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生育率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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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生育率的原因范文第1篇
關鍵詞： 能源效率；偏最小二乘回歸；截面數據
中圖分類號：F407.2 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1003-7217(2011)05-0084-06
一、問題的提出及文獻綜述
能源作為支撐經濟增長的基本要素，是現代社會生存和發展的基礎。近幾十年來，世界經濟總量有了顯著增長，同時也消耗了相當可觀的能源，由此帶來的二氧化碳排放以及二氧化碳為主的溫室氣體造成的全球氣候變化，已經成為影響人類社會發展全局和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重大戰略問題。
中國是能源生產和能源消費大國，能源效率存在著明顯的地域差異。不同地區間的產業結構、能源結構、能源強度、能源利用效率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比如有的地區是以電力、鋼鐵產業為主體，有的地區是以服務業和創意產業為支柱；有的地區是以煤為主要能源，有的地區則主要使用燃油、天然氣；有的地區產業節能技術水平已經達到國際先進水平，有的地區卻仍然在低水平徘徊。這些千差萬別的情況決定我們制訂節能政策時必須充分考慮地區差異，以盡量減少節能的社會總成本。統一的節能模式確實帶來了苦樂不均的問題――既不利于能源利用效率相對較低的后發地區加快發展，也不利于能源利用效率相對較高的發達地區進一步發揮競爭優勢。因此，要根據我國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性，充分考慮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和節能潛力等因素，實行差異化的節能政策，以盡可能減少節能成本，減少對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利影響。
目前，能源強度和能源效率問題已經成為國內外學者探討研究的熱點?，F有的關于能源效率的研究文獻主要從以下幾個角度來分析：
1.對能源效率進行評價。能源效率評價方法的研究按照能效指標考察的生產要素的多寡，又可以分為單要素能源效率和全要素能源效率。單要素能源效率常被定義為一個經濟體的有效產出和能源投入的比值，它是單位GDP能耗的倒數，很多學者也認為它是能源生產率。早期對能源效率的研究中都采用的是單要素能源效率指標。王慶一、施發啟、金三林等采用不同的方法對我國能源效率進行了國際比較，認為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當前能源效率還十分低下［1-3］。以面板數據為基礎，Miketa［4］對56個國家，Mulder和Groot［5，6］對經濟合作組織成員國能源效率的差異性和收斂性進行了研究。孫鵬等分析了中國1978~2003年經濟增長和能源消耗強度對能源消耗量的影響，認為中國的能源效率在提高，但2001~2003年能源效率存在一定的下降［7］。Rebecca和David考察了發展中國家能源轉軌的情形，認為在經濟發展初期階段，由于無效率的能源和技術占居主導地位，因此，創造同樣價值的產出會要求較高的能源投入；但是，隨著經濟發展水平和現代化程度的提高，更加有效的能源和技術得以采用，使得單位產出的能源投入開始下降［8］。史丹運用洛倫茲曲線、弗羅倫斯系數和基尼系數分析了中國能源效率的地區差異以及能源效率趨同條件下的節能潛力［9］。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方法來源于微觀經濟學上的全要素生產理論。社會生產的各投入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替代，而決定最終產出的并非是能源或人力等某一個生產要素，而是各種生產要素的組合。其中最典型的是數據包絡分析(DEA)方法。近年來見于文獻的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文章都是使用DEA對能源效率進行測度。Hu等首次基于全要素生產率框架定義了全要素能源效率指標， 彌補了傳統指標能源生產率僅考慮能源單一要素的缺陷［10］; 魏楚等基于Hu等的思路將能源效率定義為當前固定能源投入下實際產出能力達到最大產出的程度［11］， 或者說在產出固定條件下能實現最小投入的程度。李世祥等在DEA應用的基礎上，提出了基于技術效率、能源投入最小化、成本最小化、產能利用率調整目標情景下能源效率測度的方法，從1990~2006年間省際面板數據和工業行業面板數據的角度評價了中國的能源效率狀況，并利用“兩步走”估計了其影響因素［12］。
2.分析影響能源效率的因素。李廉水、周勇對35 個工業行業進行DEA-Malmquist指數分解， 并將分解后的技術進步、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作為解釋變量， 去估算各因素對能源效率的關系，結果發現技術效率而非技術進步是工業部門能源效率提高的主要原因， 但后者的作用將逐漸增強［13］。吳巧生等運用Laspeyres指數及其分解模型對中國單位GDP能耗進行分解，并對其影響因素進行研究，得出中國能源效率提高主要是各產業能源使用效率提高的結果［14］。Zhang(2003)利用改進的拉氏指數計算了中國工業部門1990~1997 年的能源使用情況。將工業能源消費分解為規模效應、實際的強度效應和結構效應，發現實際的強度效應( 即技術效應) 是主導因素［15］。高振宇等、魏楚等定量分析了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工業結構、能源消費結構、對外開放程度、政府影響力、制度因素和能源價格等因素對我國能源效率的影響程度［16-20］。
以下試根據中國各地區不同發展水平的現實，運用2007年中國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由于數據的不可得性，不包括、港澳臺地區)的截面數據對中國能源利用效率的省際分異與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并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二、中國能源利用效率影響因素的偏最小二乘回歸（PLS）模型的構建
偏最小二乘回歸由化學界的伍德、阿巴諾等人在1983年提出，這種方法是在普通多元回歸的基礎上有機結合了主成分分析、典型相關分析的思想，在一個算法下，可以同時實現回歸建模(多元線性回歸)、數據結構簡化(主成分分析)以及兩組變量之間的相關性分析(典型相關分析)，可以很好地解決自變量間多重共線性問題［21］。
三、中國能源利用效率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
