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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山區開發;亞自然經濟;市場經濟
中圖分類號:F1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8)11-0086-02
一個地區商品經濟的發達程度,是衡量其發展的重要標準。在現代市場經濟中,一個地區不發展商品經濟,不參與市場競爭,很難想象它是否還存在任何發展的動力?因為不進入市場就不能參與市場利潤分割,就不能形成擴大再生產所必須的資本積累,也就失去了發展的機會。
由于大山阻隔,交通不便,許多偏遠山區的農民基本上還處于自給自足的經濟狀態。自然經濟是一種封閉的,惰性的,沒有發展動力的經濟,僅依靠科學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等辦法,在一定程度上雖然也能夠改善農民的生活,但要從根本上改變農民的貧窮的命運,還得在山區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就如新鮮的血液、健康的心臟之于人的價值。
1 偏遠山區當前仍處于亞自然經濟狀態
亞自然經濟狀態是指這樣一種狀態:一方面帶有濃厚的自然經濟色彩,另一方面,又滲入了部分市場因素,但總體而言,自然經濟的成分相對比較多。
在偏遠山區,仍然沿襲著以農戶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形式。農戶作為一個經濟主體,它生產的產品,一部分用于直接的生活消費,如生產的糧食、蔬菜、瓜果等一般是用于自己的家庭消費。另一部分用于第二年再生產的生產性消費,包括預留來年所需的種子和用于牲畜飼料的谷草、秸稈等。偶爾也將一些家畜家禽拿到市場上出售,換取農具、食鹽等無法自產的物品,這些拿出去交換的產品是滿足自給性需求之外的剩余產品,其品種和數量取決于市場供求和價格,如果某種產品價格高,農民就會有意識地壓縮自己對這種產品的消費量,想方設法擠出盡可能多的產品拿到市場上去出售;反之,農民就擴大自己的消費量,不再去市場上出售。這樣的經濟雖然與市場有一定的聯系,但從總體上來說不是為了交換,而是為了自己的消費,因而是自給、半自給經濟。
也有學者認為,我國偏遠山區目前處于商品經濟的萌生時期,商品交易的規模小、數量少、不正規。總之,山區人民離市場經濟還有一段遙遠的距離。
2 亞自然經濟嚴重阻礙著山區經濟的發展
2.1 封閉式的生活方式易形成“惰性經濟”
自然經濟所具有的封閉性內部生產和生活方式注定了人們惰性的消費需求。偏遠山區的農民習慣了世代相傳的生活方式,不再有新的消費渴望和刺激,以及對新的生產要素投入的渴望與激勵。他們一直生活在自我封閉的循環圈內,只是把盡可能地增加勞動作為自然經濟條件最基本的配置方式手段,重復著貧困的生活。
2.2 缺乏“市場”觀念,無法揚長避短發揮山區資源優勢
山區的自然條件特征一般表現為:地勢垂直分布明顯,地形復雜多變,地塊零星分散,氣候獨特,晝夜溫差大;山區的山場面積是耕地面積的幾倍甚至幾十倍。在這種自然條件下,同一塊地如果像平原地區一樣種植普通農作物可能連種子都收不回來,但若經營某些特色農作物、禽畜產品,則可能收獲經濟價值高的上等農產品。然而由于山區人民與外界缺乏交流,在封閉生活圈中,很難產生“買”、“賣”意識,他們認識不到寶貴的資源優勢,而是世世代代從事著處于劣勢的糧食業的生產。以山峽腹地山區為例,該區土地面積中,林地占21.74%,草山草坡占22.33%,水域河灘占3.23%,這些非耕地合計占土地總面積的47.41%,而耕地只占24.59%。但從農業結構來看,種植業占60.99%,種植業中糧食占73.3%。因此,該區農業產值的絕大部分是由占山地總面積24.59%的耕地創造出來的,而占土地總面積47.41%的林地、草地和水域共創造的產值只占農業產值14.7%。這說明非耕地利用率很差,沒能發揮出山區的優勢。
2.3 自給自足的經濟狀態使農民不能享受分工帶來的好處
亞當•斯密認為,勞動分工是國民財富增進的根本原因。分工制度在經濟領域中能引入迂回止步方式,農民進行專業化生產可能帶來收益遞增、技術進步和知識信息存量的擴大。分工的好處是動態的,一方面促進專業化人力資本的加速積累,另一方面通過生產中工人的集中減少信息,強化社會分工,進而為市場發展提供了更多的機會。但在偏遠山區,農戶往往是自己生產點什么就消費點什么,需要從外部購買的商品支出多半是靠打工的收入支付,自己不利用資源進行專業化的生產,沒有什么產品與外界進行交換,被遠遠的排斥在大市場外面,不能享受市場分工帶來的好處。
2.4 因循守舊的意識形態使農戶缺乏風險意識和冒險精神
自然經濟下的小農受自然經濟本身所固有的各種內在惰性的影響,在意識形態和個人行為方面成呈現出較強的保守性,主要表現為:因循守舊、固步自封、思想僵化、謹小慎微等,在生產活動中缺乏風險意識和冒險精神。他們很難改變以農為主,特別是以糧食生產為主的發展思路。在他們看來以其冒“虧本”的風險,不如保全現有的生活狀態。據調查,一個養幾百只雞的農戶在“非典”期間遭遇市場阻隔和雞瘟,結果欠了3000元債務,據說“幾年都翻不了身”,其他農戶也都不敢“輕易投資”了。
3 偏遠山區開發需要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由于亞自然經濟存在致命弱點,生存在這種生活方式下的農民,無法享受參與市場分工帶來的好處,很容易陷入世世代代貧困的怪圈。而自1992年國家宣布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起已有16年的歷史,有很多地區已充分體驗到了市場經濟的高效率,享受到了市場經濟帶來的高收益。而廣大偏遠山區的農民,他們卻離市場經濟還很遙遠,這種差異只會使其生產和生活水平與外界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克服這種差距的辦法有幾種:一是提倡山區人民忍受貧窮落后,繼續苦難的生活,這顯然不符合我國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以及“共同富裕”、“和諧發展”的目標;二是盡可能地救濟山區,而這種方法只會進一步強化山區的“惰性經濟”,只是治標不能治本;三是鼓勵山區人民打破傳統的生活方式,利用山區的特有優勢參與市場分工,融入到市場經濟大潮中去,毋庸置疑,這將是最可行最有效的辦法。
