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營企業家的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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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企業家的社會責任范文第1篇
企業家階層是當今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企業總體價值的化身,企業文化的代表。
近年來,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非公有企業迅速發展起來,一大批非公有制企業家也應運而生,他們憑著自己超人的智慧和膽識,通過艱苦的奮斗和努力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企業家這一特殊的階層也越來越為社會所關注。現代企業發展的歷史表明,一個企業發展的成敗不僅取決于企業家的領導、決策能力,而且更主要的取決于企業家的人格力量,這種人格力量表現為一種精神境界、一種政治品質、一種思想格調、一種價值取向、一種道德情操。它不受時空條件限制,能通過形象感染、輿論宣傳而征服人心。
《現代漢語詞典》對人格的解釋是:人的性格、氣質、能力等特征的總和;個人的道德品質;人的能作為權利、義務的主體的資格。由于通過分析人格,可以預測人的行為傾向,心理學家也十分關注人格問題。心理學意義上的“人格”亦稱“個性”,指個人穩定的心理品質。包括兩個方面,即人格傾向性和人格心理特征。前者包括人的需要、動機、興趣和信念等;后者包括人的能力、氣質和性格。這兩個方面的有機結合,使個性成為一個整體機構,共同決定著人的行為方式上的個人特征。
企業家是人類經濟發展中的一種非常寶貴的資源,是市場經濟的“源動者”,企業家作為一種特定社會階層的人,必然具有一些特定并穩定的意識傾向、心理結構及行為傾向,如獨特的知識能力、品德取向、價值標準及動機等,這些都構成了企業家的人格特質。
“企業家”一詞源于法文,原意帶有冒險家的意思?，F在,英語中企業家一詞Entrepreneur意為創建企業并擔任經營管理職責的指揮者。并不是一般的企業經理都能稱之為企業家,只有那些有創新思想并有創新業績的企業經理才能稱得上是企業家。在經濟學說史上,熊彼特首次提出企業家是經濟增長的原動力,企業家的本質是創新。熊彼特的創新理論,把創新分為產品創新、生產方法創新、市場創新、原料創新和組織創新。熊彼特認為,企業家應該具有以下能力:1、發現投資的機會;2、獲得所需的資源;3、揭示所從事的事業的美好前景;4、有效地組織企業;5、擔當風險的膽識。在西方經濟學中,企業家才能通常被視為與勞動、資本和土地相并列的第四種生產要素,即管理要素。是生產要素中的稀缺資源。正是企業家使經濟資源的效率由低轉高。
西方發展到19世紀,人們將企業家具有的某些特征歸納為企業家精神,在英文術語使用上,企業家(Entrepreneur)和企業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常?；Q?！捌髽I家精神”則是企業家特殊技能(包括精神和技巧)的集合。或者說,“企業家精神”指企業家組織建立和經營管理企業的綜合才能的表述方式,它是一種重要而特殊的無形生產要素。企業家精神是企業家群體共有的心理品質,是企業家人生道路選擇和事業追求的內在價值取向,是作為企業家所應有和特有的人格特征的內在動力,是支撐企業家創業成功及永續經營的內在動力。
所以,企業家人格除了指企業家性格、氣質、能力等思想和行為特征以外,還可以進一步綜合、概括化為反映企業家特性的企業家精神。所謂企業家精神就是指企業家經營企業的指導思想,是企業精神的核心和支柱。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企業家精神具體體現為企業家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精神素養、理想信念等。它不僅涵蓋了企業家才能,同時也包含更多的內涵,如冒險精神、效率精神、誠信精神、合作精神和敬業精神等,正是這些人格特質造就了企業家,使之能在市場舞臺上叱詫風云。
2民營企業家人格塑造和精神培育的必要性
界定我國民營企業,從廣義上看,民營只與國有獨資企業相對,而與任何非國有獨資企業是相容的,包括國有持股和控股企業。因此,歸納民營企業的概念就是:非國有獨資企業均為民營企業。但從狹義的角度來看,“民營企業”僅指私營企業和以私營企業為主體的聯營企業。
“私營企業”這個概念由于歷史原因不易擺脫歧視色彩,無論是私營企業的投資者、經營者、雇員或者有意推動私營企業發展的社會工作者,都傾向于使用中性的“民營企業”這個名稱,這就使“民營企業”在許多情況下成為私營企業的別稱。
隨著混合經濟體制的發展,民營企業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主體之一,它的發育、成長、壯大對深化市場取向的改革意義重大;而新一代民營企業家的培育對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對民營企業的進一步發展具有決定性的作用。由于歷史原因,我國民營企業家整體素質還存在許多問題,具體表現在對現代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三個不適應:
2.1知識文化底蘊不適應
表現為相當一批民營企業家知識水平不高,文化底蘊不深厚,知識結構不合理,與現代企業所需的復合型人才素質要求距離較大。一些民營企業不注重企業文化建設,不能準確吸納先進文化的精髓,揚棄落后文化的糟粕,還不能把所領導的企業培育成為學習型的企業組織。
2.2經營管理理念不適應
許多企業仍然局限于傳統家族式的管理,缺乏現代企業經營管理理念,現代企業意識淡薄,競爭意識不強。有的民營企業缺乏市場誠信,法制觀念淡漠,社會責任意差,治理企業、處理問題隨意性較大。企業內部決策獨斷,企業內部沒有完善的制約和監督機制。
2.3精神境界不適應
