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傳播學的認識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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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傳播學的認識理解范文第1篇
關鍵詞 傳播學理論 教學思考 優化與整合 學習激情
中圖分類號 G424 文獻標識碼 A
傳播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產生和形成于上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的美國，70年代末80年代初引入我國。90年代中期以后，我國的新聞傳播教育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根據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05年的統計數據，與傳媒行業相關的本科專業教育點從1998年的148個增長至2005年的661個，短短幾年間增長了4.47倍。特別是2000年，根據《國務院關于進一步調整國務院部門單位)所屬學校管理體制和布局結構的決定》，我國的新聞傳播教育從過去的“部門辦學”轉變為“中央與地方共建、以地方管理為主”的發展模式。可以說，這一學校管理體制的調整在某種程度上有力地促進了傳媒相關專業教育新格局的形成。《傳播學》作為這些與傳媒相關專業的基礎課程相繼開設，一些工程技術類專業，同樣開設了傳播學原理方面的課程，這是與當今傳媒技術的發展，傳媒業的發達分不開的。現代社會，信息傳播的作用越來越大，現代社會成員應該掌握傳播學的基本知識，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然而，傳播學教育在中國雖然已經有近三十年的歷史，但傳播學課程理論教學依然存在一些問題，許多專家、學者都作了一些研究，如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段京肅教授發表的《傳播學教學的熱與難》，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王君超副教授發表的《新聞學：走出傳播學還是走出自己》等學術論文探討了傳播學教學存在的一些困境。傳播學作為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的基礎理論課程，同樣無法繞過這些問題。筆者下面就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的傳播學課程教學的問題，談談自己的看法。
一、加強傳播學教學理念和學生對該課程教學的思想認識
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要求該專業學生主要學習基本原理和新聞學、廣播電視學、以及與廣播電視有關學科的基本理論和基礎知識，受到廣播電視新聞采訪、寫作、編導、播音、節目主持等方面的基本訓練，具有廣播電視節目策劃、編輯、采訪、管理等方面的基本能力。由此可見，廣播電視新聞專業教育的本質在于引導學生了解媒體傳播的現象，掌握媒體傳播規律從而能熟練地把握媒體傳播。因此，傳播學理論課程的教學需要樹立具有強烈專業關切精神的教學理念，教學理念是教學效果的前提和基礎，是教學效果的重要保證。傳播學在廣播電視新聞學本科人才培養模式下，傳播學課程教學的專業針對性，就是要在教學過程中考慮媒體傳播作為一種傳播現象的一般性特征和獨特性特征，處理好教學過程中傳播學理論的一般性和媒體傳播的專門性之間的關系。教師在傳播學過程中，需要進一步關注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的需要，依據專業的特點強化教學理念，進行教學改革，提升教學效果。
教學過程包括教師的教和學生的學兩部分，在加強教學理念的同時，學生對學習傳播學的思想認識同樣重要。許多廣播電視新聞專業的學生對于《傳播學》課程的學習認識不夠，不太重視，完全區分傳播學與新聞學，認為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本身操作性、實踐性特別強，應該加強與廣播電視切合緊密的課程如《新聞學》、《節目制作》、《電視攝像》、《電視節目策劃》等課程的學習，完全沒有必要學習《傳播學》那些既枯燥又無用的理論知識。沒有充分認識到傳播學的理論知識對新聞傳播的指導作用。所以許多同學知道媒體傳播的一些傳播現象，卻并沒有將其進行歸納總結，上升到規律和理論的層面，從傳播學的角度進行思考。寧樹藩教授早在1994年就曾談到他的一個想法：“新聞學可以分為兩類：一是以新聞傳播為研究對象而形成的，這可說是本來意義上的新聞學；一是以報紙等新聞媒介的活動為研究對象而形成起來的，無以名之。姑稱之為廣義新聞學。”而且指出：前者是核心，是基礎，失去前者就不成其為新聞學了。1998年，李良榮教授與李曉林也曾撰文呼吁：“新聞學需要轉向大眾傳播學”；“新聞學轉向大眾傳播學是必然趨勢，也是必由之路”；“新聞學轉向大眾傳播學是對傳統新聞學的一次改革”。
上述學者的觀點非常明確指出了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學生們在學習傳播學的過程中，首先要認清傳播學與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之間的緊密關系，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改變學生們的學習態度，進而才有學習的激情和動力。
二、切合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特點優化整合教學內容
傳播學教學模式既有普遍性，也有不同專業的特殊性。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的傳播學教學更要切合該專業特點進行教學內容的優化整合。不僅要用傳播學的基本理論知識分析媒體傳播現象，更要用傳播學的理論進行新聞傳播的實踐指導。依據專業特點優化整合教學內容才能真正達到學有所用，學以致用的教學目的。
