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研究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考古學研究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考古學研究范文第1篇
“文明”相對“野蠻”而言，“文明形成”就是對“野蠻”的揚棄。“國家”或“文明社會”是歷史前進的結果，因為“國家”作為社會機器，維持、促進了社會發展和進步，扼制了“野蠻”對社會發展的破壞。目前學術界對“國家”或“文明社會”的標志一般歸納為城市、文字、青銅器、禮器、王陵等等。對這個標志的個案分析和綜合研究，是探討文明形成的基本方法。鑒于文明起源與形成時代沒有歷史文獻留傳下來，這項研究所需資料只能依靠考古學解決。考古學對上述文明形成諸多標志的基礎資料界定、取得、分析、歸納、演繹等研究方法不一，難易程度不同，成果的科學性各異。
“文字”對于“國家”而言是個重要的“工具”，但“文字”的出現和發展，以及作為“國家”的工具，并不是同步的。當前關于“符號”與“文字”的界定還并不統一，“符號”成為“文字”的質變點也無法確定，因而在探討“文明社會”形成時，“文字”這種標志很難操作。從古文字學和歷史學角度分析，從符號變為文字和從“野蠻”變為“文明”，它們不可能在同一“時空”臨界點發生“突變”、“質變”的。它們的“質變”點有時間差。
“青銅器”是生產技術發展的產物，是人類科技進步的反映，青銅器的出現在人類生產活動中發揮了多大作用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從總體上來看，至少在中國古代，青銅器作為兵器的軍事作用和作為祭祀、禮制用器的“精神”作用，超過其在社會經濟領域的作用。在研究社會剩余生產品時不可將其作用估計過高。
現在談論較多的禮器，實際上它們是“陽間”生活中“折射”。禮器是祭祀用品之一部分。祭祀用品中的禮器與“文明社會”有關系。文明社會中必然有“禮器”，但祭祀用品的“禮器”不必非是“文明社會”的產物，祭祀用品的產生要早于國家出現。祭祀用品中的“禮器”與“非禮器”之界定，目前還沒有尋找到科學的標準，這也要等待學科的發展，假以時日。至于祭祀器物多少，其所反映的社會分層，它們在“國家”形成問題上的意義是有限的。作為人類社會“活化石”的民族學研究成果已向人們揭示，“國家”和“文明社會”的社會組織是以階級和社會分層為基礎的，但不是有了社會分層，就必然出現“國家”。關于“王陵”的認定，從考古學一般理論上講，“王陵”附屬于“王”之都城，“王陵”應屬“都城”一部分，沒有或沒找到相應“都城”的“王陵”，在確定這類墓葬墓主身份時尤應慎重。當然，“王陵”是“王”的陰間歸宿，“王”是“國家”的“化身”。有“王陵”自然有“王國”。問題是目前“王陵”的界定，有一定的操作難度。墓之“王氣”是重要的研究線索，但當務之急是要探討“王陵”的客體“標準”。
對“文明社會”考古學研究而言，“城”是最重要的標志，最易操作的學術研究切入點。中國古代文明社會的“城”是政治中心，“城”的作用主要是為國家統治集團服務的，“城”的出現是與國家的形成密不可分的。因此《初學記》卷二十四引《吳越春秋》記載：古人“筑城以衛君”。“君”是“國家”的人格化，“城”則是“國家”縮影的物化。在當前中國古代文明考古學研究中，各地十分重視早期城址（主要指龍山時代城址）的考古調查、勘探，這個方向是正確的。現在各地發現了一大批早期城址，這對中國古代文明形成研究無疑是重要的。但是，勿庸諱言，這些城址是否屬于文明形成時期的“國家”政治中心，還有進一步深入探討的必要。
目前，關于作為中國古代“文明形成”重要標志的“城”，也存在著科學界定的問題。這是研究古代文明形成的基礎工作。這里我講“城”不講“城市”，就是區別兩河流域蘇美爾文明的“城市”。后者有重要的商業功能，因此城中有相當數量的“市民”；而前者主要是作為政治中心，“城”中不需要多少“民眾”，這種“城”實際是一部“國家機器”。當前在有關“城”的考古學研究中，更應注意區別“城”、“城堡”和“村寨”。它們都在其周圍筑有“墻”，這種墻的作法可能相近，有的甚或規模也相仿，但其作用不同。“城”之“墻”是“衛君”的，即保護國家集團的；“城堡”之墻是用于軍事防御的，它們可以是“國家”的軍事設施，也可以作為“野蠻社會”軍事據點；“村寨”之墻是為其居民安全而修筑的，而“野蠻社會”與“文明社會”都有“村寨”存在。