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傳播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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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傳播理論范文第1篇
1.運用“具體”原則將抽象的思想政治理論轉化為具體形象的語言。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是一個以概念、原理為主體構筑起來的較為嚴密的理論體系，理論性、抽象性和概括性都比較強。在具體的教學教育過程中，教育者面對的教育對象并不是專業的理論研究者，對他們而言，思想政治理論課的理論性較強，一些政治術語較為抽象。將抽象的理論轉化為形象、具體的語言，這種做法不僅有助于豐富教學內容，也是理解的一個基本原則。當教育者試圖把一個觀念傳達給每一位學生，而又不確定他們知道些什么的時候，具體是唯一可靠的語言。事實上，在增強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吸引力的幾大原則中，具體是最容易做到的，也是這些原則中最有效的。
2.運用“可信”原則建立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信任關系。青少年有一種典型的“逆反心理”，這種心理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動中常常會遇到的現象。很多大學生一聽到思想政治理論課，就會有一種抵觸情緒，他們認為老師是來給他們灌輸思想的，老師越是強調一些理論，他們越是不以為然。逆反心理一旦產生，會極大地影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順利開展。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努力使授課內容真實可信、不夸不假、不偏不倚，使大學生信服。大學生只有建立在對思想政治理論教育者信任的基礎上，才能積極主動地去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才能把思想政治教育內容轉化為自己思想意識的一部分。
3.運用“情感”原則將大學生的思想意識轉化為良好的道德行為。通過各種思想政治教育手段，大學生理解并相信了思想政治工作者傳播的政治觀點和道德規范，但僅僅相信還遠遠不夠，更重要的是讓他們有所行動，即將養成的思想意識轉化為自己的行為習慣，在實踐活動中體現出來，這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終目的和歸宿點。如何實現從內化到外化的轉變？根據情感主義倫理學的觀點，人的情感是道德行為得以發生的重要驅動。人的認識只有與相應的情感體驗發生共鳴時，才能對這種知識堅信不疑，并付諸實踐。因而，思想政治理論工作者要努力找準情感溝通的接近點，使教育入耳、入腦、入心，從而引導學生的行動。
二、創新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環節
1.興趣激發，引導學生集中注意力。堅持意外原則最忌諱授課內容平淡無奇。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應努力挖掘教材的深度和廣度，將教材內容的特殊之處展示給學生。打破常規使大學生有了短暫的驚訝，但還不足以持久地吸引學生的注意力，為了讓學生持久地關注整堂課的內容，第一，可以創造一些好奇心的缺口。根據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的行為經濟學家喬治•洛溫施坦（GeorgeLoewenstein）對情境興趣的解釋，當我們意識到自己的知識出現缺口時，好奇心就產生了。對于思想政治理論課而言，授課教師需要掌握最新的學術動態，具備較高的政治理論水平，介紹一些本學科領域最新的學術觀點，讓大學生發現自己的知識結構出現了缺口，這樣大學生才會有意識地充實自己的知識結構。第二，為了調動大學生學習思想政治理論課的興趣，可以創造一個有懸念的事件或者謎團，并在授課的過程中慢慢揭開，這就是所謂的“謎團教學”。值得一提的是，謎團教學不僅可以持久地吸引學生的注意力，還可以培養學生探索科學的能力。
