,在知識經濟背景下,會計只有主動地不斷創新和不斷解決新問題,才能適應知識經濟的要求。進入知識經濟時代,就應該有全新觀念的會計學科為之服務,知識經濟呼喚并促使與之相適應的新的會計變革的到來和會計知識的誕生。
參考文獻:
[1]陳宏:知識經濟下的會計基本假設[J].財務與會計,2005年第2期
[2]程瑞川:知識經濟時代:會計面臨的挑戰[J].財會月刊,2006年第2期
[3]李美琴:知識經濟對傳統會計的挑戰[J].會計之友,2006年第4期
經濟基礎的實質范文第2篇
關鍵詞：基礎設施；農村地區經濟發展；作用機制
1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現狀
1.1公共交通方面
臨沂市第一產業比重較大，通過開展公共交通建設，開通城縣客運和縣際快運，初步形成了“內成網、外成環”的城鄉一體化交通網絡，實現了農副產品的便利銷售，對于進一步加快構建“農-超聯合”、“農-企聯合”的新型農業發展模式，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1.2教育科技方面
教育事業和科技發展是提高農村整體文化水平的動力來源。隨著城鎮化建設的不斷推進，農村地區的青年勞動力流失現象嚴重，農村人口以老人和留守兒童為主。由于受傳統教育觀念以及管理方式的影響，農村地區兒童的學習成績不理想，輟學率較高，這就更加凸顯了開展農村科教事業建設的重要性。截至2015年年底，臨沂市共有各類學校1781所，農村地區義務教育學生的入學率達到100%，有利推動了農村地區教育設施的完善和教育事業發展。
1.3環境衛生方面
由于環保意識淡薄、缺少必要的污染處理場所，農村地區的生態污染問題也越來越突出。在國家“綠色發展”理念的指導下，臨沂市積極開展農村環境專項治理工作，建立農村生活垃圾集中處理點、沼氣池等，大大改善了農村及其周邊地區的生態環境。在醫療衛生方面，實現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和“新農合”的高效整合，城鄉居民醫療保險的殘暴人數達到916萬（2015年），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標準提升到85元。
2基礎設施建設面臨的瓶頸
2.1整體水平落后，資金投入不足
雖然近年來臨沂市加大了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工作的重視，但是仍然不能忽視農村地區基礎設施整體水平偏低的客觀情況，基礎設施的全面普及仍然面臨巨大工作壓力。從另一方面來說，雖然國家和地方政府對農村基礎設施的投資比例逐年上升，但是基礎設施的建設速度仍然滯后于國家宏觀經濟的發展速度。除此之外，農村地區需要發展的基礎設施較多，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基礎設施建設的總投入，對地方政府的財政支出提出了較高要求。
2.2缺失政策支持，資金管理困難
如何發揮有限財政資金的最大利用價值，是農村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工作所必須考慮的焦點問題之一。客觀來說，基礎設施建設具有前期投資高、回報周期長等特點，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鄉鎮企業，都更愿意將有限的資金投入到產業經濟發展中來，以便于在短時間內獲取可觀的經濟收益。
3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可行性建議
3.1適當增加投資，優化資源利用
農村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固然需要政府增加必要的財政支持，也需要相關建設部門合理、高效的利用資源，以便于利用最少的資金投入，取得最高的建設成果。地方政府可以通過多種形式，拓寬融資渠道，除了中央財政部門劃撥的專項資金外，還可以倡導地方企業進行融資，并給予地方企業一些政策優惠和便利條件。近年來，臨沂市積極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可以采用"旅游反哺農業"的經濟發展模式，實現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旅游產業發展的協同進步。
3.2拓寬融資渠道，完善管理體制
在有些情況下，國家增加了某些地方農村基礎設施的資金和技術的支持，但由于管理不善，而導致政策的失效，所以必須完善經營管理體制，應將政企分開，企業應獨立自主，自負盈虧，為農業生產提供的各種服務都要收費。所有農村基礎設施要盡可能實行資本化和價值化管理，實現保值、增值。農村各類小型基礎設施可改建成各種合作經濟、股份經濟、股份合作經濟等形式，明晰產權，按企業化原則經營。
參考文獻:
[1]胡立凱,陳夏萍.綏陽縣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對促進農業經濟增長提高農民收入的影響[D].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2013(08):164-165.
[2]陳佳慧,張婷婷.農村基礎設施與農村經濟發展關系的研究———基于安徽省的實證分析[J].中國科技博覽,2014(14):131-133.
