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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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經濟發展范文第1篇
鑒于投資增長低于預期和外部需求持續疲軟，我們將2013年經增長的預測值下調至7.6%，明顯低于《2013年亞洲發展展望》中預測的8.2%，但仍高于政府設定7.5%的目標。由于正在進行的結構性改革取得成效需要一定的時間，地方政府和部分金融機構改善其在國際金融危機期間遭受重創的資產負債表也需要一定的時間，預計2014年經濟增長將進一步放緩至7.4%，低于《2013年亞洲發展展望》中的預測值8.0%（圖1）。
2013年7月，政府宣布采取有限的刺激政策以防止經濟增速滑落至7.5%以下。該刺激政策主要包括從2013年8月1日起對小微企業暫免征收營業稅和增值稅，簡化出口手續，加快鐵路投資建設等。這些政策預期將足以減輕因今年6月下旬銀行同業市場動蕩所造成的影響，該動蕩增大了融資成本，強化了金融機構的風險厭惡傾向，主要表現為銀行背書標準的提高。信貸緊縮可能會阻礙投資增加，特別是對中小型企業和民營部門投資的影響更為顯著。盡管目前由中央政府融資的一些投資項目可以發揮投資穩定器的作用，但對地方政府的表外融資和影子銀行相關的一些活動實施更為嚴格的監管，可能還是會影響到投資增長。預計消費將繼續以目前的速度增長。外貿能否延續對經濟增長的正貢獻尚不確定。預計外部需求仍然疲弱，強勢人民幣可能會打壓出口。
另一方面，進口資本品和高端消費品的需求減弱，可能會打壓進口。2013年第四季度及以后的GDP增長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府支持經濟增長的意愿和實施結構性改革的步伐。最近的政策聲明表明，中國領導層對經濟增長放緩已經變得更加寬容。然而，2013年7月刺激政策的宣布表明，如果經濟增長下滑的趨勢超過預期或者開始破壞社會穩定，政府將會采取應對措施。
財政預算赤字預計不會超過政府制定財政赤字占GDP2%的目標（圖2）。鑒于社會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的迫切需要，社會支出和投資項目不太可能被削減，但2013年中央財政收入到達6萬億元、同比增長7%的目標仍然可以達到。盡管因宣布減稅政策和推出增值稅轉型改革會減輕企業稅負1200億元，但由于2012年下半年稅收基數相對較低，在2013年剩余時間內稅收收入可能會增長加快。要實現財政收入目標，就必須加大稅收征管力度。2013下半年，房產稅有望擴大試點范圍，資源稅和收入再分配改革的細節也有望明確。
鑒于當前物價走勢和國內需求意外疲軟，我們將2013年的通脹率預測從3.2%下調至2.5%，將2014年的通脹率從3.5%下調至2.7%（圖3）。由于信貸增長在上半年強勁表現后，從2013年第二季度開始減速，工資增長仍然溫和，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漲幅為負，因此通脹壓力是有限的。2014年的通脹率預期略高，說明貨幣升值的通縮效應開始不斷減弱。食品價格的劇烈波動和管制價格的可能上調，增大了通脹率預測上行風險。由于GDP增長低于其潛在水平和通脹率低于政府制定3.5%目標，因此如需要政府仍有實施貨幣刺激的空間。
貨幣政策需要達到一種均衡，即通過滿足金融機構及其客戶的資金需求，在支持經濟增長的同時減少金融業和房地產行業的風險。只要勞動力市場和其他敏感指標不急劇惡化，貨幣政策就應該保持緊縮以進一步減緩貨幣供應增長。如果經濟增長驟降，則中央政府應該優先考慮使用財政刺激政策，就像在2013年7月所做的那樣，盡管諸如降低存款準備金率之類的貨幣刺激政策仍有一定余地。此外，還可以采取放開利率管制措施，因為它與政府宣布的政策目標是一致的，同時能夠減少對影子銀行產品的需求。2013年7月，貨幣當局通過宣布取消銀行貸款利率上限的限制，在這領域發出了一個積極信號。然而，更實質性的一步是取消存款利率上限或至少提高存款利率上限。貨幣當局已經證實，存款利率自由化將配合存款保險制度一起推出，推出的時間計劃定在2013年底。
人民幣升值的趨勢有望延續，但升值幅度將更為溫和。由于人民幣已接近均衡狀態，加上外貿和資本流動的波動均比過去要劇烈，因此不能排除人民幣貶值的可能性。貨幣當局可能會利用這個形勢擴大人民幣浮動匯率區間。中央政府已批準上海到2020年轉型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旨在進一步推動以人民幣計價的貿易融資和債券發行。這些措施是人民幣走向完全可兌換的重要中間步驟，這也是中國政府的一個政策目標。