部分民營企業家缺乏現代企業家應具備的精神素質,即自強不息的中華民族精神;缺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信念和“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境界。有的精神不振,信仰缺失,經不起不健康的東西的誘惑;有的胸無大志,目光短淺,小富即安,停滯不前。
提出企業家人格塑造的任務,重視企業家人格塑造的問題,就是要倡導一種與社會化大生產與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發展要求向適應的企業家精神,建立一種企業家人格培育的機制和氛圍。對發展中的民營企業和成長中的民營企業家來說,這個任務尤其重要。
3時代對民營企業家的人格塑造的要求
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的成長除了技術進步,提高生產率之外,更需要企業家的人格魅力作為保障與推動?？梢哉f,企業家的人格如何直接反映了企業家的整體素質,它關系到企業成長,更關系到社會的發展。民營企業家擔負著發展企業、振興企業、實現民族騰飛的重任,強烈的創新精神、永不停止的發展沖動、堅韌不拔的內在毅力、對市場變化的靈敏觸覺、極強的復合素質,是他們的永恒主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民營企業家應具備如下的基本人格要素:
3.1主體精神
企業家的主體精神指的是發展企業家的個性和創造性,鼓勵競爭、探索和創新的精神。在西方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長過程中,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主體精神發揮了巨大作用。今天,在我國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作為創業主的非公企業家,在他的個人價值取向中首先要具有迎難而上、追求卓越的主體精神。敢于迎難而上體現了一個企業家的魄力,也賦予了企業不折不撓的勇氣,這種精神讓企業家不因困苦而失望,不因環境改變而沮喪,不因遭受挫折而萎靡,是企業家保持旺盛生命力和頑強斗志的源泉;追求卓越作為一種追求完美的理想主義精神,是企業家獨特的性格和人格魅力,它更是企業家的創業激情和創造力的源泉。市場是殘酷的,只有具有強烈的創業沖動和成就意識的人,才能創造和擁有一分屬于自己的事業。熊彼特講:“企業家存在有征服的意志,戰斗的沖動,證明自己比別人優越的沖動,他求的成功不是為了成功的果實,而是為了成功本身”?？梢?自主精神是企業家成功的核心特質。
3.2創新精神
積極進取、勇于挑戰的創新精神,是企業家精神的本質特征,熊彼特曾說:“企業家就是從事創造性破壞的那些人”?？v觀中外一切成功的企業家,都具有強烈的創新精神,尤其是在今天的知識經濟時代,企業家正是由于在創新精神的推動下,才敢于大膽采用新的科研成果和新的技術,勇于改革經營組織和經營方法,因而在瞬息萬變的市場中占有先機。只有不斷創新,企業才會發展。但是,有創新精神的前提條件是要有冒險意識,所謂冒險意識是基于創業沖動而產生的開拓精神,它是一種理智的冒險,是經過成熟考慮之后的敢于承擔后果和責任的行動。作為非公企業家,要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就需要有效地克服傳統文化影響下的依賴心理,培養自身的創新精神。
3.3負責精神
一個真正的企業家不僅要有強烈的成就需求,更要有深沉的歷史使命和責任感,企業家的責任感要求企業家的行為要對自己負責、對社會負責、對歷史負責。我國非公企業家的成長得益于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和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的發展,非公企業家在把企業做大、做強,成就自我的同時,也應該樹立產業報國,回報社會的理想。在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中,非公企業日益成為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非公企業家的社會地位也在不斷的提高,同時這也意味著其社會責任的加大。
企業家的責任包括經濟責任和社會責任。一個企業家要想贏得尊重,必須從最基本的經營活動做起,創造良好的經營業績和先進的文化理念,不能為了盈利而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同時一個企業家的一舉一動都應該力求對社會帶來積極的輻射效應,關心慈善公益事業、熱心“服務社會”。在目前我國的社會環境中,企業家還肩負著一個特殊的“社會責任”,就是通過自身的行動影響和帶動更多的企業群體,以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構建和諧社會。
3.4道德精神
企業家的道德是構成企業凝聚力的很重要的部分?？梢哉f,企業家的道德人格如何直接反映了企業家的素質,關系到企業成長。從這個意義上說,財富是有品德的,需要有品德的人來掌管它,才能獲得永恒的生命力。企業家不僅是經濟人,還應當是倫理人,人文精神應追求更高尚的人生意義和人格尊嚴,企業家應樹立一個道德法則及目標,以此來約束和激勵自己。
在企業成功的諸多因素中企業家自身素質的修養和管理風格、企業價值觀以及企業產品與經營中的信譽都離不開道德的約束和規范。現代化的社會是充滿競爭的社會,也是物質和精神文明高度發達的社會,因而,企業的發展必須以良好的商業道德為前提,“至誠守信、見利思義”應成為企業家行為的重要準則。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激烈的競爭固然不可避免,競爭中的合作才是最終目標,這也需要企業家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敬業精神和良好的職業道德,這樣才能使小的企業與大的社會協調發展,共同進步。
4民營企業家人格塑造的途徑
要推進民營企業家人格塑造,就要全面提升民營企業家的科學文化素質、道德素質、經營管理能力、民主法制意識顯得尤為緊迫。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4.1以以人為本為理念,尊重民營企業家的勞動創造和價值選擇