經濟基礎的實質范文第3篇
關鍵詞 價值觀 主體參與型教學 理論聯系實際
《經濟與政治基礎知識》課程是中職德育的一門必修課程，本課程的重要任務在于通過教學使學生認同我國的經濟、政治制度，了解所處的文化和社會環境，樹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積極投身我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然而，中職學生文化基礎普遍偏低，整體素質不高，思想不成熟，不很重視對這一門功課的學習，認為枯燥乏味，學習積極性不高，再加上該學科的抽象性等特點，使得一些學生對政治課不感興趣，不愿聽，不愿學。如何面向全體學生，進行教學手段的創新，從而全面提高教學質量呢？為此我不得不苦思冥索，探索行之有效的教學方法：
一、及時充電，更新知識，提高自身素質
“打鐵先要自身硬”，要把一堂課上好，教師必須具有較高的素質。教師的素質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自身的專業知識不但要扎實還要不斷更新，業務能力要不斷提高；二是教師的言行修養、道德覺悟要不斷提高。我特別強調的是第一種素質。所以，為了提高自身的專業素質，必須每天堅持學習，不斷提高自己的專業知識，不斷更新知識，多關注社會熱點難點問題，努力使政治課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社會、貼近學生，使自己的認識能適應變化發展的需要。
二、將課本知識與樹立科學的人生觀、價值觀有機地結合
我認真鉆研教材發現，教材在全面闡述經濟與政治基本常識的字里行間，滲透著細致獨到的育人功能。抓住這個知識點與人生價值取向的結合點，可以對學生進行德育的引導，強化課程效果。
比如，在講第一章第二節“貨幣”時，我會告訴學生在經濟教科書上，錢的定義是那么平淡，但一到現實生活中，它卻變的那么生動。隨著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發展，拜金主義思潮逐漸滋長和泛濫起來。有人說：“搞市場經濟就要拜金，認錢不認人”、“錢為主，人為奴，錢是真善美的標志”、“只有向錢看，才能向前看”。于是，“為人民服務”變成了“為人民幣服務”。為了撈錢不擇手段，不計后果；有了錢，就去花天酒地，腐化墮落，如此等等。并不反對金錢，只要商品經濟存在一天，金錢就不會消失。對個人來說，錢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關鍵在于“取之有道，用之有道，用之有度”。人生苦短，比金錢更貴重的東西多得很，例如精神、事業、情義、榮譽、智慧、健康等等，這些都不是金錢所能量化和買到的，我們豈可輕重倒置。人愛錢、賺錢和用錢，都是無可非議的，重要的是人要樹立正確金錢觀，做錢的主人，不能成為錢的奴仆；人愛財但不能貪財，且要取之有道，用之有益。也就是說要做到正確看錢，正道賺錢，正當用錢。
三、探索主體參與型課堂教學模式
在教學中要讓學生親自去體驗去嘗試，努力創設問題情境，制造矛盾，使學生有思維碰撞。學生在經歷觀察、操作、討論、質疑，并富有個性發表見解的過程，不僅學會了知識，而且培養了求真務實的態度和創新精神。比如：在講“價值規律”時，課前先由同學們調查供求關系影響商品價格的經濟現象，然后自編出“賣大米”、“買大米”兩個小品從不同角度反映在市場上，商品價格和價值不一致，主要是由供求不平衡引起的。學生通過小組合作進行社會調查，班級集體討論，然后編成小品，互相合作、互相啟發，體現了學生的主體功能，從而培養了學生的主體意識和主體能力，成了學習的主人；在講“為什么要進行宏觀調控和怎樣進行宏觀調控調控”時，先創設“海南種辣椒事件”的情景，落實角色驅動學生的想象力，提高學生參與課堂的興趣，在生于生、生與師的爭論中充分讓學生在交流中展現自我。教師參與學生的探究活動，提供適當的支持，最后課堂小結，使教與學和諧開展。
四、 理論聯系實際，國內外重大時事政治穿插運用
政治課是一門時代性和實踐性都很強的學科，理論聯系實際，是思想政治課教學中居于主導地位的基本原則，這對于調動學生學習思想政治課的興趣也很重要。因為思想政治理論與生活實際相結合，尤其是要善于將當今國內外發生的重大事件、時政熱點與書本中抽象的政治理論知識生動、形象地結合起來。學生就會覺得，思想政治課的內容就在我們身邊，很實際，并不只是純理論要求，它要解決的是我們身邊的一些實際問題，學了之后有用，自然就能產生要學好思想政治課的動機與興趣，從而接受所學的政治理論觀點，加深對政治理論知識的理解：
