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安全觀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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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觀論文范文第1篇
論文關鍵詞：安全；國家安全；韓非子；法治
先秦時期我國社會政治思想領域出現了百家爭鳴，百花爭艷的景象，這一時期也逐漸形成和沉淀出了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精華，其中尤以儒墨道法四大流派影響甚大。在諸子百家中的法家學派的韓非子又因為博采眾長，成為先秦諸子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子的思想托起了一個強大的封建帝國，并影響了數千年的中國封建政治。在前人研究韓非子的一些文獻中，多是從法學的視角和層面來研究韓非子的思想的，比如對韓非子的“法”、“術”、“勢”的思想體系，韓非子法學思想的研究等等，少有從政治學角度對其國家安全觀進行研究的。鑒于此，筆者通過對韓非子文章的研讀，試圖從政治學的角度從不同層面對其政治思想特別是國家安全方面的思想進行研究，從中對我國當下的國內國際安全方面也有一定的啟發和意義。
一、安全的涵義及對文中“國家安全”的界定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探討安全問題首先應當弄清楚安全概念及在文章中的界定，這樣我們才有了研究安全問題的基點和出發點。在古代漢語中，并沒有安全一詞，但安字卻在許多場合下表達著現代漢語中安全的意義，表達了人們通常理解的安全這一概念。安全作為現代漢語的一個基本詞語，在各種現代漢語辭書有著基本相同的解釋。《現代漢語詞典》對安字的第四個釋義是：“平安、安全”。《辭海》對安字的第一個釋義就是“安全”，并在與國家安全相關的含義上舉了《國策·齊策六》的一句話作為例證：“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
我們知道國家安全一詞屬于現代漢語的范疇，先秦并無此說法，但是國家安全的思想卻是由來已久。其實，中國古代的王朝安危問題，亦涉及國家間的問題。雖然先秦國家的概念與現代國家的概念有一定的差別，但古今國際政治具有共通性。由夏、商、西周、春秋和戰國時期的共主國、諸侯國和少數民族政權構成的國家行為體，它們已經具備了領土、人口、軍隊等國家構成的基本要素及擁有部分的對內與對外權限，這無疑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國家的本質屬性。在春秋戰國這一四分五裂的動蕩時期，各國所要解決的就是王朝存亡，國家安危的重大政治問題。當然，這里所講的安全，與現代國家安全是有很大差異的，在此就不比較古今國家安全的異同。總之，先秦文化區域下的國家安全觀指的就是先秦國際政治行為體之間為了彌補自身實力的不足，通過結盟獲得更多的國家權力，實現該時期國際體系中力量結構的重新分化組合，以有效維護自身國家安全的一種國際政治理念。
二、從政治、法律、文化、軍事和社稷安全方面分析韓非子的國家安全思想
（一）韓非子的政治安全思想
在政治主權極不穩定的先秦，韓非子極為敏銳地觀察到了一個事實：戰國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矛盾、斗爭促使君主更加集權、專制，因此，極力鼓吹君主專制主義理論，促進了戰國時期中央集權和君主專制制度的形成、發展。他主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執要，四方來效”，國家的大權，要集中在君主一人手里，君主必須有權有勢，才能治理天下。韓非子極力推崇的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對整個封建王朝有著深遠的影響。迎合了當時統治者的心理也有利于統治階層的統治。這一制度措施對政治穩定起到了巨大作用，適合當時的動蕩局勢，有利的保障了國家的政治安全。在權術方面，熔法、術、勢三者于一爐，權勢不可借人，君主恃勢不恃信，主有術而御臣，使術走向智謀狀態。韓非的這些政治權術思想，反映了新興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和要求，為結束諸侯割據，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提供了理論依據。秦始皇統一中國后采取的許多政治措施，就是韓非理論的應用和發展。
（二）韓非子的法制安全思想
韓非子的法制思想是其思想體系中最突出也是對后世影響最大的。他認為國家安全和強大的出路就在于法制。他說：“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所以他不斷強化法的公開性、公正性、統一性、穩定性、權威性，走法治之道。韓非子的法制思想對當時的秦國安內有很大的幫助，從制度層面上使國家機器具備了法律依據，更為重要的是給世人及早的灌輸了法制理念，對后世的影響可謂深遠。他不但強調國家實力是根本，甚至認為外交無助于國家強大。韓非子的法治思想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1、以法律統一社會，強調法律的規范性。法可以作為規范社會的統一標準。韓非主張：“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2、用法律強制社會，維護法律的權威性。法家以賞刑為推行法治的二柄，主張刑多賞少，輕罪重罰。韓非說:“夫嚴刑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韓非的“法”在名義上是賞罰并舉，實際在運用過程中就是刑，即“殺戮禁誅謂之法”，“刑”成了治理國家的主要手段，它只能由君主壟斷。
（三）韓非子的文化安全思想
韓非子在文化方面強調“以法為教，以吏為師”。韓非子反對和批判“私學成群”的儒家教育，主張和提倡“聽吏從教”的法家教育，“廢先生之教”，培養智法之士和耿介之士。“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生之語，以吏為師”。韓非子提出了著名的法家教育綱領。所謂“無書簡之文”、“無先王之語”，實質就是要廢除、清算古代奴隸制的文化典籍和道德說教，特別是儒家所尊崇的禮、樂、詩、書和仁、義、孝、悌這一套東西，并從而實現韓非子的以法為教”的主張，其核心主張為“以法治國”。韓非子認為文化教育對一個國家的穩定發展和君主的統治起著重要的作用，從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上對國民進行教化，最終都是為統治階級更好的統治服務的，也是為君主統治的國家穩定發展服務的。