2.力避抽象，讓學生理解并記住授課內容。堅持具體原則要盡量避免授課內容充滿了概念、術語和理論。由于不同的社會閱歷和知識結構，老師和學生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另外，不同專業的學生對理論的認知理解存在很大的差異，而大多數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都沒有考慮到文理工科學生的差異化。為此，在講授政治理論課時，要盡可能地做到深入淺出，使理論形象化、具體化和生動化。在具體的語言之中，思想政治課理論就有了具體的依托，具體的內容往往給我們帶來畫面感和視覺形象，學生就能把抽象的概念建立在一個具體的基礎上，才能真正理解并記住老師講授的理論。
3.直面質疑，同意并相信授課內容。堅持可信原則要擺脫高高在上的說教者姿態。在對大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時，第一，適當地引用一些非權威的觀點，有時非權威比權威來得更加可信。所謂的非權威指的是一些小人物，他們生活在社會基層，沒有任何權力，不代表官方態度。在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時，多讓一些小人物發表他們的看法，不僅有助于增加觀點的可信度，也比較容易引起大學生的共鳴。第二，在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時，盡量減少空洞的說教，多尋找一些生動的細節。具體清晰的細節能讓學生身臨其境，調動起學生的視覺、聽覺和感覺，喚起學生內心的情感，引起他們的共鳴。不僅如此，具體明確的細節還會讓我們的敘述更加真實，我們的觀點更加可信。第三，對于大學生的質疑，不必回避。社會的急劇變革，自然積累了諸多社會問題。大學生關注社會熱點問題和現實問題，是關心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表現。作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我們應該鼓勵大學生的質疑精神。同時，要敢于面對這些復雜的現實問題，必要時還要和大學生進行辯論，只有這樣才能激發大學生對黨和政府的認同感，進而將思想政治道德認識內化為思想政治道德信念。
4.聯系實際，引導學生外化于行。堅持情感原則要密切聯系大學生的實際生活，觸發大學生的積極情感。第一，要將思想政治理論課內容與大學生的實際生活聯系起來。長期以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與大學生實際生活脫節，嚴重影響大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這就要求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要以學生為本，不斷滿足學生多方面的需求。只有抓住大學生感興趣的東西，才能讓他們真正在意，并影響他們的行動。第二，通過情感教育，觸發大學生積極的情感體驗，喚起大學生自我教育的主動性，將思想政治道德認識外化為良好的思想政治道德行為。思想政治教育者一方面要滿懷激情地投身于自己所從事的事業，富有活力的教育者能夠喚起學生的求知欲望，另一方面要充分調動學生的激情和渴望等積極情感，只有這樣才能讓學生內心產生一種尊敬和追求，才會在行動上追隨效仿、身體力行。
科學傳播理論范文第2篇
關鍵詞：傳播學導論；案例教學法；應用
中圖分類號：G42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3）04-0138-02
當前，我國約有800多所學校有新聞傳播學教學點，《傳播學導論》課程是高校所有傳媒類專業的專業基礎課和必修課。《傳播學導論》源自西方，不僅理論龐雜，涉及到社會學、符號學、新聞學、心理學、政治學等多門學科的知識，理論思辨性強；而且理論解釋力強，但應用性不足。傳播學中的許多理論對媒介對現實的影響具有穿透性的解釋力，如媒介即訊息，但是理論與傳播媒介的各項實際運用與操作關系甚遠。在應用型院校的教學過程中，為數不少的學生認為這門課程學來無用，因而不愿多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
案例教學是圍繞教學目標，在教師的指導下，讓學生對呈現的典型案例進行討論分析、歸納總結，從而培養其思維能力的一種新型教學方法。在一定意義上它與教授法相對立，它不僅強調教師的“教”（引導），更強調學生的“學”（研討），即教育者根據一定的教育目的，以案例為基本教學材料，將學習者引入傳媒情境中，通過師生間互動、平等對話和討論，提高學習者面對復雜傳媒情境的思辨能力、決策能力和行動能力的一系列教學方式的總和。案例教學的教學模式一種尋找理論和實踐恰當結合點的十分有效的教學方式。筆者在教學實踐中逐漸嘗試運用案例教學法，描述真實的傳媒情境，引導學生主動運用學到的傳播學理論思考、解釋傳播現象，學生的課堂反應和教學效果反響很好。本文將選取武漢公交女司機被打事件解釋擬態環境的環境化現象來解釋案例教學法在《傳播學導論》課程中的應用過程。
一、《傳播學導論》案例教學的實施過程
（一）研發案例