據調查了解，目前，我國廣播電視新聞學的本科教學中，使用的傳播學理論教材有很大的相似性，基本上涉及到人際傳播、組織傳播、大眾傳播等傳播類型研究，主要包括傳播者、傳播受眾、傳播媒介、傳播內容以及效果研究等內容，而傳播效果又著重介紹四大宏觀社會效果，即議程設置、培養理論、知識溝假說及沉默的螺旋理論。這種安排基本上將西方傳播學主要是美國的經驗學派的研究成果介紹給中國學生，它為中國新聞傳播學類本科教學普遍采用。然而。教學過程中，只向學生純粹的介紹這些源于西方的傳播學理論，肯定得不到學生的歡迎，傳播學的知識體系往往游離于專業之外，并沒有和專業緊密地結合。傳播理論教學要以一般原理介紹作為重點，再結合實踐。使學生學有所用，學以致用。教學過程中，注意將抽象的傳播學理論與具體的新聞傳播現象結合，使抽象問題具體化、感性化。比如，在講解議程設置時，在學生們了解了它的本質是占統治地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勢力對輿論進行操作和控制的過程之后，結合新聞實例進行講解。例如，美國轟炸伊拉克之前，大肆渲染后者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其本質也是利用媒體進行議程設置，擾亂視聽，推行其霸權政策。在講解人際傳播時。通過觀看記者和采訪對象的電視節目錄像進行探討分析，使同學們真正理解傳、受雙方之間的認知互動、情感互動，從而指導將來的新聞采訪工作，做出有創意和深度的新聞作品。
傳播學教學，就是要讓學生在體驗中理解、掌握，以及運用所學的知識，解釋新聞傳播現象，提高新聞傳播實踐能力。教學過程應該將新聞傳播現象與傳播理論緊密結合，從一般到特殊，從理論到實踐，充分優化整合教學內容，充分調動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從而達到最佳的教學效果。
三、豐富教學方法，調動學生學習激情
傳播學本身理論性較強，多開于專業學習的較低年級，學生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都比較有限，所以，在教學過程
中，教學方法的采用對于教學效果的體現是很有益的。傳播學教學必須要跳出理論型課程單向教學的傳統模式。不僅要將傳播學理論研究成果清晰的介紹給學生，還必須充分尊重傳播學自身學科性質，靈活運用多種教學方法，充分調動學生們參與思維，進行主動學習，從而提高教學效果。
經調查，教學內容枯燥、抽象、難于理解，是學生們對傳播學學習的普遍印象，所以在教學中可運用多媒體技術。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情境，產生多樣性的外部刺激，來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其中，運用多媒體技術進行教學是方法之一。運用多媒體技術將一些抽象的過程、微觀的現象進行模擬，瞬間的現象進行定格，是教學內容變得具體、直觀、生動而易于理解。另外，多媒體系統的超文本功能，可以把諸多的教學信息，由不同媒體形式進行有機組合，將與某一教學內容相關的不同層面的資訊系統集成在一起，實現課堂教學信息組織表達的最優化。對于廣播電視新聞專業的同學來說，影像資料特別豐富，可以最大程度的發揮優勢，使抽象的教學內容形象化、簡單化。如，在講授人類傳播的符號和意義的內容時，播放對話、訪談類節目，借用影視的直接誘導，調動學生的參與熱情，使他們進入教學內容情境之中。通過這類節目的主持人、嘉賓的非語言符號，如面部神態特寫鏡頭，肢體動作細節描寫來反映其心理活動，并通過討論使學生掌握基本的知識點，同時對著名主持人的采訪技巧也有了直觀的認識。例如，筆者在教學過程中播放了湖南臺魯豫主持的欄目《說出你的故事》中的《白巖松約會電視》這期節目，因為主持人和嘉賓都是明星主持人，同學們參與熱情非常高，討論非常熱烈，教學效果可想而知。
要想提高同學的參與熱情，還可以采取情境教學的方式，讓學生親身模擬，直接感受教學內容，加深體會和理解。這樣的教學方式不僅將同學從枯燥的被動接受的教學中解脫出來，同時可將理論直接付諸實踐，使同學們學得輕松，接受愉快。如講解傳播技巧和傳播效果的內容時，筆者讓同學上講臺模擬了“訴諸理性”和“訴諸感情”以及“警鐘效果”，使課堂氣氛變得輕松活潑，同學們對教學內容記憶深刻。大眾傳播的教學中，針對傳播熱點話題，組織學生跟蹤大眾傳媒的報道，要求學生對所收集到的材料進行整理、分析，再利用課堂時間進行討論。這樣的互動安排，充分考慮到教學目的和學生的興趣，鼓勵學生學習積極性，一般都能達到預期效果。如筆者組織同學們就“3?14拉薩事件”從傳播學的角度進行了討論分析，效果很好。
由此可見，只要教師將傳播學的教學進行適當的處理，使之與新聞時事緊密結合，使同學深入教學內容情境，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傳播學教學過程就會變得輕松愉快，教學效果就會明顯提升。
四、與時俱進的探討新問題，培養學生思考分析能力
人類傳播的發展過程，是一部人類在生產勞動和社會實踐中不斷擴展自身的傳播能力、不斷發展和創造新的傳播媒介、不斷使社會信息傳播系統走向發達和完善的歷史。縱觀人類傳播發展歷程，先后經歷了口語傳播時代、文字傳播時代、印刷傳播時代、大眾傳播時代和網絡傳播時代。 加拿大學者馬歇爾?麥克盧漢在《理解媒介》這本書中，提出了著名的論斷：“媒介即是訊息”，指出了媒介的決定性作用，特別是在電子化時代，媒介具有前所未有的積極的能動作用。媒介引起了人間事物的尺度變化和模式變化，媒介改變、塑造和控制人的組合方式和形態。20世紀80年代，社會形態、經濟結構的巨大變化使得人類社會出現全球化、信息化趨勢。網絡傳播已經成為信息社會傳播的基本形態。它突破了大眾傳播時代大眾化、非目標性、單向、區域傳播的障礙，使得傳播走向個人化、目標化、雙向和全球網絡傳播。
對傳播學的認識理解范文第2篇
知識社會學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卡爾?曼海姆(KarlMannheim)認為,“知識社會學是社會學最年輕的一支;作為一種理論,它試圖分析知識與存在之間的關系,作為一種社會學研究,它試圖追溯這種關系在人類思想發展中所具有的表現形式。”[1]1924年,德國哲學家和社會學家舍勒(MaxScheler)在《知識社會學的嘗試》一書中首次使用“知識社會學”的名稱。他是知識社會學的奠基者。其后,社會學家曼海姆對知識社會學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代表性著作是1923年出版的《意識形態與烏托邦》。他進一步指出:“知識社會學最重要的特點就在于將社會與知識放在一起考察,它是一種考慮社會結構中知識根源的嘗試。”[2]認識論是知識形成的一個重要工具。它被看成是社會存在的產物,是在特定歷史社會背景下既有知識的定向、認識者所處的地位及社會群體的需要等多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在認識論、認識的主要方式和一個時代的總的社會-思想狀況之間,就存在著一種根本的、雖然不很明顯的聯系。”[3]經驗主義就是在社會的個人主義階段興起的。隨著中世紀社會的瓦解,資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開創了自由競爭的時代,個人主義和主觀主義十分激進,經驗主義成為人們分析問題的框架。這個時期,資本主義社會[4]的知識分子忽視了社會秩序的關聯性,滿懷信心地提出了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知識和經驗。他們眼中的世界只是現實的片斷,這種片斷只涉及占統治地位的少數人,并以個人之間的競爭為特征。“潛伏于實證論之中的科學的理性概念,本身是植根于一定的世界觀之中的,而且其發展是和一定的政治利益密切聯系的。”換句話說,這種經驗主義認識論是資產階級所倡導的個人主義和自由競爭在精神生產領域的體現。[5]隨之形成的實證主義[6]研究范式一直與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觀點保持著密切關系,而且還發展了它的精神。經驗主義認為人們經由觀察與歸納,就能夠建立知識的大廈。自然科學的解釋框架被應用到人類精神和社會領域。為了保證研究的準確性和客觀性,主體的體驗和社會背景被排除,外部因果性范疇的使用越來越多。20世紀初,由此產生的功能學派和行為學派在社會研究領域形成一股潮流,心理學、人類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都深受其影響。傳播學研究就是在經驗主義大行其道的歷史背景下開始的。
