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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利用SVAR模型探討了經濟新常態時期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貨幣量、信貸規模)和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存款利率、同業拆借利率)對通貨膨脹預期的影響。與金融危機前相比,新常態下貨幣增長率或信貸融資規模的增加更傾向于提高通脹預期,存款利率或拆借利率的上升更傾向于降低通脹預期。并認為這是由于新常態時期經濟金融結構變化所導致的,新常態下中國貨幣政策應該從以數量型調控為主轉型為以價格型調控為主,從而更有效地管理通脹預期。
關鍵詞:
新常態;通脹預期;貨幣政策;SVAR
中國經濟的新常態主要包括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經濟結構調整,宏觀政策轉型等內容。為了與經濟新常態相適應,貨幣政策也應該做出相應的轉型。通貨膨脹預期是貨幣政策在制定和執行中需要考慮的重要變量,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貨幣政策的成效。在通貨膨脹目標制中,對通貨膨脹的預期直接成為了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即使以其他變量作為政策中介目標,貨幣當局也需要重視通脹預期對政策的反應以及通脹預期管理。在通脹預期管理方面也有理論或實證的研究。根據所檢索的文獻,數量型和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管理通貨膨脹及通脹預期的有效性是有差別的。在經濟新常態時期,不同貨幣政策工具影響通脹預期的效力會發生怎樣的改變?新常態下應如何利用政策工具有效管理和引導通脹預期?對以上問題的討論對我國貨幣政策的執行和轉型具有重要的實際意義。
1研究設計
1.1模型與數據說明本文通過SVAR模型考察貨幣政策數量型工具(貨幣量、信貸規模)和價格型工具(存款基準利率、SHIBOR)對通貨膨脹預期的影響。SVAR不但反映了變量在一個系統中的相互作用,同時也考慮了變量的同期值的影響。由于2008年9月起美國次貸危機擴大化,開始對全球經濟產生沖擊,因此選取2008年9月至2014年6月的數據作為反映“新常態”的樣本區間。同時為作比較,選取2003年3月至2008年8月的數據作為比較區間。通過兩個區間分別回歸所估計模型的對比,來探討新常態下貨幣政策工具影響通脹預期效力的改變。原始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與中經網數據庫。預期通貨膨脹指標參考人民銀行未來物價預期指數。編制該指數需要每季以抽樣問卷方式調查20000名儲戶,扣除對下一季物價變動選擇“看不準”的問卷,計算認為下一季物價“上升”、“基本不變”和“下降”的居民比例,分別賦予1、0.5和0的權重。未來物價預期指數取值介于0到1之間,圍繞50%波動。指數高于50%表示擴張狀態,低于50%表示收縮狀態,等于50%表示與上季度持平。指數數值越高,表示居民對下期物價上漲的預期越強。本文檢索了選取“上升”、“不變”、“下降”的人數比例,然后借鑒張蓓(2009)的方法計算出預期通貨膨脹率。貨幣政策指標選取廣義貨幣M2和人民幣貸款融資規模作為反映數量型工具的變量,選取一年期定期存款基準利率和隔夜SHIBOR加權平均利率作為反映價格型工具的變量。控制變量包括根據環比CPI折算的對數價格指數,根據累計GDP折算的產出缺口,每期期末的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對數值。季度的原始數據經Eviews調整為月度頻率,所有數據經過X-12季節調整,變量定義如表1所示。
1.2模型的設定和估計ADF檢驗顯示ei平穩、其他序列1階單整,將后者差分后進入模型估計,其中lnp的差分為對數通貨膨脹率,lnm2的差分為貨幣量對數增長率。先設定簡約向量自回歸模型VAR,設定如式(1)所示,其中β是系數矩陣,ε是8維擾動列向量。對C0施加短期約束表示變量同期值的相互影響,根據相關經濟理論,本文認為通脹預期受同期通脹率、匯率、存款及拆借利率的影響;通脹率受同期通脹預期、產出缺口、貨幣增長率的影響;產出缺口受同期通脹和通脹預期的影響;匯率受同期通脹預期、通脹率、存款及拆借利率的影響;拆借利率受同期通脹率、通脹預期、匯率、貨幣增長率、存款利率的影響。
1.3脈沖響應分析基于SVAR做累積脈沖響應分析,為了便于比較,將同一個政策變量在比較區間和新常態區間所估計的兩個模型中產生的脈沖相應畫在一張圖里,如圖1和圖2所示。與金融危機前相比,在經濟新常態時期,提高貨幣增長率的擴張性貨幣政策使通脹預期更快上升。隨著金融創新和金融脫媒現象的增加,一些金融工具執行了貨幣的部分職能,對貨幣產生了替代作用,這使得貨幣的邊界模糊化、貨幣需求的穩定性和貨幣供給的可控性下降。傳統的貨幣中介目標政策需要貨幣量與產出之間的穩定關系,而新常態下的貨幣替代減弱了這種正相關關系,使貨幣量的增長更難以導致產出的相應增加,而更多地使通貨膨脹上升。因此在新常態時期,貨幣增長率的增加更容易提升通脹預期。圖1顯示,在比較區間和經濟新常態區間,增加信貸融資規模都降低了通脹預期,但新常態時期信貸增加使通脹預期下降更少,或者說更容易提升通脹預期。本文認為這可能是由于信貸投放的供給效應所致,信貸融資最主要的借款人來自企業部門,企業獲得融資后進行資本支出,形成新的產能和產出,從而使通貨膨脹有了下降的壓力。