因此，我們不能以城墻作為“城”的唯一或主要標志。如何區分“城”、“城堡”和“村寨”，也不能僅據其占地面積大小、墻垣規模等，更重要的應剖析其空間范圍的內容。“城”作為“國家”的政治中心、統治集團的政治中樞，主要應是城中“國家機器”物化載體——宮廟建筑。“城堡”之內主要為軍事設施。“村寨”里面主要是居民住宅和“公共建筑”。“城”、“城堡”和“村寨”之中的不同建筑，反映出其不同使用功能，說明各自的社會作用。因此，對有墻垣圍繞的大面積建筑遺址，究明其內涵十分必要。這些恰恰是我們目前考古工作中應該更多予以關注的。古代文明形成之初出現的城之宮廟是什么樣子，現在我們還不清楚，但可以通過對已知資料的了解、已知規律的研究去探索未知。如對目前尚存的明清時代的宮殿、宮廟我們可以考察。對唐宋、秦漢時代的宮廟遺址，通過考古發掘、結合歷史文獻記載，也可了解其基本面貌。由此向前追溯，已經考古發掘的商周宮廟遺址，夏代偃題二里頭遺址的第一、二號宮殿建筑遺址，又為我們認識更早以前的“文明社會”城址中的宮廟遺址提供了極為寶貴的“參照物”。
關于“宮”和“廟”的界定要有嚴格的學術標準。我認為中國早期城址中的主要廟是“宗廟”，而不是“神廟”。中國古代文明與地中海周圍的埃及、兩河流域和希臘、羅馬古代文明重要的區別是，前者以“宗廟”為主體。后者以“神廟”為主體。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是前者社會以農業為主要產業，以血緣政治為主；后者商、工、農多種產業并存，以地緣政治為主。因此在探討中國古代文明社會形成之初的城中之廟時，對此應給以加倍重視。
中國“文明形成”時期的宮殿與史前時期的“公共建筑”有著本質不同。從布局形制上說，前者是封閉的，后者是開放的；從結構上看，前者是強調等級、突出個人的；后者是面向“大眾”的。如時代較早的偃師商城的宮殿遺址，其周圍筑有“宮城”，每座宮殿或幾座宮殿還要有單獨的圍墻；屬于夏代的偃師二里頭遺址第一、第二號宮殿遺址各自圍筑有單獨的院墻。
”與宮廟殿堂建筑不能雜處。文明形成時期的“城”是“衛君”之地，也是統治者行使權力的地方。這種“消費”性“城”需要有為其服務的民眾，但“民眾”應安排在“城”附近的“郭”中，即所謂“郭以居民”。這種“郭”可以理解為象偃師商城之“大城”，也可以理解為“城”旁之“居民區”。我們注意到，龍山時代晚期也發現了一些內外雙重城垣的城址。它們是否為“衛君”之"城”和“居民”之“郭”，還要通過進一步考古工作去研究。總之，我們在研究文明形成時期的“城”時，還要注意與之相關的“郭”或其附近的“居民區”遺址。它們二者是“分居”的。
考古學研究范文第2篇
考古學專業是歷史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屬于人文學科。考古學根據古代人類遺留下來的實物，研究古代社會歷史的科學。這些實物資料包括各種遺跡和遺物，多埋藏在地下。通過發掘、鑒定、分類等復雜的工作，這些實物資料才能得以系統、完整地收集起來。因此，考古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就是田野調查和發掘。考古學專業培養具備考古學基礎知識與基本技能，有進一步培養潛能的高層次專門人才和能在考古、文物、博物館等事業單位及國家機關從事研究、教學、管理等實際工作的考古學高級專門人才。
招收考古學研究生的大學有：北京大學、吉林大學、西北大學、中山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大學、山東大學、武漢大、 廈門大學、南開大學、復旦大學、山西大學、南京師范大學 。
（來源：文章屋網 ）
考古學研究范文第3篇
關鍵詞:淺談 中國古代考古研究思考
中圖分類號： C93 文獻標識碼： A
“文明”相對“野蠻”而言，“文明形成”就是對“野蠻”的揚棄。“國家”或“文明社會”是歷史前進的結果，因為“國家”作為社會機器，維持、促進了社會發展和進步，扼制了“野蠻”對社會發展的破壞。目前學術界對“國家”或“文明社會”的標志一般歸納為城市、文字、青銅器、禮器、王陵等等。對這個標志的個案分析和綜合研究，是探討文明形成的基本方法。鑒于文明起源與形成時代沒有歷史文獻留傳下來，這項研究所需資料只能依靠考古學解決。考古學對上述文明形成諸多標志的基礎資料界定、取得、分析、歸納、演繹等研究方法不一，難易程度不同，成果的科學性各異。