二、傳播學的危機
從傳播學本身來看,傳播學尚未形成整體的、一致的理論架構,它所依賴的理論資源絕大多數都來自其他學科。如果從知識社會學的視野來考察近幾年出版的傳播學史論的經典著作,就更加可以印證這一點。眾所周知,一門學科是否成熟,史論的發展水平是最重要的衡量標準。在傳播學史方面,埃弗里特?M.羅杰斯(Everettm.Rogers)的《傳播學史》廣受好評。對傳播學這樣一個學科邊界不清晰、理論線索復雜的學科,要給它寫史面臨的首要的問題是如何界定傳播學的研究領域,如何找到傳播學發展的主線。羅杰斯是如何避開這些難題的,答案就在《傳播學史》的副標題“一種傳記式的方法”。他通過尋找傳播學產生的三大源頭,描述傳播學四大先驅及其創立者施拉姆的生平故事和研究經歷,勾勒出了傳播學早期發展的輪廓。傳記式的手法雖然避開了傳播學學科發展脈絡不清楚的難題,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它的不成熟。我們再來分析另一本傳播學經典名著斯蒂芬?李特約翰(LittleJohn.S.W.)的《人類傳播理論》,自1978年第一版問世,迄今為止已經出到第九版。“對于傳播學這門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興起的新學科來說,一部理論著作能連續30年高居‘排行榜’,其地位與價值也就可想而知。”[7]本著作梳理了傳播理論的主題和七大理論傳統。以理論傳播為經,汲取了符號學、現象學、控制論、社會心理學、社會文化、批判和修辭學這七大傳統中的精華;以主題為緯,探討了傳播者、信息、談話、關系、群體、組織、媒介和文化/社會主題。這本書如社會科學理論的展覽館,琳瑯滿目,目不暇接。但是,我們稍做分析就會發現,主題之間,并無邏輯關系。只是將目前關于涉及傳播的主題羅列出來。因此,這本著作可以看成是傳播學研究的“理論匯編”,而不是學科意義上的理論建構。再來分析傳播學的第三本經典著作,斯坦利?巴蘭(StanleyJ.Baran)和丹尼斯?戴維斯著(DennisK.Davis)的《大眾傳播理論:基礎、爭鳴與未來》。從書名就可以看出來,這本著作把研究的范圍縮小到大眾傳播領域。我們知道,人類傳播活動千差萬別,研究范圍的縮小無疑降低了歸納理論的難度。相對而言,傳播學領域中關于大眾傳播研究的最多,發展脈絡比較清楚,研究范式比較成熟。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作者仍采用的是歷史的視角,概述了大眾傳播研究的幾個階段,而不是從邏輯層面構建大眾傳播的理論體系。這本書與其稱為大眾傳播理論,還不如稱為大眾傳播理論史更確切。從這三本傳播學史論的經典著作的內在邏輯可以看出,它們的經典之處就在于分別巧妙地繞開了傳播學本身的不足,剪裁得當,表現出了高超的寫作組織技巧。但是,這也從反面折射出傳播學的研究領域邊界不清、理論體系不嚴密的固有缺陷。國內外學者在這方面爭論很多,并且有專著專門探討傳播學的危機。陶鶴山在《傳播學的危機與重構》一文中指出,傳播學危機的主要原因在于它的研究對象不明確,理論體系不嚴密。他認為傳播學的危機“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傳播學教育、傳播學組織和傳播學本身。”[8]梅瓊林把胡翼青在其著作《傳播學:學科危機與范式革命》一書中提出的問題歸納為三個方面:缺乏系統性,沒有一個中心的理論;缺乏理論創新和應變性,沒有一個“理論場”;研究者本身缺乏危機感,學者們很少反思。[9]實際上,傳播學本身的危機才是根本,傳播學教育與傳播學組織的危機都是傳播學自身危機的表現。
三、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探討
傳播學危機的成因傳播學是在美國經驗主義研究的直接影響下成長起來的。雖然歐洲社會科學的奠基人馬克思、涂爾干(EmileDurkhe)、馬克斯?韋伯(MaxWeber)無一忽視傳媒問題,但因為兩次世界大戰的干擾和歐洲學界的悲觀主義等原因,“歐洲社會學奠基人的直覺努力無人立即繼承,未能被馬上寫入社會學研究的傳統。”[10]傳播學研究無意中落入了美國經驗主義的窠臼。曼海姆對經驗主義研究的闡釋同樣適用于傳播學研究。我們以此為參照,梳理傳播學研究的三個階段,探尋傳播學危機的根源。
(一)一致性的打破經驗主義研究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論假設之上,根據這些假設去尋找事實、驗證結論。事實的存在是不可否認的,因此,沒有人能夠否認經驗研究的可能性。但是,經驗研究是為了證實的目的求助于事實,這種求助本身帶有目的性和功利性,包括一定的價值判斷,以特定的概念體系作為背景。卡爾?曼海姆指出:“對頭腦而言,這些事實總是存在于思想的和社會的背景之中。它們能夠被理解和界定,就已經暗示著某種概念體系的存在。”[11]這種概念體系被告研究群體的成員認為是具有真理性的、不可動搖的。但這只是一種“夢幻般的肯定”。[12]在傳播學研究的中,有兩個轉折點,打破了其一致性。一次是強大效果論向有限效果論的轉折。在20世紀40年代,當強大效果論喧囂塵上之時,拉扎斯菲爾德開始了著名的“選民研究”,發現媒介對選民態度的改變微乎其微。經驗主義研究的結果越來越多,幾乎所有的結果都支持有限效果觀。媒介的有限效果觀在學術圈獲得越來越多的承認,形成新的概念體系。強大效果論的一致性被打破。另一次是有限效果論向適度效果論的轉折。從20世紀70年代起,為了打破傳播學研究的困境,彌補經驗主義研究的不足,不得不再次從社會學傳統中汲取營養,文化研究與社會研究興起。這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經驗研究整體觀缺乏的問題,把傳播活動放到整個社會和文化的大背景下考察,拓寬了傳播學研究的視野。但是這仍然未能解決傳播學缺乏理論基礎和整體建構的問題。
對傳播學的認識理解范文第3篇
［關鍵詞］傳播學 理論體系 創新
Abstract: The book titled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is one creative works in communication theory study field. Its logical structure reflects the author's instructive attempt to systemize the communication theory.