從自然經濟走向市場經濟是歷史性的變化。太行山區是我國山區開發的排頭兵,因其成果顯著,1986年國務院把開發太行山的做法譽為“太行山道路”,太行山區的開發成為全國山區開發的一面旗幟。我們且來看太行山區從自然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歷程。
在太行山,這一變化是通過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轉變來實現的。過去農民只是在占山區面積比重很小的耕地上生產糧食,把占地比重極大的坡地荒廢掉。現在,太行山人在小流域治理的廣大隔坡梯田上種植了柿子、板栗、蘋果、山楂等,還發展了一定規模的牛業、養兔業、毛皮獸養殖業等;農業內部的產品結構調整引發了整個農村的產業結構調整。在農村生產率提高后,出現了大量剩余勞動力需要尋找出路,他們選擇了具備資源優勢,對資金、技術要求低的農副產品加工業、采掘業、電力工業,在有旅游資源的地方還發展了旅游業;產業結構的調整還帶來了流通領域的變革。太行山區產業結構調整所引發的大規模的農產品以及相應的商品性生產資料的涌現,呼喚著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流通組織和流通渠道,以及為流通服務的信息、運輸、儲存、加工等產前和產后行業,社會分工在太行山區悄悄的深化。最初從事這些行業的人只是分散和無組織的,但是隨著生產領域專業化水平的提高,各種蔬菜、蘋果、板栗、養牛、兔的生產基地的建立,流通也相應地走向專業化、組織化和規模化,他們能夠提供現代專業技術、現代專業生產資料,產品收購、運輸、儲存、銷售、加工以及信息、資金服務;而從事第二、三產業的農戶往往在一些交通比較方便的山口鎮集聚起來,使這些鎮成為山區農戶提供各種服務的基地以及連通山外與山內經濟的交流點。這些山口鎮隨著服務量的增加而迅速擴大,繁榮起來,推動了山區經濟開發。太行山區的經驗告訴我們一個成功的山區開發的歷程就是自然經濟向市場經濟變化的過程。
4 偏遠山區構建市場經濟的切入點
4.1 通過宣傳教育,強化山區農民的市場經濟意識
應通過向山區農民宣傳農村專業戶、重點戶發展商品生產的事跡,增強他們的致富信心和進取精神;同時應增加教育方面的投資,提高農民的素質,便于其掌握先進的生產技能,以及樹立與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的時間、效率觀念和創新精神;另外向外地轉移剩余勞動力,開闊眼界,也能使他們學到一定的生產技術和操作技能,增強市場經濟意識。
4.2 圍繞農業產業化制定相關的經濟政策
(1)適應農業產業化發展需要,建立科學的土地(特別是山地)流轉制度,堅持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使其能有償轉讓、互換、入股、租賃,并使之法制化,推動土地流轉,便于實現規模經營。(2)完善財政、稅收和金融政策。政府要完善財政支農政策,加大農業投入;在稅收方面,應實行低稅率,在一定時期內,對農業產業化的龍頭企業可以減征或免征;在金融方面,要充分發揮農村信用社,農業銀行的作用,保證農業獲得金融支持。(3)制定培育中介組織的政策,幫助農戶走向市場。(4)促進農業服務組織的發展,以便為農產品的生產提前、產中、和產后的服務。(5)建立農業產業化示范區,以示范區向周圍輻射,并提供成功的經驗。
4.3 增加基礎設施投入
被大山分割包圍的山區,如果不能解決交通、能源、水利、信息等基本問題,仍然擺脫不了貧困。應加大對山區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便利的交通、信息、以及有保證的水利和能源產業的發展,有利于打破山區的自然經濟和閉鎖的環境,開闊人們的視野,促進人流、物流、服務及資金的暢通。
參考文獻
[1]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中國農業、農村與農民[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關鍵詞:后現代主義 消費文化 潛意識
一、后現代廣告的衍生
(一)關于后現代主義
20世紀中葉,歐美產生并蔓延了一場關于藝術、社會文化、哲學的社會思潮,這就是所謂的“后現代主義”。60年代興起的波普運動是一場涉及到建筑、工業、服飾等多個領域的思想藝術運動,目的在于推廣更加大眾化、更加具有流行性的文化,其本質是針對現代主義一味功能性的批判。
后現代主義有如下特征:首先,它消解了象征等級,模糊了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區隔。其次,它是對主體的去中心化,歷史感和連續性不復存在。再次,顛覆了系統、有條理的宏大敘事,轉向強調拼貼、差異、破碎和模糊。最后,使日常生活美學化,生活和藝術、符號表象與真實的區別漸漸消失。
(二)后現代主義與消費文化
縱觀后現代社會,消費主義與消費似乎成為了它的主題,物欲橫流好像并不夸張。后現代社會中的消費不再是滿足生理需要的功能性消費,而變成了滿足人的心理和精神需求的符號化消費。這就是為什么人們說我穿的不是衣服,是耐克;我吃的不是午餐,而是麥當勞,就好像那句搞笑的話一樣:哥抽的不是煙,是寂寞。研究消費不再是經濟學的專屬,因為消費早已經不是使用價值的簡單實現了,現在更多地是研究消費的文化層面,符號和品牌形象成為了人們新的交換砝碼。
隨著人類社會由工業化社會進入到后工業社會,也就是現在我們所說的信息社會,消費文化逐漸取代了大眾文化占了上風,而后現代文化的方方面面又不斷推動著消費文化的成熟和發展。電視是消費社會的催化劑,電視本身就作為一種商品,而其展示的琳瑯滿目的商品世界更是激發了人們的消費欲望,慢慢地所有的東西都被商品化了。象征性符號的競爭帶來了消費的狂熱,個體差異性的建構帶來了購物的欲望,像迪士尼樂園這樣越來越多的虛擬世界不斷地著人們,這種被誘導的欲望取代了強制,使消費主義一發不可收拾,也隨之變成了社會整合的武器。
(三)消費文化與后現代廣告
在現代廣告中,功能性訴求是第一位的,就像羅瑟瑞夫斯的USP理論所講,廣告要有明確的訴求點,告訴人們該商品或服務能給人們帶來什么樣的利益,并且這種好處是獨一無二的。因此現代廣告更多地強調廣告主體的實用性,人們更關心自己可以“用”這種產品來做什么。
后現代廣告衍生于消費文化的來臨,隨著科技的發展和工業的進步,產品同質化現象越來越嚴重,廣告主很難想出自己的產品有什么獨一無二的功能了,這便使廣告逐漸脫離了產品本身,而開始彰顯產品的文化層面的意義。關于廣告到底是科學還是藝術的論爭,在現代廣告中或許“說什么”和“怎么說”還同等重要,但在消費社會的符號競爭中,或許廣告真正變成了藝術,“怎么說”可能要比“說什么”重要得多了。在我們進入了鮑德里亞所描述的符號、時尚、仿真、超現實、內爆的后現代人的生活后,人們的消費行為也隨之從量的消費、質的消費過渡到感性消費階段,因此后現代廣告在后現代文化的滋養下應運而生。
