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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態心理學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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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態心理學的基本概念范文第1篇

          [關鍵詞]朱光潛 “物甲物乙說” 李澤厚 “積淀說” 互補性

          〔中圖分類號〕B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000-7326(2007)06-0143-06

          美學界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更多地把學術興趣和研究重點放到美學史、審美心理、藝術門類美學及審美文化的研究上,對于美與審美的哲學探討則顯得有些冷落。這一現象是學術研究螺旋式前進中矛盾運動的必然表現,但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之后這一態勢是會發生變化的。因此,抓住學術研究中對于基本理論的形而上的探索與具體問題的微觀分析相互轉化的發展態勢,以近年來美學研究的成果為基礎,對美與美感這些本質性問題進行更深入的研究,既是理論研究深入發展的要求,也是當今美學研究者應該承擔的學術責任。

          “物甲物乙說”是朱光潛在第一次美學大討論中提出來的很有新意的理論觀點。他認為審美活動主要是人對“物的形象”而不是直接對物的觀照,他說:

          “物的形象”是“物”在人的既定的主觀條件(如意識形態、情趣等)的影響下反映于人的意識的結果,所以只是一種知識形式。在這個反映的關系上,物是第一性的,物的形象是第二性的。但是這“物的形象”在形成之中就成了認識的對象,就其為對象來說,它也可以叫做“物”,不過這個“物”(姑簡稱物乙)不同于原來產生形象的那個“物”(姑簡稱物甲),物甲是自然物,物乙是自然物的客觀條件加上人的主觀條件的影響而產生的,所以已經不純是自然物,而是夾雜著人的主觀成分的物,換句話說,已經是社會的物了。美感的對象不是自然物而是作為物的形象的社會的物。[1] (P34-35)

          美感的對象并不是這個物甲而是物乙。所以目前的問題不是美感能否影響物甲而是它能否影響物乙。同一物甲在不同的人的主觀條件之下可以產生不同形式的物乙,這就說明了不同的人的美感能力可以影響到物乙的形成,可以使物甲的客觀條件之中某些起作用,某些不起作用,某些起百分之八十的作用,某些又起百分之二十的作用。美是對于物乙的評價,也可以說就是物乙的屬性。[1] (P38-39)

          朱光潛對于美感對象的具體分析,深刻揭示了審美感受跟一般的認識活動的本質區別,闡述了審美觀照的直接對象是物的客觀條件中的某些特定因素,跟審美主體的感受、情趣、想象、理解等心理內容融合而成的“物的形象”。這個觀點包含著十分深邃的理論內涵,本來可以對當時所展開的美的本質、美感特征的大討論產生有力的促進作用。但是,由于那個時代人們把復雜的哲學思想問題簡單地割裂為唯物、唯心兩個陣營,受庸俗政治社會學的嚴重干擾,未能充分展示它應有的學術價值和深邃的理論意義就被機械唯物主義的討伐聲所淹沒。當時很多人都認為,客觀性、第一性的物只要有主觀意識的參與,就背離了唯物主義的圭臬。因此,這樣的觀點理所當然地被推入唯心主義的泥淖了。對此,我們今天堅持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學術態度,擦去庸俗政治學和機械唯物主義強加在這個學說的歷史灰塵,可以發現其真知灼見的真正價值及其對今天美學理論研究的重要啟迪意義。

          首先,“物甲物乙說”在理論上的重要貢獻在于它明確地否定了審美對象是單一存在的物質性的東西,運用分析的方法,揭示了“物的形象”(物乙)對于美感的決定性作用,指出了審美活動與認識活動的本質差異。這個問題其實跟美的本質有相當重要的聯系,是對美的本質內涵的重要發現。在當年美學大討論中,不少學者把是否承認美的客觀存在,看作唯物主義美學與唯心主義美學的根本分野。因此,他們反復強調美是客觀的,堅持認為美與人無關。李澤厚同樣從唯物主義的基本立場,力圖對美的客觀性作更為合理的闡釋。他通過對事物的社會性的本質特征的分析去探討美的客觀性,在這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有意義的嘗試。他認為,蔡儀肯定美的客觀性是正確的,但蔡儀只注意到自然的客觀性,卻否定了美與社會客觀性的內在聯系,所以這樣的思路還是有問題的。李澤厚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認為“美是社會的,又是客觀的,它們是統一的存在。否認其中任何一方面,都是錯誤的。”[2] (P63) 從社會的客觀性出發去探討美的客觀性,明確否定了把美等同于客觀事物甚至自然事物本身的簡單化觀點,深化了人們對美的客觀性問題的認識,使人們在審視美的客觀性時能夠跳出事物直觀的存在,把對美的客觀性的認識引向社會生活的深層次,并由此開了實踐美學的理論創新的先河,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由于時代的局限,雖然對美的客觀性的認識開始拓展到社會實踐的層面,但是,對于以對象化的方式表現出來的人的本質力量就是美的本質屬性的觀點,卻缺乏更具說服力的闡釋。