民營企業家是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他們和非民營企業的企業家有著平等的人格。雖然國家的政策方針對非公有制經濟的地位給與了充分肯定。但從目前來看,非公有制經濟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作用還遠未充分發揮,非公有制企業的運行環境還尚待改善。在現實中,歧視、排擠、誤解民營企業家的情況還很多,他們應有的政治、經濟、社會地位還有待認可和尊重。這種客觀狀況,使得民營企業家的人格完善受到許多負面影響。所以,以以人為本的原則尊重民營企業家,提升民營企業家的社會地位,充分理解民營企業家的艱苦付出和創造性勞動,充分肯定民營企業家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貢獻,讓民營企業家自強、自立、自尊、自為,這一切是民營企業家人格塑造的基礎條件。
4.2以公正公平為原則,給民營企業發展提供良好的市場環境
當前,民營企業的發展環境中仍然有很多不和諧因素,概括起來是三個環境的問題:準入環境、融資環境和行政環境和自然環境。在準入環境方面,2005年國務院的《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對市場準入做了不少原則性規定,但在實際工作中有一些隱性壁壘。如某些資源性的行業設定準入門檻很高,民營企業受到各種限制,很難進入。在融資環境方面,民營企業多是中小企業,有迫切的融資需求,但是針對他們的金融產品和融資渠道還很有限,還沒有建立和中小企業的發展相適應的投融資體系。事實上存在許多的條條框框和限制,以及長期的思想意識遺留問題,最終造成了現在的融資渠道不暢。另外,民營企業對金融市場的參與程度還比較低,民營企業的直接融資能力很弱,在總市值中的比重也很低。在行政環境方面,在某些行業和某些地方,仍然存在著行政透明度低、行政效率不高、行政制度不健全等問題,導致不少地區民營企業處于商業信息缺失的劣勢地位。構造良好的市場環境是民營企業家人格塑造的必要條件。新晨
4.3以獨立自強為動力,增強非公企業家求新求變的創新精神
在知識經濟時代,企業的競爭能力突出地表現在它的創新能力上。對于現代企業家來說,僅考慮投資、設備和傳統生產要素已遠遠不夠,更為重要的是獲取新知識,新科技、開發創新產品,培養生產創新產品的高水平專業技術隊伍。要引導民營企業家樹立創新意識,激發創新熱情,發揮創新潛能,建立創新激勵機制,加大科技研發投入,加快創新成果的轉化速度,大力開發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和技術,提高企業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能力,為建設創新型國家貢獻力量。同時,進一步引導民營企業家在制度創新、機制創新、體制創新等方面大膽探索,創建符合國情適合企業的現代企業制度和企業管理運行機制,以管理創新解決企業生存發展中面臨的深層次問題。
民營企業家的社會責任范文第2篇
【摘 要】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民營經濟發展迅速，民營企業的社會責任意識越來越強烈。慈善捐贈作為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主要方式，民營企業在慈善捐贈方面表現突出，并日益成為企業捐贈的主力。本文試圖通過對21世紀以來，我國民營企業慈善捐贈在各種重大災難面前的突出表現的梳理，歸納其捐贈特點，并提出政策建議。
【關鍵詞】民營企業；慈善捐贈；特點
一、引言
作為我國經濟發展最具內在活力的企業群體，民營企業在承擔社會責任、構建和諧社會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慈善捐贈是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重要方式。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民營企業的慈善事業迎來了快速發展時期，并逐漸成為企業慈善捐贈的主力。然而，在民營企業慈善捐贈的發展過程中，也存在如下問題：企業捐贈通常針對具有較大社會影響的突發事件，具有較強的臨時性、隨意性；慈善捐贈不規范、機制不健全；個別企業家捐贈活躍、總體上滯后等問題與不足。為了中國民營企業慈善捐贈的健康可持續發展，解決其存在的問題與不足，本文試圖通過對21世紀以來民營企業慈善捐贈在各種重大災難面前的突出表現的梳理，歸納其特點，并提出政策建議。
二、中國民營企業慈善捐贈的現狀
隨著民營經濟的不斷發展，民營企業逐漸成為慈善捐贈的主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民營企業的獨立主體地位意識越來越強烈，有參與社會管理與社會創新的迫切意愿，它們想用自身的行動回報社會，希望通過捐贈行為，肯定民營企業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其次，政府對慈善事業的扶持與引導。最后，慈善責任是民營企業積極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形式。21世紀以來，民營企業慈善捐贈在各種重大災難面前表現活躍，并自2008年開始，民營企業不僅從企業捐贈的數量還是捐贈水平上均超過國企，成為推動我國慈善事業發展的重要力量。
民營企業在2003年的“非典”、2008年的汶川地震、2010年的玉樹地震等突發性事件中頻現民營企業的活躍身影，他們積極參與慈善救助，在公眾面前樹立起了良好的社會形象。而根據中國慈善排行榜的資料顯示，自2008年開始，我國民營企業捐贈數量開始超越國企，捐贈金額也有增長的趨勢。
圖1
數據來源：中華慈善捐助信息中心
2007-2009年上榜民營企業數如圖1所示：2007年上榜民營企業86家，占全部上榜企業數量的38.7%；2008年有201家民營企業上榜，占全部上榜企業數量的61.9%；2009年上榜的民營企業的數量比2008年增加了一倍，達到412家，占全部上榜企業數量的45.9%；其中，2008年上榜民營企業捐贈總額為20.8307億元，占到上榜企業捐贈總額的37.9%，已經超越國有企業。從捐贈的民營企業數和捐贈額來看，民營企業日益成為慈善捐贈的主要力量。
表1 捐贈過億元企業名單