（四）韓非子的軍事社稷安全思想
韓非子在國家社稷軍事安全方面的思想表現為“重農固本，強兵備戰”。韓非子說“富國以農，距敵恃卒”，爭于氣力之世，明君必“務力”，“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養成“耕戰有益之民”，以利驅人：耕者富，戰者貴。韓非子非常重視人為在農業中的作用。韓非是一個“務力”的政治思想家，他反復奉勸君主要“明君務力”。韓非認為，致力于土地的人就富有，致力于戰場的人就強盛，不堵塞富強之道就可以稱王。富靠農耕，強靠戰事，只有耕戰才能使國家富強，富強既是國家務力的結果又是國家務力的表現。無疑韓非子在社稷和軍事安全方面的認識和思想對其國家的發展穩定有極大的力促作用。同時，韓非子是現實的物質決定論者，他認為人是自私的，因此爭奪是不可避免的，國家只有強大才能保住自己的利益，所以，相對實力是國家興衰和國家間關系的決定性因素。韓非子對于社會沖突起因和國家間關系的認識都是物質主義的。對于事關國家安危的戰爭問題，韓非子則不問戰爭的目的是否正義，而只關心戰爭勝負。他說：“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強而威立，雖有后復，莫大于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萬世之利?”韓非子是那個時期最為獨特和堅定的物質決定論者，從近代的國際關系學理層面來定位，韓非子堪稱是先秦時期的現實主義大師了。
通過對《韓非子》五十五篇的研讀，其中涉及國家安危存亡的句子繁多，并且已形成系統性的認識，從前文中韓非子在政治、法制、文化、社稷和軍事安全方面的思想分析我們可以概括出在當時特定的時期和歷史環境下，韓非子所服務的秦國的國家安全思想就是在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下，對內安內，發展經濟軍事達到富國強兵，對外兼并其他諸侯國，以實現統一六國。其實可以簡單的理解為就是如何把一個國家治理好。這些都是相輔相成，一脈相通的。可以簡單的認為治理好了國家就能實現國家安全了。當然治理國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們在研讀韓非子的思想時，總結出了其關于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治國方略。治國方略是治理國家應該遵循的基本原則，是治理國家中的具有戰略性的指導原則和全盤性的計劃、方針、政策和策略。韓非的治國方略主要可以概括為：“循天守道、因情而治、賞罰依法、治吏引綱、務力耕戰”。治國方略體現的不僅僅是韓非子的政治思想，其實更映射出了其在國家安全維護方面的認識和措施方法。
國家安全觀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互不干涉內政 人道主義干涉 利比亞
一、互不干涉內政原則的理論依據
關于不干涉內政原則，是建立在互不干涉內政的國際法原則之上，而互不干涉內政從本質上講應當是一種嚴格的國家責任，即屬于一國的內部事務，如果不涉及其他國家或者其他國家公民、法人的利益，這種嚴格的國家責任是建立在充分尊重一國的基礎之上，尤其是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當一國以涉及人權、民族矛盾、種族矛盾、區域民族獨立等借口使用軍事力量或者經濟封鎖等其他手段直接或間接干涉他國內政的時候，這種嚴格的國家責任顯然有著很強的保護性作用，而且是國際法的正確規則。國家之獨立乃國際法之基礎，由于干涉是破壞國家獨立之行為，因此也就違反了國際法。更有學者從人權保護的角度來論證國家內政之不可干涉性。認為所謂的國家被賦予合法性的資格．是因為人權的保障不可能處于一個真空物之中，需要某種政治機制去定義、促進及保護。而政治組織本身就是一項重要的人權，而國家是國際社會的一分子，一國的社會則是立論在與的前提上。因此，干涉一國內政將構成基本權利的雙重違反：一是人民能平安無虞地生活在沒有外國人干擾的政治環境下的權利；另一則是國家本身基于其國內社會成員所享有的和之權利。如果僅僅從嚴格國家責任的角度來看利比亞國內局勢，我們不得不接受一個結論即利比亞的國內局勢從根源上應當取決于利比亞國內的政治力量之間的較量，無論是卡扎菲還是反對派，任何其他國家軍事或者經濟力量的支持都是違反互不干涉內政原則的，因為利比亞作為國際社會的獨立的一份子，其政治經濟發展的取向應當完全取決于利比亞人民的意志，這是自由最為基本的要求，這也是國際社會最低限度的平等的體現。
但這樣的結論顯然不能被國際社會所廣泛接受，從朝鮮戰爭到越南戰爭，從兩伊戰爭到伊拉克，盡管我們在對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采取各種所謂的為何措施之前，總會給自己找到一個或幾個合適的借口，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從整個二戰以來，局部戰爭或是一國內戰中強國對其內部政治力量的支持和干預是明顯存在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趨勢，而當前國際社會中存在的干涉他國的內政往往是因為干涉者們對于其他國家的社會缺乏整體上的認識，對一國的經濟、政治、公民權利、以及民族種族關系等存在認識上的偏差，從而否定該社會與其政府之間的和諧性，因此對其實施干涉，這是缺乏對一國社會狀況充分了解與人權保護狀況充分取證的基礎上做出的不尊重涉國的行為.在今天，概念在歷史上不斷演變，其在國際法上被認為有兩個方面的屬性，即外部獨立與內部自主。“外部獨立”可以理解為國家不受其他國家或組織之干涉與控制，這是一種正式的法律狀態；“內部自主”則是指國家自行處理其國內事務之能力，是一種實質而非形式的狀態。
因此．基于概念在國際法上所凸顯出國家之獨立、自主屬性，國際法遂產生兩項原則，即不干涉內政原則與平等原則，此二者正是國家的兩個方面。不干涉內政原則是來自國家概念中的“內部自主”特性。所謂的不干涉是指國家和國際組織對屬于其他國家內部管轄事務的不干涉；而干涉代表著對國家和法律權益的損害。也就是對國家的侵害。
二、互不干涉內政原則的例外：人道主義干涉
人權問題一直是各國學者爭論的焦點，而人權保障也是有著并不能統一的國際標準從而使得人權問題一度成為國家間相互攻擊的工具，而人道主義干涉則成為國際社會保護人權的方式，盡管聯合國安理會在人道主義干涉事務上存在或多或少的爭議，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國際人道主義干涉對于保障一國的政治穩定與國家安全，最主要的是保障人權，存在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利比亞內戰爆發，這對任何生活在利比亞的本國或他國公民都是沉重的打擊，在戰亂狀態下，人民最基本的生存的權利都無法得到保障，從新聞媒體所能獲得的信息來看，自利比亞爆發內戰開始，雙方估計有10000至20000人死亡，而這個數字目前一直保持著上升的趨勢，其他國家在利比亞的投資也將受到毀滅性的打擊，如此慘絕人寰又何談人權，何談正義。由此可見，聯合國的人道主義干涉在保護最底層人民基本生存權利方面是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的，但我們同時應當正確認識人道主義干涉的性質。