（1）在闡明教材理論知識階段，也就是新教材的教學，我通過實際材料使學生感知與理解教材.我在深入鉆研教材的前提下，聯系學生比較熟悉的，易于理解的，生動具體形象的，又能準確反映教材理論知識的實質的實際事例進行教學。例如：講“經濟結構調整”時我以“四個襄陽”為例講我國經濟調整大背景下的新襄陽建設規劃。
（2）在運用理論分析說明實際問題階段，即課本知識的應用.這時，我著重聯系與教材內容有關的，學生關心和感興趣的重大社會實際，以及學生中帶有傾向性的思想行為問題應用知識，鞏固深化所學理論知識.比如：用貨幣學的角度解讀問題，從而引導學生理國；給學生講講我國當前的經濟形勢和政策，使學生了解今后有發展前景的行業；給學生普及一些理財的知識等等。
反思本學期的教學，我感觸頗多。作為一名思政教師，必須認真研究教材，學習理論知識，關注時事熱點，不斷探索新的教學方法，才能有效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增強課堂師生互動，提高教學質量。今后，我還要在教學實踐中總結經驗教訓，解決課堂教學中遇到的各種問題，不斷提高教學的效果，促進教與學的和諧發展。
參考文獻：
經濟基礎的實質范文第4篇
關鍵詞：經濟適用房；準入；退出；機制
一、經濟適用房制度發展概況
經濟適用房制度自1998年開始實施，到2007年趨于完善，并逐步建立了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并行的保障房體系。2010年11月，住建部將2011年保障房安居工程建設任務提高到1000萬套，預計未來5年內我國將新建保障房3600萬套，保障房覆蓋率要達到20%。解決城市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難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國保障房建設將邁上新臺階。
二、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購買對象界定難，準入制度亟待完善。經濟適用房的購買對象是低收入家庭，要找出這些低收入家庭，首先必須界定低收入的標準，其次要對購買資格進行審核。一方面，由于我國目前尚未建立公開透明的收入體系，家庭收入很難精確計算；收入核定對越來越多的自由職業者、私營企業主等群體，尤其顯得缺乏操作性。
（二）日常監管存在漏洞，雙軌制帶動利益尋租。吸引部分中高收入者進入經濟適用房市場的關鍵是經濟適用房與普通商品房形成了明顯的“價格雙軌制”。在市場上，同地段同面積的商品房和經濟適用房動輒相差幾十萬、上百萬元。按照現行規定，經濟適用房購買5年后便可上市流通，一經倒手就可輕易獲取巨額差價。因此經濟適用房便成為許多人不惜瞞報、假報而要獲取的“謀利房”乃至“暴利房”。
（三）退出機制難以操作，造成既得福利固化。由于住房保障制度的退出機制不完善或難以執行，特別是以獲得產權為主的保障形式容易產生福利固化的問題，所以如果沒有適當的退出機制，購買經濟適用房的家庭在收入提高后如不再符合資格條件，或由于家庭人口出現變化(如子女成人后單獨居住或者結婚后另立門戶)，享受的經濟適用房或者應退出或者應調整為其他保障類型，但由于目前缺乏相應的退出機制而無法操作。
三、相應的對策
（一）健全準入機制。建議加強房管部門與銀行、證券、勞動保障、稅務、交通、公安等部門的信息共享，加快建設全國統一的信用信息共享平臺，多渠道核實保障性住房申請者的收入和資產狀況，甄別出真正符合條件的申請者，根據低收入者的困難程度納入不同的住房保障供給范圍，根據不同地區居民收入狀況制定出不同的保障標準。
（二）加強公示審核。地方政府部門和媒體在加大公示力度的同時，應增加信息透明度，公布保障房申請人的職務、收入、家庭資產等詳細內容，在全社會形成一張廣泛的監督網，發揮社會公眾的監督作用。
（三）建立退出機制。退出機制的建立，將把市場化的住房供應體系與多元化、多層次的住房保障體系區分開來，把推動經濟適用房的政策目標由“政策性商品房”向“保障類住房”過渡，從而在制度上剝離現行住房政策中的經濟特性，使經濟適用房制度回歸其社會政策目標，從根本上達到經濟適用房的社會保障性和社會公平性。
1、加強收入動態監管。由于住房保障對象的收入水平并非一成不變，因此，對住房保障對象的家庭收入狀況、住房困難程度和住房保障面積等應進行動態跟蹤。根據收入水平的變化調整低收入家庭的標準，并定期向社會公布，每隔兩年或稍長時間對原保障對象進行重新認定，只有符合條件的方可繼續享受經濟適用房。
2、建立政府回購制度。目前經濟適用房的退出主要是因為購房人家庭經濟狀況改善，不再需要已購經濟適用房，通常采取上市出售轉換成商品房的形式，一方面不能實現經濟適用房的循環利用，另一方面造成了國家土地收益及各種補貼的流失。建議改為由政府回購，并將政府回購條款列入《經濟適用房退出辦法》，把回購作為購房者購買商品房的前置條件。讓購房人心知肚明，自己決定是否購買經濟適用房。