序號 企業名稱 所有權性質
1 大連萬達 民營企業
2 神華集團 國有企業
3 中國石油 國有企業
4 中國泛?？毓杉瘓F有限公司 民營企業
5 加多寶集團 外資企業
6 中國海油 國有企業
7 步長（制藥）集團 民營企業
8 恒安集團 民營企業
9 蘇州新太陽置業有限公司 民營企業
10 臺灣東方高爾夫國際集團 港澳臺資企業
數據來源：中華慈善排行榜2010年1月—7月榜單
2010年我國慈善捐贈總額中，億元大額捐贈成常態。根據《公益時報》公布的2010年1-7月捐贈過億元企業名單顯示，民營企業占據了其中的5席，仍高于國有企業的3席，以及外資和港澳臺資企業（見表1）。隨著民營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民營企業通過慈善捐贈參與社會活動，響應公眾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需求，慈善意識逐漸增強。由于國有企業屬于公共企業，大額捐贈并沒有受到贊賞，相反捐贈行為本身卻存在一定的爭議，而對于民營企業而言，其產權明晰，利益主體明確，擁有自主權是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優勢。所以，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間的捐贈差距，將逐漸拉大。總體來講，2010年，民營企業在慈善捐贈方面依舊處于領先地位。
此外，根據2012年6月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的《2011年度中國慈善捐助報告》核心數據顯示，2011年各類企業的捐贈達到485.75億元，占我國社會捐贈總量的57.5%。其中，國企捐贈115.63億元，占企業捐贈總量23.8%；民企281.2億元，占57.9%，是國企2倍多。由此說明，企業捐贈仍為我國公益慈善領域的主要力量，其中民營企業貢獻最大。
三、中國民營企業慈善捐贈的特點
當前，民營企業積極參與慈善捐贈活動，通過慈善捐贈的方式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在公眾面前樹立了良好的企業形象。然而，民營企業慈善捐贈多是在較有社會影響的突發性事件中，企業沒有長遠的慈善規劃，慈善捐贈具有較大隨意性；慈善捐贈不規范，機制不健全；個別民營企業表現活躍等問題的出現，這與民營企業自身的特點是密切相關的。
（一）慈善捐贈主體有較強的自然人特點
1.捐贈行為與企業家的個人價值觀密切相關
企業慈善捐贈行為影響因素之一是捐贈主體的特征，企業家的個人價值觀與企業慈善捐贈有著密切的關系。Campbell，Guhs，&Gruca（1999）檢驗了決策制定者的個人態度與企業慈善捐贈的關系，研究發現，富有同情心的高層決策者更愿意捐贈。
慈善救助是中華民族世代相承的傳統美德。中國傳統文化中“仁愛”、“積德”、“慈悲”思想，都蘊含著救人濟世、福利民眾的道德理念。民營企業家深受傳統文化的影響，往往局限于回報鄉土，造福四鄰的狹小社會。而民營企業家對慈善捐贈的選擇又影響著整個企業的慈善捐贈方向。以江蘇省民營企業為例，畢素華（2011）對江蘇省民營企業慈善行為進行實證調查，發現民營企業的個人特質成為了促成企業慈善捐贈行為的重要因素。調查顯示，54.7%的人認為慈善意識是民營企業在新時期應當具備的素質，55.1%的人認為履行道德義務有利于塑造企業形象、提升企業文化，39.7%的人認為同情心、惻隱心等人性是民營企業持久不變的道德形態①。所以說，民營企業家的價值觀、慈善意識對其慈善捐贈行為有著密切的關聯。
2.和企業經營狀況緊密相關
民營企業家的社會責任范文第3篇
總體而言，民營企業和企業家的生存與發展，有賴于存在一個競爭秩序為其保駕護航。根據德國弗萊堡學派代表人物歐肯在其《經濟政策的原則》著作中的觀點，可由國家建立和維持競爭秩序，而且國家必須在法治國框架內運作。構成這一競爭秩序的原則一共有七項：有運作能力的價格體系，幣值穩定、私人產權、開放市場、契約自由、承擔責任、經濟政策的穩定性。
上述競爭秩序及其構成原則的適用性，也在實際經濟發展中得到了驗證。美國、德國和英國基本上是從一種普適主義角度引入競爭秩序及其構成原則。中國實際上是有意或無意地、主動或被動地、在某種程度上選擇性地引入這種競爭秩序和遵循這些構成原則。
縱觀中外歷史，各國若要實現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基本上無一例外需要或多或少的接受這種競爭秩序和構成原則。
一個國家GDP基數越大，人均GDP越高，若要進一步實現較高速增長，轉向以普適角度維護競爭秩序的必要性就越大。在低人均收入階段，只要通過法治或者人治維護一定程度的經濟自由和一個平穩的經濟運行環境，經濟就能發展。到了中等收入階段，更需要利用法治而非人治來維護更高程度的經濟自由，保障更為平穩的經濟運行環境，讓市場作為自發秩序在資源配置和創新方面發揮決定性的作用。單靠人治經常會有顧頭不顧尾、“按下葫蘆起了瓢”的結果，解決不了政府官員面對龐大市場的信息不對稱和政策失靈問題，會難以保證經濟以較高速度增長。 民營企業和企業家的生存與發展，有賴于存在一個競爭秩序為其保駕護航?？捎蓢医⒑途S持競爭秩序，而且國家必須
在法治國框架內運作。中國實際上是有意或無意地、主動或被動地、在某種程度上選擇性地引入這種競爭秩序和遵循這些構成
原則?？v觀中外歷史，各國若要實現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基本上無一例外需要或多或少的接受這種競爭秩序和構成原則。 用指數測度民營企業生存與發展環境
眾所周知，民營企業的生存與發展環境仍然亟待改進。但是各省民營企業的生存與發展環境究竟如何？企業家們究竟如何感知？存在哪些具體客觀數據可作為佐證？
這需要設計一種中國民營企業生存與發展環境指數，對特定省區的民營企業進行調研，實際把握這些省區的民營企業生存發展環境現狀與問題。這樣一種指數、各方面指數和各單項指標的得分高低，以及不同省區之間的排序，有利于我們了解各省區的民營企業生存發展環境狀況，其各自的優勢與不足，從而使得我們能夠對照競爭秩序諸項原則和一些發達國家的經驗，提出改善各省區民營企業生存發展環境的一些總體思路和具體對策。
為了解答上述問題，筆者設計了以弗萊堡學派競爭秩序諸原則和法治原則為基礎的中國民營企業生存與發展環境指數，并以此來測度中國民營企業的生存與發展環境的得分。