人道主義干涉是國家、國家集團、國際組織主要為保護涉國的國民不被普遍剝奪國際上公認的人權，而使用武力或使用其他強制措施。由于各國社會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價值觀念以及民族傳統的不同。再加上一些國家將人權作為推行其對外政策、干涉他國內政的一個借口，使得人權及人道主義干涉在當代國際關系中更具有復雜性。與此同時，美國霸權主義的影響以及西方國家竭力在全球推行其價值觀，推動聯合國走向“新干涉主義”。筆者認為《》第2條第7款之所以采用“本質上屬于”國內管轄事項的措辭，是為了防止聯合國干涉那些本質上屬于國內管轄的事項，條約義務涉及的人權事項，是本質上屬于國際法的問題，但人權的實施特別是司法保護則主要或基本上是依靠國內的機制，從這一點上講，有條約義務的人權事項，可以被視為本質上屬于國內管轄的事項。只要存在著國家的，這種觀點始終是能夠成立的。而人道主義干涉的依據在于：涉國對本國國民實行殘暴或迫害的罪行，以致否定他們的基本人權并且使人類良心震驚，這種行為就不再是純屬該國管轄的事務。
人權進入國際法領域后，與人權關系的實質在于國家的行使與人權的國際保護之間的界限、規則。二戰結束后，原來被東西方對峙局面掩蓋著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種族矛盾日益凸顯，國家內部沖突明顯增加，人權的國際保護重新引起世界各國的重視。在全球化的新的條件下，舊式的國家安全觀必須加以調整和充實，新觀念的“國家安全”不只是一種對外的、單純防御的東西，還應當包含國家內部各種利益團體的良性互動，如政治開明與民主程度、民族融合與團結程度、社會安全與穩定程度、經濟發展與開放程度等，在這個意義上，一個國家承擔人權保護的國際義務，是基于其國家內在的需要，另一方面，人權保護的實施必須以國家為保障。即使一國參加了人權公約承擔了人權保護的國際義務，人權保護仍然要通過該國國內的立法、司法、行政體制得以實施。
三、互不干涉內政原則在全球化時代遭遇的挑戰
在全球化時代的今天，其直接的結果是把整個世界連成了一張緊密無間的網，各個國家的利益也逐漸形成了一個整體，在全球化的作用下，影響都是全球性的，各個國家都開始懂得集體利益就是國家利益，各自明確自己的責任和義務尤其的重要。
同時，從國際政治理論看，國際社會的秩序是與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密不可分的，而且在這種狀態下，國際法既是平等共處的各個國家之間相互協調關系的產物，同時又對這種關系起引導作用。針對目前世界各國之間存在著貧富強弱、大小的差距．堅持國家原則和平等原則，反對單方面的人道主義干涉，是當今維護國際社會穩定與發展的必要保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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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張麗華 傳統理論發展脈絡探析[期刊論文]-長白學刊 20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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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觀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詞：工程項目；安全管理；安全事故
中圖分類號：E271文獻標識碼： A
一、工程項目安全管理，安全意識是基礎
深化全員培訓，提升安全綜合素質。貫徹落實工程項目全員安全“強素質工程”，將安全理念及知識列為所有培訓班的重要內容，當成必學必考課程。管理層，要重點加強國際、工程項目一流的先進安全理念和方法培訓，提升安全管理力、決策力，做到正確決策，安全決策。管理層，要重點加強安全管理系統知識和法規理念的培訓，提升安全專業化管理水平，不斷提高安全策劃水平，逐步達到人人懂安全，人人重視安全，人人管理工程項目的局面。操作層，要根據崗位要求實施按需培訓，不斷強化“七個能力”培訓，即基本的安全意識、基本安全操作、基本危害辨識與控制、基本的監護、基本應急逃生、基本自救互救、初期災害的處置能力的培訓，增強安全培訓的針對性和實效性，增強安全執行力的落實。
堅持不懈實施班組長安全素質提升工程。班組長在現場管理中的作用無可替代，十分重要。按照國發23號文件的要求，保證班組長每年培訓不少于24學時的要求，人力資源和安全管理部門共同進行在崗班組長安全能力水平和素質狀況調研分析，根據中心班組長能力和素質的實際狀況，做出班組長素質提升的培訓方案，確保培訓內容的連續性和不斷深化，持續提高班組長抓基礎安全的技能和水平，樹立班組長是本班組的工程項目第一責任人的權威，賦予班組長現場工程項目的決策權、組織權、評估驗收權、考核獎懲權、應急處置權等，對班組長工作給予大力支持，激發班組長工作激情。狠抓班組管理制度的梳理完善和執行落地，積極指導班組抓好人、機、物的優化配置，規范作業流程、工序轉換、交叉作業、巡回檢查等重點環節的管理和執行落地，推進實現基層班組工作要求指標化、工作內容標準化、工作步驟程序化、工作考核數據化。推進基層班組強化風險管理意識，優化風險管理模式，做到各環節風險嚴格受控。增強全員的相互關愛意識，自覺做到風險相互提醒、操作相互關注、違章相互糾正、安全相互保證。對發現的隱患立即提醒、逐級提醒、相互提醒，切實消除班組安全管理盲區，全面提升班組防范事故、保證安全的能力。
二、工程項目安全管理，安全文化是先導
安全文化是企業營造安全氛圍，建設本質性安全企業的前提之一，安全文化的核心是以人為本，安全文化建設的核心是人，把尊重人、理解人、關心人、調動人的最大潛能作為基本準則。一般情況管理工作的重點和難點問題都是要解決人的思想意識問題，只有靠先進的文化的素養的培育，才能逐步解決人的思想問題。安全管理也是一樣，靠安全文化熏陶，才能使之思想上得到重視，不斷引導和提高了人們對工程項目管理的認識，才能培養正確的安全意識，正確看待安全與效益的關系，才有可能產生自覺的、可控的安全行為。因此，工程項目安全管理應將安全文化建設作為安全發展的一項基礎性、戰略性工程來抓，不斷促進持續改進和全員參與，使企業安全文化在安全理念傳播與認同、安全環境布置與氛圍營造、安全業績考核與激勵等方面都有較大改善，員工從思想到行為基本做到“我能安全”。把中心成立以來的安全管理經驗和積淀進行總結提煉，參照國家提出的《企業工程項目標準化基本規范》和《企業安全文化建設評價準則》標準要求，把安全、環境和職業健康三個方面進行統一考慮，按照一體化管理的理念，進一步規范、確定和提煉，建立適應工程項目開發中心的安全文化體系。不斷扎實推進安全文化創建活動，為爭創工程項目企業安全文化建設示范企業奠定基礎。