3、形成“租售并舉”的格局。經濟適用房應逐步實現“租售并舉、售出回購”，并逐步過渡到以租為主。對經濟租賃房，由政府向相關低收入群體提供租房補貼，等到居住者條件超過低收入，政府停止給予補貼，這不失為一個良性循環的途徑，既有利于形成退出機制，同時有效避免了相關利益鏈的滋生，也有利于政府控制一定租賃房源。
4、完善住房保障體系。建立經濟適用房的退出機制，應在保障房體系內提供經濟可行的退出選擇，即：制定由廉租房向經濟適用房再向商品房過渡的正反雙向的具體操作程序，以使保障對象在家庭收入變化后能適時調整到所對應標準的住房，直到這個家庭具備購買商品房的能力以完全退出。
（四）完善懲罰措施。目前
我國已出臺懲處標準的城市，最嚴厲的規定只是處以5000元的罰款，以及3年內不準申請保障房。當務之急，是要在各地立法探索的基礎上，抓緊制定國家層面的住房保障法律，盡快出臺《基本住房保障法》，既要明確各級政府在推進住房保障工程中的責任，又要規范保障房在分配、運營、流轉環節中存在的種種混亂局面。尤其要加大對虛假申報、騙購騙租、轉租轉售、閑置浪費保障房等行為的懲罰力度，對騙購、騙租等行為“零容忍”，直至追究其法律責任。
作者單位：杭州市居住區發展中心有限公司
經濟基礎的實質范文第5篇
關鍵詞 知識基礎；創新表現；三重螺旋
中圖分類號 F204, G640 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2-2104(2010)12-0137-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12.028
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以及知識更新速度的加快，“知識經濟”成了每個人都耳熟能詳的時尚名詞。知識經濟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有巨大影響，而知識經濟中 對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經濟、社會發展起關鍵作用的是創新，創新是一個國家和民族進步的 靈魂。但近年來，創新能力弱、核心技術依賴國外的問題突出，自主知識產權匱乏已成為我 國參與國際競爭的重要障礙，增強我國的創新能力非常緊迫。關于知識經濟和創新的關系， 簡單說知識經濟是創新的基礎，而創新是知識經濟的一個表現，但知識經濟和創新之間的關 系并不是簡單的因果或線性關系。體現知識經濟的重要指標是經濟知識基礎，而體現創新的 一個重要指標是創新表現。關于創新表現，前人做了大量研究；關于經濟知識基礎也有一些 專家做了相關研究。但關于二者關系的研究卻非常少，而現實實踐卻表明，有必要弄清楚二 者間的內在聯系以更好的指導實踐。因此，研究經濟知識基礎與創新表現之間的關系，尋找 其中的作用機制，不僅對于提高我國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而且 對彌補以往研究不足，深化該領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1 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設
“知識經濟”一詞最初來源于進化經濟學家，自從1996年被聯合國經合組織（OECD）寫入年 度報告后，就引起了各國政府、組織及學術機構的高度重視。關于知識經濟中知識基礎的測 度一直是一個難題［1］，因為在全球水平上，經濟的結構信息在不同的國家有不同 的效應，而且現有的GDP和其他多數宏觀經濟指標基本上不適用于對它的測度。但OECD和一 些學者還是在這方面進行了一些探討。如OECD提出用工業部門知識密度的相關指標對一國的 知識基礎進行測量［2］；像技術和區域這樣的創新系統指標的選擇框架也被一些學 者所考慮［3-4］。我國學者如柳卸林、吳季松、孫敬水和蔣玉珉等人也在這方面進 行了一些研究，但主要是設計指標體系，并且這些指標和方法與OECD提出的較為類似［ 5-7］。
雖然OECD和國內外一些學者對知識基礎測量的研究做了很大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 創新系統對知識基礎的分析對測量問題來說仍然是不夠的［8］，因為在這些研究中 知識沒有被作為一個社會協調的機制，而主要是一個公共或私有產品［9］。另外， 大部分對知識基礎測量的研究所依據的理論是國家創新系統，這種理論強調事物本身和制度 設置、安排是影響創新的關鍵因素，對邊界模糊組織的創新解釋能力較差，而以知識為基礎 的新經濟中邊界模糊性組織越來越多；國家創新系統理論的研究焦點也過于重視機構的組織 和經濟增長，而對知識本身的配置研究不夠［10］。