1.指標的選取。當前度量能源效率較普遍的方法是單位GDP能耗，《中國統計年鑒》中采用的就是這種方法。本文擬采用2007年中國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不包括、港澳臺地區)的單位GDP能耗(Y)來代表各地區的能源效率，那么單位GDP能耗越低，說明能源效率越高。
本文根據中國能源利用效率省際分異中的七個因素選取了八個指標：
(1)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發展水平對于能源生產率的影響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隨著經濟發展, 生產規模會擴大，一些先進技術會被逐漸采用,從而對能源生產率的提高有積極作用; 同時生產的不斷重復進行使熟練程度增加, 產生“學習效應”, 同一生產過程中所使用的能源會相應下降。這兩方面作用的綜合影響體現在經濟發展對能源生產率提高的貢獻上。選取指標人均GDP（ x 1）來代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
(2)產業結構。我們知道第二產業中的工業是高耗能產業，而第三產業中的金融業和房地產業是低耗能產業，因此，可以認為如果工業對一個地區的生產總值貢獻很大，那么，這個地區的單位GDP能耗必然偏高；相反地，如果金融業和房地產業對一個地區的生產總值貢獻很大，那么，這個地區的單位GDP能耗必然偏低。為此選取指標工業增加值比重（ x2）、金融業和房地產業增加值比重（x 3）來代表產業結構因素對單位GDP能耗的影響。
(3)地理位置。各地區進出口總額與各地區的地理位置基本上完全對應，東南部沿海地區的進出口總額最高，中部地區次之，西北部地區最低，為此，用各地區進出口總額（ x 4）來代表地理位置因素對單位GDP能耗的影響。
(4)技術水平。各地區的技術水平可以用全員勞動生產率來衡量，因此，引入指標全員勞動生產率（ x 5）來衡量技術水平對單位GDP能耗的影響。
(5)對外經濟。通常外商投資和港澳臺商投資企業都具有規模大、技術先進的優點，因此，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從而降低單位GDP能耗。因為工業是高能耗產業，這個行業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對單位GDP能耗的影響單位GDP能耗特別顯著，為此，引入各地區外商投資和港澳臺商投資工業企業增加值占總工業增加值的比例（ x 6）來度量對外經濟差異對單位GDP能耗的影響。
(6)投資行為。中國現階段的經濟增長還是以粗放型為主，粗放型經濟增長中,投資規模膨脹、盲目投資和低水平重復建設造成了資源浪費、利用效率低。投資驅動型特征和重工業化態勢的經濟增長必然導致資源型產品價格普遍上漲,尤其是原材料、燃料和動力購進價格大幅上漲。因此，選取各地區燃料的商品零售價格指數（ x 7）來度量各地區投資行為對單位GDP能耗的影響。
(7)能源消費結構。煤炭在中國能源資源中占據絕對優勢地位, 2007年中國煤炭消費總量達到25.86×108t,占全國能源消費總量的69.5%。而煤炭消費的技術水平較為落后,大部分是原煤直接燃燒,煤炭利用效率低,煤炭消費的不經濟性必然降低區域能源利用效率。因此，引入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的比重（ x 8）來衡量各地區能源消費結構差異對單位GDP能耗的影響。本文的數據都來自《中國統計年鑒2008》和《中國能源統計年鑒2008》，經計算整理得到。鑒于篇幅，就不再列出。
2.多重共線性分析。
運用SPSS可以得到各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矩陣，從表1可以看出人均GDP（ x1）與全員勞動生產率（x5）之間相關性非常強，變量x1與金融業和房地產業增加值比重（x3）、外商投資和港澳臺商投資工業企業增加值占總工業增加值的比例（x6），全員勞動生產率（x5）與x3、x6的相關性也都較強。
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歸得到的結果如表2。從表2中可以看到，可決系數R2為0.829，說明模型擬合程度較好，但變量x3（金融業和房地產業增加值比重）與變量x5（全員勞動生產率）的系數為正，這與實際不相符，因為金融業和房地產業為低耗能產業，它們對地區GDP的貢獻越大，單位GDP能耗應越低，同時技術水平越高，對能源的使用效率也越高，單位GDP能耗也應越低?；貧w系數與實際意義的不一致也就反映了變量之間可能存在多重共線性。
3.PLS 回歸結果。
為了推動偏最小二乘回歸的應用發展，1987年伍德和他的合作者們創建了UMETRICS公司，開發了在Windows下面運行的SIMCA-P數據分析軟件，用以支持偏最小二乘回歸的計算和結果解釋。本文所有的結果,都是在SIMCA-P上實現的。
根據交差有效性系數Q2A提取了一個成分，模型結果見表3。
從圖1可以看出，人均GDP（x1）、金融業和房地產業增加值比重（x3）、進出口總額（x4），全員勞動生產率（x5）、外商投資和港澳臺商投資工業企業增加值占總工業增加值的比例（x6）對單位GDP能耗起負向作用，即這些值越大，能源效率越高。其中外商投資和港澳臺商投資工業企業增加值占總工業增加值的比例（x6）與進出口總額（x4）對區域能源利用效率的正向影響最為顯著。工業增加值比重（x2），燃料的商品零售價格指數（x7）、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的比重（x8）對單位GDP能耗起正向作用，即這些值越大，能源效率越低。其中代表能源消費結構的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的比重（x8）對區域能源利用效率的負向影響最為顯著。這些回歸系數的符號完全符合經濟學意義。
固定資產投資中外商投資比重的差異是能源利用效率的最重要因素。一方面，國外投資的行業通常是勞動力密集型產業，能源消耗量不大，如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儀器儀表文化辦公用機械、服裝及其他纖維品制造業和食品制造業等。此外，這些產業通常具有規模大、生產技術水平高、管理先進的特點，在極大地增加了地區生產總值的情況下卻相對地減少了能源消耗，自然會使該地區的能源效率提高。另一方面，中國各地區固定資產投資中外商投資比重差異明顯，東部地區比重通常在10%以上，廣東更是達到了24.3%，中部地區大多在5%以上，而西部通常只有1%～2%。綜合以上兩方面的原因，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這一變量會對中國能源效率地區差異影響程度最深。