中國民營企業生存與發展環境指數分為三級：一是總指數;二是方面指數;三是分項指標?？傊笖涤善唔椃矫嬷笖到M成，它們是政治秩序、法制保障、私人產權保護、開放市場、幣值穩定、金融自由，以及社會輿論。這七個方面指標對應了競爭秩序諸項原則和法治原則。
上述七項方面指數由34個分項指標組成。其中方面指數“政治秩序”由政治穩定、政府廉潔度、政府權力的分權與制衡、政府權力來源，以及公權依附度這5個分項指標構成。方面指數“法治保障”由知識產權保護、勞動合同法、環境法律法規、司法公正、財產安全，以及人身安全這6個分項指標構成。方面指數“私人產權保護”由非國有經濟產值比重、行政干預、非生產性投入時間、非正式費用支付、稅收政策、宏觀政策的擾動，以及企業補貼這7個分項指標構成。方面指數“開放市場”由民企進入的一般性、區域間貿易屏障、注冊企業的程序與時間，以及行政壟斷這4個分項指標構成。方面指數“幣值穩定”由貨幣供應量增長率、通脹率、通脹方差，以及匯率波動這4個分項指標構成。方面指數“金融自由”由融資缺口、金融市場準入、融資渠道、融資成本、投資渠道，以及資本流動性這6個分項指標構成。方面指數“社會輿論”由社會輿論的影響和相對話語權這2個分項指標構成。
在上述34個分項指標中，有些指標屬于主觀指標，有些屬于客觀指標，也有一些既涉及主觀評價，也涉及客觀測度。為了獲得主觀指標及其他信息，筆者設計了包括有86個問題的調研問卷。 指數得分在市場發育最好的粵浙兩省均不合格
自2014年底至2015年初，筆者利用四個月的時間在廣東、浙江兩省走訪企業，并利用面談、電話訪談、問卷答復等形式在兩省各獲得了100多份的企業家問卷。筆者利用其中每省各100份有效問卷，計算了兩省的民營企業生存與發展環境指數的得分。
即便兩省已經是國內民營企業最為發達的省份，但是其民營企業生存與發展環境指數得分也只是接近剛剛及格的水平（分別為5.39分、5.83分，滿分為10分）。方面指數的得分分布在4.62分至7.86分之間。
廣東省的政治秩序、法治保障、開放市場及金融自由四個方面指數都低于5分，私有產權保護在5分至6分之間，幣值穩定和社會輿論得分超過了6分。浙江省的政治秩序、法治保障兩個方面指標低于5分，私有產權保護、開放市場及金融自由三個方面指標在5分至6分之間，幣值穩定和社會輿論得分超過了6分。廣東和浙江兩省得分最高的方面指數是社會輿論，分別為7.03分和7.86分。
對于民營企業而言，幣值穩定為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提供了較好的宏觀保障，并且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深入人心，企業家逐漸擺脫了“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枷鎖，企業家的地位也在逐步上升，當地企業家感受的社會輿論對企業家比較肯定和尊重。這兩者對企業家的經營環境也是非常重要的指標。
浙江省的得分高于廣東，主要源自于浙江省的市場更為開放，金融自由更為廣泛。具體表現在浙江省的企業面對相對較低的市場進入壁壘，以及金融自由度更高。這證明廣東目前可以首先在開放市場及金融自由方面改善企業家的生存發展環境。而廣東省在行政壟斷、融資成本等分項指標上高于浙江，浙江省的民營企業生存發展環境亦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以上得分還表明，無論廣東省還是浙江省，都同時在政治秩序和法治保障方面得分最低，這個相同的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全國總體的狀況。政治改革落后于經濟改革的步伐使得民營企業面對了較為不利的政治環境;而相關的法律，尤其是經濟方面的法律則又和市場經濟的相關精神不符。
以上兩個方面是造成民營企業生存與發展環境指數得分低于及格線的重要原因。
從具體分項指標來看：兩個省的分項指數都低于3分的包括：政府權力的分權與制衡、政府權力來源、勞動合同法，以及區域間貿易屏障。以上四個指標指明了發展民營企業所亟須改善的方向。
兩個省的分項指數超過6分的包括：政治穩定、政治廉潔、財產及人身安全、行政干預和非生產性投入時間、通脹率及方差、資本流動性和社會輿論。以上幾個指數也是廣東和浙江民營企業相對發達的一些重要原因。其他的分項指標表明，勞動法、環境法在內的法律制度，稅收、宏觀經濟政策及補貼等政府政策，行政干預、行政壟斷及其帶來的對產權的侵害，壟斷的金融體制及較大的金融缺口是制約民營企業發展的重點，也是本文所指出的改善重點。 企業家問卷的匯總分析
針對本文所調查的浙江和廣東兩省民營企業以及其所代表的行業，本次調研所得到的主要結論如下： 第一，民營企業的經營困難。
從回答選項的選擇頻數來看，兩省被調查民營企業自身所面臨的最主要經營困難為：融資困難（61%），行政干預與行政壟斷壟斷（42%），政策波動大（41.5%），以及市場競爭和市場波動（38%）。其他主要經營困難包括：人力資源短缺（16.5%），稅收壓力（14.5%），國際經濟環境惡化（7%），公司治理不完善（3.5%），土地被征用（0.5%）。
這說明政府因素對民營企業造成了很大的經營困難。除了行政干預與行政壟斷和政策波動大屬于政府因素之外，融資困難在很大程度上也屬于政府因素，與我國長期推行金融抑制政策直接相關。
兩省被調查企業，大多數或多或少存在本企業維系經營需要的融資缺口，這個比例高達90%。其中12.5%回答有很大的缺口，急需融資，77.5%回答略有缺口，需要融資。雖然信貸配給總體上總會存在，但上述數字說明兩省的金融體系存在巨大的缺陷，需要檢討政府的金融抑制政策。雖然部分原因是企業自身管理造成的，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應該是政府金融抑制政策的負面影響。 第二，民營企業的經營壓力。
根據選擇頻次來看，在兩省被調查民營企業的市場競爭中最主要表現為價格競爭（59%），人才競爭（47%），以及非常規競爭手段（46%）。其次表現為產品質量競爭（27%），勞動力、土地、資本成本增加（21.5%），品牌知名度競爭（20%）。再次為企業管理水平（8.5%）。價格競爭伴生了部分民營企業的不規范的競爭行為，包括通過依附政府獲得額外收益以及采用非正常的市場競爭手段。除去面臨的市場競爭壓力之外，兩省民企面對的行政干預、行政壟斷問題頗為嚴重。而且，政府對市場的控制力度仍然較強，多半企業的經營認為受到了政策波動的較大負面影響。 第三，民營企業的生存年限。