          相比之下,朱光潛能夠在當時特定的政治環境和學術環境中提出具有獨創性的學術觀點,明確指出真正的審美對象不是客觀事物本身,而是“自然物的客觀條件加上人的主觀條件的影響而產生的,所以已經不純是自然物,而是夾雜著人的主觀成分的物”,這充分體現了先生對學術研究的執著與勇氣,盡管曲高和寡,卻給當時籠罩在教條主義氛圍中的學術界吹來一陣獨立思考的清風。正是由于朱光潛等學者對嚴肅的科學研究不懈努力,才使得第一次美學大討論不至于完全陷于形而上學的泥淖,取得了一定的學術成果。更重要的是,這一觀點的提出進一步引發了人們對美本質和審美根源等美學理論重大問題的認真思索,具有啟蒙作用,對當時的美學討論和后來一系列美學研究活動的深入開展,都打下了方法論和學風上的良好基礎。

          其次,朱光潛提出了“物乙”這樣一個全新的概念,把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直觀到的“物的形象”,用一分為二的辯證思辨的方法進行了有深度的理論闡釋,明確指出“物的形象”并非鐵板一塊,必須對它進行科學的分析。朱先生提出的“物乙”概念,它的內涵就是物的客觀條件和人的心理內容的統一,這一點在美學大討論中獨樹一幟且曲高和寡。很多人由于未能理解朱光潛的觀點,就簡單地批評為唯心主義,其實倒是那種簡單化的做法違背了關于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基本精神。今天回頭去看,朱光潛“物甲物乙”說是努力運用唯物辯證法的方法論解決理論問題的積極嘗試和良好的開端,它體現了一個真正的學者努力運用的基本原理和思想方法解釋實際問題的良苦用心。

          再次,朱光潛對審美主體的心理內容在美感形成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加以明確的肯定,這種對于人文精神的堅定信念,在當年美學大討論中是難能可貴的,美學研究不能搞得“見物不見人”,這是朱光潛在美學研究中貫徹始終的基本理念,是對“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的一貫追求,也是朱光潛美學思想的重要特色之一。

          對“物甲物乙”說,勞承萬在《朱光潛美學論綱》一書中作過這樣的評價:“當物甲物乙說登上論壇之后,機械唯物論美學的內在危機便明顯地呈現出來了。物乙的出現,造成了人與物之間一個巨大的突破口,鐵板一塊的混沌的‘物’,與鐵板一塊混沌的‘人’,都難以立足了”。“物甲/物乙說的出現,從外在方面來說,是中國美學界理論觸角伸向新的領域的起點,這是新的起跑線;從內在方面來說,是思維方式變革的偉大成果,是方法論的新收獲。”[3] (P262) 在完全贊同勞承萬對此說充分肯定的前提下,筆者認為還有必要指出,這一學說在闡釋實踐與審美的內在聯系過程中存在不足之處。這并非對前人的苛求,而是學術研究深入發展的必需。朱光潛及后來認同這一學說的美學家,存在著對社會實踐在人的心理內容建構中的決定性作用重視不夠的缺點,這是這一學說受到誤解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