預計2013年的出口和進口增長率將保持在個位數。來自歐洲的需求可能會繼續減弱，除日本外來自亞洲的其他貿易伙伴的需求可能會惡化。由于國內需求疲軟，預計進口增長的下降將比出口下降更快。因此，2013年商品貿易順差可能會擴大，但仍不足以抵消服務和收入賬戶的較大逆差。這一趨勢很可能會持續到2014年，經常項目順差占GDP比重可能從2012年經修正的2.3%，收窄到2013年的2.2%在2014年的2.1%。
對本預測構成的國內主要風險來自于貨幣和金融發展趨勢。早期銀行間市場的動蕩留下了一些不確定性，即政府能否減緩信貸增長，而不會造成重大經濟混亂。這種不確定性可能會影響貸款和投資行為，進而造成投資增長放緩。遏制影子銀行和地方政府的預算外借款的嚴格措施，可能使得那些潛在不活躍的投資更是雪上加霜。
亞洲經濟發展范文第2篇
[關鍵詞] 歐洲； 經濟危機； 西班牙； 旅游業； 發展； 對策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4 . 03. 056
[中圖分類號] F59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 - 0194（2014）03- 0121- 02
1 西班牙旅游業現狀
隨著全球經濟的發展和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全球旅游業迅速發展。2000-2011年是西班牙旅游業發展的全新時期，在這一時期，歐元取代各國貨幣成為歐盟統一貨幣。這樣的貨幣體制使西班牙與歐洲其他主要國家的游客來往數量大大增加。西班牙為促進旅游業的發展，建立了一個新的經濟發展框架。
在2008年之前，西班牙旅游業的產值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1%。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使歐洲各國經濟受到重創，也使西班牙旅游業的客源大幅減少，國內失業人員大幅增加，政府面臨巨大的社會壓力。由于經濟危機的影響，2009年世界旅游業都在萎縮，旅游業也處于一個止步不前的狀態。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從2010年開始，西班牙旅游業開始慢慢恢復，游客人數不斷增加，在2011年繼續保持增長的趨勢，為西班牙經濟的復蘇做出了貢獻。在2000-2011年有關旅游業的調查中，西班牙旅游業擁有的游客人數和旅游收入躍居全球第二位。同時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地區也成為全世界游客首選的目的地之一。在2011年，有將近13.7萬名游客選擇加泰羅尼亞地區，占整體的24%，而加那利群島地區位居第二位，排在其后的是安達盧西亞、瓦倫西亞和馬德里地區。雖然2011年的入境旅游人數增加較為緩慢，但是仍比2010年同期增加了14萬多人。
2 西班牙旅游業的發展對策
2008-2012年，西班牙旅游業一直穩步增長，政府為旅游業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對于西班牙旅游業來說，2012年是成功的一年，在這一年里，西班牙旅游業創下了西班牙接待國際游客人數的第三高。在大力發展旅游業的同時，西班牙政府也在不斷完善其相關產業的發展，例如服務業、交通運輸業和通訊行業。
2013年，是西班牙發展旅游業的新起點，不斷地完善各項硬件設施和軟件設施，采取多樣化的發展模式將為西班牙旅游業的發展帶來極大發展空間。
2.1 地理環境與人文環境相結合
在西班牙的南部，擁有兩大著名的自然公園。其一是卡索拉自然公園，它是西班牙著名的國家公園之一，也是西班牙最大的自然保護區。這里山巒起伏，植被茂密，是愛好騎馬旅行者和徒步旅行者最佳的選擇。卡索拉自然公園保持了很多原始的自然環境和動物資源，而且它還是一個盛產油橄欖的地方，也為橄欖油的生產提供了豐富的原料。其二是加塔山自然公園，這里擁有美麗的海岸和陡峭的巖壁。
西班牙群島距大西洋約2000千米，由地中海的巴利阿里群島和著名的加那利群島構成。馬略卡島是其中的一個小島，這里是西班牙著名的旅游勝地，也是百萬富翁的一個游樂場和最好的豪華游艇停放之處。而且，馬卡略島也擁有一個西班牙最著名的教堂——帕爾馬大教堂，其彩色窗戶是世界上哥特式教堂中最大的，它的彩色玻璃有著美麗的花紋和圖案，讓游客為之驚嘆。每到加那利群島秋季里最大的街道節日——德爾羅薩里奧圣母節時，大加那利島就變成了游客和島民們的聚集地。節日的當天，當地人民身著盛裝走上街頭，載歌載舞歡慶這一盛大的節日。并且街道上還有一種分發食物的車輛在人群中行駛，人們可以隨意取食車上的食物，也可以在不同街區的不同小吃攤位上找到當地的風味小吃，讓那些喜歡美食的游客們流連忘返。在大加那利島的西邊是加那利群島中面積最大的特內里費島，這里擁有海拔為3 718米的鐵蹄火山，它也是西班牙的最高峰，從13世紀最大的一次噴發到現在，這里已經被一層綠色的植被所覆蓋，已看不出當年火山噴發的痕跡了。游客們還可以在這里搭乘快艇出海觀鯨，因為世界上有將近1/3的鯨居住或經過加那利群島的水域，所以這里也變成了喜歡鯨的游客們的旅游勝地。