基于此原因，Leydesdorff等借鑒官產學關系三重螺旋模型的交互動力機制和Storper的“三 位一體”理論提出了技術、組織和區域的三重螺旋模型來測度經濟的知識基礎。三重螺旋模 型認為大學、企業和政府的“交迭”（overlap）才是創新系統的核心單元，其三方聯系是 推動知識生產和傳播的重要因素；在將知識轉化為生產力的過程中，各參與者互相作用，從 而推動創新螺旋上升［11］。“三位一體”理論認為技術、組織和地域相互纏繞、部 分重疊，由此產生一個新世界，這個世界以關系密度出現，而且當關系的密度在區域內被徹 底的物化，就能發展出競爭優勢［12］。之所以選擇技術、組織和區域作為知識基礎 分析的對象有如下原因：創新勞動的分工主要發生在國家或者區域水平上，知識主要在國家 或者區域水平上被積累［13,14］，推動和約束知識交換的知識基礎結構相當一部分 也為地理區域所約束［15］；除地理分布外，技術水平對創新系統的增強也起著至關 重要的作用，畢竟知識的積累、系統的創新主要通過技術水平來體現［16］；除地理 分布、技術水平外，不同大小公司之間的勞動分工也被認為是影響知識基礎的重要決定因素 ［12］。技術、組織和區域關系三重螺旋模型認為地理設置、技術在不同部門的配置 、以及工業制度的組織結構形成三個相互獨立的變異來源［16］，這三個來源在配置 中可以互相增強，以致系統水平的不確定性被減少，經濟的知識基礎就此形成。
根據這種思想，Leydesdorff等提出了技術、組織和區域關系三重螺旋模型的經 濟知識基礎 測量方法，簡稱TH算法［9］。用或然熵測度技術、組織和區域三個維度的相互信息 ，三維之間的信息流導致負的Shannon熵，或減少系統水平的不確定性，而不確定性的局部 減少能被認為是系統自組織反應的結果。這種復雜的現象不是技術、組織和區域各子系統或 它們關系的結果，而是來自配置效應［17］。
在Leydesdorff等的實證研究中，他們用郵政編碼代表地理區位，公司大小代表組織， 部門編碼作為技術。利用此方法，Leydesdorff、Wilfred Dolfsma和Gerben Van der Panne 對荷蘭經濟的知識基礎進行了測量［9］，Leydesdorff、Fritsch對德國的知識基礎 進行了測量［18］，Lengyel、Leydesdorff對匈牙利的知識基礎進行了測量［10 ］。但得出的結論與直覺正好相反――中技術比高技術更有利于經濟知識基礎的建設，即 通過中等技術的知識擴散比高技術的知識創造對區域經濟更重要，原因是中等技術制造業是 鑲入區域的，而高技術產業是設置在國家或者國際水平上，更趨向于分解區域內的知識基礎 ［9,18］。高?波等：基于省域的經濟知識基礎與創新表現實證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0年 第12期
技術、組織和區域關系三重螺旋模型相對以往測度經濟知識基礎的理論不僅在方 法論上進行 了創新，提出與原來思路完全不同的分析工具，而且該方法能夠解釋知識的配置和系統進化 的動力問題，但Leydesdorff等卻沒有在他們原來理論基礎上對經濟的知識基礎與創新的表 現進行研究，而這個問題對政府政策的制定具有非常重要的實踐意義。因此，本文嘗試從實 證角度研究經濟的知識基礎對創新表現是否具有顯著效用。 因此我們的第一個假設是：H1：基于技術、組織和區域關系三重螺旋模型的經濟知識基礎是否對我國 的創新表現有顯著影響？
在Leydesdorff 等的技術、組織和區域關系三重螺旋模型中，“企業規模”被作為組織螺旋 的一個。而組織也能從“企業所有制”的角度進行劃分，另外，“企業所有制”不僅是 劃分組織的重要指標，而且還是區分官產學關系的重要方面關于官產學關系三重 螺旋模型有三種典型的類型――集權式、放任式和交疊式。這三種模式是根據政府作用的強 弱進行劃分的，而不同所有制類型企業的比重是衡量政府作用的一個重要方面。如國有企業 占絕對比例的國家，其模式基本屬于集權式。。“企業所有制”能代替“企業規模 ”作為技術、組織和區域關系三重螺旋的一個螺旋嗎？因此，我們的第二個假設是：H2：“企業所有制”類型能否作為技術、組織和區域關系三重螺旋模型中組織 的螺旋？“企業所有制”類型對創新表現是否有顯著的影響？
在Leydesdorff等的研究中得出的結論是中技術比高技術更有利于經濟知識基礎的 積累。基于這個結論，我們是否能得出中低技術對區域創新表現的貢獻更大呢？這個問題需 要進行實證檢驗。因此，我們的第三個假設是：H3：中技術對區域創新 表現的貢獻是否比高技術更大？