“文字”對于“國家”而言是個重要的“工具”，但“文字”的出現和發展，以及作為“國家”的工具，并不是同步的。當前關于“符號”與“文字”的界定還并不統一，“符號”成為“文字”的質變點也無法確定，因而在探討“文明社會”形成時，“文字”這種標志很難操作。從古文字學和歷史學角度分析，從符號變為文字和從“野蠻”變為“文明”，它們不可能在同一“時空”臨界點發生“突變”、“質變”的。它們的“質變”點有時間差。
“青銅器”是生產技術發展的產物，是人類科技進步的反映，青銅器的出現在人類生產活動中發揮了多大作用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從總體上來看，至少在中國古代，青銅器作為兵器的軍事作用和作為祭祀、禮制用器的“精神”作用，超過其在社會經濟領域的作用。在研究社會剩余生產品時不可將其作用估計過高。
現在談論較多的禮器，實際上它們是“陽間”生活中“折射”。禮器是祭祀用品之一部分。祭祀用品中的禮器與“文明社會”有關系。文明社會中必然有“禮器”，但祭祀用品的“禮器”不必非是“文明社會”的產物，祭祀用品的產生要早于國家出現。祭祀用品中的“禮器”與“非禮器”之界定，目前還沒有尋找到科學的標準，這也要等待學科的發展，假以時日。至于祭祀器物多少，其所反映的社會分層，它們在“國家”形成問題上的意義是有限的。作為人類社會“活化石”的民族學研究成果已向人們揭示，“國家”和“文明社會”的社會組織是以階級和社會分層為基礎的，但不是有了社會分層，就必然出現“國家”。關于“王陵”的認定，從考古學一般理論上講，“王陵”附屬于“王”之都城，“王陵”應屬“都城”一部分，沒有或沒找到相應“都城”的“王陵”，在確定這類墓葬墓主身份時尤應慎重。當然，“王陵”是“王”的陰間歸宿，“王”是“國家”的“化身”。有“王陵”自然有“王國”。問題是目前“王陵”的界定，有一定的操作難度。墓之“王氣”是重要的研究線索，但當務之急是要探討“王陵”的客體“標準”。
對“文明社會”考古學研究而言，“城”是最重要的標志，最易操作的學術研究切入點。中國古代文明社會的“城”是政治中心，“城”的作用主要是為國家統治集團服務的，“城”的出現是與國家的形成密不可分的。因此《初學記》卷二十四引《吳越春秋》記載：古人“筑城以衛君”。“君”是“國家”的人格化，“城”則是“國家”縮影的物化。在當前中國古代文明考古學研究中，各地十分重視早期城址（主要指龍山時代城址）的考古調查、勘探，這個方向是正確的。現在各地發現了一大批早期城址，這對中國古代文明形成研究無疑是重要的。但是，勿庸諱言，這些城址是否屬于文明形成時期的“國家”政治中心，還有進一步深入探討的必要。
目前，關于作為中國古代“文明形成”重要標志的“城”，也存在著科學界定的問題。這是研究古代文明形成的基礎工作。這里我講“城”不講“城市”，就是區別兩河流域蘇美爾文明的“城市”。后者有重要的商業功能，因此城中有相當數量的“市民”；而前者主要是作為政治中心，“城”中不需要多少“民眾”，這種“城”實際是一部“國家機器”。當前在有關“城”的考古學研究中，更應注意區別“城”、“城堡”和“村寨”。它們都在其周圍筑有“墻”，這種墻的作法可能相近，有的甚或規模也相仿，但其作用不同。“城”之“墻”是“衛君”的，即保護國家集團的；“城堡”之墻是用于軍事防御的，它們可以是“國家”的軍事設施，也可以作為“野蠻社會”軍事據點；“村寨”之墻是為其居民安全而修筑的，而“野蠻社會”與“文明社會”都有“村寨”存在。因此，我們不能以城墻作為“城”的唯一或主要標志。如何區分“城”、“城堡”和“村寨”，也不能僅據其占地面積大小、墻垣規模等，更重要的應剖析其空間范圍的內容。“城”作為“國家”的政治中心、統治集團的政治中樞，主要應是城中“國家機器”物化載體――宮廟建筑。“城堡”之內主要為軍事設施。“村寨”里面主要是居民住宅和“公共建筑”。“城”、“城堡”和“村寨”之中的不同建筑，反映出其不同使用功能，說明各自的社會作用。因此，對有墻垣圍繞的大面積建筑遺址，究明其內涵十分必要。這些恰恰是我們目前考古工作中應該更多予以關注的。
古代文明形成之初出現的城之宮廟是什么樣子，現在我們還不清楚，但可以通過對已知資料的了解、已知規律的研究去探索未知。如對目前尚存的明清時代的宮殿、宮廟我們可以考察。對唐宋、秦漢時代的宮廟遺址，通過考古發掘、結合歷史文獻記載，也可了解其基本面貌。由此向前追溯，已經考古發掘的商周宮廟遺址，夏代偃題二里頭遺址的第一、二號宮殿建筑遺址，又為我們認識更早以前的“文明社會”城址中的宮廟遺址提供了極為寶貴的“參照物”。