二、對后現代廣告的爭議和反思
所有商業廣告最終目標都是實現商品的銷售,最傳統的廣告是通過商品和服務的告知來實現營銷的目的,廣告中所要做的就是告知人們關于商品和服務的一切信息,因此又被稱為“信息型廣告”。20世紀初開始,現代廣告從告知走向了勸服,有一種主張就是“原因追究法”,提出廣告不僅應該告知受眾信息,還應該告訴人們購買它的理由,給受眾一個與產品和服務相關聯的明確的利益點。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產品同質化程度的加劇,營銷觀念由產品轉向了消費者,出現了以消費者的感受和心理為出發點,強調與消費者產生心靈共鳴,主要傳達一種氣質、一種態度、一種個性的誘導性的后現代廣告。
這種極強的誘導性引發了社會學家以及消費者的爭議和指責,后現代廣告也因此被稱為“攻心術”,社會學家認為雖然廣告推動了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但是一味地張揚物欲容易對人的消費觀念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這種對符號的追捧可能帶來的過度消費等一系列負外部性問題招致了社會各界的關注與批評。消費者也開始擔心,這種訴求人的潛意識方面的廣告很可能會在自己無意識的情況下刺激了消費欲望,從而購買了可能根本不需要的商品與服務,廣告逐漸有被妖魔化的傾向。
因此便引發了對后現代廣告的反思,這種感性化的、隱性化的廣告到底能否有利于消費者的利益和社會整體的進步呢?對于任何事物都有其兩面性,應該要辯證的看待。后現代廣告作為一種新型的廣告模式滿足了受眾的心理需求,為廣告的發展也帶來了新風,作為一種創意模式和表達方式為廣告的成長又增添了新的可能,這些都是不可否認的。但這種信息不完全對稱的情況也確實給消費者帶來了不必要的麻煩和困擾,因此廣告告知功能更高層次的回歸便顯得十分必要。溝通功能觀是為了解決廣告的倫理沖突而進行的調適性的轉變,后現代廣告應該更加強調社會功能,自覺承擔社會責任,倡導人們樹立正確的消費觀念,與社會環境更加緊密的聯系在一起。
參考文獻:
關鍵詞: 化妝品 翻譯 女性主義
隨著全球化愈演愈烈,企業想要長期發展,其產品的流通就要越來越廣,除了商品本身的質量、包裝優良、價格公道外,還必須提高在海外市場的占有率。產品要被國外消費者接受,首先從語言方面,其次是圖像角度,使消費者產生印象,進而產生了解產品和最終購買產品的可能。化妝品(包括護膚品、彩妝、香水等)作為日化用品在尋常百姓家不可缺少,尤其是女性的梳妝臺前總有幾瓶用來打扮自己的化妝品。而在購買這些化妝品前,她們可能首先會聽取柜員的推薦或閱讀在公共場所收到的宣傳冊,甚至看電視里或網上的廣告,再決定是否購買產品。一個外來化妝品的成功銷售,語言在里面起了極大的作用,翻譯成本國語的宣傳冊是一個重要承載體,而翻譯的成功與否又在于是否符合受眾的心理接受力,是否激發消費者購買欲望,而多數消費者是女性,即在此時受消極女性主義的驅使,購買的過程也就不難實現了。本文從化妝品宣傳冊的翻譯入手,探討其中女性主義的體現程度,以期說明化妝品宣傳冊的翻譯達到了語言的交際性,但是也削弱了女性主義意識。
一、化妝品宣傳冊的作用
產品宣傳冊是企業推廣產品的一種媒介,上面印有主打產品、附屬產品,以及想要對產品進一步了解的方式,如電話、地址、網址等。隨著科技的進步,宣傳冊的形式不僅僅停留于紙質的,還產生了電子版本的宣傳冊。宣傳冊多為明星和產品的照片,以及加注產品功效的簡單文字。外來化妝品宣傳冊的翻譯首先基于翻譯的基本原則,其次針對消費者接受力將譯語修正,由此,通過宣傳冊,懂異國語和不懂異國語的消費者都能體會到產品的特性,帶來益處,從而相信購買使用此產品就會收到自己想象的美感效果。
二、女性主義
西方女性主義經過將近一個世紀的努力與掙扎,已成為當今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潮流,婦女議題研究多元而復雜。因此,女性主義包含許多不同的見解與流派。一般探討西方女性主義思想,除對社會關系進行批判之外,許多女性主義的支持者也著重分析性別的不平等,以及推動婦女的權利、利益與議題。女性主義多追溯到十八世紀末英國女作家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著作《為女權辯護》(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1792)。這本書是開創女性主義理論上的一座里程碑,它要求女性應同享當時歐美男人所爭取的自由平等,如人權與參政權,強調女人也是天生愛好自由且有理性的人,若給予同等機會,就能培養獨立自主的能力。女性主義的定義分類各有不同,如激進派、派等。
本文主要采用Laura Mulvey的觀點,男性凝視,這是她在書中提出并討論的觀點,她認為自己的心理分析理論是適于無意識父權控制下的一種政治手段,而這種手段促使了當時電影模式的形成,女性成為了被觀看者。她認為女性既成為了男性的欲望,又是男性恐懼的代表。觀眾觀看電影有兩種特點:(一)有觀看癖,劇中人物都不是觀眾自己,帶著事不關己的態度去看人物的喜怒哀樂;(二)受眾沉醉于對這種觀看癖的自戀情緒中,Mulvey在這里引用了拉康的鏡像階段,也就是受眾在電影中找到了自我,并且沉醉于這種公之于眾的大眾認同感中。因此,看電影是逃避生活的困苦,在電影中得到歸屬感也是對父權社會的妥協。不僅僅是電影中如此體現,存在于大眾文化中的化妝品宣傳冊這個傳播媒介也是如此。
三、宣傳冊譯本案例分析
與商標翻譯相似的是,宣傳冊形式上傳遞的是商品信息,實質上傳遞的是一種文化信息,它配合圖片、文字,是產品形象的代表、質量的承諾。本文選取了三個跨國銷售的化妝品宣傳冊譯本,每個譯本均符合宣傳冊的特征,且每個譯本的翻譯均無翻譯錯誤。
(一)美國美寶蓮?紐約生產的無境防水纖長睫毛膏
譯本宣傳冊上四分之三的部分是著名影星章子怡的臉部近景和她身穿泳衣的全身照,四分之一的部分是實際產品照片和上方為數不多的幾行中文和英文。由此產品的翻譯后的名稱我們可以看出產品要宣傳的賣點是防水和纖長,所以在近景圖片中我們清晰地看到章子怡用了此產品后的睫毛纖長;泳衣全身照又可以看出她游泳后睫毛仍不脫妝。翻譯后的文字如下:
防水防汗,不暈染,無懼悶熱天氣,
挑戰美睫長度極限,
持久一整天!