兩省民企的生存年限仍然比較低，關于其平均生存年限的樂觀估計也不會超過10年，經營超過20年的企業更是不多，但是在廣東、浙江新成立的企業較多。 第四，民營企業面臨的法律法規約束。
當問及目前國家的勞動保護對本企業的影響時，兩省99%的被調查民營企業主認為現行《勞動合同法》造成了勞動成本增加，35.5%認為該法造成員工出現消極怠工，19.5%認為造成裁員增加，19%認為造成人才流失，1%認為不利于吸引外資。此外，有11%認為有利于規范企業運作。
在訪談中，部分企業主認為該法對企業主不公平，尤其是在出現勞動意外時需要業主負擔全部責任，使得一些員工在操作器械時不夠小心，甚至出現了故意受傷以獲得勞動賠償的情況。這也涉及到經濟學中所指的典型“道德風險”問題。 第五，民營企業及民營企業家的公權力依附程度。
當問及民營企業負責人自己認為目前民營企業對公共權力的依附程度有多大這一問題時，兩省多數被調查民營企業負責人認為民營企業對公權力很大或者較大的依附，占比合計為82%。只有18%認為依附不大或者不依附公權力。這么多企業負責人認為民企對公權力有很大或者較大依附，是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92%的企業負責人認為或多或少有必要通過擔任人大代表或者政協委員參政，沒有企業家認為“沒有必要參政”。正因為企業的經營生存受公權力影響很大，兩省大部分企業家才認為通過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身份參與政治非常重要。只有6%的企業家認為民營企業家參政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實現人生價值”，這證明只有很少數企業家將從政作為人生追求，不是為了其他外在的目的而參政。
根據其回答的選擇頻次，兩省民營企業家認為民營企業家參與政治的主要目的為（括號內為各項答案的選擇頻度）：一是為了通過政治平臺了解政治與經濟走向（88.5%），二是表達政治主張并推動社會進步（68.5%），三是尋求權利保障與政治安全（66%），四是提高政治地位獲得社會尊重（25.5%），五是積累政治資源（19%），六是實現自我價值（6%）。在廣東省，70%的被調查企業負責人選擇了“提高政治地位獲得社會尊重”，而在浙江省，只有25%的被調查企業負責人選擇此項回答。這是兩省之間最大的差別。被調查者認為，民營企業家參政的第一大主要目的是“為了通過政治平臺了解政治與經濟走向”，說明我國政治與經濟走向仍然不夠透明，缺乏預期，難以從其他平臺獲得有關信息。 第六，企業家的移民傾向。
兩省均有相當一部分的被調查民營企業家（合計38%）希望或者已經開始著手移民，企業家的企業規模越大，或經營者身價越高，其移民傾向越強烈。這一比例也給決策者與社會各界提出了很多警告。畢竟“良禽擇木而棲”，大量企業家移民，說明企業家的生存與發展環境相對于移民接受地而言不再有吸引力。移民接受地和移民來源地之間的制度落差要足夠大，前者才能吸引來自后者的企業家離鄉背井。 改善民企生存與發展環境的思路與對策
正如競爭秩序原則所顯示的，提高民企發展環境的核心是以普適的方式建立和維持一個競爭秩序。正如上文所述，這就需要推行和遵循構成這一競爭秩序的七項原則。過去我國的改革成功，其實是選擇性地、有意無意地接近這種競爭秩序的結果。現在若要進入富國俱樂部，則需要比以前做得更好，這就需要以普適性的方式替代選擇性的方式來遵循競爭秩序。
廣東和浙江兩省民營企業所面對的生存與發展環境問題在全國范圍內都有著很大的共性。針對課題組所發現的問題，我們提出一些旨在改善包括廣東和浙江兩省在內的全國民營企業生存與發展環境的思路與對策：
維護政治穩定應該建立在維護個人基本權利的基礎上，使得維權即為維穩，維穩等于維權。目前主要是通過反腐運動來提升政府廉潔度，還需要同時反腐的制度化和自動化，以此需要節制和約束公權，防微杜漸。政府權力來源還需要更多地體現民意，比如在中短期，可以引入地方民主選舉。公權力受到約束，推行有限政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能減少企業家和其他群體對公權的依附度。
落實法治保障：法治要體現上述哈耶克意義上“法律下的自由原則”。需要強化知識產權保護，鼓勵創新與發明。廣東和浙江企業家大多認為勞動合同法對企業經營有著負面影響。需要正視這方面的影響。需要區分勞動者的基本權利和“給予權益”（entitlement）。要把重點放在勞動力的基本權利保護。而“給予權益”可能需要通過費用和受益的多層化，供企業主和勞動者自主選擇。
加強私人產權保護：需要真正提升民營企業的地位，推行國企改革，使民營企業成為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和主導力量。國有產權比重大，行政干預和行政壟斷多，私人產權遭受侵犯和市場扭曲的程度必然傾向于大，距離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的要求就越遠，離開市場經濟體制的實現也遠。稅收政策和非正式費用支付的得分均很低，說明我國還需要走向低稅體制和有限政府，以大幅度提高得分。
在廣東和浙江兩省調研中，我們發現宏觀政策擾動對民營企業經營的影響很大，轉向奉行一個競爭秩序，維護經濟政策的前后一致性，要求各種經濟政策服從競爭秩序，與競爭兼容，才能真正持之以恒地私人產權保護和經濟發展。在競爭秩序下，市場作為自發秩序發揮作用，自發利用大量的市場力量去實現經濟效率，創造財富，增進國民福祉。在競爭秩序下，沒有宏觀經濟政策的位置，也不需要宏觀經濟政策。此外，企業補貼不僅是拿到補貼者的特權，而且是對未拿到補貼者的歧視，會扭曲競爭，而且政府并沒有充分的知識識別誰最合適接受補貼。企業補貼反而往往成為政府的“設租”，不符合補貼要求者反而去尋租，即撈取在競爭秩序下不存在的額外好處。因此應該原則上取消企業補貼。
積極開放市場：應該通過打破壟斷，以保障民企進入的一般性。需要引入政府之間的可訴性，強化對抽象和具體行政行為的可訴性，以此推動消除區域間貿易屏障。目前注冊企業的程序、時間在兩省得分較好，但是仍然有較大的提升空間。這方面的改進需要打破壟斷相結合。否則民營企業只是在為其劃定的競爭性領域運作。
