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齡化和少子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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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齡化和少子化的影響范文第1篇
2013年的省級面板數據分析了少子老齡化背景下中國人口結構變化與房價變化的動態關系。研究表明：少子老齡化現象所導致的房價波動滯后于少子老齡化進程；少兒撫養比的下降、老年撫養比的上升和家庭結構微型化是推動我國房價持續上漲的重要人口結構因子；但從人口結構層面看，未來我國房價并不具備快速上漲的基礎，恐面臨較強持續性的下行壓力。
【關鍵詞】 房價波動 VAR模型 少子老齡化 家庭規模微型化
一、引言
目前，中國已處于“少子老齡化”加速發展階段。“少子老齡化”，即少子化與老齡化的統稱。截至2013年末，中國0―14歲人口約占總人口的17%，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為9.7%。伴隨著少子老齡化現象，我國平均家庭戶規模日益微型化，而這三者的發展態勢竟與我國房價的波動呈現高關聯度。據世界官方統計經驗，我國并不具備少子化的社會基礎。因此，在少子化與老齡化并存的社會背景下，以發展中國家的我國房價與人口子結構變化之間的關系作為研究課題，極具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然而國內外關于人口“少子老齡化”與房價關系的研究甚少，大多僅從老齡化單一角度考察與房價關系。大體來說，國外研究綜述可概括為老齡化“悲觀論”和“樂觀論”。“悲觀論”認為老齡化可能會造成房價下跌，導致房市奔潰。代表者有Modiglianni和Bergantino。而“樂觀論”認為經濟體制自身的調節可以熨平老齡化對房價的沖擊。代表者有BrooksWalker和Lefort。
由于我國少子老齡化等人口結構的轉變現象出現較晚等原因，國內學者對其研究起步遲。費方域等基于代際交疊局部均衡模型，論證房地產投資到期收益率與人口增長率無關。鄒瑾深入剖析了人口老齡化對房價的影響，但未考慮少子化對房價的影響。陳國進等分析了中國人口撫養比與房價的關聯性，但其研究未基于我國人口少子老齡化的現狀、所構建模型未設置控制變量，稍顯欠缺。
因此，本文基于VAR動態模型，采用Grange因果檢驗、面板協整檢驗等實證方法深入探究少子化、老齡化及家庭結構微型化對房價的動態影響，從而深化少子老齡化背景下對我國房價變動趨勢的認識。
二、模型構建
考慮到本文所選人口結構變量之間可能存在動態聯系等不利因子。筆者特選取向量自回歸（VAR）模型。令模型不含外生變量，構建非限制性向量自回歸模型如下：
yt=A1yt-1+…+Awyt-w+？著t，t=1，2，…，T
式中yt是n維列向量，T是樣本數，w是滯后階數，At為n×n維待估系數矩陣，？著t是白噪聲向量。綜合分析全國住宅銷售均價及人口結構變化規律及動態聯系，令yt=（LnPt，LnCDRt，LnODRt，LnHJt，LnYt，LnCNt）。其中P為全國商品房銷售均價，CDR為少兒撫養比，ODR為老年撫養比，HJ為平均家庭戶規模，Y為人均可支配收入，CN為非農業人口比。且人均可支配收入和非農業人口變量為控制變量。
三、實證檢驗
為消除異方差，對數化各組數據，分別記為LnP，LnCDR，LnODR，LnHJ，LnCN，LnY。
1、面板單位根檢驗與協整檢驗
通常經濟時間序列為非平穩，須對變量時間序列做平穩性檢驗。LLC檢驗和IPS檢驗結果顯示：一階差分后少兒撫養比等六個序列均平穩。而本文重點關注我國少子老齡化背景下人口年齡結構分布與家庭結構微型化對房價的影響，故以下將對其著重進行分析。
因LnP，LnCDR，LnODR，LnHJ序列是同階單整序列，故采用基于回歸系數的Johansen協整檢驗（表1）。結果表明：LnP、LnCDR、LnODR、LnHJ序列存在顯著的協整關系，即少兒撫養比、老年撫養比和平均家庭戶規模對房價具有長期穩定的影響。
2、Granger因果檢驗
根據信息化最小原則，計算最佳滯后階數為1。以下采用Granger因果檢驗分析商品房均價與人口子結構之間的因果關系。如下表2。
由檢驗結果可知，少兒撫養比（LnCDR）與老年撫養比（LnODR）相互引導；少兒撫養比、老年撫養比單方面引導平均家庭戶規模（LnHJ），且人口結構變量對房價的具有單向影響。
3、VAR模型估計
通過對VAR模型進行穩定性檢驗，發現VAR模型系統穩定。然后對其殘差進行檢驗，結果顯示其服從正態分布、無異方差性、無自相關性。
4、脈沖響應分析
因格蘭杰檢驗無法顯示三變量對于房價的動態影響及相關程度。以下將引入脈沖響應方程進行動態分析。如圖1。
在給少兒撫養比（LnCDR）施加一個標準差大小的正向沖擊后，對房價產生了負效應，且長期來看這種效應具有較好的持續性。當給老年撫養比（LnODR）一個正的沖擊后，房價呈上升趨勢，雖于第3期有所下降但之后迅速反彈并達到最高點，之后長期趨于穩定；從第4期到第8期，正效應最大。說明老年撫養比的上升有助于提升房價。平均家庭戶規模（LnHJ）給予房價沖擊后，房價迅速下降，在第2期達到最低點，且從長期來看房價呈現下降態勢，說明房價與平均家庭戶規模存在反向變動關系。對此，可分別從以下三點進行解釋：第一，曾經的“嬰兒潮”轉變為“嬰兒荒”。第二，“三重動機”施壓。首先，老年人改善自身住房的需求隨社會進步不斷強化；其次，福利分房制度和計劃生育的實行強化了老年人幫助下一代購房的動機；最后，老年人群投資渠道匱乏，而房產投資熱吸引了大量資本。第三，家庭規模微型化下持續增加的住房需求，推動房價上漲。
由脈沖響應圖進一步分析，可得出少兒撫養比等三變量對房價的影響伴隨期數的推進而逐漸減弱。筆者認為，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如下：首先，國家生育政策不斷調整與完善。如2013年末國務院出臺“單獨兩孩”政策，將通過減少家庭購房需求給予房價下行壓力。其次，伴隨老齡化程度的深化，由于高額的醫療保健費、老年人投資問題得到解決等因素，老齡化對房價的推動將減弱。
5、方差分解
為進一步完善VAR模型分析，以下將運用方差分解方法，探討人口結構各變量的沖擊對房價變動的貢獻程度。如表3。
由表3可知，人口結構變量對于房價的影響均滯后一期，而來自房價自身的影響當期就能實現，但前四期內房價自身貢獻率從100%迅速降至53.54%，之后有小幅上漲；少兒撫養比對房價沖擊的貢獻度不斷增加，長期來看，一直在8.5%以上徘徊；老年撫養比對房價的沖擊較之少兒撫養比大，且于第3期達到最高值18.92%；平均家庭戶規模在三者中對房價的沖擊最大，在第三期達到19.58%，從長期來看穩定在17.50%左右。故可綜合得出，短期內影響我國房價波動主要源自房價自身，但影響力度漸弱；其他三項人口結構變量對房價均具有長期影響，其中老齡化和家庭結構微型化影響較大。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第一，Johansen協整和Grange因果檢驗表明：少兒撫養比、老年撫養比和平均家