Key Words: Communication
Theoretical system
Creation
郭慶光教授新著《傳播學教程》已于去年年底面世。讀后，深感這是作者多年來深入、系統地研究傳播學基礎理論的一本力作，是一本在傳播理論研究上有所創新之作。它雖然是一本面向大學生的教材，但仍處處顯示理論著作獨特的豐采和作者分析思辨的深厚功力。
一、首先，值得重視的是本書的框架與布局，它是經作者精心考慮后所作的周密安排。全書以橫向論述為主，大體上可分為兩大部分，從而形成了一個較為嚴密的邏輯框架結構。
1.以“社會傳播的系統結構”為指導思想重新整合相關內容
眾所周知，把不同的傳播方式劃分為自我傳播、群體傳播、組織傳播、大眾傳播、網絡傳播等，在中外很多同類的書中都曾有過，但作者沒有簡單地重復這些內容，而是以社會傳播的系統結構為依據，予以重新組合，使之更臻合理。書中，作者較為詳細地論述了動物傳播，并把人內傳播(即自我傳播)與人際傳播、群體傳播與組織傳播分別歸為一類，深入探討了這些內容。“兩個個體系統相互連接組成的新的信息傳播系統”，正因為二者之間聯系如此緊密，才把它們當成一類；又如群體傳播與組織傳播，作者認為它們在本質上并無根本的差異，因而也把兩者歸為一類。因而，這不是一般的歸納整理，而是使理論研究系統化的一種體現。
2.從探討傳播制度入手，帶出對傳播過程相關因素的分析
以探討傳播制度牽頭，再引出傳播媒介、受眾與傳播效果等的研究，這也是作者力圖使傳播理論系統化的表現。并且為了突出備受關注的熱點課題，本書還加入了“國際傳播與全球傳播”和“傳播學研究史和主要學派”兩章，最后以研究方法結尾。其中，最值得稱道的是“傳播效果研究”這一章(第11章)。作者在詳細分析戈爾丁等所劃分的傳播效果類型之后，并沒有拘泥于前人見解，而是很有見地地提出了傳播效果研究的五個課題，即從傳播主體、傳播內容、訊息載體、傳播技巧和傳播對象等視角探求它們和傳播效果的關系。作者清楚地表明，傳播效果不是孤立的研究客體，而應當從不同的理論視角予以剖析。這些理論視角，實際上就是傳播效果研究的不同方向。
以上這種對傳播理論研究的邏輯歸納，反映了作者試圖使傳播理論體系化的有益嘗試。這種帶有原創性的學術見解，明顯不同于一般教材的論述，說明了作者在著力探求傳播效果研究的新架構與新方向。
在這里，為什么我們要對本書的結構詳加分析呢?主要是因為傳播學具有多學科集納而成的邊緣學科的特點，它影響(不是妨礙)著自身理論架構的形成。一方面，它有著很強的開放性，幾乎所有社會學科和部分人文學科都可以介入傳播研究，因而傳播理論豐富多采，不斷翻新，短短半個多世紀就從零散的理論觀點變成一門顯學；另一方面，傳播理論畢竟顯得枝多葉蔓，頭緒紛繁，怎樣才能使之形成既開放又相對穩定的體系，至今仍無定論。施拉姆有志于此久矣，但這位受到尊重的集大成者終其一生仍然未能達此目的。可見，傳播理論體系化是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邏輯框架就是傳播理論的體系，是研究中“排兵布陣”所必需，唯綱舉才能目張之。如果沒有一個相對穩定的理論架構，不僅令初學者茫茫然毫無頭緒，而且對研究者來說，也難以做到“獨上高樓，望斷天涯路”。所以，我們要在這里談到這個問題。當然，我們還不能說郭慶光已經完成了這一目的，但這種力圖使之體系化的努力，至少會給同行們帶來不少啟迪。
二、其次，作者還在書中提供了許多傳播理論研究的新視角。作者學有素養，且負笈東瀛，浸日本學術多年，因而在傳播理論探討中會給讀者在研讀中帶來了新鮮感和滿足感。
日本學者有很好的研究新聞學與傳播學的傳統，從松本君平到小野秀雄，都對我國新聞學研究產生過不同程度的影響。如松本君平于1899年問世的《新聞學》，1903年即被譯成中文出版，這也是我國最早推介的外國新聞學專著，它“介紹了歐美新聞事業及新聞事業與社會的關系”；被認為“標志著西方新聞學在中國的傳播，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①。二戰以后，日本學者又很快接受了傳播理論，加入了環太平洋地區以美國為首的傳播學主流學派——經驗學派。日本人研究學術歷來有其傳統。他們往往先大量引進，予以“克隆”(翻譯)或模仿，然后再逐漸消化、創新并為我所用。對傳播學、大眾傳播社會學的研究也不例外。郭慶光在書中對日本學者的創新、拓展之處做了許多詳細的介紹與分析。應當看到，這種介紹與分析，同樣是取其精華和結合我國國情的科研成果。況且，作者不限于此，他的視野還偏及歐美的最新研究趨向，并能時時把握住的科研指針。
大體上說，本書的創新之處主要有：
1.深入剖析傳播學基本概念，闡發因此而起的研究導向
如在第一章中，對“傳播”和“傳播學”這一對耳熟能詳的概念，作者使之聯成一氣，展開了學術式的長篇探討。他沒有限于對概念作一般的描述和分類，而是從分析庫利、皮爾士提出的傳播概念入手，認為他們開創了界定這一概念的兩個傳統(社會學傳統和符號學或語義學傳統)，并根據這兩個傳統的融合，指出傳播“實質上是一種社會互動行為”。接著，又引向概念對傳播概念的影響，并且把這種論述進一步和傳播學概念的闡釋結合起來，在肯定“傳播學是研究社會信息系統及其運行規律的科學”的前提下，詳細討論了社會傳播學的系統性、社會信息系統的特點及其運行與社會發展的關系。這種從傳播概念到傳播學概念、并把傳播學納入信息論和社會系統理論的論述，既一氣呵成，揮灑自如，又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又如在第七章中，對“大眾傳播”這個比較容易解釋的定義，作者在分析前人的不同理解之后，對大眾傳播的特點及其社會功能作了深入的剖析，使有關章節顯得相當豐滿。