關于“宮”和“廟”的界定要有嚴格的學術標準。我認為中國早期城址中的主要廟是“宗廟”，而不是“神廟”。中國古代文明與地中海周圍的埃及、兩河流域和希臘、羅馬古代文明重要的區別是，前者以“宗廟”為主體。后者以“神廟”為主體。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是前者社會以農業為主要產業，以血緣政治為主；后者商、工、農多種產業并存，以地緣政治為主。因此在探討中國古代文明社會形成之初的城中之廟時，對此應給以加倍重視。
中國“文明形成”時期的宮殿與史前時期的“公共建筑”有著本質不同。從布局形制上說，前者是封閉的，后者是開放的；從結構上看，前者是強調等級、突出個人的；后者是面向“大眾”的。如時代較早的偃師商城的宮殿遺址，其周圍筑有“宮城”，每座宮殿或幾座宮殿還要有單獨的圍墻；屬于夏代的偃師二里頭遺址第一、第二號宮殿遺址各自圍筑有單獨的院墻。
考古學研究范文第4篇
太原現今所發掘的四座壁畫墓均用青磚砌筑而成，墓室形制規整對稱，均為正南北方向，以墓道至墓室為中軸線布置兩邊建筑，形成南北貫通東西對稱格局。根據墓葬的規模又可分兩類：一類為大型墓，一類為小型墓。屬于大型墓的有庫狄迴洛墓、婁睿墓、徐顯秀墓，均有長斜坡墓道，墓室面積20-40平方米之間，墓主人均為北齊的高級官員。金勝村壁畫墓為小型墓，墓主人可能是下級官吏或有一定社會地位的百姓。
大型墓墓主人身份相似，但墓葬結構與鄴城墓葬略有不同，如：“甬道口上方不見磚砌高大城門墻的做法；在墓道設天井或仿木構的磚砌門樓、墓室四角磚砌角柱等不見于鄴城，”這些差別體現出太原地區在葬制方面保留的一些地方特色，如：“磚砌角柱的做法見于本地西晉墓；”“天井的做法也是本地晉墓和北魏墓形制的延續。”
壁畫內容、布局和淵源
這四座墓中壁畫的主題基本都是為了表現墓主人生前生活及死后的極樂世界，所繪內容及其布局具有一致性和地方特征，并與墓室形制、隨葬品等相互呼應，構成了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墓中的壁畫的主要內容涉及人間、仙界、宇宙。人間主要是表現墓主人生前生活的場景，分出行圖與居家宴飲圖。出行圖多繪制于墓道、甬道、墓室的東西壁，基本表現為刻畫出行隊伍和準備出行兩種主題。這些壁畫中尤其以精細繪畫各種出行儀仗隊伍為重，以徐顯秀墓中的墓道兩壁所繪壁畫為代表。而太原婁睿墓墓中所繪的駝馬出行圖，則是另一景象。對于準備出行的圖飾表現則多表現為出行圖的延續，如徐顯秀墓墓室東西壁與墓道壁畫。居家宴飲圖主要表現墓主人日常生活中宴享與燕樂兩個主題。宴享圖主要繪制于墓室北壁，中為墓主人，旁邊陪襯以男女侍從，都面向墓主人作侍奉呼應狀。身后用幃帳或屏風表現室內場景。如徐顯秀墓北壁和金勝村壁畫墓下層。燕樂圖如婁睿墓墓室北壁下層。
仙界涵蓋升仙和辟邪兩類主題。升仙圖多設于近墓門處墓道兩壁、墓室四壁中層。如庫狄迴洛墓、婁睿墓：青龍、白虎繪于墓門，引導后面的儀仗出行奔向仙境；也有仙人與四靈配合表現升仙，位于人間圖像和天象圖之間，如金勝村壁畫墓墓室東西壁仙人御龍虎圖；而徐顯秀墓中則為四神獸引導儀仗隊列。壁畫中作為裝飾圖案的蓮花、流云或卷草摩尼寓示佛教化生、升仙的意義，如徐顯秀墓、婁睿墓均可見到。金勝村壁畫墓寓意升仙的圖案則為羽人、千秋萬歲、人首鳥身。辟邪多設于墓道、門墻、墓門額、墓室四壁上層。如徐顯秀墓有方相氏，為人身、豹頭、鳥爪，四肢伸張作捉拿狀的神獸；婁睿墓石門額正中的龍首和墓室東壁所繪的擊鼓雷神。方相氏及各種神獸神鳥主要就是起鎮墓、辟邪作用的。
空間和時間是表現宇宙類壁畫內容的手法。用日月天象圖來表現空間，在墓室穹隆形空間頂部寫實地描繪日月星辰，為四座墓共有。用十二生辰圖像來表現時間，如婁睿墓四壁上層每層繪三個動物，按順時針方向依次排列。
隨葬品組合分析
墓葬建筑、壁畫和隨葬品共同構筑濃縮了墓主人生前死后的環境，隨葬品中除墓志和鎮墓獸外，余皆為現實生活中人物、事物的陶偶像和模型明器實物。隨葬品則主要有四大類組合。試以婁睿墓為代表說明。出土陶俑611件。約300件放于墓門外、甬道及墓道兩側。墓室東南部有生活用具和陶俑、陶牲畜、陶模型器；西南角和西南墻根有瓷燈、陶模型器、牲畜和武士俑等。