庭戶規模是房價的格蘭杰因，且對房價具有長期穩定的影響。同時，少兒撫養比和老年撫養比也是家庭戶規模的格蘭杰因。一方面，少兒數量減少、老年人追求高質量的晚年生活是導致家庭結構微型化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少兒撫養比、老年撫養比和家庭結構微型化通過對住房需求的改變進而直接影響房價。
第二，借助VAR模型估計和脈沖響應函數，動態地分析少兒撫養比等三個人口子結構變量對房價的動態影響。綜合以上結果可得：一方面，受到福利分房制度、計劃生育政策、金融發展程度及住房多樣化需求等多因素的影響，少兒撫養比及平均家庭戶規模的下降、老年撫養比的上升是推動房價持續的重要動力；另一方面，隨著我國少子老齡化程度的加深，未來我國房價快速上漲的趨勢可能發生逆轉。
第三，少兒撫養比等三人口子結構變量與房價的方差分解表明：首先，短期內房價波動受自身變化的影響很大，但大體呈遞減趨勢。這是由于房地產市場化初期的不成熟性和市場的內在弊端所致，但該現象會伴隨政府調控的加強及房產市場的不斷完善而逐漸消失。其次，少兒撫養比對房價的沖擊程度較小，老年撫養比、平均家庭戶規模對房價的沖擊程度較大。最后，人口子結構三指標對于房價的影響均滯后一期，而來自房價自身的影響當期就能實現。
針對以上分析，政府在調控房價時，不能僅從房產自身因素出發，而應統籌考慮少子化與老齡化、家庭規模微型化等人口子結構因子。同時，為弱化房產政策的滯后效應，應主動構建應對少子老齡化現象造成房價波動的決策機制和前瞻性預警機制。提高把握房產市場脈搏的敏銳性，不斷調整政策思路，避免房產市場的蕭條對國民經濟的可能沖擊。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耦合發展研究”（編號：13CJY008）；湖南省大學生創新性實驗項目“城市房價高企的因素分析”（編號：SCX1402）。）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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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齡化和少子化的影響范文第2篇
人口結構是指一國或地區在一定年度內的人口構成狀況，一般可以按照年齡、性別、種族、收入階層等方面進行劃分。人口結構的變化對一國或地區勞動力市場、消費、儲蓄、經濟規模等都會產生較大影響。由于不同年齡階段的人口數量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不同，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年齡變化趨勢會對經濟產生較大影響。因此，人口的年齡結構變化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尤為明顯。當前，我國人口結構變化主要表現為老齡化。按照國際通行標準，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達到7%的社會就是老齡化社會，這一比重達到14%的社會就是深度老齡化社會，這一比重達到20%的社會就是超級老齡化社會。2001年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數量為0.9062億，占我國總人口的比例達到7.1%，表明我國已經進入了老齡化社會。此后，我國老齡化社會進程加速發展。到2012年，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數量為1.94億，占我國總人口比重達到14.3%，表明我國已經進入了深度老齡化社會。《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報告（2013）》預測，2013年我國老年人口數量將突破2億，達到2.02億，占全國總人口的14.8%。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10》數據顯示，我國社會老齡化程度將不斷加深，到2050年我國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將達到30.8%左右。屆時我國老齡化程度會逐年超過美國、英國，并接近法國、加拿大等發達國家。與老齡化相伴隨，使老齡化不斷加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少子化，這也是我國人口結構的另一個主要特征。少子化是指由于出生率下降而造成的0-14歲低年齡人口比例不斷減少的現象。計劃生育政策持續實施是少子化最主要因素，當然，人們生育觀念的改變、生活節奏的加快、生活壓力增大也客觀上對少子化產生了一定影響。數據顯示，自1982年開始，我國0-14歲年齡段的人口比例一直呈下降趨勢。《世界人口展望2010》數據顯示，2000年我國0-14歲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25.21%，到2010年該比重下降為19.19%。與其他一些發到國家相比，我國少子化的進程發展較快。2000年我國0-14歲人口比重在美、英、德等七國最高，到2050年我國0-14歲人口比重下降至12.51%，該比重僅高于七國中的日本。一般而言，少子化會推動人口結構發生兩種變化：人口減少和人口老齡化。因此，少子化對我國人口老齡化的進一步發展有著不可忽視的長遠影響。
2、人口結構變化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一）勞動力供給水平降低，經濟增長面臨趨緩壓力如前所述，我國人口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處于老齡化和少子化的結構當中，而勞動年齡人口正處于不斷下降的過程當中。我國人口結構在短期內的不可調整性，使得我國老年撫養比到2050年將超過50%，而少年撫養比的下降也會帶來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到2050年不到全社會人口的60%。人口老齡化會導致勞動年齡人口老化，按照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的規定，把勞動年齡人口中45歲及以上的勞動力視為老年勞動力人口。2011到2050年間，我國勞動年齡人口隨著老齡化的加深呈現不斷老化的趨勢。