實現幣值穩定：在幣值穩定方面，匯率波動的得分最低，對東部企業經營的影響也最大。從長期看，匯率穩定作為外部幣值穩定取決于內部幣值穩定，即國內物價穩定。貨幣政策應該遵循單一政策目標，即以維持物價穩定為目標。幣值穩定的人民幣可以與浮動匯率制相結合。匯率的穩定取決于人民幣的幣值穩定和中國經濟基本面的穩定。從長遠看，轉向自由銀行業和自由的貨幣競爭，更能維護幣值穩定，包括匯率穩定。在其中，私人銀行可以基于多種足額的準備發行貨幣，由此展開貨幣競爭。
民營企業家的社會責任范文第4篇
盡管民營企業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民營企業的發展也面臨著全新挑戰。一方面，世界經濟正在通過諸如WTO、IMF等國際組織把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卷入經濟全球化，各大跨國公司均看好中國的市場潛力，紛紛登陸，在中國出現了全球競爭本地化的局面。本土民營企業的主要競爭對手將轉為外資企業。另一方面，世界范圍內科技革命突飛猛進，知識經濟的浪潮也在開始涌動。與此相適應，世界范圍內將出現大規模的產業結構重組。中國民營企業在其中如何定位，也十分值得深思。此外，我們也看到由于民營企業長期游離于計劃體制之外，擺脫了像國有企業那樣的計劃和行動約束，追求自我利益的機制得以強化，因而在其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忽視乃至損害社會和他人的利益，諸如逃避納稅責任，生產假冒偽劣產品，污染環境，克扣員工工資和福利等社會責任缺失現象。這不僅制約了民營企業自身的健康發展，而且給社會也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因此，探討政府對我國民營企業發展的引導問題，特別是民營企業的社會責任問題，對我國經濟社會全面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目前對民營企業政府引導問題的研究已經成為當前學術界的熱點課題之一。特別是民營企業的社會責任問題關系到民營企業的興衰，是民營企業研究的一個理論分支。深化對民營企業社會責任和引導問題的研究有助于我國民營企業把握市場需求的發展脈絡，認清市場經濟的發展方向，找出民營企業社會責任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從而增強其把握市場的能力，獲得可持續發展的動力。加強民營企業市場引導的研究也有利于民營企業認識到自身在提高市場占有率方面的優勢和劣勢，從而突出優勢并在此基礎上構建核心競爭力，促使其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
針對當前存在的這些問題，著名學者唐世龍撰寫了《湖南民營企業成長的政府引導模式分析》。本書內容豐富，思路創新，一方面，總結到目前為止湖南民營企業的成長歷程、發展現狀、優劣勢分析，另一方面，對民營企業的政府引導和下一步發展趨勢進行理性預測，并提供許多針對性的建議和有益的參考。例如，本書運用市場競爭理論和政府規制理論，從企業管理層面研究政府引導民營企業發展問題，拓展了市場競爭理論和政府規制理論。再如，本書通過對湖南民營企業在社會責任和環境保護方面的實地調研和分析，了解湖南民營企業發展與政府引導實證研究領域的基本資料.找出湖南民營企業短壽的內在原因和壯大發展規律。
本書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力求實現規范分析和實證研究的結合。規范分析為本書引出問題、認識問題、理解問題奠定了基礎，而翔實的實證研究則為進一步剖析問題、解決問題提供了依據。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外的許多企業管理理論被介紹和引述過來，由此對我國企業經營管理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是，我們認為在政府引導企業發展的研究中盲目地跟從西方學者的研究成果是不恰當的，尤其是只接受某一國家或企業的模式而漠視本國實際環境背景更是不足取的。因此，如何全面地認識西方學術界和實踐界的政府管理企業發展模式，如何將這些理論應用于我國的實踐，如何從本質上把握政府引導模式的運行機制，是本研究的重要出發點。
與現有的湖南民營企業發展研究著作相比，本書有三個明顯特點：
1.針對性。本書是為湖南民營企業家量身定做的，充分考慮民營企業的實際環境和需要。本書在系統介紹國內外相關理論與觀點的基礎上，幫助民營企業家建立起相應知識背景，并結合我國民營企業發展的實際和運營難題，探討政府引導民營企業發展創新的途徑與手段，并對政府在引導民營企業創新運營的運作機理和基本特征做出比較深入的探討。民營企業可以有選擇地進行實踐，對企業運營中的主要方面進行針對性的重點提升。
2.實用性。本書注重實務性和可操作性。本書將提供大量翔實的有針對性的第一手材料，既有創業企業的成功經驗，也有知名企業的失敗教訓，有機地將生動的現實案例解析與管理學規律結合起來，深入淺出地介紹了企業運作精髓，強調制度規范和運作科學，為湖南民營企業家提供了經營原則和運作指南，同時對新的經濟背景下民營企業的戰略選擇進行深入探討。
民營企業家的社會責任范文第5篇
1．民營企業誠信建設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的重要方面。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當前一項系統工程，必須突出重點、統籌推進。就民營經濟領域而言，加強民營企業的誠信建設具有現實緊迫性和針對性。一方面，企業要加強誠信內部管理，堅持以人為本，積極履行對職工的責任和義務，同時培育和打造誠信的企業文化，增強員工的誠信意識。另外一方面，民營企業要推動對社會大眾及利益相關者之間的誠信。對消費者提供物美價廉的產品服務，對其他企業，公平參與市場競爭，營造共贏共進的良好格局;對社會要照章納稅，遵守市場規則，勇于承擔社會責任。
2．民營企業誠信建設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的有效載體。以實施“千企幫千村”工程為載體，積極引導企業參與新農村建設。積極引導企業支持“老少邊窮”地區，在“老少邊窮”地區投資興業。積極引導有條件、有實力的民營企業積極投身光彩事業。積極引導企業勇于承擔社會責任，支持災區建設，在“大災大難”面前彰顯愛心。旨在為社會行為導向和價值追求樹立標桿，充分發揮誠信企業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引領作用，在全社會建立人人誠信、支持誠信、參與誠信建設的良好社會環境，有利于在全社會廣泛形成守信光榮、失信可恥的氛圍。