          當時,朱光潛為了說明他提出的“美是主客觀統一”的觀點,在分析“物乙”即“物的形象”時,再三強調它是“自然物的客觀條件加上人的主觀條件的影響而產生的”。這個說法從審美直觀的角度說來,本身沒有什么錯,而且還是這個理論的一個亮點。但是,朱光潛和其他一些學者都沒有再深入討論下去。人的感受、意識、情趣、評價等這樣一些思想意識內容是從哪里來的?審美主體包括世界觀、人生觀、審美觀在內的思想觀念,包括個體的感受、體驗、想象、聯想、表現等一系列心理過程及由此形成的審美能力,跟人類社會實踐究竟具有什么樣的內在聯系?正是由于“物甲物乙說”沒有在這個方面進行深入的分析,沒能緊緊抓住人的主觀意識與社會實踐之間的必然聯系及其復雜的表現形式,沒能把它的理論內涵加以充分展開,而是把這樣一個重要的問題懸置起來,這就導致了人們把構成“物乙”的“人的主觀條件”和“美感能力”完全看成是主觀意識,并且會因此造成這樣的誤解:作為人的主觀條件的美感能力是一種缺乏生活客觀基礎和社會歷史感的思想意識,而意識那種無限自由的特點也必然使美的本質表現為一種相對主義的不確定性。正是由于對主觀意識與社會實踐之間的內在聯系的忽視,使得“物甲物乙說”在理論上的徹底性有先天不足的“軟肋”。這是我們今天在重新評價“物甲物乙”說的時候必須指出的一個重要問題。

          其實,如果我們把人的思想意識跟社會實踐結合起來思考,從兩者之間的矛盾運動中去探尋它們的內在聯系,是能夠找到兩者之間相互轉換的中介的。人的思想意識從社會實踐中來,只能源于意識對社會存在的能動反映和積極改造的實踐活動。另一方面,任何個體的精神世界不可能脫離社會、歷史而孤立地存在,個體的思想意識總是不同程度地表現著群體的需求、愿望、熱愛、贊美乃至反感、厭惡、憤怒、痛苦等集體意識,生活在特定時代的人必然會打上這個時代的烙印,民族的乃至世界的歷史總體發展的成果必然會在個體身上表現出來。因此,這些從表面上看似乎完全屬于主觀的東西,其實也是受到社會客觀性制約的。主觀的形式包含著客觀的內容,心理感受反映了社會實踐。這就能夠更深入更準確地揭示構成“物乙”的主觀因素的客觀性本質,從而更進一步說明社會實踐對于審美活動的決定性作用不是直接的、簡單的,而是一個需要經過多個環節的中介作用才能完成的復雜過程。

          但是,當年朱光潛在論述作為構成“物的形象”的主觀因素時,沒有從更深刻的本質層面去說明問題,而是為了證明美是主客觀統一的基本觀點,就在一個本來還需要深入挖掘的地方停止了分析,也就未能對主觀意識的客觀本質進行更深刻的闡述。另外,朱先生在堅持美感能夠影響美這一論點時,也只是從審美鑒賞過程來討論這一問題,只是把審美主體的心理內容看作美感,并且認為個體的這些意識方面對美的存在會產生特定的作用。這一說法也是值得進一步討論的。個體不同的修養、智慧、想象、情感等精神層面的東西,確實能夠直接影響“物的形象”的具體表現,但他卻沒能指出對于個體的精神世界起決定作用的還是社會存在和社會實踐。從根本上說來,是特定的社會存在和具體的社會實踐影響了美,當然也影響了不同個體在美感享受中的具體內容。審美主體的修養、情趣、想象等主觀心理能力還不是美感本身,美既不是物的直接存在,也不是主觀意識本身的直接外化。更合理的解釋應該是:當物的直接存在形式即“物甲”,跟人的主觀精神相互融合時,構成物的形象――“物乙”時,才是美感的直接對象,也是美感產生的根源。而人的主觀精神的具體內容絕對不是思想意識本身的直觀表現,它恰恰需要經過社會實踐的作用,只不過這種作用的實現需要多個環節的中介和復雜的轉化過程。主觀意識對于美的更深層次的作用,首先表現在審美創造活動中,是人對客觀世界的認識水平、改造能力和審視的眼光的歷史內容及其現實發展,一方面決定著現實社會這個“人造世界”的基本面貌,另一方面又制約著人對世界的鑒賞能力和美感收獲,人的美感能力影響“物的形象”形成的途徑,應該包括直觀的鑒賞和實際的改造這樣兩個層面。