其中，15-2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呈現出了比較明顯的下降趨勢，2011年15-29歲勞動年齡人口占總的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約為33.4%，到2050年該比例下降為24.1%。30-4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在2017年到2028年有個較小幅度的提升外，也一直處于下降趨勢。2011年30-44歲勞動年齡人口占總的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約為33.6%，2017年下降為30.7%，而后略有增長，到2028年該比例約為32.8%，之后一直呈下降趨勢，到2050年該比例約下降為28.4%。45-64歲的勞動力老年人口則一直處于上升趨勢，2011年4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占總的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約為32.9%，2050年上升為47.5%。可以看出，隨著我國老齡化程度的加深，勞動力也呈現出了老化的特征，而且老化的速度也在不斷加快。隨著少子化和老齡化的加深，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總數也在不斷下降。2011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總數約為9.77億，如果人口政策等未發生變化，到2050年預計這一總數約為7.90億。根據Y＝F（N，K），總產出是勞動力的函數，在勞動力過剩階段，因為有足夠勞動力剩余存在，勞動年齡人口減少不會對經濟發展造成太大沖擊。當前，我國勞動力供給正在迎來劉易斯拐點（蔡，2013）。劉易斯拐點之后，勞動年齡人口的進一步減少將對經濟發展產生明顯的制約作用。勞動力老化對社會勞動力產出率有抑制作用，進而會抑制經濟增長。勞動產出率都會隨著勞動力老化而有所下降。而勞動產出率的下降，勢必會帶來社會產出的下降。綜合考慮這些因素，老齡化的加速將會降低我國勞動產出率，進而減少我國社會產出總量。
（二）消費水平下降，內需拉動力量有減弱趨勢勞動人口的減少和老年人口的增加，會對全社會消費產生重大影響。根據生命周期假說，消費者是理性的，并且會以合理的方式使用自己的收入進行消費，以達到效用最大化。因此，老齡化和少子化會對個人的消費和儲蓄產生影響。一般而言，年輕人消費水平較高，而老年人的消費水平會隨年齡的增加而有所減少。人口老齡化與消費率之間存在負相關的關系，因此老齡人口的增加會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我國消費整體水平下降。加之我國老年人有儲蓄養老等傳統觀念，會在一定程度上減弱現行拉動內需的政策效果。由表2可以看出，消費率和少兒撫養比間存在正相關關系，少兒撫養比越高，則消費率越高。隨著少兒撫養比的下降，居民的消費水平會降低。消費率和老年撫養比間存在負相關關系，老年撫養比越高，消費率也越低。人口老齡化一定程度上會造成城鎮居民平均消費傾向下降。即無論是從少子化角度，還是從老齡化角度來看，我國人口結構的這種變化都會導致社會消費水平的下降。特別是隨著生活水平和醫療水平的提高，我國老年人預期壽命普遍提高。根據生命周期假說（LifeCycleHypothesis，簡稱LCH），消費率與預期壽命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即壽命越長，就要將有限收入放在更長時間里來消費，這樣每一個時期消費量就呈下降趨勢。圖4也完全支持上述觀點，從圖4中可以看出，35歲之后，人們或者是為了子女教育、或者為了自己養老方面考慮，在消費上的支出總體較低。特別是70歲以上的年齡段老人的消費水平呈現明顯下降趨勢。因此，當一個社會中70歲以上老人占總人口的比重不斷增加時，會嚴重制約全社會消費水平的提升，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也因此會受到影響，經濟下行壓力會進一步增大。
（三）養老問題更加凸顯，養老金支出壓力增大人口老齡化的加深主要會從贍養比方面影響基本養老保險基金。贍養比主要是指繳納社保基金人口與領取社保基金人口之比，這一比率對于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收支會產生重要影響。當該比率較低時，說明該制度下繳費者多于領取者，從而形成收入大于支出的情況；當該比率較高時，表明領取者多于繳費者，會逐步形成收入少于支出的情況。根據聯合國經濟與社會事務部的《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的有關數據，2011年我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占總人口的比例約為9.7%，而2050年我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占當時總人口的比例約為30.8%。2011年我國15-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約為71.5%，而2050年該比例約為56.7%。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出，未來40年我國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贍養比會不斷下降，且有可能下降為2:1以下，即兩個在職職工就要供養一個領取養老金者。老齡化加深帶來的贍養比下降意味著依靠在職職工不到20%的工資收入所積累的養老基金收入會遠不足以支付約占領取養老金者工資收入60%的養老基金支出。近年來，很多國內外學者和研究機構對我國未來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收支缺口進行了各種測算。世界銀行和財政部合作的測算我國養老保險制度債務的課題的數據顯示，以1997年為基準，從2001年到2075年，我國養老金的隱性負債規模約為13萬億元。國務院《中國養老保險隱性債務》的課題研究顯示，以1997年為評估時點，我國養老保險基金整體債務最低約為1.8萬億元，最高約為11.9萬億元。考慮到我國日趨嚴重的人口老齡化，養老保險基金的缺口將會迅速擴大。老齡化帶來的農村養老壓力也不容忽視。自2009年開始，我國進行“新型農村養老保險”試點，到2011年底參保人數已達到3.26億人。根據《國務院關于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新農保制度實施時，已年滿60周歲、未享受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待遇的，不用繳費，可以按月領取基礎養老金55元。此外，我國還有對80歲以上老人給予高齡津貼的政策，根據鄭功成主編的《中國社會保障改革與發展戰略》，對農村社會保障政府財政責任按照兩種方案進行預測，第一種方案預測農村高齡津貼自2010年至2030年平均為18.3億元，第二種方案預測農村高齡津貼自2010年到2030年平均為32.3億元。我國老齡化到了2030年之后會迅速加深，因此這一財政津貼的數額會繼續增加。由此，可以看出，人口老齡化也會增加我國政府在農村養老支出方面的責任。