《傳播學導論》課程的案例可以取材于人類社會中的傳播現象，傳媒實踐中經典性的活生生的真實事件。但是，課程中所要呈現的案例，則需要教師在備課階段進行精心的挑選，選中的案例首先要能實現課程的教學目標，其次，應具備一定的時事性、新鮮性和典型性，以更好的吸引學生參與到課程學習中來。只有選擇合適的案例，才能達到案例教學的教學效果。
例如，講述大眾傳播有一個重要的知識點是擬態環境的環境化現象：大眾傳播雖然提示的是“擬態環境”，與現實環境之間有很大的距離，但由于人們是根據媒體提供的信息來認識環境和采取環境適應行動的，這些行動作用于現實環境，便使得現實環境越來越帶有了“擬態環境”的特點，以至于人們已經很難在兩者之間做出明確的區分。在當今各種媒介鋪天蓋地的覆蓋下，這一現象太為常見了，學生們也覺不出有什么不妥之處；而且在很多現象中要想很明確的證明現實環境是由擬態環境轉化的太過武斷。在眾多傳媒現象中，筆者選定了2008年發生在武漢的一個公交女司機被打事件，本來僅僅是現實中的一個普通沖突，一個說話不禮貌的武漢公交女司機罵了車上的東北乘客，被同行的兩個東北男人在公交車上打了一頓；但經由武漢經濟電視臺一次報道“東北打人者不是人，簡直是畜生”直接引發了網絡和現實中武漢人對東北人臭罵的現象，現實社會中承襲了武漢經濟電視臺的觀點。以下簡稱擬態環境的環境化案例。
（二）講課過程中呈現案例
講課過程中，在合適的時機將準備好的案例在課程上呈現，呈現的方式可以多種多樣：教師講述是最常用的一種，或者通過圖片、視頻、文字等多媒體形式呈現，或者打印出來發給學生課堂閱讀，也可以提前一次課就要求學生課下搜集案例材料，上課學生陳述的方式等。不管采用哪種呈現形式，最主要的是需要把案例中的人物、事件、前因后果講述清楚。
例如：擬態環境的環境化案例中，為了讓學生通過現實現象來更好的理解擬態環境的環境化理論，采用多媒體呈現案例的方式。首先，呈現了武漢經濟電視臺對這一事件報道的視頻，視頻中首先記者對武漢司機宋漢芳在醫院的鏡頭，在車上被兩名東北男人打的鏡頭，采訪了宋漢芳的親人們，公交車司機對這一事件的憤慨，視頻中的旁白和主持人的言論都是同一個觀點，兩個不是人的東北人毆打了公交車司機。然后，圖片和文字呈現兩名目擊者對這一事件的看法：乘客“高山無語”在博客中透露：“我親眼看見是她先出言侮辱上車的東北妹，也是她先用手推開東北妹，她以為在她的地盤、她的車上，沒人敢把她怎么樣，更何況她作威作福習慣了。此時東北人并沒有說什么，所謂東北人等車等煩了才大打出手，完全是杜撰出來的噱頭，只是東北妹說了一句‘你們的車好慢’，僅僅這一句，至少我沒有聽見東北人說第二句話。可司機大媽卻沒完沒了，而且是她先動的手，一旁的東北男才這樣憤怒”。該網友指出：“這個女司機不但脾氣不好，而且性情暴躁，乘坐她開的車你不要企圖向她問路，要是向她問路，我保證她會把你損得狗血噴頭”。目擊網友“記錄與青春有關的日子”在博客上寫道：“當時我在車的中間，聽到有個女的在前面說，怎么來車這么晚。那女司機說的什么我沒聽清楚，但語氣非常不好。因為我也是外地人，對東北口音聽得非常清楚。那女司機就說了一些之類的話，后來我伸頭往前面看的時候，就打起來了。”最后，文字描述這一事件的進展，2008年9月，一則武漢經濟電視臺播出的電視新聞“武漢女司機被打”播出后，一些傳統媒體和網站在不斷轉傳的過程中，標題從《公交司機被打》到《東北人打武漢公交司機》，到《東北男人打武漢女公交司機》，再到《2個東北男人打1個武漢公交女司機》，一件普通的社會沖突事件，被傳媒演變成不同地區籍貫人之間的沖突，網上各大論壇形成了以區域劃分的武漢和東北兩大PK陣營，互相攻擊、謾罵，無所不用其極。大概用將近6分鐘的時間呈現該案例的來龍去脈。
（三）教師提出問題，學生相互討論
所呈現的案例，具備趣味性、實踐性能很大程度的激發學生認知這一事件的興趣，但是，對于案例中所蘊含的知識卻不可能通過了解了案例就可以知曉，這時需要教師適時的提出問題，學生圍繞問題，結合這一案例中的表現進行討論，從而達到掌握知識點的教學目標。一般情況下，教師更多的采用啟發式提問方式。
例如，在前述案例擬態環境的環境化案例中，提出以下幾個問題：1.網友記錄與青春有關的日子即現場目擊者了解這件事情的渠道與武漢經濟電視臺的觀眾了解這一事情的渠道有什么不同？2.現場目擊者會不會參與到網絡上的武漢人與東北人的對罵，武漢經濟電視臺的觀眾會不會參與到對罵的隊伍中？這兩者行為的區別是什么？3.為什么會有現實社會中的一起小糾紛會發展到武漢人與東北人的對罵？誰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4.怎么樣解釋這種現象的轉變？現實社會中還有沒有類似的事情發生？5.這一原理能同樣解釋網上流行語“要想富做手術，做完手術告大夫”和現實社會中越來越多的醫鬧現象發生的契合性嗎？
提出問題后引導學生進行課堂討論，鍛煉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提升學生的表達能力。在課堂討論的環節，教師已經從傳統課堂的知識的講授者的角色轉變為課堂上知識的引導者，根據學生討論及其發言的情況適時引導，防止學生討論的話題分散或者跑題，使學生僅僅圍繞所呈現的案例進行討論，才能較好的實現其教學目標。