          對于社會實踐與主觀意識的關系問題,李澤厚的“積淀說”具有相當重要的理論價值,它為我們深入把握美的本質與審美根源的問題提供了很好的思路。早在第一次美學大討論時,李澤厚就指出:“認識美的社會性,這絕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這是一個長期的人類歷史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類創造了客體、對象,使自然具有了社會性,同時也創造了主體、自身,使人自己具有了欣賞自然美的能力。”[2] (P28) 在1979年出版的《批判哲學的批判》一書中,李澤厚進一步指出:正是由于長期的積淀,才能形成這樣一種局面――“感性之中滲透了理性,個體之中具有了歷史,自然之中充滿了社會;在感性而不只是感性,在形式(自然)而不只是形式,這就是自然的人化作為美的基礎的深刻含義,即總體、社會、理性最終落實在個體、自然、感性之上。”“在這里,人類(歷史總體)的積淀為個體的,理性的積淀為感性的,社會的積淀為自然的。”[4] (P413,435) 后來,他又進一步對“積淀”這一概念進行了更具體的闡釋,他說:“‘積淀’這個詞,就是指社會的、理性的、歷史的東西累積沉淀了一種個體的、感性的、直觀的東西,它是通過‘自然的人化’的過程來實現的。”[5] (P132)

          從李澤厚這一系列的論述可以看出,他提出“積淀說”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解決審美活動中個體直觀的形式與深刻的社會歷史內容之間的矛盾,是為了進一步厘清人類社會實踐的具體過程如何轉化為個體的思想意識的,審美活動中所表現出來濃厚的感性直觀的色彩如何承載著社會客觀性的深刻內涵。“積淀”說,對于審美過程中感性與理性、個體與社會、當下與歷史、主觀與客觀等多方面的矛盾轉化,提出了較有深度的闡釋,這種建立在人類社會實踐基礎上的辯證法,對于更好地把握美的本質和審美根源等基本問題,是有很重要的啟迪意義的。尤其是在“積淀”說中所包含的辯證法思想,對于當年思想解放運動產生了有力的推動作用。更有意義的是,這一學說也為 “物甲物乙”說的深入展開提供了更為堅實的理論支撐。如果朱光潛晚年對于“物甲物乙”說能做進一步的深化,完全有可能從李澤厚的“積淀說”中找到連接社會實踐與個體意識之間的橋梁,并且使“物甲物乙”說這一概念獲得更科學的闡發。

          但也應該指出,可能由于學術興趣的轉移,李澤厚對“積淀”說的深層內涵沒有在后來的學術研究中作更深入的展開,因此,對于“積淀”的具體過程及其在人類審美活動中的重要作用,都未能進一步的闡述。但是,李澤厚的理論建樹已經引領我們走上探索美的本質問題的哲學通道,如果我們運用人類學、心理學、思維學等相關學科的知識從不同的角度切入,便能夠從一個新的高度全面把握“積淀說”豐富而深刻的理論內涵。

          筆者認為,人類實踐活動“積淀”為文化心理結構的過程雖然還不能加以準確的證明,但是,它的基本途徑卻是可以通過理論的演繹加以推測和描述的。從社會層面來說,社會實踐活動積淀成為文化心理內容的基本途徑,不外乎“內化”和“外化”這兩種方式。所謂“內化”,主要是指人類在改造自然、改造社會的實踐活動中,創造出了從最簡單的筷子到最精密的電子計算機、航天飛機這樣燦爛的文化,使當今世界成為名副其實的“人造世界”。正是通過這樣的自由自覺的創造性勞動,人類自身的心理機能也得到了巨大的發展。那些在實踐過程中反復經歷過活動內容以及由此形成的自覺意識,必然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從意識的表層向深層心理轉移。人類通過制造、使用、調節、更新工具進行的勞動,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積淀為主體的心理結構。多種多樣的自然規律的結構與形式,通過實踐活動保存并且積累在人的深層心理之中,使人類具有了動物不能具有的時間的主體性。在一般情況下,那些已經轉移到深層次的心理內容,個體不會再把它納入意識的范疇,也不需要經常有意識地自覺到它的存在。于是,這類本來活躍在大腦皮層中的自覺意識,也就變成了一種個體無法自覺到的“無意識”。

          這類“無意識”跟弗洛伊德所說的由于人類的動物性本能受到壓抑所形成的無意識有著本質上的區別,因此也被稱為“文化無意識”。李述一曾經指出,“意識可能以間接的方式來支配人的行為。所謂間接的方式,即指意識向無意識的轉化。這種由意識轉化而來的無意識,歸根到底也是物質的反映,因而也可以說是某種文化活動的結果,具有‘后天的’特質。”[6] 這種“內化”的成果在積累的過程中還使大腦皮層的特定區域產生某種生物―化學的變化,最終作用于個體的生理遺傳密碼,并隨生命的繁衍遺傳給后代。