[全新]
UNSTOPPABLE
SUPER WATERPROOF
無境防水纖長睫毛膏
譯文中36個中文每一個字挑選謹慎且恰到好處,首先說出此產品可以解決的女性在使用睫毛膏時易出現的問題,然后強調其他特點。對此產品的名稱翻譯也達到了翻譯中奈達提出的等效原則:“譯語中的信息接受者對譯文信息的反應應該與源語接受者對原文的反映程度基本相同。”根據官網報道和宣傳文章得知,該產品推出后反映良好,許多女性購買者看到其宣傳冊慕名前來購買,回去試用后亦反響良好,產品曾一度脫銷,踞當季產品銷量榜首。而消費者反映其最大的好處是這款睫毛膏的效果達到了她們心目中的標準或追求,睫毛拉長且不怕夏天會污漬斑斑。我們可以看出,消費者因為看到章子怡這樣一個眾人追捧的明星做了產品的代言人,圖片處理得當,加上其語言表達深入人心,所以在購買使用后會滿足于自己也像章子怡一樣忽閃大眼,引人矚目的愿望。心理和物理上的滿足,女性就產生了對假象現狀的滿足歸屬感。
(二)韓國蘭芝生產的凈白清透系列
該宣傳冊是為了宣傳蘭芝2010年夏初推出的一系列產品,產品代言人是韓國影視天后宋慧喬,崇拜她皮膚嬌嫩的人遠比崇拜其演技的人多,所以產品首先在此處吸引了它的消費群體。畫中宋慧喬的妝容清新典雅,沒有一點濃妝冗余,皮膚清透,看不到一點瑕疵,而她的面前正是兩瓶此系列的明星產品,我們可以清晰看出產品瓶身有英文名稱,但是真正吸引消費者還是下面的譯文:
至真白皙 由內透射
STAR WHITE
蘭芝凈白清透系列
Star White即是此系列的英文總稱,譯者并未采用音譯或直譯的方法,而是采用了意譯法,清晰明了地體現出此系列的特點。Star的意義是星星,而White僅是作為名詞翻譯是指白色或潔白,星星的光可以穿過云層讓我們看到它的閃耀,潔白的星星之光應是更加耀眼注目。再看第一行八個字,每個字的翻譯都體現出產品的優越性,也是女性使用者期望達到的效果,足以讓女性消費者聯想到自己在使用后是怎樣明亮照人,更何況是被男性看到使用此產品有效呢?視覺和語言達到了一致,深刻地植入在消費者心中,會讓消費者思考進而有可能去購買。而據各與化妝品有關的網站論壇顯示,無論是對產品滿意度的投票還是購買后使用心得的評價,大多數女性消費者表現出的是一種驚訝其效果的態度,而這種態度恰恰表現產品已達到女性心中期望值,看到自己皮膚也可以變得如明星代言人那樣白皙可人。
(三)法國嬌韻詩生產的恒潤&修飾唇油
從宣傳冊上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一雙圓潤的嘴唇,看不出一點細紋,顏色健康飽滿,拍攝角度看上去就像這嘴唇想要親吻拿著宣傳冊的消費者們,嘴唇旁是產品使用的主要原料小紅莓,小紅莓上帶著蔥蔥的綠葉,光滑的宣傳冊表面像是掛著的水滴看上去很快就要掉下來。圖片的下方便是幾行譯文:
Clarins的植物保養世界
雙唇就愛小紅莓
此兩款產品內皆富含天然小紅莓果油,其豐富的維他命E及脂肪酸能立即修護滋潤雙唇,讓雙唇水嫩飽滿又健康。
簡單易懂的譯文將產品的最大特點表現出來,而且配合圖片讓產品效果極佳,人們說話離不開的嘴唇在人際交往中往往會被交往對象關注,據調查,男女交往中,女性雙唇是男性的關注點之一,如果女性的嘴唇水靈健康,男性凝視這一點就會立即體現出來,關注到嘴唇就會進而關注到女性的面部容貌甚至更多地關注女方的其他方面。看到純“植物保養”又會讓女性消費者認為產品的可靠性及其質量的純度,“滋潤”、“飽滿”、“健康”又是消費者內心最基本的需求。誘人的圖片和生動的譯文充斥著眼球,消費者怎會不對此產品心動呢?
四、結語
回顧女性主義,女性主義的微觀理論門類頗多,Mulvey在她的書中提出了“男性凝視”這一概念,但是她反對“男性凝視”帶來的兩種特性,提倡女性應該主動打破人們習以為常的視覺。又如女性主義中符號理論所述,人的心靈、自我和社會都是通過符號交流和話語制造出來的,女性往往在社會教化的過程中接受了社會對男尊女卑的定義,于是遇事常常會自責,取悅和討好男性以避免懲罰,久而久之就造成了兩性之間的巨大差別。三個產品的銷售佳績恰恰反映出女性主義消極表現,女性渴望被男性取悅,渴望被凝視,這樣她們既可以逃避現實中繁瑣的事情,被消費主義主導,又可以得到社會的認同,但是她們忘記了自身在社會中的地位和權力。重審案例中的譯文,在無誤無錯的前提下,譯文達到了語言的交際性這一特點。英國著名翻譯理論家彼得?紐馬克在其1981年《翻譯入門》中提出了“交際翻譯”的理論,其重視的是傳遞信息,讓讀者去思考、去感受、去行動,所以三個譯文的翻譯結果是成功的。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譯文期望收到的廣而告之的效果收到后,可以削弱女性主義意識。多數情況下化妝品宣傳冊翻譯或者說企業的銷售理念,并沒有意識到這一問題,不可否認的是銷售業績層層攀升,但隨著宣傳冊使用度越來越高,以產品銷售理念為前提,實現譯文語言交際性目標,導致女性主義意識弱化這一問題在大眾文化中會產生怎樣的后果,這是我們需要共同繼續探討的話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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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知識互補性; 協調效率;互補性經濟
中圖分類號:F062.3;F24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0)10-0033-06
博伊索特(2005)指出,自古至今,人類的生產似乎表現出逐漸用“信息密集型”投入代替“物質密集型”投入的趨勢。波特(2002)將經濟增長劃分為要素驅動、投資驅動、創新驅動和財富驅動四個階段,越發達的國家越處于后面的發展階段。目前的知識經濟的特征也體現了逐漸用知識投入代替物質投入的動向。德魯克(2006)指出,工業社會已于二戰后不久進入后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經濟資源不再是土地、勞動和資本,而是知識。在中國,隨著勞動力、土地、自然資源價格的上漲和人民幣升值,企業的成本壓力越來越大,也更加需要考慮進行知識創造和創新,用知識投入代替其他資源投入以降低成本。