各地區工業總產值中高耗能行業比重的差異是能源利用效率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工業是中國的能源消耗大戶，2007年工業所消耗的能源占據了總能源消耗的73.3%，而六個高耗能行業所消耗的能源又占了工業總耗能中的72.4%，因為在得到同樣產出時對能源的消耗遠高于其它行業。因此，高耗能行業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差異會極大地影響各地區的能源效率，而中國各地區這個比重的差異是比較顯著的，像中國當前能源效率最低的寧夏和青海省這個比重分別達到了54.8%和52.4%，而能源效率較高的江蘇和福建這個比重只有13.4%和18.4%。事實上，各地區工業總產值中高耗能行業比重和固定資產投資中外商投資比重的差異反映的是中國各地區工業結構的差異。中國東部地區因其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和國家的開放政策，大量地吸引了國外投資，很多新技術和新設備隨之涌入，且由于技術的外溢效應，使得自主開發創新能力都大大得到提升，工業結構調整和升級較快。而中西部地區因為缺乏這些資源和設備，不得不走重型工業化道路。因此，可以說對地區能源效率影響顯著的不是工業比重而是工業結構。
各地區的煤炭消費比重差異是能源利用效率的另一主要因素。由于中國本身的資源稟賦，煤炭消費一直是中國能源消費市場中的主角。如果按電熱當量計算法計算，2007年中國總的能源消費中，煤炭消費占72.8%。而據有關專家分析，在一次能源品種中，煤炭的利用效率約為27%，原油的利用效率約為50%，天然氣利用效率約為57%，電的利用效率約為85%。煤炭如此低的利用效率必然會極大地降低對以煤炭消費為主地區的能源效率。山西和內蒙古作為中國兩大主要產煤基地，煤炭消費比重都非常高，這也許就是為什么作為中部省份而且經濟比較發達的山西能源效率卻處于全國末端的原因。
從全國來看，經濟發展水平與能源效率呈正向關系，但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并不是造成能源效率地區差異的主要因素。本文的經濟發展水平僅為狹義概念，是經濟增長的量化指標。一方面，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一些先進的知識、技術、管理經驗和現代化的節能設備會被逐漸應用于生產過程之中，從而提高能源效率。同時由于“學習效應”的產生，同一生產過程中所使用的能源會相應下降，這兩方面的共同作用都會對提高能源效率產生積極的作用。但是考慮到中國正處在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過程，許多中西部省市大批高耗能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和工業項目的盲目上馬雖然提高了各省份的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卻也降低了能源效率。
燃料、動力類價格指數與能源效率負相關。中國當前的經濟增長中，投資驅動型特征和重工業化態勢十分明顯，這就導致對資源型產品的需求旺盛，能源產品價格普遍上漲，尤其是燃料和動力購進價格指數大幅上漲。各地區燃料、動力類價格指數其實從另一方面反映了工業重型化和盲目投資對能源效率的負面作用。
代表地理位置的虛擬變量的系數都為負，說明中部和西部相對東部來說，還有一些模型中沒有列出的因素對它們的能源效率起到抑制作用。中國現行的區域政策基本上是按照東、中、西三大地區區別對待，三個地區的經濟體制和市場化程度均存在一定差異。此外，在我們的模型中沒有考慮各地區的人力資本差異，而事實上我們知道三大地區的人力資本質量是依次遞減的，高素質的人力資本質量對于消化和吸收外來技術以及自主創新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這正是中部和西部，特別是西部所缺乏的，因此，地理位置因素對西部的負向作用要強過中部。
四、主要結論與建議
能源消費結構、對外經濟和地理位置是影響中國能源利用效率的顯著因素。以煤炭消費比重所表示的能源結構對區域能源利用效率的負向影響程度最大，以外商投資和港澳臺商投資工業企業增加值占總工業增加值的比例所表示的對外經濟對區域能源利用效率的正向影響程度最大。以進出口總額所表示的地理位置差異對區域能源利用效率的正向影響程度也很大。外商投資和港澳臺商投資工業企業通常都具有技術水平高的特點，同時進出口貿易頻繁的地區，更容易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并通過擴大生產規模來獲得規模經濟效益。這兩點都說明歸根到底是技術水平的差異造成了能源效率的地區差異。
因此，優化能源消費結構、提升勞動生產率是提高中國能源利用效率的有效措施。中國富煤少油的能源稟賦格局決定了未來一段時間內中國煤炭消費量及其比例還會略有增加，因此采用節能技術提高煤炭利用效率對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具有重要意義。此外，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加大科技投入來提高技術水平對于能源高效利用具有長遠影響。最后,政府政策措施（稅收和產業政策）等對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影響及其量化處理是進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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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Inter-Provincial Differenc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a's Energy Utilization Efficiency
HU Zong-yi, LIU Yi-wen
(Colleage Of Finance And Statistics,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79, China)
影響生育率的原因范文第2篇
“人口紅利”成為一個熱門詞匯，其主要原因在于有研究認為人口紅利和經濟高速增長密切相關，人口紅利消失有可能意味著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時代會終結，這樣，對人口紅利的關注其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對中國經濟增長前景的擔心。
人口紅利消失在即
中國目前仍處在人口紅利期，但人口呈現加速老齡化之勢，人口紅利消失就在眼前“人口紅利”是人口轉變過程中所出現的被撫養人口比例不斷下降、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不斷升高，從而使得勞動力供給相對豐富的一段時期。理論上說，任何完成了人口轉變的國家，都會出現某種程度的人口紅利。世界上所有發達國家都完成了人口轉變，都出現過人口紅利，而且人口紅利也都在其發展過程中發揮過重要作用。
日本是亞洲最早實現人口轉變和經濟騰飛的國家，“人口紅利”也出現得最早，大約開始于1930-1935 年，結束于1990-1995 年，持續了60 年左右的時間。日本經濟的發展歷程展現了和人口紅利之間的高度相關性。1913-1950年，日本經濟年平均增長率僅為2.21%；1950-1973 年，日本經濟年平均增長率提高到9.29% ；1973 年石油危機后，日本經濟增長速度逐步下降，到1990 年代初期陷入停滯。