隨葬品第一類組合為鎮墓獸和甲胄武士。鎮墓獸和鎮墓武俑各二件。第二類組合以牛車和鞍馬為中心，有甲騎具裝、輕騎、騎馬鼓吹俑、持盾俑、背箭俑、文吏、風帽套衣俑等。以男女侍仆和舞樂俑為主的第三類組合有：女侍俑31件。女侍跪俑3件，女仆俑1件。役夫俑3件。可能為拉馬、駝的役夫，形象似西域人。馱物騎俑1件。袱馬10件，馱馬3件。以庖廚用具模型組合為主的第四組器物有：牛、豬、臥羊、臥狗、雞、倉、磨、灶、井、廁等。隨葬品組合既有京都地區的特征，又具有鮮明的本地風貌。在著裝方面，與京都地區較多的漢魏衣冠俑相比，太原地區的傭多束腰圓領長袍、靴子，腰佩刀劍，顯得胡意濃濃。騎馬傭數量較其他地方為多，或許與太原地區濃郁的游牧民族文化傳統有關。
墓葬文化因素分析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太原地區的北齊壁畫墓表現了東魏北齊時期的主流墓葬文化因素：墓室形制以帶斜坡墓道、甬道的弧方形單室墓為主；墓室壁畫的內容與布局統一，表現手法是寫實主義風格；隨葬品組合與形態基本固定，與壁畫內容互為照應；將墓室的形制、墓室內壁畫的內容與布局、隨葬品的種類及組合三個因素統一起來，則思想鮮明的墓室環境不言而喻。這些主流因素的形成與當時太原所處的地位和環境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晉陽作為北齊的陪都，其政治地位相當重要，從各類文獻記載來看，其時許多大的政治活動都在晉陽舉行；而且北齊統治者為強化統治還加強了政治制度和禮制，因此這種政治上的控制促進了墓葬制度的推行，與京都地區表現了較強的一致性。
從墓葬建筑形制看，太原北齊壁畫墓在接受京都地區影響的同時也體現了自己的特色：如太原金勝村墓墓室四隅砌有角柱，婁睿墓甬道分前后兩段并設置天井等。太原北齊壁畫墓的內容與布局體現出一種強烈的現實主義風格。在眾多的題材中，北齊壁畫墓以墓室建筑為依托的出行、家居圖表現人間生活，表達墓室主人感觸最深的現實生活。其中對出行圖的渲染，更是對當時游牧民族所具有的文化傳統在頻繁的軍事生活中所體現的真實寫照。從太原北齊壁畫墓的現有出土的情況看，其墓道和甬道中所繪制的各類神獸及儀仗出行等內容，多為融匯了南朝墓葬的壁畫裝飾風格所致；加之承繼漢魏傳統于墓室頂部和四壁繪天象星宿、四神和墓主畫像及居家宴飲等內容，總體上形成了風格獨特、內容豐富、繪制精巧、布局嚴整的一套富有時代風格的壁畫體系。
北齊壁畫墓由于時代特征，與當時所建之石窟寺在建筑裝飾細節上也有許多相似之處。例如：“庫狄迴洛墓（562年）的墓門上浮雕蓮花形的門簪三枚；”“北齊婁睿墓（570年）的門楣橫列五朵束枝蓮花,襯以六出綠葉；”“新發現的北齊徐顯秀墓的石門門簪也裝飾有五朵高浮雕蓮花。”這些文化因素在大致同時的云岡石窟第9、10窟中均可見到。壁畫人物、陶俑的造型等可能受到了南朝畫風的影響，如“太原婁睿墓的鞍馬人物形象可能是南朝張僧繇畫風相似的北齊楊派作品”。隨葬品中亦表現出了來自西方的強烈文化氣息，如西方金銀制品和胡人俑的增多，“徐顯秀墓壁畫中中亞風格的菩薩聯珠紋等因素可能與北齊時中西文化交流的增多和北齊的胡化趨勢相關”。
考古學研究范文第5篇
關鍵詞： 中學古典詩詞教學 重要性 難點 教學方法
當前，古典詩詞教學受到高考命題的影響十分明顯，因而在教學過程中存在較強的功利性。單就從好的方面而言，高考古典詩詞命題的出現、探索發展和不斷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教育工作者對高中古典詩詞教學的反思，有助于推進高中古典詩詞教學的發展。但與此同時，高考作為一種考試，命題者帶有一種濃郁的權威者的色彩，自身帶有的導向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高考古典詩詞命題及評分，所有教師在平時古典詩詞的教學和考試中都必須服從命題者的思想，這無形中禁錮了對詩詞內涵的開放性思考，并制約了高中古典詩詞教學的發展。
誠然，高考對當前的中學古詩詞教學的影響有利有弊，但是究其客觀原因，我們不應該把所有目前古典詩詞教學方面存在的問題完全歸咎于高考的存在。恰恰相反，筆者認為，在一定意義上，依托于高考背景下的古典詩詞教學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培養學生的情感感悟、文本判讀和文本拓展能力，即所謂的“美人之光，可以養目；智者之師，可以養心”，由此帶來古典詩詞的鑒賞能力和綜合素質水平的提高。
一、詩詞教學的重要性