信貸投放也會刺激總需求,促使通脹上升,因此信貸政策對通脹總的影響應該取決于兩種效應的相對比較。金融危機前后,我國信貸政策的結構取向是不同的。在金融危機前,信貸投放更多地被用于支持基礎設施行業、房地產業、制造業等重資產經濟部門,通過信貸政策促進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在新常態時期,信貸政策更多地被用于配合產業政策,支持經濟社會發展薄弱環節和經濟結構調整。信貸投放更傾向于支持小微企業、“三農”和服務業,某些傳統的重資產行業產能過剩效率降低,而成為信貸政策的限制對象。在經濟新常態時期,原先拉動經濟增長的部門更難得到信貸支持,而信貸政策所支持的部門具有較弱的經濟增長效應,單位信貸所引致的產出增加有所下降。因此新常態下信貸投放增加更容易使通脹預期上升。圖2所示,在比較區間,提高存款基準利率會使通脹預期上升;在新常態區間,存款利率的提高可以導致通脹預期下降,在約半年后下降最多。存款利率與通脹預期的同方向變動可能是因為公眾與央行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因為信息非對稱的存在,公眾認為央行具有關于經濟運行更充分的信息,一旦央行加息,公眾會認為是具有信息優勢的央行預期通貨膨脹將要上升的信號,所以也相應提高自身的通脹預期。在銀行利率尚未市場化時,存款利率并非市場出清價格,存款利率提高并不意味著貨幣信貸環境必然收緊,這又強化了非對稱信息效應的影響。在經濟新常態時期,銀行利率市場化程度提高,利率變動更能反映貨幣供求的相應變化,加之公眾在與央行博弈中所產生的理性預期,信息非對稱程度降低,存款利率的提高的緊縮意圖更加明顯。因此新常態下存款利率上升更容易降低通脹預期。圖2顯示,在比較區間,拆借利率上升后,通脹預期在頭幾期穩定,然后提高;經濟新常態時期,拆借利率上升使通脹預期下降。與新常態時期相比,在金融危機之前,拆借市場的交易量還相對較小,拆借利率受政策和公眾的關注度較低,因此拆借利率更可能是隨通脹預期的變動而波動,對通脹預期的影響力有限。在經濟新常態時期,一方面拆借市場規模擴大使拆借利率的影響力和關注度上升,另一方面貨幣政策從數量型調控向價格型調控的轉型需要央行更多地引導和干預貨幣市場利率,這導致拆借利率的上升不但反映了整體貨幣環境的收緊,也體現了央行的政策緊縮意圖。因此新常態下拆借利率上升更容易降低通脹預期。
2穩健性檢驗
通過對計量模型的合理修改來進行實證結論的穩健性檢驗。SVAR模型由普通VAR替代。根據同比CPI計算的通脹率inf代替根據環比CPI計算的對數通脹率d(lnp);經過季節調整的國民收入對數增長率代替產出缺口gap;社會融資規模sfs代替貸款融資規模l;各期限品種加權平均拆借利率rm代替隔夜拆借利率r。滯后期選擇方法與前文相同,基于比較區間的VAR滯后4期,新常態區間估計的VAR滯后3期。對模型的廣義累積脈沖響應分析如圖3和圖4所示。圖3和圖4顯示,在比較區間,貨幣增長率增加導致通脹預期穩步上升;在新常態區間,貨幣增長率增加導致通脹預期在略微下降后大幅提升至0以上,并超過比較區間。金融危機前社會融資規模增加可以使通脹預期在前幾期提升后下降至0以下,新常態時期社會融資規模增加反而提升了通脹預期。如果用更廣義的口徑數據來代替信貸投放以反映實體經濟融資狀況,那么實體經濟新增融資所產生的供給效應應該小于總需求的擴張效應,從而導致通脹預期上升。存款利率上升導致通脹預期的變化與原模型基本相同,新常態時期提高存款利率降低了通脹預期,比較區間中提高存款利率使通脹預期提升。與原模型類似,新常態區間中拆借利率上升使通脹預期下降至0以下;比較區間中拆借利率上升使通脹預期在略微下降后回升至0以上。VAR脈沖響應分析中兩條曲線的相對位置和運動方向基本印證了前文SVAR的結論:在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中,新常態下貨幣增長率和信貸融資規模的增加都更傾向于提高通脹預期;在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中,新常態下存款利率和拆借利率的上升都更傾向于抑制通脹預期。
3結論
本文利用SVAR模型進行分區間回歸,探討經濟新常態時期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貨幣量、信貸規模)和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存款利率、同業拆借利率)各自對通脹預期的影響。與金融危機前的比較區間相比,新常態下貨幣增長率和信貸融資規模的增加都更容易提高通脹預期,存款利率和拆借利率的上升都更容易降低通脹預期,這是由于新常態時期經濟金融結構變化所導致的,實證結果是較為穩健的。本文認為,在經濟新常態下,中國貨幣政策應該從以數量型調控為主轉型為以價格型調控為主。與金融危機前相比,經濟新常態時期增加貨幣增長率和信貸融資規模的擴張性貨幣政策更傾向于提升通脹預期,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有所減弱。與此同時,提高存款利率和拆借利率的價格型調控對通脹預期起到了更好的抑制作用。在經濟新常態時期,如果需要對通脹預期進行有效管理,則應該更多利用利率政策進行價格型調控,同時減少對以貨幣和信貸擴張來促進經濟增長的數量型調控的依賴。建立健全貨幣當局利率調控框架、強化貨幣政策價格型調控、完善利率傳導機制,是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應有之義,新經濟常態時期有效管理通貨膨脹預期的需要,也應該成為利率市場化的意義之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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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通貨膨脹;企業;財務管理
中圖分類號:C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一、通貨膨脹下的財務風險
1.成本管理風險。通貨膨脹對企業生產成本的影響是企業面臨的重大難題。企業生產成本包括:外購材料、外購燃料、工資、職工福利基金、折舊費、提取的大修理基金和利息支出等。除折舊費和提取大修理基金未受通貨膨脹影響外,其余各項成本均大幅度上升,其中最突出的是企業外購材料、外購燃料。由于原材料價格大幅度上漲,產品成本大幅度上升直接推動了產品價格的上漲。如果產品價格上漲的幅度小于成本上升的幅度,將會使得企業營運資金減少,資金預算出現失衡的狀態,導致企業面臨入不敷出的風險。