2.2 傳統美食與新型美食共同發展
飲食是旅游的重要元素之一， 有很多世界各地的游客來到西班牙旅游是因為西班牙擁有著獨特的美食，同時，西班牙的美食也代表了西班牙人熱情的性格特點。西班牙美食的美味秘訣就在于選用當地新鮮的食物。
西班牙巴斯克自治區獨特而豐富的飲食文化源自其獨特的地理位置，而家庭美食是所有神秘美味的來源，在這里游客們可以選擇坐落在老城區的大大小小的餐廳享受獨特的美食，這里的餐廳可以把大鳳尾魚、對蝦和鱈魚搭配在一起，讓游客們感到無比驚訝，也為世界各地的游客帶去了只屬于巴斯克的味道。而加泰羅尼亞地區將其傳統的烹飪風味與歐洲其他國家的風味融于一體，創造了屬于他們的味道，而且這樣的烹飪方式已經融入了巴塞羅那的每家每戶。享譽全球的西班牙海鮮飯也是從這里開始的，每一個來到西班牙旅游的游客都會走進一家有特色的餐廳，去用心品嘗這道美食。
西班牙獨特的伊比利亞火腿可以稱得上是西班牙美食中的精品，在西班牙的每個角落，游客們都會看到火腿的“身影”，火腿獨特的味道吸引著每一個來西班牙旅游的游客，在大大小小的西班牙特色酒吧中，游客們可以花很少的錢品嘗美味的火腿。并且，西班牙的橄欖油產量一直居于世界的首位，橄欖油是南歐各國主要的食用植物油。
隨著旅游業的不斷發展，西班牙很多出色的廚師們開始開發新式的西班牙美食，讓傳統的美食與現代的科學、藝術、設計相結合，變成了令人贊嘆的藝術品，也顛覆了游客對西班牙美食的傳統觀念。例如，西班牙著名的廚師弗蘭·阿德里亞，他選取了橄欖中的精華，通過一種獨特的料理方法對橄欖進一步加工，使其依舊保持著橄欖的翠綠色與大小，但是將其變得像寶石一樣晶瑩剔透，而其特有的酸澀之味也依舊被保留下來，只是它有擁有了超乎人們想象的新的味道。這就給原本傳統單一的美食元素賦予了新的形態，也不斷地給人們增添驚喜與感動，從而創造出一種全新的美食概念。
傳統的美食結構與新型美食藝術相結合，為西班牙的旅游業增添了新鮮的血液。西班牙的餐飲業與旅游業有著相互依靠、共同發展的關系，旅游業的發展離不開餐飲業的大力支持，而旅游業也為西班牙的餐飲業帶來了源源不斷的客源。西班牙旅游業的大力發展推動了西班牙餐飲行業從業人員能力的不斷提高。
2.3 發展特色文化產業
斗牛是西班牙特有的古老傳統，也是西班牙的國粹之一。正如海明威所說的：“斗牛是唯一一種使藝術家處于死亡威脅之中的藝術，而表演者尊貴的等級是賜給斗牛士的榮譽”。斗牛文化的最大魅力在于它是一種冒險的藝術，過程驚險，充滿了血腥和華麗。西班牙斗牛的季節是每年3月至10月，這是因為斗牛時必須陽光普照。斗牛季節里，每周四和周日各舉行兩場，如逢節日和國家慶典，天天都可觀賞。千百年來，這種人牛之戰吸引著世界各地的人們，更是現代西班牙旅游業最重要的項目。現在西班牙全國共有400多個斗牛場，僅首都馬德里就有3個，其中范塔士斗牛場最具規模，古羅馬式的建筑壯觀堂皇，可容納三四萬人。小地方的斗牛場也可容一兩千人。每年西班牙全國舉行的各種形式的斗牛活動達7 000多次。人們認為，斗牛作為西班牙最具代表性的民族體育項目，代表著西班牙人粗獷豪爽的民族性格。
弗拉門戈歌舞，是西班牙人的驕傲，它與斗牛并稱為西班牙兩大國粹。弗拉門戈源于西班牙吉卜賽人世代相傳的藝術。吉卜賽人獨特的嗓音吟唱出帶著濃濃哀愁的民謠，同時伴隨著熱情奔放的舞蹈。在安達盧西亞，人們覺得弗拉門戈是最親切、易懂、強烈拔動他們心弦的音樂。這種民歌和由它伴唱的弗拉門戈舞，在西班牙有60多種。弗拉門戈舞如今已是西班牙最具代表性的民間舞蹈，它不僅流行于安達盧西亞地區，在西班牙其他地區也能見到。表演時，必須有吉它伴奏，并有專人在一旁伴唱。上場的男舞伴穿緊身黑褲子，長袖襯衫，有時還加一件飾花的馬甲；女舞伴則把頭發向后梳成光滑的發髻，穿艷麗的服裝、緊身胸衣和多層飾邊的裙子。弗拉門戈舞蹈熱情、奔放、優美、剛健，體現了西班牙人民的民族氣質。它也是薩爾蘇埃拉的重要藝術源泉。
西班牙是世界足球大國之一，西班牙足球產業每年的產值約60億美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據報道，西班牙足球事業是拉動西班牙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之一，它大大促進了西班牙交通運輸、旅游、旅館業和商業等經濟活動的發展。
2.4 弘揚特色建筑風格