詩詞教學自古以來就受到極高的重視。春秋時期，孔子把《詩》作為儒家傳道授業解惑的重要教材。《論語·陽貨》中記載了這樣一段對話，孔子對弟子說：“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興”，可使人興起感發；“觀”，可觀察風俗民情；“群”，可使人際關系和諧；“怨”，可調和人的情感，怨而不怒，哀而不傷。興、觀、群、怨概括了詩歌的主要作用。重視詩教及其繁盛的古詩詞成就，是我國優良的教育、文化傳統，它使中華民族的悠久文化熠熠生輝，體現了民族的精神風貌和聰明睿智與創造力。中學語文教學重視并加強古代詩詞的教學，對弘揚民族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1991年，國家教委考試中心頒布了《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全國統一考試說明》就做出了詳細的規定，雖然歷經二十余年，全國各地高考的考試模式在不斷做出新的探索和嘗試，但是對考試命題的指導方向是始終沒有改變的。在古典詩詞鑒賞方面，《考試說明》對考生提出了非常明確的要求，就是要求考生“能夠對詩詞的形象、語言、表達技巧、思想內涵和作者的觀點態度等內容作出鑒賞和評價”。具體而言，包括以下三個方面：其一，理解古典詩詞中字詞的含義；其二，鑒賞古典詩詞的形象、語言和表達技巧；其三，評價文學作品的思想內容和作者的觀點態度。
值得一提的是，《尚書·虞書》有言：“詩言志，歌詠言。”朱自清在《詩言志辯》中說：“古人之言包含無盡。后人讀之，隨其性情淺深高下，各有會心。如好《晨風》而慈父感悟，將《鹿鳴》而兄弟同食，其為得之。董子曰：‘詩無達怙’，此物之質也。”簡而言之，古典詩詞都存在“詩言志”這樣一種特性。
綜上，縱觀中學歷史教材，中學加強古典詩詞教學的作用是多方面的：
（一）古詩詞教學有利于培養學生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民族自豪感。
前人將自己對親情、友情、愛情、愛國情濃縮在精煉的詩詞文字當中，體現以天下為己任的憂患意識，抒發百折不撓的民族氣概，或如陸游“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或如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或如龔自珍“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或如秋瑾“一腔熱血勤珍重，死去猶能化碧濤”。
（二）古詩詞教學有利于學生感知生活和陶冶情操。
詩詞中蘊藏積極樂觀的處事心態，珍愛生活的思想，朋友之間深厚真摯的友誼，戀人之間真摯篤厚的愛情，游子對親人和家鄉的思念。或如《詩經·關雎》中所吟唱的“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或如李白“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或如杜甫“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或如李清照“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卷簾人，卻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
（三）中學古詩詞教學有助于加強語言熏陶。
中國古典詩詞當中有著豐富的內涵及情景交融的表現手法，教師引導學生朗讀和學量的古詩詞，不但能夠積累大量的語言詞匯，而且可以通過這樣一個過程，逐步促使學生體會詩中意境，使自己得到熏陶。古詩凝練、韻律化的語言影響了學生語言的表達習慣，學習掌握古詩詞必然有助于培養學生的語言感受力和理解力。
二、詩歌教學的難點
筆者通過近段時間對相關論文的研讀，并結合教學中出現的現象，現將古典詩詞教學中存在的主要難點歸納總結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披文——“言”了什么。
劉勰的《文心雕龍·知音》提到“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意思就是作者只有當感情奔騰涌動時，才能文思如泉，運用文字形成作品；讀者只有認真閱讀、仔細分析作品，才能與作者產生共鳴，為作品的情所打動。“披文”對于了解古典詩詞的內容具有重要的意義。教師應該注意以詩題、詩句、小序、注釋為切入點，把分析古典詩詞的重心放在“言了什么”這個問題上。