企業內知識的創造和創新問題多數局限于傳統關于分工和專業化的論述。斯密(1974)論述了專業化和分工的三個好處:一是可以節省轉換工作的時間;二是增加工人操作的熟練程度;三是促進機器或工具的發明。Arrow(1962)的“干中學”學習模型考察了工作實踐中知識的積累對生產率的影響,驗證了斯密關于分工的理論。Babbage(1977)對斯密的分工理論作了進一步的發展,認為專業化和分工可以節省學習時間,因而能加速知識積累。楊小凱(1991)甚至用他創立的新興古典經濟學和超邊際分析理論證明了分工是如何促進知識的積累。很顯然,斯密所說的分工的第一個好處是毋庸置疑的,第二個好處作為分工的副產品也是自然而然的。但是,斯密所說的第三個好處、Babbage所發展的好處卻并非分工自然而然的、工人無意識的結果,楊小凱的證明也沒有給出知識生成的內在機制。因為這兩個好處的獲得需要工人的積極性和有意識的努力以及工人對工序間和流程間知識的了解,而如果工人僅僅是聽命于管理者的勞動機器,企業又采用細密而嚴格的分工(如一個工人的工作可能永遠就是擰一個螺絲),這兩個好處便難以獲得。
在Hayek(1937,1945)看來,遠比勞動分工更重要的是勞動分工和專業化所造成的知識分立問題。為了使分立的知識交互作用,不可避免地要產生協調費用(交易費用的一種),基于此,Becker(1992)強調一般知識的獲取、積累、擴散對于降低分工協調費用和擴展勞動分工范圍的極端重要性。一般知識的積累及其在參與分工的專業化勞動者之間的分享,可以降低協調分工的費用,從而促進分工的拓展和財富的增長。但是怎么協調這些分立的知識卻未得到明確的闡述。
為了解釋日益出現的收益遞增現象,汪丁丁(1997)結合前人的研究提出了知識互補性的概念,即總體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正是由于知識的互補性,所以,如果具有互補性的知識沒有交互作用,即企業遵循嚴格的分工和專業化策略,那么互補性經濟的好處將永遠無法實現。為了發揮企業內互補性知識的作用,企業需要使互補性的知識產生交互作用,從而產生整體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德魯克(1998)將后資本主義社會稱為知識社會,將后資本主義社會的工人稱為知識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強調知識工作者之間的合作,而豐田公司則將其公司的每一名員工都視為一個思想者(Thinker),將其生產體系稱為思維生產體系(Thinking Production System),強調這個體系中思想者們的交流與合作,由此足見知識互補性早已受到重視。
由于知識互補性更主要體現在產品更新換代快、生產技術要求高、知識投入比重大的企業,所以本文主要討論這些類型的企業。本文針對企業中存在的互補性知識,構建了一個收益模型,由于創新最終反映在企業收益上,所以互補性知識利用情況對企業收益的影響可看作其對創新的影響。然后討論各種因素對企業收益(間接反映創新)的影響,進而提出企業利用互補性知識進行創新,在知識經濟時代贏得競爭優勢的策略。
一、模型構建與一般描述
考慮一個企業利用兩種勞動lx和ly分別生產中間產品x和y,勞動的工資率均為?棕,用中間產品x、y生產最終產品z,z用x、y的積來表示,即z=xy,且設lx+ly=1。中間產品x、y分別采取柯布―道格拉斯形式的生產函數,即x=lax(nly)k,y=lby(nlx)k,①其中a+k>1,b+k>1表示生產函數因互補性而具有收益遞增的特性。不考慮由干中學積累的非互補性知識,只考慮積累的互補性知識nlx和nly,其中n表示互補性知識的積累程度。k∈[0,1)表示互補性經濟的好處實現程度,其中k=0表示沒有實現互補性經濟的好處,k>0表示實現了互補性經濟的好處,其越大表明其實現互補性經濟好處的程度越大。(1-c)表示為實現互補性經濟而協調互補性知識的協調效率,則c就表示為實現互補性經濟好處的協調費用系數,實現互補性經濟好處的協調費用即為ck,即欲實現的互補性經濟的好處越多,所需的協調費用也越多。a和b代表專業化經濟程度。同時,為了方便,不考慮企業發生的其他費用。據此,企業的決策問題為最大化其收益∏,即:
(15)式表明?追在n上遞增,則n越大,不等式(14)越易成立;(16)式表明?追在c上遞減,則c越小,不等式(14)越易成立;(17)式需要進一步分析,等式右邊第一項表示的邊際增加帶來的企業發揮互補性經濟好處時收益∏max的邊際增加,如果?鄣(n2kQ)/?鄣k>c,則?追在k上遞增,k越大,不等式(14)越易成立;如果?鄣(n2kQ)/?鄣k
命題2:互補性知識的積累程度越大,采取發揮互補性經濟好處的策略的收益越易超過不采取這種策略的收益,則企業應傾向于采取這種創新策略;為發揮互補性經濟好處的協調效率系數(1-c)越大,采取發揮互補性經濟好處的策略的收益越易超過不采取這種策略的收益,則企業應傾向于采取這種創新策略;如果互補性經濟程度為企業帶來的邊際收益大于由此所產生的邊際協調費用,則企業應傾向于采取發揮互補性經濟好處的創新策略,反之則反是。
三、對模型的討論
(一)互補性知識積累程度
對企業而言,參數是不可控制的,因為互補性知識積累程度反映的是企業各崗位關系的技術經濟特征,是客觀存在的。由于參數的大小決定企業發揮互補性經濟好處的可能空間,所以要對互補性知識積累程度進行考察,只有當企業內各崗位間有足夠的互補性知識時,才考慮采取發揮互補性經濟好處的創新策略。當然,足夠大的參數n只是采取發揮互補性經濟好處的創新策略的可能前提,企業具體是否采取這種創新策略,還要對采取這種策略帶來的好處與產生的協調費用進行權衡比較來確定。
(二)互補性知識的協調效率
企業在決定是否采取發揮互補性經濟好處的創新策略時遇到一對兩難沖突,即采取這種創新策略帶來的好處與產生的協調費用的沖突:不采取該創新策略就不會產生這種類型的協調費用,但也無法獲得互補性經濟的好處;采取該創新策略可以獲得互補性經濟的好處,但要產生一定的協調費用。參數可以協調這一對兩難沖突,c越小,即協調效率越高,協調這一對兩難沖突的空間越大,越可能獲得互補性經濟的好處。參數c反映的是企業的組織制度特征,它的大小依賴于企業的制度,包括企業文化、慣例等非正式制度,也包括正式的規章制度,因此,其是企業可以控制的因素。為獲得互補性經濟的好處,企業就要設法降低c,即提高互補性知識的協調效率。
(三)互補性經濟程度
參數k是企業的組織行為特征,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的解釋,制度決定行為,所以,互補性經濟程度既是企業的選擇,同時又受協調效率的影響。由企業制度所決定的c越小,企業就越可以選擇較大的k;反之,c越大,企業可選擇的k就越小;當c大到足以使?追