建筑是文化的符號，在建筑領域中擁有多種多樣的藝術氣息，而西班牙所擁有的歷史非常特殊。西班牙先后經歷了羅馬人與哥特人的統治，后來由于阿拉伯帝國的統治，西班牙出現了“伊斯蘭化”，而從15世紀開始，西班牙又回到了基督教的世界中。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演變過程中，基督教文化和穆斯林文化相互滲透、相互融合，形成了多元的、神秘的、奇異的西班牙文化。以畢加索為代表的西班牙藝術家，創造了現代藝術流派，這類藝術作品從個人感官出發，通過運用簡單的幾何圖形構圖。在1992年的巴塞羅那奧運會閉幕式上，這樣的藝術形式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談到西班牙特色的建筑風格，一定要提到一個人——高迪，他是現在西班牙建筑的集大成者，他所創作的“巴特略之家”和“巴塞羅那圣家族大教堂”，堪稱西班牙歷史上最偉大的建筑。而圣家族大教堂，是高迪通過現代建筑手法夸張地表現了西班牙多元的、神秘的、奇異的文化藝術傳統的傳奇建筑。這使得巴塞羅那成為了高迪的魔幻之城，每年來巴塞羅那的游客非常多。巴塞羅那的風格、藝術與建筑舉世聞名，這里建筑華麗的裝飾和精美的雕刻，體現了巴塞羅那深厚的文化底蘊和藝術氣息，而這正是巴塞羅那吸引游客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巴塞羅那，不經意間就會看到一座古老的建筑，墻上有精美的雕刻，具有獨特的文化韻味。
現在，西班牙當地的建筑師以令人瞠目結舌的新觀念建造著這個充滿神秘感的國度，使西班牙不斷地用它的內在美吸引著世界各個國家的旅游愛好者與建筑師們來這里欣賞這些建筑中的奇珍異寶。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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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經濟發展范文第3篇
事實上，由中國主導成立的亞投行，既不是與美國抗衡的籌碼，更不是謀求地區霸權的外交政策工具，而是為亞洲經濟發展服務的金融機構。因此，亞投行姓“商”不姓“政”，更不是那種“商政”復姓的金融機構。
進入20世紀90年代，亞洲經濟雖然經歷高速增長，但基礎設施的落后已經成為未來經濟發展的一大瓶頸，尤其是交通設施互聯互通程度比較低，無法滿足各國之間的貨物貿易和人員往來的需求。
而要實現亞洲基礎設施的現代化，真正實現互聯互通，需要巨額的資金支持，這對于一些小國而言，僅靠其自身的經濟實力，顯然無法實現。例如中亞五國，要靠自己的經濟實力修建高鐵通往中國，或者通往歐洲和南亞出海口，恐怕無力實現。
靠現有的國際金融機構，包括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其資金實力也無法給予足夠的支持。更何況，現有由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既姓“商”，也姓“政”，是典型的“商政”復姓一族，因而其提供的資金支持大多帶有附加的政治條件，要爭取資金支持可以，但前提是必須滿足附加的政治條件，在外交上必須靠向美國。
同時，由于亞洲各國經濟發展水平差異非常大，而且歷史與文化背景的差異也非常明顯，政治體制也各不相同。在這種情況之下，更需要有一個姓“商”不姓“政”的金融機構來提供強大的資金支持，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打破未來經濟發展的瓶頸。
亞投行的設立，其目的就是服務于亞洲的基礎設施建設，服務于亞洲經濟發展，同時不會附加任何政治條件。亞投行的設立，之所以獲得絕大多數亞洲和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的積極響應，其根本原因也在于此。
亞洲經濟發展范文第4篇
作為參照系的日本經濟
日本經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受到重創，受創程度可用“滿目瘡痍”來形容，而其恢復能力則更可用“驚人”來形容。二戰后，日本積極發展經濟，1953年至1973年的20年間，日本經濟迅速崛起，20世紀60年代，日本經濟更是取得了9%的平均增長率，但隨后卻于1973年下降為4%，盡管仍為美國的1.5倍，高居發達國家之首，但已停止了之前的高速增長態勢。到20世紀80年代，“廣場協議”的簽訂使日元升值，出口受到抑制，到1990年出現經濟泡沫。為此，日本開始提高利率，1991年日本隨即出現股價與房地產價格的雙雙下跌，此后的十年（“失去的十年”），日本經濟增長率只有1年達到20世紀80年代的平均值。對于日本經濟一路走來的發展模式、軌跡以及后期經濟出現衰落的原因，可做如下闡釋。
日本經濟的發展模式。日本經濟能夠從二戰后迅速崛起，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戰后初期，其通過國內自身變革改良等因素支撐本國經濟的高速發展；第二階段則是在日本經濟已取得一定成績后，在亞洲處于經濟領導地位后，亞洲各國紛紛效仿日本模式，并按照產業鏈的上下游分布，形成雁陣理論的發展模式。