（四）教師進行課堂總結，并給出評價
案例討論結束后，教師要及時進行課堂總結。課堂總結有兩個主要目的，一是對學生討論的結果進行分析，從而從案例的討論中總結概述出所要學習的理論知識點，如前述案例中現代社會中信息環境的環境化現象，加深學生對知識點的理解；二是對學生的課堂表現進行評價，學生在課堂中的參與程度可以納入到學生平時成績的考核，期末考試和試卷分數以不同的權重參與到學生該門課程的期末成績評定，從而更好的調動起學生學習過程中的興趣和動力。
二、《傳播學導論》課程案例教學中應注意的問題
案例教學中首先要注意的是選取的案例應具備針對性，有兩層含義：第一意思是指選取的案例要具備理論的針對性，課堂上所選的案例能涉及所要講述的理論知識點，滿足教學目標的需要，而不能僅僅是為了案例而講案例；二是教學對象的針對性，《傳播學導論》課程面對各科背景的學生，理科類、文科類和藝術類都有，對于理科和文科類的學生應該鼓勵他們自己搜索、總結和陳述案例，而對于藝術類的學生則需要選擇事件的來龍去脈簡單、清晰，篇幅不是很長，涉及的知識點不是很多的案例，從而更有效滴激發起藝術類學生學習該門課程的積極性。
其次，教學中選擇的案例應具備時事性。新聞傳播領域關注的就是實時發生的新事、奇事和大事。而《傳播學概論》課程的學習主體一般是與媒介相關的專業，這些專業的學生具備非常關注時事的專業素養。例如，講解第三人效果假說時，2011年之前用的是蕪湖藍藻引發的水污染事件中的搶水現象，可在2011年春天日本發生地震之后在中國沿海發生的搶鹽風波之后，假說案例就更換為分析民眾的搶鹽行為。
三、結 語
科學傳播理論范文第3篇
“談到科學的研究方式，我們就遇到兩個相反的方式，每一個方式好像都要排除另一個方式，都不能讓我們得到圓滿的結果。”黑格爾在《美學》(第一卷)中如是說。他所指的兩個相反的方式是：經驗作為研究的出發點;理念作為研究的出發點(即善本身，美本身和真本身);以及兩者的辯證觀“經驗觀點和理念觀點的統一”。[1]黑格爾對美的研究方式的分類也適合于對哲學研究方式的分類，對社會科學的研究也同樣具有指導意義。而現代科學哲學和學科哲學的發展對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影響尤為明顯，例如卡爾波普爾的《客觀知識一一個進化論的研究》[2]、《科學發現的邏輯》[3]、《猜想與反駁》[4]對歸納問題的解決和對知識進化、證偽主義的提出都直接影響了后來的社會科學的研究。此外，現代學科之間界限的模糊與學科的交叉也衍生出一些適用于跨學科、跨文化研究的研究方法。比如人種志作為一種研究方式產生于人類學的研究，而隨著這種研究方法的成熟，也被廣泛運用到營銷學、社會學、文學研究諸領域。然而從現有的廣告學學術研究成果來看，雖然有部分知名學者開始從自身的學科背景出發，以美學、哲學、文藝學、史學的理論切入到廣告學的研究中，[5]但是尚無學者站在理論的高度對廣告學理論體系進行深入細致的梳理，更沒有人系統地從研究方法的角度歸納廣告學學術研究。從哲學的向度到具體研究的過渡就涉及到科學范式(Paradigm)的問題。因此，在廣告學學科范圍內研究范式，對廣告學學術研究從混亂的、不自覺的經驗性探索階段過渡到自覺的理論研究階段具有重要的意義。
庫恩認為，科學進步是常規時期和革命時期交替出現的過程，其中的核心概念就是科學范式。[7]在《科學革命的結構》(TheStructureofScientificRevolution)—書中，庫恩所說的“范式”主要指向自然科學領域的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達爾文進化論、牛頓力學、相對論等科學理論。他指出了“范式”的固守作用以及“范式”的演變和與之而來的研究方向與視野的變化。隨著歷史的發展和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理論滲透，人們對范式理論的應用遠遠超出了自然科學的范疇，開始將“范式”概念引入到社會科學的研究領域中。但由于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差異性，社會科學中的所謂“范式更替”的模式與庫恩所說的自然科學并不完全相同。因為自然科學追求的是必然性結論，所以自然科學家相信一個范式取代另一個范式代表了從錯誤觀念到正確觀念的轉變;而社會科學的發展體現更多的卻是理論的選擇性與可能性，因此社會科學的理論范式只有是否受歡迎的變化，很少會被完全拋棄，這樣就決定了社會科學理論中的范式的更替和轉換主要體現在科學理論發展的深度、廣度和維度的拓展上，而并非完全是自然科學中所謂的“科學革命”[8]。既然在社會科學中，不同研究范式的更替所展現的是科學理論的廣度、深度的拓展以及研究視角的轉換，這就為社會科學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從而為社會科學研究的多樣性奠定了基礎。