與此相對應，反映人口紅利的指標人口撫養比變化（人口扶養比越低，人口紅利越明顯）則呈現了與日本經濟發展相反的趨勢。上世紀60 年代是日本經濟增長最快的時期，也是日本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上升和扶養比下降的階段。
日本人口撫養比在1990 年代之前一直保持在低于50% 的較低水平，經濟也持續保持在平均5% 左右的增長速度。
1990 年代之后，隨著人口紅利的式微，人口撫養比逐步上升，經濟增長開始陷入停滯。很多研究認為，人口紅利的消失以及日益嚴重的人口老齡化是導致日本經濟衰退的主要因素之一。
中國的人口紅利始于上世紀60 年代中期，由于死亡率快速下降的影響，勞動年齡人口增長速度自那時起快于總人口增長速度，其結果，勞動年齡占總人口的比例不斷增加，撫養比不斷下降。
1964 年，15-64 歲勞動年齡占總人口比例為55.7%，1982 年增加到61.5%，1990 年增加到66.7%，2000 年增加到70.0%。隨著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增加和扶養比下降，中國經濟增長獲得了良好的要素稟賦條件，具備了實現高速增長的潛力。
改革開放以來，市場配置資源的機制使得人口紅利不斷轉化為勞動力成本優勢，中國因成為“世界工廠”而實現了經濟高速增長。1978 年以來，中國經濟保持了年均10% 左右的增長速度，人均GDP 翻了數番，目前已經超過5000美元，中國也快速從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轉變為中等收入國家。
中國目前仍然處在人口紅利時期，勞動年齡占總人口比例正在接近歷史上的最高點。但是，由于婦女生育水平快速下降，人口呈現加速老齡化之勢，勞動年齡人口預計會在2015 年左右停止增長，人口紅利消失就在眼前。
四大嚴峻挑戰
人口紅利消失后日益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形勢，對中國的挑戰尤其嚴峻中國人口轉變用了世界上最短的時間，所以，人口紅利與其他國家相比也是來得快去得更急。2010 年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中國大陸2010 年總人口達到13.39 億，其中0-14 歲人口為2.22 億， 占總人口的16.60% ；15-64 歲人口為9.98 億，占總人口的74.53% ；65 歲及以上人口為1.19 億，占總人口的8.87%。
中國目前已經是人口老齡化國家，而且老齡化速度正呈加速之勢。65 歲以 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從7% 上升到14%，法國用了115 年，美國用了65 年，英國用了45 年，日本用了24 年。從現有的實際生育水平來看，中國老齡人口占比從7% 上升到14% 所用的時間有可能少于日本，從而取代日本成為世界上老齡化最快的國家。
人口紅利消失和老齡化的日益加重，將會給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嚴重而深刻的影響。首先，人口紅利消失將會帶來勞動供給減少和潛在勞動生產率下降。勞動力年齡結構老化還可能降低整個社會吸收新知識和新觀念的速度，導致技術創新能力下降，削弱技術進步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
其次，人口紅利消失還會帶來市場需求減弱。15-64 歲人口既是生產年齡人口，也是消費最旺盛的人口。由于老齡人口增加帶來的需求增加難以彌補由于生產年齡人口下降導致的消費需求減少，總消費需求會因此趨于減弱。
第三，養老的社會負擔將會越來越重。隨著老年人口的不斷增多，財政負擔會增大，政府將不得不增加稅收和社會保險繳費，造成國民負擔增加，而這將進一步抑制家庭和個人消費需求，導致經濟增長減緩。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算，由于人口負增長導致消費市場縮小、教育機構倒閉、社會保障費用增大和勞動人口負擔增加等原因，2005-2050 年日本的國內生產總值可能每年下滑0.8%。
第四，醫療和健康照料的費用會急劇上升。隨著家庭規?？s小，家庭對老年人口的照料能力下降，人口越老，維持福利和健康的成本就越高，未來社會和家庭都將面臨沉重的健康照料負擔。
人口紅利消失后日益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形勢，對任何國家來說都是嚴峻的挑戰，但對中國的挑戰尤其嚴峻，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人口轉變時間更短、老齡化速度更快。
應對人口紅利消失后日益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形勢，從國際上看，根本性的措施是如何保持經濟的活力，提高勞動生產率，這就要求一方面必須加快人力資本投資，實現勞動力質量對數量的替代，另一方面還必須加快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健全收入保障和養老服務體系。然而，僅僅這樣做是不夠的，政策調整還必須著眼于人口自身的均衡協調發展，采取適當的人口政策，這實際上也是世界各國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最直接手段。
各國之鑒
大多數發達國家在人口紅利消失后采用的鼓勵生育政策并未取得預期效果鼓勵生育是很多歐洲國家在人口紅利消失后所采取的人口政策。
法國是歐洲生育水平下降最早的國家，也是較早試圖扭轉生育率下降趨勢并取得成效的國家。1939 年法國認識到生育水平下降對未來人口的影響，出臺了家庭方面的鼓勵生育政策，并把這些家庭政策提高到政治議事日程，其結果是法國長期以來生育率都維持在較高的水平，2005-2010 年法國的總和生育率估計為2.0 左右。然而，并非所有采取鼓勵生育政策的國家都能取得預期效果。
與法國不同，西班牙在1970 年還是歐洲生育水平第二高的國家，但伴隨著佛朗哥（Franco）鼓勵生育政策向被動的家庭民主自由選擇的轉變，1998年西班牙總和生育率迅速下降到1.15。
雖然受移民因素的影響，2001 年西班牙總和生育率上升為1.25，但2005-2010年西班牙總和生育率仍然只有1.4 左右，是世界上生育水平最低的國家之一。
從1970 年到2006 年，德國的總和生育率從2.0 下降到1.3，意大利從2.4下降到1.4，俄羅斯從2.0 下降到1.3，這些國家現在都采取鼓勵生育的政策，希望提高生育率，但收效甚微，生育水平現在都處于世界上最低國家行列。
面對人口紅利的消失，很多亞洲國家則經歷了人口政策徹底轉向，從限制生育的政策轉變為鼓勵生育的政策。比較典型的國家包括日本、韓國、新加坡等。
日本二戰后開始推廣計劃生育政策， 成效頗為顯著， 總和生育率從1949 年的4.34 快速下降到1956 年的2.2，其后生育率穩定在2.0 左右。在1990 年總和生育率跌至1.57 之后，日本政府試圖采用一些鼓勵生育的措施，如通過“父母休假法”、“天使計劃”、“新天使計劃”等提高國家的生育水平，但這些政策似乎并不成功，2006 年日本的總和生育率只有1.3，屬于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國家。