第一階段的變革和技術提升。二戰后，日本得以形成不同于歐美的自身高速發展模式，主要有四點支撐因素。
一是引進先進技術，提升自身創新能力。從明治維新開始，日本便一直在積極引進西方先進技術，而在日本戰后的經濟發展模式中，同樣是通過積極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來提升自身生產能力，并通過發展如住友集團、三井集團、三菱集團、豐田集團等一大批企業，鼓勵其在引進西方國家新進技術的同時積極創新，提升自身研發能力，逐漸形成自身知名品牌，再出口與西方的大公司競爭，促進經濟發展。到20世紀70年代，日本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鋼鐵和汽車出口國。
二是重點提升農業技術和生產能力，以解放大量勞動力。日本之前一直是農業大國，為順應世界工業化的發展步伐，同時要在人口稠密的日本解決大量人口的糧食問題，日本積極提升農業的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以解放大量勞動力到工業化中，從人力資源方面支持日本工業經濟的發展。
三是以自有資本支持經濟發展。日本與中國一樣是高儲蓄國家，無論是政府、企業還是民間，都擁有較高比例的儲蓄，同時，出口的發展也使日本保持了常年的貿易順差（這也是“廣場協議”逼迫日元升值的原因）。因此，日本盡管也在引進少量外資，但支撐經濟發展的資本來源主要為自有儲蓄和貿易順差。
四是扶持優質大企業支撐經濟發展。日本政府還通過主辦銀行制（主辦銀行制是由一家或多家銀行與企業形成財團，各企業持有銀行股份，銀行向各家企業派駐董事，幾家核心企業與銀行組成決策委員會，由銀行董事長任委員會主席的制度）與“挑選贏家”的模式，在眾多企業中重點扶持一大批優質企業，使得這些優質企業在國際競爭中逐漸凸顯出來。
第二階段的雁陣理論發展模式。在日本經濟高速崛起后，日本的成功模式引來了同處亞洲的其他國家的模仿，而日本自身經濟增長出現的瓶頸也使日本將產業與資本的目光轉向其他亞洲國家，同時，其對亞洲其他國家的產業與資本支撐也推動了亞洲經濟的發展。
隨著日本經濟的高速發展，其各項成本都在增加，自主品牌和研發能力也在日漸提升，而其他亞洲國家看到日本經濟發展模式的成功后，積極效仿日本，最終形成了各產業的上游留在本國，而將產業鏈的低端由日本轉向亞洲其他國家或地區，轉移順序首先是“亞洲四小龍”，然后傳導至中國，目前已日漸傳導至東南亞諸國，形成了當時亞洲以日本為“雁頭”的雁陣模式。
但在日本一些低端配套產業逐漸轉向亞洲其他國家的同時，日本經濟本身的瓶頸逐漸顯現。如前所述，早在日本“失去的十年”前，日本的經濟增速已在逐漸放緩，多年積累的貿易順差以及高額儲蓄也在積極尋找更高的利潤空間，使得資本大量流出。首先，資本大量流向發達經濟體，以求保值增值，大量資本的流出以致當時美國人曾驚呼日本要買下美國。其次，被譽為新興經濟體的亞洲其他國家迅速崛起，需要大量外國資本，因此，日本的大量資本同轉移的產業一起流向亞洲的其他國家。再次，在“廣場協議”后，日元于1985年至1995年間承受著巨大的升值壓力，資本轉移流向亞洲其他國家，在增加日本亞洲影響力的同時，也可減少貶值壓力。最后，亞洲其他國家在依靠自身儲蓄模式發展的同時，伴隨經濟總量的擴大，對資本的需求也日趨強烈，而日本這一同屬亞洲國家又為“雁頭”的資金供應者，無疑受到普遍歡迎。
日本經濟增長危局。在雁陣模式下，以日本為“雁頭”的亞洲各國實業緊密聯系、資本上密切相關，這也使得日本經濟在出現困局時波及到了亞洲其他國家。
除日本1985年簽訂“廣場協議”致使日元貶值，導致國際競爭力下降外，日本之所以出現“失去的十年”，其自身的發展模式也存在三方面不足。一是日本經濟賴以成功的模式有一大特征——“退休掛職”制，即官員退休后回到企業繼續擔任高管，這在增強企業與政府的聯系，推動企業發展的同時，也滋生了相應的腐敗，影響了公司有效治理體系，影響了其市場競爭力。二是日本銀行的國際經驗不足，在其資本計算中將未實現價值的股票也算作資本，同時，按照賬面價值記賬，使得資產價值虛高。日本銀行經營的杠桿率也通常高于西方銀行，過高的杠桿率使得經營中一旦出現風險，銀行便難以為繼。此外，日本銀行實行主辦銀行制，使企業在銀行的信貸決策中占有較大的話語權，銀行在控制關聯交易方面難以保持客觀性，致使投放了大量貸款。三是日本當時為刺激增速放緩的經濟，大量進行基礎設施建設造成財政赤字嚴重，同時，又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以應對升值壓力，使得貨幣超發、資產出現泡沫、土地價格高企，為日本經濟的危局埋下了隱患。