(四)互補性知識的種類及企業的相應策略
現實中有三種創新策略可供選擇:一是集權策略,即由企業高層收集分散在企業每個員工頭腦中的互補性知識,分類、處理、加工之后自上而下命令;二是人際互補策略,即將企業內員工組織在一起,讓他們相互交流,從而給每個員工創造利用互補性知識進行創新的環境和機會;三是個人內在的互補策略,即讓員工在不同的崗位上實際操作,從而掌握關于不同崗位的互補性知識。根據Hayek(1945)的研究,集權策略使得員工失去創造的積極性,效率低下,所以后兩種策略可以實際采用。具體采取何種策略,視知識種類而定。
波蘭尼(2000)將人類知識劃分為顯性知識(explicit knowledge)和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顯性知識可以在人際間交流傳遞,而默會知識不易傳遞,只能靠每個人從實踐操作中去掌握。據此,我們將互補性知識分為互補性的顯性知識和互補性的默會知識,企業為獲得互補性經濟的好處就應根據知識的特征采取相應的互補策略。具體而言,對于互補性的顯性知識,企業可以采取人際間的互補策略,如不同崗位員工間的討論、交流,也可以采取個人內在的互補策略,如員工一人多能、輪崗等。而對于互補性的默會知識,由于其不可言傳性,討論、交流的方式無法讓對方理解,所以只能采取個人內在的互補策略。
Nonaka和Nishiguchi(2001)研究認為,日本企業的成功,原因之一是得益于通過輪崗制度使得默會知識在企業內成功傳播進而降低合作的協調費用。日本企業的成功經驗確實支持本文的論點,但是Nonaka和Nishiguchi的解釋卻有失偏頗。因為按照波蘭尼的定義,默會知識就是不可表達、不可言傳的知識,更大程度上是靠個人的感覺去體驗,靠個人親身實踐去掌握。Spear和Bowen(1999)指出,在豐田,所有規則的傳授都是通過蘇格拉底式的反復提問和解決問題的方式進行的,從而將豐田造就成了人人都是科學家的一個組織。所以說,日本企業(特別是豐田)成功的原因之一不是默會知識在企業內成功傳播,而是巧妙運用了人際間的互補性和個人內在的互補性兩種互補策略。而這兩種策略是對傳統的分工與專業化的部分偏離。在消費多樣化、供應準時化、生產敏捷化、知識投入代替物質投入的今天,企業內的組織方式會越來越向不完全專業化的分工傾斜,以充分利用互補性知識進行創新。
四、案例分析
用具體的企業案例②能更形象地說明利用互補性知識對企業創新的重要性。在世界企業發展史上,最典型的極端專業化分工的方式是以美國的福特公司為代表的大量生產方式,而與大量生產方式完全迥異的不完全的專業化分工的典型方式是以日本的豐田公司為代表的豐田生產方式(美國學者稱之為精益生產方式),下面我們就以這兩種生產方式為例來說明互補性知識在企業創新方面的作用。
沃麥克等通過對全球多國汽車公司的考察后指出,汽車“是一種極其復雜的產品,其工程設計,不論在總部的工程中心或在協作單位內進行,都需要經過數量可觀而專業技能極不相同的人員共同努力。因此,在組織工程設計的過程中,很容易產生這樣的錯誤,即所有的零件似乎都不錯,但最后的結果卻不可思議地不好。”這一方面說明了利用團隊發揮互補性經濟的重要性,同時也說明不注重知識互補性將帶來不好的結果。對于這個問題,沃麥克寫道,“大量生產方式在眾多的工程師中做了極為具體而詳盡的分工,試圖以此來解決這個復雜問題。……有的工程師畢生工作就是設計汽車的門鎖,但是他并不諳熟門鎖是怎么制造的,因為那是制造工程師的任務。設計工程師只需知道門鎖應如何才能鎖住,而且如果制造無誤應該不出問題。”但是,由于設計工程師不具備門鎖制造的互補性知識,他們的設計可能不便于制造,致使制造過程頻繁地出問題,“最后的結果卻不可思議地不好”。他們組織了團隊試圖克服這個問題,可是,“團隊的每個成員仍對他所從事的專業的上級負責。而且……職務的提升還是通過技術部門遵循著狹窄的晉升步伐。”由于這種激勵制度導致的協調效率低下,協調費用高,結果是各專業人員的知識仍處于分離狀態,知識的互補性并未得到利用,問題仍未解決。而豐田公司則不然,“他們早就認定產品工程內本來就應包含工藝和工業工程。因此,在他們所組織的團隊里包容了各個有關方面的專業人員,……在職務晉升方面也是提拔那些在團隊內工作出色的成員,而不是只在產品、工藝或工業工程某個單一的領域內有才干卻不關心在團隊內發揮作用的人。”同樣的組織方式,但這種職務晉升的激勵制度降低了互補性知識的協調費用,激發了各專業人員之間互補性知識的利用,最終的結果就明顯優于福特等美國汽車公司的組織方式。同時,在這種團隊里,“工人需要學會多種技能――實際上要學會做工作團隊中的所有工種以便大家輪換干,……工人還需要具有許多其它技能:簡單的機床修理、清掃工位和材料申請等。”這樣,每個工人在做一種工作時,他在其它工種上獲得的知識就成了他當前工種所需的互補性知識,因此,能夠避免很多問題,甚至在“問題變得更嚴重之前就能想出解決辦法來”。
豐田的產品開發過程同樣體現了對互補性知識的利用。由“主查”組織一個團隊,團隊成員“來自公司各職能部門――市場評估、產品計劃、造型、先期結構設計、細節設計(車身、發動機、變速器、電氣)、生產工程設計和工廠管理部門。”這些成員保留與各自職能部門的聯系,但在項目進行的過程中,“他們都明確地處于主查的控制之下”,對主查負責。這種組織制度,也極大地降低了互補性知識的協調費用,保障了互補性知識得以利用,從而發揮互補性經濟。
從模具制造上我們也可以看出,注重利用互補性知識的好處。“大量生產方式的磨具制造方法向來是簡單的:等待產品設計師提供沖壓件的準確規格尺寸,然后向模具生產部門提出訂貨,用昂貴的計算機控制的模具加工機床進行加工。由于加工需要經過多道工序,涉及多臺機床,整個過程中模具堆放著等待下一臺機床空出來。從產品設計師提出一套新模具訂貨的第一天起直到使用這套模具沖壓出轎車的覆蓋件止,總的開發時間大約需要兩年。”而采取最佳的豐田生產方式的廠則“在開始車身設計時就同時開始模具制造”,之所以這種廠能這樣做,就是因為“模具設計師和車身設計師當面接觸,而且可能在過去的產品開發團隊里就曾經合作過”。以前在團隊中的合作就已經積累了互補性知識,而模具開發中的當面接觸則促進了互補性知識的順利交流,因此他們可以相對容易地利用相互之間的互補性知識(主要是顯性知識),這就使得總的開發時間縮短為一年,“剛好是大量生產方式模具制造所需時間之半”。