培育積極的安全態度，結合工程項目開展的新一輪工程項目承諾制，開展我的工作我負責的安全承諾建設，按照企業法人代表對政府監管部門、管理層對企業法人代表、項目中心負責人對企業管理人、層層簽訂工程項目承諾，落實好主動承諾的責任制。在承諾的基礎上，開展工程項目誠信體系建設，所有的項目都納入到工程項目誠信體系中來，根據履行工程項目職責和踐諾情況進行授信評級，對安全誠信好，要給予一定的獎勵，并從政策等方面給予傾斜和支持；對安全誠信差，要列為重點隱患排查的名單，加大日常巡查力度，要公開曝光，限期整改。同時通過對多年安全文化建設實踐進行深層次的分析歸納，系統、全面地提煉其精髓與特質，形成中心工程項目的觀念文化、行為文化、制度文化和物態文化，完成中心安全文化的綱領性的文件手冊，指導各個基層單位培養安全文化氛圍，不斷推進符合企業特色安全文化的建設。
三、工程項目安全管理，基礎安全是關鍵
不斷提高安全管理的法治意識與職責意識。按照“安全第一、預防為主”要求和以法治安全的策略，在工程項目企業推進HSE管理體系的運行。要加強工程項目過程的安全風險管控。
加強對直接作業行為的引導規范。管理人員應認真履行自身的安全責任，要保持敏銳的安全觀察力，要不斷提高安全業務能力，在作業現場違章指揮，針對發現的“三違”問題，及時進行制止和糾正。要嚴格執行管理人員的工程項目責任制，選拔一些懂安全、業務熟練的人員充實到安全管理隊伍之中，為工程項目進行過程中對直接作業的安全監管提供必要人員保障。要健全完善工程項目的安全管理規章制度，使職工明白什么樣的操作程序和操作行為是符合要求的，什么樣的操作程序和操作行為是不符合要求的，切實規范直接作業的操作行為。
強化直接作業能力培訓。首先改變直接作業培訓方式方式，針對行業的特點，采取有針對性的方式，加強員工隊伍的作業技能培訓。其次是強化安全教育，提高員工安全意識，嚴格安全的崗前考核。第三是注重和典型事故案例的教育相結合，通過對事故產生原因、危害的分析，使員工引以為戒，舉一反三。
嚴格執行安全項目責任制。落實每個員工的工程項目職責，是工程項目工作應遵循的客觀規律。工程項目做為一個系統性工程，只有確保整個系統中各個環節、各個部位、各個工種達到本質安全，才能確保整個系統的安全。落實工程項目責任制，首先要加強對企業主要負責人、管理部門負責人、安全管理人員的安全考核，提高其安全意識，發揮表率作用。第二是督促一線班組長落實好責任范圍內的安全責任。定期不定期地對班組長進行安全考核，對那些只重工程項目效率不重視工程項目、不嚴格執行安全責任制、經排查所在班組的安全隱患多、“三違”多班組長及時進行更換。
嚴格執行崗位操作規程，有效減少和消除“三違”行為。習慣性“三違”現象是導致工程項目事故產生的最主要原因。對于檢查中所發現的習慣性“三違”現象要及時進行制止，在企業中進行全員教育，對于屢教不改的員工，要及時開除或換崗，同時對于能夠嚴格遵守崗位操作規程，工程項目工作做的較好的員工，及時給予表彰獎勵，激發出廣大職工自覺遵守操作堆積和工程項目法律法規的主動性，激發出自覺排查隱患的積極性，營造濃厚的安全氛圍，有效減少和消除“三違”現象，控制傷事故的發生。
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在企業安全管理體系下，隨著國家安全管理政策調整、工程項目行業標準修訂、市場需求變化，以及企業工程項目目標任務變化，結合不斷變化的企業內外部環境，工程項目管理中心須及時對安全管理制度進行修訂，使之具有時效性、針對性、可操作性。企業要根據統籌兼顧，協調發展的原則，做好安全管理組織機構的頂層設計。繼續建立完善與企業業務、發展規模相適應的安全管理組織機構，配套相關人員。結合中心改革發展的實際情況，認真研究解決安全機構設置、人員配備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和素質再提高問題，進一步完善安全管理機構，加強安全隊伍建設。
落實安全管理責任制，企業堅持工程項目管理委員會領導下的領導分管負責制，安全總監具體負責制，安全管理監督工作保持一部一站、部站分設的管理模式，安全處負責安全綜合管理工作，安全監督站負責安全監督工作。各管理區成立安全管理監督組，繼續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和監督網絡。做好調研和規劃，不斷配齊安全、職業健康專業管理人員，不斷提高業務的管、控能力。繼續貫徹落實三級安全主任監督、四級安全監督制，把符合條件的安全技術人員聘任到安全主任監督、四級安全監督崗位，同等條件下優先考慮取得注冊安全工程師資格的人員。
四、工程項目安全管理，管理體系是重點
進行新一輪全員安全管理體系知識培訓，重點宣貫GB/T28001-2011新標準，加強對安全管理體系的深度培訓和理解，增強全員安全管理體系的執行意識、風險意識，使全員了解管理體系的實質，強化安全風險核心管理，有效開展工程項目和管理過程的安全危險危害因素辨識和風險評價活動，全面提升對工程項目進行風險的管控能力。
強化事前預防管理，進一步明確責任，按照《工程建設項目安全設計管理導則》，在新建設項目、新技術推廣、新工藝應用、新設備采購等環節上，在設計階段就進行危險與可操作性的風險研究分析，做好安全危險危害因素識別、風險分析，落實風險控制措施，把可能的隱患消滅在事前階段，提高單位對項目風險的管控能力，做到安全關口前移。
加強體系內部審核的管理，重點培養一批有審核能力的內部審核員。采用內外培相結合的方式，培訓一批即懂得各項業務又懂安全管理體系理論的內部審核員，解決內部審核員缺乏和能力不足的問題，不斷滿足內部審核的需要，規范和有效開展內部審核活動，逐步為實現自我管理、自我約束、自我激勵、閉環管理、持續改進提供人才保障。
全面貫徹落實工程項目企業標準化規范化要求，近年來，國家工程項目監督管理總局出臺了《企業安全工程項目標準化基本規范》等工程項目標準化規范。企業應以此為契機，組織技術人員進行“工程項目企業標準化規范”與安全管理體系異同點的研究，整合相關標準和要求，開展工程項目標準化評比工作，對已達標的分項目，要分級指導和監管服務，幫助提升水平、加快改進；對未達標的分項目，以及尚未開展標準新建、改建和擴建以及有新工藝工程項目的分項目，要抓緊組織制定地方安全標準和規范，全面推進標準工程項目作，切實把中心安全管理體系與之有效整合，結合實際，優化建立一體化的體系，既滿足國家標準化規范的要求，又符合中心安全管理體系的要求，便于運行和管理，減少管理內容重復現象的發生。