3、我國應對人口結構變化的建議老齡化社會趨勢不可改變，要做的是設法使其進程放緩
（一）持續調整人口政策，保證我國勞動人口維持一定規模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大國特點之一是人口多。在一定意義上來講，保持一定人口規模是保持大國地位的必要條件。人口太多，超出自然資源承受能力范圍，肯定是負擔，但人口太少，也會有諸多方面的負面影響，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勞動力短缺。勞動力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沒有適當規模的勞動力投入，就不會有大的社會總產出，也會危及經濟大國地位。特別是在全球人口增長不很樂觀的情況下，未來各國之間的人才競爭可能不再僅僅限于今天所謂的高層次人才的競爭，有可能演變為對年輕人的競爭。據日本《每日新聞》消息，為緩解勞動力不足，日本文部科學省擬對以亞洲為中心的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留學生實施畢業“包分配”制度。目前這一計劃已經進入細節探討階段，將被寫入文部科學省2014年的預算中。日本的這一行動或許就是全球年輕勞動力爭奪的序幕。再加上人口的調整涉及因素很多，調整人口結構需要一個相對較長的過程。現在調整計劃生育政策，即使人們還愿意生育，要“長成”勞動年齡人口也需要15年或者更久。因此，目前就需要認真研究在堅持基本國策的前提下，逐步完善和調整人口政策。2014年之后，我國將陸續放開“單獨二胎”政策，這勢必會延緩我國老齡化的發展速度。但是我們還應該根據各地區發展水平與人口結構的不同，持續調整人口政策，以達到優化勞動人口結構、促進經濟持續發展的目的。
（二）改善我國勞動就業政策，著力提高就業率提高就業率（就業人口/勞動年齡人口）可以有效緩解我國養老金支出負擔。據國家統計局的《201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1年我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為9.3727億，占總人口的69.2%，比2010年年末下降0.60個百分點，是該比例30年來首次出現下降。根據《世界人口展望2010》的數據預測，我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在我國少子老齡化的人口結構的影響下，將在2018年達到峰值9.93億之后呈現逐年下降趨勢，2050年該年齡段人口將下降至約7.90億。這些數據表明，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將出現持續下降的趨勢，勞動力的減少將會通過就業率（就業人口/勞動年齡人口）增加我國養老金支出負擔。因此，我國應該從長遠角度、通過長期規劃來促使就業率提高。老年人力資源的開發利用是解決勞動力人口減少問題極其重要的途徑。老年人口在體力上無疑會處在日趨不利的階段,但其智力、經驗和社會資本等卻并不一定會同步衰減。鼓勵身體健康、有意愿的老年人退休后再就業、鼓勵和扶持年輕人創業、通過設立專門就業服務機構來縮短失業人員再就業的等待時間、增加就業培訓等多種方式來提高我國就業率，以最大限度緩解我國養老金支出壓力。
老齡化和少子化的影響范文第3篇
[關鍵詞]日劇 戰后 日本女性 婚姻觀
[中圖分類號]C913.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4）08-0080-02
戰后至今，日本女性的婚姻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本文系統介紹了戰后至今日本女性婚姻觀的變化，并分析其原因和影響，并且對2011年“東日本大震災”后日本女性婚姻觀的變化進行合理預測。通過本研究，希望對我國研究戰后日本女性婚姻觀變化的原因及影響的理論有一定作用，并希望對處于人口老齡化進程中的中國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一、戰后日本女性婚姻觀的變化
（一）經濟復興時期
在戰前和戰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日本傳統的婚姻觀仍占據主導地位。日本傳統的婚姻幾乎都是由父母決定的，女性沒有選擇配偶的權利。日本女性一旦結婚，便辭職回家，專門料理家務。《平成夫婦茶碗》中，片中有一段劇情講述了女主人公一節的父母一手包辦了一節的婚姻，并帶著一節去相親。這一劇情體現了日本傳統的婚姻觀。
（二）高速成長期
上世紀60年代后半期，日本傳統的“相親結婚”觀念向“戀愛結婚”轉變，女性擺脫了父母的限制，可以自己決定結婚對象。《東京愛情故事》中女主公赤名莉香不顧眾人輿論，勇敢追求自己的所愛――永尾完治，體現了日本女性“自由戀愛”的婚姻觀。
70年代前半期，日本很多“家庭主婦”變為“職業主婦”。《媳婦的煩惱》中，結婚13年一直是家庭主婦的女主人公藤木七海，利用公婆同住順便可以幫忙帶小孩這一條件，自己重返社會工作，由“家庭主婦”變為“職業主婦”。調查顯示，1970年，日本就業女性占了總雇傭人數的1/3，其多半數為已婚婦女。
（三）安定成長期到泡沫經濟破滅時期
80年代后半期，日本的泡沫經濟達到鼎盛，這一時期，日本女性在選擇婚姻對象時出現了“三高”一詞――高學歷、高收入、高身材，充分體現了日本女性的擇偶觀和婚姻觀。
90年代后，日本的泡沫經濟破滅，日本女性的婚姻觀也隨之變化，繼續堅持原來的“三高”標準已經失去現實意義，日本女性的婚姻觀開始轉為“三低”――低姿勢、低依賴、低風險。
（四）21世紀至今
21世紀以來，日本的婚姻率逐年下降，日本女性婚姻觀向未婚化、晚婚化、不婚化發展。《不結婚》中，女主人公田中千春，一位即將年滿35歲的單身女性，因為沒有合適的結婚對象，最終成為不婚一族；劇中另一人物，桐島春子，一位在事業上大有作為的女強人，將工作視為人生伴侶，認為自己不需結婚，是典型的“不婚族”。
二、戰后日本女性婚姻觀變化的原因
（一）經濟復興時期
戰前，日本“男尊女卑”觀念深入人心，日本女性在政治、婚姻、家庭等各個方面的地位低下。戰后，日本在美國占領軍的強制之下，進行了一系列民主改革，新憲法和新民法的實施，廢除了傳統的家族制度，肯定了夫妻雙方在財產、繼承、離婚等方面的平等地位。戰后民主化改革，雖然在法律上規定了婦女在政治上、經濟上獲得了“解放”，但傳統的家族觀念仍然存在，日本婦女的婚姻觀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傳統的婚姻觀在這一時期仍占據主導地位。