          實踐活動的具體內容積淀為文化心理結構的另一種方式是“外化”。所謂“外化”,是指人類在社會實踐具體展開的過程中獲得種種經驗,經過感性認識向理性認識的飛躍,理性認識向社會實踐的再一次飛躍,在思想認識與實踐活動無數次循環往復的過程中最終被提煉成為系統的知識,并且經過特定的符號體系的編碼,保存在特殊的媒介之中。人類童年時代行吟詩人歌唱的民族史詩,就是以口口相傳的方式保留下來的集體經驗和智慧;刻畫在龜甲、牛骨上的簡單文字,是文明傳播方式取得巨大進步的表現,紙張和印刷術的發明,使人類保存實踐活動的經驗和歷史智慧的工作如虎添翼;進入信息社會以后,照片、錄音、錄像尤其是電腦的出現,使集體智慧和歷史經驗的存儲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人類創造的文化傳播模式以與時俱進的態勢不斷發展,這保證了不同階段、不同時代的社會實踐活動所獲得的經驗和智慧,能夠以物態化的符號形式凝聚為各民族的“集體意識”,這是人類創造性活動的經驗結晶,也是人類文化心理結構的物化形式。實踐活動保存積累下來的心理內容轉化為語言、符號和各種文化信息系統,形成一種動態的、擴展性的、物態化的文化成果,這就是積淀過程的“外化”形式。

          如果說內化在遺傳密碼中的文化心理內容是通過生命的延續傳播給后人的話,那么,積淀在符號的物化形式中的“間接經驗”,則是通過社會教化的方式向個體傳遞的。通過教育掌握各種符號的使用與創造的能力,全面接受前人留下來的“間接經驗”,使人類的實踐活動能夠不斷地獲得新的起點,這就有助于自由自覺的創造性活動不斷深化。每一個人都是以生理遺傳形成的潛能為基礎,以社會教化作為潛能的開發與實現的主要途徑,去接受人類歷史積淀下來的精神財富和思維能力,并且在新的社會實踐過程中承擔起繼續積淀的任務,在生生不息的繼承與創新的轉換中積淀新的經驗。這就是實踐活動的內容轉化為文化心理結構的基本模式和一般路徑。

          沿著這樣的思路,我們可以發現朱光潛的“物甲物乙”說和李澤厚的“積淀”說存在著十分明顯的互補性,這種互補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積淀說”的理論揭示了外射到客觀對象上的審美主體的情趣愛好、胸襟懷抱、想象聯想乃至層次境界,這些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完全屬于個體主觀心理的東西,實際上都是社會實踐的產物。個體的精神世界都要受到它所生活的生存環境、文化程度、人生經歷的影響,從生理遺傳過程中所獲得的發展潛能和社會教化中所賦予的后天條件,都是人類社會實踐的歷史成果對個體生命間接作用的結晶,而個人在改造自然、改造社會的現實活動中產生的對于客觀世界的感受、認識、體驗和理解,則是實踐活動對人的思想意識和個體能力直接作用的結果。即使像個人的想象這類具有最自由的表現形式,最大程度的超越品格,最能體現主體精神自主創新的心理活動方式,它的具體內容也是在人類社會實踐的歷史成就與個體實際的生命經歷相互融合的基礎上形成的。因此,朱光潛指出審美活動中和物的客觀存在――“物甲”一起合成的物的形象――“物乙”的“主觀條件”,同樣是人類社會實踐的產物,同樣有著特定的客觀性。只不過這種客觀性不是社會存在的機械直觀的表現,而是經過復雜的“積淀”過程的轉化才形成的。但是,形成過程的間接性與復雜性并不能改變社會實踐對于主觀意識的決定性。因此,李澤厚的“積淀說”深刻闡明了實踐活動對于思想意識的根本意義,使朱光潛提出的“物乙”概念,有了更加堅實的理論依據。“積淀說”在理論內容上有助于提高“物甲物乙說”的說服力。