2.融資風險。通貨膨脹導致企業資金緊張,企業間的拖欠款嚴重,企業的應收賬款難以回收,從而引起營運資金的供應量減少,加大了企業融資的需求。但由于通貨膨脹,國家通常采取貨幣緊縮政策,以減少資金的供應量。銀行因為資金儲備的減少,貸款時更加謹慎,條件更加苛刻,使得企業貸款難度加大。此外,銀行提高利率也增加了企業貸款的成本。通貨膨脹導致物價波動劇烈,大大增加了投機機會,越來越多的閑置資金選擇投機活動,又使得民間信貸來源減少。另外,由于國家的貨幣緊縮政策,股票價格大幅下降,使得資本市場融資難度加大。所以通貨膨脹期間,企業融資來源受到了多方面限制,嚴重影響了企業的融資,增加了企業資金鏈斷裂的風險。
3.投資風險。企業投資分為長期投資和短期投資,短期投資主要是指投資股票、少于一年期的債券投資等變現能力強的項目。由于其較強的變現能力,所以受通貨膨脹影響較小。通貨膨脹對長期投資影響主要是企業在進行投資決策時利用凈現值法、內含報酬率法等投資分析方法,這些分析方法都要求確定折現率。由于通貨膨脹的不確定性,很難準確判斷折現率,也就很難準確判斷投資的可行性,使得誤投資的風險增大。另一方面,由于通貨膨脹的影響,企業技術改造及基本建設所需要的原材料、機器設備和人力資本大幅上升,而折舊和大修理基金并未增加,再加上企業資金緊張,所以企業維持再生產的資金嚴重不足,增加了生產再投資的風險。
4.營運資本管理風險。企業要維持正常的生產經營就必須留有一定的資金,即營運資金。在經濟環境好的情況下,企業留有的營運資金是固定的。但在通貨膨脹期間,營運資金的需要量是難以確定的,過多會增加貨幣貶值的風險,過少又會增加經營風險。所以就增加了營運資金的管理難度。另一方面,由于應收賬款也屬于貨幣資金形式,所以通貨膨脹也會使其購買力下降,再加上企業資金緊張,應收賬款的壞賬可能性加大。越晚收回的應收賬款,其損失的時間價值就越大。
二、風險管理對策
(一)經營收入的風險管理措施
1.適當提高產品價格。如果企業擁有比較優勢和核心競爭力的產品,企業可以直接采取漲價的方式增加營業收入。但對于一般企業而言,可以在漲價的同時提高產品性能、質量和包裝等。另外,對于一些競爭力較弱的產品,企業可以采取變相漲價,如改變產品生產結構、降低生產標準、減少次要功能等。適當提高產品價格可以減少企業因為生產資料價格上漲帶來的壓力。
2.套期保值。期貨是現在進行買賣,規定在將來某一時間,以一定價格進行交收和交割的標的物。對于可以在期貨市場進行交易的產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可以利用期貨進行套期保值。生產者的主要風險來自于原材料價格上漲和產品價格的下跌,所以生產者可以買入原材料期貨和賣出產品期貨,從而固定利潤。另外,對于經營者而言,其主要風險來自于產品價格的不確定性。所以經營者可以賣出同等儲量的產品期貨,以防止存貨產品的價格下跌造成的損失。
(二)成本管理措施
1.通過規模經濟降低企業經營成本。企業可以通過規模生產提高專業化水平和生產效率,從而降低單位產品成本。企業還可以通過大規模采購提高價格談判地位,降低原材料價格。另外,提高銷售規模可以分攤單位產品銷售成本。
2.加大原材料儲備。通貨膨脹最重要的現象就是物價持續上漲。對于企業而言,產品原材料價格上漲,會導致產品成本上升,經營風險加大。企業可以在現金流量允許的前提下,適當的囤積原材料來應對原材料價格的不斷上漲。通貨膨脹期間,企業可能會因為市場供應不足導致原材料供應中斷,進而使得訂單無法完成,也會造成一定的損失。所以企業在通貨膨脹時期應該提高原材料的保險儲備,防止短缺成本
(三)融資風險管理措施
1.發行浮動利率型債券。在嚴重的通貨膨脹時期,貨幣貶值嚴重,一般來說,此時固定利率型債券的實際收益率會比較低,甚至為負,對投資者來說缺乏吸引力,企業難以融到資。為吸引投資者,企業應該發行浮動利率型債券,債券利息率隨物價波動,這樣穩定了收益率,從而解決了企業資金短缺問題。
2.利用高股利政策吸引股票投資者。通貨膨脹時期,股票的收益率不穩定,為了保證股票的實際收益率不會太低,從而順利發行股票,企業應該采取高股利政策。
3.提高財務杠桿系數。通貨膨脹時期,名義利率的上漲速度可能滯后于物價上漲速度,所以實際利率有可能被降低,甚至為負。企業提高財務杠桿系數,增加負債可以降低資本成本。
(四)投資風險管理
1.調整投資分析的變量。由于通貨膨脹的影響,企業應該調整項目投資分析方法上的折現因子和現金流量。例如,在計算折現率時應該考慮通貨膨脹的影響,折現率=(1+通貨膨脹率)(1+投資報酬率)-1。因為現金流量是經營活動、籌資活動、投資活動和非經常項目現金流入流出情況的總成,其組成比較復雜,所以通貨膨脹對于現金流量的影響也比較復雜,在考慮通貨膨脹對現金流量的影響時,必須結合不同活動分項進行分析。如通貨膨脹對物價的影響程度是不同的,所以對各種費用、成本應該利用通貨膨脹率逐個計算。
2.改變投資方式。通貨膨脹時期,長期投資風險比較大,收益不確定性大,所以盡量減少長期投資,或者投資資金占用量小,后期不需要追加投資或者追加投資較少的長期投資。
(五)營運資本風險管理對策
1.加強應收、應付賬款管理。應收賬款相當于貨幣資金,在通貨膨脹時期,回收期越長,損失就越大,所以企業應該縮短還款期限和建立嚴格的信用標準,同時企業應派專人催收賬款,避免拖延付款、壞等現象的發生。另外,企業應該改變應付賬款的管理策略,在不影響企業信譽的前提下,盡力減少現金支付,延緩貸款支付,增加應付賬款。
2.使用現金浮游量。現金浮游量是指從企業開出支票,收票人收到支票并存入銀行后,至銀行將款項劃出企業賬戶,其間有一段間隔時間。現金在這段時間的占用稱為現金浮游量。企業可以利用現金浮游量增加收益。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現金浮游量時,如果把握不好使用的時間,銀行存款有可能透支。
結語:
在通貨膨脹的影響下,傳統財務會計編制方式已經不能真實地反映財務信息,也不能提供給企業決策人員正確的決策依據,因此通貨膨脹會計的相關理論和實踐操作模式越來越需要研究和發展。
參考文獻:
[1 ]張然.淺析通貨膨脹下企業的財務風險與管理對策[J].會計之友,2010,(7).