在本田,所有剛從大學畢業的工程師都要頭三個月在公司的組裝線上干活。他們隨后輪流到營銷部門再干三個月。在隨后一年里,他們在工程設計部門―動力系統、車身、底盤和加工機械―輪換工作,這就為他們日后的具體設計工作積累了各種互補性默會知識,工作將更出色。另外,“本田公司甚至要把它的最高級工程師們每年用一個月時間分配到公司其它職能部門――銷售部門、工廠經營部門、供應協調部等去工作”③,這也是使工程師們不斷更新、積累互補性默會知識的舉措。
在汽車這種復雜產品的生產上,之所以豐田生產方式能勝過大量生產方式,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前者通過降低協調費用而充分利用了分散在所有員工頭腦中的互補性知識,并利用互補性知識進行知識創造和創新,從而降低了生產成本,同時提升了產品質量。
五、研究結論及啟示
本文基于知識互補性構建了一個簡單的收益模型,證明了專業化經濟與勞動資源投入的關系,互補性知識的積累程度、互補性知識的交易效率、互補性經濟程度之間的關系,互補性知識的種類及相應的企業組織策略,為企業充分利用知識互補性進行創新進而贏得持久的競爭優勢指明了方向,具有一定的應用價值。本文主要研究結論有:
1. 生產某種產品的勞動投入與其專業化經濟的好處正相關,企業在配置勞動資源選擇中間產品的生產時,應充分考慮生產的專業化創新優勢,當某勞動在某產品的生產上具有的專業化經濟優勢越大,越應將該勞動更多地用于該產品的生產,以發揮其生產上的專業化創新優勢。
2. 互補性知識的積累程度越大,采取發揮互補性經濟好處的創新策略的收益越易超過不采取這種策略的收益,則企業應傾向于采取這種創新策略。
3. 發揮互補性經濟的交易效率系數越高,采取發揮互補性經濟的創新策略的收益越易超過不采取這種策略的收益,則企業應傾向于采取這種創新策略。因此,為了充分發揮互補性經濟,企業應制定有利于提高交易效率的制度。
4. 如果互補性經濟程度為企業帶來的邊際收益大于由此所產生的邊際交易費用,則企業應傾向于采取發揮互補性經濟的創新策略;反之,如果互補性經濟程度為企業帶來的邊際收益小于由此所產生的邊際交易費用,則企業應傾向于采取分工和專業化的創新策略。
由于企業中的各種知識之間存在著廣泛的互補性以及由消費者消費多樣化所要求的生產靈敏性,企業需要塑造有利于提高協調效率的企業文化,制定有利于提高協調效率的企業制度,增強企業的知識創造和創新能力,在知識經濟時代贏得持久競爭優勢。知識的充分利用、互補性知識的協調和新知識的創造,依賴于“思想者”(或“知識工作者”)們的自主決策和在企業內的自由流動,就像允許一切人在一切方向上自由流動和自由創新的社會是最具有創新活力的社會一樣,允許企業的一切“思想者”在企業內的一切方向上自由流動和自由創新的企業也是最具創新能力和競爭能力的企業。
由于協調效率的提高對于互補性經濟的發揮至關重要,而對于如何提高企業內部的協調效率,本文未作深入探討,所以需要進一步研究。互補性知識的生成機制和協調機制也需要進一步研究。
注釋:
①關于用柯布―道格拉斯形式的生產函數表示互補性,參見貝克爾(1995)。另外,Alchian和Demsetz(1972)關于生產的論述實際上也是互補性的例子。
②案例取自沃麥克、瓊斯等(2000)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組織的“國際汽車計劃(IMVP)”的調研基礎上所寫的著作,本部分引號內為引用的原文。
③沃麥克等把這種舉措解釋為公司“為了保證工程師們能保持其敏感性性”,而我們認為這是讓工程師們不斷地積累互補性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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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消費者民族中心主義 民族企業 市場策略
中國加入WTO以后,越來越多的外國產品進入國內市場,經濟全球化并沒有減弱民族中心主義傾向,中國消費者“崇洋消費”逐漸淡化,表現出偏愛國產貨的傾向。有研究人員把中國消費者劃分為“國貨崇尚派”、“國貨接受派”和“崇洋派”3個細分市場。其中“國貨崇尚派”占總體消費者比例為23%,他們是具有高度民族中心主義傾向的群體,其民族性傾向量表分值高達90.18,遠高于迄今世界上CETSCALE值最高(85.07)的韓國。國產產品在他們的心目中具有積極正面的形象,認同國產品牌。而“國貨接受派”占總體消費者比例為45%,表現出比美國消費者(CETSCALE=61.08)還高的民族性傾向,說明其民族性很突出。
一、消費者民族中心主義研究動態
早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學術界就把民族化傾向與消費行為連接起來,提出了“美國消費者購買外國制造的產品是否正確與適宜”的問題。Shimp和Sharma在1987年首次把這一現象科學化,提出“消費者民族中心主義”概念。這一概念的含義是:消費者對購買外國貨是否妥當或是否道德所持的信念。當消費者面臨國產貨與外來貨選擇時,會產生對國產品的自然認同和偏愛,而對外國產品有一種心理抗拒;民族中心主義消費者認為,購買進口貨是錯誤的和不愛國的,這傷害了本國經濟,導致失業。消費者民族中心主義反映了消費者對待外國貨的心理特質,據此他們建立了測量消費者民族中心主義傾向程度的量表CETSCALE(英文全稱為Consumer EthnocentrismTendencyScale),可用來測量消費者民族中心傾向的程度。1991年,Netemeyer等人將兩表在德、法、日、美四個國家進行了跨文化跨地域試驗。
王海忠對中國大陸地區的消費者民族中心主義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它構造了改良型的適用于中國大陸的CETSCALE量表,研究發現大陸消費者的民族中心主義傾向指數為61.22,低于韓國水平(85.07),高于美國水平(50.24)。中國消費者的CETSCALE量表分值與國產產品信念、態度、產品占有、購買意向和購買行為呈正相關,與外國產品的上述變量呈負相關。在相關因子方面:大陸消費者的CETSCALE與集體主義、價格意識、家庭觀念呈正相關,與文化開放性、個人主義、時尚觀念、領導意識等不相關,與年齡正相關,與收入和教育水平負相關,但與性別不相關。