到1995年，日本已出現部分銀行倒閉，使得股市大跌，隨后由于以上原因造成了外界開始不看好日本經濟，日元貶值與房地產泡沫破裂同時發生，進而造成螺旋效應。而此時的亞洲其他國家同樣面臨信貸擴張下的資產泡沫問題，日本企業受困于國內的經濟不景氣，加之亞洲其他國家資產泡沫也日趨嚴重，造成日本企業的兩項舉動并助推了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在資本方面，開始對亞洲其他國家實施資本撤離以增援國內。在實業方面，由于本國實業受損，造成了處于產業上游的日本企業對下游產業鏈的亞洲各國企業的需求減少，這又致使亞洲各國實業受損。這都助推了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而亞洲金融危機反過來又使得日本經濟停滯進一步加劇。
在經濟出現危局后，日本企業普遍的“資產負債表衰退”又使得日本難以走出泥潭。傳統觀點認為，當經濟衰退時，寬松的貨幣政策可以使市場資金供應充足，降低資金供應利率，使企業及實體經濟能夠以低廉的價格獲得所需的資金并盡快走出低谷，但由于日本企業在走出短暫困境后，出于對過去高負債、高杠桿率經營的恐懼，在負債經營方面躑躅不前，不愿過度擴大自身的資產負債表，因此，使得寬松貨幣政策難以推動企業的擴大經營，也難以有效推動經濟發展。
中國經濟無衰退之辯
作為與日本同處亞洲的中國，如同之前的日本，于改革開放后保持了30余年的增長奇跡，加之兩國的多方面相似之處，以致各界均驚呼中國在經過數十年高速增長后，是否也會出現如日本式的衰退。為此，在結合第一部分基礎上，淺析中國經濟與日本經濟之異同，并探究當前之風險。
雁陣模式中實體經濟產業鏈的承接。中國經濟與日本經濟相似性的一大特征，在于高速增長之處都是從模仿歐美制造業開始，并首先從承接全球產業鏈的低端制造業開始，進入全球經濟體系中。作為早于中國30年高速發展的日本，起初也是從模仿歐美制造業并逐漸形成本國的產業品牌，而中國則是在日本已成為發達經濟體后，在以日本為“雁頭”的雁陣體系中扮演30年前日本的角色，并逐漸實現技術升級和產業變革。但應看到，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已形成了豐田、本田等國家制造業品牌，而中國仍面臨產業升級需要創立自主品牌的壓力。盡管中日兩國經濟直至今天，仍在制造業等產業體系中維持著密切的聯系，但發展起始點的相似卻未必成為“中國會重蹈日本覆轍”這一推論的根據，兩國所處的國際環境和其他因素也千差萬別。因此，發展模式的相似性僅是充分條件而非必要條件。
高儲蓄率與引資發展模式的差異。資本作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同樣為中日兩國經濟發展所重視。盡管同為高儲蓄國家，但相對于本國總體經濟發展的體量等方面要求，日本可通過自有儲蓄和貿易順差的累計，而中國的自有資本相對有限，盡管通過貿易順差與強制結售匯制積累了巨額外匯儲備，但從改革開放初期便開始實施的招商引資及中后期日趨增大的資本項目順差，都成為支撐中國經濟30年高速增長的重要因素，而這本身也顯示了中國本土經濟比之日本有著更適宜的投資土壤，以及對中國未來發展前景更好的預期。
處于農業生產力發展階段的差異。日本經濟發展的另一支撐為農業技術改良，得以解放大量勞動力以支援工業發展。而中國的使得經濟發展初期勞動力相對過剩，本身較日本有著勞動力優勢，而農業的現代化進程盡管有所推進，但由于土地所有制等方面的因素直到近期方才開始推進集體農場等經營形式。因此，中日兩國農業發展階段的差異也使得對整體經濟勞動力的供應存在不同。
主辦銀行制與中國的商業化改革。日本經濟得以高速發展的原因在其實行主辦銀行制，強化銀行與企業間的聯系，支持“挑選贏家”的企業發展，但在企業出現問題時，難免不會影響企業的風險控制，特別是在銀行與控股企業的關聯交易方面，大量貸款風險控制方存在隱患。而中國銀行業在經歷20世紀末的不良資產剝離和商業化改革后，銀行業在關聯交易和各項風險管控方面，特別是銀行業監管上在全球均是趨嚴，盡管次貸危機后出現了天量信貸，但總體均流向實體經濟，并未出現超發。因此，我國商業銀行的風險基本可控，不會出現日本主辦銀行制的風險。
中國式影子銀行與日本式“資產負債表衰退”。在評估我國的各類風險中，影子銀行被認為是重要的風險源，中金公司更是估計我國影子銀行體系規模達27萬億元之巨。基于次貸危機中美國影子銀行體系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各界對此“談之色變”。但應看到，相對于美國影子銀行體系的各類高杠桿衍生品交易，我國影子銀行體系更多是在銀行與實體經濟間充當各類合法及非法的交易中介，資金通過影子銀行體系最終流向實體經濟。這客觀上也說明我國實體經濟對資金的渴求。當年，日本在陷入“十年衰退”并實施各類刺激政策難以維持增長的重要原因，在于其實體經濟出現了“資產負債表衰退”，即資金需求方對資金的需求不旺，這不同于我國實體經濟對資金的旺盛需求與增長潛能。