在庫恩看來，“范式”集科學理論、方法和研究主體的心理特質三個層面于一體，是一個具有層次結構的、多方面功能的范疇。[9]在廣告學研究中，庫恩所指出的這三個層面都有自身的學科特殊性。因此，廣告學研究的范式體系具有其自身的特點。
第一，“范式”指“科學共同體”。庫恩所說的“科學共同體”，就是指在科學發展的某一特定歷史時期，某一特定研究領域中持有共同的基本觀點、基本理論和基本方法的科學家集團。而在社會科學中，范式的選擇受到研究者的政治立場、研究視角以及研究目的等等的影響，而形成不同的學派和思潮。廣告學的研究者亦同樣，他們基于共同理論和共同方法，在一定時期內形成一定的共同觀點。他們或者以廣告學自身的理論、或者以其他學科的理論關照廣告學的研究，從而形成了不同的研究取向甚至是不同的學術流派。[10]
第二，“范式”指置于科學技術發展歷史背景中的某一時代的科學理論系統，即一定時期的學科發展現狀以及方法論和技術上的時代特征。同樣，廣告學比其他社會學科具有更強的時代性。雖然廣告學的歷史并不
久遠，但是各種哲學流派、社會思潮的沉淀給廣告學的研究提供了更廣闊的視域。因此，與其他學科相比，廣告學在理論上具有多樣性的特征。同時，隨著業界的進步，廣告學理論也不斷更新，深入到業界的各個環節。
第三，“范式”還包含了世界觀。在自然科學的范疇里，用范式作指導進行科學研究，包含一些或明或暗的前提：什么是構成宇宙的基本實體?它們之間如何相互作用等等。與自然科學不同的是，社會科學的研究具有約定俗成性，而沒有自然科學所謂的基本的世界觀問題。在社會科學中，范式的應用涉及到研究者的立場問題。而這種立場上的區別具有不可通約性，主要是由于不同的范式(立場)采用的研究語言、研究材料、所關注的問題等方面的差異。在廣告學的研究中，不同的廣告學研究者們從自身的學術背景、自己的立場、自己所掌握的感性材料、自己所承擔的社會責任等方面都具有不可通約的差異。
從以上三個層面可以看出，“范式理論”在廣告學研究中不僅適用，而且必須受到足夠的重視。縱觀國內現階段廣告學的研究，“范式理論”的應用一方面可以為理論研究者們帶來新的視角，另一方面可以供廣告學的研究者甚至是廣告學的學生梳理出廣告學研究的不同視角、不同理論維度、不同方法。
成熟研究范式的意義：來自傳播學的啟示
著名的法國左翼學者阿芒馬特拉在《傳播學簡史》中不無遺憾的說：“沒有任何一個學術領域像傳播學那樣被很多人認為：這是一片處女地，一切都有待開創。”[11]一方面緣于傳播學研究對象的廣延性，另一方面源于傳播學基礎理論的交叉性，傳播學作為一個自足的學科仍舊充滿了多義性、不明確性甚至是混亂性。但值得欣喜的是，近年來傳播學的研究開始走實用主義和“超科學”(學科泛化和邊界模糊)的誤區，開始形成自己的研究取向和基礎理論。然而，當我們用同樣的標準審視廣告學的時候，這種荒涼感卻更加強烈：研究者猶如置身于理論的荒原，無遠弗屆而無處措足。雖然與其他成熟的社會學學科相比，傳播學在學科范式的建構上仍不夠成熟，但同時也不能否定這種研究范式的分野在具體研究中的表現越來越明顯。
鑒于范式具有難以辨認的特點(事實上，一個研究可能跨越不同的范式)。對范式的認識有助于認清各種觀點、流派的淵源與演變，更有助于研究者認識到自己視野的局限從而開拓新的研究領域。在傳播學研究中，已有學者開始從范式的角度切入到對傳播學理論、流派等的研究。胡翼青在《傳播學：學科范式與范式革命》中稱：“傳播學的范式就是研究傳播的不同方法和思路。”[12]李舒在《傳播學方法論》中雖然對這一概念進行了厘正，但仍語焉不樣，對它們的具體區別與聯系存而不論，在行文中仍將范式與方法論相互指代，[13]更沒有從范式的角度去進行傳播學理論研究。劉海龍的《大眾傳播理論：范式與流派》一書富有遠見地將大眾傳播的研究分為三個范式：客觀經驗主義范式、詮釋經驗主義范式、批判理論范式，并對每種范式進行了理論上的界定。據作者所言，全書的知識結構就是圍繞著這三個研究范式展開。其中經驗學派對應客觀經驗主義范式、批判學派對應批判理論范式、多倫多學派對應詮釋經驗主義學派。[14]筆者認為這種粗淺的分類和稍欠斟酌地將學派與范式進行比附仍是值得商榷的事情，但是從作者試著構建一個成熟的研究范式體系的角度看，《大眾傳播理論：范式與流派》一書仍然是一次極具重要意義的嘗試。
傳播學的范式研究在學科研究的趨向性、理論發展的可能性、研究主體的價值性等方面均取得一定的成果，它讓我們看到：成熟的學科范式建構對學科未來的學術研究走向具有深遠意義。但同時，范式理論在理論界也受到部分學者的質疑。
1.學科研究的趨向性
對傳播學范式的研究表明，由于不同研究范式的分野和研究主體在經驗上的差距，學科內部表現出不同的研究取向。對象、目標的差距過大，使得傳播學研究范疇不斷擴張，有學科泛化的趨向。但是，范式理論在指導研究者開拓新的研究領域方面的價值仍然不可忽視。
2.理論發展的可能性
各種哲學流派，社會思潮的沉淀給不同學者的研究提供了廣闊的視域。在相對靜態的時間內，范式研究為研究者帶來了審視理論發展可能性的廣闊視角。
3.研究主體的價值性