完善企業工程項目管理委員會職責，探索企業工程項目管理委員會對解決重點、難點安全管理問題的管理評審機制和項目化運作機制，負責人親自實施項目掛帥。出臺相應的運作制度，定期開展管理評審和項落實活動，確保安全管理工作的領導力和有效決策，不斷推動安全管理體系扎實有效的運行和持續改進。
繼續規范和完善運行模式，按照基層班組的工程項目類型，利用系統化的思想分別制定規范內容，把基層所有相關的安全管理工作全部納入到其中，重點圍繞工程項目進行的安全風險及其控制措施，進一步規范基層站隊在規定的職權范圍內應該做的事情和正確做事的準則，不斷強化職工的風險意識和操作能力，貫徹按標準做好工作就是工作的標準的要求。逐步實現安全管理唯一運行的文件，克服體系理論與實際操作在基層脫節的現象，克服體系的復雜化，基層不愿執行的現象。
強化安全管理體系的運行工作 ，體系運行就是落實管理體系規定的各項工作，我們需要好的體系，更需要好的落實，并且落實工作也是體系管理的一個最關鍵環節，無論多么好的體系，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落實，就變成一紙空文，更重要的是，不重落實一旦形成習慣和風氣，將會影響整個體系有效運轉，甚至會導致體系的失敗。體系運行是一個全要素、全員、全過程、全天候的執行過程，應事先進行培訓學習，起到宣傳警示的作用，使全員都做好執行的思想準備。體系應在任何情況下對所有的職工統一使用，一視同仁。在職工中不斷提倡格守制度規則是一種品格、一種素質，也是一種誠信，更是職工應盡的一種責任。
進一步融合體系運行與日常安全管理工作，在進行安全管理體系修訂工作時，充分探討安全管理體系與日常安全管理的關系，重點策劃好安全管理體系文件與日常工程項目活動的接口、與年度工程項目承包目標的接口、與新業務方面的管理接口、與上級不斷更新的管理要求的接口、與部門日常管理制度的接口等，策劃方案要達到即能保持體系基本文件結構和基本內容相對穩定，又能體現日常頻繁變化的要求，并能納入體系一體化運行。特別要策劃好與法律法規、標準的結合以及實際工作內容的結合，增強安全管理體系的符合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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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觀論文范文第4篇
中國的貿易依存度到底高不高
2006年，中國的貿易依存度已經超過了67％，其中出口依存度已經超過了37％。這樣高的貿易依存度在世界各大國的歷史上都沒有出現過，例如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美、日、德三國，目前只有德國的出口依存度超過了30％，日本和美國都在10％上下，日本在出口依存度最高時也不過16％，美國則從未超過12％，因此許多人認為中國已經不應該繼續允許貿易依存度的上升了。
如果未來25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平均為7.5％，貿易增長率平均為8％，則中國的貿易依存度肯定還會繼續上升，到2030年可能會上升到72％以上，這樣的戰略目標設計是否有問題呢？
當我們討論中國貿易依存度的時候必須看到一個新現象，就是發展中國家出口增長動力源的變化。自上世紀60～80年代東亞地區相繼出現經濟“起飛”的各經濟體，雖然都是靠出口高速增長帶動工業化加速，但外資企業在出口中的比重都不高。例如日本在上世紀60年代開始經濟“起飛”，可在出口中外資企業的比重幾乎等于“零”；“亞洲四小”在1970年代開始經濟起飛，外資出口比重不超過8％；而東南亞“五小虎”在1980年代開始經濟起飛，外資企業出口比重僅占到20％。但是在今天的中國，外資企業已經成為中國出口迅猛增長的主要的推動力，到2005年，外資企業出口比重已經達到58.3％。如果不是在“冷戰”結束后出現了新的全球化浪潮，發達國家產業資本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形成了巨浪，在中國也不會出現自1990年代初以來一直持續到今天的出口高增長，因此，絕不能用所謂的歷史規律來硬套中國今天的現實，只進行籠統的比較就提出中國貿易依存度過高的結論，而是應該依據國際經濟環境已經深刻改變的客觀現實，來重新認識與設計中國的對外開放戰略，否則就會痛失促進中國加快工業化速度的最有利國際機遇。
外資真到了該限制的時候了
據商務部《2004跨國公司在中國報告》，目前在輕工、化工、醫藥、機械、電子等行業中，跨國公司子公司所生產的產品已占據國內1/3以上的市場份額，在有些產業領域甚至超過了90％，在東南沿海地區的某些產業領域，外資企業已經形成了閉環的產業鏈條。在當前討論有關利用外資積極意義的時候，許多人似乎僅認為外資對促進中國就業有作用，而在經濟安全、技術創新、民族工業發展等諸方面，外資都已不具有積極作用了，在保護環境和抑制國內資產泡沫方面，外資甚至發揮了極為負面的影響。由于中國目前已經開始出現龐大的資本剩余，許多人認為目前已經到需要限制利用外資規模的時候了。
任何事情都有兩個方面，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而政策制定者的責任，是必須分清楚在一個事情中是好的一面大還是壞的一面大，權衡利弊才有正確的取舍。中國在資本方面雖然已經可以不依賴外資，但是在仍與發達國家存在很大科技與技術水平差距的階段，只要擴大引進的外資是帶有高技術含量的，從總體來說對中國就是有利的一面大。
前面的分析已經說明，由于新的全球化格局仍會繼續深入發展，發達國家下一步產業轉移的重點將集中到重化工業方面，而重化工業不僅是資本密集型產業，更是技術、知識密集型產業，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繼續鼓勵擴大外資流入所獲得的利益，將會通過中國重化工產業獲得更快的產業結構升級速度，更快地縮小與發達國家的技術水平差距等方面展現出來。反之，中國如果不抓住這個機遇，就會被其他發展中國家所獲得，中國就會在新全球化的增長格局中落后、掉隊。
外資流入擴大的確會對中國的許多重要產業領域形成控制甚至壟斷，但首先是要看這些生產能力是否可以被中國的經濟發展所利用，為充實中國的國家經濟實力作出貢獻。從改革開放以來轉移到中國的外資企業實際情況看，這些外資企業一般都會是先滿足了中國國內的需求，多出部分才拿來出口，有些行業中的外資企業目前外銷比率很高，但首要原因不是不愿意擴大內銷比重，而是在現階段中國的內需還吸納不了，隨著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外資企業的內外銷比率也會發生改變，也有許多外資企業原本就是奔著中國龐大的國內市場需求來的，這就是一個推動中國產出增長與滿足國內需求增長的過程。日本和“亞洲四小”在經濟起飛過程中的所謂“高速增長期”一般只能持續10年左右，但中國從1978年至今，已經創造出持續28年高增長的世界奇跡，其中不僅有改革開放的功勞，也是國際產業資本的轉移改變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周期。所以只要流入中國的外資可以服務于中國的供給與需求增長，盡管會在許多領域取得壟斷地位，仍是積極的一面大。