韓國在1964 年之后開展了大范圍的計劃生育活動，生育率不斷下降，1980年代中期低于2.1 的更替水平，1995年又降到1.65。韓國政府于1996 年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隨后出臺鼓勵生育的政策。但是，2006 年韓國婦女總和生育率降低到只有1.2 的水平，是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國家之一。
新加坡在1960 年代開始推行“兩個就夠了”的計劃生育政策。隨著經濟的發展，生育率急劇下降，從1963 年的5.01 下降到1977 年的1.82。1980年代中期，新加坡政府取消了這個政策，并采取鼓勵國人多生孩子的措施。但是政策改革卻沒有帶來生育率的回升，2005-2010 年新加坡的總和生育率維持在只有1.3 左右的水平。
人口政策亟待調整
人口政策的調整雖然有可能引起生育水平的波動，但并不會引起大幅度全面反彈觀察人口紅利消失后世界各國的人口政策及其調整，可以得到這樣幾點啟示：
一是鼓勵生育的政策一般都難以奏效，即使取得一定程度的效果也很難歸于某一項政策的作用。到目前為止，鼓勵生育政策取得一定效果的國家也僅限于法國。法國的成功主要在于營造了適合孩子和家庭生活方面的政策環境。
二是很多國家都經歷了從限制生育向鼓勵生育的政策轉變，轉變的時機一般都發生在婦女總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10-15 年后。
三是影響生育率的因素包括經濟、社會、文化以及政策等各個方面，當一個國家經濟社會文化環境有利于維持低生育水平時，即使采取鼓勵生育的人口政策，生育率也很難回升。
四是人口變化是一個緩慢的過程，政策調整的效果常常要一代人或幾代人后才能得到體現。因此，人口政策的調整需要站在戰略的高度，并從長遠的觀點來審視政策調整的綜合影響。
中國是世界上實施較為嚴格控制人口數量增長政策的國家，這一政策促進了生育水平的快速下降。我國婦女的總和生育率自1990 年代初期開始下降宏觀?Macro到2.1 左右的更替水平，之后進一步下降。由于缺乏可靠的數據，目前的生育率到底是多少仍然是一個沒有確定答案的問題。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得到的總和生育率為1.22，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得到的總和生育率只有1.18，如果這些數字是真實的，那么，中國早已經成為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國家。當然，由于存在漏報等原因，人口普查的婦女總和生育率可能存在著對實際生育水平的低估，但無論如何，中國生育水平已經降到較低水平則是所有人都承認的事實。
綜合大多數學者的看法，中國目前的生育水平可能既不會像人口普查得到的結果那樣低，但也不會高于1.8 的水平，很可能會在1.4-1.6 左右的水平。
無論與任何國家相比，中國目前的生育水平都不能說高。
如果從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算起，中國在2005 年時實際上已經經歷了大約10-15 年的低生育水平時期，這意味著在“十一五”時期調整人口政策的條件就已經成熟?，F在已經進入了“十二五”時期，改變限制生育的人口政策的條件應該說更加成熟。我國人口政策的調整雖然有可能引起生育水平的波動，但并不會引起大幅度全面反彈。
影響生育率的原因范文第3篇
關鍵詞 人口老齡化 計劃生育政策 政策調整
2005年1月6日是國家有關當局所確定的“13億人口日”。當天零點后，在北京婦產醫院出生的第一個嬰兒幸運地成為我國的第13億個公民。雖然，這兩種命名都是象征性的，但是 “13億”這一標志卻意味著我國的人口總數已經達到一個新的歷史性高度，同時，它也意味著中國的人口發展將面臨更加艱巨、更加復雜的問題。
1 目前我國人口發展的突出問題——人口老齡化加劇
人口問題是當今世界人們最為關心的問題之一。人口的發展受社會、政治、經濟的制約，同時它對社會的發展也起著促進或延緩的作用。經過30年的努力，我國在人口控制的問題上取得了卓效可喜的成績。根據國家統計局近期的統計，在計劃生育政策實施后，我國人口總和生育率從20世紀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現在1.8%左右，這種生育率的下降讓我國13億人口日到來推遲了整整4年。從另一方面來看，隨著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的發展也使得人口老齡化問題尤為突出。
人口老齡化是指某一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總人口年齡結構發生變化的過程。按國際通用標準，60歲人口占總人口的10%以上，或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7%以上，便可以稱為“老齡化社會”。美國《紐約時報》指出，我國的老齡化速度太快，從而飛速經過了這個原來西方社會可以建立起一個中產階級的時間段。聯合國的統計數據也表明，我國的老齡化速度是全球最快的。根據我國老齡協會提供的數據，我國老齡高峰將于2030年左右到來，并持續20余年。到2l世紀中期，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可能超過4億，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則會達到3億左右。我國人口的老齡化不僅速度是全球最快的，而且這種人口老化趨勢也超過了國家經濟社會的現代化的發展速度。我國社會的人口是在經濟高速發展階段，人均收入水平低、綜合國力不強、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的前提下進入老齡化的。這種情況與發達國家老齡化是截然相反的，發達國家的人口老齡化工業化完成之后經濟達到高度的發展水平之下才出現。此外，我國人口老齡化還存在著區域失衡的特點。我國各地區老齡化程度自西向東呈階梯上升，地區間差距較大。東部沿海地區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超過8%，其中上海達就到11.46%。而西部地區老年人口比例均在5%以下，部分地區仍是典型的年輕型人口結構。老齡化程度的差異，進一步加劇了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因此，老齡化的問題不僅僅是一個人口問題，同時它也成為了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問題。
那么，13億人口大國的養老問題該如何應對？目前，國家有關部門以及眾多人口學學者都提出通過完善社會養老保障體制來緩解這股銀色浪潮的洶洶來勢。但是，我國的社會養老保障體制卻面臨著資金嚴重短缺、體制不健全等問題。根據麥肯錫咨詢公司預測，我國養老保障的短缺金額到2010年將達1 100億美元，而未來30年內將會出現3.7萬億的資金缺口。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在研究報告《銀發中國——中國養老政策的人口和經濟分析》中指出，即使在我國的城市也有近一半的勞動力人口享受不到公共養老體系的保障。全國職工有近3/4的人沒有任何退休保障。報告還指出，目前我國的社會養老基金的運作是拆東墻補西墻的現收現付制，即是用現在工人的稅來養活目前的退休人員，不做任何基金積累。雖然，目前我國正努力促使“現收現付”制向基金積累制轉換，但是由于各種原因，養老基金仍然存在巨大的收支缺口。到2004年，我國全國養老保險欠費達到了450多億元，在全國范圍內，許多省市都面臨著養老保險收不抵支的情況，甚至是積累虧空。加之農村養老問題也日益提高到政策議程上來，我國的養老保障制度面臨著艱巨的挑戰。