范式的應用涉及到研究者的立場問題，而這種研究立場的區別具有不可通約性。在傳播學的研究中，這種主體的價值判斷尤其明顯。對傳播學不同研究范式的理解有助于澄清不同研究者的價值立場。
4.范式理論暴露的自身弊端
對范式理論科學性的質疑始終存在：這一方面指向范式理論解釋社會科學問題的模糊性;另一方面指向范
式理論帶來的相對主義的問題。在傳播學研究中，第一方面的問題導致學者們在對傳播學范式研究中的含糊與分歧;另一方面的問題導致傳播學理論研究的學科邊界虛無化和學術的無中心化。
科學傳播理論范文第4篇
成就
1.從“傳者中心論”向“受眾中心論”轉變,受眾在傳播中的地位日益提升
在“傳者中心論”的影響下,研究大陸傳媒的學者在傳統上較注重于媒介機構和媒介內容,對受眾及媒介效果均缺乏足夠的注意和研究。在有關的英文文獻中,有上百本書和論文涉及大陸傳媒系統的體制、運作、內容等;但論及大陸受眾行為及官方宣傳效果的寥寥無幾。①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一方面受西方效果研究越來越重視受眾認知的影響,另一方面由于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受眾在傳播效果發生過程中的重要地位被充分認識,“受眾―效果”成為效果研究中與“內容―效果”并重的兩大方向之一。童兵教授提出,效果的實現,需要傳播者、受眾的良性互動,需要相當質量的信息,需要暢通無阻的傳播渠道。所有這一切共同協調運作的結果,就是滿意的傳播效果的獲得。徐耀魁認為,效果是傳播目的的最終體現。而這個體現者恰恰又是受傳者,所以,研究大眾傳播的效果與研究受眾關系極為密切。
2.開始重視西方傳播效果研究經典的翻譯和引進
1978年開始,復旦大學的鄭北渭、陳韻昭,中國人民大學的張隆棟、林珊等著手在中國內地正式翻譯和介紹傳播學。賽弗林和坦卡德的《傳播學的起源、方法與應用》、施拉姆和波特的《傳播學概論》、德弗勒等人的《大眾傳播通論》、席勒的《大眾傳播與美利堅帝國》、巴格迪坎的《媒介的壟斷》、甘斯的《決定什么是新聞》等相繼被譯成中文,但這些都不是專門研究傳播效果的著作。
西方媒介效果研究著作的英文影印本和譯著隨著新世紀的到來相繼出現,其中著名者有:洛厄里與德弗勒合著的《大眾傳播研究的里程碑:媒介效果》、斯帕克斯的《媒介效果研究概論》、齊爾曼等人編著的《媒介效果:理論與研究前沿》,以及陸劍南等翻譯的《傳媒效果概論》等等,研究者終于開始把握到世界傳播效果研究的脈搏。
3.研究方法受到重視,傳播效果實證研究逐步開展
中國傳播效果研究長期以思辨為主,實證研究范式缺失。上世紀80年代初,西方實證研究方法開始被引入中國。198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和首都新聞學會共同發起了北京地區讀者、觀眾、聽眾調查,這是我國進行的第一次大規模的受眾調查,規模大、統計規范、權威性強,在國內外引起很大反響。此后卜衛的《走進地球村――中國兒童與大眾傳播》,孫五三主持的“媒介行為與觀念現代化研究”、郭建斌《獨鄉電視》中對云南獨龍江鄉進行的民族志研究等,也是較為成功的傳播效果實證研究。2000年之后,直接以效果為題的著作開始陸續出版,龍耕的《電視與暴力:中國媒介涵化效果的實證研究》、柯惠新等人的《媒介與奧運――一個傳播效果的實證研究》、丁未的《社會結構與媒介效果――“知溝”現象研究》、肖明的《傳播學視角下的艾滋病議題:議程設置過程的實證研究》等,是其中的佼佼者。
4.在傳播效果研究本土化進程中,出現了一批富有原創性的理論成果
傳播學研究本土化包含如下內容:一要加強對中國傳播歷史和古代傳播思想的研究;二要加強對中國傳播事業發展現狀的研究;三要進一步加強對西方傳播理論的研究;四要建立有中國特色的傳播理論體系。②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中國大陸社會科學研究的復興,在港臺及海外華人學者的推動下,“本土化”作為傳播學術研究的價值取向受到重視,出現了一些富有原創性的理論成果。
一些學者嘗試用現代傳播學方法闡釋中國傳統文化,并研究其中具有中國特色的傳播觀念與傳播形式,涌現出一批成果,如張玉法所著《先秦的傳播活動》、尹韻公著《中國明代新聞傳播史》、沙蓮香主編的《傳播學》、吳予敏的《無形的網絡――從傳播學角度看中國傳統文化》、李敬一的《中國傳播史》、孫旭培主編的《華夏傳播論》、李彬的《唐代文明與新聞傳播》等,書中或多或少都涉及了傳播效果或影響問題。
理論建構方面,以黃星民提出的“風草論”和李希光提出的“妖魔化中國”理論最為典型。“風草”一說出自《論語》中的“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風行草偃”講的是德教化民的道理,是說君子的德教傳播,如風掠過,老百姓接受,會產生像草應風匍匐一樣的效果。那么,要想讓老百姓能順應你的意向,信息就得源源不斷地送過來,才能使他們一直處于接受的狀態。③循序漸進的“風草論”堪稱中國傳統的“潛移默化式”傳播的代表性觀點,孫旭培教授認為比西方的“魔彈論”貼切得多。“妖魔化中國”理論是李希光教授通過對美國媒體報道的親身感受和實證研究得出的,在國際上產生了較大影響,“妖魔化”即對他國形象的誤讀,反映了國際報道中大眾傳媒為國家服務而不惜損害受眾信息利益的一種普遍現象。