（二）高速成長期
1.日本女性思想不斷解放，自我意識逐漸覺醒。受西方婦女解放運動的影響，日本女性的思想不斷解放。另外，由于經濟的迅速發展，對教育投入加大，日本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自我意識逐漸覺醒。據統計，20世紀70年代中期，日本的高中教育已經普及。
2.經濟發展是日本女性婚姻觀變化的根本原因。一方面，在此期間，日本經濟迅速發展，造成男性勞動力不足；另一方面，日本傳統家庭逐漸解體，形成了夫婦和獨生子女的“核家庭”，日本女性的家務量隨子女數量減少而減少；加之日本工業快速發展，各種家用電器的出現，使得日本女性逐漸從家務中解放出來。這些條件為女性就業提供了就業機會。根據日本總理府的《勞動力調查》，1960年到1978年，女性雇傭者增加了1.6倍。
（三）安定成長期到泡沫經濟破滅時期
“三高”一詞，出現于日本泡沫經濟的鼎盛期。當時，日本社會出現了自60年代經濟高速增長期以來從未有過的繁榮景象，人們對物質生活的追求達到了空前的水平。女性把婚姻看作做幸福的歸宿，希望通過婚姻改變生活狀況或步入上流社會。所以，女性對于擇偶的標準如“三高”所述――高學歷、高收入、高身材。
泡沫經濟破滅后，日本女性的婚姻觀也隨之變化。“三高”的擇偶標準越來越不現實，越來越多的女性選擇伴侶時，由原來的物質層面向精神層面發展，希望找到互相尊重、互相信任、價值觀相符的人，并希望婚后能夠與丈夫共同承擔家務，同樣擁有自己的時間和空間。因此，所謂的“三低”，成為日本女性新的擇偶觀。
（四）21世紀至今
1.難以找到理想對象。日本厚生勞動省《平成25年版厚生勞動白書》指出，18歲至30歲的未婚青年中，有結婚愿望者高達9成以上，但是這一齡階段，有5成的女性既無交往對象也無異性朋友。一些女性對男性要求過高，過于挑剔，難以找到合適的對象，選擇不結婚。
2.對丈夫的依賴和對婚姻的態度發生變化。隨著日本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越來越多的女性擁有自己的工作，實現了經濟的獨立，可以不用依賴丈夫；認為“結婚是理所當然”的這種社會輿論壓力越來越小，日本女性把結婚當做結婚只是人生的一個選擇，并不是人生的全部，所以很多女性認為沒有結婚的必要。
3.在工作中實現了自我價值。隨著日本女性社會、經濟地位的提高，越來越多的女性進入職場，她們十分珍惜工作機會，并在職業中獲得了自我價值的體現，這使她們不想因結婚而放棄現有的工作。
三、戰后日本女性婚姻觀變化的影響
首先，女性地位上升，逐漸實現經濟和精神上的自立。隨著日本女性婚姻觀的變化，日本女性逐漸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領域活躍起來，女性的社會地位得到很大的提高。同時，女性從家庭中解放出來，并開始工作，逐漸實現經濟上和精神上的獨立。
其次，日本女性在經濟騰飛中發揮了重大作用。高速成長期的日本女性的婚姻觀，使得大量的日本家庭主婦重返職場，彌補了因經濟快速發展帶來的勞動力不足情況，支撐了日本高速成長時期經濟的發展。另外，日本女性必須承擔全部家務，因此，男性沒有后顧之憂，全身心投身于工作。日本著名的社會評論家武村健一，把日本女性在經濟中所發揮的作用比做戰時的航空母艦。
再次，日本女性婚姻觀的變化導致晚婚、晚育。據日本厚生勞動省《平成25年版厚生勞動白書》顯示：2012年日本婦女平均結婚年齡是29.2歲，日本女性平均生育第一個孩子的平均年齡是30.3歲，并呈現上升的趨勢。
最后，現代日本女性的晚婚化和不婚化導致日本少子化、老齡化加劇，阻礙了日本經濟的發展。日本總務省2006年6月30日發表的《2005年國情調查報告》指出：日本已經成為世界上老齡少子化問題最為嚴重的國家。日本老齡人口所占比例高達全國總人口的20%，而未滿15歲的人口，僅為全國總人口的13.6%。日本的少子化、老齡化問題給日本社會的經濟和社會福利等各個方面帶來巨大的影響：少子高齡化導致日本勞動力供給減少，動搖了日本的終身雇傭制和年功序列制，對日本的養老制度和醫療保險制度產生了沖擊，加重了國民負擔。同時，人口老齡化問題造成日本居民消費減少，儲蓄率下降，從而產生國內有效需求不足、資金供應減少等問題。另外，人口老齡化造成人才短缺，進而導致創新能力下降。
四、對 2011年“東日本大震災”后日本女性婚姻觀的預測
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后，日本AXA生命保險公司對10000名20歲到59歲的日本居民進行的網絡調查結果顯示，東日本大地震”以后，日本女性對結婚對象的要求發生了巨大變化。以前的“三高”在震后被“健康”“值得依賴”所替代。據日本厚生勞動省《平成25年人口動態統計》顯示，2013年日本婚姻件數為663000件，2011年661895件，增加了1105件；2013年離婚件數為231000，2011年離婚件數為235719，減少了4719件。“東日本大地震”后，日本結婚率有所上升，離婚率也有所下降。
2011年“東日本大震災”的發生，雖然對日本女性婚姻觀產生了一定的沖擊，但是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日本女性的婚姻觀。
五、結語
戰后至今，日本女性婚姻觀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從傳統的婚姻觀到“戀愛結婚”，從“家庭主婦”到“職業主婦”，從“三高”到“三低”，21世紀以來，日本女性的婚姻觀向晚婚化、不婚化發展。2011年“東日本大震災”后，日本女性的婚姻觀有所轉變，日本一度出現了“結婚潮”。但是，日本女性的婚姻觀并沒有從根本上得以改變。日本女性婚姻觀的變化帶來了一系列影響，其中由此引發的少子化、老齡化問題，對日本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2010年，中國政府進行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據《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第1號）》顯示：6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13.26%，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8.87%。毋庸置疑，中國正邁入老齡化社會。社科院權威，2011年以后的30年里，中國人口老齡化將呈現加速發展態勢，到2030年，中國65歲以上人口占比將超過日本，成為全球人口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國家。到2050年，社會進入深度老齡化階段。日本未婚化、晚婚化和不婚化帶來的少子化、老齡化等社會問題，對中國有一定的借鑒意義，為了避免中國也陷入這種現狀，中國政府應該積極采取相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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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齡化和少子化的影響范文第4篇