2 模型設計和數據
2.1 模型設計
本文依據技術、組織和區域關系的三重螺旋模型觀點設計計量模型。主要思路是區域R& D及 其他因素投入，和知識基礎共同決定區域創新的表現。因此計量模型中，因變量是區域創新 的表現，以往很多學者用授予專利數或發表的SCI論文數作為創新表現的變量，由于SCI 論文數與經濟聯系較遠，不太適合，這里選擇年授予專利數作為因變量。因為OECD的知識經 濟指標體系中就把專利作為知識產出的首選指標。但該指標的缺點是只能反映數量，不能反 映質量。Leydesdorff et al.的研究中，“技術、組織和區域”的三重螺旋結構被作為區域 經濟知識基礎，因此，自變量應該包括技術、組織和區域因素。但是由于我們研究的是我國 各省市的截面數據，實際上已經體現了地理的設置。
借鑒Leydesdorff et al.確定技術、組織變量的方法，我們用中、高技術企業數代表技術因 素，用大中小企業數來表示組織因素。模型中忽略低技術企業的原因除了低技術企業對知識 經濟貢獻小之外，還能防止出現多重共線性問題。除了三重螺旋模型中技術、組織因素對知 識產出的影響之外，投入因素也是決定知識產出的重要因素，因此，研發投入也應該作為自 變量加入到模型中。另外，還有其他一些因素，如人員的投入、人員的知識水平等也會影響 知識的產出，但這些因素的數據不容易獲得，為了不使回歸模型產生遺漏變量問題，我們把 因變量的前一期數據作為自變量加入到模型中。另外，為了檢驗假設2，我們給出了一些關 于企業所有制的變量，這些變量是國有企業數、私有企業數和合資企業數。
為了能夠把技術、組織和區域關系三重螺旋的協同共生思想體現到模型中，筆者采用技術和 組織變量交叉的形式，雖然這樣不能完全體現三重螺旋的協同共生思想，但也是本文的一個 嘗試。
2.2 數據
本文因變量和自變量的相關數據均來源于《2009中國統計年鑒》、《2009中國高技術統計年 鑒》和各省、直轄市、自治區2009年統計年鑒中工業的相關數據。
本文的地理區域為我國的省、直轄市和自治區一級的行政區域，除香港、澳門和臺灣外，有 22個省、4個直轄市和5個自治區，共計31個樣本。
產業技術方面，我們利用OECD關于產業技術水平的規定，對我國工業進行分級，如表1所示 。其中，為了簡化計算，中高技術和中低技術合并為中技術產業，并統計各省市高、中技術 的企業數。由于在我國相關年鑒中，第三產業的相關數據不完全，所以，未能把與知識基礎 聯系緊密的知識密集型產業考慮在內，這是本研究的一個不足。除地理分布、產業結構外，不同大小公司之間的勞動分工也被認為是影響知識基礎的重要因 素［12］。在統計年鑒中，我國關于大中小企業的劃分如下表2所示。由于統計年鑒 中統計的企業都是主營業務收入在500萬以上的企業，缺少500萬元以下企業的統計，這樣的 樣本實際上減少了小型企業的數量，不利于對小型企業的分析。
3 計量分析結果和解釋
通過計量統計分析，我們得出如下表3中的結果。其中，異方差的檢驗線性模型用BP test， 非線性模型用white test。模型1、模型2、模型3和模型4經檢驗是同方差的， 可以直接采用 OLS方法；而模型5、模型6經檢驗有異方差，所以，需要采用Robust方法。3.1 檢驗―1
首先，檢驗第一個問題――技術、組織和區域關系的三重螺旋作為知識基礎對我國創新表現 的影響是否顯著。這個檢驗通過不帶交叉項的模型1、2和帶交叉項的模型 分別代表在10%、5%和1%水平上顯著。5、6系數估計量顯 著性的比較能夠得出。在模型1、2中，自變量――中高技術企業系數估計量都不顯著，只有 大中企業估計量統計意義顯著，而在模型5、6中，絕大多數自變量系數的估計量統計意義非 常顯著，而且像研發、中高技術企業、以及一些交叉項，其自變量經濟意義也比較顯著。可 見，以技術、組織和區域關系存在的三重螺旋對我國創新表現的影響確實顯著。
3.2 檢驗―2
這里我們對第二個假設進行檢驗，即組織的所有制類型是否能夠代替組織大小成為技術、組 織和區域三重螺旋模型中的一個螺旋，組織的所有制類型對創新的影響是否顯著。由一般經 濟分析可知，大中型企業由于資金充足、人力資源雄厚，因此技術水平也較高，相反，中小 型企業的技術水平一般較低；而在不同所有制類型中，對中高技術的偏好應該沒有多少差異 。所以，一般經濟分析是組織的大小比組織的所有制類型更適合三重螺旋模型。表3中，模 型1和模型2是沒有三重螺旋思想的回歸模型。比較這兩個回歸模型可知，在有所有制類型的 模型1中，中高技術產業、國企、私企和三資企業的系數估計量統計上都不顯著；而在分企 業大小的模型2中，大型企業和中型企業的系數估計量統計上非常顯著，初步可以說明組織 的大小比組織的所有制類型更能夠解釋區域創新的表現。再看模型3和模型4，這兩個模型是 嘗試把組織所有制類型代替組織大小而建立的有三重螺旋思想的模型。由它們的統計顯著性 可知，組織所有制類型不能代替組織大小作為三重螺旋的一個螺旋來解釋經濟的知識基礎問 題。