關鍵詞:通貨膨脹;預期;產出缺口;菲利普斯曲線
中圖分類號:F820.5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23-0010-02
在經濟學上,通貨膨脹表現為整體物價水平持續性上升。公認的菲利普斯曲線表示的是通貨膨脹與失業率之間的替代關系,即反映到政策上是可以用通貨膨脹換取失業率。弗里德曼和菲爾普斯在解釋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西方世界出現的滯脹現象時提出附加預期的菲利普斯曲線,在模型中引入了適應性預期,得出在短期菲利普斯曲線存在、長期不存在的結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提出理性預期菲利普斯曲線,提出無法以通貨膨脹為代價來降低失業率,菲利普斯曲線始終是垂直于自然失業率的一條直線;新凱恩斯主義菲利普斯曲線是基于理性預期和價格黏性的菲利普斯曲線。
一、基于預期與產出缺口的菲利普斯曲線模型
在西方經濟理論中,預期的概念早已提出,但是,將其引入通貨膨脹的研究是在20世紀60年代之后。正是預期因素的引入,成為現代西方理論和傳統理論的分水嶺。相比之下,中國直到80年代后期,尤其是1988年搶購風之后,通脹的預期理論才逐漸引起學者的重視。預期的假定是“經濟人力圖正確的預期未來,從而減少目前決策的損失。”在現代人們偏向于理性的情況下,預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在菲利普斯曲線的研究中,西方學者也把預期引入其中,從而得出基于預期的菲利普斯曲線。我們知道在菲利普斯曲線中,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存在替代關系,因此,推測政府有可能在失業率和通脹率之間進行取舍,從而在降低失業率的同時導致了通貨膨脹的發生。在我國,由于失業率的統計數據不完全,只有城鎮失業率登記,在農村還存在著大量的失業無法統計,所以,在我國不能用這種不完整的統計的失業率去找出通脹的原因。但可以用產出缺口來替代,因為按照奧肯定律,實際GDP增長率相對于潛在GDP增長率每下降2到2.5個百分點,失業率就上升一個百分點,所以只要證明了通貨膨脹與產出缺口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就可以說明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所以,本文建立了基于預期和產出缺口的菲利普斯曲線模型。
二、數據來源與實證分析
(一)變量的說明
在該模型中涉及到通貨膨脹預期及產出缺口,通貨膨脹預期是指對于通貨膨脹的估計值,其數值大小會直接地影響人們的行為。實際產出與潛在產出的差值就是產出缺口。潛在產出一般是指,在非加速通貨膨脹的情況下,現有的勞動力、資本和技術所能實現的生產水平。
(二)變量的計算
至于預期的通貨膨脹∏te如何確定,經濟學家提出預期機制,大致可以分成四種:首先是靜態預期,這種預期簡單地把上一期的實際通脹率作為現期的預期通貨膨脹,即∏te=∏t-1;其次是外推型預期,設定預期通貨膨脹率等于上期通脹率加上通脹變化趨勢的一個修正值:∏te-∏t-1=a(∏t-1-∏t-2);第三種是適用性預期,這種預期假設人們在形成對現期的預期通貨膨脹時,考慮到上一期的預期誤差,即∏te-∏t-1e= a(∏t-1-∏t-1e);最后是理性預期,即經濟當事人會利用一切可得的信息對未來的經濟變量做出準確的判斷:∏te=∏t。由于靜態預期過于趨于簡單化,理性預期又缺乏現實性,所以普遍使用的是外推型或適用性預期機制。本文采用外推型預期。
潛在產出的估計方法大致分為兩類:一是統計分解趨勢法,另一類是經濟結構關系估計法。前者試圖把時間序列分解為永久性成分和周期性成分;而后者則試圖用經濟理論分離出結構性和周期性因素對產出的影響。本文通過計量方法,用一條光滑的指數曲線來擬合潛在GDP的增長趨勢。因為Gt=(Yt-Yt*)/Yt*約等于lnYt-lnYt*,所以用公式lnYt-lnYt*來計算產出缺口。
3.模型構建與實證分析
選擇1980―2009年的數據,利用EViews進行分析,可以看出Yt與t之間存在對數關系。所以可以建立擬合潛在產出模型
lnYt*=a+bt+e
Yt為年度國民內生產總值,t為時間變量,以年為單位,它在 1980年的取值為1,得出的函數為
lnYt*=8.227+0.1541t+e
(0.0531) (0.0030)
t=(154.83)(51.47)
R2=0.9895F=2649.666S.E=0.1419
擬合優度R2為0.9895,說明模型較好地擬合了實際GDP,國內生產總值的變化中98.95%可以用回歸模型來解釋。t值和F值都顯著,說明變量具有顯著性,模型也具有顯著性。這個結果表明潛在產出存在一種趨勢,潛在產出對時間的慣性為0.1541。
利用以上結果,計算出我國的產出缺口,選擇1979―2008年的居民消費物價指數代表1980―2009年的通貨膨脹預期的其中一部分,用1978―2008年的數據計算出通貨膨脹趨勢,與產出缺口一起得到,在大樣本的情況下并且剔除個別異常的數據后可以大概認為通貨膨脹∏t與∏t,∏t-1-∏t-2 ,Gt存在線性關系,因此可以設立線性模型:
∏t =a+b∏t-1+ c(∏t-1-∏t-2)+Gt+e