關鍵詞：人口紅利；農村空心化；人口老齡化
由于少兒人口減少、老年人口增多和人口流出的多重影響，湖北省人口紅利日漸減少并最終消失，勞動力工資上漲、社會養老壓力增大等問題將凸顯。人口紅利的變化會對湖北省的經濟、社會、人口等領域帶來不同程度挑戰，正確認識這些挑戰是制定應對之策，促進湖北經濟社會穩步發展的第一步。
一、人口領域的挑戰
1、勞動力市場將從“無限供給”轉向“供不應求”
人口紅利消失意味著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原先無限供給的勞動力市場將會發生根本性的轉變，逐步過渡到供不應求的狀態，這也昭示了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從湖北人口年齡結構變動趨勢看，2010年之后的勞動力市場開始出現了局部性的勞動力供給緊張，說明湖北勞動力市場開始邁上轉型之路。其中的原因在于湖北省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大規模轉移基本完成，勞動力市場供給逐年減少。根據預測，湖北省的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數在2011年達到峰值4408.22萬人，以后會逐年減少；到2020年減少到4194.47萬人，到2040年再減少至3870.91萬人。
2、人口政策面臨著“由緊轉松”的社會訴求和壓力
上個世紀80年代，湖北省人口出生率一直維持在20‰左右；進入90年代，人口出生率開始較快下降，從1990年的21.6‰下降至1999年的11.57‰，整個90年代湖北省人口出生率仍高于10‰；進入2000年之后，人口出生率開始個位數增長，平均維持在9‰左右。從婦女總和生育率指標看，建國初湖北省婦女總和生育率為6.23，70年代初下降到3.24，到1980年又降至2.12，基本達到國際低生育水平標準，2010年達到1.35，已然是超低生育水平標準。
湖北省人口出生率短期內的急劇下降，一個關鍵原因就是我國所實施的以“獨生子女”為特色的嚴格計劃生育政策。計劃生育政策的效果是顯而易見的，但是30后的今天我們面臨著與30年前完全不同的人口形勢，少子化和老齡化成為兩大人口特征，并衍生出諸如人口紅利快速流失、勞動力短缺、未富先老、獨生子女病等很多社會問題。當前，有必要對既有計劃生育政策進行反思，從政策角度提出應對人口紅利流失和人口老齡化的對策，促使湖北省人口健康持續發展，更好的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求。
二、經濟領域的挑戰
1、人口老齡化會導致湖北消費市場低迷、內需不振
對于人口年齡結構與消費之間的關系，主流觀點認為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會對消費結構、消費水平產生影響，王金營等（2006）人的研究表明，人口撫養系數的提高特別是老齡化程度提高的影響，使得人均收入提高所帶來的的消費水平提高的速度將會減小，老齡化將會降低未來的消費水平和消費比率。勞動年齡人口是人口紅利的主要創造者，隨著勞動年齡人口數量逐步減少和勞動年齡人口占比的降低，往往容易帶來消費市場低迷。
一方面，勞動年齡人口既有較強烈的消費意愿，更有足夠的消費能力支撐；而老年人口靠退休金生活，本身用于醫療和看護的開支占很大比重，能用于市場消費的資金非常有限，學者們一般認為老年人的消費水平相當于老齡年齡人口的70%-80%（李建民，2001）。人口老齡化程度日益加深，勢必會造成社會上整體消費意愿、消費能力和消費水平的下降。另一方面，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加深，對未來養老問題的擔憂會影響人們的消費-儲蓄傾向，尤其是在我國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保障水平低的時代背景下，隨著“四二一”家庭①數量的增多，更引發了人們普遍的養老焦慮，增加儲蓄“以防后患”成為人們理性選擇，進一步增強了人們的儲蓄意愿。儲蓄增多勢必會壓縮人們日常的消費開支，導致消費市場逐步走向低迷。未來湖北省人口紅利會漸漸消失，這意味著整個湖北省的消費市場會不斷低迷，這對實施“擴大內需”戰略、促進中部崛起是個巨大挑戰。
2、勞動力成本上升不利于湖北承接外部產業轉移
湖北省地處我國最中央地帶，經濟發展水平落后于東部沿海地區、勞動力成本也低于東部沿海地區，有條件成為國內外產業轉移的主要承接地，湖北省也為承接產業轉移做了大量工作，吸引外部資金取得了不俗成績。僅從引進外國資本來看，2012年外商直接投資達到56.66億美元，是2008年的1.75倍。湖北省人口年齡結構快速走向老齡化，勞動年齡人口減少，這帶來了勞動力成本上升，對承接國內外產業轉移是個不利的影響，并且這種影響已經開始顯現。國內東部沿海的勞動密集性產業，尤其是服裝、玩具、制鞋等行業已經開始從當地轉移，但是這些行業并沒有轉移到湖北省，有些是跳過湖北直接進入西部地區，有的甚至直接轉戰東南亞。湖北省人口紅利流失帶來的勞動力成本上升，會讓湖北在承接產業轉移的競爭中失分，而現代和新興產業的培育又面臨著競爭力不足的困境，這會讓湖北陷入“傳統的未引進來，現代的未長起來”的尷尬境地，對保持經濟持續較快發展相當不利。
3、人口紅利趨減會制約湖北經濟可持續增長能力
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已經被眾多國家和地區的發展事實所證實，最為人所知的是日本、韓國、中國及亞洲四小龍所創造的“東亞奇跡”。改革開放以來，湖北省的經濟發展也較多的得益于逐步釋放出來的人口紅利。湖北省于1992年進入人口紅利期，在1992年之前，GDP年均增速低于10%；但是1992年之后，GDP增速超過了10%，其中1990年代年均增速達到10.55%，進入新世紀第一個10年，湖北省GDP年均增速達到12.92%。可見，人口紅利期的GDP年均增速要遠遠的高于人口負債期的GDP年均增速，并且隨著人口紅利的不斷擴大，GDP增速也逐步加快，這充分證明了人口紅利與GDP增速兩者間的正相關關系。
既然人口紅利是經濟增長的一個推動力量，那么“人口紅利的消失必然會影響到經濟增長”的結論就成了不證自明的真理。2015年，湖北省人口紅利會達到峰值，之后人口紅利會慢慢消失，到2037年轉變成人口負債。在人口紅利逐步消失這段時間，也是湖北省產業結構調整、經濟發展轉型的時期，其經濟發展速度會適當回落，這也是經濟發展規律使然，但是人口紅利消失與經濟轉型發展相疊加，有可能讓經濟發展速度大幅下滑，從而引發更多經濟社會問題。如何減少人口紅利消失對經濟發展的沖擊，保持合適的經濟增速，是湖北省面對未來30年經濟發展必須解答的問題。