雖然組織的所有制類型對創新表現沒有直接的影響，不能代替組織大小作為三重螺旋的一個 螺旋，但它對區域創新的表現還是有間接影響的。通過官產學關系三重螺旋模型可以進行分 析，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企業、大學都由政府統一規劃、管理，創 新模式屬于政府主導型。改革開放后，我國逐漸確立起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經 濟改革的主要方向，國家或政府對企業的干預越來越少，我國的創新模式也逐漸向重疊交互 的創新模式過渡。三重螺旋模型創新模式類型的最主要表現就是企業所有制類型所占的比例 ，在政府主導型創新模式中，國有企業占絕對比例，而在重疊交互的創新模式中，國有企業 不再占很大比例，企業間的運作主要是靠市場手段，政府的作用也不再是直接干預，而是間 接營造良好的經濟發展環境，政府、企業和大學三者之間以平等、獨立的身份聯合參與創新 ，這樣能夠增加三者之間系統交互的質量和密度。所以，由國企占主導向多種所有制并存的 改革標志著創新模式也從政府主導向重疊模式的過渡，實質上將有利于增進系統交互的密度 和質量，它對知識基礎的積累及創新的表現作用是間接的。關于組織所有制類型對知識基礎 作用的實證，可以考慮應用時間序列或面板數據，這方面的研究有待以后繼續深入。
3.3 檢驗―3
關于假設3――高技術和中技術對區域創新表現的貢獻是否有差異。這個問題的檢驗需要參 考模型2、模型5和模型6。在沒有三重螺旋作用的模型2中，高技術的系數估計量要大于中技 術的估計量，盡管在統計意義上都不顯著。這基本可以說明一般研究中得出的高技術產業對 區域創新表現的貢獻更大和更有利于知識基礎的積累和創新表現的結論是在沒有考慮系統交 互協同作用下得出的結論。模型5中，高技術系數估計量統計意義不顯著；模型6中，中技術 對區域創新表現的效應為0.539 3，高技術的效應為0.112 3（各交叉項的系數分別乘以大中 小 企業數的平均數，求和），所以，可以得出中技術比高技術對區域創新表現的貢獻更大。總 結這兩個分析可以得出較為科學的結論――中技術比高技術更有利于區域知識基礎的積累是 有條件的，條件就是在技術與組織、地理產生系統共生的系統自反應機制下，而在這種機制 作用較小的條件下，該結論不一定成立。得出這個結論的內在機制是――相對于區域的創新 擴散，高技術制造業更聚焦于國際生產和全球市場。
4 主要結論和局限
本文以技術、組織和區域關系三重螺旋模型為理論基礎，利用計量經濟模型方法對我國經濟 知識基礎的一些問題進行了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結論。
第一，“技術、組織和區域關系的三重螺旋”作為經濟知識基礎，對我國各省市創新的表現 有顯著影響。
第二，本文實證結果支持了相對組織所有制類型，組織大小才是組成“技術、組織和產業三 重螺旋模型”的一個螺旋，它更能與不同技術水平的產業相協同，對創新表現的影響更直接 。利用官產學關系三重螺旋模型分析可知，組織所有制類型對知識基礎的影響是間接的，主 要通過促進創新向重疊模式的過渡來增進系統交互的密度和質量，以達到對經濟知識基礎的 推進。
第三，當技術與組織、地理產生系統共生的系統自組織機制作用發生時，中技術部門比高技 術部門對創新表現的影響更重要。
本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第一，計量經濟模型設計中，利用中高技術和大中小企業類型的交 叉項不能完全反應三重螺旋的協同共生理念，這方面有待日后繼續深入研究。第二，自變量 設計中，中高技術企業數量、大中小企業數量雖然能夠反映知識基礎的數量，但在反映知識 基礎質量上有一定局限。第三，數據和樣本問題。由于缺少各地市的相關數據，僅能提供31 個省市自治區的樣本，樣本數量少；另外統計年鑒數據不包括主營業務收入在500萬以下的 小型企業，將給計量結果帶來偏差。第四，回歸方法可能忽略基于官產學關系和知識投入產 出關系過渡階段帶來的區域差異。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Foray D. The Economics of Knowledge［M］. Cambridge, MA: MIT Pr ess, 2004.