∏t代表通貨膨脹,∏t-1表示上期通貨膨脹,∏t-1-∏t-2表示通脹膨脹變化趨勢,Gt表示產出缺口,e表示隨機誤差。
應用EViews軟件進行回歸分析,由此得到的通脹與預期及產出缺口的模型為:
∏t=3.352003+0.390435∏t-1+0.493252(∏t-1-∏t-2)+11.19414Gt+et
(1.1975) (0.1634)(0.175)(7.041)
t= (2.799)(2.389) (2.812) (1.589)
R2=0.584F=12.176 S.E=4.411
模型表示的經濟含義為自發性的通貨膨脹率為3.35%,這是經濟增長引起的;上期的通貨膨脹對本期的通貨膨脹的影響慣性為39.04%,即人們有理由相信本期的通貨膨脹會在上期的基礎上保持一定的比例;通貨膨脹變化趨勢的影響程度為49.3%,即人們還會根據前兩期的通貨膨脹差額來預測本期的通脹;產出缺口的影響程度為11.194,即若實際GDP比潛在GDP增加1%,將會導致通貨膨脹增加11.194%。
模型的擬合優度為0.584,定量地描述了∏t的變化中可以用回歸模型來說明的部分為58.4%,也就是說模型具有0.584的解釋程度。F值為12.176,由于n=30,k=3,n-k-1=26,取顯著性水平為a=0.05,查表得F0.05(3,13)=3.41,表明只要F值大于3.41,就能以95%的置信度認為模型的線性關系是顯著的。
三、主要結論
1.菲利普斯曲線在中國還是存在的,只是在一些體制方面與西方國家有差別,導致不是很明顯,因而有些學者否認它在中國的存在。在這個模型中產出缺口與通貨膨脹之間呈現出正相關的關系。
2.產出缺口在統計上顯著影響我國的通貨膨脹率。應該說,我國經濟發展史上存在的經濟過熱現象是通貨膨脹的一個重要原因;或者說,實際產出超過潛在產出水平是通貨膨脹產生的主要實體經濟面因素。如果實際經濟當中實際GDP超過潛在GDP,其反映在通貨膨脹中將被放大十倍。
3.上期通貨膨脹以及通貨膨脹趨勢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我國的通貨膨脹。
4.雖然在擬合優度不是很高,但從F值我們知道整個模型的影響是顯著的,所以在沒有引入其他影響因素的情況下,我們有理由相信這個模型是符合實際的。
四、治理我國通貨膨脹的政策建議
首先,經濟過熱的不僅是某些地方政府不惜代價追求發展速度的慣的結果,也是中國特定政治周期在經濟領域的一個反映:在某個政策規劃剛出臺的前兩年。各地都想把攤子鋪大,把基礎打好。各級地方政府應該樹立全局觀念,確保政令暢通;中央政府各有關部門也應管好土地,管好稅收。在宏觀的幾個指標中不能只顧經濟增長,在有矛盾的指標之間要注意協調。應該采用穩健的政策防止經濟過熱,要根據實際情況來制定政策,不應該一味地追求GDP的增長速度。
其次,作為調控者的政府要把好預期這一關,不要盲目地讓物價太高,只有讓人們擁有一個比較穩定的預期,才能保證經濟不會過分波動。一方面,要適度控制貨幣投放的規模和節奏,讓貨幣供給量平穩回落至適度水平;另一方面,要合理引導信貸投放的規模和結構,既要防止信貸過度膨脹,又要通過窗口指導推動貸款投放的結構調整。此外,保持國內農產品價格的基本穩定,合理控制水電油氣等資源類產品價格,在積極推進資源價格形成機制改革的同時,充分考慮到居民的承受能力和適應能力,以免成為推升物價的疊加因素。最后,加強對國際熱錢的監管,防止資產價格,尤其是房價的過快膨脹。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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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稅收;稅收政策;消費;投資;通貨膨脹
中圖分類號:F810.4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15-0019-02
引言
稅收是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是國家按照法定的標準和程序無償參與國民收入的分配,取得財政收入的一種形式。稅收的本質體現在以國家為主體的分配關系中,即國家征稅反映社會再生產中財政和各微觀經濟主體之間的利益分配關系。
稅收是國家運用課稅權所進行的強制課征,它關系到所有個人、企業等微觀經濟主體的經濟利益,進而影響整個國民經濟活動。隨著政府職能的擴大,稅收的作用范圍也得以擴展,稅收政策已經成為調節資源配置和產業結構的經濟政策工具。但不斷變化的通貨膨脹會對相對固定的稅收政策產生扭曲的影響,從而使得以稅收作為調節工具的經濟政策的效果產生影響。
一、稅收對消費的影響
(一)無通貨膨脹情況下對消費的影響
在以生命周期模型為基礎的儲蓄研究中,稅收對當期消費和儲蓄的影響有著截然相反效應。對儲蓄征收利息稅,會產生兩個方面的影響。
一方面,使得當期的消費的機會成本降低,這往往會增加當期的消費,減少當期儲蓄,這是替代效應。
這里假設當期儲蓄為W,利率為r,利息稅率為t。在不征利息稅的情況下,當期儲蓄實現的下期收入為:w[1+ r(1-t)]。
而w[1+ r(1-t)]以無風險利率貼現到當期為:w[1+ r(1-t)]/(1 + r)=w [1 - rt/(1 + r)]< w。
另一方面,征收利息稅將使得未來的儲蓄目標無法達到,為了達到預期的財富目標,在預期未來收入不發生變化時必須減少當期消費,增加當期的儲蓄。如下期儲蓄目標財富為w(1+r),則當期的儲蓄應為:W0= w [1 + rt/(1 + r - rt)]> w。