從另一方面看，由于發達國家的產業資本外移，已經導致了發達國家制造業增長速度的長期下降趨勢，以美國為例，制造業占GDP的比重1990年還高達25％，目前已經下降到13％，新世紀以來，美國制造業的年均增長率還不到1％，所以從總體上看，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首先是改變了中國等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經濟實力的對比關系，對發展中國家是有利的。
此外，由于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科技人才的工資水平，一般要比發達國家低80％，這樣就吸引了發達國家逐漸把研發中心也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使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科技人才得以迅速成長和擴大。外資企業雖然可以不斷擴大在中國的產業領域，但人才是可以流動的，這樣就為中國本土企業在未來的發展準備了人力資源條件。
沒必要擔心引進外資會阻礙中國的技術進步
許多人擔心，中國不斷擴大利用外資規模，會形成對發達國家的技術引進依賴，從而不僅會阻礙本國的技術創新，還會由于發達國家對技術轉移的限制，使中國的技術進步永遠落在發達國家的后面，甚至使國家安全失去保障。
從科技進步看，物質產業的發展才是推動科技發展的強大動力。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由于物質產業發展失去了比較優勢，已經被迫走上了只能以金融產品與發展中國家的物質產品相交換才能生存的“虛擬資本主義”道路，科技發展的速度因此而顯著緩慢下來。例如，美國最近幾年的GDP增長中，有超過50％是被房地產業拉動的，而在房地產業中，即便是建筑5A級的高智能化寫字樓，其科技含量也不超過15％，所以美國的許多精英人士都在擔心，由于美國物質產業發展的“空心化”，將會導致美國科技發展也停滯。2004年由戴爾、惠普等美國高科技大公司提供的一份報告說明，過去20年里，美國在全球高科技出口中所占的比例從31%迅速降低到18%。與此同時，中國、韓國和其他亞洲新興國家的高科技出口在全球出口中所占的比例則從7%上升到了25%。1989年到2001年里，美國的高科技產出只增加了一倍，但是中國的高科技產出卻上升了8倍多。報告還指出，美國培養的理工科人才也落在了亞洲國家后面。以2000年為例，亞洲國家的大學頒發了大約120萬份理工科的畢業證書，而北美洲的大學只頒發了大約50萬份畢業證書。人才培養速度的緩慢已直接影響到美國在理工科研究領域內的新發現。報告說，在1988年到2001年期間，美國發表的理工科論文只增加了13%；而包括中國、新加坡、中國臺灣和韓國在內的東亞國家則增加了492%。此外，亞洲新興經濟體投入研究的資金也直追美國。報告說，在1995年到2001年期間，中國、韓國和中國臺灣的研究投資增加了140%，而美國只增加了34%。
直到2004年美國的海外投資年收益仍然是正值，但當年美國的海外投資總額已經比外國投資到美國的投資總額少了3萬億美元。美國許多精英人士曾據此驕傲地說，這是因為美國的科學技術發達，知識產權的回報率高，但是2005年美國的海外投資收益卻首次出現了逆差，說明美國的科技進步速度與輸出知識產權的能力已經開始萎縮了。種種跡象說明，美國在科技創新領域內保持了半個多世紀的領先地位，如今已經開始動搖了。
反觀中國，目前正處在工業化中最艱難的“爬坡”階段，從長期看，國內能源、礦產和主要農產品(24.99，-0.51，-2.00%，進入該吧)都存在著巨大的供給缺口，也不可能永遠靠從國際市場進口滿足需求。發達國家以占世界13％的人口規模，卻消耗了超過世界2/3的能源與礦產資源，對中國和世界其他發展中國家來說，如果也走發達國家傳統工業化的老路，把完成工業化任務建立在石油、煤炭和鋼鐵等傳統能源與原材料上，根據世界現有的資源供給可能計算，大約只能維持30～40年，而且會面臨著劇烈攀升的資源產品價格與巨大的環境壓力。這就逼迫中國人必須依靠自己的勤勞智慧，向科技進步要發展空間，走出一條不同于傳統工業化道路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從而成為推動中國科學與技術發展的強大動力，并會據此占領世界科技進步的巔峰。
1994年，中國的機電產品出口第一次超過輕紡產品，成為第一大出口產品，十年后中國機電產品貿易首次出現了156.7億美元的順差，2006年前11個月則猛增到623.3億美元，增長了3倍。在2005年中美貿易中，按美方統計為中方順差2020億美元，在中美貿易所涉及的98大類產品中，75類工業制成品都是中方順差，其中不僅有消費品，機器設備和高科技產品也占有相當大的份額，23類初級產品則主要是美方順差。從這些變化不難看出，主要由重工業部門提供的機電產品，不僅已在很多領域能滿足我國經濟發展的需要，還能以強大的競爭力不斷開拓海外市場，而美國等發達國家在重工業產品方面，卻越來越依靠從中國的進口。
可以預計，在新的全球化時代，技術創新的中心將逐步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所以，擔心繼續擴大引進外資規模會阻礙中國的技術進步，是沒有根據的。
工資水平的提高不會明顯削弱中國國際競爭力
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中國進入新的經濟增長繁榮期，中國的各種生產要素價格水平都出現明顯上漲，這是否會使中國相對于其他發展中國家，逐步喪失長期以來的競爭優勢呢？
從工資成本的競爭優勢看，中國還可以保持20多年，這主要是因為中國的“二元”結構特征直到今天仍沒有從根本上消除，從城鄉收入差距看甚至比1980年代有所強化，而徹底消除中國的二元結構特征，恐怕需要30年乃至更長時間。二元結構使中國在今后長期內仍然會擁有龐大的農村勞動力剩余，這樣就會對中國的工資水平形成長期的壓抑，從而使中國對其他發展中國家保持著長期的工資成本競爭力。
中國的競爭優勢也產生于區域的二元結構，即沿海與內地的經濟發展差距。區域發展差距有其不利的一面，但是由于中國地域遼闊，東、西部地區間的經濟發展差距較大，在沿海地區要素價格上升后，企業還可以向內地要素價格低的廣闊區域轉移，一些小國則沒有這個條件，所以相對于世界其他發展中國家，中國沿海地區在要素價格上升推動下產業結構升級后，低端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通過向內地轉移，仍可以保持競爭優勢。