2 計劃生育政策——人口老齡化的催化劑
根據西方人口學理論，只有生育率和死亡率的變化才會影響人口結構的變化，人口老齡化的現象也取決于上述兩種因素。其中死亡率下降對人口老齡化的影響是雙向和分段的，死亡率初期的下降會導致人口年輕化，而后期下降則會促進老齡化。但是生育率的下降則會直接促使人口的老化。所以，生育率下降是人口老齡化的決定因素。對于生育率和死亡率變動的根本原因，許多西方人口學家則認為是社會的工業化、城市化和經濟現代化所導致。所以，人口的老齡化可以說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
我國人口老齡化現象的出現，同樣也是受生育率和死亡率變動的影響。其中生育率的下降則是我國人口老化的根本原因。而這種生育率的下降正是計劃生育政策導致的，自從20世紀70年代計劃生育政策推行以來，我國人口生育率便大幅下降。根據《2002年全國人口和計劃生育主要統計數據》可知，我國2002年的出生率為12.86‰，比1973年的出生率下降了15.21‰，而我國少年人口比重也急劇下降，從39.7%下降到24.9%。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我國的老齡化并不完全是計劃生育政策造成的，因為即使沒有推行計劃生育政策，我國的人口也會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老化。但是計劃生育政策卻是中國較之西方發達國家提早進入了老齡化社會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口老齡化的催化劑。
3 新時期人口政策調整的思路
20世紀90年代以后，我國的人口總和以及生育率都被控制到了更替水平以下。然而，就在我們進入低生育水平的同時，我們也步入了人口老齡化時代。因此，我們在積極建立現代社會保障制度以外，還應該重新審視只注重控制人口數量計劃生育政策，必須對計劃生育政策做出調整，為其注入新的內容，以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
3.1 “控制人口數量”與“優化人口年齡結構”兩手抓
經過30多年的人口控制工作，我國人口的總和生育率已降低到了1.8，顯著低于人口更替水平，這宣告我國人口的成功轉型。盡管由于人口年齡結構和人口慣性等因素作用，人口總數還將繼續增長一段時間，但人口再生產類型的轉變預示著人口增長速度將繼續放緩。因此，在控制人口數量的前提下，我國人口政策應該逐步重視“優化人口年齡結構”。筆者認為，正確處理“人口數量”以及“人口年齡結構”之間的矛盾，是緩解人口老齡化的關鍵所在。具體的做法是調整計劃生育政策，在人口生育率過低的地區有計劃的放松可生育二胎的范圍。目前，我國的生育率轉變在農村地區還是不充分、不徹底，生育率水平普遍比較高；另一方面，在一些經濟發達的城市，生育率水平卻過低，如北京和上海，總和生育率已經降低到1.0以下。因此，我們必須要采取措施，在生育率高的地區仍然要嚴格控制人口數量，而在生育率低的區域可以適當放松，刺激生育率回升，以達到優化人口年齡結構的目的。2004年上海市推行了《上海市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新條例擴寬了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群范圍。條例推行之后，上海并沒有出現申請生育二胎的，市民的生育意愿也并未因此改變。相關調查表明，上海市民生育觀念上逐步發生了變化，大部分市民在生育問題上都會全面考慮事業發展、經濟負擔等因素。華東師范大學人口研究所桂世勛教授認為，新的政策是在人口數量控制和緩解老齡化之間找出平衡點，這有利于調節人口結構。根據上海的調整情況，我們可以預示，通過調整獨生子女的計劃生育政策來優化人口年齡結構是可行性的。
3.2 重視人口素質的提高
老齡人口比重上升的結果會帶來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的下降，勞動年齡人口是勞動力來源的基地，在總體人口中處于核心地位。勞動年齡人口數量的多寡及其在總人口所占比重的大小也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關鍵因素。因此，為了緩解未來勞動年齡人口短缺的形勢，國家的人口政策重心應逐步轉向以提高人口素質為主，必須繼續加大教育投入，增加國家財政對教育的支出，鼓勵全社會各種力量投資辦學，并從政策上予以傾斜。通過提高勞動人口的素質來豐富勞動力資源，增強單位勞動力創造財富的能力，從而進一步提高社會勞動生產率。另一方面，必須高度重視出生人口素質，重視出生缺陷和殘疾人口問題，降低新生嬰兒的死亡率。這對保證未來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和質量都具有重要意義。
3.3 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調整既要以兒童、老人為出發點，同時也必須關注成年人問題
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調整，實際上都是圍繞著政策對象進行調整的。由于我國人口基數大，人口老齡化速度快，我國人口政策的制定，長期以來以嬰幼兒、老人為主要出發點，較為重視兒童成長和老年人問題。但是，從人口發展是動態的，今天的成年人群體也就是明天的老人群體。因此，出于對問題前瞻性的考慮，現時我們也應該重視成年人的問題。特別是在如今失業現象嚴重、下崗人口增多的情況下，我們尤其應該把人口充分就業、勞動力充分利用作為制定人口政策的出發點，把增加就業人口規模作為政策目標，保護勞動年齡人口的個人利益。
我國人口老齡化熱潮既是一種客觀的發展趨勢，也是具有其深刻的歷史和制度根源。解決老齡化問題，既靠我們大力發展和完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也要求我們根據形勢發展需要客觀地對我國現行的人口政策進行調整，以符合社會經濟發展趨勢。
參考文獻
1 李競能.現代西方人口理論[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2 顧寶昌. 綜論人口態勢——與實踐的對話[M]. 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
3 周皓.低生育率條件下的中國人口控制[J].人口與經濟，2000（5）
4 杜鵬.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
影響生育率的原因范文第4篇
1 目前我國人口發展的突出問題——人口老齡化加劇