其中，認為“大眾傳播是一種制度化的社會傳播”的新見解，頗有現實意義。作者論證說，既然大眾傳播是從事信息大量生產和傳播的信息產業，并且大眾傳播的內容與社會觀念、價值和行為規范有直接關系，加上它的巨大影響力，所以，任何國家“都會把它納入社會制度的軌道”。目前，在我國，人們對媒介產業化的議題仍有爭論，而作者的這一見解雖然沒有直接觸及這一爭議，但卻根據其基本概念提出了中肯的看法。反過來說，既然大眾傳播是一種制度化的社會傳播，我們就應當自覺地研究和探索它的產業化進程。否則，便會無助于我國已經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也無助于我國即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明天。與此同時，在大眾傳播的社會功能中，作者關注到施拉姆提出傳播的“經濟功能”，認為這種功能不僅僅是提供信息服務，而是作為知識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分析，也是和上述見解互相呼應的。
轉貼于 2.宏觀著眼，中觀剖析，微觀入手
在寫得相當精彩的第十章中，作者對大眾社會理論的分析，就屬于從宏觀角度觀察信息接受者這一涉及全局的問題。關于大眾社會理論，臺灣學者陳世敏曾經指出，美國傳播學者德福勒在《大眾傳播學諸論》一書中，以心理學的刺激反應理論來說明大眾社會的特質，“自是別具懷抱”。然而，他的論述僅限于對德福勒觀點的介紹，并沒有予以展開和延伸②。而郭慶光的研究則進了一步，他上溯19世紀有關的早期貴族主義觀點，中轉20世紀30年代后社會學家對法西斯極權主義的批判，下接美國的大眾社會理論與日本學者的新解，并提出了結論式的意見。這樣步步深入地厘清大眾社會理論的演變和實質，努力把問題說得明明白白，就使讀者開闊了視野，看清大眾社會理論與傳播學的必然聯系。
如果說大眾社會理論是一種宏觀探討的話，那么，受眾觀的闡述就屬于一種中觀的剖析。過去一般都僅限于把受眾理解為信息接受或傳播對象。但問題的實質應當是研究受眾在信息傳播中的地位和在傳播過程中所擔任的角色。這樣，才能深入了解受眾的地位是否舉足輕重，受眾的角色是否可有可無。對此，作者先是以社會學觀點提出“作為社會群體成員的受眾”；接著，從市場學的經濟角度提出“作為‘市場’的受眾”；然后，又以法學的觀點提出“作為權利主體的受眾”。這種對受眾多側面的分析確有獨到之處，因為這已經從概念的微觀認知提升到了中觀剖析的高度。
為了說明受眾與大眾的區別，作者對“大眾”這一概念的詳細分析，便屬于微觀認知的范圍。作者從社會的角度出發，逐一分析了大眾既不同于初級群體或小群體，也不同于群集，又不同于公眾，而是“一種新的未組織化的社會群體”。作者還認為，受眾和少數權力精英同處于現代社會之中，“誰掌握了大眾，誰就掌握了一切”。這種條分縷析的細微之處，很能體現出作者的洞察力與治學精神。
在傳播理論研究中，掌握宏觀、中觀和微觀分析很重要。值得注意的是，美國著名社會學家羅伯特·默頓是社會學的中觀理論(MIDDLE RANGE，又稱“中程”理論、“中間范圍”理論)研究的倡導者。關于中觀理論的思想，是默頓和他的老師帕森斯論戰時提出的。當時(20世紀40年代)，帕森斯的研究目光對準綜合性的一般理論，企圖建立一種包羅萬象的模式，來解釋一切社會現象和社會行動。默頓反對這樣做，他認為，在社會學中尋找一般社會行為的規律是徒勞的。社會學研究應當避免兩種極端：無事實的概括和無理論的事實。要努力找出扎根于研究或觀察并切合實際地限定其應用的解釋。這種解釋，處于對日常事件的觀察與包羅萬象的統一理論之間，即中觀研究理論。他說：“我們有理由去設想，社會學將會在這個程度上提升：它主要關注的是，要和中間環節的發展中理論聯系在一起；而如果它把注意力集中到泛泛的理論上，那它就將會受挫。我相信，今天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去發展應用的、特殊的理論以限定理論——數據的范圍。——社會科學家排他地投入于高度抽象化的探索，便會冒上風險。就像現代的舞臺布置一樣，在他的心目中，家具將會是缺少的、沒有裝飾的和不舒適的：所謂一般理論和特殊理論都需要的說法，是‘正確’而陳腐的③。”他說，“如果特殊的探索在于找出這些行為方式之間的理論聯系，那就可能發展出一種屬于中間環節的理論。這種理論不是強化就是分離經驗與假設的一致性④。”默頓以中觀理論研究作為指向，提出了功能分析方法并應用于社會學研究，提出了著名的離軌行為的“失范”理論及其考察方法，并且引導美國社會學者把注意力投向家庭社會學、城市社會學、教育社會學等一系列富有成果的學術研究。傳播學“議題設置功能”理論的提出者麥康姆斯很贊同默頓的見解，認為傳播學除宏觀水平和微觀水平這兩類理論研究外，同樣存在著處于中間范圍的中觀理論研究。宏觀研究著重于建立總體或最高理論，如桑德拉·鮑爾——洛斯奇提出的媒介關系依賴論；微觀研究則注重實證主義方法或以實證為依據的若干變量的集合，如霍夫蘭關于態度改變的研究。而麥康姆斯認為他和唐納德·肖的議題設置功能理論、還有把關人理論、新聞社會學、“沉默的螺旋”傳播模式等，都屬于中觀研究的理論成果⑤。筆者認為，中觀理論已應用于社會學和經濟學，而麥康姆斯的分析有助于傳播學理論的開拓。無論在傳播學研究和教學中，我們不必貪大求全去急于建立宏觀理論，以免勞而無功；而要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著力于研究和探索傳播學的中觀理論和微觀理論。再積以時日，聚沙成塔，把各種相關理論整合成一種或幾種更完整、更高層次的宏觀理論。