不足
盡管已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從總體來看,目前我國的傳播效果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其特點是現狀把握型和經驗總結型的描述研究多,而深入進行學術探討和理論分析的研究少,對理論模式的總結不足,這一現實影響了效果研究在內地的進展。雖然效果研究在中國傳播學中的地位日漸提升,但相對于西方經多年積累而成的研究慣例與研究根基,中國媒介效果研究依然略顯落寞,媒介效果尚未成為一個獨立的、焦點性的研究議題。主要表現為:
首先,在著作譯介方面,與“傳播效果研究”相關的譯著在傳播學整體譯著中比例較低,效果研究明顯是傳播學譯介方面的弱勢群體。
其次,效果研究視野過分狹窄,缺乏理論創新。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提出了科學革命的圖式,認為科學的發展歷程遵循“前科學-形成規范-常規科學-反常-危機-科學革命-(新規范的形成)-新的常規科學-新的反常與危機-新的科學革命”的模式。
大眾傳播效果研究發展到今天,似乎進入庫恩所謂的“常規科學”階段,效果研究領域更多地呈現以幾篇經典論文為基礎的“倒金字塔現象”――即“大量論文都直接或非直接地與處于塔頂的幾篇論文發生聯系”,不斷重復驗證和發展著已有的少數經典理論或理論假設。當前的研究過多地沿著已有的理論或理論假設的思路,只是將之應用于新的媒介、新的內容、新的國家和地區,或者增加新的變量,缺乏對整個社會系統中媒介與受眾關系的宏大想象,影響了原創性理論的產生。④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真正意義上的原創效果理論僅有“第三人效果”理論一種。
第三,在研究成果方面,受學術訓練、研究方法和經費等因素的制約,中國大陸傳播學的實證研究在數量上偏少;在取向上著重于在中國具體環境下對單個的西方媒介效果理論進行運用和測試,缺乏對媒介效果研究的整體考察與系統觀照;在研究方法上既難以復制西方學者設計合理、數據嚴密的實證研究,又因急于突破傳統而不愿重復中國學者更為擅長的理論思辨,因而也缺少了宏觀大氣的整體反思和批判精神。
學者周葆華認為:中國的傳播效果研究,經過了初始的“理論缺位”階段,到西方經典傳播效果“理論檢驗”階段,已經有可能走入結合西方理論與中國現實的“理論建構”或“理論創新”階段。此外,目前效果研究領域正在進行的傳統和批判兩大學派理念和范式的整合,相信會成為媒介效果研究新動向的起點。
注釋:
①祝建華:《中文傳播研究之理論化與本土化:以受眾及媒介效果的整合理論為例》[J],《新聞學研究(臺灣)》,2001年第68期
②李敬一:《中國傳播史(先秦兩漢卷)》[C],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③孫旭培:《我國傳播學研究向何處去》,academic.省略/article.php?id=2394
科學傳播理論范文第5篇
關鍵詞：思想政治教育；理論與實踐；傳播學；啟示；貢獻
中圖分類號：D6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20-0260-02
在我國，傳播學從思想政治教育那里汲取了新的經驗與動力，思想政治教育的有關理論與實踐對我國傳播學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人們以往更多地從傳播的角度去理解、認識和研究傳播活動。目前，從思想政治教育角度研究傳播學的文章寥寥無幾，筆者從一個新的角度探究傳播學的相關問題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對傳播學的啟示。
一、思想政治教育與傳播學
1.思想政治教育的含義與由來
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會政治組織和社會群體用一定的思想觀念、政治觀點、道德規范，對其成員施加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影響，使他們形成符合一定社會或一定階級所需要的思想政治品德的教育實踐活動[1]。作為一種實踐活動，其目的在于幫助人們形成符合社會要求的思想政治品德，主要幫助人們解決“做什么”、“怎樣做”的問題。
2.傳播學的含義
傳播學是研究人類社會信息傳播現象和行為及其規律的人文社會科學[2]。傳播學是一門交叉性的邊緣學科，它的產生是借鑒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理論和方法的結果，它于20世紀40年代在美國產生。