人口問題是當今世界人們最為關心的問題之一。人口的發展受社會、政治、經濟的制約，同時它對社會的發展也起著促進或延緩的作用。經過30年的努力，我國在人口控制的問題上取得了卓效可喜的成績。根據國家統計局近期的統計，在計劃生育政策實施后，我國人口總和生育率從20世紀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現在1.8%左右，這種生育率的下降讓我國13億人口日到來推遲了整整4年。從另一方面來看，隨著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的發展也使得人口老齡化問題尤為突出。
人口老齡化是指某一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總人口年齡結構發生變化的過程。按國際通用標準，60歲人口占總人口的10%以上，或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7%以上，便可以稱為“老齡化社會”。美國《紐約時報》指出，我國的老齡化速度太快，從而飛速經過了這個原來西方社會可以建立起一個中產階級的時間段。聯合國的統計數據也表明，我國的老齡化速度是全球最快的。根據我國老齡協會提供的數據，我國老齡高峰將于2030年左右到來，并持續20余年。到2l世紀中期，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可能超過4億，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則會達到3億左右。我國人口的老齡化不僅速度是全球最快的，而且這種人口老化趨勢也超過了國家經濟社會的現代化的發展速度。我國社會的人口是在經濟高速發展階段，人均收入水平低、綜合國力不強、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的前提下進入老齡化的。這種情況與發達國家老齡化是截然相反的，發達國家的人口老齡化工業化完成之后經濟達到高度的發展水平之下才出現。此外，我國人口老齡化還存在著區域失衡的特點。我國各地區老齡化程度自西向東呈階梯上升，地區間差距較大。東部沿海地區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超過8%，其中上海達就到11.46%。而西部地區老年人口比例均在5%以下，部分地區仍是典型的年輕型人口結構。老齡化程度的差異，進一步加劇了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因此，老齡化的問題不僅僅是一個人口問題，同時它也成為了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問題。
那么，13億人口大國的養老問題該如何應對？目前，國家有關部門以及眾多人口學學者都提出通過完善社會養老保障體制來緩解這股銀色浪潮的洶洶來勢。但是，我國的社會養老保障體制卻面臨著資金嚴重短缺、體制不健全等問題。根據麥肯錫咨詢公司預測，我國養老保障的短缺金額到2010年將達1 100億美元，而未來30年內將會出現3.7萬億的資金缺口。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在研究報告《銀發中國——中國養老政策的人口和經濟分析》中指出，即使在我國的城市也有近一半的勞動力人口享受不到公共養老體系的保障。全國職工有近3/4的人沒有任何退休保障。報告還指出，目前我國的社會養老基金的運作是拆東墻補西墻的現收現付制，即是用現在工人的稅來養活目前的退休人員，不做任何基金積累。雖然，目前我國正努力促使“現收現付”制向基金積累制轉換，但是由于各種原因，養老基金仍然存在巨大的收支缺口。到2004年，我國全國養老保險欠費達到了450多億元，在全國范圍內，許多省市都面臨著養老保險收不抵支的情況，甚至是積累虧空。加之農村養老問題也日益提高到政策議程上來，我國的養老保障制度面臨著艱巨的挑戰。
2 計劃生育政策——人口老齡化的催化劑
根據西方人口學理論，只有生育率和死亡率的變化才會影響人口結構的變化，人口老齡化的現象也取決于上述兩種因素。其中死亡率下降對人口老齡化的影響是雙向和分段的，死亡率初期的下降會導致人口年輕化，而后期下降則會促進老齡化。但是生育率的下降則會直接促使人口的老化。所以，生育率下降是人口老齡化的決定因素。對于生育率和死亡率變動的根本原因，許多西方人口學家則認為是社會的工業化、城市化和經濟現代化所導致。所以，人口的老齡化可以說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
我國人口老齡化現象的出現，同樣也是受生育率和死亡率變動的影響。其中生育率的下降則是我國人口老化的根本原因。而這種生育率的下降正是計劃生育政策導致的，自從20世紀70年代計劃生育政策推行以來，我國人口生育率便大幅下降。根據《2002年全國人口和計劃生育主要統計數據》可知，我國2002年的出生率為12.86‰，比1973年的出生率下降了15.21‰，而我國少年人口比重也急劇下降，從39.7%下降到24.9%。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我國的老齡化并不完全是計劃生育政策造成的，因為即使沒有推行計劃生育政策，我國的人口也會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老化。但是計劃生育政策卻是中國較之西方發達國家提早進入了老齡化社會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口老齡化的催化劑。
3 新時期人口政策調整的思路
20世紀90年代以后，我國的人口總和以及生育率都被控制到了更替水平以下。然而，就在我們進入低生育水平的同時，我們也步入了人口老齡化時代。因此，我們在積極建立現代社會保障制度以外，還應該重新審視只注重控制人口數量計劃生育政策，必須對計劃生育政策做出調整，為其注入新的內容，以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
3.1 “控制人口數量”與“優化人口年齡結構”兩手抓
經過30多年的人口控制工作，我國人口的總和生育率已降低到了1.8，顯著低于人口更替水平，這宣告我國人口的成功轉型。盡管由于人口年齡結構和人口慣性等因素作用，人口總數還將繼續增長一段時間，但人口再生產類型的轉變預示著人口增長速度將繼續放緩。因此，在控制人口數量的前提下，我國人口政策應該逐步重視“優化人口年齡結構”。筆者認為，正確處理“人口數量”以及“人口年齡結構”之間的矛盾，是緩解人口老齡化的關鍵所在。具體的做法是調整計劃生育政策，在人口生育率過低的地區有計劃的放松可生育二胎的范圍。目前，我國的生育率轉變在農村地區還是不充分、不徹底，生育率水平普遍比較高；另一方面，在一些經濟發達的城市，生育率水平卻過低，如北京和上海，總和生育率已經降低到1.0以下。因此，我們必須要采取措施，在生育率高的地區仍然要嚴格控制人口數量，而在生育率低的區域可以適當放松，刺激生育率回升，以達到優化人口年齡結構的目的。2004年上海市推行了《上海市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新條例擴寬了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群范圍。條例推行之后，上海并沒有出現申請生育二胎的，市民的生育意愿也并未因此改變。相關調查表明，上海市民生育觀念上逐步發生了變化，大部分市民在生育問題上都會全面考慮事業發展、經濟負擔等因素。華東師范大學人口研究所桂世勛教授認為，新的政策是在人口數量控制和緩解老齡化之間找出平衡點，這有利于調節人口結構。根據上海的調整情況，我們可以預示，通過調整獨生子女的計劃生育政策來優化人口年齡結構是可行性的。