誠然，筆者以為，《傳播學教程》也有一些不足之處。如第一章在闡述“信息”概念時，未能突出信息足以消除某一事物的不確定性這一基本內涵。在第三章中，未能指出傳播學劃分語言符號與非語言符號是一種簡單化的認識。因為“非語言符號”只是一種模糊的界定，反映了傳播學者對非語言符號的忽視，它離符號學對符號種類的科學劃分相去甚遠。還有，作者把符號分為信號和象征符兩大類進行解釋，確實是簡單了一些。因為還有另一類重要的肖像或具像符號(icon)是不應當省略的。第十二章中，作者把議程設置功能理論、沉默的螺旋理論、培養理論和知(識)溝理論都歸之為大眾傳播的宏觀社會效果，這同該理論之一的提出者麥康姆斯認為那是中觀理論研究的見解并不一致。第十三章討論國際傳播與全球傳播，因內容較新而導致敘多論少；其中“文化帝國主義”的課題最具理論色彩，但又缺乏詳細的歷史分析。第十四章中提到信息論、控制論對傳播學的貢獻，但不知何故略去了系統論對傳播學的重要影響。事實上，本書作者研究傳播理論也恰恰受惠于此。
此外，本書作者對符號的理解恐怕也有值得商榷之處。如認為“符號是意義的攜帶者，任何一種符號都有其特定的意義”(第48頁)，但又認為“所謂意義，——是人類以符號形式傳遞和交流的精神內容”(第47頁)；“信息是符號和意義的統一體，符號是信息的外在形式或物質載體，而意義則是信息的精神內容”(第42頁)。 可見書中前后說法并不一致。在這里，作者本意可能是企圖用信息去“統一”符號和意義，但卻人為地把符號和意義割裂開來，并把符號僅僅看作是形式，這就違反了索緒爾提出符號是所指與能指相結合的這一科學論斷。實際上，任何意義都必須存在于符號之中而不可能存在于符號之外。至于信息和符號的區分，這是不同學科(信息論與符號學)各自表述的基本概念，是不能相提并論的。信息只能區別于物質和能量。如果一定要聯系起來討論的話，那就只能說信息論中的信息可以理解為符號學中的符號。或者說，任何信息都必須使之符號化，才能產生、編制、提取、傳遞和接收。
總之，以上提到本書的一些不足和有特商榷之處，僅是筆者個人的見解，不一定正確，也原意和作者與同行們共同研討。而應當重申的是，本書的理論成就是主要的。郭慶光教授治學嚴謹，厚積薄發，在傳播學領域默默耕耘長達十余年，終于完成這一佳作。我們熱切地期盼他今后能有更多的新作問世。
注釋：
①徐培汀、裘正義：《中國新聞傳播學說史》第284頁，重慶出版社1994年版。
②陳世敏：《大眾傳播與社會變遷》第53頁，臺北三民書局1983年版。
③羅件特·默頓：《社會理論和社會結構》英文版導言第9頁，紐約，1968年版。
對傳播學的認識理解范文第4篇
一､“自然權利”――自由主義
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語匯或權利概念，新聞自由是在20世紀中后期明確提出來的。而在自由主義思想文化發展的歷史之鏈上，洛克的歷史地位已為學界所公認。馬克思､恩格斯在談到法國的自由思想時指出，法國革命時的“自由思想正是從英國輸入法國的，洛克是這種自由思想的始祖”。洛克也因為其自由主義思想始祖的地位而載入史冊。
洛克在其政治哲學著作《政府論》中的自由思想有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是把自由放到至高的地位。自由在洛克看來具有至上的價值，無論是在自然狀態下還是在政治社會中，自由都是不容侵犯的。洛克認為，自由權是人們享有的不可剝奪的自然權利，是自然權利中最本質的內容，是人類追求的首要價值，保護和擴大自由是法律的目的。自由權利的提出為日后悄然崛起的新聞業注入活力，同時也為其艱難的步履增添了前進的勇氣。自二十世紀新聞自由被鮮明地提出以來，世界新聞傳播界為新聞自由的振臂高呼､搖旗吶喊一直在進行中。二是強調自由必須以守法為前提。洛克認為，人雖然生而享有自由的天然權利，但是，這種權利很不穩定，必須以國家的名譽制定法律，把自然的自由變為社會的自由，把自然權利變為有明文規定的法律權利。
透過新聞自由發展的階段可以看到，新聞媒介､公民和政府三方共同需要新聞自由，但新聞自由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現實中可能由于種種原因危害新聞自由，因此，只有通過法律的制約和協調，才能使新聞自由得以實現。那么，洛克這個觀點對之后新聞自由立法做了理論支撐。伴隨新聞業發展進程的不斷加快和深入，新聞自由概念的含混和不規范操作引發了諸多爭論和弊端，為避免扼殺新聞自由和濫用自由兩者間的惡性循環，世界各國普遍開始重視新聞自由的立法問題。
二､“交流”――人際間的傳播
傳播學中所使用的“傳播”一詞，是英語“communication”的對譯詞。現代英語“communication”新的含義，主要是在17世紀興起的。洛克成為我們現在所理解的“交流”一詞的首創者，他用這個詞來描繪人們思想的共享。這是他的創新。洛克宣告，“語詞”必須“服從交流的目的……這是話語和語言的目的”。在這里，他發明了“交流”一詞，這是表達許多詞義的一個新詞。他的“交流”思想即使并非總是后繼者的源泉，至少也成為許多后繼者觀念的典范。在他之后，貝克萊､休謨､梅斯梅爾､黑格爾､馬克思等人對交流的思想進行了不同程度的理解和發展。
洛克的“交流”的觀念融入了傳播思想的歷史中，經過300多年的發展，傳播學的主要類型多達人內傳播､人際傳播､群體傳播､組織傳播和大眾傳播等五種，在這些傳播類型中，無不滲透著“交流”的觀點，而這個觀點是所有傳播發生的主要條件和目的。在傳播學空前繁榮的今天，每當我們準備思考或談論“交流”這個觀念時，我們總會想起并提到洛克，因為他是“交流”一詞的首創者。
三､語言符號――人類傳播的工具