房地產價格的危機之辯。日本經濟在危機時房地產市場的價格高企直至崩盤，被認為是日本經濟“十年衰退”的直接導火索，而深層原因則是實體經濟對資金需求不旺與投向其他國家的資本大量回流，使得資金流向房地產市場，直接沖高地價和房價造成的泡沫所致。而我國在持續房地產調控中，盡管房價持續上漲，但整體風險仍然可控，銀行對房地產的信貸風險控制仍屬趨嚴。購房者也不同于次貸危機中歐美購房者的零首付或極低首付的高風險購房，而是集全家之力的購進資產行為。土地出售方的政府也在嘗試各類改革，以緩解單一土地財政的風險。在多重努力下，我國房地產市場在當前持續降溫下，風險仍然可控。
亞洲經濟發展范文第5篇
關鍵詞：
（一）發展現狀
第一，亞洲內需市場以私人消費為主，貿易和投資則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部門。
政府消費對GDP增長的拉動作用變化不大。
投資需求對亞洲經濟的拉動作用日益增長。
貿易是亞洲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
第二，消費結構存在較大差異，表明仍然有較大的調整空間。
亞洲仍處于工業化進程中，因而消費水平低，投資水平高，對外部市場仍有相當大的依賴。長期來看，適度提高私人消費需求和政府消費需求水平，減少對投資和貿易的依賴程度是亞洲內需市場重構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三，消費結構差異較大。
就私人消費而言，有的需要調整私人消費在經濟中的比重，有的需要調整投資結構，將過高的投資水平降下來，有的則需要減少對外部市場的依賴，同時亞洲發展中經濟體都需要提高政府消費水平。
第四，重點調整儲蓄-投資模式。
將過剩的儲蓄轉向私人消費和政府消費，比如通過發行政府債券等方式加大政府對私人部門過剩儲蓄的吸收，提高政府消費力度，這樣做還有利于公共建設和社會福利水平的提高。
（二）創建內需市場的潛力
首先是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其次，與亞洲工業化進程相伴隨的是城市化仍有較大的發展空間，將為地區創造新的大量的需求規模。再次，亞洲主要經濟體的經濟發展戰略調整。
市場增長潛力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亞洲部分經濟體特別是落后經濟體仍有較強勁的投資擴張需求。盡管亞洲經濟體投資規模占GDP的比重比發達國家要高許多，但是亞洲多數經濟體仍處于工業化進程中，仍存在旺盛的投資需求。當然，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經濟體對資金的投向是不同的，因而在吸引外資和對外投資政策上也表現出較大的資金投向差異。
第二，印度“再工業化”進程。亞洲尚未發展起來的地區主要在南亞，而南亞中的大國印度目前正處于重返工業化進程中。過去印度服務業尤其是軟件業獲得較快增長，但是這類行業難以帶動印度整體經濟的高速發展，同時也不能解決多數人就業問題。因而“再工業化”成為印度未來一定時期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同時外部環境的變化也有利于印度做出相關的政策調整。隨著東亞尤其是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生產成本的提高，向印度轉移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已是一種趨勢，比如汽車制造，日本多家汽車制造商已經或者即將把部分汽車制造中心遷至印度。目前，印度已經成為外國直接投資的又一重要目的地，從未來的發展趨勢看，印度有可能成為亞洲下一個制造中心，并為亞洲經濟體提供新投資、消費和貿易的機會。
第三，區域內雙邊自由貿易區建設。全球金融危機極大地推動了亞洲內部雙邊地區合作的進程，縱橫交錯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已在地區內得到廣泛的開展。雙邊自由貿易區本身是一個綜合性合作框架，包括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和服務自由化，這為東亞地區加快商品、服務和資本雙邊流動創造了前提，并有效地減弱了此次全球金融危機對雙邊貿易的沖擊。
第四，亞洲金融業的興起和發展。長期以來，亞洲金融服務的主要提供者是歐美等發達國家，歐美金融體系的弊端、信用的喪失以及金融成本的提高，為亞洲經濟體提供了承接金融產業轉移的機會。亞洲可以借此大力發展金融業，服務于本地區對產品和服務市場的資金需求，緩解經濟增長中的資金瓶頸或降低經濟增長中的金融成本。從亞洲金融業占GDP比重來看，亞洲相當一部分經濟體金融業發展水平超過美國和日本，但是從世界金融中心的排名來看，卻又不盡人意。因此，在金融業的發展方向上，亞洲部分經濟體需要改善金融業的質量，向更加開放、穩定的方向邁進，擴大金融業的規模。