3.2 重視人口素質的提高
老齡人口比重上升的結果會帶來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的下降，勞動年齡人口是勞動力來源的基地，在總體人口中處于核心地位。勞動年齡人口數量的多寡及其在總人口所占比重的大小也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關鍵因素。因此，為了緩解未來勞動年齡人口短缺的形勢，國家的人口政策重心應逐步轉向以提高人口素質為主，必須繼續加大教育投入，增加國家財政對教育的支出，鼓勵全社會各種力量投資辦學，并從政策上予以傾斜。通過提高勞動人口的素質來豐富勞動力資源，增強單位勞動力創造財富的能力，從而進一步提高社會勞動生產率。另一方面，必須高度重視出生人口素質，重視出生缺陷和殘疾人口問題，降低新生嬰兒的死亡率。這對保證未來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和質量都具有重要意義。
3.3 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調整既要以兒童、老人為出發點，同時也必須關注成年人問題
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調整，實際上都是圍繞著政策對象進行調整的。由于我國人口基數大，人口老齡化速度快，我國人口政策的制定，長期以來以嬰幼兒、老人為主要出發點，較為重視兒童成長和老年人問題。但是，從人口發展是動態的，今天的成年人群體也就是明天的老人群體。因此，出于對問題前瞻性的考慮，現時我們也應該重視成年人的問題。特別是在如今失業現象嚴重、下崗人口增多的情況下，我們尤其應該把人口充分就業、勞動力充分利用作為制定人口政策的出發點，把增加就業人口規模作為政策目標，保護勞動年齡人口的個人利益。
我國人口老齡化熱潮既是一種客觀的發展趨勢，也是具有其深刻的歷史和制度根源。解決老齡化問題，既靠我們大力發展和完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也要求我們根據形勢發展需要客觀地對我國現行的人口政策進行調整，以符合社會經濟發展趨勢。
參考文獻
1 李競能.現代西方人口理論[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2 顧寶昌. 綜論人口態勢——與實踐的對話[M]. 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
3 周皓.低生育率條件下的中國人口控制[J].人口與經濟，2000（5）
4 杜鵬.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
影響生育率的原因范文第5篇
【關鍵詞】生育率；人力資本；城鄉收入差距
一、對中國城鄉收入差距測度的研究基本達成的共識
（1）中國城鄉收入差距過大，不僅高于發達國家，而且高于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蔡等（2003）比較了36個國家的城鄉收入差距，大多數國家城鄉收入差距都低于1.5，而中國長期在2～3之間波動。（2）城鄉收入差距對中國整體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貢獻”甚大。（3）無論采用哪種方法和哪個指標衡量，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在改革開放前是相對穩定的；改革開放后城鄉收入差距首先縮小，1985年達到最低水平；1986年后城鄉收入差距開始再次拉大。已有的城鄉收入差距的成因主要有：一是城市偏向政策、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二是政府行為：財政支出、轉移支付等投入；三是勞動力市場扭曲（限制勞動力城鄉流動）；四是城鄉二元結構、城市化政策；五是經濟開放、金融發展。上述研究的共同點是都將外生的制度因素作為城鄉收入差距的基本解釋變量。應當承認，對處于轉型期的中國經濟而言，這種見解無疑是具有較強解釋力的。但是此類研究難以給出下述問題的合理答案：第一，農民為什么總是處在被剝奪的地位？即這種顯失公平的現實有無農民自身方面的原因？第二，假設制度變遷導致前述諸因素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消除，其他件不變，城鄉居民收入是否可以趨同？第三，一些發達國家在經濟發展初期也采取了類似的偏城市經濟制度，為何沒有形成顯著的城鄉差異？
二、文獻分析城鄉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
為解決上述問題，國內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把重心轉移到農業經濟自身，通過研究農村及農民的相對制約性因素分析城鄉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由于生育率與人力資本負相關，因此，生育率與人均收入增長率之間亦負相關。生育率可通過人力資本這一中間變量間接影響城鄉收入差距，這可從巴羅和貝克爾（Barro，Becker；1986，1990）的孩子需求理論中得到解釋。貝克爾和巴羅曾提出一個具有利他（子女）性質的父母效用，其中和是父母和每個孩子的效用，為父母的消費，為孩子的數量，表示父從每個孩子身上得到的心理效用，即利他性。通過模型可以看出，高生育率會提高未來消費的貼現率，降低父母對每一個孩子的利他程度，因而不利于對子女的人力資本投資，生育率的下降則會引致對子女人力資本投資的相反變化。生育率與經濟收入或城鄉收入差距之間也存在直接效應。費景漢和拉尼斯（2004）認為：在勞動力過剩的二元經濟中，當人口增長率大于農業勞動力轉移率時，經濟發展是失敗的，在二者相等時，經濟發展處于停滯狀態，只有后者大于前者時經濟發展才是成功的。在索洛模型中，人口增長率的下降有著和儲蓄率增加相類似的效應，都導致資本深化：在人均產出和其他條件既定時，人口增長率降低，有效折舊率曲線會由于斜率變小而外旋，這時人均穩態儲蓄水平將提高，人均資本裝備水平亦增加。將生育行為看作內生變量，假定人力資本具有收益遞增性，當人力資本存量較多時，孩子質量（人力資本）收益率高于孩子數量收益率，而當人力資本存量較少時，孩子質量收益率低于孩子數量收益率。因此，在人力資本存量較少的社會，家庭選擇多生孩子，對每個孩子的人力資本投資較少；而人力資本存量較多的社會，家庭選擇少生孩子，對孩子的人力資本投資較多。這導致存在兩個穩態均衡，一個是欠發達的具有較多孩子與較少人力資本的穩態均衡，另一個是發達的具有較少孩子和較多人力資本的穩態均衡。至此，完成了對構思與邏輯梳理工作。正是由于農村家庭的子女數量偏好所產生的對子女質量提高的抑制作用，使得農村長期處在高生育率、低人力資本投資水平和低增長率的馬爾薩斯陷阱之中。而城市已進入低生育率、高人力資本存量和積累率共同推動的持續增長均衡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