人類傳播是一種交流和交換信息的行為，信息是符號和意義的統一體，符號是信息的外在形式或物質載體，而意義則是信息的精神內容。在社會傳播中，任何信息都攜帶著意義，而任何信息也都必須通過符號才能得到表達和傳遞。從廣義上講，語言､姿勢､表情､服飾､表演和舞蹈等都可以被視為傳播的媒介，因為是一種媒介都通過一條信道或各種信道傳送符碼。
從17世紀哲學的發展與轉向來看，哲學之所以越來越關注語言問題，是因為任何思想都要用語言來表達，能否讓語言有效地服務于認識論，是洛克這一時期的哲學家關注的重要問題。這一時期，對語言作出系統分析的哲學家當首推洛克。
1.語言――“知識的外殼”
洛克在其《人類理解論》中探求明白的､確定的知識，依靠對理性或觀念的考察是不能獲得的，還要轉向對思想的外殼――語言的探討。洛克把語言問題提高到了哲學高度，并與認識論的研究自覺地結合起來，為哲學認識論開辟了新的領域。在洛克看來，語詞代表賦予其意義的觀念，而不是世界上的事物。他認為知識受到含混的､無意義的語言形式的妨礙，這些詞語給深入研究和高層思辨帶來錯誤。可見，洛克認識到含糊混淆的語言是知識一大障礙。
在今天的信息傳播中，語言作為人類最基本的符號體系，是信息的外在形式或物質載體，是信息表達和傳播中不可或缺的一種基本要素，在整個社會傳播系統中起著工具､橋梁的作用。尤其是大眾傳播時代，包括聲音､語言和文字在內的語言符號體系，是傳播媒介――報刊､電視､書籍､網絡等的實質形式。通過語言符號，大眾傳播的信息才能像空氣一樣彌漫在我們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達到社會信息的共享，推動整個社會向前發展。
2.“偉大的渠道”――語言的功能
語言功能觀在語言研究中非常重要，在傳播學中的意義同樣重大，因為我們可將語言基本上當做一種表達真假陳述的方法，即所指功能;或是作為一種用于傳播思想的工具､傳達信息的手段，即語言的觀念功能。這兩個功能在新聞報道､科學寫作､法庭作證等方面非常重要。
語言不是誘惑的藝術，而是傳送觀念的手段。洛克強調，語言的認知功能比詩意功能和寒暄功能重要。成功的傳送是洛克衡量語言功能的標準。“一個人說話時，他可能會讓人聽懂;說話的目的是讓那些作為符號的聲音把他的觀念說清楚，讓聽話人聽懂他的意思。”這個觀點把語詞當做意義的容器，就像身體是靈魂的容器一樣，它使傳播成為一個運輸精神貨物的渠道。實際上，洛克把語言叫做“偉大的渠道”。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洛克時代，他已經認識到語言的功能，認為語言是使人類這種自然的社會動物之間的交流變得便利的一種工具。
人類傳播學伴隨著人類社會學､哲學的浩瀚江海而誕生､發展，而在這歷史長河中，傳播思想卻從源頭閃耀星光直至傳播學空前繁榮的今天。其中，洛克的哲學思想不僅對哲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且其中蘊含的極具價值的原初形態的傳播思想，給后世傳播學者創立和發展傳播學提供了寶貴的理論資料和思想啟發，在世界傳播思想史中有著不可低估的借鑒作用和重要影響。
對傳播學的認識理解范文第5篇
認為別人該知道傳播學的想法是霸道的，因為即使學了傳播學的學生在做畢業論文時，完全是一頭霧水。曾經有學生在畢業論文答辯完畢的當天，誠實地對我說：“老師，您別看我要畢業了，那個傳播學我就不知道講了些什么。”對一個學科來說，這不算好狀況。外界對傳播學很生分也就罷了，傳播學內部人士對傳播學是什么不太明了也無興趣，讓人不得不深思。造成生分狀況的根本原因來自本學科建設的緩慢。無論國內還是國外，這都是很現實的基本問題，而在我國目前更突出一些。從傳播學的學生到傳播學的教師，我積累了很多的感觸。傳播學教育，尤其針對本科生的傳播學教育，目前最迫切需要改變的是教材建設。教材的改變需要從三點入手：第一點，全面消化歐洲批判學派和美國經驗學派的現有研究成果。第一點是前提，打個不貼切的比喻，好比是動物過冬儲備的脂肪。這是很現實的問題，傳播思想各種文化都有論及，但不是每種文化都生長了傳播學，傳播學所探討的問題又是每種走入現代的文化所共同面對的。所以我們必須引進先行者的成果。第二點，教材的編寫宜體現這樣的目標：推動學生思考他們自己作為一個生命個體的價值，思考自己生活其中的歷史和文化，審視自己所處的時代。第三點，教材要有很強的中國味道。這種味道是從教材內容里清清淡淡散發出來的，沒有堆砌的痕跡。如果本科生傳播學教材在這三點上真正做到了突破，所培養出來的本科生在學科素養上會得到很大改觀，傳播學的本土化可以說是落到它該落的地方了。假以時日，一個老師在課堂上所傳授的知識為學生高度接受之后，按傳播學原理，它的效應可以放大，以一及十，能夠為傳播學營造繼續生長的良好社會環境。
傳播學教師可以參照的教材很多。國外譯介的傳播學教材偏重歐美，其中又以美國為多，其他國家的很少。這些教材基本上是大眾傳播的著作。而大眾傳播只是傳播學的最醒目領域，不是唯一的，甚至可能不是對人類的命運來說最至關重要的領域。這種局面與我國的新聞學教育現狀有關系。我國的傳播學學科都作為新聞學專業學生的必修科目，不可能像國外有嚴格區分的新聞學專業和傳播學專業，傳播學作為新聞學學生的理論課而存在。
即便大眾傳播學，所譯介和本國編寫的教材也多有偏頗，重在美國，忽略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成果。近兩三年所翻譯的美國傳播學教材中增加了歐洲學者們的理論成果部分，但篇幅不是很多。歐洲國家中英國的教材因對通俗文化的研究被介紹進來，但不像美國那樣系統且更新及時。美國傳播學教材中小約翰的《傳播理論》，功底扎實、理論高屋建瓴，鮮有別人能超越，不過，那本書本來不是本科生教材。這種局面造成了即便在大眾傳播學方面，也是缺胳膊少腿的：大眾傳播學教育基本上在用經驗學派這一條腿走路。聯系到傳播學的費廷斯格的認知不和諧理論，一個瘸子走路的樣子在人的心里引起的感覺是不舒服的。這里沒有笑話殘疾人的意思，但一條腿的現狀會讓學生們不理解：美國的月亮真的那么圓嗎？如果不是，為什么從頭到尾都在講美國？