從土地資源條件看，根據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為國家發改委“十一五”規劃所做的一項研究，如果到2030年中國的糧食進口規模保持在5000萬噸，國內耕地的單產提高速度保持在改革開放以來的水平，則在目前的18億畝耕地資源中，還可以拿出1.5億畝來轉移到非農產業發展，平均到25年中每年約600萬畝，比改革開放以來年均耕地轉移規模還要高，因此土地供應也是有一定保障的。
從產業競爭能力看，中國的競爭優勢更明顯。因為下一步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會向重化工產業集中，而重工業的產業鏈條很長，發達國家只能首先轉移重工制造產業中某一個或某幾個生產環節，這就需要接受轉移的國家必須具備良好重工業基礎和很強的配套能力，以及素質優秀的技術工人。以機器和運輸設備占全部制造業產出比重來比較幾個發展中大國，2001年中國為32％，巴西和墨西哥為27％，印度只有19％；以當年該產業的產出規模比較，中國是墨西哥的4.5倍，巴西的7.7倍；從制造業的工人人數看，印度、巴西和墨西哥都在1000萬人以下，中國則超過了6000萬。所以，由于中國重工產業的發達程度明顯高出其他發展中國家，就必然會成為發達國家重工產業轉移的首選地。如果說在接受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方面，一些發展中國家對中國還有一定的競爭力，在接受重工業轉移方面，這些國家的競爭劣勢就太明顯了。
重化工產業是高附加值產業，工人的工資水平比較高，但是由于重化工業的勞動生產率遠高于輕工業，重工業比重的提升可以帶來工資水平的上升，從工資占產值比重看，卻可能是下降的。例如在中國目前的制造業中，機電產業的平均工資水平只比紡織和服裝產業部門高出20%～50％，但是人均產值卻高出3～4倍，所以如果重化工產業轉移成為主導潮流，工資水平的提高也不會對中國的國際競爭力有太明顯的影響。
人民幣匯率不存在真實壓力
“八五”時期以來，中國開始形成穩定的貿易順差格局，到“十五”末期，已經累計形成了超過380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其中“十五”時期累計的貿易順差超過了三個五年計劃期間累計順差額的55％。與此同時，1990年代初以來隨著中國利用外資規模不斷擴大，在資本項下也出現了不斷擴大的順差，這種“雙順差”格局，使國際社會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不斷高漲，在國內對人民幣匯率的討論中，也要許多人認為人民幣應該升值，那么在新對外開放戰略中應當怎樣安排人民幣匯率的走勢呢？
匯率是兩國貨幣的折算率，其基礎是兩國商品價格體系的比較，而各國商品的價格水平，則是由各國生產要素的價格水平所決定的。由于冷戰使南北國家的經濟發展長期隔絕，由此形成了南北國家間高達幾十倍的生產要素價格差距，即便是在冷戰結束后開啟了新的全球化時代，但是除了資本要素外，土地與勞動力要素仍不可能自由流動，這樣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的要素價格及其商品價格體系就不可能在短期內迅速拉平，而是會在未來十幾至二十多年內仍然存在著巨大落差，這個高達幾十倍的價格體系落差不是簡單地調整匯率就可以校正的。
國外經常以人民幣低估來作為要求人民幣升值的理由，但是從理論角度看，貨幣的對應物是商品，商品的價值不提升，貨幣的升值就沒有根據。舉例來說，在目前的中國，一畝土地用在農業生產方面，其價值只能以數百元計，但是若轉移到工、商業用途，其價值則會上升幾十倍甚至上百倍，這是因為土地作為生產要素在工商業領域所獲得的產出價值，可以比農業高出幾十乃至上百倍。同理，一個勞動力如果從事農業生產，一年所創造的價值只有千元左右，而轉為非農產業的勞動力，則可以創造出萬元以上的價值，所以當工業化過程中大量生產要素從低報酬率的部門向高報酬率的部門轉移時，就會導致各種生產要素的價值普遍提升，從而抬高了本國貨幣所包含的價值，這就是本幣升值的依據，這也是為什么各工業化國家都是在基本上完成工業化任務的時候，本幣才會出現較大幅度提升的原因。從這個意義上講，如果中國的地價和勞動力價格都上升到發達國家的水平，人民幣升值就有充足的理由，反之，在中國直到目前還有60％的農村人口，工業化剛剛進入到中期階段的時候，硬要中國脫離本國的經濟發展水平，通過本幣升值來提高本國的要素價值，才真正是對人民幣的高估。
從發達國家角度看，要求人民幣升值也不符合本國的最大利益。由于在新的全球化時代，一種完全相同的產品可以在兩個存在著巨大價格落差的經濟體系中生產和采購，發達國家如果仍然把生產和采購放在國內，就必然要支付高昂的成本和損失巨大的利潤，放到發展中國家生產和采購則可以大幅度降低成本和獲得巨大利潤，因此發展中國家的幣值上升就會導致發達國家的利益損失，這是已經進行了產業資本轉移的發達國家企業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已經從發展中國家進行大量采購和銷售中獲利的貿易、流通商所不愿意看到的。在新全球化格局中真正受損的是沒有能力向發展中國家進行產業和采購轉移的中、小制造商與流通商，以及部分失去工資崗位的產業工人，而他們實際上也已經從享受低價進口產品中獲益。所以，發達國家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聲音雖然一直不斷，但由于受到新全球化利益的左右，結局仍然會是“雷聲大、雨點小”，并不是真想通過壓迫人民幣升值來解決貿易平衡問題。
由于在今后長期內并不存在著對人民幣的真實壓力，人民幣升值的過程還是要與中國工業化的進展同步，具體說就是要保持在真實換匯成本的水平上就可以了。
怎樣看待未來10年貿易順差擴大問題
中國的收入分配矛盾需要通過擴大外需來緩解，而且新的全球化格局也提供了這種可能，但還需要研究有關問題。
一個問題是，貿易順差需要擴大到何種規模才對緩解國內凈儲蓄過度增長為有利。中國凈儲蓄過剩的一個表現是國內銀行體系的“存差”，1999年中國的存差額首次突破1.5萬億元，到2006年末則突破了11萬億元。與此相對應，這三年累計的貿易順差只有2.5萬億元人民幣，僅相當于當年國內新增凈儲蓄的40％，所以國內商品過剩的矛盾還是很明顯。如果按近5年銀行存差增長的速度計算，到2015年當年新增存差總額可能會增加到超過30萬億元人民幣，按目前匯率折算就是超過3萬億美元，即使按目前順差占國內當年新增凈儲蓄的40％計算，也應該形成10000億美元以上的貿易順差。當然在未來10年通過各種擴大國內消費的政策，國內凈儲蓄的形成速度也會有所減緩，甚至可能是明顯減緩，但仍然有可能超過10萬億元的年新增額，因此要求到2015年貿易順差額增長到3000億美元，并不是一個很不切實際的目標，也與目前外需緩解國內過剩矛盾的程度相同，如果2015年當年新增存差真的突破了10萬億元，實際上當年中國貿易順差額超過5000億美元才會更理想。