基于以上的分析,由于利息稅的征收在兩個相反的方向上對消費產生影響,其最終的結果要看那方面的影響占主導地位。如果替代效應占主要地位,則會對消費起到刺激作用,反之,則會對當期消費起到抑制作用。
利息稅的征收對消費的具體影響將取決于個人或微觀經濟個體的實際分析,特別在社會保障體系并不完善的情況下,如果儲蓄者有其特定的目的,如為自己設立養老基金、醫療基金、教育基金等,在征收利息稅的情況下,如果消費者對當期消費的機會成本的降低不予關注,為在期末達到預定的數額,儲蓄者則需增加每期儲蓄的金額,從而減少對當期消費的需求。
(二)通貨膨脹情況下稅收對消費的影響
通貨膨脹通常被區分為預期通貨膨脹和非預期通貨膨脹,一般認為,非通貨膨脹對效率的影響更大,因為在預期通貨膨脹的情況下,人們可以根據預期通貨膨脹安排和調整各自的經濟行為,而在非預期通貨膨脹的情況下,人們無法按價格水平的變化最合理的安排調整自己的行為。
對微觀經濟主體征收一定的稅賦,會減少其收入或降低其投資收益率,這將對微觀經濟主體的消費起到一定的抑制效應。通貨膨脹情況下,這種抑制的影響將會更加的明顯。如檔次爬升的現象,假定在一定的時間內,個人所得和價格水平即通貨膨脹率以同一比率增長,那么以實際購買力衡量的實際收入沒有變化,但是,不變的稅制是以個人的名義收入為基礎征稅的。隨著名義收入的增加,納稅人容易被推進入邊際稅率更高的納稅檔次,因此,盡管實際收入沒有變化,但被征稅的比例卻上升了,即使納稅人并沒有被推入更高的納稅檔次,按照最高檔稅率被征收的稅額也增加了,因此通貨膨脹將會導致實際稅負的增加。
設當期收入為w(當w′≥ w+1時,按更高的稅率t′征稅),通貨膨脹率和個人所得都以r增長,稅率為t,則有:
當期實際收入為w,當沒有稅率爬升時的稅后實際收入為:w(1-t);當有稅率爬升時:下期的名義收入: w(1+r);稅后名義收入: w(1+r)-[(w+1)t+(wr-1) t′];稅后實際稅后收入:w-[(w+1)t+(wr-1) t′]/(1+r),因為t, t′較小,可認為t - t′近似為0,則化簡后稅后實際收入為:w[1-(t + rt′)/(1+r)]< w(1-t),{ t′>t,t + rt′> t + rt }。
從上面的推導可以看出,稅率檔次爬升使得納稅人的實際收入降低,從而使得消費需求降低。
由于免稅額和標準扣除額是按名義值制定的,通貨膨脹就會產生另一種效應,價格水平的上升,意味著免稅額和扣除額的實際價值在減少,結果通貨膨脹又使得有效稅率上升了。
在沒有免稅額和扣除額的簡單比例的所得稅制下,通貨膨脹也會扭曲稅收負擔,在價格水平和收入水平同比率增長時,工人的收入增加多少,稅額也就增加多少,一般的通貨膨脹不會影響到工薪階層收入的實際稅負。
二、稅收對投資的影響
(一)無通貨膨脹情況下對投資的影響
稅收對投資的影響主要在于對資本稅的征收。由于投資者關心不是投資的毛收益,而是稅后的收益凈額,稅收過高過重都會降低個人和企業等微觀經濟主體的投資意愿。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任何投資活動都是有風險的,投資的收益就是這種風險一種補償。但是,政府要對投資活動的收益征收利得稅,這通常會被認為是對具有風險投資活動的抑制。但多馬―馬斯格雷夫的研究發現,稅收將政府變成一個被動的合伙人,政府也要承擔部分風險,從某種程度上起到了鼓勵市場參與者從事冒險活動的作用。
政府對投資活動進行征稅,稅收不僅影響各種資產的收益,也會影響其風險程度。對投資者的資產投資組合所帶來的收益和承擔的風險可能直接產生影響的是財產稅,所得稅和資本利得稅,包括證券投資中的印花稅,總體來說,對投資所得,財產和投資行為進行征稅,會使投資者的整體收益減少,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投資的風險。
(二)通貨膨脹下稅收對投資的影響
在通貨膨脹的情況下,稅收對投資的抑制影響更加明顯,因為通貨膨漲率上升,名義利率也必然上升,表面上看,收益不變,但稅收是針對名義收益,而不是實際收入,考慮到稅收的效應,使得實際的投資收益減少。加上通貨膨脹使得成本上升,使得投資更加受到抑制。
下面用代數方式來描述這一過程:
設定名義收益率為r, 稅率為t ,預期通貨膨脹率為e,則進行投資的收益率μ為:μ =(1-t)r - e。
可以認為當稅后實際收益率μ>0時,該項目是有投資價值的,否則,將不具備投資價值,即當t
證券市場上對股票投資征收的印花稅也是對投資征稅的一種。在印花稅為雙向征稅,且稅率為t時,而通貨膨脹率為e時,預期的收益率為μ,投資者投資A的資本金,只有在下面式子成立時,投資行為才成為可能:[(1-t)2A(1+μ)-A]/A-e> 0。
有下面的條件:μ >(e+2t-t2)/(1-t2) 則需e>2t-t2 成立時,μ才是收入大于零的。
在沒有通貨膨脹時,即e=0 時,μ>(2t-t2 )/ (1-t)2時,投資才有價值可言,當通貨膨脹e大于零時,收益率還需再大于一個附加項e/(1-t)2 ,而這個附加項和通貨膨脹率和稅率相關,通貨膨脹率和稅率都增高時,μ值增加的更多。從而使得預期投資收益的門限值增高,抑制證券市場的投資行為。
當證券市場繁榮時,政府通常傾向于多征收印花稅,當證券市場低迷時,政府通常會降低印花稅,甚至取消。這在中國政府最近關于印花稅的一系列政策行為中體現的淋漓盡致。