三、社會領域的挑戰
1、人口紅利趨減增大了湖北社會養老難度
湖北省人口紅利消失的過程，也是人口老齡化不斷加劇的過程。2010-2036年，65歲以上人口占比將從8.9%上升至20.18%，提高了11.28個百分點，平均每年提高0.45個百分點；其中到2020年65歲以上人口占比超過14%，標志著湖北省開始由老齡化社會進入老齡社會。人口老齡化過程有兩個問題值得引起重視，一是人口老齡化進程中城鄉之間差異明顯，農村人口老齡化程度快于、重于城鎮。根據湖北省老齡辦聯合武漢大學所做的研究報告《湖北人口老齡化現狀、趨勢與對策》顯示，2010―2035年之間，農村老齡化比重始終高于城鎮3―6個百分點。農村人口老齡化將于2016年超過20%，2028年超過30%，達到中、重度老齡化狀態，而城鎮則分別延遲到2022年和2032年，延遲4―6年②。二是高齡老人數量急劇增加。2010年，湖北省80歲以上高齡老人76.49萬人，占65歲以上老人的15.04%；到2020年，高齡老人數量將達到142.01萬人，占65歲以上老人的16.87%；2020年之后，隨著預期壽命的增長和老年人群體的擴大，高齡老人的數量和占比還將繼續提高。老年人的高齡化，將對社會養老、特別是護理問題帶來更大的挑戰和考驗。
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快速提高，整個社會面臨的養老壓力日益加大。一方面，政府的養老開支會大幅增加，政府養老金賬戶可持續性存在較大風險。另一方面，家庭的養老開支會大幅增加。計劃生育帶來了較為嚴重的“少子化”現象，湖北省的0-14歲少兒人口占比從1982年（三普）時的32.17%下降至2010年的13.19%，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少子化導致了大量“四二一”家庭，未來的大部分家庭將不得不獨自贍養四個老人，家庭的養老開支將大幅上升，這必然會抑制家庭用于其它方面的消費，不利于擴大消費市場，這也是老齡社會削弱社會活力的邏輯所在。
2、人口紅利趨減致使湖北出現大量農村空心化③現象
湖北省是人口凈流出省份，2012年，凈流出人口581.11萬人④，且凈流出規模逐年增加。湖北省流出人口中，絕大部分是農村人口，“農民工”是流出人口的主力軍。農村人口大量外流，不可避免的帶來了部分農村的空心化，農村空巢家庭大量出現，農田荒蕪，農宅空置，農村凋蔽，部分農村因此而走向消亡（陳池波等，2013）。從統計數據看，1990年，湖北省共有村民委員會32765個，到2000年減少至32400個，2010年再減少至26018個，20年的時間累積減少6747個村民委員會，平均每年減少300多個村民委員會。這其中有村合并的因素，但主因還是農村人口大量外出導致農村空心化，并最終讓這些村落消亡。
2012年，湖北省城鎮化率達到53.5%，未來城鎮化率提升的空間還很大，假設城鎮化率提高10個百分點，則意味著還要有超過500萬的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中來，這必然會進一步加劇農村空心化和農村消亡。農村地區人口紅利流失地，因人口紅利流失而呈現的農村空心化現象對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個巨大的挑戰，加快促進農業規模化經營、農村人口集中化居住將成為必然的發展方向。
貴州大學研究生創新基金項目“人口紅利概念界定及其測算方法”（基金編號：研人文2013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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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①“四二一”家庭指的是夫妻兩人，上面有四個老人，下面有一個孩子的家庭，2個人供養5個人的家庭。
②《湖北人口老齡化現狀、趨勢與對策》中人口老齡化采用的60歲以上人口占比。
老齡化和少子化的影響范文第5篇
一、日本養老金制度的沿革
日本的養老金(年金)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治八年(1876年)的“恩給制度”，即由中央政府出錢，對退役軍人及政府官員支付老年生活費作為國家對忠誠于國家利益的軍人及官吏的一種恩賞。進而在1939年建立船員保險和1941年制定《勞動者年金保險法》，是最早以民間勞動者為對象實施的養老保險，保證在他們年老或受到傷害及死亡時，本人或其家屬可以領到養老金。1944年又制定了《厚生年金保險法》，保險范圍擴大到職員和女性勞動者。二戰后，隨著日本經濟的全面恢復和復興，產業化進程加快，農村勞動力急劇涌入城市；再加上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空前低落，人口平均壽命逐步延長，進而急需擴大養老保險覆蓋面并完善國民養老保險制度。這樣，1961年日本制定并開始實行《國民年金法》，規定20歲至60歲的日本國民都要加入國民年金，實現了“全民皆年金”。
然而此時由于歷史的原因，并未形成全國統一的養老金制度。為了確保養老保險制度長期穩定的發展，1985年，日本制定了新的《年金修改法》，設立基礎年金，對分立的保險制度進行整合，實現了給付和負擔的公平化，對重復給付也進行了修正，同時還確立了女性的年金權。也正是這次改革確立了目前日本養老金制度的基本框架：大體上可以分為公共年金和補充年金。公共年金包括國民年金(基礎年金)和雇員年金，其中雇員年金又分為厚生年金和共濟年金。這樣日本以國民年金為基礎層的保障，以厚生年金和共濟年金為第二層的保障，而以自愿建立的年金等補充年金為第三層次的保障，形成多層次的養老保險體系。
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日本少子老齡化速度的加快，經濟一蹶不振，養老金制度改革一直在進行之中。1994年引入月工資浮動制，決定免除受雇者育兒假期的養老金保費；1997年開始實施“基礎年金賬號”制度；1999年決定將“厚生年金”和“共濟年金”的給付水平減少5％，引入在職老齡年金等。在此基礎上，2004年日本在養老金制度方面又做了比較大的改革，力圖實現養老金的給付與負擔的合理、公正，解決養老金財源問題，保持養老金制度的穩定和可持續發展。這次改革針對一些緊迫的問題采取了具體的解決方法，例如，針對泡沫經濟破裂、經濟長期蕭條而帶來的養老金缺口所采取了增加政府對年金的補助；調整繳費基數；提高繳費比率；取消年金基金投資運營的一些限制；規定大學生保險費補繳制度等措施。為了解決部分人拒交保險費的問題，日本政府決定利用行政手段，采取查封銀行存款、凍結個人資產等非常手段，強迫被保險人交納養老保險費。為了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沉重負擔，采取了在提高保險費的同時，逐年降低向被保險者支付的保險金；分階段提高退休領取年金的年齡等措施。