3．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民營企業誠信建設的助推器。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民營企業誠信建設提供基本遵循和動力支持。國家層面的“文明”，在經濟領域主要體現為經濟制度公正、經濟運行有序、經濟管理科學、生態環境良好、資源利用高效和財富分配合理等，能夠保證民營企業經濟運行的可持續性，從而在現代化過程中促進民營企業的經濟文明素質提升，推動企業的誠信建設。社會層面的核心價值觀集中反映社會成員以及企業的經濟關系及其協調準則，是重要的社會平衡器。公民層面的核心價值觀科學界定社會成員進行經濟活動的行為規范，從事經濟活動都應遵循的價值取向和行為規范，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及企業高效有序運行的前提。
二、經濟新常態下民營企業誠信建設中存在的問題
1．少數民營企業家誠信意識淡薄。根據中國零點調查公司的一項調查結果表明，部分企業家對經濟活動中出現的誠信缺失現象持容忍態度。如對利益相關者行賄容忍度為73．2%，對虛假廣告、虧大其詞的容忍度為49．5%，對缺斤少兩的容忍度為46．4%，這些數據尖銳反應出了少數民營企業家誠信意識淡薄的客觀現實。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追求企業利益最大化和個人利益最大化已成為企業發展的價值目標，于是少數民營企業家在最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罔顧政策、法規的藩籬，違背道德的良知，瘋狂侵吞社會財富，滋生出形形的信用缺失現象，近些年來的地溝油、染色饅頭、虛假廣告、毒奶粉事件等等就是鮮活例證，很大程度上破壞了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社會環境。
2．民營企業信用制度虛置現象突出。企業信用體系建設狀況是現代企業評價體系的重要指標，其制度體系包括財務信用制度、管理信用制度、人事信用制度等，是民營企業持續健康發展的制度保障。完備規范、運行有序的企業信用制度體系不僅有利于激發企業內部優勢和活力，實現企業經濟效益最大化，也有利于優化企業發展的外部環境，如良好的融資環境和社會聲譽。由于我國民營企業發展起步較晚，發展速度又太快，民營企業的家族式、粗放式經營模式弊端不斷暴露，民營企業誠信制度體系建設滯后，同時由于國家市場信用體系建設不完備，少數企業對誠信重要性認識不夠，在一定程度上也導致少數企業為追求短期自身利益而誠信缺失，當失信的個體實踐成為群眾行動，對市場體系的健康運行將帶來極大危害和沖擊。
3．發展困難期民營企業重大失信事件呈多發趨勢。在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和下行壓力增大的嚴峻形勢下，民營企業融資難度增大，企業生產運營出現一定的困難，部分民營企業制作虛假財務報表，大肆進行偷稅漏稅與走私騙匯騙稅等違法行為，有些企業甚至違背誠信原則，制假造假，合同詐騙，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隨著宏觀經濟增速放緩，融資成本加大，民營企業生存和發展面臨巨大的挑戰，與之相隨，在房地產、制造業等領域民營企業家出現大規模的失聯跑路現象。
三、推進民營企業誠信建設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對策和建議
1．夯實民營企業誠信文化，營造核心價值觀培育的良好氛圍。夯實誠信文化，是構建民營企業誠信的核心。夯實誠信企業文化，主要從四個方面努力:一是優化公司的治理結構。在管理層、投資者和社會各層面的監督和自身努力下，規范與優化公司治理結構。二是樹立良好社會聲譽，企業的社會認可度是一種無形資產，良好的社會聲譽不僅可以帶來發展資源和經濟效益，對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成為企業文化的核心內涵。三是創名優產品，品牌是一個企業的標識和形象，品牌中蘊涵文化和價值;四是主動承擔社會責任。企業承擔社會責任一方面可贏得社會美譽和廣泛認同，另一方面能更好地體現企業文化及其價值理念，實現企業發展與社會和自然發展的良性互動。加強社會誠信教育，營造良好社會誠信環境，營造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社會誠信氣氛。從社會學來看，市場主體之間會有一個心理交互作用或行為相互影響的與社會互動的效應。民營企業誠信建設離不開社會誠信大環境，解決當前民營企業誠信問題，不僅需要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更需要發揮各類社會主體的作用，充分利用電視、報紙、雜志、廣播、網絡、新聞等傳媒手段，對社會失信事實進行曝光，對社會誠信行為進行弘揚，加強對失信行為的傳媒監督和約束，促使失信行為承受因失去誠信而帶來的強大的道德壓力和輿論譴責。在全社會樹立起以誠為本、信守合同、講求信譽、追求信任的良好的社會道德風尚，促進誠信社會大氛圍的形成。加強宣傳教育，努力提高全社會誠信的水準。在此基礎上強化民營企業經營要遵循合法經營、講究誠信、互惠雙贏的意識。加強民營企業內部誠信治理，增強核心價值觀培育的行動自覺。創新內部誠信治理是民營企業誠信建設的關鍵。加強企業內部誠信治理要從三方面去著手。一是理順完善內部誠信管理體制機制，要把誠信作為核心理念貫徹到企業生產經營環節的各個方面，促進誠信意識養成和誠信實踐的實施。與此同時，抓緊制訂企業商業道德準則和職業道德規范，在信用管理和信用建設上探索經驗。二是要抓住民營企業家這個少數關鍵，增強民營企業家的信用意識，發揮董事會和監事會對重大決策要發揮監督作用。三是要樹立良好的企業誠信形象。主動承擔應盡的社會責任和企業義務，特別是在環境保護、商業合同、人事勞務等方面的責任，不損其他參與經濟活動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