從理論上來說,任何投資活動都是有風險的,而且具有不確定性。雖然有時會把貨幣看做是無風險資產,但如果考慮到價格水平的不確定性,貨幣也存在風險,政府對投資者的投資活動進行征稅,稅收不僅影響各種資產的收益,而且也會影響其風險程度。例如,儲蓄對儲蓄收入征收利息稅,其結果就是使得未來的消費價格上漲了,從消費影響儲蓄,儲蓄影響投資的角度來看,對投資產生的效應是降低了投資需求。
當站在債權人的角度看,通貨膨脹對其的影響是負面的。但從另一個方向來看,通貨膨脹情況下,債務人所付的實際利率,就是名義利率減去預期通貨膨脹率,但如果債務人符合某些免稅的標準,則可以從應稅所得中扣除名義利息支付額,這樣,債務人就可以從應稅所得中減去沒有使實際所得減少的付款,從而減輕了債務的稅負。
結論與建議
綜上所述,通貨膨脹將會自動提高稅負,會對低收入家庭的應納稅額產生巨大影響,相反,高收入家庭則不受影響,使得稅收對收入再分配的調節作用變得毫無意義。
通常情況下,通貨膨脹使得稅負增加的不良影響可以通過減稅措施來達到,如提高免稅額和扣除額等,但由于相對不斷變化的通貨膨脹,減稅措施只是短時間或瞬間抵消了通貨膨脹,過一段時間就需要更進一步調整稅收標準。
在諸多的研究和實踐中,實行稅收指數化是一個十分有效的手段,所謂稅收指數化,也就是對個人免稅額,標準扣除額,每一納稅檔次的最低應稅所得和最高應稅所得額,勞動所得稅收抵免,扣除額和免稅額逐步減少的起始點等等,每年進行調整,以消除通貨膨脹影響。
中國現在正處在經濟快速發展時期,大量的投資使得通貨膨脹幾乎成為經濟常態,縱觀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經濟發展狀況,通貨膨脹的時期遠遠長于通貨緊縮的時期,這種狀況在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仍會延續。因此,稅收指數化是一種調節稅收標準的有效手段,可以及時有效地發揮稅收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使得低收入家庭不受通貨膨脹引起的稅負自動增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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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業發展;通貨膨脹;博弈
中圖分類號:F323.9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15-0039-02
1.通貨膨脹與農業收益。通貨膨脹是指價格水平的持續上漲。在通貨膨脹的經濟背景下,農產品的價格也會上漲或者是下跌。農產品是一種生活必需品,在一定時期內,其需求量不會隨價格波動、收入波動而發生過大的變動。農產品的這一特性使其價格無彈性、收入無彈性,即銷售量對價格變動和收入變動的敏感度低。
設R―農業收益,P1―農產品價格,Q―農產品銷售量,則
R=P1×Q(1)
對上式取微分得:dR=P1×dQ+Q×dP1(2)
對(2)進行變形得:dR/dP1 =P1×dQ/dP1 +Q
dR/dP1 = Q×(P1/Q×dQ/dP1 +1)
dR/dP1 = Q×(dQ/Q/dP1/P1+1)
而dQ/Q/dP/P即為農產品的價格彈性,記作Ed1
dR/dP1 = Q×(1-Ed1)(3)
由于農產品的需求價格無彈性,即其00,農業收益R增加,而當農產品價格下跌時,即dP
通貨膨脹下,價格水平上漲,dP1>0,農業收益增加。通貨膨脹下,農業收益會增加,但并不能由此得出結論通貨膨脹對農業發展有促進作用。因為農業發展不是決定于農業收益而是取決于其凈收益,是農業凈收益的函數。農業凈收益是農業收益與農業投入的成本之差,通貨膨脹會增大農業收益,同樣也會增加農業投入的成本。
2.通貨膨脹與農業成本。設農業投入的成本為C,投放數量為X,投入品價格為P2,則C=P2×X
對上式取微分,并變形整理得:
dC/dP2 = X×(1-Ed2),其中,Ed2為投入品的需求價格彈性。
農業投入品主要為種子、化肥等,這些投入品的可替代性較低,種子沒有替代產品,化肥的替代品也很少。商品用途范圍較窄,化肥一旦生產出來,也只能用于農業。另外,這些投入品對于農業生產而言,又特別重要。因此,這些農業投入品的需要價格彈性也很低,屬于缺乏彈性的商品,其00,即農業投入成本增加;當dP20,農業投入成本增加。
3.通貨膨脹與農業凈收益。通過以上分析,可知通貨膨脹對農業生產的收益和成本產生相同方向的影響。而農業發展即不完全取決于農業收益,也不完全取決于農業投入,而是取決于二者的差額,即凈收益。農民生產積極性的高低是對農業凈收益的反應,凈收益越高,生產積極性就越大,反之,生產積極性會小。設L為農業凈收益,則L=R-C
對上式同時微分得:dL=dR-dC= Q×(1-Ed1)dP1-X×(1-Ed2)dP2
當邊際收益dL>0時,增加產量能增加農業凈收益;當邊際收益dL=0時,凈收益已達到最大化,此時,理性的農民是保持產量不變;而當邊際收益dL