另一個問題是，在當今世界只有德國的貿易順差總額達到過1500億美元，未來10年中國的順差額達到3000億美元，這個目標是否太高了呢？必須看到，中國的人口規模15倍于德國，日本與德國在二戰后的出口高峰，人均出口額都曾達到8000美元以上，人均貿易順差額都曾達到1500美元以上。按此計算，以2015年中國人口14億計，僅貿易順差額就可以超過2萬億美元，要求到2015年中國的貿易順差額達到3000億美元又有什么了不得的呢？
外匯儲備：化解風險是當務之急
貿易順差擴大加可能會增多的國際投資流入，會不斷增加中國的外匯儲備規模。目前中國的外匯儲備規模已經是世界第一，如果到2015年前中國的年貿易順差額會增加到3000億美元，年利用外資額平均達到1000億美元，則僅由于這兩個原因，未來10年中國的外匯儲備規模就可能新增2.5萬億美元，加目前的外匯儲備規模和部分“熱錢”流入，未來10年外匯儲備規模可能上升到超過4萬億美元，這已經基本等同于目前全世界的外匯儲備總額了。
在國際金融與貨幣體系動蕩不定的形勢下，如此龐大的外匯儲備規模必然會招致極大的風險，因此必須從兩個方面考慮化解風險的辦法。
首先是應調整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目前中國的外匯儲備過于集中在美元，而美元正在累積著越來越高的風險。外匯資產與其他資產的不同之處是，外匯是一種“平衡資產”，即對于國際主要貨幣來說，這種貨幣漲了，必然是另一種貨幣降了，所以只要貨幣儲備的籃子比較均衡，一般來說就可以避免貨幣匯率變動的損失。而證券、房地產等資產形態，則具有同升同降的性質，無法通過建立對沖機制來避險。
另一個辦法是盡快建立中國的石油、貴金屬和其他重要礦產資源的戰略儲備，并且鼓勵中國企業到境外大規模購買關系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性資源，例如油田和礦山等。中國從1990年代中期以來，進入到重化工業階段的特征越來越明顯，由于天然稟賦的資源不足，中國也越來越加深依賴國際資源，例如石油和鐵礦石等的國際依賴率都已達到40%～50％，這樣當國際社會發生任何動蕩的時候，必然會明顯影響到中國的物質生產供應鏈，但是我國直到最近才提出建立石油戰略儲備的任務，初步的目標是建立大約一周左右的戰略儲備油，與發達國家目前已經建立的3個月以上的戰略儲備油規模相差甚遠，而建立其他重要礦產儲備的任務直到目前也沒有被提出來，這無疑大大增加了中國經濟增長的不安全性。我們一方面擁有巨大的外匯儲備資產，一方面又急需建立各種重要的資源儲備，完全應該也有條件加快建立戰略儲備資源和推動企業到海外收購的工作。
必須認識清楚一個問題，就是國家儲備的形式絕不只是一個，實物儲備形式也是重要的儲備形式。中國由于貿易順差擴大和大量吸納外資會形成大量外匯收入，但是把這些外匯收入是用于增加外匯儲備，還是用于增加實物儲備，是中國政府可以選擇的。中國過去外匯儲備不多，為保持國際收支平衡與人民幣的穩定，適當增加外匯規模是必需的，但是按照國際慣例，擁有大約相當于3個月的進口規模就可以了，擁有滿足6個月進口的外匯儲備規模已經足夠了，按照滿足6個月進口的標準，中國的外匯儲備規模1995年就達到了，而到今年3月末，中國的外匯儲備規模已經相當于15個月的進口額，實在是太大了，但重要戰略資源的實物儲備規模以石油來說，卻連國際公認標準的10％都不到，又實在是太小了，所以，盡快轉換中國儲備的形態，實在是一件極為重要的事情。
還應該看到，由于自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以來，貨幣脫離物質產品的生產與流通急劇膨脹，已經醞釀成巨大的貨幣泡沫，遲早會通過國際金融體系危機的爆發，引起嚴重的全球通貨膨脹，因此即便可以通過調整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來化解匯率的風險，但還是不能避免國際貨幣泡沫破滅時龐大外匯儲備對實物劇烈貶值的風險，這就更突出了盡早把貨幣資產大量轉化成實物資產的必要性。
對外開放區域需要新突破口
在新全球化格局的發展中，發達國家產業轉移的后續重點將是重工產業，這將會導致發展中國家承接的國際投資和出口增長都會向重工產業轉移，而對中國來說，重工業基礎最發達，但目前利用程度最不充分的是東北三省，因此新對外開放戰略的區域重點應該選擇東北。
走出東北振興之路還是要靠對外開放。在外部，發達國家轉移重化工業的浪潮正在興起，在中國內部，東北地區重工業的基礎是相對最好的。東北地區的重工業雖然缺乏本地市場，但是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卻可以靠外部國際市場對重化工業的需求拉動經濟增長，也可以靠引進發達國家的重工產業資本轉移，來完成對本地區重工業技術基礎的改造與升級，從而走出一條振興東北經濟的新路子。東北地區通過對外開放實現新的振興，也將使中國的經濟發達地帶在沿海地區從南到北連成一片，使中國的對外開放出現新的區域經濟格局。
東北三省除遼寧有發達的出海口外，吉、黑兩省都不能直接出海，這是東北通過擴大開放實現經濟振興的重要障礙。從琿春地區打開吉、黑兩省出海通道的構想已經議論了多年，許多國際機構也在大力推動，但進展不大。如果能把東北定為新對外開放占領的重點地區，這個問題就必須放到戰略重點的地位加緊解決。
樹立新的國家經濟安全觀
新對外開放戰略要求中國經濟要更深地融入到國際分工體系之中，特別是要不斷加深對海外資源的依賴，這是否會對中國的經濟安全造成新威脅？這個問題還要從新全球化格局的特點來回答。
在當今時代由于發達國家的物質產業已經喪失了全球的比較優勢，將會不斷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物質產品供應的依賴，從這個意義上講，發達國家的生存形態已經發生了質變。擁有世界霸權的大國當然不愿意看到中國經濟的崛起，但是新的全球化格局框架下，只有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物質生產能力增長，發達國家的物質產品消費才能增加，反之，如果中國的海外資源產品供應鏈斷裂，也等同于發達國家要失去物質產品供應的保障，因此這種依賴發展中國家物質生產的格局，就是中國最好的國際安全保證，發達國家對中國的物質產品供應依賴越深，中國的國際安全保障度就會越高。所以，在國際經濟格局已經并仍在發生劇烈改變的新時代，要有新的國家經濟安全觀。
開放戰略要與外交戰略協調好
從總的變化方向講，西方國家將會不斷加深對中國生產的依賴，特別是在進入到發達國家對中國進行大規模重工產業資本轉移后，這種依賴會更加明顯，這會使中國在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外交關系中，逐步取得日益明顯的優勢地位，也會使中國與各發達國家的關系更加友好，也取得了某種國際安全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