例如天津卷中選取的宋代楊萬里的《野菊》一詩，設問：“政緣在野有幽色，肯為無人減妙香”一句描繪了什么樣的野菊形象。又如山東卷在《吳松道中二首（其二）》問到關于“曉路雨瀟瀟，江鄉葉正飄。天寒雁聲急，歲晚客程遙”描寫的是怎樣的景色和營造了怎樣的氣氛。這兩例屬于試圖引導學生作答“描寫了怎樣的畫面”，“刻畫了怎樣的形象”，如安徽卷中閱讀完楊萬里的《最愛東山晴后雪》后提問關于這首詩中的詩人的形象。
古典詩詞畫面（形象）鑒賞是不論是實際的課堂教學，還是高考古典詩詞鑒賞試題考查都是作為重點。其中所謂的畫面（形象）就是意象。詩人在進行詩詞創作時，都是預先設定好了要表達的思想情感，再選取相關的意象進行創作，所以這種題目實際上就是一種執果索因的過程。
部分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認為這一部分不是高考考試的重點，對此不甚重視。這種觀念是不正確的。這個部分恰恰是古典詩詞鑒賞的關鍵，因為其具有幫助把握古典詩詞的中心內涵的關鍵作用。教師在課堂教學過程中尤其應該重視這一部分，這對于學生進一步深入了解詩人及其作品的主旨大有裨益。
（二）緣景——為什么“言”。
中國古代詩人似乎有一種共性，即：登高必望遠，懷古必傷今。前者遙岑遠目，思接千載；后者把欄桿拍遍，無人會登臨意。詩人總是在用最簡練的詞語表達內心深處最豐富、最濃烈的情感，從而寫出最好的詩。詩人情感的迸發更多的時候并不是直接表露的，或者說在當時的社會歷史背景下是不便于直接流露的。在這樣一種情況下，詩人總會借助某種意象抒發自身的情感，這種意象并不是那種抽象的，詩人總是會挑選出最常見的具體物象，將自己的思想活動寄托在這些物象上，抒感，這就是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所說的“一切景語皆情語”。
筆者結合授業恩師李雁南的實際教學經驗，現將此古典詩詞中常見的一些具體的物象和情感，以清晰直觀的表格形式總結如下，給其他中學語文教師在古典詩詞教學過程中提供一定的參考。表格如下：
閱讀古典詩詞，了解作者為什么“言”，不僅是學習知識，了解古典詩詞的作者和內涵，更重要的是可以借助這樣的條件實現和作者心靈的對話與碰撞。高中階段是一個學生人生發展承前啟后的重要階段。在學習過程中，教師在進行古典詩詞鑒賞教育時，要注重學生能夠明確志向，完善品德修養。這一階段的學生多處于青春叛逆時期，也是獨立意識和社會責任感形成的關鍵階段，教師需要通過正確的渠道對學生作引導和教育。朱光潛先生在《談讀詩與趣味的培養》中談道：“讀詩的功用不僅在消愁解悶，不僅是替有閑階級添一件奢侈品，還在于它使人到處都可以感覺到人生世相新鮮有趣，到處可以吸收維持生命和推展生命的活力。”
一首傳承千百年的古典詩詞是先人留存下的最好的精神食糧，這其中蘊含著一份最真摯、最濃厚的情感，承載著詩人最高尚、最堅貞的人格。任何時候應付課堂教學和考試都不應該是唯一的目的，這一階段中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利用詩詞向學生傳達立志、養德、修身的品質才是中學詩詞鑒賞教學的最終歸宿。
（三）入情——怎么“言”的
這是一個關鍵問題。如果“緣景”是為了通過古典詩詞鑒賞來塑造學生高尚人格，那么“入情”這一階段更主要的就是提高學生的文學素養和內在素養。學生需要回答兩個問題：其一，詩人是怎樣寫景的（用了什么手法，哪個詞句好，怎樣的結構層次）；其二，詩人是怎樣表達感情的（抒情方式，藝術手法，修辭手法等）。
一首詩詞，為了以最少的字表達最豐富的內容，會采用多樣的藝術表現手法。教師在古典詩詞鑒賞教學過程中為了幫助學生更好地鑒賞古典詩詞，領會其中蘊藏的魅力，并最終達到學以致用，就必須明確古典詩詞的藝術表現手法。
筆者將這一部分在古典詩詞鑒賞上可能會遇到的問題、藝術表現手法，以及使用的好處以表格的形式羅列出來，希望能便于理解。
在閱讀古典詩詞時，除了上表中列舉的藝術手法之外，學生能夠準確了解運用修辭手法，這同樣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古典詩詞中出現的修辭手法與現代漢語中的大體相似，包括比喻、比擬、夸張、排比、互文、設問、反問、想象、對偶等。詩詞中出現比喻可以使詩詞文字更加生動形象，具體可感；運用比擬可以表現出詩人的好惡；夸張的使用可以突出事物的特征，吸引讀者；互文顯得語言細膩含蓄，具有對稱美；利用雙關，語意含蓄，耐人尋味；反問可加強語氣語調，反問可引起讀者注意……