          其次,“物甲物乙說”從心理學的角度深化了實踐美學的內涵,對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的命題進行了新的拓展。人類在創造性活動中獲得的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統一的勞動成果,本來就是物的感性形式與人的心理內容的有機融合,但是,由于一般的物質生產勞動往往要受到技術水平制約和經濟要求的限定,主體心理內容的對象化也就不可能得到全面的、深刻的實現。因此,直接用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的理論去闡釋美的本質,還是很難說明人的本質力量的豐富性跟勞動成果的現實性之間存在的矛盾。物質生產的成果作為審美對象,還不能像藝術作品甚至自然風光那樣給人以無限生動、無限豐富的美感享受,這就說明用本質力量對象化的理論來解釋美的本質,還有許多值得進一步探討的環節,而這一點正是實踐美學的一個理論“軟肋”。“物甲物乙說”指出了審美對象自身結構上的多層次性,這是美學研究在認識審美對象這一重要命題上的重要成果,也是美學理論研究上的一個新的開拓。“物甲物乙說”指出了審美活動并不是簡單地對于外物的直觀感受,而是對于物的感性形式與人的心理內容的合成物的鑒賞,這就把一般的認識問題與審美感受問題區別開來,為美學研究進一步逼近美的本質創造了更為有利的條件。

          再次,朱光潛的“物甲物乙說”與李澤厚的“積淀說”,在研究的方法論上具有相當重要的互補性。美學從本質屬性上說屬于哲學的范疇,因此,用哲學的方法研究美學是理所當然的選擇。對于美學理論的基本概念的闡釋,哲學分析確實是最基本的、最常用的方法。跟眾多美學家一樣,朱光潛在美學研究中也是十分重視這一點的。但是,朱光潛無論是在思想認識上還是在科學研究的實踐上,都十分重視運用心理學的方法研究美學問題。他曾經說過:從事美學研究,“還要懂心理學”,“人道主義、人性論,都牽涉到哲學、心理學。特別是藝術欣賞、藝術創造、美感、審美態度中的心理過程究竟怎樣,都要借助自然科學中的心理學來研究。”[7] 朱光潛對于心理學在美學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的認識,始終貫穿他的學術生涯。我們從他的《文藝心理學》、《變態心理學》、《悲劇心理學》等學術專著和《談美》、《談美書簡》這些學術隨筆的研究對象和理論成就,都能清楚地看到他對心理學的高度重視。他在審美對象的研究上能夠提出“物甲物乙說”這樣具有獨創意義的學說,跟他掌握系統的心理學知識和自覺運用心理學的方法是分不開的。

          相對說來,李澤厚在學術研究上更重視哲學分析的方法,尤其是他對唯物辯證法高度重視和自覺運用。對理論的深入研究,對于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提出的“自然的人化”、“美的規律”、“異化勞動”問題、自然主義與人道主義的“歷史之謎”等重要理論觀點的深刻闡發,充分說明了他在這方面的努力與取得的重要成就。對于以康德為代表的德國古典哲學和中國古代哲學思想,李澤厚一直保持著強烈的學術興趣,傾注了自己的精力。正是由于在哲學上的深厚功底,使他在美學研究中表現出高度的哲學的自覺,他的美學學說也就具有了很強的邏輯思辨性和理論的深刻性。他在藝術審美經驗方面鉆研的深邃程度,在中國美學史研究中的開拓性貢獻,又都是有目共睹的,這些跟他在哲學上的學術造詣和運用唯物辯證法的哲學自覺,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系。這可以說是李澤厚的美學研究在方法論上的重要特點。

          縱觀兩位大師在美學研究方法論上的特點,我們可以發現他們各自具有相當重要的優勢,正是由于在學術研究方法上的科學追求,使他們的研究達到了成績斐然的境界。但是,我們站在后來者的角度,如果能夠在認真學習前輩的科學態度和科學方法的同時,為了尋求真理而敢于努力超越前人的話,那就應該明確指出這樣一點:朱光潛倡導和堅持的心理學的方法和李澤厚在科學研究實踐中貫穿始終的唯物辯證法結合起來,通過這兩種重要的方法的互補,進一步充實我們的知識,優化美學研究的方法,那就必將對今后美學基礎理論的研究的不斷深入發展,產生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影響。這正是我們對“物甲物乙說”和“積淀說”重新進行分析的意義所在。

          [參考文獻]

          [1]朱光潛. 美學怎樣才能既是唯物主義的又是辯證的[C]. 朱光潛美學文集(三). 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

          [2]李澤厚. 美學論集[C]. 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

          [3]勞承萬. 朱光潛美學論綱[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

          [4]李澤厚. 批判哲學的批判[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李澤厚. 美學四講[M]. 北京:三聯書店,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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