西方有四位學者的研究和學術活動對傳播學的建立產生了直接的影響，他們被稱為傳播學的四大奠基人，分別是拉斯維爾、霍夫蘭、盧因和拉扎斯菲爾德。1948年，哈羅德·拉斯維爾發表了著名論文《傳播在社會中的結構和功能》，正式拉起傳播學的研究大旗。他的“五W”模式勾勒出了傳播學研究的五個領域，即傳者研究、受眾研究、載體研究、內容研究及效果研究，對形成傳播學的理論體系的基本構架有重要意義，傳播學的集大成者是施拉姆。20世紀50年代后，傳播學開始傳入歐洲，在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南斯拉夫和前蘇聯等國生根發芽。此后傳播學又在日本、印度、我國臺灣、香港等亞洲等國家和地區等流傳[3]。中國內地于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引進傳播學，但是我國引進傳播學的時間較短,研究成果還不突出,對社會的影響尚不大。
二、思想政治教育與傳播學的辯證關系
思想政治教育與傳播學之間具有本質性的聯系，從概念上看，思想政治教育也屬于傳播的范疇。思想政治教育實際上就是一種特定的傳播，教育的過程就是一個傳播過程[4]，教育已經被看成是一種傳播活動。
從思想政治教育的視角看，傳播者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體，受眾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客體即受教育者，信息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媒介是思想政治教育者對受教育者宣傳教育時所使用的溝通渠道方法和載體，效果是思想政治教育受教育者在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內容后所作出態度、行為的變化的反應。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與傳播學是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相互制約的關系。
三、思想政治教育對傳播學的貢獻
我們從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體、客體、內容、媒介以及主體對客體的反應這五個方面，對影響傳播學中傳者、受眾、內容、媒介、效果的思想政治教育原理與實踐進行分析，有利于發現傳播學研究中的不足與缺陷，從而為傳播學的研究帶來新的啟示。
1.從思想政治教育主體看
思想政治教育主體即思想政治教育者。廣義的思想政治教育者包括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組織機構。狹義的思想政治教育主體是指根據一定社會、階級的要求，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自覺地對教育對象的思想政治品德施加可控性影響的組織者和教育者。
作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體，必須要以一定社會和階級的要求作用于教育對象，而不能以任何個人或小團體的愿望和要求影響教育對象；必須是有目的、有計劃和自覺的，而不是盲目的、隨意的；也必須是以培養教育對象的思想政治品德為其活動的指向的人。有關教育主體最具代表性的理論是灌輸理論，新時期的灌輸理論不僅要求灌輸者要堅持灌輸對象的層次性，而且要堅持灌輸內容的科學性與針對性。其一，思想政治教育主體要根據不同受教育者的實際情況合理設計思想政治教育內容。其二，教育主體要堅持以科學的態度對待，著重把落腳點放在解決受教育者的思想認識問題和面臨的現實問題上。
對于傳播學中的傳播者，筆者認為以上提到的兩條有關思想政治教育主體的新時期灌輸理論對傳者具有深刻的啟示。
第一，作為傳者，在傳播過程中負責搜集、整理、選擇、處理、加工與傳播信息[5]。所以，要做好“把關人”的角色，傳播者個人因素如政治素養、知識架構、價值判斷等也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傳播者要根據不同的受眾群搜集和選擇信息，對受眾實際需要的信息進行加工處理和傳播，在選擇的過程中要更加突出信息的政治性以及教育性意義。
第二，近些年來，隨著網絡時代的到來，網絡傳播中把關人角色缺失，他們不能對信息進行充分的篩選、過濾，使得一些“垃圾信息”存在于網絡空間里，給受眾帶來了不良影響。因此，作為傳播者，要堅持以正確科學態度對待傳播，尤其是網絡傳播，在實踐的過程中，要更加注重自己的社會責任，把落腳點放在受眾關注的實際問題上，而不是自身或團體的利益上。
2.從思想政治教育客體看