因此,農業要平穩發展,需要有dL≥0。即Q×(1-Ed1) dP1≥X×(1-Ed2)dP2。由于農業產量Q是其投入的函數,其遵循邊際收益遞減規律,對于小麥、玉米、大米這些農作物來說,其產出量大于其投入量,即有Q>X,二者間的數量關系取決于一定的技術條件。小麥、玉米、大米等糧食產品的需求彈性與種子、化肥等投入品的需求彈性相近,都是需求無彈性,它們可以看成近似相同。糧食產品的邊際凈收益就取決于由生產技術決定的農業生產函數Q = f(X)與糧食產品和農業生產投入品的價格變動程度。在一定時期,只要生產技術沒有發生變化,農業生產函數就不會變化。所以,dL≥0這一條件的實現,關鍵在于農業與上、下游產業對于價格的控制力上。
1.農業與上游產業的博弈。農業與上游產業就農業投入品的價格展開博弈。在農戶與農業投入產品的博弈中,農戶有兩種策略,即購買和不購買,這兩種策略下,假設農業產量分別是80和60,并用其代表農業支付;投入品生產商有兩種價格策略,即價格保持不變和提高產品價格。如果農戶購買,這兩種策略對應的廠商支付分別是40和60;如果農戶不購買,兩種策略對應的廠商支付是20。這樣,納什均衡是(贖買,提價)。
2.農業與下游產業的博弈。農業與下游產業就農產品價格也會展開博弈,農戶有兩種策略,即賣與不賣,糧食收購商有兩種策略,即提高價格與價格保持不變。在農戶與糧食收購商的博弈過程中,如果農戶選擇賣,在農產品價格不變及提高的情況下,農戶獲得的支付分別是40和80;如果農戶選擇不賣,無論價格是否變化,農戶獲得的支付都是20。對于糧食收購商而言,在價格不變時,對應于農戶賣與不賣的兩種策略,收購商的收益分別是80和10;在價格提高時,應對于農戶賣與不賣兩種策略,收購商的收益分別是60和10。這一博弈中均衡為(賣、價格不變)。
從中可以看出,農業與上、下游產業的博弈過程中,對上、下游產品的價格控制力都比較弱,這樣在通貨膨脹發生時,其投入品的價格上漲幅度有可能大于糧食產品的價格上漲幅度,如果農業的投入產出增量不能抵消投入品價格的上漲,上、下游產業就能完全擠占通貨膨脹帶來的農業收益增加。
從邊際收益dL= Q×(1-Ed1)dP1-X×(1-Ed2)dP2分析可知,在通貨膨脹下,農產品價格P1和農業投入品價格P2都會增加,但后者上漲的幅度會超過前者,即dP2>dP1,如果農業投入產出函數Q = f(X)所決定的產出增量能抵消投入品價格上漲的程度,即當dP1>X/Q×(1-Ed2)/(1-Ed1)dP2時,農業獲得通貨膨脹的財富分配效應,農民凈收益增加,農業發展。如果農業投入產出函數Q = f(X)所決定的產出增量不能抵消投入品價格上漲的程度,即如果dP1= X/Q×(1-Ed2)/(1-Ed1)dP2,通貨膨脹的財富收益完全被上、下產業侵占完畢;如果dP1
3.農業價格控制力弱的原因分析。在農業與上下游產業的博弈過程中,農戶只有兩種策略,買與不買和賣與不賣,而對于價格的影響力幾乎沒有,這與農業的市場結構狀況有關。中國實行,農戶分散經營,經營規模小,其市場結構相近于完全競爭市場,在這樣的市場結構下,市場參與者是價格的接受者,只有賣與不賣或買與不買兩種策略可供選擇。而其上、下游產業的市場集中度相對較高,對價格的影響力較完全競爭市場高。
1.價格保護動態化。為增加農民收入,促進農業發展,中國實行了農產品價格保護制度,各省相繼推出了糧食保護價格,如河南小麥的最低收購價以2006 年生產的國標三等小麥為標準品,白麥每市斤0.72 元,紅麥、混合麥每市斤0.69 元。這種固定的價格保護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農民的收益,但他并沒有保證農業凈收益為正。而農業穩定發展是農業凈收益的函數。在通貨膨脹的背景下,要保證農民凈收益為正,就要使農產品保護價格與農業的凈收益掛鉤,使其動態化,以確保農民凈收益不為負。
2.增強農業的農產品價格控制力。提高農產品價格控制力,一是實現農業的規模化經營,改變農業的市場結構,實現規模化的途徑很多,但任何途徑都以土地的自由流轉為基礎。另一方面是提高農產品的稀缺程度,商品越稀缺,商品所有者的價格控制力越強。而商品的稀缺程度與產品研發高度相關。為此要加強農產品研發,因地制宜,發展經濟作物, 重點發展高產優質高效作物。中國農產品研發能力低,新產品少,美國每年向市場推出的新食品種類大約在12 000―15 000種之間,如美國研發的大豆加工產品1萬多個,中國不過幾百多個,美國玉米開發3 000多個品種,中國僅有100多個品種。這種低的研發能力一方面使農業的投入產出率低,另一方面使中國農產品專用程度和品質不能滿足加工業的需求,直接影響了農產品的加工質量和加工品種的開發,影響農業對農產品的價格影響力。
3.提高農產品的增殖率,強化農民參與農產品流通的能力。農業生產者一般作為生產、生活資料的初級提供者,他們無法參與到農產品的流通與深加工之中,無法享受到在流通及深加工中農產品價值增殖的部分。中國農產品加工深度不夠,加工轉化率和增殖率低。發達國家的農產品加工率,一般在90%以上,農產品加工業產值與農業產值的比重約為3∶1~4∶1,而中國農產品加工轉化率只有40%~50%,其中,二次以上的深加工只占到20%,農產品加工產值與農業產值的比重為0.8∶1,因此,農產品加工發展的空間還很大。另外,在農產品流通過程中,利潤在各個流通主體之間的分配不均衡,批發商、零售商的成本利潤率要農民高出許多。因此,要加強流通領域各環節的價格控制,利用政策,調節收購、運輸、加工、銷售等產后環節利潤空間過大的問題,增強農民參與農產品流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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