很多古典詩詞中存在在現代漢語學習中不常見的修辭手法，比如用典、列錦。這種現代漢語不常見的修辭手法，并不代表在現代的語言使用和日常生活中已經失去的意義，相反更加應該注重這類修辭手法。下面以用典為例，筆者談談看法。
用典是用前人的品格、事跡、理想來影射自己的手法。例如我們在讀辛棄疾的《京口北固亭·懷古》時：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貍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辛棄疾信手拈來與孫權、劉裕、劉義隆、廉頗有關的四個典故，準確生動地表達辛棄疾一心希望南宋政府能夠重用他，帶領軍隊收復金人侵占的土地，回歸故鄉的豪情壯志。這讓每一位讀者感慨詞人熟知歷史典故的同時，更能為詞人的愛國情感深深感染。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詩詞由于篇幅短小、字數的限制，用典可以傳達出詩人更多的情感，同時也可以折射出更多的文化內涵。當前，多數學生對古典詩詞背后的文化很感興趣，希望通過了解詩人的時代背景和生平履歷，對詩詞進行深入的理解，然而，教師在講課中卻忽略不講或是輕描淡寫一筆帶過。
三、詩歌教學的方法
在古典詩詞教學中，部分高中語文教師因循守舊，凡事以教學參考書為準，刻板地按照預先的教學設計上課，讓學生感受不到古典詩詞之美，學生根本無法真正參與到古典詩詞的學習中。
教師要積極為學生搭建學習古典詩詞鑒賞的平臺，在促進學生完成高中學業的同時，還應該讓學生更喜歡中國的古典詩詞，更了解中國古代文化。筆者進行這種詩詞鑒賞教學模式探索的根本目的是將學生的發展放在首位，促進學生積極思維，解決實際教學問題，更好地完成教學目標。
要想在高考背景下，中學古典詩詞教學取得較大的突破，筆者從教師和學生兩個方面談談想法。
（一）了解學生，協調方法，教學能力。
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應該根據高中學生的身心發展階段和狀態，通過實際教學和與學生交流等手段，深入揣摩學生的知識和能力水平，并根據這一現狀采用恰當的教學方式和手段。在古典詩詞教學過程中，教師需要注重挖掘古典詩詞中蘊藏的中國古典文化，傳遞詩詞背后的文化。在課堂上，教師講述通俗易懂的故事，這一種方式比傳統的說教更有利于引起學生的興趣，也有利于學生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詩詞。教師需要不斷培養和提高自身文化素養，不被人云亦云的文本解讀束縛，而在博覽群書的基礎上，適當融入自己的觀點和理解，在傳遞知識的同時，更重要的是教會學生學會思考，從而培養學生運用知識的能力。
（二）創設情境，組織互動，推進自主學習
在中學古典詩詞教學過程中要注重活化內容，比如將抽象的文字通過實物演示、圖片展示、情景再現、表演模仿等途徑進行多樣化的展示，改變以往單純死記硬背的模式，錯誤的把知識孤立的行為。機械重復對于學生而言，會產生煩躁情緒，導致學習效果削弱，更無法掌握古典詩詞的豐富內涵。教師就應當注意發揮學生學習的自主性，積極為學生創設學習古典詩詞的情境。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可以采用分組的形式開展探究性自主學習，使學生真正成為課堂的主體，從而創造輕松、活潑的教學氛圍，促進教學目標的實現。
學生在具有共性的同時也具有個性。教師在實際教學中要兼顧適應不同學生思維能力的需要，做到統籌兼顧，與時俱進，幫助學生搭建知識結構，發揮學生理性思考能力，促進每一位學生成長成才。
參考文獻：
[1]陳旭遠.課程與教學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第一版.
[2]張學穎.高中古典詩詞的藝術鑒賞問題及策略研究.東北師范大學，2011.5.
[3]趙萍.高中古典詩詞教學研究.東北師范大學，2008.4.
[4]雷麗云.高中新課程古典詩詞教學建模的研究.福建師范大學，2007.8.
[5]李玉國.激趣·審美·入情·遷移——淺談古典詩歌的教學方法[J].四川教育學院學報，2008.10（增刊）.
[6]陳其元等.培養學生學習興趣的著眼點[J].現代中小學教育，199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