王海忠還研究了中國大陸不同地區消費者的民族中心主義,他選擇大陸具有典型代表的4個地區:上海、北京、廣州、重慶。通過實證比較研究發現,4城市中,上海消費者民族中心主義傾向表現最弱(52.07),這和上海一直以來的極大城市包容性相符。盡管在CETSCALE的分值上,北京并沒有表現出高于其他三地區,但是在國貨購買指數上,北京的實證結果卻遠遠高于上海,結合兩個指數可以看出,雖然政治中心的消費者對外國貨并未表現出極大的抗拒心理,但卻表現出更能接受國產貨,而重慶的CETSCALE指數還略低于廣州的指數,這源于重慶這種內陸城市民族與文化相對單一,對外來事物容易產生抗拒。
二、企業基于消費者民族中心主義的市場策略
2003年,國家質檢總局進行了一次全國性的大范圍質量調查,就冰箱、電腦和手機三類產品而言,冰箱業國產品牌(海爾、小天鵝等)在眾多指標上得分超過外國品牌,排名前十位中國產品牌占七個,其市場占有率也遠遠超過外國品牌,可見,國產貨在冰箱行業中與外國品牌質量相當,市場占有率超過外國貨。臺式電腦業外國品牌(戴爾、康柏等)在眾多指標得分高于國產品牌,但國產臺式電腦的占有率領先于外資品牌,因此在電腦業中中外品牌市場地位相近,但國產電腦質量落后于外國電腦。手機業外國品牌(諾基亞、三星等)在眾多指標上的得分領先于國產品牌,且外資品牌的市場占有率高達80%以上,由此得出國產手機在市場地位和產品形象上都落后于外國品牌。三個產品類別反映了中外產品質量差距的三個水平,覆蓋中外產品質量差距的總體情況。伴隨著全球化步伐的加快,西方消費文化的入侵,如何準確及時地把握我國消費者對待國產貨的心理成為制定企業戰略的核心問題。
1.重視消費者民族情結,加強企業管理,規范企業形象
在國內,由于還沒有健全完備的法律法制規范企業的健康成長,某些國產貨屢屢給消費者帶來購買挫折,消費者日漸滋生對產品的淡漠心理,形成對民族企業的負面心理,消費者民族中心傾向遭創傷,漸漸形成國產貨淡漠心理。國產品牌不可替代的本土優勢是消費者民族性情結,可以肯定的說,消費者的民族性傾向是民族企業成長的根基和土壤。因此,應加強對民族企業的管理。民族企業需要聯合起來維護消費者權益,杜絕欺騙消費者、出售假冒偽劣產品等侵害消費者權益的行為,維護整個民族企業形象,保持經濟的長遠可持續發展,在深度和廣度上傳播“中國制造”的形象。
2.提升產品質量,推行迎合消費者心理的營銷組合
在前文提到,中國的消費者可以細分為3個市場,其中“國貨崇尚派”是具有高度民族中心主義傾向的群體,認同國產品牌,他們年齡偏大,收入低。針對這部分消費群體,我們的國產品牌營銷組合應是品質可靠基礎上的低定價策略,推崇勤儉節儉的中華傳統美德,突現產品的功能價值,用感性訴求隱含告知購買國產品牌對就業和民族產業的益處。
國產品牌應爭取的另一重要目標市場是“國貨接受派”。從“成本認知”分值看,他們并不認為使用國產品牌有什么功能或形象方面的損失或不合算,對國產品牌的評價是正面的;而從“能力認知”分值看,這一群體具有通過購買國產品牌維護民族產業的責任感。民族企業為這一群體提供的營銷組合就不應單單局限在功能價值上,而是同等重視功能和形象價值,以理性訴求方式展示產品品質。
3.民族企業應在宣傳定位上突出民族特質
消費者民族中心主義是存在于一個民族內在的相對固定的社會心理特質,民族企業可以運用這種潛在特質來促進國人對國貨的購買,開展國貨營銷,通過對民族產業貢獻的價值觀來訴求,將偏愛國貨的心理激化起來。比如長虹的“以產業報國、振興民族工業為己任”的傳播;樂凱膠片的“膠片業的唯一國貨”;非常可樂的“中國人自己的可樂”等等。在傳播載體選擇上可以選用杰出的華人作為形象代言人,主要是要體現品牌的民族特質。
4.民族企業應多多體現公益價值和社會責任感
民族企業在關注如何治理改進產品質量、搶占市場的同時,還應加強公共關系和事件營銷策略,如通過吸收失業工人(如下崗女工等),建立再就業基金等形式的公益性活動體現民族企業的社會責任感和公民意識。
5.民族企業在營銷策略中要注重強調個人作用
在王海忠的研究中發現,大陸消費者的調節變量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是能力認知,當消費者越意識到自己所起的作用時,消費者就會越傾向購買國產貨。讓每個人都能意識到自己作為社會一員所做出的貢獻,強調“人人參與”,使每個人意識到他要能力通過購買國產貨來維護本國產業,改善同胞福利。中國歷來的傳統文化價值觀中“位卑未敢忘憂國”意識本就很重,只要稍加廣告暗示就可以起到較好的效果。對欠缺營銷信息的消費者,營銷要點是“告知”,展示外國產品給民族企業威脅的嚴重性。對于成熟消費者,營銷要點是“勸服”,消費者“善舉”。
6.營銷傳播要使人們確信購買國產貨具有“收益”
通過表現國貨的質量提升和國際市場地位提高來扭轉買國貨會遭受質量差、服務差的這種認知。 “收益”一方面是指國產貨在工藝、款式、物有所值等屬性上的優勢,消費者從中獲得物質滿足,這類“收益”應采用理性訴求。另一方面,購買國產貨是對受威脅同胞的“善舉”行為,會產生社會理應,贏得社會尊重,這是心理滿足,可采用感性訴求。
三、對政府公共政策的借鑒
消費者民族中心主義傾向提醒政府,在WTO原則下,當市場已經全球化、貿易政策普遍轉向開放之時,政府對于民族經濟的保護并非束手無策,而要從原來以關稅或者非關稅貿易壁壘限制外國產品進口的政策轉而激活消費者的民族中心意識,培育消費者偏愛的國產品牌。
1.政府要擔當培養國產貨消費觀念的主角
培育消費者對國貨的偏愛,僅單個企業提倡國貨營銷遠遠不夠。全球化時代下,政府政策導向既要符合開放和國際合作的潮流,又必須引導公眾建立對民族經濟的自信心和自尊心。政府機構及公務員在消費國產貨行動上要起帶頭作用,政府大規模采購、辦公用品、公務員個人消費等都要首先購買國貨,要為偏愛國產貨起示范作用。政府還要利用各種有效渠道加強熱愛國產貨的價值觀教育,使消費者科學地認識到,外國貨可能給民族產業和個人經濟福利帶來威脅以及購買國貨的好處。
2.政府要監督民族企業的行為,大力推廣本國產品的形象
“中國造”的整體形象的樹立,離不開政府的有效監督。除了行業自律外,政府在建立和維護民族經濟的整體形象要發揮政策、法律、監督的作用,使本國行業有一個良好的形象,以此強化本國消費者的民族中心主義傾向,加強公眾對民族經濟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同時,政府也負有在國際市場上推廣“中國造”形象的責任。由此,由政府出面進行總體運作,必將有助于“中國造”的整體形象的提升,從而增加費者的民族中心主義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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