從未來發展趨勢看，中國有望成為新的地區金融中心。中國在地區金融規模排名上僅次于日本，人民幣也已開始登上地區舞臺，并發揮國際貨幣的部分功能。今后中國可加快自身的金融建設步伐，承接美國等發達國家轉移出來的金融產業，努力成為地區金融中心。
第五，發展新能源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亞洲是世界制造業中心，自然成為碳排放量較大的地區，據估計中國已經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大碳排放量大國。目前亞洲面臨較大的國際環境保護壓力，而這將成為制約亞洲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亞洲越來越難以承受化石能源價格給生產成本帶來的較大的負擔，因而發展新能源已經成為亞洲經濟體的共同愿望和需求。亞洲經濟體在能源發展方面進行的政策調整，不僅可以有效地緩解經濟增長中面臨的能源瓶頸，同時還及時地與世界產業發展趨勢建立有效的聯系，將經濟增長中面臨的供給約束轉化為新的需求動力。
（三）未來亞洲市場狀況
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后，亞洲在多邊方向發展上邁出了更大的步伐，經濟融合的趨勢日益明顯：一是亞洲經濟體對區內貿易份額有所提升。二是區內成員相互投資在增加。三是亞洲在多邊合作領域取得不小的成就。
未來充滿競爭的市場主要表現在：一是對外政策的同構性導致亞洲未來市場競爭加劇。二是產品出口競爭將在不同層次中進行。
三、發展趨勢
在短時間內很難將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模式進行徹底轉型，是調整方向，也是區域層面的市場整合。
首先，未來的亞洲市場是一個內外需并重的市場。亞洲不會因全球“再平衡”的調整壓力而徹底擺脫對外需市場的依賴，事實上，亞洲目前還不完全具備依靠內需市場拉動經濟增長的條件。亞洲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在短期內不可能有較大的調整，像日本、四小這樣發達的經濟體仍需要外需市場拉動經濟增長，部分經濟發展水平低的亞洲經濟體為完成工業化的初級階段同樣需要繼續推行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當然它們出口中一部分產品是針對亞洲內部市場的，而不完全指向外部。當前亞洲經濟體將出口目標定位于本地區市場，部分緣于全球“再平衡”壓力，部分是出于區外需求變化不穩定。一旦外需市場有所恢復，亞洲仍有可能提高對外需出口的比例。近幾年，亞洲出口到自身的產品仍以中間產品為主，而出口到區外的則以最終產品為主，無論是產品出口結構，還是產品出口市場都變化不大，而在未來幾年中上述結構發生逆轉也是不易的。
另一方面，亞洲內需市場建設已經是一個必然的發展趨勢。日本和中國，尤其是中國等已經做出由依靠外需轉向依靠內需發展的戰略調整，依靠內需拉動經濟增長構成未來經濟發展戰略的主要內容。同時亞洲部分經濟體已經進入工業化的中高級階段，有能力依靠，至少是部分依靠自身內需市場來完成工業化、城市化進程，正如前文所說的，韓國、馬來西亞、臺灣地區私人消費水平提高和馬來西亞出口依存度的下降都在表明亞洲對內需市場依賴的轉移。同時由于印度“再工業化”產生的資本品需求也成為亞洲最終產品市場擴張的一部分。
總的來看，未來一定時期內亞洲經濟體將更有可能在內需和外需拉動經濟增長的關系上保持一種平衡，而不是傾斜的戰略，內外需市場并重將成為拉動亞洲經濟增長的重要市場特征。
其次，為適應地區市場變化，亞洲生產網絡將發生位移與重新整合，以印度“再工業化”為標識，亞洲將進入新一輪生產結構的調整，過去所謂的東亞生產網絡也將因印度等南亞大國的加入而轉變為亞洲生產網絡。
以印度為代表，亞洲將呈現部分低成本生產趨勢，以適應亞洲中低消費水平的大眾需求。近些年，在生產低成本產品方面，亞洲部分國家已經走在前列，比如印度生產的低價汽車、電腦、手機等現代大眾消費的產品，為低收入家庭擁有現代產品開啟了先河。而在低成本生產方面，亞洲仍然擁有較大的生產優勢，東盟的落后成員、南亞成員仍然是勞動力富裕且尚處于工業化初級階段的國家。這些國家是有可能成為滿足大量亞洲中低收入家庭消費水平的生產基地。
由高成本國家向低成本國家的產業轉移將大規模進行。以印度為代表的低端產品生產將取代比如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生產，而中國將在中等技術水平產業里取代以東盟和四小的產業，即承接它們的高成本產業轉移，四小則對日本高技術產業進行承接。而日本則將向高技術產業轉移。由大規模產業轉移和基礎設施帶來的投資擴張將成為未來一定時期內亞洲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