［2］OEC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Scoreboard［R］. Paris: OECD,200 3.
［3］Braczyk H J, Cooke P, Heidenreich M. (Eds.).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M］. London/Bristol PA: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Press, 1998.
［4］Carlsson B. Innovation Systems: A Survey of the Literature from A Schum pete rian Perspective［C］.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0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 tional Joseph A. Schumpeter Society, Milan, 10-12 June 2004.
［5］柳卸林.中國知識經濟發展階段的指標分析［J］.中國軟科學,1998,(12): 9-11.［Liu
Xielin. The Index Analysis of Development Stage of Chinese Knowledge Economy ［ J］. Chinese Soft Science, 1998, (12): 9-11.］
［6］吳季松.知識經濟［M］.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1998. ［Wu Jisong. Knowledge Econ omy ［M］. Beijing: S & T Press, 1998.］
［7］孫敬水,蔣玉珉.知識經濟的測度方法及分析比較［J］.統計研究, 1999,(7): 21-26.
［Sun Jingshui, Jiang Yumin. The Measure Method and Comparison Analysis of Knowl edge Economy ［J］. Statistic Research, 1999,(7): 21-26.］
［8］David P A, Foray 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y of the Knowledge Society ［J］.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2002, 54 (171):9-23.
［9］Leydesdorff L, Dolfsma W, Panne G V. Measuring the Knowledge Base of an Eco nomy in Terms of Triplehelix Relations among ‘Technology, Organization, and T erritory' ［J］. Research Policy, 2006, 35:181-199.
［10］Lengyel B, Leydesdorff L. Measuring the Knowledge Base in Hungar y: Triple Helix Dynamics in a Transition Economy［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 nual Conference of the Hungarian Association of Economics, 19 December, 2007.
［11］Etzkowitz H, Leydesdorff L. The Triple Helix of UniversityIndustryGove rnment Relations: A Laboratory for Knowledgebased Economic Development［J］. E ASST Review, 1995, 14 (1): 14-19.
［12］Storper M. The Regional Worldterritorial Development in a Global Economy ［J］.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7.
［13］Lundvall B. A. Nat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M］. London: Pinter, 1992. ［14］Nelson R R.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A Comparative Analys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5］Marshall A. The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M］. London: Macmillan, 1920.
［16］Fritsch M. Cooperation and the Efficiency of Regional R&D Activities［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4, 28:829-846.
［17］Jakulin A, Bratko I. Quantifying and Visualizing Attribute Interactions: A n Approach Based on Entropy［R/OL］.省略/abs/cs.AI/0308002, 2004.
［18］Leydesdorff L, Fritsch M. Measuring the Knowledge Base of Regional Innovat ion Systems in Germany in terms of a Triple Helix Dynamics［J］. Research Policy , 2004, 35:1538-1553.
Study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vincial Economic Knowl edge Base and Innovative Performance
GAO Bo1 NIU Panqiang2,3 DONG Yifeng4
(1.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Jinan Shandong 250014, China; 2. School of Media & Design, Shanghai Jiaoton 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3. 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 nt,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52, China; 4. Department of Ec onomy and Management, Shandong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Jinan Shandong 25 0014,China)
Abstract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measure economic knowledge ba setheory, the triple helix model of technology, organization and location relatio nshipis not only innovative in the aspect of methodology, but also brings fortha means of analys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original idea. This model can exp lain the pr oblem of the motive power of knowledge configuration and system evolution whichis v ery significant to the government’s policymaking, while Leydesdorff didn't st udythe economic knowledge base and innovative performance according to the previou 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