二、評析日本養老金制度的改革
日本養老金制度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和完善，逐步成熟并成為得以信賴的退休人員生活來源的支柱。而從另一個方面來講，日本養老金制度的不斷改革是為了滿足社會經濟變化的需要。戰后，經濟增長迅猛的日本需要建立一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來鞏固經濟的發展，所以擴大了養老保險的保障范圍，實現了全民皆有年金。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日本又針對人口結構的根本性變化以及養老保障制度的財務危機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最具典型意義的是多層次立體化養老保障制度體系建設、養老保險基金的金融運作以及基本養老金的調整機制等。進入2l世紀，由于經濟發展的停頓和少子老齡化的快速發展，日本的養老金制度雖然經過多次改革，但仍然面臨著以下問題：
(一)養老金財政困難有增無減
目前日本是老齡化最嚴重的發達國家，截至2006年9月，日本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為2640萬人，比上年增加83萬人，占總人口的20．7％。另一方面，日本的新生兒數量已經連續減少25年。少子化和老齡化速度的加快，使養老金財政日益困難。日本政府曾試圖通過提高退休年齡等辦法抑制養老金給付，并階段性地提高養老金保險費，但這些措施仍沒能改變日本養老金財政赤字的狀況。在最近這次改革中規定：國民年金(基礎年金)的國庫負擔比率由以前的l／3逐漸提高，到2009年達到1／2。這樣做是想通過提高國庫負擔比率、增加投入來彌補年金財政的不足，盡量抑制年金保險費的上漲，使低下的保險費繳納率不會進一步惡化。而作為安定的財源，政府可考慮的只有提高消費稅率、增加稅收來充當這部分費用。但是，把稅收只為某種目的而使用是否妥當，以及南于增稅而引起的民眾不滿并帶來消費下滑，進而影響整個經濟發展就得不償失了。
(二)養老金空洞化，企業負擔加重
代際間付出與回報的不公，社會保險廳的違規操作，政治家和官僚們滯納養老金保險費，2007年5月又發生了日本社會保險廳遺漏了5000萬份養老金保險記錄的大事，使日本國民尤其是年輕一代對日本公共養老金產生了信任危機，日本國民養老金的空洞化就是其具體的表現形式。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拒絕繳納保險費，會使將來拿不到養老金或無法拿到足額養老金的人數不斷增加，這樣，新一代人會更加不信任日本的公共養老金制度，最終會使建立在代際轉移基礎上的養老金制度難以維系。另外，這次改革規定企業和個人共同負擔的厚生年金，要從目前的13．58％最終提高到18．3％，這樣做無疑會增加企業的負擔。企業將用盡各種手段圖謀逃避繳費，例如，增加非正規用工，變更工資的支付方式，從而減少企業厚生年金的負擔，但是這會使年輕人的雇用受到影響，并減少整個社會的保險收入，使本已脆弱的日本年金體系受到更加負面的影響。
(三)如何實現多種公共養老金制度的一元化管理
日本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就不斷進行年金制度的合并，最終形成現在由政府掌管的國民年金和雇員年金兩大塊。但從目前來看這兩塊的給付水平仍存在較大的差別，復數公共養老金制度的并存造成了一定的不公。比如，截至2005年3月以國家公務員為對象的“共濟年金”月給付額為22．4萬日元，以地方公務員為對象的“地方共濟年金”為23．2萬日元，而以企業職工為對象的“厚生年金”僅為16．9萬日元。對于這種差別，人們希望將雇員年金并于國民年金之中，對公共養老金制度實行“一元化”管理。2007年4月13日日本內閣專門召開會議，通過了《被雇傭者年金一元化法案》，決定在2010年廢止以公務員為對象的“共濟年金”，將其統合到以企業職工為對象的“厚生年金”制度當中，從而消除在公共養老金上的官民差距。盡管該法案還要在國會審議，離具體實施還有段距離，但應該說是向養老金的一元化管理邁出了一步。
三、日本養老金制度改革對我國的啟示
通過對日本養老金制度改革的分析了解，結合當前中國養老保險制度所進行的改革，我們認為日本養老年金制度中的以下幾個方面的經驗和教訓值得借鑒：
(一)建立和完善多層次養老保險制度，保障社會成員基本生活需要
日本養老保障制度是一個多層次的體系，不同層次的制度覆蓋著不同的社會群體，提供了不同水平的養老保障。有基礎的，有補充的，這一點對中國的特殊國情尤為重要。中國是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十分明顯的發展中國家，地域經濟發展水平差別較大，農村老年人口基數大，人數多。隨著家庭結構由傳統的大家族制向核心小家庭的轉變，傳統的家庭養老將無法維持，農村老年人口養老問題難以妥善解決。在建立健全城鎮養老體制的基礎上，逐步建立農村養老體制，以形成一個低水平、廣覆蓋的養老保障體制，才有助于為中國完成社會經濟結構的巨變提供制度基礎。
(二)養老體制的改革和設計要解決代際不公問題
日本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建立在現收現付制上的養老體制并沒有問題，但是隨著老齡化的不斷加劇，經濟衰退等問題的惡化，養老金賬戶的不平等問題就凸現出來。我國也存在著類似的問題，我國的養老金繳費率一直保持在職工工資的25％-28％，與此同時養老金收入的欠費率每年也在20％左右。而且許多企業不堪重負采取了個人賬戶“空賬”運行方式。所以對于我國而言，下一步改革的關鍵是需要通過利用資本市場和國有企業改革來化解轉軌成本，以及做實個人賬戶問題。從長遠來看，在人口老齡化趨勢不可逆轉的情況下，只有選擇完全的個人積累制度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養老金籌資困難、養老金財務危機和財政危機等問題。
(三)從繳費、給付、基金管理等多方面入手實現養老金動態平衡
日本的經驗表明，如果一味地提高了養老金繳費，這相當于對個人征稅和公司征稅，不利于激勵個人繳費，并削弱了企業競爭力。因此，在提高繳費率方面要非常慎重。在養老金收益給付方面，如果給付水平太高，那么，將來進行削減將會遇到非常大的阻力。除了在繳費和給付方面進行改革外，利用養老金基金投資來籌集資金也是一條重要渠道。日本由于較強的政府干預，養老金投資的收益并不高。中國養老金投資收益也是如此。所以我們應該嘗試利用資本市場獲得較高的養老金投資收益。在養老基金面臨償還危機，宏觀經濟繁榮和通貨膨脹的情況下，要實現養老保險基金的保值增值就必須提高基金的運作效率，逐步擴大基金入市的比例。加大政府對公共養老金投資力度，是減輕養老金賬戶不平衡壓力和實現社會保障公平的重要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