我國編著的傳播學教材目前體現了譯介的兩大缺陷：第一，狹隘地集中在大眾傳播領域。第二，消化了大眾傳播學的經驗學派一派的理論，對批判學派的理論還處于初步整合的階段。不過，老師們都普遍意識到了這兩大缺陷，組織傳播、人際傳播、群體傳播、政治傳播、跨文化傳播和健康傳播的國外專著和教材都陸續譯介了進來，同時許多人都在致力于消化批判學派的成果，相信高度整合的傳播學教材不久會出現在人們的視野里。
由于不同的理論取向，英國和美國的傳播學教材非常不同。英國教材重在揭示我們所經歷的但不常深思的另外一面，把傳播問題放到宏觀的社會結構和人類歷史、文化之中，又高又遠，龐大壯觀，眼光卻是懷疑和批判的。這樣的教材接受起來肯定艱澀一些。美國的本科生教材編寫的都很淺顯，但并不意味著不教給學生另外一種看待日常生活的眼光，它們也會給人“原來可以這樣想”的感覺，但它們往往集中挖掘一個問題而略了其他，好比挖井，上了癮一般挖得深了又深。這樣，兩個國家的教材視野都能激發聯想，啟發學生思考許多問題。這些教材在體例上沒有像我國那樣分割成第一節、第二節和各節中的一二三四，在許多我們看來很關鍵的問題，甚至沒有給出嚴格的定義，而是給學生很寬泛的一個概念，論述也很靈活。我很長時間很奇怪，事后回想起所讀過的教材，印象深刻的觀點和事例為什么是這些教材里的，而不是來自體例嚴格用語嚴謹的國內教材？后來我總結了一下，歸功于這些教材所體現的教育價值觀，而這價值本是人作為一個人生活在世界上所應該擁有的，它理當是所有學科所共同追求的，帶有一定普適性。眾所周知，今天大學生的培養和10年前相比，社會環境都大不相同了。10年前我們可以畢業之后選擇另一個行業就業，一切重新開始都來得及。如今學生們在填寫高考志愿時，往往意味著選擇了今后從事的行業。現在的畢業生規模和國家的產業結構導致學生們在填寫志愿時要非常慎重：一定要照顧自己的興趣選擇專業，否則不僅讀書時讀自己不喜歡的專業，畢業后還要從事自己不感興趣的職業。新聞專業的學生們少不了無奈之余放棄了心愛的專業而來的，但很多都是本著自己的興趣而做出的選擇。前面說過，我國的傳播學理論基本上是給新聞專業的學生講授，如果認為新聞學不需要太多理論，實在是謬見大矣。新聞學教育重在傳授給學生新聞的制作細節和制作過程，它的培養目標非常明確，就是為新聞媒介組織輸送采編人才。而這種技巧的培養是有前提的：它也必須遵循教育的基本目標――培養能夠完整認識自己的人，明白自己活在世上的價值在哪里。這個教育目標對新聞專業的學生很重要。搞新聞的尤其特殊，因為每個新聞人較之其他職業的人，所經歷的乃是雙重的人生：他/她自己的和他/她每次采訪所構成的人生。他/她總要經歷顯著的、異常的、緊迫的、重要的那些人和事，還要體會時間爆炸的感覺：仿佛歷史的旁邊就站著自己。新聞人的職業人生和他/她的自我之間存在著緊張，這緊張交集在一個個體之內，本身就是一個傳播學問題。傳播學需要借鑒心理學、社會學和管理學的理論，充實人內傳播、人際傳播、群體傳播和組織傳播的內容，并且要和學生們以后要經歷的職場生涯密切聯系起來講授。這些內容不僅幫助學生們看清自己，也深入思考自己和社會的關系。這合乎傳播學的社會科學性質，它所要求的審視的眼光，首先就是審視自己。其次，激發學生思考自己所處的歷史、文化和時代。許多傳播問題說到底是文化的問題，而文化不是一天兩天形成的，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植根于歷史之中，充溢在吃喝拉撒的行為里。再往深里講，傳播問題是我們的心靈問題。文化里隱藏著和再生著我們的心靈問題。歷史和文化中免不了讓人傷心的教訓和讓人擊掌叫好的經驗，有時一則小消息的采寫蘊含的意味就很多。就大眾傳播來說，自舊上海《申報》以來，媒介領域有太多東西可以為傳播學教材所用。晚清以來，我國跌宕的歷史也能為大眾傳播提供足夠多的旁證素材。傳播學更是一門積極觀照現實社會的學科。網絡普及開來后，整個社會在對新一輪信息革命的適應中，遭遇到許多問題，至今仍然在摸索中。傳播學教材必須體現本學科對新傳播階段的摸索，這有一定前沿性，對學生來說是必須的，教師必須幫助學生仔細地觀察這個社會上與本學科有關的主導領域。
我讀美國的傳播學教材，發現一向稱“我們地球”而非“我們美國”的美國學者們在編寫教材時，除了跨文化傳播，大眾傳播教材都相當地“我們美國”。拿電影的發明來說，對愛迪生的貢獻寫得很仔細，對歐洲發明家的貢獻一句帶過。對本國的傳播理論條分縷析，其他國家包括歐洲那些國家的簡單介紹完事。我們的日常生活本來已經被高度美國化了，課堂也要被美國化嗎？從穿的衣服、吃的食品、看的電影、聽的歌曲到圖書館里能夠借閱的傳播學教材，學生們還能看到另外的世界嗎？我國本來有豐富的傳播資源，目前缺乏的是傳播學的本土化，但這并不意味著在課堂上動輒“美國”。韓劇之熱并非韓國文化在熱，而是韓劇中體現的價值觀和國人的心靈構成了共通的意義空間，這個空間就是我國豐富的傳統傳播資源。傳播學沒有在我國本土化，并不意味著我國沒有傳播思想。中國的傳播學教材必須散發中國的味道，而不是動輒“美國”。這是為什么我認為傳播學教材的編寫目標以激發學生思考自己所處的歷史、文化和時代的緣故，這樣的目標與傳播學本土化不僅沒有沖突，且是必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